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演进的主干枢纽、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又与外部区域具有近远程耦合关系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复合系统。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五年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内对外开放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流域产业经济在创新、绿色、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资源环境效率大幅度改善。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升级，统筹协调好人—水—粮—能—碳—生态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快实体性有边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协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河流域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拉动、高水平开放，推动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挥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绿色能源重要生产基地的作用，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建设。构建以人水关系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型，从纽带关系的角度理解整体性，从临界阈值的角度理解系统性，从远程耦合的角度理解协同性，是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对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落实和职责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的必要内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复式预算原则和受益原则，阐述了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现实逻辑和改革路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基于收支科目调整的思路改造“政府性基金预算”和改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可选路径。为推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实施，要明确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管理与分配原则；明确委托代理关系，完善预算协调机制；编制滚动预算和中长期规划，协调经常预算与资本预算；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重视预算公开与预算监督。

共同富裕目标下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立足农户主位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沈阳市329户典型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综合指数法等测度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定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定性分析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沈阳市农户整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偏低，尤其在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比来看，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高于未流转户，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均具有优势。在采取PSM降低样本的自选择偏误后，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2）在农地流转的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总体沿着“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未来应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户有序进行农地流转，同时还要加强农地流转的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农户陷入生计停滞或衰退的境地。

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以芜湖峨桥茶市为例，结合实地访谈数据，从关键行动者视角，解析了多尺度环境中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制。研究发现：（1）峨桥茶市经历了雏形形成、快速扩张和功能拓展三个阶段，对应的是从无到有、从内到外、虚实融合三次路径升级过程。先导农户主导的衍生机制、基层政府主导的集聚机制、茶商群体主导的扩散机制，分别驱动了峨桥茶市的三次路径升级。（2）提出了中国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理，是经济与非经济关键行动者和参与者，整合多空间尺度区域资产，全面响应制度与政策激励，匹配市场需求的结果，即社会力作为基础动力、市场力作为核心动力、政府力作为辅助动力三者合力驱动实现。

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选择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从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社会共享、绿色制度5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并改善了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绿色制度水平。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投资期限、增强投资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数字化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分维度来看，注重长期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环境质量，投资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绿色制度水平，而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绿色制度。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从土地流入的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纳入分析框架，探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探明土地流入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并基于黑龙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1214户粮农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土地流入行为与地权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2）土地流入通过促进农户服务外包行为这一路径进而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3）产业融合的参与能够强化土地流入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此，应当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重视村庄产业融合的发展推进，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作用，以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高，提升其农业绿色生产率。

探究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都市圈乡村资源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案例研究区，基于“问题识别—情境设定—机制分析”逻辑主线，利用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探究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安镇面临资源系统与治理系统双重现实压力；（2）受集体行动的影响，小组整体搬迁率影响农户退出意愿，且农户具有高度自主决策权，退出行动对于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起到一定成效；（3）动力机制、流转机制以及安置机制是实现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路径，且呈现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4）未来应以公共池塘资源利益分配为核心，构建以弱化制约机制与强化激励机制为重点的宅基地退出行动路径。

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要义，21世纪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显著气候变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重构过程。基于2000—2022年长时间序列多源省域面板数据，解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空间重构过程，识别主导驱动因子与关键驱动机制，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方面表现出时空显著性与复杂性。（2）粮食生产总量的空间重心位置整体从豫南向豫北、冀南转移。（3）生产能力空间分布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分层异质性特征显著且不断增强；生产能力省际差异的扩大与减小并存，首位特征不突出且不断弱化。（4）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的驱动因子存在维度异质性；气候变化与城镇化两大主控因子在粮食生产能力空间重构过程中此消彼长，前期气候变化主导而后期城镇化主导。（5）在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下，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结构、生产潜力三个不同维度上发生非线性空间重构过程。（6）农业政策通过保障农业土地投入与提升农业经济收益可直接抑制过度的“非粮化”“非农化”转型，进而调控生产结构、保障生产总量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当前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安全和营养安全。基于中国食物生产、消费和贸易数据，从食用、贸易、营养维度测算食物缺口规模，引入虚拟水、虚拟土地概念测算水土资源缺口，在此基础上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构建食物缺口破解路径。研究表明：（1）供给方面，食物产能提升的同时部分食物对外依存度抬高，生产结构呈口粮和猪肉比例缩小，玉米、禽肉和蔬菜等比例扩大态势；需求方面，食物表观需求普遍增长，膳食结构由“粮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转型。（2）综合食用、贸易和营养方面发现，玉米、大豆等九种食物存在缺口，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缺口分别为2695.50亿m³和6882.83万hm²，缺口比例分别为22.49%、40.80%。（3）调整膳食结构、减量替代饲用豆粕、开发利用后备资源能弥补资源缺口进而保障食物安全，其中，健康膳食模式可节约虚拟水2759.87亿m³、虚拟土地9278.71万hm²。落实大食物观亟需构建大食物系统安全责任机制，优化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从全产业链、全资源利用口径保障食物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及其法律责任，体现法律强化耕地“非粮化”管控的导向。为了推动“非粮化”管控的法治化进程，有必要完善“非粮化”管控的理论和法律体系，明确管控内涵，分析管控正当性，明晰管控限度，优化管控补偿。狭义的“非粮化”管控是对“粮改非”以及“非耕地化”行为的禁止或限制性管制。“非粮化”管控限制耕地权利人自主经营权具有正当性，但这一限制应当把握限度，即“粮改非”禁止性管控限定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耕地化”禁止性管控限定在永久基本农田内，高标准农田视情况动态调整，一般耕地则限制“非耕地化”。政府应对管控给耕地所有权人、承包经营权人和经营权人带来的机会损失进行补偿。研究结果可为“非粮化”管控立法的完善提供参考。

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是不同地区获得平等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聚焦赤水河流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核算生态补偿额，识别受偿区与支付区，建立了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生态补偿策略。结果表明：（1）赤水河流域上游与下游西岸地区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受偿区，占流域总面积的54.8%；下游东岸地区属于支付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1.3%。（2）2021年赤水河流域理论补偿金额为77.2亿元，仁怀市、汇川区、七星关区和播州区分别承担58.1%、19.4%、17.7%和4.8%的补偿额度。（3）构建具有赤水河流域特色的政府补偿与企业补偿相互耦合的水基金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模式，通过奖励生态保护行为、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生态制度等途径，统筹流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公平性。

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全球趋势下，环保民间组织（eNGO）作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日益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探究eNGO的保护实践对保护地居民地方意义的影响，并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和生计正向感知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对eNGO猫盟介入的山西省铁桥山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eNGO的保护实践仅通过提高当地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改善其生计感知，以增强其地方依恋。研究强调了eNGO在自然保护地方实践中兼顾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保护地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以及eNGO的地方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工具的合理选择与配置是助力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动态平衡的关键。基于2003—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了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科技支出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1）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大于命令型，上述结论同时得到“大气十条”和“SO₂排污权交易试点”的经验佐证；（2）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两类环境规制提升碳排放绩效的重要机制；（3）两类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和地理区位差异的影响；（4）政府科技支出在两类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绩效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进一步，从环境规制体系建设、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政府科技支出策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对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6—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采用PSM-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能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政策能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和降低能源消耗等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政策对四线和五线城市、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城市及枢纽城市的作用效果更强；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资源型城市转型应将重点置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能源利用、要素配置等路径，稳步实现产业接续与更替，并考虑城市生命周期及发展水平差异，因城施策、因时而变，持续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长效机制，实现高效协调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