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

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并催生各类“网红”旅游地。传统村落“爆红”既是数智技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流量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以泉州市蟳埔村为例，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揭示传统村落“网红”的影响因素，探讨其保持“长红”的路径。研究表明：（1）蟳埔村借助网络流量成为“网红”村落，其生命周期曲线因时间压缩发生变形，呈现出挤压式S形态。（2）蟳埔村“爆红”是符号价值、虚实文化、空间重构、优化管理、流量传播五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村落存量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化的结果。（3）蟳埔村“长红”的路径主要有“符号价值—流量传播自驱型”“符号价值—优化管理助推型”和“空间重构—优化管理驱动型”三条，在虚实文化与流量传播的协同下，符号价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经历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次访谈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保护体系构建、保护创新模式、保护传承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弘扬需要重视如下方面：（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的关系，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构筑以人为本的保护体系；（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与当代各族人民的生活相连接，要通过多方力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科技、旅游在不同层次上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需要注意遗产保护的核心出发点，利用好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在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构建中，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有效保护与合理转化不仅是核心支撑要素，更是驱动产业升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这一议题，本文邀请了来自地理、旅游、文化及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资源潜力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需关注以下重点议题：（1）重构旅游资源价值体系，跳脱“自然—人文”二元划分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隐性要素纳入资源谱系，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相衔接。通过跨学科研究、科技赋能以及规划管理与法律保障等制度性支撑，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2）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三方合力”机制是关键。政府在规划管理、产权协调与资金扶持中发挥顶层设计和引导作用；企业则关注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应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价值塑造。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沉浸式与交互式体验模式，扩大产业融合效益。（3）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自然生态与文化原真性的侵蚀，合理限定开发强度。加强跨区域合作与政策性扶持，推进交通与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让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呼吁多学科合力探索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协同创新”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增长引擎，进一步夯实国家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并为全球旅游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对于构建文旅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并通过fsQCA分析方法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别呈现出波动增长和先增后降的态势，均展现出“南增北降”的时空分异特征。（2）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则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3）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循环开放是多个阶段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之一，统筹协调、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则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中国应以政策协同、统筹布局、综合发展为治理手段，以对标式发展、协作式发展和组合式发展为政策导向，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网络关注度是市场需求的集中表达，流量经济背景下其为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和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基于当前网络关注热点与以空间为基础的资源分布丰度并未完全协同、旅游资源利用价值向产品市场价值转化不足等现象，综合使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整体和局部尺度分析云南省2013—2022年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错位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和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分别呈现出整体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移动的特征，二者的重心距离波动幅度较大，呈现“靠近—远离—靠近”反复交替的态势。（2）从区域错位特征来看，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存在明显区域特征，由西北至东南呈现出“正向错位区—负向错位区—正向错位区”交替的空间分布格局。（3）从驱动机制来看，资源禀赋基础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信息传播催动力四种驱动力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云南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由空间错位向空间适配的过程演化。研究结果不仅回应了流量经济背景下区域旅游资源“量质”与网络关注度适配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学术关切，还推进了对二者空间错位驱动机制的学理性解释。

旅游政策是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推动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通过构建“政策演进—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效力”四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等研究方法，对1978—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旅游政策的演进历程、结构体系与效能评价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政策演进经历了萌芽起步（1978—1991年）、快速发展（1992—2011年）和全面深化（2012—2020年）三个阶段。（2）政策主体形成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其他多部门协同的“多元一极”格局，同时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以独立决策模式为主，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3）政策工具涉及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但呈现出重环境、轻供给的结构性不均衡状态。（4）旅游政策的文本效力整体表现良好，但政策性质、政策领域和政策受众维度表现有待提高。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旅游政策的演进历史和变迁逻辑，同时也能为推动构建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和实现旅游强国建设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推动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既需要供给侧的资本供给，也依赖于需求侧的消费激活。使用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在“生态—文化—旅游”的系统性框架下测度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消费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资本供给及需求扩大产生的政策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的空间格局，其空间不平衡及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2）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则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强的正向效应，且协同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3）市场一体化、营商环境提升及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能强化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政府双侧政策协同还存在“U”型的负向空间溢出特征，且“虹吸效应”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旅游资源开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领域，其中艺术资源开发尤其具有代表性——新时代艺旅资源开发不仅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也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创新路径。但目前，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艺旅资源开发，其内涵和机制等问题尚未得到系统解答。基于此，第一，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开发的全价值链模型，阐释其依据与内涵，剖析其涵盖的艺旅资源的发掘与生产、创造与创新、赋值与增值、传播与营销、效益与分配、管理与治理、传承与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全链条流程；针对物质型、精神型和建构型艺旅资源提出全价值链增值模型。第二，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的全价值链开发机制，从主体拓展、供需协同的产业动力、新质技术的开发路径三个层面剖析。第三，提出艺旅资源开发的未来研究方向，涵盖创新主导研究、新增长方式研究、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及高科技的支持作用研究。总体而言，研究以艺旅资源为切入点，旨在以这一具有典型新质特征的资源类型为例，阐释创造性时代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和价值提升的内涵、模型、机制与未来研究。研究结果不仅对于旅游资源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新时代以旅游资源开发为杠杆，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在媒介社会背景下，文旅融合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但也面临矛盾与挑战。一方面，媒介技术发展推动新消费业态，赋能旅游产业；另一方面，网红城市和产品层出不穷，存在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等问题。文旅融合需要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由此提出“双元一体”框架，强调文化和旅游的辩证统一关系。媒介社会的文旅融合表现为由主客共创的主体，通过动态竞争的方式，在虚实互构的空间中实现价值融合的过程。在此框架下，政府治理走向弹性灵活，聚焦韧性；市场主体应强化领域内融合，推动领域间联动创新；社会应强调多元包容，凝聚共识，推动跨地域共同体的构建与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培养。双元一体框架强调旅游和文化资源开发的平衡与协同，带动目的地提质升级，实现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明晰典型山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对最大化发挥旅游资源公共福利性功能、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2008—2022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旅游资源开发和社会福祉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中心性视角分析其社会福祉效应。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社会福祉水平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前者呈“北部凸起—中部凹陷—南部平稳”的空间形态，后者呈“点—带”型特征且易产生极化倾向。（2）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关系呈“中间密四周疏、东南密西北疏”的不均衡网络结构，网络关联数与网络密度均呈上涨趋势，网络效率与空间关联网络等级度逐渐下降。（3）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对社会福祉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重建研究，不仅可为气候变化与生态效应模拟提供科学数据，也可为全球数据集充实和完善提供区域参考。通过对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历史庄田、检地、土地调查数据及相关史料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构建了分类、分时段的耕地数量重建方法，重建了过去千年日本全国及8个典型时点地方尺度耕地面积。得到如下结论：（1）庄园制时期（800—1583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31 hm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石高分封制时期（1583—1872年），水田和旱田面积分别约占耕地总量的60%和40%，且每0.1 hm²的标准稻米产量分别为1石2斗和8斗。（2）过去千年日本耕地总量变化经历了缓慢增加（800—1338年）、逐渐减少（1338—1598年）、快速增长（1598—1940年）、急剧下降（1940—2000年）四个阶段。（3）研究时段内日本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近畿、关东和中部等地方，并呈由中部地区向南部和东北逐渐扩张的态势。（4）HYDE 3.2和PJ数据集中1200—1880年的耕地总量与本文结果的相对差异率分别为-37%~ -70%和-69%~ -90%，且呈现年代越早、偏差越大的特点。

《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指出，要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艺术作为新时代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如何利用好艺术资源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因此，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案例，探讨民族艺术资源开发如何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发现：第一，民族艺术旅游以表演和审美空间为基础，以互动仪式为过程生成在场共睦态，经由个人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强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民族艺术资源开发基于特定空间生成审美体验的精神场域，以共享仪式符号为基础，以共享艺术话语为链接，以共享感官体验为渠道，以共享具身行为为载体，实现个体与集体身心体验的互动共创。第三，个体身心体验包含基于具身参与的审美、价值和心流体验；集体身心体验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调，包含平等、链接和归属体验。第四，身心体验在主客互动中增强，推动生成共睦态，与个体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联合发挥作用，经由自发性、规范性、意识形态性共睦态三重维度递进，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为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贡献来自旅游资源领域的案例与理论。

乡村旅游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居民幸福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全局性目标。基于“人—地—业”关系，以凤凰县竹山村为案例地，利用深入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从微观视角探析协同融通对旅游地居民幸福提升与和美乡村建设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和美乡村—居民幸福”共生模式通过乡村重构共生环境作用下，由无关共生模式走向协同共生模式。（2）以“公司+旅游合作社+农户”模式重塑乡村发展的共生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和空间重构，促进和美乡村建设与提升居民幸福水平协同融通发展。（3）在“三变+四力+五兴”内部共生环境作用下，结合利益联结、合作运营与互助协调机制，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职业发展、精神文化协同融通发展。

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探讨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对于新时代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旅游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探究武陵山区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武陵山区旅游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化空间差异逐渐增大，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2）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城乡“业”要素融合的正向影响，但囿于城乡土地二元体制下的权属差异问题，对城乡“地”要素融合则存在负向影响，而对城乡“人”要素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旅游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市场化可以正向调节旅游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但政府干预则呈现负向调节效应。（4）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已开通高铁的县（市、区）、原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均表现为较强的正向影响；重庆、湖北、贵州分片区的正向影响效应依次减弱，而湖南分片区则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在区域互补中以旅游化推动城乡互促互进及城乡旅游规划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文旅融合正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新引擎，文旅开发潜力评估有助于城市建成遗产再利用与高质量更新。如何快速识别并分类具有提升潜力的建成遗产，集合多遗产资源构建文旅网络成为关键问题。以大连主城区建成遗产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打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数据，从供给潜力、需求潜力以及区域保障力三个层面构建建成遗产再生潜力评估体系，利用改进的CRITIC与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建成遗产点位进行开发潜力综合评估。基于核密度分析，划分遗产联合更新区域并确定各区域的更新优先级，结果表明：（1）各建成遗产开发价值差异集中体现在供给潜力与区域保障力；（2）需求潜力尤其是文化更新需求各区域差异较小；（3）综合开发价值较高点位集中于城市核心区。依据各要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提出针对各区域遗产发展模式的更新机制并筛选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优先更新点位，为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容积政策是影响城市更新收益分配的重要政策。以深圳为例，对城市更新中容积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基于技术理性的容积规则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带来城市更新中发展权益不平衡、改造利润差异大、容积率提高与城市功能结构失衡等问题，影响城市更新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公平。为此，对城市更新合作改造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拆建比、拆赔比、可售房价单价、利润率等四项指标的城市更新收益分析模型，解析不同改造类型项目中各项指标的数学关系，分析城市更新中政府、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经济关系。最后，从推进容积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分离、建立以拆建比为核心的权益建筑面积核算规则、加强拆赔比的统筹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更新容积规则的政策建议。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