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为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探索方向。为厘清旅游资源开发通过收入增长、基建强化、文化传播和要素流动助推共同富裕实现机理，基于规模和质量维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2007—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呈现平缓增长趋势，但空间差异明显。（2）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提升，市级行政中心永定区、吉首市和鹤城区位于前列。（3）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均可赋能共同富裕，且旅游质量优于旅游规模；不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差异显著，其中张家界市最大，怀化市和湘西州次之。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提出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利用、质量升级和区域整合模式。
以“要素➝结构➝功能”为逻辑主线探讨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理，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Tapio脱钩指数及障碍度模型，分析2002—2021年武陵山区5个中心城市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武陵山区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与旅游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旅游城镇化增速低于和美乡村建设；区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居于首位，铜仁市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最高。（2）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呈现耦合互馈特征，实现从基本协调到中度协调的类型转换，空间差异先缩小后扩大，2018—2019年协调状态稳定性较强，但短期内难以跃迁至优质协调阶段；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一致，呈现“怀化市>张家界市>恩施州>湘西州>铜仁市”的态势。（3）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脱钩类型以扩张性负脱钩和弱脱钩为主。文化振兴与社会福利是制约武陵山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协调关系的主要障碍因素。
生态资源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是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关注的核心，也是中国发展乡村产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结合新结构经济学要素禀赋结构理论，以贵州桐梓县山堡社区为例，从基层治理视角考察乡村生态型避暑旅游产业变迁过程，挖掘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累积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禀赋结构优势+乡村能人示范”构成乡村生态旅游产业萌芽发展的内在基础。（2）基层治理对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的精准识别与解决是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吸引外部生产要素进入的关键。（3）基层治理有助于发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运行矛盾，并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重新整合内外部生产要素，降低产业发展的制度型成本。（4）“有效治理+有效市场”驱动生态旅游产业累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从“量”到“质”的转变。研究结论既为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与振兴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基层治理助力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逻辑。
揭示乡村旅游地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可拓展耕地资源理论认知的多维性，深化耕地资源有序利用的多样性。以江西省典型乡村旅游地中源乡为例，在格网尺度上开展耕地多功能定量评价、影响因素及权衡/协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耕地综合功能及文化功能指数上升，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下降。（2）在快速发展期，耕地多功能空间格局分异主要受自然条件因子之间的交互影响，而巩固发展期自然条件、空间区位及旅游发展因子共同交互作用愈发明显。（3）耕地多功能之间的权衡关系不明显、协同关系普遍，并且随着乡村旅游地发展阶段由快速发展期迈入巩固发展期，耕地多功能之间协同度最高也由“生产—生活”转为“生产—文化”。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机制，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效率和水平，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应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行为进行长期性、动态性监测，为了解国土空间规划实时运行状态、推动规划实时反馈优化提供基础。系统回顾中国规划实施监测相关工作的发展历程，从监测工作定位、内容技术体系和传导衔接机制三个方面总结了现有工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全过程支撑”的工作定位，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从规划要求落实监测、规划实施效果监测和规划过程调整监测三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内容体系，进而建立规划监测指标与规则库、趋势分析与预警模型库和弹性监测分析单元三大技术体系，为全面开展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工作提供经验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是造成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原因之一，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是认识与解决该问题的首要环节。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分析框架与身份变动机制，并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与发展提供来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和研究思路。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生态系统服务反馈机制中重要社会属性变量，且存在于层次性空间结构中，呈现出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属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目标达成的惠益对象。利益相关者理论演化与类型划分标准为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带来助益，但存在适配性差异。引入布迪厄实践理论，这一体现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提供由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并为阐释其身份变动机制提供思路；同时，为回应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合规范主义“价值”与实证主义“事实”的发展定位和趋势，拓展其理论解释边界带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围绕该分析框架，就制度设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场域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探索建立从利益相关者界定出发到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的制度体系。
开展县域尺度农业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研究，差异化推进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对协调人地耦合系统、促进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宜兴市农业空间为研究对象，耦合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格局与需求格局，构建供需综合安全格局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结果发现：（1）宜兴市农业空间各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格局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空间差异较大。土壤保持服务需求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总体格局；食物供给服务需求整体较高，空间上与人口分布类似；碳固存服务需求格局表现为“北高南低”；水源涵养服务需求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匀；生境质量保持服务需求在空间上呈八块状分区。（2）宜兴市农业空间土壤保持、碳固存、水源涵养以及生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格局均表现出“南强北弱”的特征，而食物供给服务的高值区位于研究区东北方向及西部腰线区域。（3）依据供需综合安全水平，宜兴市农业空间可分为农业生态重塑区、农业生态优化区、农业生态护养区以及农业生态保育区。结合各分区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全局治理与重点区域生态重塑、整体优化与关键区域生态修复、综合生态养护与局部生态整治、严格生态保护与控制开发强度等差异化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研究为宜兴市及其他类似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高铁作为一种快速、高效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其网络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基于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215个县级及以上研究单元铁路数据、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及商服用地交易数据，构建高铁开通、可达性、连通性等指标，对高铁网络化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多期DID模型，探讨高铁网络化对区域城市商服用地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形成了以沪宁杭城际为骨架的区域连通性格局。高铁网络化显著压缩了城市间旅行时间，对地级市及以下等级研究单元的可达性提升更为明显，而对区域中心城市连通性的提升更为显著。（2）高铁开通、可达性和连通性提升对长三角研究单元平均商服用地价格作用不断增强，分别使城市商服用地价格增加6.6%、7.2%和7.4%，高铁网络化促使商服用地交易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随着中国持续推进高铁规划建设，地方政府需结合城市本底条件理性对待高铁网络化效应，科学合理地进行商服用地供应与调控。
促进城市群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双循环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集成百度人口迁徙、快递物流网络、百度指数等多源大数据建立要素流动强度实测方法，利用修正引力模型模拟自然状态下要素流动强度，构建要素流动障碍指数测度城市间要素流动障碍水平，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探讨要素流动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实测要素流和模拟要素流网络中，重庆—成都关联区间要素流动强度最高，两市与其他地级市组成的关联区间次之，均高于其他地级市组成的关联区间。（2）四川省内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存在促进作用，而重庆市与四川省内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存在阻碍作用。（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障碍水平受体制、社会、政策、设施、空间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行政分割、城乡结构差异易形成城市间要素流动壁垒；道路设施互联互通、空间邻近有助于促进要素在城市间的高效流动，而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城市对要素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据此，针对破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障碍，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整合多方资源要素、协调多元主体行动、提升整治效率提供了有效路径。从组织关系视角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以湖北省J县GQ镇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包含命令传递、资源流动和信息沟通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剖析这些网络的内外生机制。结果显示：（1）案例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三个网络密度较低，尚未形成紧密联系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2）命令传递网络和资源流动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存在以县政府、镇政府为中心的命令传递集群和以施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流动集群，大量农村集体和村民位于网络边缘未发挥主体作用；（3）三个网络的形成不同程度上受互惠性、核心—边缘结构效应、传递闭合效应、连通效应等内生机制和主体属性、夹带效应等外生机制的影响。据此提出，为提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应强化核心主体的稳定作用，搭建多元化参与渠道，发挥农村集体和村民的内生动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旨在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具有全球重要竞争力的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地，从城市发展的竞争与合作的角度，在测度2006—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竞合水平基础上，运用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和重叠社区发现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竞合水平的时空特征及交互关系。结果表明：（1）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竞合水平整体向上发展的变化，长三角地区在空间上呈现从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孤岛式分布格局逐步向以沪宁合、沪杭甬“片状”连绵一体化空间格局转变，长三角中心区的功能越发突出。（2）从竞合水平时空转移特征看，城市受到自身发展影响存在类型间的转移惰性和路径依赖，多数城市不论是邻域还是自身转移类型均保持很强的稳定性；邻域状态强化了区域低竞合城市的空间集中和高竞合城市的空间溢出，并带动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扩散。低邻域和较低状态下各竞合水平类型城市基本位于长三角外围区，高邻域和较高邻域状态下各竞合水平类型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和中心区。（3）从网络社区和交叠城市看，长三角地区竞合水平不断向网络化和组团化转变，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开始从城市间竞合转向城市圈之间竞争和城市圈内部合作的关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大背景下，对耕地数量的单一管控已转向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大食物观”也赋予粮食安全新的内涵，“非粮化”治理亟需探索新时期耕地用途管制的应对逻辑并构建理论框架体系。通过对“非粮化”治理的政策回溯和困境揭示，提出应对逻辑要着眼于底线管控、动态发展和价值实现三个不同维度的治理视角，深入辨析安全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资源与资产的关系。理论框架需参照多层级规划目标、精细化分区管理、全生命周期流程和差别化规则体系的原则，围绕管制基础、管制模式、管制环节和管制手段四个核心内容构建用途管制体系。研究结果可为防止耕地“非粮化”、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参考。
在交通强国战略下，各地积极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土地开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差异化结果，基于元分析回归方法，从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两个方面解析差异化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轨道交通能通过交通模式替代、土地开发演化等效应，产生一定的土地溢价。（2）基于不同的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如评估对象选择、轨道成熟度、可达性等情景因素以及不同实证研究方法，会显著影响轨道交通溢价的评估结果。相比特征价格模型，多时期价格变化对比和局部线性回归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而双重差分模型较低。（3）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具有动态复杂性。鉴于轨道交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构建溢价捕获等机制保障交通服务的可持续、均等化与可及性。
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动态理论模型，探析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效应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857户家庭的追踪数据，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有效促进了家庭非农就业占比和跨区域就业。政府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协助对接企业就业等措施，有效促进了搬迁前无非农就业经历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增加和非农就业地点变化。机制分析发现，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定向劳务派遣、组织招工会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促进家庭非农就业占比的政策效应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提出，应当针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分类开展就业创业扶持，着力稳定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就业规模。加强公共服务与后续扶持政策结合，助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更好地实现经济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