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公地悲剧”是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自然资源学科领域尚缺乏对该理论的系统总结。回顾“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内容，获取Google Scholar截至2020年底所有引用过《公地悲剧》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梳理研究脉络，从理论检验、产权制度分类、多元治理类型、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和全球性资源治理五方面归纳研究进展。其对中国的可持续治理启示有：探索制度的“多样化”；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构协同共治共享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审视“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对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基础。市域空间是国土空间规划兼具目标传导与战略落实双重属性的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对于塑造绿色低碳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探索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市域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提出面向空间治理的优化策略，并以苏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构建的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及低碳化发展模型能够有效测度市域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空间差异。（2）苏州市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2.38亿t，碳排放量高值地块集中分布在各类工业集聚区内，低值地块分散分布在乡镇地带以及各类碳汇主体地区。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在不同尺度上均有明显差异，区县尺度主要表现出地域差异，乡镇尺度具有城乡差异。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效率也较高，但生态低碳化发展效率往往较低。（3）根据区县、乡镇不同空间类型，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减排固碳的作用，构建复合协调、低碳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当前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从大拆大建，进入“留改拆”并举的2.0时代，改造方式也从局部改造向成片连片更新转变。在当前2.0时代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智能识别出城市“留改拆”单元显得尤为重要。当前AI和遥感技术已在自然资源典型地物类型识别、耕地保护和执法监察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第一次将AI和遥感技术用于“留改拆”单元的智能识别中，以辅助智能化城市更新行动。建立“留改拆”单元的样本，利用深度学习网络建立AI+遥感技术的智能化识别模型，选择遥感数据，进行武汉市更新片区“留改拆”单元智能化识别。通过遥感技术与深度学习算法的融合，提升了城市更新行动中“留改拆”单元识别的工作效率，为城市更新行动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府际协同治理是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其优于传统属地治理模式的证成逻辑并不明晰，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生态协同治理效能的信心不足，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行面临法制规范缺失、治理主体缺位和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以成本—收益为驱动分析框架，分别构建生态属地治理模式与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博弈模型，可厘清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行为逻辑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是推动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实施的有效领导力量；府际协同创造的生态治理加成效益证明了生态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提升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水平；生态治理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与公平化分配应当并重，以此作为流域生态治理的二元目标。

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食物浪费现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家庭是产生食物浪费的重要单元之一，在国家大力推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家庭食物浪费减量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基于国内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系统梳理国内外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进展，对中国食物浪费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借助系统文献综述法，以家庭食物浪费“概念内涵—理论认知—技术方法—主题内容”为逻辑主线，梳理和归纳家庭食物浪费的内涵变迁及方法与理论演进。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具有社会历史、饮食文化以及城乡分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亟待学界开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家庭食物浪费本土化机制研究，并提出中国城市—乡村家庭食物浪费分异、饮食文化地理差异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影响、新时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新环境与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研究等议题展望。

建设用地利用变化是引起碳源/汇变化的重要原因，如何优化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以驱动碳减排，是双碳战略背景下一个重要课题。用首位城市占比和赫芬达尔指数等表征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以地均碳排放量表征碳排放水平，基于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检验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分功能用地来看，工业、居住和服务用地空间集中配置也均能抑制碳排放，就作用强度来看，工业和服务用地较大，而居住用地略小；（3）能源效率是省域城市建设用地及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4）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的耦合协同将通过增强能源效率而对碳减排产生倍增效应。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

通过对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仍存在资源负债计量有争议、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有缺失等完整性问题，编制主体不明确、报送周期较模糊、报表推广难度大等操作性问题。故遵循“内容全、质量高、便操作”的原则，先从经济性与公益性两方面对生态产品价值进行分类核算，从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完善资源负债的内涵，并系统总结森林资源各项目的定价方法以突破核算难点；再结合中国省、市、县、乡四级行政体制，构建“底表+辅表+主表+总表”的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报表体系，对报表编制流程、责任单位、报送时间、公布周期等进行全面阐述；最后本着服务各级政府森林资源管理受托责任的目的，以湖北省为例，对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及变动表进行编制探索。

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及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计量经济模型刻画城市公园绿地供需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公园绿地供给规模大幅增长，整体供需水平明显改善，区域间依旧存在明显分化。（2）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总体差异显著收敛，西部城市供给规模不断增加，部分东北和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均面积偏低，是阻滞整体供需水平提升的关键症结。（3）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由城市本底、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等多维因素综合驱动。城市人口集聚与土地开发程度存在负向约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居住用地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与环境保护力度提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的驱动机制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科学合理增加供给总量，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形式，完善差异化运维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供需，破解城市公园绿地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参考。

探索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方法，分析各城市协同发展下城市群扩张对优质耕地的侵占情况，对区域粮食生产功能区识别、资源配置优化和空间布局规划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为此结合城市流理论与PLUS模型，模拟预测两种不同发展情景下2030年珠三角城市群的扩张情况；基于系统保护理念识别该区域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粮食生产后备区，分析不同扩张结果对粮食生产区的侵占情况。结果表明：（1）珠三角各城市协同发展情景下的城市群扩张模拟结果更符合现实发展情况；（2）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可将研究区域的耕地划分为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后备区、其余区域；（3）相较各城市独立发展的情景，基于城市相互作用的城市群扩张结果侵占的粮食生产功能区以及粮食生产后备区面积更少。本文所提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划定方法能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的多重目标，为城市区域化背景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建议和依据。

基于中国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实务现实剖析，提出了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的规制创新逻辑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事项可概括为分配资源的特许和控制风险的许可，转用许可条件设定不清晰、立法统合不完备及规制程序监管不完善等问题亟需解决。（2）完善转用许可法律体系、响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引、探索转用许可多元化机制与完善优化转用许可监督监管，是保障自然资源所有者共同利益，贯彻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要求，实现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创新逻辑。（3）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创新路径主要包括充实转用许可基本条件的法律实体、关注转用许可关键程序的衔接优化、开展转用许可工具的应用创新及优化转用许可审查决定的权责分配。

近年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机理和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气候要素间的相互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和过程，并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趋势，探索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研究认为：（1）各气候要素及其变化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过程复杂多样；（2）需辩证看待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3）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有利于切实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和作用。在气候变化加剧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丰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村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而制定相应的村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以湖南省长沙县为研究对象，引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了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引力模型、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量化识别长沙县的“乡村振兴极—村镇空间场—乡村发展区—城乡基础网”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县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以城镇核心区为圆心向外围减弱的圈层式分布结构，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2）地域间供求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影响空间联系强弱的重要因素，而立足于因素作用的空间联系强度可以较好地表现区域发展的需求和互补格局；（3）“极—场—区—网”多维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于市区近郊县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具体确定并划分了11个乡村振兴极、3个村域空间场和7个乡村发展区，构建了基于“极—场—区—网”互联网络的城乡基础网，进一步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力，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分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CHFS数据库匹配，应用门限回归等方法识别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降低态势，但南北差异不大。（2）数字乡村四个子维度发展水平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并且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存在显著东西差异；同时，数字乡村发展总水平及各子维度在空间上均显著相关，且HH型和LL型集聚特征突出。（3）数字乡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治理和生活数字化促进农户增收，其中经济数字化的农户增收效应最大。（4）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与农户教育和收入水平相关，即数字乡村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明显，甚至有抑制效应。此外，在考虑数字乡村自身发展阶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形下，数字乡村对农户增收存在非线性影响。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党和政府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与具体实践。基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理论框架，依循制度演进与时代需求的双重指导，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应然进路。研究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资源配置与管制权力运行的复合运动过程。规划技术滞后与管制体制梗阻将会导致空间管制失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变迁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演进规律。（3）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仍然面临管制主体协调与管制体系优化等难题。（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目标导向应该着眼于回应两大需求、均衡两组目标与协调两对关系。（5）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应该从重构管制权力、管制体系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展开。因此，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需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做到实体管制与权力管制并举，静态体系与动态机制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