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开发建设是造成耕地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系统探究城镇化对耕地数量、质量及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影响效应，对城镇化“下半场”进程中打赢耕地保护“持久战”、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意义重大。基于2000—2022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分析法揭示城镇化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时空演变及交互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总—分效应，并探究土地、人口及经济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沿海连片发展，内陆单点增长”“省会城市高于一般城市”等特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呈倒“N”型波动，空间分布从初期的“单极格局”逐步演变为“南北双核”结构。二者的冷点集聚区在西部地区始终高度重合，而热点集聚区呈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2）总体效应方面，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整体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维效应方面，城镇化会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3）分视角看，土地城镇化会引起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则会提升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4）异质性分析方面，位于粮食主产区或农业生产耕种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强化耕地全方位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与资源问题作为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议题，人口结构性转型对资源配置逻辑、发展动力机制与治理体系效能提出了全新挑战。当前，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等趋势叠加，人口发展已由“数量主导”阶段进入“结构重构”阶段。围绕“人口与资源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邀请来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人口结构转型和流动格局新特征、资源配置和优化，以及数据技术赋能人口治理等问题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归纳总结出三条核心路径：一是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及资源配置协同发展；二是发挥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提升人口与资源监测与治理智能化水平；三是推动制度创新，打破户籍、福利与区域壁垒，完善常住人口导向的资源配置服务体系。专家一致认为，应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多元政策工具，推动人口治理范式从被动调控向主动适配转型，在科技支撑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构建一个可持续、公平、高效的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体系，是破解人口结构转型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基于“人—文—术—业—制”五维协同视角，系统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作用机制与关键路径。研究表明：生态资源与乡村文化具有共生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体现了理论必然性、制度必要性和实践可行性三者的统一，通过资源整合、经济激励与文化认同重塑三大机制实现双向赋能。提出多元主体培育与激励路径、文化保护与创新驱动路径、数字技术赋能全链条路径、生态文化产业增值路径、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路径等关键路径，破解二者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度推进下，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核心抓手，其“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持续强化。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建设“天—空—地—网”立体化监测网络，强化规划实施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在此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已成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多规合一”从蓝图到落地的关键保障。但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在理论框架、技术路径与制度衔接上仍面临挑战，为此，本次访谈邀请空间规划、土地管理、测绘等跨领域学界与业界专家，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的内涵理解、内容体系、方法技术与体制机制等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工作的开展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以指标为核心完善监测内容体系，实现规划目标的有效传导与动态反馈。（2）充分运用AI、数字孪生等新技术，赋能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同时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3）完善制度协同与政策联动机制，强化监测成果向空间治理行动的转化。总体而言，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未来需要深化跨学科协同创新，探索气候变化、城乡融合等新兴场景下的监测响应机制，助力实现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空间重塑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数据不完备的历史文化遗产场景提出图谱语义驱动的历史文化遗产三维空间重塑方法，兼顾“实体—关系”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提取建筑特征及空间布局，建立刻画历史风貌的古典建筑知识图谱；结合建筑参数与环境特征进行三维建模重塑历史文化场景，融合建筑实体属性进行空间聚类，实现基于古典建筑知识图谱的建筑群划分；以建筑群特征与历史风貌为约束，通过多通道控制进行建筑局部重绘，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空间的精细化重塑。以《红楼梦》大观园为例，构建知识图谱并重塑其微观细节和宏观风貌，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为数据不完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思路。

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是破解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资金需求量大、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co-environment-oriented Development，EOD）有助于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市场化自平衡。以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为例，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概述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运作流程和实施环节，提炼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实践解析内嵌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主要路径：土地指标置换、废弃资源利用、生态产业导入和碳汇经济模式。未来可进一步完善采矿用地土地用途转化的政策支撑，加大民营资本参与力度，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同时从规范用地指标交易细则、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政策体系、创新盈利模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解析不同时空尺度上碳排放效率演变规律，揭示多维要素对碳排放效率的驱动机制，对于科学制定差异化和多元化节能减排政策和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6—2022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然后通过空间分析法、基尼系数法揭示了市级尺度和区域尺度上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解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及制约关系。结果表明：（1）市级行政区尺度上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且多数未达最优，不均衡现象显著；碳排放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差异特征。（2）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豫中地区碳排放效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且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豫南、豫北和豫西。（3）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在市级和区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未来，河南省应根据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尺度差异性，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合理引导能源消费等方面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以促进河南省碳排放效率的全面提升。

如何推动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冰雪经济面临的重大命题。分析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并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阐释赋能机制，结合崇礼案例，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落地路径。结果表明：（1）当前滑雪旅游度假地面临政策强力驱动与底层执行错位、业态融合机遇与内涵创新不足等六大结构性困境。（2）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驱动—要素转化—产业融合”机制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提供发展动力，要素转化将技术应用于实践，产业融合实现系统升级，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度假地高质量发展。（3）以崇礼为案例地，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协同治理建设、气候变化的主动适应三个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模式。（4）从跨部门出台新质生产力导向的操作性政策、以数智技术驱动市场培育与营销等方面提出四大落地路径。

低效用地再开发是落实国家资源节约战略和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为科学有效识别中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及其运行机制，运用“诊断—设计—结果”分析框架阐述了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基本属性、要素构成以及行动逻辑，利用原型分析方法从全国35个典型案例中归类出四种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组合要素、运行过程和适用条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1）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是以多主体需求为导向，以差异化机制架构为手段，由“区域—政策—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外缘因素和“主体—物力—权利—措施”内核因素嵌套的复杂过程。（2）政府和市场关系视角下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主要表现为政府制度供给—企业主导的原土地使用权人自主改造，政府信息沟通—企业参与的原土地使用权人交易改造，政府资源配置—政企合作的政府收储出让改造以及政府功能主导—全周期参与的收储独立改造等四种类型。（3）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具有不同的运行过程和特定的适用条件，体现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差异化驱动，在推广使用过中应因地制宜择优或组合用之。研究揭示了差异性条件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一般性规律，为城市更新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中国旅游业正面临价值逻辑的重构。游客的追求正从客观功能转向主观意义，决策重点也从设施评估转向深度互动与价值共创。面对这一变革，当前旅游资源开发仍常深陷“资源雷同—产品同质—体验平庸”的循环，其根源在于传统开发范式对游客主体地位的忽视，以及对旅游作为意义生成过程的认知局限。因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旅游资源开发范式从资源导向、产品导向到体验导向的辩证演进历程，提出当下旅游业必须迈向以“场景共创”为核心的新范式。其次，指出这一转型不仅是方法创新，更是旅游资源的新本体论，体现在三大层面：在价值逻辑上，从功能供给转向情感价值与场所精神的激活；在主体关系上，游客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共创者；在体验模式上，从标准化产品消费升级为开放式的意义共创过程。最后，从理念、路径与评价体系三个维度阐明这一范式转向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幸福感提供了关键路径，为在全球视野下依托旅游业讲好“中国故事”贡献理论视角与实践框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对维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法，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农产品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从双核心转向以中国为核心。（2）贸易网络联系日益紧密，集团化程度加深，通达性提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征。（3）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中国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粮食、果蔬、橡胶和动植物油是主要的贸易产品。（4）社会经济因素和同盟关系是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地理可达性也是影响贸易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未来中国应深化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机制，具备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三重内在优势，为生态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生性道路，其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机理解构、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开创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多学科理论、国家政策和地区实践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与案例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演进，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然而，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四重困境。基于此，未来应聚焦能力提升、权能保障与治理优化的人本方略，强化价值发现、普惠共享与智慧应用的技术驱动，聚力绿色引擎、惠益联结与生态韧性的产业发展，健全产权市场、补偿治理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精准赋能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和发展永续。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三生”空间冲突，山地城市群因地形复杂、生态脆弱，冲突呈现显著的多尺度分异特征。厘清其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机制，是实现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以滇中城市群为例，构建集多功能评价、耦合协调度计算与地理收敛交叉映射（GCCM）于一体的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格网、乡镇和县域三个尺度下的耦合协调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具有典型的尺度依赖性，随尺度变化呈非线性波动，乡镇尺度协调性最低，县域尺度协调性最高；主导驱动因子随尺度由自然转向社会经济因素递进转变，山地地形对尺度传导具调制作用。据此，提出“格网监测—乡镇调控—县域统筹”的多尺度协同治理思路，以支撑山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GML模型测算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以空间自滞后模型和包含空间溢出效应与时空异质性的混合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局与局部、时间与空间、直接与间接等多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时空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当地理距离达到1950 km时，空间溢出效应出现明显的地理衰减边界。（2）随着时间推移，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则呈现波动性增大的变化趋势。（3）在水电和核电贫瘠地区，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4）绿色金融主要通过电力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升和电力结构优化等机制来提升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和能源政策、推动碳减排进程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评估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溢出效应、“遵循成本”挤出效应和净效应。结果表明：（1）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双边效应，且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溢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6.468%，挤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1.655%，两者角力使净效应提高4.814%。（2）双边效应具有时空变化特征，双边效应综合作用下的净效应随时间呈“U”型曲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3）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双边效应具有异质性表现。研究拓展了对中国式碳强度目标管理以复杂方式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理解，有助于政府把握碳减排目标约束政策设计的切入点。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是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与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与政策创新。以江西九江首个“资产包”交易案例为例，基于助推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不同主体推动组合供应政策从构想到完善的助推机制。研究发现：（1）组合供应能发挥多资源权能协同效用，实现资源利用“降本、增效、可持续”。（2）推动者采用动机、简化结构等助推工具引导被推动者参与组合供应政策：中央/省级政府利用制度激励与信息资源推动市级政府创新政策构想；市级政府优化“资产包”权能匹配市场需求并简化交易流程推动企业参与交易；中央/省级政府给予正向反馈，推动市级政府通过利责调适协同县级政府完善产权保护和资源监管。研究拓展了助推理论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揭示了组合供应实践过程中的助推行为及内在机制，为理解和完善组合供应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