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地球安全、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根基。生物多样性核算能够深入理解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联系，为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提供信息。基于国际生物多样性评估行动合理划分核算体系的形成阶段，以明晰其发展规律与核算本质；依据联合国官方文本的具体内容，从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和核算方法四个层面分析国际标准的更新演进；面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从范围界定、区域选择、账户设计和指标构建四个维度探讨国际核算的实践经验及借鉴思路；结合中国实践成果与挑战，提出推进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具体思路。通过加强对核算体系的科学理解、拓展推进核算的实践路径，全面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

土地细碎化治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落实粮食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基于“赋能型治理”视角，构建“主体—机制—路径”的分析框架，对三个县市的土地细碎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阐释土地细碎化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1）基层政府是赋能主体，为土地细碎化治理提供各类治理要素；（2）基层政府通过制度赋能、资源赋能和组织赋能等方式，提升了村社集体的治理能力；（3）基于基层政府的主动赋能，多元主体以村社集体为核心构建土地细碎化治理结构，遵循村社统筹、农民参与、经营主体承接的基本原则，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有序开展。研究呈现了土地细碎化有效治理的运作过程与实践逻辑，为土地细碎化治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开展村落尺度的资源环境代谢研究不仅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的利用特征及环境的扰动影响，而且也为加快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支撑。在对资源环境代谢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 6.3R1对当前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建构了关键词共现图谱，深入探究了村落资源代谢在数据构成、模型模拟、账户设计和优化调控方面的现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村落资源环境代谢良性发展的建议：部署村落尺度数据入库及共享调用机制，构建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代谢模型，建构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代谢综合账户以及提升村落系统资源环境经济综合管理。通过全面考量乡村系统内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确保乡村地区实现平衡、持续的发展。

岛屿是“被水围绕的小块陆地”。自1980年代以来，岛屿认知经历了从强调孤域性转向强调关系性的转变，更加注重对陆—岛、岛—岛、岛—海关系的理解。关系转向下的岛屿认知挑战了岛屿/大陆、陆地/海洋的二分法，对岛屿的解读更多强调空间、社会与陆海环境的相互建构。在研究议题上，陆—岛关系主要关注后殖民与权力批判转向、岛屿殖民、非主权岛屿地区治理、岛屿地缘政治研究；岛—岛关系主要关注岛群转向与流动转向、岛屿交通地理、岛屿移民、信息化对岛屿的影响；岛—海关系主要关注岛海转向与湿转向、岛屿文化与身份认同、气候变化下的岛屿可持续发展、岛屿与海洋旅游研究等。陆—岛关系解读的背后是对陆—岛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探讨，岛—岛关系解读背后是对岛屿动态关联性的认知，而岛—海关系解读背后是对人类—陆地—海洋交互关系的思考。岛屿是未来经略海洋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丰富当前对岛屿研究的认知，也为今后的海洋国土治理提供基于关系视角的解读。

囿于行政管理体系下国家公园监管者权力和所有者权利边界不清，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普遍存在所有权授权合法性不足、行权机制不畅等问题。通过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结构特征分析及其管理职责内涵释义，以权力和权利的法律性质、行使模式的法理分析为切入，从管理目标及内容、法律性质及适用、行权主体及模式、履职内容等方面，划清了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监管权边界。结合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实际，提出24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重点对技术工作按执行目的划分职责归属、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以委托代理模式行权等关键问题进行论证，并从理念、法制、机制层面提出所有者职责落实建议，为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技术参考。

土地是国土空间的核心载体，也是碳排放和碳吸收的重要主体，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是调控国土空间碳收支的重要手段。基于复合碳系数法构建30 m×30 m栅格尺度的碳收支指数，精细核算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收支变化，并结合兴趣点（POI）数据识别影响碳收支的驱动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碳收支监测预警指数并进行风险分区。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发生变化的土地面积共2.27万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12.32%，带来净碳排放量增加1843.58万t，主要由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相互转化导致。（2）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成为超强型增碳空间，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区这两个核心城市；建设用地转为耕地是超强型降碳空间，布局于“双核”及周边区县的农村地区。（3）工业空间、交通空间是驱动超强型增碳空间增加净碳排放量的主导因子，对国土空间碳收支的调控关键是要增加降碳空间或减少增碳空间。（4）基于主导因子划定的碳收支风险区表明，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与泸州、绵阳等地为极高风险区域。

如何在产业发展大势下评判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问题，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使用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法测算产业转移的规模及趋势，采用工业灰水足迹度量工业水污染量，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当前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污染天堂”或“污染光环”效应。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呈现出“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的复合水环境效应；承接地水污染因产业转移加大而呈现“污染天堂”效应；产业转移减少了全国工业水污染总量，但这种“污染光环”效应未得到充分证实；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因产业类型和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存在“污染天堂”现实危机和“污染光环”转型契机。因此，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推动产业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新发展格局下水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需求。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融通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机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0—2021年湘西地区24个区县协同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研究显示：（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皆呈现出上升趋势；（2）虽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协同程度逐步提升，但仍存在显著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差异；（3）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分别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4）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协同融通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为探索一条符合当地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构建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划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其中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与西南部海拔500~1500 m的山坡和河谷地带，沿河流延伸形成连续面状区域。（2）将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优化后面积共2925 km²，促进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空间连续性与完整性。（3）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南北高、东西低”分布情况，且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多呈现优质耦合协调状态，低值区多为一般耦合协调状态。（4）在相关植物、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因子的主导驱动下，区域产生不同的耦合协调关系，形成独特的生物文化多样性表征。建议将优质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核心区，突出传统农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发展，面积1256 km²；一般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缓冲区，强调生态系统与文化传统的动态平衡，面积1669 k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