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是重塑国家文化标识、传承中华文明的重大文化工程。现有研究虽已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但仍存在整体性认知不足、时代价值阐释不充分以及面向未来的科学议程缺位等局限。立足文化地理学与多学科交叉视角，围绕理论建构、现实逻辑与关键议题三个核心维度，系统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体系。在理论建构方面，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国家文化标识景观”，由国家意志主导，通过对特定文化主题下的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符号化提升，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其特征体现为国家性、文化性、标识性、系统性、空间性与时代性。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共同构成阐释中华文明“根、形、脉、体、魂”的“五位一体”宏大叙事框架。在现实逻辑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中国文化遗产治理实现从文化事业到国家战略、从条块分割到主题整合、从点状抢救到整体性品牌塑造、从静态看守到分区活化利用、从部门管理到协同治理、从对内传承到文明互鉴的整体转变。在关键议题方面，构建了整合性的“文化地理生命复合体”分析框架，涵盖本体重构、多尺度网络结构重组以及“活化—赋能—治理”机制重塑三个维度，并凝练出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生态—文化耦合、活化利用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数字赋能、空间治理与制度创新五大关键科学议题，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入研究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研究路径。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托，而公共政策是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基于政策“主体—工具—效能”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PMC指数模型等对国家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嬗变逻辑、结构体系和效能价值进行深入阐释。研究发现：（1）中国乡村旅游政策经历了发展起步（2006—2010年）、高速发展（2011—2015年）和优化转型（2016—2021年）三个阶段，并表现出政策效能位阶由低阶向高阶演进，政策重点由引导规范转变为多举措全方位保障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2）乡村旅游政策主体初步形成了以农业农村部为单核心主导，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关系，但部门间协作的持续性和广泛性有待进一步加强。（3）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中供给型工具使用频次相对较多、环境型工具使用相对合理，而需求型工具的使用有所缺乏。（4）所评估的专项政策的效能价值整体表现良好，政策内容较为详实，政策功能也能得到较好实践，然而政策效能各维度间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有效性存在失衡，尤其在政策时效、受众、视角等方面有待提升。研究结果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乡村旅游的理论探索，而且还能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国土空间布局优化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居民活动、要素流动与空间组织结构，传统“人—空间”二元关系主导的研究范式已难以适应智能时代的治理需求。基于“人—技术—空间”一体化理论，构建城市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概念模型、研究框架与技术体系，揭示人、技术与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机制，强调技术由外部辅助工具转变为嵌入城市运行与空间演化过程的内生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体检—优化评估—布局模拟—监督迭代”的闭环流程，并提出由“数据底座—世界模型—优化智能体”组成的技术体系，以支撑空间诊断、方案生成、情景推演与动态反馈。研究旨在推动城市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由静态规划向实时感知、动态认知、自主推演和持续优化的智能治理范式转型，为中国城市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技术路径。

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文献，梳理中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总体研究进展，构建“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模式—治理客体”四维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当前研究的核心议题与不足。研究发现：中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究经历了初步探索、深入拓展与深化转型三个阶段；治理目标呈现价值人本化与结构体系化转向；治理主体确立了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治理模式在静态分类与动态运行中呈现多维创新；治理客体形成了涵盖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的“四生”领域。展望未来，应着力推动中国特色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理论体系化发展，重点深化技术迭代、城市体系以及人民城市理念视角下的治理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新主要指物质环境的改造，但对社会群体维度的关注相对不足。提出城市更新概念具有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生态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意象空间等多维内涵，将多维属性纳入城市更新研究框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北京五环内物质空间更新与社会空间演变，以及两者的空间关联与耦合特征。研究发现：（1）物质空间更新项目中生产类更新项目规模最大，但居住类项目正在成为主流，且不同类型更新项目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性。（2）社会空间变化整体表现为居民平均年龄增大、收入相对稳定，教育水平、消费能力和职业层次明显提升，根据社会经济属性变化差异划分为8种类型区。（3）城市更新规模与社会空间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即城市物质空间更新可以促进社会结构改变，其中生产类更新对社会空间提升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居住类和公共类更新。兼顾城市更新的物质—社会等多维属性，有利于科学评估城市更新行动在城市环境、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综合成效，引导城市更新成为推动城市社会经济转型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多源流理论为框架，基于北京市2019—2024年多源异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分析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议程设置的时空格局与影响机制，弥补了既有研究在量化识别与外部效度方面的不足。结果表明：（1）截至2024年，北京市已有30.17%的老旧小区被纳入改造议程，其中71.98%集中在中心城区，尤以五环以内区域为主。（2）问题、政策与政治三重源流显著影响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议程。问题源流中，高房龄、低空间品质、低层/多层建筑及缺少地下停车位是关键驱动因素；政策源流中，较高的区级财政支出与政府注意力分配，以及较年轻的主政官员，均显著推动政策议程，而区长当年换届则产生抑制效应；政治源流中，居民诉求强度高、产权含单位房、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小区更易进入议程。（3）年龄结构、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等人口特征显著调节多源流作用，且调节效应在城区与郊区呈现异质性。建议通过健全“见物见人”的城市体检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协同的自主更新、培育基层“政策企业家”、实施城郊差异化治理等路径，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构建农垦国有农用地权利体系，是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深化农垦改革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对防止资产流失与实现保值增值至关重要。针对农垦国有农用地长期存在的权利类型不清、权能模糊与规范缺位问题，构建国有农用地所有权—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四层结构，为国有农用地资源资产奠定权属清晰的法律基础。研究表明：（1）明确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与经营权均定性为用益物权，并严格确定其权源、主体与适用范围，能够推动农地管理从行政模糊管理向精确法律关系的根本转变。（2）创新性地提出经营权的设立须满足“连续经营五年以上”和“物权式流转”双重要件，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出租”目的性限缩解释为物权性的“转包”，可清晰划分物权与债权的生成路径，有效促进法律体系之间的内在统一。由此不仅完成了农垦国有农用地权利体系的法律构造，也为推动国有农用地资本化与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兼具法理自洽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完整制度方案。

建立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制度，是维护所有者权益、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制度安排。基于所有权与监管权分离下索赔权的具体化配置，损害赔偿制度作为国家所有权实现核心载体的必要性在于填补资产性损失救济空白，制度取向为以民事责任将损害内化为责任主体成本，以维护所有者权益。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赔偿主体、索赔方式、赔偿方式、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为核心要素的制度框架体系，确立了涵盖线索发现、损害认定、责任追究、修复赔款与监督保障的全过程实施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了以行政救济优先、司法救济兜底为原则的自然资源领域损害赔偿分类处置策略。通过明晰自然资源资产救济路径并强化民事赔偿制度功能，有助于夯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制度保障，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体系完善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进程。

提升舒适性是乡村旅游地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路径，亦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验经济理论与供需理论，构建“自然资源禀赋—舒适性感知—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江西省三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综合运用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揭示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由自然环境、设施条件、地方发展、地方文化等客观因素与个人感知、技术运用等主观因素共同塑造，其中自然环境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2）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基础支撑、内生动力和外在动力三类因素相互作用，在供需互动中形成平衡，体现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与系统性。（3）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提升需遵循“要素流动—结构优化—功能显现”路径，通过要素协同、供需调整和价值落地，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从生产空间向高品质生活与旅游体验空间的转型。由此为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着资源开发低效与主体协同不足的困境，制约文旅价值转化。基于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理论，以勾蓝瑶寨为例，探索文旅融合驱动共同富裕的嵌入性路径。研究发现：（1）在“资源整合—价值共创—共同富裕”发展框架中，资源整合是文旅嵌入的基础，共同富裕是价值共创的成果，三者层层递进。（2）瑶寨遵循“识取—配用”逻辑，通过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吸纳现代要素，实现文旅资源向经济资本的产业化运作。（3）政府、企业、村民、游客在价值共创网络中行动互补、要素耦合，共同催生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维价值。研究揭示了文旅融合驱动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丰富了乡村共富理论，并为同类村落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态世界文化遗产，既承载着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的生态智慧与农耕文化，又在申遗后迅速融入旅游、品牌与市场体系，其保护与发展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本，亦是探索活态文化遗产治理理论创新的前沿课题。通过田野调查与多源数据分析，系统梳理景迈山世界遗产在保护、管理与利用中面临的现实议题：保护维度聚焦林下茶共生生态的可持续性、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创新以及多元主体的保护参与效能；管理维度侧重管理体制及人才队伍优化、均衡与公平发展路径以及土地空间管控；利用维度涉及茶叶产销标准化、品牌价值塑造、遗产与旅游价值共创以及遗产影响力的全球传播。这些议题相互交织，保护为管理与利用划定生态、文化底线，管理为保护与利用搭建协同框架，利用则为保护与管理注入可持续动力。结合问题分析，后申遗时代景迈山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需重点关注：（1）面向遗产保护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融合，以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优化林茶共生调控、以活态传承理论活化地方性知识、以多主体协同理论完善治理机制。（2）提升管理效能的政策协同与适应治理，构建自上而下的联动机制与自下而上的动态反馈体系。（3）响应国家战略的开发利用与本土实践，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与“景迈山”品牌打造践行生态文明，依托茶文旅融合与社区自治助推乡村振兴。（4）统筹三大维度的价值共创与全球对话，通过文化符号提炼与国际对话实现“地方性全球表达”。通过理论创新、技术赋能、机制完善与国际合作，景迈山不仅能实现自身遗产价值的永续传承，更将为全球活态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适性的治理方案，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以山西省“文明守望工程”为观察对象，探索低级别文物建筑认养并合理利用对文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优化作用，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半结构访谈资料，构建“认养人—产权人”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在合理利用情境下的文物建筑认养长期最优策略，并使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探讨参数变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保护利用、合作”的稳定策略有助于激励社会各主体参与文物建筑认养；社会效益的变动会对认养人产生影响，经济效益的变化会推动产权人更迅速地与认养人开展合作。“搭便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产权人影响较为显著，而政府补贴仅能缓解短期困境，对构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长久良性关系并无显著成效。基于结论，提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逆全球化趋势加速演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基于CNKI和WOS数据库，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在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热点演化、阶段特征、研究脉络和分析框架。1990年以来相关研究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存在国别、阶段差异，但同经济全球化、国家博弈和突发事件联系密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框架，归纳构建威胁和安全交互作用下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内容主线、基本逻辑和演化路径；威胁和安全细分领域协同演化实现横向扩展，并呈现国别、阶段差异；在安全评估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同认识和视角使得学者在评估方法选择、指标选取和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存在差异；综合现有文献，总结安全保障措施的“3+5”保障体系框架，指出保障措施存在国别、阶段差异并产生“溢出”效应。基于多元风险联动、多元主体博弈、跨学科研究框架、国家经济安全理论构建，提出了未来展望。

新型城乡两栖是城乡融合战略背景下促进城乡要素流通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带动农村资源高效配置与人才双向流动的关键力量。以福建省侯官村为例，根据206份村内居民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行动者网络改进的多层网络模型，探讨侯官村农业、文旅与教育多层网络的联结关系，解析侯官村“农文旅+教育”融合发展机制，为“农文旅+”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支撑。主要结论如下：（1）侯官村形成农业、文旅、教育多层融合的互馈体系，并通过村委、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等行动者交互形成跨层关联。（2）在转译过程中，各层行动者共同作用于强制通行点，形成了聚合网状结构，其中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作为主力，与村委、政府及大学生等多方行动者共同构成了“一超多强”的网络格局。（3）侯官村“农文旅+教育”多层网络全局重叠率较高，网络韧性强且层间关联指数高。（4）侯官村循环共生结构通过推动不同群体跨产业交互协作与协同效应，在共生理论框架下直接促成有机融合的“农文旅+教育”发展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乡村生活空间正经历从“生存载体”向“品质空间”的转型。但既有研究存在结构维度忽视自上而下力量、核心场域界定模糊、空间系统整合不足等局限。为此，沿循“概念模型—多维特征—互动机理—生产机制”的逻辑脉络，讨论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整体性概念模型与系统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生活空间是多主体社会关系与空间实践在地理空间上的总投影。借鉴社会—空间辩证法、乡村空间三重模型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构建兼具社会性、空间性、历史性三元属性，涵盖县域县—镇—村—家多级体系下的多类空间，承载居住、就业、消费等多元功能，蕴含物质空间、正式表征与日常活动三维结构及动态互动于一体的乡村生活空间整体性概念模型。（2）基于乡村居民日常活动的行为逻辑，提出县域为乡村生活空间的核心场域，强调在县域尺度统筹村域总体聚落人居环境与多级分项生活空间的系统整合。（3）乡村生活空间生产的本质是在多维互动与多元驱动力的综合作用下，正式表征—物质空间—日常活动三维结构的关联形式、协调关系发生转变并推动系统的平衡状态以及功能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据此，提出涵盖多维特征—互动机理—生产机制层层递进的研究框架。从整体性与动态生产视角展开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空间理论，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宜居生活空间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耕地规模经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次访谈围绕耕地规模经营的定义、影响因素以及实现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访谈中，受访者提出“五位一体”的耕地规模经营概念，分析了影响规模经营进程的因素和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的主要路径。受访者认为：实现耕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长期趋势，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过程也将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在所有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是影响耕地规模经营最为根本的因素，土地资源禀赋差异是影响耕地规模经营的基础性要素。乡村老龄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特色农业的发展等也对规模化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将共同塑造中国未来耕地利用的格局：不同耕地规模的经营主体共生共存、相互补充。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以存量提质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城市更新已上升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关键战略。为深入探索城市更新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通过剖析国际先进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本土化实践提供借鉴，继而回顾中国城市发展重点从“生产之城”到“人民之城”的历史性演进，揭示“人民城市”理念确立的时代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诠释“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内涵，系统梳理了城市更新作用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多维目标的推进路径，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政策建议体系，旨在为通过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全面解决方案。

生态空间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途径。从生态环境治理逻辑演变特征出发，构建了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空间治理分析框架，探讨了生态空间治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机制与路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变革呈现权责重构、格局重建、过程重组、服务重塑的“空间转向”趋势，为生态空间治理体系构建和美丽中国战略提供基础支撑。（2）以空间主体之间的“冲突—协调—共生”体系构建了空间与要素统筹、结构与功能协同、价值实现与效率提升并重的生态空间“要素—结构—功能”综合治理体系。（3）生态空间治理通过社会—生态要素空间集成、多目标任务协同增效机制、多元主体协商机制落实，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内在机制。（4）生态空间治理通过横纵结合的运转机制，构建了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细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系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等具体路径，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