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文明型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有必要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自然资源科学认知、理论命题与实践创新方向。首先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演变及其挑战，在深化“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资源认知观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理解为具有自然、社会、文化三重生命形态的“主体”，提出“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新认知。立足于新认知，构建由“哲学命题、技术命题和文明命题”三大新命题与“对象识别、价值转化、效益分配、城乡协调、治理创新”五个新实践共同支撑的自然资源研究框架。其中，新命题分别对应中国自然资源观的本体基础与理论体系、数智时代自然资源价值的创新转化机制、自然资源参与未来文明形态建构的理论机制等议题；新实践涵盖自然资源多维价值评估的体系化工作、自然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一体化的数智升级、城乡的自然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与有序流动、基于复合空间关系的自然资源跨地方治理、知识工具边界突破与复合型知识体系建立等内容。旨在为中国自然资源理论体系构建和创新实践提供思考与建议，这将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共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以闽东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和闽西地区长汀水土保持两项研究成果为案例，以新质生产力视域探究亚热带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路径。认为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环境保育是亚热带地区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主题。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表现于创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科技手段，需要科学理论与基础研究做支撑。然而只有创新，还成不了新质生产力，必须在优化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以及资源可持续性等方面表现出“质”的提高上。本文分析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新”与“质”脱节的原因，并提出“新”与“质”有效衔接的路径，强调这是资源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下，课程思政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面向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分析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挑战，提出以“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基线—底线—阶梯线—主线”驱动的课程思政四驱导航体系，形成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融合的理论框架，梳理课程思政元素，并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土地信息系统”课程为例，建立理实融合的动态案例库，设计多元教学策略，推动课程思政融入教学。通过理论框架、案例库与教学策略的协同，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空间思维、数据伦理、服务“三农”等意识，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及自然资源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系统化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但在实践中面临新的结构性困境，折射出治理机制滞后、人地关系失调与发展动能弱化等深层次矛盾。为此，整合经营性治理与人—地—业协同理论，构建“治理—建设—经营”三维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模式的三个典型案例，提炼乡村旅游地建设和美乡村的实现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1）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遵循“治理—建设—经营”三维协同逻辑，其中治理是前提与保障，建设是载体与基石，经营是动能与引擎。（2）经营性治理以“人”为核心动力、“地”为空间载体、“业”为经济纽带，通过调和政府、市场、村社与社会关系，盘活闲置资源并优化三生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协同推动乡村旅游地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3）经营性治理激活人—地—业要素协同，驱动乡村“社会—物质—经济”空间的系统性重构，进而以“和美—宜业—宜居”的价值反哺促进要素升级，形成“要素激活—空间重构—价值反哺”的闭环演进机制。研究结果为乡村旅游地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参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机制，具备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三重内在优势，为生态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生性道路，其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机理解构、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开创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多学科理论、国家政策和地区实践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与案例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演进，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然而，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四重困境。基于此，未来应聚焦能力提升、权能保障与治理优化的人本方略，强化价值发现、普惠共享与智慧应用的技术驱动，聚力绿色引擎、惠益联结与生态韧性的产业发展，健全产权市场、补偿治理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精准赋能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和发展永续。
基于对1949年以来1106篇关于城市更新政策文本的内容与主题分析，将中国城市更新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从“目标引领—政策着力点—政策载体—制度保障”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各阶段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并归纳了相关政策议题。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工具呈现出“1+4”的历史演进趋势，即整体上的“普遍化”与各维度“普惠化”“精细化”“整体化”“可持续化”的特点。但当前中国城市更新政策仍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缺失等问题。未来需加强城市更新的法制建设、优化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并平衡更新改造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文化价值，以推动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城市更新应以居民需求为核心落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居民更新需求空间复杂性解析框架，揭示居民更新需求呈现多尺度性、空间关联性与城市异质性三大特征。作为连接居民需求与更新策略的桥梁，城市体检创新性地构建了多尺度诊断体系，其大规模数据样本为空间复杂性解析提供了坚实基础。案例分析验证了居民需求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层级分布、关联关系及不同类型城市需求的差异性特征。基于此，提出了响应需求空间特征的精准化更新策略体系，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系统科学框架，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基于威廉姆森四层次分析框架，运用剩余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究了产业地产模式下存量产业用地更新中产权动态配置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从产权配置视角来看，产业地产模式下存量产业用地更新的实质是地方政府、产业地产商、入驻企业在制度环境变化后，围绕存量产业用地的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进行产权重构和利益重组的过程。（2）产权动态配置的形成机制表现为：制度环境变化会驱动行为主体响应，进而影响产权动态调整。其中，市场驱动更新型园区在面临土地租差、目标改进等不确定因素时，市场主体会通过探索调整土地利用行为来实现存量产业用地权利重组；政府驱动更新型园区则通过地方政府契约优化和激励约束并行机制重新配置存量产业用地权利。（3）混合用地政策、双协议供应政策、分割转让政策等制度供给能够充分界定特定权利，缩小剩余权利范围，而基于税收、名誉、补贴、股权的复合型激励约束并行机制则能合理匹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因此，以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与契约优化为基础，辅以复合型激励约束并行机制的共建，有助于实现存量产业用地可持续更新中的产权动态均衡。
数字生态系统是数字经济演进的高级形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降碳增效”的动力来源。基于数字生态观与复杂性关系理论，采用混合动态QCA与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探讨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研究发现：数字生态系统内各要素联动匹配形成5种等效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路径，不同组态所代表的数字生态模式均能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赋能城市碳减排，但不同数字生态模式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总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市场引领—网络开放型和双元共融—资源积累型数字生态模式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但这种影响效应受到城市政策背景和资源禀赋差异的约束，对低碳试点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运用组态思维为“数字降碳”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弥补了传统线性中介模型研究复杂问题的局限性，为数字革命和“双碳”目标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以服务流的形式为黄河流域水力发电及水能减碳作出重要贡献，厘定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对水电生产和水能减碳的跨区域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从服务流视角探究水供给服务对水电生产的跨区域效益的研究仍然有限。综合径流量监测数据、统计数据、模型模拟等数据/方法，构建了黄河青海流域水能减碳贡献的核定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00—2022年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对下游地区水能减碳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青海流域多年平均水供给服务量约为98.9 mm，约占整个黄河流域总产水量的46.8%；2000—2022年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以2.31 mm/年的速率增加。（2）黄河青海流域多年平均水能减碳量为3287.8万t CO2e/年，其中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量为2576.7万t CO2e/年，占比约78.4%。2000—2022年，青海省内水力发电站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增加趋势，以105.06万t CO2e/年的速率增加。（3）青海省境外黄河干流多年平均水能减碳量为2443.1万t CO2e/年，其中，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量为908.5万t CO2e/年，占比约37.2%。2000—2022年，青海省外水力发电站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微弱的增加趋势，以22.84万t CO2e/年的速率增加。（4）黄河干流所有水电站水能减碳总量为5730.9万t CO2e/年，其中，青海省的贡献量为3485.2万t CO2e/年，占比60.8%。2000—2022年，黄河流域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增加的趋势，以127.9万t CO2e/年的速率增加。研究结果可为全面理解水供给服务流综合效益提供理论借鉴，建议将“水电碳减排贡献”指标纳入流域生态补偿核算指标体系，以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基于浙江、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五省719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等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不同融合模式对农户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技术渗透型融合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3）农村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农产品收益激励、社会资本积累、技术培训获取以及加速农地流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4）农村产业融合对普通小农户以及北方地区、老一代和土地细碎程度较低的农户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更强。对此，未来应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其中，培育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和要素获取能力，从而促进农户绿色生产。
山垄田是山区三面环山处地形封闭地带的耕地，也是当前中国南方耕地“非粮化”治理的重难点。由于其数量多、分布广、斑块零散，需遵循精准识别、科学诊断、分类施策原则，才能实现有效恢复。为此，构建“冲突—协调—适应”框架，以典型南方山区福建省建阳区为研究区，识别山垄田空间分布和利用现状，采用自组织映射网络分析、随机森林等方法诊断其粮食生产的要素冲突及“非粮化”驱动因素，最后以2035年和2050年目标期划定整治分区并提出治理策略。研究表明：（1）建阳区耕地呈类“树枝”状分布，山垄田多位于“树梢”，总量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其中36.5%呈现种植葡萄、柑橘、茶叶等“非粮化”类型。（2）山垄田存在“自然冲突（49.72%）>生态冲突（25.47%）>社会冲突（24.79%）”的冲突类型序列，野生动物侵扰、距主要农村居民点距离、排水条件是影响山垄田“非粮化”的主导因素。（3）基于底线约束、多元食物需求和整治效益将“非粮化”山垄田划入协调整治区和适应转型区，面向2035年和2050年协调整治区面积占比分别为56%和61%，整治效益分别达1.13亿元和2.88亿元。研究为落实“三个一批”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实现路径，有助于南方山区复杂地形下因地制宜有序恢复耕地粮食生产，避免过度治理投入和无效恢复经营。
推广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对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加快林业高质量发展和林业生产绿色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林业生产特有的长周期性和生态化经营所特有的跨期属性，时间偏好成为影响个体技术采纳的重要心理因素。在构建农户时间偏好对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基于浙江省7个县（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时间偏好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考察技术推广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农户时间偏好对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行为和数量有显著负向影响。（2）时间偏好对小农户的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规模户则影响不显著。从不同技术类型来看，时间偏好对生物防治技术的负向影响更大。（3）技术推广干预能缓解时间偏好带来的负向影响，三类方式中技术补贴效果更好，且不同技术类型受推广干预也有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开展生态化经营技术推广的差异化路径等相关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