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

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选择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从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社会共享、绿色制度5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并改善了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绿色制度水平。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投资期限、增强投资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数字化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分维度来看，注重长期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环境质量，投资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绿色制度水平，而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绿色制度。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并催生各类“网红”旅游地。传统村落“爆红”既是数智技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流量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以泉州市蟳埔村为例，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揭示传统村落“网红”的影响因素，探讨其保持“长红”的路径。研究表明：（1）蟳埔村借助网络流量成为“网红”村落，其生命周期曲线因时间压缩发生变形，呈现出挤压式S形态。（2）蟳埔村“爆红”是符号价值、虚实文化、空间重构、优化管理、流量传播五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村落存量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化的结果。（3）蟳埔村“长红”的路径主要有“符号价值—流量传播自驱型”“符号价值—优化管理助推型”和“空间重构—优化管理驱动型”三条，在虚实文化与流量传播的协同下，符号价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在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构建中，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有效保护与合理转化不仅是核心支撑要素，更是驱动产业升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这一议题，本文邀请了来自地理、旅游、文化及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资源潜力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需关注以下重点议题：（1）重构旅游资源价值体系，跳脱“自然—人文”二元划分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隐性要素纳入资源谱系，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相衔接。通过跨学科研究、科技赋能以及规划管理与法律保障等制度性支撑，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2）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三方合力”机制是关键。政府在规划管理、产权协调与资金扶持中发挥顶层设计和引导作用；企业则关注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应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价值塑造。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沉浸式与交互式体验模式，扩大产业融合效益。（3）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自然生态与文化原真性的侵蚀，合理限定开发强度。加强跨区域合作与政策性扶持，推进交通与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让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呼吁多学科合力探索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协同创新”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增长引擎，进一步夯实国家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并为全球旅游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经历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次访谈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保护体系构建、保护创新模式、保护传承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弘扬需要重视如下方面：（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的关系，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构筑以人为本的保护体系；（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与当代各族人民的生活相连接，要通过多方力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科技、旅游在不同层次上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需要注意遗产保护的核心出发点，利用好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对于构建文旅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并通过fsQCA分析方法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别呈现出波动增长和先增后降的态势，均展现出“南增北降”的时空分异特征。（2）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则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3）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循环开放是多个阶段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之一，统筹协调、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则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中国应以政策协同、统筹布局、综合发展为治理手段，以对标式发展、协作式发展和组合式发展为政策导向，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网络关注度是市场需求的集中表达，流量经济背景下其为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和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基于当前网络关注热点与以空间为基础的资源分布丰度并未完全协同、旅游资源利用价值向产品市场价值转化不足等现象，综合使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整体和局部尺度分析云南省2013—2022年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错位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和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分别呈现出整体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移动的特征，二者的重心距离波动幅度较大，呈现“靠近—远离—靠近”反复交替的态势。（2）从区域错位特征来看，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存在明显区域特征，由西北至东南呈现出“正向错位区—负向错位区—正向错位区”交替的空间分布格局。（3）从驱动机制来看，资源禀赋基础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信息传播催动力四种驱动力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云南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由空间错位向空间适配的过程演化。研究结果不仅回应了流量经济背景下区域旅游资源“量质”与网络关注度适配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学术关切，还推进了对二者空间错位驱动机制的学理性解释。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演进的主干枢纽、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又与外部区域具有近远程耦合关系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复合系统。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五年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内对外开放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流域产业经济在创新、绿色、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资源环境效率大幅度改善。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升级，统筹协调好人—水—粮—能—碳—生态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快实体性有边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协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河流域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拉动、高水平开放，推动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挥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绿色能源重要生产基地的作用，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建设。构建以人水关系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型，从纽带关系的角度理解整体性，从临界阈值的角度理解系统性，从远程耦合的角度理解协同性，是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旅游政策是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推动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通过构建“政策演进—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效力”四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等研究方法，对1978—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旅游政策的演进历程、结构体系与效能评价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政策演进经历了萌芽起步（1978—1991年）、快速发展（1992—2011年）和全面深化（2012—2020年）三个阶段。（2）政策主体形成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其他多部门协同的“多元一极”格局，同时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以独立决策模式为主，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3）政策工具涉及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但呈现出重环境、轻供给的结构性不均衡状态。（4）旅游政策的文本效力整体表现良好，但政策性质、政策领域和政策受众维度表现有待提高。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旅游政策的演进历史和变迁逻辑，同时也能为推动构建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和实现旅游强国建设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要义，21世纪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显著气候变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重构过程。基于2000—2022年长时间序列多源省域面板数据，解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空间重构过程，识别主导驱动因子与关键驱动机制，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方面表现出时空显著性与复杂性。（2）粮食生产总量的空间重心位置整体从豫南向豫北、冀南转移。（3）生产能力空间分布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分层异质性特征显著且不断增强；生产能力省际差异的扩大与减小并存，首位特征不突出且不断弱化。（4）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的驱动因子存在维度异质性；气候变化与城镇化两大主控因子在粮食生产能力空间重构过程中此消彼长，前期气候变化主导而后期城镇化主导。（5）在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下，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结构、生产潜力三个不同维度上发生非线性空间重构过程。（6）农业政策通过保障农业土地投入与提升农业经济收益可直接抑制过度的“非粮化”“非农化”转型，进而调控生产结构、保障生产总量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促使黑土耕地利用方式和程度发生显著变化，深刻影响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基于人地系统视角构建耕地利用转型分析框架，以齐齐哈尔市为案例区，采用突变级数模型定量分析1995—2020年耕地利用过程及其关键转折点，解析不同转型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95—2020年耕地利用系统状态评价值波动上升，集中在0.35~0.45之间，说明齐齐哈尔市耕地利用系统存在不同的利用状态阶段，处于转型变化过程中；（2）以2003年、2015年为转折点，研究区耕地利用方式经历了粗放式开发利用、高强度集约利用、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转变过程，其功能实现了粮食从“自给自足”（1995—2002年）向“商粮外调”（2003—2014年）再向“绿色转型”（2015—2020年）升级，耕地利用经历了两次转型过程；（3）1995—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主要受要素投入和政策调控等关键因素驱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主要是市场需求、政策调控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转型。建议继续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力度，统筹黑土区要素资源配置，优化区域耕地利用结构，促进黑土耕地功能升级，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石。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当前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安全和营养安全。基于中国食物生产、消费和贸易数据，从食用、贸易、营养维度测算食物缺口规模，引入虚拟水、虚拟土地概念测算水土资源缺口，在此基础上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构建食物缺口破解路径。研究表明：（1）供给方面，食物产能提升的同时部分食物对外依存度抬高，生产结构呈口粮和猪肉比例缩小，玉米、禽肉和蔬菜等比例扩大态势；需求方面，食物表观需求普遍增长，膳食结构由“粮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转型。（2）综合食用、贸易和营养方面发现，玉米、大豆等九种食物存在缺口，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缺口分别为2695.50亿m³和6882.83万hm²，缺口比例分别为22.49%、40.80%。（3）调整膳食结构、减量替代饲用豆粕、开发利用后备资源能弥补资源缺口进而保障食物安全，其中，健康膳食模式可节约虚拟水2759.87亿m³、虚拟土地9278.71万hm²。落实大食物观亟需构建大食物系统安全责任机制，优化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从全产业链、全资源利用口径保障食物安全。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旅游资源开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领域，其中艺术资源开发尤其具有代表性——新时代艺旅资源开发不仅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也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创新路径。但目前，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艺旅资源开发，其内涵和机制等问题尚未得到系统解答。基于此，第一，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开发的全价值链模型，阐释其依据与内涵，剖析其涵盖的艺旅资源的发掘与生产、创造与创新、赋值与增值、传播与营销、效益与分配、管理与治理、传承与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全链条流程；针对物质型、精神型和建构型艺旅资源提出全价值链增值模型。第二，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的全价值链开发机制，从主体拓展、供需协同的产业动力、新质技术的开发路径三个层面剖析。第三，提出艺旅资源开发的未来研究方向，涵盖创新主导研究、新增长方式研究、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及高科技的支持作用研究。总体而言，研究以艺旅资源为切入点，旨在以这一具有典型新质特征的资源类型为例，阐释创造性时代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和价值提升的内涵、模型、机制与未来研究。研究结果不仅对于旅游资源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新时代以旅游资源开发为杠杆，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既需要供给侧的资本供给，也依赖于需求侧的消费激活。使用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在“生态—文化—旅游”的系统性框架下测度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消费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资本供给及需求扩大产生的政策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的空间格局，其空间不平衡及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2）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则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强的正向效应，且协同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3）市场一体化、营商环境提升及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能强化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政府双侧政策协同还存在“U”型的负向空间溢出特征，且“虹吸效应”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明晰典型山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对最大化发挥旅游资源公共福利性功能、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2008—2022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旅游资源开发和社会福祉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中心性视角分析其社会福祉效应。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社会福祉水平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前者呈“北部凸起—中部凹陷—南部平稳”的空间形态，后者呈“点—带”型特征且易产生极化倾向。（2）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关系呈“中间密四周疏、东南密西北疏”的不均衡网络结构，网络关联数与网络密度均呈上涨趋势，网络效率与空间关联网络等级度逐渐下降。（3）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对社会福祉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的合理选择与配置是助力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动态平衡的关键。基于2003—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了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科技支出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1）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大于命令型，上述结论同时得到“大气十条”和“SO₂排污权交易试点”的经验佐证；（2）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两类环境规制提升碳排放绩效的重要机制；（3）两类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和地理区位差异的影响；（4）政府科技支出在两类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绩效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进一步，从环境规制体系建设、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政府科技支出策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是不同地区获得平等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聚焦赤水河流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核算生态补偿额，识别受偿区与支付区，建立了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生态补偿策略。结果表明：（1）赤水河流域上游与下游西岸地区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受偿区，占流域总面积的54.8%；下游东岸地区属于支付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1.3%。（2）2021年赤水河流域理论补偿金额为77.2亿元，仁怀市、汇川区、七星关区和播州区分别承担58.1%、19.4%、17.7%和4.8%的补偿额度。（3）构建具有赤水河流域特色的政府补偿与企业补偿相互耦合的水基金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模式，通过奖励生态保护行为、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生态制度等途径，统筹流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公平性。

县域包含城市和乡村两个差别巨大的复杂系统，其地域系统的功能特性决定着共同富裕发展的特殊性。从县域尺度出发研究共同富裕有助于厘清共同富裕的特征、模式及其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浙江省县域为例，运用全局熵值法对其共同富裕水平展开动态测度，分析演化特征；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驱动因素，并基于此提炼共同富裕驱动模式。研究表明：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线及“双核”结构。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由自然、经济、人口和政策等因素驱动，且各因子的驱动作用存在时空异质性，形成16种驱动模式。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挥地理优势，改善人口、经济和政策环境，制定适宜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差异化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在区域互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