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增量扩张路径向内涵提升转型，经济社会转型推动城乡空间更新逻辑发生根本变革，但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与地方财政下行带来的压力，使得传统城乡更新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针对更新时代面临的空间治理议题，邀请了8位来自学术界、管理界和实业界的专家围绕城乡空间更新治理的议题展开深度探讨，形成以下共识：（1）在更新治理理念上，需从依赖土地财政和资本驱动，转向价值再生、多元共治、公平共享的新范式。（2）政府角色转型是关键，需向基层、市场放权赋能，拓展多元化资金渠道，通过政策工具激活市场参与。在规划管理体系上，突破刚性标准，建立与更新类型匹配的弹性管控规则，简化审批流程。（3）在更新治理模式上，应从政府主导、市场驱动转向多元协商共治，构建公平的空间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在更新全流程中的参与权，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4）乡村空间更新面临人才外流、资金短缺、土地权属复杂等瓶颈，需激活内生动力，支撑空间更新。（5）通过宏观制度重构与政策协同，实现城乡更新的有效联动与整体价值提升。基于专家访谈，提出了面向更新时代的城乡空间治理“EPRSO”框架，其核心在于重塑多元主体关系，通过放权赋能，实现空间增值公平分配与城乡价值共生，这需要各界协同探索，推动城乡空间持续繁荣。

城市更新在重塑物质空间的过程中，同步引发了居住群体社会关系的重组，进而导致“空间混合—社会分异”的治理困境。以西安市的5个更新社区为例，收集安置居民、商品房业主与租户三类群体的日常活动与社交轨迹的数据，构建“暴露—交互—交往”三层次测度模型，解析群体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在暴露层次，居民跨群体共享活动空间程度低；（2）在交互层次，同质群体间行为趋同效应突出；（3）在交往层次，强内部交往与弱外部交往并存，形成嵌套式社交孤岛。基于此，提出三级治理路径：通过多功能空间重组消除空间占位壁垒，依托时空协同机制优化跨群体接触契机，借力混合社群共生计划打破社交圈层固化，助力实现居住融合向更广泛的社会融合转变。

既有社区更新实践表明，居民缺乏认同感往往使空间改造无法实现预期的社会融合目标。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开展了名为“社会城市主义”的非正规社区改造行动，使之从“世界最危险城市”成功转型为“世界最具创新力城市”。区别于以提升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为核心理念的传统社区改造行动，社会城市主义实践展现了构建认同感的重要作用及具体措施。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分析视角，指出其核心手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文化纽带联结不同社群，促进多方共建，构建新共同体身份；二是以艺术实践营造特色社区，彰显社区积极特征，减弱社会比较差异感；三是兴建标志性建筑，使边缘社区成为城市的新中心新名片，强化新共同体积极价值。社会城市主义实践的启示在于，以文化手段引领空间微更新改造，能有效培育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居民间的认同感与共享精神。在认同力量的推动下，市民继续向非正规社区投资，并与社区居民互动，形成了促进社会融合的可持续机制。社会城市主义可为中国社区更新提供构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案例启示与方法借鉴。

揭示居民政策支持意愿形成机理，可为稳妥有序推进征迁改造提供有益参考。现有研究多面向前期推进阶段，尚缺乏对后期体验阶段政策支持意愿类型及内在机理的探查。识别政策倡议意愿与泛化政策支持意愿两种表现形式，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488份调查数据，以社会交换理论与互惠规范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感知价值通过政策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发挥对政策支持意愿的积极影响；较泛化政策支持意愿，政策倡议意愿与感知价值、政策满意度、政府信任的关系更为紧密；个体与项目特征共塑居民多维价值感知与意愿形成机理。据此提出重塑长效性征迁工作体系、激发公众参与内生动力与以差异化思维维护空间正义等政策建议。

城中村改造效应的科学评价，是稳步推动城市更新，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广州市571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和评价城中村改造对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并根据广州市2005—2022年城中村改造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中村改造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城中村改造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的人居环境满意度，但改造成效在改造模式和改造规模上存在明显异质性，相对来说，改造规模较大和开发商主导的改造模式更令居民满意；（2）城中村改造改善了居住区的客观环境，并通过增强居民的环境感知提升了居民满意度；（3）城中村改造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居民更为关切的便民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布局仍有待优化。因此，应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这一利民工程，不过需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尤应重视便民服务设施的完善和布局优化。

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协同共生是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的城郊型绿中村尤为关键。当前，中国生态保护中的政府补偿机制在中微观尺度尚不完善，市场补偿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加之学界对生态空间价值体系及管制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导致城郊型绿中村的转型路径尚不明确。通过解析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影响城郊型绿中村转型发展的理论机理，以武汉市为例开展实证，进而探讨如何通过空间改造推动该类村庄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赢。分级分类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会导致地租的区位与功能级差，加剧主体权益配置的失衡。有效的权益调节机制在于增强管制的弹性，通过对村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系统性改造推动转型。武汉市生态空间管控从规划引导转向刚性约束，期间出现了多种村庄改造模式：房地产导向的“就地拆建”模式或“只管控不发展”的模式，分别代表发展或保护的极端化权衡；村民异地城市化的模式能实现共赢目标，但依赖政府与市场的巨大投入，难以适应财政紧缩的现实环境；城市融入导向的“就地微改造”模式更实用，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通过调整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建设用地指标与三生空间布局，并履行基本保障职能，进而有效推动村民的就地城市化融入。建议在地方生态空间管控制度中系统构建弹性调整机制，并在改造实践中推行共识型规划与实施路径。

捕获土地潜在租差是集体产业用地更新的内在驱动力，更新实施需要考虑租差捕获的经济成本和交易成本。构建“土地租差规模—租差实现成本”的分析框架，以广州52宗村级工业园改造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揭示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模式选择背后的组态路径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州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模式呈现“中心—外围—远郊”的分异特征。在土地区位、开发管控、产权重构、协商成本等维度多变量共同作用下，存在轻资产运营、村企合作、自主改造、政府收储四条组态路径。更新模式的形成受到土地区位级差、集体经济水平和政府开发管控的影响。更新治理应遵从土地区位级差的规律，通过租差调节促进更新实施降本增效。

宅基地流转是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重要途径。基于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产业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2）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吸引外来劳动力流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和推动宅基地功能多元化三条路径来提升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3）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积极影响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高、对产业发展重视和与县城距离较近的村庄中更为显著。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宅基地流转交易平台，从而更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

旅游驱动的棕地绿色更新已成为老工业区恢复声誉、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揭示了绿色更新对区域形象的提升，但提升的具体方面及路径仍不明确。引入目的地形象理论，以武钢一号高炉工业遗址公园为例，结合线上游客生成内容数据与线下问卷数据，运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旅游驱动的棕地绿色更新对区域形象的影响及其路径。结果显示：（1）认知形象中，旅游形象、历史文化形象和环境形象提升显著，但经济形象改善有限；（2）情感形象存在消极向积极转变的趋势；（3）个体的年龄和收入直接影响其认知形象，个体与棕地的地理距离通过了解程度间接影响其认知形象；（4）认知形象中的历史文化形象和环境形象显著正向影响情感形象。

新时期中国遗产地在文旅融合发展与城市更新进程中面临新的挑战。文旅驱动的遗产地保护更新常常伴随着旅游流动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和空间形态重组，深刻影响着遗产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选取世界文化遗产地束河古镇作为典型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文旅驱动遗产地保护更新的社会空间效应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文旅驱动的保护更新使遗产地的土地功能和空间景观转型与跨地方旅游需求相连，并叠加了地方的多重社会发展目标和资本循环策略。地方政府、市场力量和社会群体围绕遗产价值阐释与空间权利协商展开互动实践，构成了保护更新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发展诉求与文化自觉展现出本地社区的能动性。（2）在地方政府主导的遗产分区保护与制度性约束之下，保护更新加速了旅游流动嵌入地方的土地与住房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多尺度张力。不同社会主体与力量在遗产地场域汇集、冲突与协商，塑造出多元化和不平衡的文化遗产地社会空间图景。研究认为，文旅驱动的遗产地保护更新研究需超越物质空间和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重视城市更新进程中跨地方旅游流动与在地性力量互动协商的社会空间生产，以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的视角拓展中国文旅发展与城市更新日益交织的理论前沿，为实现新时期文旅资源良性保护利用与社会福祉提升协同的遗产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探索。

在全面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文旅融合为城市更新提供新动能。作为连接海外侨胞与国家的特殊地理单元，侨乡兼具独特的文旅资源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其城市更新实践成效深切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因此，侨乡城市如何通过文旅融合以实现地方尺度跃迁及更新实践，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以广东省开平市为例，结合地方志、政策文本与深度访谈资料，透过尺度理论视角，探索文旅融合驱动下侨乡城市如何在国家政策与跨国网络之间实现尺度跃迁与城市更新。研究表明：（1）开平侨乡城市的更新发展呈现出路径依托与突破并存的尺度循环过程。在文旅发展主导下，开平先后经历三次尺度跃迁，分别通过“申遗”事件、赤坎古镇华侨文旅项目打造以及国家战略引导下的文旅功能适配，形成嵌套推进的跃迁路径。（2）开平的尺度跃迁呈现出地方、区域、国家与全球的多尺度互动与叠加效应。不同尺度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推动城市逐步打破行政边界，实现地方边缘的跨层级跃升。（3）政府主导、资本支持与社群参与构成开平尺度跃迁的核心动力。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搭建国家战略平台，资本借文旅项目推动空间再生产，华侨群体通过情感认同与社会网络联结激活跨国资源，三方协同演化塑造了侨乡城市的更新转型路径。研究揭示了侨乡城市如何在全球—地方尺度关系中寻求差异化发展，为新格局下中国广大侨乡寻求城市更新路径突破与模式转型提供了实证经验与案例借鉴。

提升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治理效能，是衔接乡村文化振兴与遗产活化传承的关键议题。现有研究多关注多元共治的理念倡导，但对外部力量如何有效介入并催化内生发展的实践路径与运作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为此，引入行动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渭河下游L村为例，旨在揭示文化空间多元共治的生成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村落内部、研究团队与政府部门分别扮演了内生发展核心、知识转译媒介和外部赋能平台的关键角色；（2）研究团队作为社会力量，通过参与式工作坊等方法，构建了“记忆挖掘—价值提炼—共识塑造”的知识转译路径；（3）多元共治机制的运行依赖于复合组织核心、耦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双向知识转译模式的相互作用。结论可为构建兼具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的文化空间治理模式提供路径方案借鉴。

城乡二元分割的韧性研究已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变化背景下跨区域、系统性的复杂风险。揭示城市与乡村韧性研究在理论视角和评价范式上的割裂局限，并从城乡互动增强引致的风险联动、空间格局重构导致的要素错配、治理体系分割造成的尺度错配三个维度，系统阐释推动城乡韧性研究一体化的理论和现实必然性。同时提出了强调系统耦合与尺度匹配的城乡韧性整合理论框架，以及未来研究的四大核心议题：构建城乡耦合的系统认知框架；建构多维协同的韧性评价体系；探究城乡融合的韧性作用机理；创新城乡协同的韧性治理机制。研究旨在为深化城乡系统理论、促进区域韧性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城乡融合是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为破解现有研究中的“整体倾向”与“时间盲区”，基于2014—2023年福建省43个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动态QCA模型从时空双维视角探究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县域城乡融合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均无法单独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2）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存在四个组态路径，即H1要素互嵌—环境共治双核驱动型、H2空间互融—环境共治双核驱动型、H3多元协同驱动型和H4功能互补—环境共治双核驱动型；其中，组态H1适用范围最广，环境共治具有基础性作用，要素互嵌与空间互融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与情境相匹配的“政府—市场”协同关系是组态生效的关键。（3）在时序上，部分县域的组态发生结构性变化，组态解释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伴随阶段性波动；在空间上则呈现闽南（H2）、闽西（H3）与闽西—中—北（H4）的分布特征。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聚落持续面临人口变迁与建成环境改变，人地矛盾和社会融合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社会健康，乡村遗产保护与健康人居遭受双重威胁。基于CNKI和WoS数据库中280余篇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社会健康视角阐释传统聚落内涵，总结影响社会健康的住房环境、邻里与公共活动空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及传统空间与文化环境等建成环境要素，提出建成环境影响社会健康的直接、中介影响路径及调节作用要素，构建多维度建成环境影响双层级社会健康的理论框架，依托二者关联模型揭示其影响机制，并通过社会健康影响评估为传统聚落主动式保护规划中的健康干预提供指引。研究结果从社会健康视角丰富了传统聚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框架，指引传统聚落规划实践，支撑健康中国与文化复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