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颇多，但缺乏对相关研究框架与方法的系统梳理。基于文献回顾，系统总结了二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分析途径，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研究框架大致分为四类，包括权力和能力方法类、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类。四类框架的起源、要素构成和适用场景不同，但构建逻辑和内在假设存在相似之处。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直接评价法、统计分析法、模型模拟法和定性评估法。未来有必要更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框架，基于机器学习等最新手段创新二者关系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与应用规范等，从而更好地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特征和作用机制的理解。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凋敝危机。旅游引发的景观符号生产与消费，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探究“晒秋”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中，篁岭文旅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围绕“晒秋”景观的符号化运作，通过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推动着更多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2）篁岭村的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晒秋”核心景观符号塑造与“晒秋”泛化景观符号融入两个阶段。在阶段演化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由“发展乡村旅游，振兴篁岭”转变为“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3）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非人类行动者的属性挖掘与重要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是在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驱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从景观符号化运作的视角拓展了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注重增量开发的城市建设时代进入到注重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代，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针对这个命题，邀请了来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下城市更新如何实施的基本问题，深入解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和解决路径，主要从影响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战略、城市更新实施的模式和策略以及城市更新产生的潜在负效应等三个重要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更新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结合事关城市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综合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体检的支撑作用，在空间规划、土地整理与供应、开发模式、资金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大力创新面向存量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制度；（2）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的城市更新驱动新模式，保障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效率性和公平性，政府方面要通过放权赋能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市场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资本与国企资本合作的优势，社会方面要积极发挥物业权利人的主体性作用；（3）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城市更新对住房保障的积极作用，调控和消除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资源公正配置的损害，加强探索维护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呼吁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为世界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社会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已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的逻辑与路径，邀请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学者，就“新质生产力”与自然资源管理的逻辑关系、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定位与功能、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启示与要求、促进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的重点领域，以及新质生产力应对气候变化与践行“双碳”目标、赋能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建设、重塑城乡协调发展新形态、保障粮食安全与助推农业强国建设路径等前沿议题发表观点。旨在深入解析这一议题及相关关键问题的解决路径，探索新质生产力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为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参考。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以新质生产力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目标的实现，应特别关注以下关键问题：（1）面向全域、全要素、全过程、多部门协同的自然资源系统管理与机制创新；（2）面向综合保障自然资源安全与强化关键资源供给稳定的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领域与路径；（3）面向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与精准管理的“数智化”新质生产力培育体系建设与实践创新。

RCEP的签署与实施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采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RCEP区域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空间凝聚力持续增强，连通性显著提高，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呈现“中心—边缘”结构；（2）RCEP成员国进口格局多样化趋势明显，出口稳步增长，农产品贸易伙伴不断增加，贸易地位出现分化态势，逐渐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核结构；（3）经济制度质量提升和签订自贸协定有利于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农产品贸易。据此，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实施契机，发挥在区域内的核心影响力，推动高质量规则落地，形成区域高互补性农产品市场，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新时期以来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这轮改革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作出的一项包括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制度体系、管理模式等内容的系统性创新。来自管理学、经济学、资源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以及自然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10位专家学者，以访谈的方式从背景、问题、导向、机制、制度、模式和启示等维度，探讨了新时期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意义。具体而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一项重大任务。它旨在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亟需健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两类体制机制的内容。当前国家正在通过推动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来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健全经营性和公益性两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机制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明确了改革的要求与方向。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创新，具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能够为丰富产权理论做出新的贡献。

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

水资源短缺、荒漠化加剧等生态环境问题极大影响着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分析与评价外部扰动下的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对于针对性提出该区域生态网络优化方案、增强流域生态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包括要素、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的生态网络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石羊河流域为例，对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网络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生态网络空间结构具有非均衡性，生态“源地—廊道—节点”呈不均匀地集聚分布，但南密北疏的格局基本稳定。（2）2000—2020年石羊河流域生态网络韧性水平整体提高，年均增长1.55%，荒漠和山地地区生态网络韧性提升快于绿洲地区，结构韧性提升快于功能韧性和要素韧性。（3）2000—2020年间，山地、绿洲、荒漠不同类型区域内部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差异逐渐减小，“低—低”集聚（LL）和“高—高”集聚（HH）占比高。LL集聚主要分布在北部荒漠区域，HH集聚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两者在空间上均有扩散的趋势。最后对山地、绿洲和荒漠三类地区，从要素、结构、功能三方面提出生态修复背景下流域韧性提升策略。

目标明晰、统筹兼顾、干预适度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的客观要求。基于土地退化平衡（LDN）视角，构建涵盖双重对象、双重法则、双重原则、指标体系、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并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例，揭示土地退化与改善的类型及程度，评判LDN实现与否。结论如下：（1）像元尺度改善区面积略多于退化区，并以轻微改善或轻度退化为主；重度退化同未利用地、城镇用地、矿业用地转入及水域、冰川、林地转出密切相关，而耕地、草地发生退化或改善与自身质量变化关系更为紧密。（2）区域尺度由于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地域空间未达标，整体上未实现LDN；大多数行政单元或格网都遭遇双重对象的同时否定。（3）从规范价值取向、偏向功能主义、促进人地协调视角出发，践行LDN要全局底线性思维和局部适度性治理相协调、要素差别化治理和系统一体化保护相统一，继而协同多元目标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可为干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研究是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对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乡村特色风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渔村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构建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分析框架，识别与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及基因信息链。研究表明：（1）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丰富，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可分为海上、陆上两部分，体现了疍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包括传统技艺、音乐、语言等，蕴含了疍民追求幸福、祈求平安和丰收的美好愿望。（2）疍家渔村传统技艺、语言、音乐、习俗和节日作为景观基因信息元的延伸，充分反映了以“渔业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海洋“渔文化”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已难以全面体现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但仍能从平面结构、局部装饰两方面进行挖掘。（3）疍家渔村古码头、三江庙、陆上传统民居和海上渔排等重要景观基因信息点呈现多样化功能；海上和陆上景观基因信息廊道是连接疍家渔村各景观基因信息点的重要通道，且存在明显的等级性；景观基因信息网络集约化特征明显，海上渔排布局规整、规模庞大，陆上传统建筑零星分布。

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方法，对优化生态修复管理政策、夯实生态修复过程与提升生态修复成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监测评估的需求，以湖北省为案例研究区，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依托部门数据，采用层次分析与专家咨询等方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的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实施进展”和“目标达成”两个维度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客观反映当前生态修复规划的实施成效。（2）湖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施进展”与“目标达成”的评估结果分别为67.97分与86.40分，阶段性“目标达成”效果优于“实施进展”成效。从整体来看，在“项目实施、条件建设”等环节得分较高，而在“资金筹措、项目管理”等环节由于社会资本参与不足、项目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效有待提升；从“目标达成”情况看，生态保护目标成效要好于修复治理目标成效，相关约束性指标的完成度好于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3）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具有操作性，评估结果可以客观反映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成效，研究结果得到地方政府认可。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步入存量发展时代，城市更新已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城市更新实践也从以物质环境重建和改造为主，逐渐向着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维目标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转变。然而目前仍缺乏系统、综合的可持续城市更新理论框架，来为更新研究及实践提供指引。本文尝试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结合对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梳理，构建一个空间再生产视角下中国语境的、系统全面的可持续城市更新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包含可持续更新目标、政府、市场、社会和空间再生产五个核心要素，归纳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利益主体的构成、权力、资本和利益，以及其在空间再生产机制中的不同侧重和博弈模式，并建议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既应强调综合价值和综合效益的空间再生产和公平分配，也需关注在更新资本有限的情况下空间再生产的可持续推进路径。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为厘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与逻辑机理，基于产权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并采取单案例纵向研究法，以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浙江省丽水市进行案例检验。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资源价值难以显化、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和治理结构遭受冲击三重困境。通过所有权明晰和横向权利束划分可优化生态产权体系，促进资源价值显化；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与农民主体的匹配是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路径；以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并加强政府的参与性引导和强制性规则可导向稳态治理结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持续。基于此，应沿生态产权制度优化和治理机制重塑两大方向开展改革，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实现。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演进的主干枢纽、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又与外部区域具有近远程耦合关系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复合系统。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五年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内对外开放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流域产业经济在创新、绿色、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资源环境效率大幅度改善。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升级，统筹协调好人—水—粮—能—碳—生态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快实体性有边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协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河流域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拉动、高水平开放，推动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挥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绿色能源重要生产基地的作用，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建设。构建以人水关系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型，从纽带关系的角度理解整体性，从临界阈值的角度理解系统性，从远程耦合的角度理解协同性，是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历史街区是一种动态型的城市遗产，其保护与更新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振兴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文旅融合背景出发，构建了涵盖物质空间更新、文化保护与展示、文旅活化利用的历史街区更新成效评估框架。基于游憩者的主观评价，采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开封市三个典型的历史街区进行更新成效评估，并基于“满意度—重要性”矩阵分析识别更新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三个历史街区更新成效均较好、差异较小，双龙巷、马道街、书店街分别为3.801、3.794、3.759；物质空间更新成效双龙巷的得分高于书店街和马道街，文旅活化利用成效书店街和马道街的得分优于双龙巷，文化保护与展示成效得分差异较小。在指标层，各街区街巷风貌和活化认可度普遍评价较好，书店街和马道街的街巷景观、基础设施和街巷维护评价较低，双龙巷的文旅特色、多元活化和基础设施评价较低。三个历史街区均需提升交通可达性；书店街需改善街区环境，强化街区文化展示与文化内涵认知；马道街需增强文化吸引力，提升文化沉浸互动体验；双龙巷需提升文化吸引力和业态多元化。

有效的国家公园治理寻求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各方力量，形成多方共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阐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中社会主体的重要一方——社区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底层逻辑，结合实证研究提炼社区参与治理的特征与挑战，提出推动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这一治理目标的建议。研究指出：只有合理的自然资源多方共治才能维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当前国家公园治理中的社区参与存在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和资金依赖，治理有效性受到结构性因素、本地认知和激励方式等主要因素影响。研究构建了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分析框架，以提升国家公园治理成效为目标，建议通过差异化社区机制、多元化激励与保障、内部化外部政策和主流化生物多样性等路径，推动多维的社区赋权以巩固和提升社区这一国家公园治理行动者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构建中，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有效保护与合理转化不仅是核心支撑要素，更是驱动产业升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这一议题，本文邀请了来自地理、旅游、文化及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资源潜力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需关注以下重点议题：（1）重构旅游资源价值体系，跳脱“自然—人文”二元划分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隐性要素纳入资源谱系，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相衔接。通过跨学科研究、科技赋能以及规划管理与法律保障等制度性支撑，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2）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三方合力”机制是关键。政府在规划管理、产权协调与资金扶持中发挥顶层设计和引导作用；企业则关注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应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价值塑造。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沉浸式与交互式体验模式，扩大产业融合效益。（3）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自然生态与文化原真性的侵蚀，合理限定开发强度。加强跨区域合作与政策性扶持，推进交通与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让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呼吁多学科合力探索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协同创新”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增长引擎，进一步夯实国家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并为全球旅游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并催生各类“网红”旅游地。传统村落“爆红”既是数智技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流量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以泉州市蟳埔村为例，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揭示传统村落“网红”的影响因素，探讨其保持“长红”的路径。研究表明：（1）蟳埔村借助网络流量成为“网红”村落，其生命周期曲线因时间压缩发生变形，呈现出挤压式S形态。（2）蟳埔村“爆红”是符号价值、虚实文化、空间重构、优化管理、流量传播五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村落存量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化的结果。（3）蟳埔村“长红”的路径主要有“符号价值—流量传播自驱型”“符号价值—优化管理助推型”和“空间重构—优化管理驱动型”三条，在虚实文化与流量传播的协同下，符号价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在权衡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降碳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6—2021年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20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刻画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时空演变格局基础上，实证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并讨论了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2006—2021年中国城市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增速先增后降，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群碳排放增速明显低于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群；（2）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且受城市群等级、地理区位、低碳政策、城市产业结构以及城市规模的影响；（3）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强化了倒“U”型曲线拐点前的正向作用和拐点后的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使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降碳阈值右移。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抓手，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的降碳效应，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以“结构—能动”二元视角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诠释，已不能满足技术快速迭代下的资源生产和消费需求。新的视角需要有效识别各主体在技术驱动下的行动及规则对传统村落产生的动态影响。基于此，提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选择爨底下村、吉迪村、夏荣村、仓东村、普济村、明月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长时间、跟踪式的传统村落田野调查，诠释技术的链接与再造、制度的整合与赋能、主体的内生与更新等机制，以及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互构与转化。研究发现：传统村落资源是一种基于资源本体整合村落内外部功能的系统，“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的提出将有效回应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实矛盾和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