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制度是推动国家公园高效经营、实现永续利用的科学工具，对于满足访客生态体验需求、培育社区可替代生计、平衡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特许经营制度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暴露出的协商渠道受限、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亟需对特许经营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社会嵌入视角出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进行深入的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嵌入性分析框架，探讨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认知、文化、生计各维度的社会网络位置、作用及其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嵌入维度，利益相关者角色位置存在差异；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在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的社会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层；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强中介作用；在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模型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存在差异；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因此，特许经营制度必须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特许经营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许经营制度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有效的国家公园治理寻求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各方力量，形成多方共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阐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中社会主体的重要一方——社区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底层逻辑，结合实证研究提炼社区参与治理的特征与挑战，提出推动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这一治理目标的建议。研究指出：只有合理的自然资源多方共治才能维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当前国家公园治理中的社区参与存在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和资金依赖，治理有效性受到结构性因素、本地认知和激励方式等主要因素影响。研究构建了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分析框架，以提升国家公园治理成效为目标，建议通过差异化社区机制、多元化激励与保障、内部化外部政策和主流化生物多样性等路径，推动多维的社区赋权以巩固和提升社区这一国家公园治理行动者的作用。

国家公园社区原住居民亲环境行为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保护成效，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基于秦岭国家公园社区513份原住居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和Bootstrap法探究生计资本对原住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公域亲环境行为参与度低于私域，金融资本存量最多，自然资本存量最少；生计资本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具体来看，公域亲环境行为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正相关，私域亲环境行为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正相关，与自然资本负相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在生计资本影响亲环境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要多渠道提升原住居民的生计资本积累，并纠正现有政策的不公平现象，保障社区参与决策，加强与原住居民的交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原住居民公平感知水平，以促进原住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

流动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物质转向思潮的重要领域。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研究对象，以跨地方性为理论工具，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文本收集等方法，探究植物迁地保护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与机制，具体研究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如何通过人类和植物的互动实现，以及跨地方性实践如何塑造植物园的迁地保护运作体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流动性实践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动力，其过程展演了生态保护话语、市场经济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矩阵；（2）能动性作用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重要依据，植物基于其物候特征及其在不同空间中表现出环境适应特征，塑造灵活的植物照料体系，展演了植物园的植物—人—地互动关系；（3）连通性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迁地保护的植物在构建社会关系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中的潜在作用。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打开了植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实践黑箱，在理论上补充与完善了跨地方性实践理论，在实践上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空间实践提供了治理路径。

生态治理转型期背景下，溯源西方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理论逻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在二者关系动态演化与社会建构的哲学论基础上，通过对英文文献中的理论与实践互动进行历史比较，绘制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知识演进图谱。研究发现：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形成了“理论互斥—共识共治—新自由主义风险”三个典型的理论演进阶段，旅游相应被视为物理干扰、社会工具和正义实践的角色。演进过程围绕有效保护的终极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展开，演进动力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差距与调试。本文为启发本土研究超越科学主义的简化思维，从社会复杂性理论层面关注现实实践，形成本土化生态文明理论成果提供了知识进路。

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因此,在重视增产的同时,需要不断关注粮食损失问题。通过回顾现有粮食损失的研究,总结文献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分析表明,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1）减少粮食损失的目的和效果的研究。包括增加粮食供给、保障国家安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减轻环境压力,保障粮食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以及增加粮食价值链参与者的利润等。（2）粮食产后各环节损失水平估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3）减少粮食损失的方法研究,包括品种改良、教育培训、改进储存设施等。在对现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展望：未来的研究应向粮食价值链下游环节拓展,对粮食质量损失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并关注粮食的最优损失水平。

使用全国3251个农户的数据,通过两步法,比较不同收获方式和社会化服务（购买农机服务）对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收获环节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全人工收获方式,全程机械化收获总体上提高了收获环节损失。分品种而言,增加了水稻损失,但降低了小麦损失;半机械化收获显著降低了玉米的收获损失。深入研究发现：购买农机服务能够显著减少小麦的收获损失,稳健性检验反映结论仍然保持一致。基于此,对于小麦要进一步推动全程机械化,对于水稻和玉米,要研发适合农户规模的小型农机和专业农机,短期内进一步推进分段机械化。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6年国际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分析了全球稻米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6年全球稻米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赖性加深,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核心节点对网络稳定性有控制作用;（2）印度、泰国、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是网络核心节点,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保持着全球稻米贸易核心区地位;（3）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划分为六个主要组团,地理临近是组团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组团内部呈现出口国主导、进口国跟随的特征;（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家,进口来源相对稳定。建议今后我国继续挖掘全球稻米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进口、优化出口,提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是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水平的一种典型测量手段,也是红色旅游影响力的重要反映。以31个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莫兰指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对2011—2018年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且季节性差异显著;（2）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但西部红色旅游5A级景区关注度上升态势凸显;（3）各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分别集中于东、中部和西部地区;（4）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旅游信息化指数>区域媒体关注度>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

多目的地环程旅行问题是应用旅行费用法（TCM）进行游憩价值评估的难点和热点,客观准确地对多目的地旅行公共费用进行分成,确定各目的地的费用权重成为游憩价值评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文引入旅行公共费用和目的地直接费用的概念,改进多目的地旅行公共费用分成计算模型,将待评估目的地直接费用与多目的地总直接费用的比值作为待评估目的地在旅行公共费用中的分成权重。该计算模型尝试根据调查游客自身的消费特点进行旅行公共费用分成,避免主观假设的影响,旨在使费用分成更加客观、科学。对若尔盖县游憩价值的评估结果为：2017年若尔盖县游憩价值为31.09亿元,人均游憩价值1538元;其中旅行费用 25.06亿元,人均旅行费用1240元;消费者剩余6.03亿元,人均消费者剩余298元。通过改进多目的地旅行费用分成模型,可推动游憩价值评估方法的发展和完善。研究结果可为若尔盖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指导。

乡村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腹地价值,乡村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对生态服务功能有重要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在乡村实体地域范围基础上进行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测度研究,利用遥感定量测量和CASA模型测算分析南京市1985—2016年乡村地域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研究表明：（1）1985—2000年,乡村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都存在降低的趋势; 2000—2016年,除水源涵养功能外,其他各种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仍存在降低的趋势。（2）第一阶段乡村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南偏西和南偏东方向;第二阶段,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北部和北偏西方向有了提升,其他方向均有不同程度减少。（3）乡镇工业化阶段,生态服务功能受乡村内部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阶段,城市扩展对乡村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更大。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科学评价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水平并揭示其空间格局特征,差异化设计风险管控措施,对引导和调控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多元主体行为选择、实施健康可持续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理清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机理的基础上,从风险源压力、风险载体状态、风险控制机制响应三个方面构建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2016年为研究时点,评价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水平并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据此提出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管控的差异化措施。研究表明：（1）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的产生是风险源压力、风险载体状态、风险控制机制响应三者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2）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风险总体上属于中等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系统压力、状态、响应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并从空间管制、土地利用模式、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等维度提出了差异化风险管控措施。

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博弈均衡分析和实证案例分析,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研究结果显示：（1）1949年至今,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主体数量增加,博弈关系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向化;（2）乡村振兴时期主要有六种博弈关系,并探讨了案例村实施下山脱贫、发展乡村旅游、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种博弈决策过程;（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发展应关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协调、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等问题。乡村振兴中应注重实现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均衡,降低各方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并寻求多方利益平衡。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土地利用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传统的转移矩阵方法只能在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之间相互比较而不能总结长期整体的变化规律,频繁项集不能导出变化序列。针对这些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基于序列模式的土地利用变化序列分析模型。首先给出土地序列数据库的定义,然后根据土地序列数据实际特点和垂直格式的序列模式SPADE算法,给出土地变化序列模式的计算过程和方法。在以中国广西为实例的研究中,计算了1970s—2015年共7期22种二级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序列。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发生在林地之间,部分林地转换为厂矿、采石场、交通道路等建设用地类型;城镇用地主要由旱地和水田转换而来;在研究期内没有任何一个土地单元转化成水田。

作为连接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桥梁与纽带,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LUCC）是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尺度问题一直是LUCC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管理的重点与难点。系统理解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尺度特征、尺度差异及尺度关联,对深入LUCC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尺度效应研究、协调多层次管理机构的制度决策、缓解生态系统服务稀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空间尺度切入,基于国内外不同尺度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总结归纳尺度的概念与内涵,整理介绍考虑空间尺度的研究框架,系统梳理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研究中的空间尺度选择、空间尺度特征及空间尺度关联,评析单一尺度和多尺度研究方法的特点。并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在构建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相结合的研究框架、阐释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尺度效应、完善LUCC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尺度分析方法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是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工具,严守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思维对于重建系统完备、生态盈余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胶东半岛典型山地丘陵区——栖霞市为例,应用数据密集型知识挖掘,集成地理信息方法与模型,基于栅格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两方面精准识别生态源地,利用地形位指数修正基本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自然资源分区管制。结果表明：栖霞市生态源地面积为627.80 km²,占全市总面积的31.14%,集中分布在中东、中南和西北部,且超过一半源地为林地;关键、优化生态廊道各237.19 km、83.90 km,大多由林地组成,主要分布在中东、西北和西南部,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条件建设区和优先建设区,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制提供方法保障。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对扶贫产业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34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分析框架检验了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后村域之间及农户之间的种植业产业效率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显著促进了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贫困村的效率绝对值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效率绝对值高于贫困户;（2）政策因素是造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脱贫户之间种植业效率差异显著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种植业对贫困村、脱贫户的影响尤为突出;（3）年龄对贫困地区种植业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55~60岁属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拐点;（4）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会促进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农户仅具有不等年限的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水平对其效率提升作用不明显。建议继续实施产业帮扶政策并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缓解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发展失衡的矛盾;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扶贫产业效率。

为了解气候变暖对农作物种植区域的影响,基于5日滑动平均、累积距平、MK检验、多元回归插值方法,选用格点数据对中国农业热量资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5 ℃、≥10 ℃有效积温整体呈上升趋势,且≥5 ℃整体升幅更为显著,两者升幅均表现为南方地区最大,北方次之,青藏高原最小,秦巴山区积温呈现下降现象。（2）在空间分布上,≥5 ℃、≥10 ℃有效积温整体表现出自南向北随纬度更替变化的地带性分布和自东向西随海拔变化的阶梯状分布,东、中部地区受纬度影响明显,西部地区受海拔影响强于纬度。适宜喜凉作物种植的区域远大于喜温作物的适宜种植面积。（3）≥5 ℃、≥10 ℃有效积温均在1997年发生突变,突变后≥5 ℃、≥10 ℃各积温带界线呈现向北、向高海拔移动的趋势,积温整体升高。南方地区≥5 ℃、≥10 ℃积温增幅整体大于北方,青藏高原及高山山区增幅最小,秦岭地区积温增幅为负。（4）≥5 ℃、≥10 ℃有效积温初始日（结束日）整体呈提前（推迟）现象,且多数格点提前（推迟）日数在0~10 d以内,持续时间在突变后整体延长。青藏高原≥5 ℃、≥10 ℃积温初始日（结束日）提前（推迟）天数最大。

以黄淮海平原为研究区,以WaterGAP用水量模型的灌溉耗水量与取水量数据、scPDSI数据为基础,探讨了黄淮海平原灌溉用水量变化特征及其与气象干旱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淮海平原耗水量约占取水量的1/3,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和山东等地区用水量均高于其他地区,耕地集中分布区灌溉用水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03—2014年灌溉取水量呈增加趋势,约37 mm/月;黄淮海平原气象条件趋于干旱,其中2006—2014年干旱连续多发,scPDSI与灌溉取水量距平值大于0的单元数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相关关系（R²=0.60）,其中8-12月二者相关关系较为显著;气象干旱是黄淮海平原灌溉用水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气象干旱和农业灌溉的共同影响下,研究区水储量亏损量持续增加。

为了探究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入侵对湿地沉积物重金属累积的效应,选择典型亚热带河口湿地（闽江鳝鱼滩湿地）中未被入侵的短叶茳芏（Cyperus malaccensis）群落A、互花米草入侵斑块边缘B以及互花米草入侵斑块中央C三个典型区10个不同深度的Co、Ni、Cu、As进行研究,并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 三个采样点Co、Ni、Cu、As含量均随着互花米草入侵过程显著增加,即C>B>A,相比入侵前增量分别达到26.31%、19.66%、50.79%和16.93%;（2）地累积指数法显示,研究区域Co、Ni、Cu为轻度污染状态,As则处在强污染向极强污染过渡状态;（3）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法显示,研究区域Co、Ni、Cu的潜在生态风险轻微,As在A、B两点的潜在生态风险因子很强,C点为极强。两种评价方法均显示互花米草的入侵将一定程度上加剧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的生态风险,区域内As污染需引起重视。进一步分析表明沉积物Co、Ni、Cu、As与总碳、总氮、碳氮比、容重和地上生物量呈显著相关,互花米草对湿地沉积物重金属累积的机制可能与其发达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密集的根系结构有关。

以青藏高原东缘尕海湿地不同植被退化程度样地为研究对象,采用定位研究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植被退化过程对土壤有机碳和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植被退化显著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土壤酶活性,降低了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酶促反应效率,且这种影响随土层深度变化有所不同。四种植被退化阶段有机碳含量和酶活性均值总体上（0~100 cm）表现为未退化>轻度退化>中度退化>重度退化。不同土层中,20~40 cm土层的有机碳含量中度退化>轻度退化;0~10 cm土层中淀粉酶和纤二糖酶中度退化阶段活性值较高;20~100 cm土层中蔗糖酶重度退化阶段活性值最高,纤二糖酶活性重度退化>中度退化。同一退化程度土壤有机碳含量、蔗糖酶和纤二糖酶活性随土层深度增加显著降低（P<0.05）;淀粉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在>40 cm土层中活性值有所上升,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

生态损益核算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重要部分,是对自然资源分类核算的扩展和补充。本文梳理生态损益核算的总体思路,系统总结生态损益核算技术,以围场县为例进行实证,遵循先实物后价值的核算原则,选择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按不同的生态服务指标进行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核算,并在已有的核算基础上计算各类型生态系统的实物量参数和价值量参数,以便根据面积统计数据进行快速简洁的核算比较。研究发现：围场县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总值为338.99亿,与2013年相比增加了0.0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森林、湿地,核算期间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价值量分别下降0.06%和0.22%,湿地生态系统价值量增加4.47%。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理解和量化自然资源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带来的生态效应,并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核算提供数据基础。

采用2000—2016年中国30省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四省区）的数据,构建四化指标体系,计算四化发展指数,进行地区四化水平评价,通过OLS和GMM回归模型考察四化发展对水足迹强度的影响,同时设置四化之间的交互项来识别四化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从四化水平的地域发展差异上来看,中国四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格局,水足迹强度的分布与之类似,说明四化水平发展与水足迹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其次,计量模型显示四化水平的提升对于水足迹强度的改善有积极影响,但每一化对于水足迹强度改善的影响大小不一;第三,以交互项衡量的四化相互作用对于水足迹强度的影响作用为正,表明四化发展对水足迹强度的改善效果逐渐趋于收敛。因此,优先提升落后地区的四化水平,以四化水平的提升推动水足迹强度的降低,能够有效降低我国总体水足迹强度水平。

分区分类管理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要管控制度,生态保护地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开展生态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及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之间的协同管控成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吉林省自然保护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保护地（即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以重要生态空间、植被生态、水源涵养功能为主要内容,基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省域”的管控梯度差异,评估分析了生态保护地的协同管控成效。结果表明：（1）从重要生态空间协同管控成效来看,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最高、人类活动干扰指数最低,这与生态保护管控严格程度呈现很好地正相关。但是1980—2015年间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均有所减少,减少幅度与管控严格程度没有表现出正相关。（2）从植被生态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植被覆盖总体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降低的特点,与东部分布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森林类自然保护区、西部分布较多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特征一致。但是,由于湿地及水域类型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较高,且分布在吉林西部草原和平原区的面积比例较高,自然保护地的年际变化较大、且植被覆盖稳定度低于重点生态功能区。（3）从水源涵养功能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水源涵养能力呈现出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与这两个区域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密切相关,也与分布着大面积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密切相关。自然保护区的水源涵养能力最高,且年际变化最小、稳定性最高。

长江中游岸线资源丰富,开发利用价值较大。通过充分分析长江中游岸线资源特征与地质环境条件,从地质学角度构建港口码头、过江隧道与过江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适宜性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划定出三种工程类型一级岸线（适宜）、二级岸线（较适宜）、三级岸线（一般适宜）与四级岸线（非优先开发）区域范围。由结果可知：长江中游岸线港口码头以非优先开发区域为主,长度合计931.47 km,占岸线总长的46.71%;过江隧道与过江大桥以较适宜开发、一般适宜开发区域为主,较适宜开发、一般适宜开发区长度合计分别为1550.75 km、1224.18 km,占岸线总长的77.77%、61.39%。最后,针对三种工程类型适宜性等级特征提出相应地学对策建议,为重大工程部署规划提供地学理论依据,促进长江中游岸线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以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大长江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