《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以下简称《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实施,使长期以来中国反对食物浪费实现了由道德约束到法制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该法律是在当今世界食物浪费现象普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物浪费问题的背景下颁布的,意义重大。这部法律为中国反食物浪费社会实践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全球反食物浪费事业提出了中国答案。《反食品浪费法》具有注重顶层设计、立法过程快捷简明,立法目的鲜明、节约资源融贯始终,法律措施全面、规制责任主体广泛,社会多元共治、凸显节粮治理效能,依法施策、致力于服务粮食安全战略,坚持德法并举、推动节粮意识转为法律约束等显著特点。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反食品浪费法》在实施中,目前仍需解决进一步厘清权责、细化标准体系和加强基础支撑等关键问题,有关部门应着重通过采取建立长效监测评估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监测评估方法体系和加强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等措施,规范和指导《反食品浪费法》落地实施,充分发挥其规制和规范全社会各种各样食物浪费行为的作用,有效减少食物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推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的食物浪费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应用。为了推动食物浪费的减量,亟需构建覆盖全国的、系统性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并实现食物浪费的定量监测与评估。本文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过程政府及社会中各界的主要关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食物浪费的相关研究,辨析了食物浪费的定义及主要演变,论述了全球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进展,提出了通过餐厨垃圾,将食物浪费从传统概念向广义概念延伸的理念,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反食品浪费监测与评估指标。本文旨在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食物浪费的监测和评估提供科学参考,从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2.3的实现提供借鉴。
中国遏制食物浪费已上升至法律层面,但执法实践亟待科学支撑。餐饮业是中国食物浪费的重灾区,动态监测和定量评估餐饮业食物浪费情况是执法实践的必要前提和首要基础工作。本文提出利用餐饮垃圾量作为核心指标来监测餐饮业食物浪费情况,并以2015年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萨4个城市174家餐饮机构3371份餐桌的实地调研数据开展了实证研究,定量揭示了以餐饮垃圾量作为核心数据开展监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引入关键参数
绿色食堂是实现绿色餐饮的重要构成,构建科学的绿色食堂评价指标体系对餐饮业健康良性发展十分关键。目前,国内缺乏关于绿色食堂的有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遵循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动态性五大原则,探索构建了中国绿色食堂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从反食品浪费与绿色消费、食品安全与营养、节能减损、污染物控制、绿色服务与运营管理5个方面17个指标给出相应的评价标准并赋权。最后,本文以高校食堂为例,通过全国层面的数据调查和个别高校的案例研究,从反食物浪费的现实需求和消费者认同视角,证实了评价绿色食堂需要对反食品浪费和绿色消费指标予以高度重视。本文为绿色食堂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初步依据,有助于《反食品浪费法》在食堂场所的实施实践。
“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使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内女性食物浪费行为对防止家庭食物浪费起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基于双系统理论,通过事件相关电位实验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测度不同性别群体的食物浪费程度,并探究影响不同性别群体食物浪费程度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性别实验参与人均出现了明显的N270脑电成分,表明其食物浪费程度均较高,且女性比男性表现出了更明显的食物浪费倾向;（2）相对于90后与00后,50后与60后女性消费者面对食物倒掉刺激材料能诱发更为显著的N270,即年长女性的食物浪费水平显著低于年轻女性;（3）与女性相比,提高男性的节约意识对于减小其食物浪费意愿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以期从性别特征角度为《反食品浪费法》的高效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节庆期间食物消费是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组成,但目前缺乏对其特征结构的精准刻画。本文利用大学生网络,于2018年春节期间实地入户称重调研,获得连续3天192户1728餐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一手数据,定量分析居民春节期间食物消费与浪费的结构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春节期间,人均食物消费量为541.05 g/(人·餐),浪费量为30.72 g/(人·餐),浪费率为5.68%,高于非节庆时期3个百分点。（2）食物消费多为生鲜食品与平日不会每日购买的“奢侈品”,以蔬菜（21.73%）、肉类（17.77%）、大米（12.45%）、水果（8.39%）和水产类（7.88%）为主。食物浪费结构与食物消费结构相似,以蔬菜（26.20%）、肉类（21.58%）、大米（16.34%）、水产类（11.78%）和酒水（8.43%）为主。（3）春节期间,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食物消费水平差异显著,城乡家庭、不同收入及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食物浪费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和浪费量均高于城市家庭;经济水平高和人口规模小的家庭食物消费和浪费量更高。研究结果定量刻画了中国居民春节期间的食物消费特征,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中食物浪费的监测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日常饮食变得更加丰富,但肥胖和食物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中国28省（市、自治区）1562户农户调查数据,在评估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数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肥胖对农村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每天浪费1.62%的食物,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食物浪费现象更为严重。（2）肥胖与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伴随农户收入持续增长,农村肥胖问题凸显的同时,也容易引发食物浪费问题。（3）肥胖对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户主小于60岁的情况下,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户主大于等于60岁的分组中,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不显著。
食品浪费监测和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本文依据《反食品浪费法》的原则和要求,从科学性和实用性出发,探索提出“图像法”以推动食品浪费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工作的有序开展。本文以北京典型食堂食品浪费情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图像法开展实证研究,并利用称重法进行对比验证。研究表明：基于图像法所获得的北京典型食堂人均食品浪费指数为0.64,比称重法所得结果低了0.02;基于图像法所获得的人均食品浪费量为58.62 g/(人·餐),比称重法所得结果高出了4.28%;两种方法所得的人均食品浪费指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r =0.76,p<0.01）,且有很好的一致性（CCC=0.757,p<0.01）,表明图像法可以有效评估典型食堂的食品浪费程度;利用图像法开展食品浪费监测和调查时,结合餐厨垃圾量能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本文探索了一个科学、便捷的食品浪费监测和调查方法,以期为《反食品浪费法》的全面推进提供科技支撑。
游客食物浪费是中国食物浪费的“重灾区”,给旅游地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探讨了游客食物浪费行为驱动因素及监测评估技术。结果表明：（1）消费性与文化性、复杂性与冲动性、必然性与象征性、习惯性与探奇性是游客食物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2）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传统文化及政策的推动作用,旅游企业运营管理及上下游产业链利益主体的促进作用,游客食物消费的情境性及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引致作用是驱动游客食物浪费行为的重要因素。（3）游客食物浪费量的测度方法有食物日记法、直接测量法、质量平衡法、废物成分分析法、调查统计方法和树形结构模型,其行为评估主要运用问卷、访谈等定性分析,监控方式有采购和库存表、车载车辆称重设备、食品垃圾自动跟踪系统专利技术、智能菜单等。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落地实施、提高相关部门减少游客食物浪费决策的精准性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食物浪费问题严重,对粮食安全及资源环境构成重大挑战。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开启了食物系统节流战略的顶层设计,而具体可操作的落地机制亟待探寻。研究通过政策归纳总结、趋势统计、对比分析等方法,参考日本官方网站发布的第一手资料,从法律演进、政策目标、机构职能、监测体系、国民行动等方面梳理了日本减少食物浪费的做法。研究指出：日本通过扩大生产者责任、制定食物系统节流目标、构建食物损失监测和核算体系、开展多部门协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反食物浪费政策保障体系。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未来反食物损失和浪费的政策路径与对策：食物安全理念应由增产导向转为开源、节流双向发力;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约束性;开展跨部门协作机制,全环节减少粮食浪费;构建食物损失和浪费监测核算体系,分行业分对象设计节流目标。
为探明“城市化如何驱动食物系统变化”以及“食物系统变化蕴含何种人地耦合关系”的问题,本文以北京食物系统为例,研究了该食物系统自1978年以来的演变过程,揭示食物系统演变蕴含的人地耦合关系;并建立食物系统变化指标体系和城市化驱动力指标体系,运用驱动力评价、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回归分析与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北京食物系统演变的驱动力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近40多年来北京食物系统总体经历了本地农业生产不断弱化、食物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食物流通里程不断增加的演变过程。这种变化从地理学视角来看本质上是城市食物消费蕴含的人地耦合关系从邻近扩展到更远距离的过程——即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的演化过程。在驱动该过程的影响因素中,居民收入增长是主要的初始驱动力,要素非农化是主要中间环节,人口集聚则具有最广泛的影响,最终导致外埠供应比例不断上升,食物里程持续增长。研究表明：蕴含在食物系统中的人地关系不只局限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区域,而是以“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整合“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的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来认知此类开放系统中的人地耦合关系。
近年中国粮食国际依赖程度持续上升,降低损耗、避免浪费成为解决粮食安全体系韧性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不同地域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明显不同,实施开源节流的食品供应保障政策法规必须重视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差异性,因此基于全球化视角解析居民食材的本地供应比例及其地域差异成为有待补阙的课题。为此,以烟台、兰州、新乡、九江4个城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4个城市食材消耗和对应生产土地需求量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不同食材与对应消耗的土地资源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且这一差异与城市自然本底和居民饮食习俗密切关联;（2）4个城市居民食谱的全球化、本土化和本地化具有明显区别,虽然不同食材的本地化程度差异相对较小,但全球化程度差异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探讨了粮食安全与反食品浪费的政策建议：一是反食品浪费的政策法规实施,需充分结合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性特征,建立针对性的食材消耗标准与动态监测系统;二是在全球波动、强调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讨论城市预留本地食材供应的战略性产地的可能性,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旅游产业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CCR模型和熵权法测算了各地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和地理探测器探讨了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随时间演化而波动上升的态势,同时两者在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2）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耦合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从“初级耦合协调”到“中级耦合协调”的演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化特征;（3）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业人数）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核心驱动要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为研究区,基于乡镇域尺度分析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乡镇的乡村单一功能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在沿海小范围聚集,工业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边缘郊区和南部乡镇,生态保育功能西部山区大于东部乡镇,而旅游休闲功能主要分布在中北部乡镇和平潭岛;（2）依据LSE模型,将研究区乡镇划分为五功能、四功能、三功能、双功能复合区和单功能主导区,其中拥有五、四功能复合区的乡镇共计58个,占比45.68%,说明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3）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乡村地域初始与特色功能,地理区位因素促进乡村功能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经济是优化乡村功能的基础因素,政策资金是推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扶贫网络研究有助于解构扶贫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方式,挖掘扶贫要素的空间适配机制,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一定借鉴意义。基于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构建了区域间的扶贫关联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及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了多尺度扶贫网络格局、网络结构及其减贫效应,得到结论如下：（1）多尺度视角下的网络格局的空间异质性明显,企业的扶贫行为趋于空间邻近区域,空间指向性较强,城市间的精准扶贫关联网络呈现由“少核互联”的较稀疏网络向“多核交织”的密集型网络演进。地理距离对企业扶贫的约束仍然存在,但约束性逐渐降低。（2）扶贫关联网络复杂度不断强化,净溢出、经纪人、净受益和双向溢出四个板块间的溢出效应明显。（3）扶贫关联网络中扶贫多元化提升、区域连接数增加、区域联系强度增强及区域节点中介性提升对产业扶贫效应的发挥具有促进作用。
发展生态产业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经,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8年研究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生态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且在江西省境内呈现出西北地区高—高集聚,东南地区低—低集聚的现象;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提高不仅会显著促进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还会提高邻近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水平。
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的方针为导向,基于栅格尺度评价生态安全状态,并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实施精准修复、降低生态修复成本以及增加生态修复效益。本文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从环境基底和人类干扰的视角遴选评价因子,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SPCA）基于栅格尺度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将宏观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现实约束条件与栅格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相结合,实现精准的生态修复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偏低,中度安全水平及以下的面积为1391.6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1.35%,生态安全格局总体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特征。肃州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共划分出5个类型区,其中生态恢复区面积最大,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6.17%。生态控制、生态保育、生态提升和生态整治四个类型区在乡村分布最多,说明肃州区乡村生态修复的复杂度、难度和重要程度更高。本文运用新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思路,以期丰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理论与方法。
以苹果为主的黄土高原经济林果种植规模持续扩张,耗水量不断增多,潜在的水安全风险增大。量化苹果生产水足迹,讨论苹果生产扩张带来的水安全风险,对科学指导未来黄土高原苹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ArcGIS和CROPWAT软件,选取2000—2019年黄土高原44个市（州）,探究了苹果水足迹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水安全风险。结果表明：2000—2019年,黄土高原苹果种植面积增长了1.3倍,产量增长了3.1倍,呈“北移西扩”的发展趋势;苹果绿水足迹占比的空间分布与降雨量基本一致,从东南向西北递减,蓝水足迹空间分布正好相反;苹果水足迹总量从74.42亿m3增长到108.04亿m3,占农业耗水量的比例由42.78%提升至65.63%,灰水足迹占比高达13.88%,黄土高原苹果生产面临严峻的水安全风险。因此,应适度控制黄土高原苹果种植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本文可为评价黄土高原苹果种植规模扩张背后的水安全风险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