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经历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次访谈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保护体系构建、保护创新模式、保护传承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弘扬需要重视如下方面：（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的关系，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构筑以人为本的保护体系；（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与当代各族人民的生活相连接，要通过多方力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科技、旅游在不同层次上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需要注意遗产保护的核心出发点，利用好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重建研究，不仅可为气候变化与生态效应模拟提供科学数据，也可为全球数据集充实和完善提供区域参考。通过对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历史庄田、检地、土地调查数据及相关史料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构建了分类、分时段的耕地数量重建方法，重建了过去千年日本全国及8个典型时点地方尺度耕地面积。得到如下结论：（1）庄园制时期（800—1583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31 hm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石高分封制时期（1583—1872年），水田和旱田面积分别约占耕地总量的60%和40%，且每0.1 hm²的标准稻米产量分别为1石2斗和8斗。（2）过去千年日本耕地总量变化经历了缓慢增加（800—1338年）、逐渐减少（1338—1598年）、快速增长（1598—1940年）、急剧下降（1940—2000年）四个阶段。（3）研究时段内日本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近畿、关东和中部等地方，并呈由中部地区向南部和东北逐渐扩张的态势。（4）HYDE 3.2和PJ数据集中1200—1880年的耕地总量与本文结果的相对差异率分别为-37%~ -70%和-69%~ -90%，且呈现年代越早、偏差越大的特点。

容积政策是影响城市更新收益分配的重要政策。以深圳为例，对城市更新中容积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基于技术理性的容积规则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带来城市更新中发展权益不平衡、改造利润差异大、容积率提高与城市功能结构失衡等问题，影响城市更新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公平。为此，对城市更新合作改造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拆建比、拆赔比、可售房价单价、利润率等四项指标的城市更新收益分析模型，解析不同改造类型项目中各项指标的数学关系，分析城市更新中政府、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经济关系。最后，从推进容积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分离、建立以拆建比为核心的权益建筑面积核算规则、加强拆赔比的统筹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更新容积规则的政策建议。

文旅融合正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新引擎，文旅开发潜力评估有助于城市建成遗产再利用与高质量更新。如何快速识别并分类具有提升潜力的建成遗产，集合多遗产资源构建文旅网络成为关键问题。以大连主城区建成遗产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打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数据，从供给潜力、需求潜力以及区域保障力三个层面构建建成遗产再生潜力评估体系，利用改进的CRITIC与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建成遗产点位进行开发潜力综合评估。基于核密度分析，划分遗产联合更新区域并确定各区域的更新优先级，结果表明：（1）各建成遗产开发价值差异集中体现在供给潜力与区域保障力；（2）需求潜力尤其是文化更新需求各区域差异较小；（3）综合开发价值较高点位集中于城市核心区。依据各要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提出针对各区域遗产发展模式的更新机制并筛选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优先更新点位，为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基于长三角151个县域城乡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以及多期DID等方法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显著提升，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2019年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3）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县政策有助于“益贫式增长”，对受教育程度相对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在长三角地区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尤其是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哺乳动物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自然保护地能直接、有效地减缓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基于等面积网格测度中国不同受威胁等级的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格局，从保护空缺区域和保护空缺物种两方面、自然保护地和自然保护斑块两尺度展开分析，引入物种种群的最小需求栖息地面积，考虑了物种间的差异性和空间需求的多样性。结果表明：（1）受威胁陆栖哺乳动物丰富度呈现从西南向北递减的趋势，共识别出7个自然保护地覆盖面积有限导致的保护空缺区域。（2）92.06%的受威胁物种的分布范围与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7种濒危、3种易危哺乳动物的分布区未受现有自然保护地保护。（3）22种受威胁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半数受保护斑块在不同种群内在增长率水平下存在面积有限的问题。研究结果对物种保护优先区识别、自然保护地规划与优化等有参考意义。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乡文脉载体，其更新需居民深度参与。融合价值共创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感知价值—地方依恋—价值共创”模型，基于南京老城南338份居民数据验证发现：感知功能与经济价值通过地方依赖促进参与和公民行为意愿，揭示工具性依赖是物质需求转化行动的通道；情感价值直接驱动两种共创意愿，而地方认同构成公民行为独特路径，凸显在地情感直接转化效应及文化认同对超契约行为的激活；社区支持具双刃效应，既强化经济价值对地方依赖的促进作用，又因干预过度削弱情感价值与地方依赖关联，需平衡工具与情感治理。研究突破经济激励框架，提出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分级响应等策略，推动治理向“价值共生”转型，为保护与更新矛盾提供解决路径。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领域，因此受到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为协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理论创新、治理优化和法制保障升级，特邀自然保护地相关领域的8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方法创新、法制保障和国际履约四个方面，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创新为核心，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复杂的人地关系、园地关系的认识及其复杂性应对策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效率提升策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如何通过与重要国际公约履约任务挂钩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法制保障在协调人地关系、园地关系方面的创新性作用。综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主要结论有：（1）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以及协调保护地与周边关系方面响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互动的治理要求，才能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2）协调好人地关系是推动国家公园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需着眼于人地关系、园地关系和跨省协同这三个核心问题，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模式界定为“基于央地协同的整合治理”，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形成“激励相容”；（3）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同，需要进一步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形成保护地的包容性治理；（4）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需要健全统筹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园地利益共同体，加深园地融合程度；（5）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处理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的必要之举，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也能助力《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的生物多样性工作主流化，形成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履约机制；（6）破解“人地约束”难题，妥善处理“园地关系”，需要从上到下的国家公园法制保障体系规范，并为自然资源的规范利用保驾护航；（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生态文明相辅相成，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全球履约中能够帮助全球南方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并重，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围绕高校老校区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一体化更新转型，构建“创—产—城”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正成为中国部分大城市城市更新实践的前沿。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本土化创新空间生成演化分析模型，对南京主城区环南大硅巷和南航创新湾区两个环高校创新圈营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高校、地方政府形成了协同更新环高校地区、营造创新圈的目标与行动，表明城市更新与创新发展正成为中国校地合作的新领域；（2）环高校创新圈的营造由地方政府、高校而不是创新企业所主导实施，具有国家主导、处于发育初期形态的显著特征；（3）环高校创新圈的发育需经历物质空间更新、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网络编织等阶段，各阶段的实现取决于校地双方在合作目标、行动和制度建设上的协同。研究结果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施可持续城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地球安全、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根基。生物多样性核算能够深入理解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联系，为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提供信息。基于国际生物多样性评估行动合理划分核算体系的形成阶段，以明晰其发展规律与核算本质；依据联合国官方文本的具体内容，从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和核算方法四个层面分析国际标准的更新演进；面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从范围界定、区域选择、账户设计和指标构建四个维度探讨国际核算的实践经验及借鉴思路；结合中国实践成果与挑战，提出推进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具体思路。通过加强对核算体系的科学理解、拓展推进核算的实践路径，全面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

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Global-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2012—2022年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利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法从空间和结构两个维度考察其区域差异，并借助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综合分析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观测期内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整体呈上升态势，三大区域间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三大粮食功能区中主销区发展绩效最高，主产区次之。（2）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绩效的区域差异整体呈收敛之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在空间层面的主要来源，投入要素发展绩效差异则主导了结构层面的区域分化格局。（3）三大区域中，技术进步对东部区域内差异的作用强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易受农业工业化程度与财政支农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三大粮食功能区中，平均气温与农业结构对主产区差异的影响程度相对高于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研究结论为优化区域农业发展策略、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协调性以及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持。

岛屿是“被水围绕的小块陆地”。自1980年代以来，岛屿认知经历了从强调孤域性转向强调关系性的转变，更加注重对陆—岛、岛—岛、岛—海关系的理解。关系转向下的岛屿认知挑战了岛屿/大陆、陆地/海洋的二分法，对岛屿的解读更多强调空间、社会与陆海环境的相互建构。在研究议题上，陆—岛关系主要关注后殖民与权力批判转向、岛屿殖民、非主权岛屿地区治理、岛屿地缘政治研究；岛—岛关系主要关注岛群转向与流动转向、岛屿交通地理、岛屿移民、信息化对岛屿的影响；岛—海关系主要关注岛海转向与湿转向、岛屿文化与身份认同、气候变化下的岛屿可持续发展、岛屿与海洋旅游研究等。陆—岛关系解读的背后是对陆—岛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探讨，岛—岛关系解读背后是对岛屿动态关联性的认知，而岛—海关系解读背后是对人类—陆地—海洋交互关系的思考。岛屿是未来经略海洋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丰富当前对岛屿研究的认知，也为今后的海洋国土治理提供基于关系视角的解读。

乡村现代化转型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然而，既有的现代化转型研究对旅游驱动效应的探讨仍显不足。以城郊型乡村旅游地计家墩村为例，结合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人—地—业—治”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差异化表征，通过“要素重组—结构调适—功能跃迁”三阶段响应，形成了人口转型、空间重构、产业重塑和治理创新的四维协同演化格局。旅游驱动机制体现为三重效应：作为产业融合的触媒，更新乡村生产体系；作为城乡流动的通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作为乡村治理的纽带，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同时，乡村现代化转型反作用于旅游发展，展现出乡村地域系统复杂且动态的演化过程。研究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基于“旅游介入—系统响应—转型输出”的演进路径，阐释旅游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实现现代化跃迁的内在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城镇开发建设是造成耕地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系统探究城镇化对耕地数量、质量及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影响效应，对城镇化“下半场”进程中打赢耕地保护“持久战”、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意义重大。基于2000—2022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分析法揭示城镇化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时空演变及交互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总—分效应，并探究土地、人口及经济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沿海连片发展，内陆单点增长”“省会城市高于一般城市”等特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呈倒“N”型波动，空间分布从初期的“单极格局”逐步演变为“南北双核”结构。二者的冷点集聚区在西部地区始终高度重合，而热点集聚区呈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2）总体效应方面，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整体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维效应方面，城镇化会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3）分视角看，土地城镇化会引起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则会提升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4）异质性分析方面，位于粮食主产区或农业生产耕种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强化耕地全方位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