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过程、机制与政策启示——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例

吴泳琪, 蔡晓梅

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Vol. 39 ›› Issue (10) : 235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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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Vol. 39 ›› Issue (10) : 2350-2363. DOI: 10.31497/zrzyxb.20241006
研究论文

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过程、机制与政策启示——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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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mechanis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patial practices of plant translocality: The case study of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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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动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物质转向思潮的重要领域。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研究对象，以跨地方性为理论工具，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文本收集等方法，探究植物迁地保护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与机制，具体研究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如何通过人类和植物的互动实现，以及跨地方性实践如何塑造植物园的迁地保护运作体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流动性实践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动力，其过程展演了生态保护话语、市场经济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矩阵；（2）能动性作用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重要依据，植物基于其物候特征及其在不同空间中表现出环境适应特征，塑造灵活的植物照料体系，展演了植物园的植物—人—地互动关系；（3）连通性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迁地保护的植物在构建社会关系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中的潜在作用。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打开了植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实践黑箱，在理论上补充与完善了跨地方性实践理论，在实践上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空间实践提供了治理路径。

Abstract

Mobil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area of academic thinking about the material tur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SCNB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ranslocality theory, and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text coll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translocality practice process of plant reloc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SCNBG, specifically examining how translocality practices of plant relocation conservation are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plants, and how translocality practices shape the operational system of relocation conservation in botanical gardens.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Mobility practice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plant relocation conservation, and its process plays out the matrix of power relations formed by the discourse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discourse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2) The role of agenc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translocality practice of plants. Plants are based on their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s in different spaces, plants shape a flexible plant care system, and exhibit the Plant-Human-Place interaction in botanical gardens. (3) Connectivity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plant translocality practice, which reveals the potential roles of relocated and conserved plants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natural space. The study opens the black box of translocality practices of plants as a living non-human actor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oretically complementing and refining the theory of translocality practices, and practically providing a governance pathway for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relocated conservation in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

关键词

迁地保护 / 植物园 / 跨地方性 / 流动性 / 植物

Key words

relocation conservation / botanical garden / translocality / mobility /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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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泳琪, 蔡晓梅. 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过程、机制与政策启示——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0): 2350-2363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006
WU Yong-qi, CAI Xiao-mei. Processes, mechanis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patial practices of plant translocality: The case study of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10): 2350-2363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006
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基础，植物与人类的合作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球生态的存在状态[1]。植物—人类的合作是一种认识保护的视角，通过认识植物的能动性、流动性和交互性，该视角将生态保护定位为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进行的实践[2]。一方面，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植物对环境做出反应的能力都是客观存在的植物能动性表现[1]，是生态保护实践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气候环境的驱动还是动物、昆虫、微生物等生命体的传播，植物的流动以及植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交互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常态，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在地理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背景下，伴随着超越人类的地理学逐渐成为探索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3]，关于流动性研究的焦点从人类社会的迁移转向无生命物体的物质流动，但少有研究探讨非人类生命体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性实践。植物的能动性、流动性和交互性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潜力逐渐显现，如肆意蔓延的植物被应用于殖民统治，迫使土著居民流离失所[4]；植物种子的传播、植物根茎的蔓延也成为城郊地带空间治理的组成部分[2]。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植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然而，鲜少有研究关注植物“被流动”的过程，以及植物流动过程中人—植物的交互性作用。
在植物园中，多数植物经历了从大自然迁移到植物园的“被流动”过程，即迁地保护。相关研究表明，维持生态系统保护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对于缓冲气候变化和干旱地区荒漠化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5]；相比于动物园，植物园承载的生态保护功能更加明确，为促进全球和国家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提供科技支撑[6]。此外，植物的能动性特征对植物园运作体系的作用也与动物园有着显著的差异，动物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可能是基于动物园环境的临时变化而产生的，如被大雨淋湿羽毛的鹦鹉会由于闷热而停止起飞，最终可能导致动物观光活动暂停[7]。但是在植物园中，植物能动性的发挥一方面来源于人类无法改变的植物特性，另一方面来源于植物从此地到彼地流动中的环境适应状况。跨地方性是一个用于理解社会空间互动的概念，强调主体的流动性，以及主体与地方的关联性，常用于理解全球化网络的形成与维持[8,9]。跨地方性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理论，帮助我们系统理解植物的流动性及其与环境的连通性。然而，相关的研究鲜少关注人与自然在社会—自然空间中的互动[10]。
本文选取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研究案例地，研究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以及在迁地保护过程中的跨地方性实践如何对植物园的运作体系产生影响。对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与机制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植物是如何从野外生境流动到植物园的?植物在植物园中是如何生长繁育的?植物又是如何进行再流动的?研究试图从地理学的视角阐释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空间实践机制。为系统地回答研究问题，本文首先考察了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植物迁地保育实践，并通过文献综述介绍植物流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在此背景下，将跨地方性实践作为理解植物流动的行动图式；其次对研究方法和案例地进行介绍；再次，介绍植物园迁地保护过程中促使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做法，重点关注植物园对植物照料系统的日常执行；最后，讨论植物的能动性特征对于跨地方性实践的重要性，以及“桥接（bridge）”资源在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1 理论框架

跨地方性（translocality）是用以描述超越边界的社会空间（socio-spatial）动态、共时性和身份形成过程，是以流动性和地方作为核心维度的概念[11]。跨地方性强调关注在地方之间流动的主体（what flows through places）以及在地方中的东西（what is in them）[12]，从整体上关注主体在不同社会空间的移动性（mobility）、运动（movement）和流动性（flow），通常涉及流动性、迁徙、流通和空间互联性（spatial interconnectedness）的现象[13]，可以认为流动性是跨地方性实践的前提。作为发展于跨国主义的概念，跨地方性研究重点关注了移民这一主体，相关研究认为移民的跨地方性会直接影响到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环境状况[14]。移民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能够搭建地方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并重构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市场经济状况[15]，就如瑞典的泰国创业女性通过其在泰国本地的资源，为其在瑞典乡村的创业行动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支撑[8]，调动移民原籍社区的资源可以为漂泊者提供生计方面的支持[16]；此外，移民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政治协商，如Gilles[17]研究了非洲人如何将位于广州的黑人社区空间塑造成经济和社会网络的重要节点，将地方构建成打破政治、文化和社会边界的贸易场所。也就是说，一方面，流动主体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反映了其对迁入地或迁出地的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诉求，另一方面，其跨地方性实践能够引发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地方重构过程[18]。作为跨国主义的上位概念，跨地方性涉及的流动性并不局限于主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流动的现象，而是更广泛地探讨主体在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地方之间流动的现象[11]。观念、符号、知识等要素的流动和流通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此来研究诸如全球化世界对非移民的影响。例如，Lange等[19]对跨地方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和限制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远程学习”在高科技创新生产方面的重要意义；Tenhunen[20]阐述了手机导致跨地方交流模式的变化，并揭示了手机作为媒介能够对地方政治实践（抗议与骚乱）产生影响。由此可见，跨地方性实践需要媒介帮助流动主体在不同的地方之间建立空间互联性。综上，现有的跨地方性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类流动性的行为实践及其引发的地方重构，尽管这些研究追踪了流动群体的流动行为及其与地方连接的过程，也强调了非人类行动者在跨地方性实践中的作用，但大多数研究只是将非人类行动者当作客体，而并未凸显出非人类行动者作为主体在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发挥的能动性作用。
鉴于流动性是复杂生命进化过程中的重要变革[21]，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了有生命的非人类主体从此地到彼地的动态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以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打开自然的“黑箱”[22]。第一，非人类生命体的流动过程需要依托人类行动者完成流动性实践，同时，其流动过程本身也在重构人类—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地方的关系。人类通过多元的手段规训了动物的流动行为[23]，与此同时，动物迁徙过程往往伴随着关系的重构，如有研究发现动物的迁徙会加强病原体的全球传播和跨物种传播[24]，从而重构人类与某些病原体的关系；此外，动物基于外交关系网络可以实现跨国流动，并建构起人与动物的情感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动物与地方之间的适应关系[25]。第二，相比于动物能动性的内在自发性特点，植物的能动性更多表现为植物—人类共有、共享的实践，学者通过关注植物与人类的关系，认识到植物的能动性、流动性和互动性，将植物纳入日常生活实践的非人类参与者而非简单的被保护对象[26,27]。一方面，植物的流动性有助于打破空间的限制和景观的边界[28]，Cooke等[2]提出植物以蔓延、播种与发芽的形式穿越土地管理的边界，与人类共同完成领土的确认；Fleming[28]通过研究苹果树嫁接如何打破森林景观的边界，作为社区（不被）治理的一部分力量，揭示了植物可移植性与居民嫁接技术之间的合作潜力，表明植物的可移植性可以促进邻里关系建构，并作为政民关系博弈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非人类行动者对城市建设进程中的能动性作用[29]，尤其是在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以及土地资源管理等方面[30]，植物展现出与人类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31]。例如含羞草休眠、发芽、生长周期的不确定性对于某些地区的入侵物种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管理者采取灵活的边防检查、区域物种监管以及排查等工作方式，以适应地区生物安全的维护要求[27]；如Brice[31]研究了葡萄藤的生长周期及其在特定空间中的生长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时间节奏和葡萄酒的社会生产安排，表明人类通过多种感官实践来适应植物的生命周期，植物的能动性作用能够塑造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Poe等[32]研究了人们在城市中采摘植物与物种、空间和生态的关系，探究了基于植物构建的人—地、植物—地、植物—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从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植物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构建起了多元的空间权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与植物的合作关系以及植物—植物、植物—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地方重构作用。
无论是人类行动者还是非人类行动者，都具有在流动过程中参与地方重构的潜力，并且普遍需要依托某些载体进行流动性实践。一方面，跨地方性实践表现为打破政治、经济、社会的物理边界和符号边界，流动主体实现从地方到地方的流动[13]。另一方面，对在地环境的适应促使他们不断搭建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关系互动的桥梁。在迁入地的地方性实践促使他们将迁入地以外空间的资源、信息以及思想等要素链接到本地，从而作为适应地方条件的物质和符号支撑[33]。显然，植物流动性过程中也具有跨地方性的潜质，与人类和动物跨地方性实践有所差别的是，植物通常呈现出一种被动流动的状态，其跨地方性实践区分了流动主体和实践主体，作为流动主体的植物通常需要与人类这一实践主体共同作用下完成跨地方性实践；由于植物缺乏内在能动性，因此植物对环境的反应强烈依赖于环境本身，而非内在生发的反应[34]，其能动性作用也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以迁地保护的植物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考察植物流动性实践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植物的能动性作用及其与地方关联的中介。本文以“流动性—能动性—连通性”的分析框架，在“地方之间流动的主体（what flows through places）”和“在地方中的东西（what is in them）”的研究基础上[12]，基于跨地方理论所关注的流动性、地方性和连通性，需要进一步探索植物流动依托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植物从此地到彼地流动过程中如何重构地方以及植物如何对空间关联性起作用的问题，以期丰富超越人类地理学视角下植物与地方、植物与人关系的相关研究。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中国第一批公布的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育工作为着眼点，以其迁地保育的植物为研究对象。华南国家植物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以华南地区兼顾全球热带亚热带区域植物资源迁地保护为核心，建设国家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育中心和种质资源库等，落实华南珍稀濒危植物中95%种类的迁地保育工作，进行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等工作，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具体而言，区别于借由动物移动和自然条件驱动而运动的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迁地保育的植物从野外生境到华南国家植物园是由人类介入且由权力关系驱动的流动性实践。第二，植物在植物园中有着特定的生存空间。第三，植物作为连接植物园与其他空间（野外生境、国内外植物园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资源，具有多重功能属性。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非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方法。于2023年3月和6月到华南国家植物园进行实地调研，对园区内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植物照料行为以及植物所在的场所营造进行观察，深入了解植物园的空间布局与日常园艺保育工作，调研过程中拍摄相关照片百余张，撰写观察日志达1.5万余字。对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园区管理者（编码为a1~a3）、研究所科研人员（编码为b1~b4）、保育工作者（编码为c1~c5）、访客（编码为d1~d5）以及导游（编码为e1~e2）等共19人进行正式访谈，转录文字达10万余字；此外，将网络上对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相关媒体报道、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公众号推文等文字资料共3.5万字作为补充和辅助材料。通过植物迁地保护全过程关键环节行动者的视角，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指导调研和材料整理的方法论，充分了解迁地保护工作的出发点、过程以及过程中人与植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过程中植物的物候特征、对环境的反应以及植物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文本分析法对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空间过程与机制进行梳理和提炼，揭示案例所呈现的典型现象，进而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

3 研究分析

3.1 流动性：基于资源保护的流动动力

保护是一种生命政治，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纯洁性的考量建构起非人类物种的生存逻辑，进而管理种群和控制物种个体走向[35]。首先，生态保护价值是影响科研工作者做出植物流动决策选择的重要话语。在植物流动的初始环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就是引种科研工作者的重要依据，科研工作者需要结合野外生境中的物种分布情况，根据对特定植物的野外生境以及种群分布状况的考察，确定物种的濒危程度（极危、濒危、易危、极小种群），从而制定植物的迁地保护策略。在濒危程度判断的基础上，植物使用价值作为一种商业话语也影响着植物跨地方性的优先次序。对于药用价值和加工制造价值较高的植物，科研人员在判断濒危程度的基础上，也会选择优先迁地保护，如兰科植物中的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和迎春兜兰（Paphiopedilum 'Yingchun'）。其次，植物迁地保护后的生态保育价值实现是植物流动的重要考量依据。并非所有的濒危物种都需要迁地保护，植物所处的野外生境与植物园地理条件的相近程度是判断是否可以引种的依据，物质条件的相近性决定了植物在植物园的存活情况。由于华南国家植物园地处南亚热带地区的广州市，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会倾向于以南亚热带地区为中心，选择与广州地区海拔相近地区进行植物引种，如科研人员（b1）举例说：“海拔1000多 m以上的植物我们就不考虑引种过来华南国家植物园了，因为没有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植物迁入地的物质环境作为支撑性的地方条件，如果与植物迁出地的物质环境异质性太大，则会影响植物保护价值的实现。与此同时，引种后植物价值承载的变化程度也是判断是否引种的依据，如科研人员（b2）曾举例：“东北长白山生长的人参引种到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时候，由于植物园的土壤、温差、空气等环境难以复制长白山的物质环境，因此引种到植物园的人参药用元素含量与长白山有异，由此失去了相应的药用价值。”总而言之，植物从迁出地被选择开启流动实践，需要基于植物本身的生态保护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作为考量基础，依赖于多元生态保护话语所构成的政治权力关系矩阵[35,36]。
再者，植物园所在的结构性网络构成了植物向植物园流动的通路[37]。植物园与植物迁出地之间相对稳定的、基于官方平台的合作关系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核心流动路径。华南国家植物园与国内众多自然保护区之间都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如华南国家植物园与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引种工作人员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名义，基于植物科研合作的关系，经由保护区官方程序，获得官方同意后进入植物所在野外区域；进行植物引种过程中，科研人员需要遵循一些行动原则，例如一般只收集植物的种子而较少收集植物的苗圃，并且避免选择野外生境中的植物优势种，从而降低迁地保护过程对野外种群的负面影响。除了基于与国内就地保护体系的联系，植物流动的官方路径还包括全球植物园合作网络。就如科研人员（b1）所介绍：“我们还基于国际植物园联盟，只要哪一个国家有植物资源，只要跟我们建立了联盟关系，那就具有了植物资源交换的义务，我这边这个种很多，我可以给你一点交换，你那边很多的种给我一点，这个其实是全球植物园互通有无的一个主要手段。”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植物资源逐渐成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植物在全球网络中的流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经由商业行动链接的植物园与植物迁出地之间的全球植物流动链条也是植物流动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漫长的检疫过程，此路径尚不构成植物迁地保护的主要全球流动路径。

3.2 能动性：基于植物反应的地方建构

植物的生命节律及其对园区环境的反应是植物能动性的重要表现，植物多元的能动性促使植物园的保育工作者做出保育行为上的反应。一方面，植物的能动性来源于其客观存在的特质，具体而言，由于植物的天然生长节奏不受人类控制，保育工作者要实现特定的保育目标就必须做出相关的行动反应。正如专类园的保育工作者（c3）所说：“植物开花之后，我们需要控制植株的高度，需要用到修剪器对植株进行整形；为避免杂草抢夺植物的养分以及病虫害对植物造成伤害，我们也需要定期配药除草、除虫。”。也就是说，为了适应植物的生命节律，使用工具是园艺工作者对植物的生长需求和保育任务做出的行动反应。另一方面，植物能够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并在过度刺激或者刺激不足的情况下表现出乏力[38,39]，其对周边环境的反应也是其能动性的基础，植物发挥能动性是由于其微小的身体机能反应或者身体行为具有可被感知性。关于植物反应的可被感知性，受访者（c4）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般看到哪些植物有点蔫了就浇水，后来就熟悉知道大概什么时候需要给植物浇水了。要在太阳下山后才浇水，不然植物也受不了。”植物保育工作者在日常保育工作中掌握植物生命节律的符号性感知，获取植物对环境适应情况的信号，并逐渐掌握照料植物的知识。植物跨地方性实践是通过不同物质元素组合和拆解建立起来的，如新的基础设施条件、培育方式、保育员的更换等[39]。正如受访者（a1）描述帮助植物更好地适应植物园差异化环境的做法：“有些物种对温度高低特别敏感，当环境温度影响植物生存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比如有些棕榈科的植物，广州寒潮突然来袭、气温降到五度以下的时候，植物的生长会受到干扰，它就可能会冻伤，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小的保温设施，铺一点塑料薄膜、用竹架子把植物撑起来等等。”植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看似根植于植物园的基础设施和保育人员，实则基于植物本身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以及植物园保育工作对物种存活率的刚性要求，反映了植物对人类保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植物被环境所影响的能动性特征[32]。
植物能够对人—植物之间的互动方式产生影响[40]，并通过影响人—植物的互动关系影响植物园的地方建构。为提高迁地保护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程度[41]，植物园园艺管理者通过塑造适合植物生长的空间条件，从而在植物园中建构出仿自然生境的地方。一方面，植物本身对于环境特性的偏好以及植物在迁出地的种群特征，在植物园的地方建构过程中成为了一系列的符号性知识，促使园艺管理工作者对植物进行分类保育，在植物园中构建区隔和融合空间，将生活习性和其所生存的野外生境相近的植物放置于同一空间（如专类园）中保育。对于专类园设置的原因，专类园的保育工作者（c3）这样举例：“沙漠植物园里的植物习性都是喜欢干旱的，在园艺处理上可以少浇水；如果这仙人球跟榕树种在一起的话，那就麻烦了，仙人球可能需要干燥一点的环境，榕树需要水多一点。”专类园的设置，实际上是将植物的生存习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野外生境进行符号化的建构，进而转化为植物园分类园的物质景观。另一方面，植物的生存需要依托水、肥料、土壤和空气等物质，这些植物基本的生存需求塑造了专类园融合性的景观，例如植物园园艺管理工作者通过布局自动洒水系统、装设大型风机、铺设不同类型的土壤、种植不同生态位的植物，致力于为植物提供支撑性的生态系统。一个典型的空间是，华南国家植物园温室中的温带植物专类园。为了满足温带植物对于水分的需求，园内设置了流动的、多类型的水景观如小池塘、小瀑布、山洞流水等；为了满足不同种类温带植物的攀附需求，园中种植了高低错落的乔木，使得部分藤状植物有可攀附的载体，形成仿自然生境的空间。总之，植物的能动性塑造了其跨地方性实践的物质景观。

3.3 连通性：植物作为“桥接”资源的跨地方性联系

跨地方性突出了空间连通性的重要性[42]，在植物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空间连通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连通性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两个方面。
植物跨地方性实践是促进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动态过程。首先，植物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在植物园中搭建了科研人员与园艺管理工作人员知识交流的桥梁。通常引种科研人员从野外将植物资源引进植物园，完成遗传物质污染检查之后，便将部分植物交由植物园园艺工作人员进行培育管理。期间，关于科研人员与园艺管理方的互动，科研人员（b4）表明：“一般引种（科研者）将植物种子或者苗交给植物园园艺那边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交代一些注意事项，但是他们也有专业的保育人员，所以一般不需要科研人员和保护员之间有过多知识互动。”但是植物园保育管理者（a2）则有稍微不同的意见：“科研人员有做生态研究的需要，那他可能就选择在植园某一个专类园区，会选择符合实验要求的场地，在园中会做设置一些小的观察实验，我们日常记录的数据也会部分共享给他们。”也就是说，引种科研工作者和植物园的园艺管理工作者共同为植物从此地到彼地搭建了跨地方的桥梁，不同行动者也基于植物建立起知识性的互动联系。其次，为保持专类园植物保育的稳定性，专类园的工作人员管理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秩序，例如植物园保育工作者（c5）介绍：“兰园的主管要熟悉植物的习性，需要很长的时间，兰园的主管可能一辈子就管兰园，需要很长时间摸索。”与此同时，为了提高保育人员对植物生长环境有总览性的了解，植物园新晋人员需要在3个月内在所有专类园轮岗见习，由专类园的主管带领新晋学员定期巡查专类园的植物，并对园艺养护的要点以及特定植物的习性、生长状态进行记录和判断，轮岗结束之后接受考核。由此可见，由于植物生长属性的丰富性，保育工作者与植物园建立了特定的社会关系。
通过植物的流动，不同的自然空间以差异化的方式实现相互连接。植物在植物园中繁育成功后，很重要的是进行野外回归，与更广泛的自然空间产生联结。一方面，植物从植物园回归野外生境（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以及城市公园等）的物质基础是植物在植物园中的生长情况以及野外生境的资源状况。科研人员基于对野外生境的勘查，结合植物在植物园中的繁育生境特征，同时考量植物回归野外后能够成功存活的物质需求，进行野外生境选址。正如科研人员（b4）所介绍的：“植物回归野外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严谨的判断，究竟回归迁出地还是选择新的野外生境，这个取决于我们对野外生境相关物种种群数量的考察以及对野外生境支撑性环境的评估。”如蔷薇科植物兰花（Cymbidium goeringii）、铁皮石斛等回归野外通常需要在野外生境中找到可供植物依附并汲取营养的乔木，通过铁丝、草垫、营养土等物质组合，将需要回归野外的植物与野外生境中的乔木连接起来，借助乔木的遮挡保护和营养输送功能，回归野外的植物得以与野外生境之间建立水、养分、土壤元素、光照以及空气等物质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对于华南国家植物园而言，基于迁地保育的植物资源，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也是其重要工作。植物从植物园再流动至城市中的城市绿地、普通公园和郊野公园等自然空间，这不仅表明植物资源的跨地方性实践，更表明与迁地保护植物相关的植物科研、科普以及引种驯化等知识在不同的自然空间中流动。
总之，植物园迁地保护的植物通过与人类行动者的互动，在资源保护话语的驱动下，被人类行动者选择开启流动性实践；当植物流动到植物园这一空间中，植物凭借其生命的能动性作用，协调人类行动者在塑造植物园地方性过程中的行为；植物在植物园中停留或再流动到其他空间的过程中，促进了自然空间连通性和社会关系连通性的生成（图1）。
图1 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与机制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ranslocality practice of plant relocation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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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提出了植物跨地方性的分析框架：流动性—能动性—连通性，回答了植物流动所依托的权力关系，以及植物在植物园地方建构中的作用，并从社会关系和自然空间两个方面阐述了植物在构建空间连通性上的作用。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了植物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性实践，揭示了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图式。
第一，流动性是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之前提，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的影响，物质和话语是影响物品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43]，包括话语背后的价值评价体系以及社会互动网络。首先，非人类生命体的价值及其价值实现可能性构成了部分权力关系，当植物的生态保护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官方组织以及市场的认可和重视，那么植物便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的作用下，获得流动的权利。因此，植物迁地保育并非人为简单的“被流动”，而是基于人类与非人类权力关系矩阵的流动性实践。其次，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的建构是植物得以流动的依托[44,45]，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植物园网络的互动以及全球植物资源交流网络的存在，都为植物的跨地方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主体流动后的价值实现成为其是否需要流动以及是否能够流动的重要考量依据，尤其对于非人类行动者而言，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难以预测性以及动态性，而其流动性实践的过程需要依托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社会生产空间等要素动态耦合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46]，过程中的社会性损耗也是影响其流动与否的要素。
第二，凸显了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在跨地方性实践中的中介作用，植物生命体本身的特殊性和多重变化性塑造了人、地方和人类活动的节奏[47]。一方面，迁地保护的植物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命活动反应，如开花、结果、枯萎、凋零等生命表征，及其对环境的动态适应表现，促使植物园保育工作者认识并理解植物园所处的环境与植物迁入地生境的差异，并使其意识到保育工作目标与植物生长需求之间的张力[41]。植物保育工作者通过在植物园中搭建临时性或长久使用的保障性装置，调整植物与植物园的空间联结方式和物质交换状态，促进植物在园中生长。与在园区人为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种植植物的绿化营造方式不同[48]，人类行动者在植物园中塑造了一系列保育性物理景观恰恰建构了植物园独特的地方性，为植物园赋予了多元化的地方意义。另一方面，植物生命体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复杂多元反应促使多元知识互动关系形成。保育工作者将追溯植物野外生境作为重要的保育工作内容，也就是基于植物这一跨地方性主体，通过其在植物园中成长的生命特征反馈，保育工作者得以将植物在不同生境中生存的生态学知识链接到植物园的空间中，这些知识构成植物园科研保育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第三，提出植物作为“桥接”资源的空间连通性路径，包括社会关系连通性与自然空间连通性。以往的研究表明，“桥接”资源对于流动主体的地方嵌入、地方融合过程至关重要[49]，是流动主体地方嵌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聚焦于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性实践，揭示了流动主体本身作为“桥接”资源，在搭建社会关系连通性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中的作用。在社会关系连通性方面，流动主体能够作为知识交流和生产的载体，促进知识在人类行动者之间、在此地与彼地之间流动，承认人类以外物种的主体性，尤其关注植物独立于人类的活动，关注植物生命对人类行为以及对地方的影响[50]。基于过往的跨地方性研究进一步解剖社会空间连通性，认为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连通性的重要支撑。在自然空间连通性方面，关注了植物资源在不同生态系统之间起到连接作用的潜力。经由植物园保育的植物再嵌入野外生境，实际上已经实现了A地的生态资源向B地输送的过程，促进了不同自然空间中的物质交流，包括非人类无生命体（如水、空气、土壤营养物质等）和非人类生命体（如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体现了野外生境中植物资源对迁地保护植物潜在的物质供给功能，揭开了非人类行动者视角下的物质流动网络。连通性不仅是植物迁地保育的跨地方性实践结果，也正是社会关系连通性和自然空间连通性的建立，使得植物迁地保育的跨地方性实践具有了关系和物质层面的支撑。值得说明的是，与人类社会系统的跨地方实践相比，植物跨地方实践所链接的人类行动者相对较少，但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连通性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4.2 讨论

通过对植物迁地保护过程中重要节点以及对植物这一流动主体的研究，本文对植物跨地方性实践中的时间动态性、路径依赖性和时空互联性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讨论[13]，对跨地方理论和生态保护实践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超越人类的视角出发，充分关注植物流动性实践的动力。跨地方性的研究很大一部分关注的是人主动流动过程中的决策考量，如Cai等[51]揭示了外籍精英移民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再流动的考量因素，包括教育条件、社会网络关系以及文化适应等；Wu等[52]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制度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跨国社区会进一步分化北京的社会空间。可见，移民跨地方性实践的动力是由个人内在需求和外在环境因素构成的。而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动力更多基于物种价值的社会建构，由生态保护话语与植物自身价值构成的权力矩阵共同决定植物是否需要流动，反映出人类对植物生命政治权力的操纵，以及植物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关注植物跨地方性实践开始端驱动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植物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的结构性力量，从而推进解决植物迁地保护工作中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多物种生命政治权力实践的情境，植物的主体性在跨地方性实践中不可忽视，包括植物的身体、植物自身的生命周期以及植物与环境中其他物质的互动等。研究结论可进一步向自然保护地就地保育实践形成知识溢出，充分关注植物的能动性作用，警惕结构性话语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塑造。
其次，揭示植物跨地方性的多端点、跨系统连通性。袁振杰等[15]指出跨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所讲述的是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和联系，是跨文化边界的对话。这种不断塑造地方的对话同时保留着本地的地方特征，也吸收新地方的社会文化内涵。如Ma[53]研究了香港地下乐队的跨地方实践，聚焦于探究具有一定物理距离且具有不同文化色彩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比于人类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植物迁地保护这一跨地方性实践过程展演了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联系，强调了跨系统的物质和信息交流，迁地保护的植物汇集了不同人类行动主体的知识互动与知识生产，是社会经济生产要素与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联结的物质载体。另外，本文梳理了植物从野外生境到植物园，从植物园再流动到其他自然空间的过程，揭示了植物迁地保育与自然保护地的在地保育系统之间时空关系[54]。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系统性考虑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系统之间的连通性，为构建更加科学且闭环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保护体系提供理论研究基础。

4.3 政策启示

（1）充分联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增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互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工作有利于降低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和突发情况等冲击带来的植物物种灭绝的风险，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国家保存重要的战略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就地保护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基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体制建设上探索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和植物园体系的协同治理路径。
（2）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共同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系需要以整体性保护和连通性利用为指导。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目的，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迁地保护再野化的重要自然空间。为更大程度上确保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亟需从自然空间整体性和连通性的视角出发，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约束下，在自然保护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过程中更充分考虑植物迁地保护的自然物质需求和社会物质支持。
（3）重视植物等非人类自然生命体的能动性，搭建基于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动植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其生命节律是根据所在环境动态变化的，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照料系统能够充分根据植物的能动性特征，灵活调整植物保育工作，并建立了基于植物生命体的照料知识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中，其非人类自然生命体以及生命体之间的互动比国家植物园更为复杂，非人类自然生命体的能动性更为丰富多元。因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更应基于自然的动态变化特征，动态地构建灵活的生态保护知识体系，联动多层次、多尺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更充分掌握和应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生态保护实践中的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社会文化对植物生命政治的作用，更充分地关注植物生命体释放的信号及其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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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日益模糊,这使得以往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非人类生命与物质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世纪以来,在西方地理学界兴起的“回归唯物主义”思潮中,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THG）应运而生,并成为探索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298篇相关期刊论文及著作的分析发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主张“关系本体论”,其产生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生物哲学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现有研究议题聚焦于新动物地理学与自然保护、城市社会文化与生态政治、物质性与商品经济、身体与生命健康、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方面。本文通过梳理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的理论源起并剖析各议题的经典研究案例,以期为中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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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910016
本文引用 [1] 摘要

Along with the growing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separating nature from socie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dividing the world neatly into spaces of 'human' and 'non-human',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exploring the human-nonhuman assemblages in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has receive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non-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journal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eb of Science over the last 15 years,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introduce the more-than-human geographical thoughts and approaches into China. The software Citespace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a total of 298 journal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2 to 2017 i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eb of Science, among which the main themes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five categories: new animal geographies and natural conservation, urban culture and political ecology, materiality and commodity economy, body and life health,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New animal geographies have usually been understood as comprising the mainstream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while the last two topics have been regarded as new fields. This article first investigates the core views of three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ideas which inspire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and explained how these insights influence the associated thoughts and approaches. Moreover, to show more details about what kinds of assemblages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are interested i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each category with classical case studies. Finally, the primary contributions and critiques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are also presented. China's rich natural products and multiple social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 that there is a potential for Chinese geographers to provide more interesting and vivid investigations for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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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suggest that biodiversity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ecosystems to maintain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carbon storage, productivity, and the buildup of nutrient pools (multifunctionality).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multifunctionality has never been assessed globally in natural ecosystems. We report here on a global empirical study relating plant species richness and abiotic factors to multifunctionality in drylands, which collectively cover 41% of Earth's land surface and support over 38%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Multifunctionality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pecies richness. The best-fitting models accounted for over 55% of the variation in multifunctionality and always included species richness as a predictor variable.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plant biodiversity is crucial to buffer nega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desertification in dry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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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系的运作,并展示在此过程中景区、野生动物、政府和NGO等组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发现：① 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② 景区已经能够熟练地规训野生动物参与各项旅游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操控游客想要亲近并征服野生动物的双重渴望;③ 不同行动者在协商与制衡中组建的行动者网络,实质上为人对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施展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的框架,使其更加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
[YIN D, GAO Q, ZHU H. The excise of biopower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0): 1872-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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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has emerged as a new approach within recent Western human geographical agenda in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the metaphor of "construction" not onl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hat emphasises the role of power, discourse and text in meaning formation, but also as a network that assemblages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Based on this formula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wer relationship in wildlife tourism with an empirical focus on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 Wildlife tourism which shows animal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s accessibility to experience of nature in the context of late-modernity. Drawing on Foucault's scope of biopower, we investigate the way in which biopower exercises and embeds into the actor network organized by animals, park, government and NGO. We found that: First, in Crocodile Park, management practices imposing on animals have become heavily reliant on the use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and biopolitics of animal,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and health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of gender, thus to reconcile the park with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tourism market. Second, the park not only utilizes a series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to generate the “docile bodies” of animals subjected to the tourism activities, but tactfully manipulates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towards anim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is embedded into double desires that intend to closely discover animals on the one hand and conquer animals on the other. Third, the exercise of biopower is in an ongoi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We point out that the re-assemblage of actor network in essence provides a legal and moral framework in which biopower is legitimatized and thus can constantly operate in wildlife tourism.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the operation of biopower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but an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 of society and nature within the actor network.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ide a new insight in analyz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for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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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represents a key innov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animal life. The ability to move allow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new food sources, escapes from unfavorabl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enhanced ability to exchange genetic material, and i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y and success of animal life today. The oldest widely accepted trace fossils of animal mobility are found in Ediacaran-aged rocks (635-539 Ma). The earliest definitive evidence for movement associated with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 for feeding occurs in the White Sea assemblage of the Ediacara Biota-macroscopic, soft-bodied fossils of Ediacaran age. Here, we evaluate potential support for mobility in dickinsoniomorphs, presenting new data regarding abundant Dickinsonia and associated trace fossils from the Ediacara Member, South Australia. Results quantitatively demonstrate that Dickinsonia was capable of mobility on relatively short, ecological timescales. This organism was bilaterally symmetrical, likely moved via muscular peristalsis, and left trace fossils due to active removal of the organic mat related to feeding. Analogous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Yorgia indicate that it was also mobile and fed in a similar manner. Morph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wo other modular taxa, Andiva and Spriggina, were able to move but did not feed in a manner that impacted the organic mat. Together,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obility was present in multiple disparate bilaterally symmetrical Ediacaran taxa.© 2019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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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并分析585篇与新动物地理学相关的西方文献，进一步梳理了理论起源及研究议题，发现：① 1995—2005年是新动物地理学的探索起步阶段，2005年至今则是蓬勃发展阶段；② 英国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地区；③ 当前新动物地理学研究主要通过“以人类为中心”（动物空间）和“以动物为中心”（兽性地方）两大线索展开，前者重点关注于人类世界，研究话题涉及人类社会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生产要素的动物和人类对动物的生命管治，后者则在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其主要议题，包括动物主体性和能动性、动物伦理再思考以及人类动物和谐共存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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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migrations are often spectacular, and migratory species harbor zoonotic pathogens of importance to humans. Animal migrations are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global spread of pathogens and facilitate cross-species transmission. This does happen, but new research has also shown that migration allows hosts to escape from infected habitats, reduces disease levels when infected animals do not migrate successfully, and may lead to the evolution of less-virulent pathogens. Migratory demands can also reduce immune function, with consequences for host susceptibility and mortality. Studies of pathogen dynamics in migratory species and how these will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 are urgently needed to predict future disease risks for wildlife and human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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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411
摘要
以历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案例地，多角度构建了游径附近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向指示种分类法研究了旅游干扰下不同森林群落的类型特征，尤其是识别了其临界类型；基于除趋势对应分析法，提取了每个样地的综合生态信息，构建和测算了其生态距离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最后，分析了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指标与各地理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历山自然保护区游径附近森林群落可分为7个类型：无一年生植物—多幼苗—多地上芽组、无一年生植物—幼苗最多—无地上芽组、无一年生植物—无地上芽—地下芽最多组、少一年生植物—无地上芽—无地下芽组、一年生植物最多—幼苗居中—多地上芽组、多一年生植物—少幼苗—无灌木组、少一年生植物—幼苗最少—灌木较低组。（2）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测算结果显示：有33个样地处于生态环境承载力“未超载”状态，有7个样地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率为17.07%。（3）局部来看，评价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大部分指标（灌木盖度、乔木景观重要值、灌木景观重要值、高位芽重要值比值、地面芽重要值比值以及幼苗量）与坡度之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关系，与其他地理因子的相关性不明显。然而，总体来看，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各地理因子之间却未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森林群落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其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群落垂直和水平结构的大部分指标（乔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乔木景观重要值和草本景观重要值）显著相关，与生活型比例中的少部分指标（地上芽重要值比值和一年生重要值比值）显著相关。
[NIU L Q, WANG Z Y, WANG Y Y, et al.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forest communities in the vicinity of trails in Alexandria Nature Reserve based on tourism disturba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99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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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摘要
The nervous system of animals serves the acquisition, memorization and re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Like animals, plants also acquire a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from their environment, yet their capacity to memorize and organize learned behavioral responses has not been demonstrated. In Mimosa pudica-the sensitive plant-the defensive leaf-folding behaviour in response to repeated physical disturbance exhibits clear habituation, suggesting some elementary form of learning.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the analytical methods usually employed in animal learning research, we show that leaf-folding habitu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and persistent for plants growing in energetically costly environments. Astonishingly, Mimosa can display the learned response even when left undisturbed in a more favourable environment for a month. This relatively long-lasting learned behavioural change as a result of previous experience matches the persistence of habituation effects observed in many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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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雷, 朱竑. 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 地理学报, 2022, 77(2): 492-50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02015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来源于过去的特定区域的传统实践,更是生成于全球化体系中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以跨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架构非遗的形成、运作和认同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使用跨地方聚合的思想重新概念化非遗实践,将其解读为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中介下,由跨地方异质性要素聚合而成的不稳定的开放系统,以区别于固有对非遗实践“稳定”“以人为中心”和“边界化”的认知。通过分析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摩梭纺织技艺两个案例来呈现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过程及特性,以及非遗传承和保护由此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在重视非遗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潜力时,要进一步认识非遗实践的跨地方性对本土社区的影响,反思遗产原真性和文化价值与当前非遗实践的关系,强调在非遗全球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持其与本土认同和本土生计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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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50494
摘要
论文对淮北煤矿塌陷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野生植物区系进行调查,对公园栽培植物营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该区共有野生植物42科95属115种,其中单子叶植物6科27种,双子叶植物35科87种,蕨类植物1科1种。菊科（Compositae）、禾本科（Gramineae）和豆科（Leguminosae）为优势科;属的成分相对分散,均为寡种属和单种属;植物以农田杂草为主,区系成分简单,野生湿地植物种类优势明显。2）湿地公园湿地植被划分为2个植被型组、5个植被型和18个群系。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l）、藜（Chenopodium album）、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苍耳（Xanthium sibiricum）、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 orientalis）等为湿地公园湿地植物优势种群,形成大面积优势群落。3）栽培植物共计19科31属34种,主要有意杨（Populus × canadensis ‘I-214’）、垂柳（Salix babylonica）、冬青卫矛（Euonymus japonica）、马尼拉草（Zoysia tenuifolia）等。4）园区有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等外来植物共10种,其中小花山桃草（Gaura parviflora）为安徽省首次记录。论文针对公园野生植物保护及栽培植物营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及修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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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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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芳, 苗长虹, 刘峰贵, 等. 黄河流域人居环境的地方性与适应性: 挑战和机遇.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 1-26.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101
摘要
黄河流域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其人居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中,并且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人居环境空间与自然、社会各要素的耦合过程,源于人地关系变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动态、综合、系统性的适应机制。因而揭示系统适应性机制是解决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困境的关键。为此,本文以“地方性与适应性”为视角,邀请来自黄河流域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的专家学者,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城乡发展、遗产保护等视角解读黄河流域的人居环境特征,并为适应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寻找可持续策略。核心观点如下：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的人居环境适应性具有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地理依赖性;黄河流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但不同区段的自然环境面临着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推动人地耦合关系的绿色化;黄河流域特别是上游沿线聚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交融性特色,多民族协同共荣发展是必由之路;黄河中上游因复杂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窑洞等特殊的聚落空间,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转变和消失,留住传统聚落的文化基因,亟需分级分类推进其演化进程;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内外辐射带动是流域全境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城市结构的优化提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WANG F, MIAO C H, LIU F G, et al. The loca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 1-26.]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1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in a complex process of constant changes and is alway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e coupling process of human environment space with natural and social elements originates from the dynamic,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daptation mechanism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change, so revealing the system adaptation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human environment dilemm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ty and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Qinghai, Gansu, Ningxia, Inner Mongolia, Shaanxi, Shanxi, Henan and Shandong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nd other provinces. They interpre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geography, social economy,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sought sustainable strategies to adapt to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ath. The main points are stated as follows: On the whole, the adapt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has multi-scal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historical geographic dependenc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bu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facing such problems as land salinization, soil erosion and pollution, etc., 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greening of human-l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specially the cities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al environment, caves and other special settlement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y are faced with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retaining the cultural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it is urgent to classify and treat them differently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evolu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adiation dr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also needed.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36)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创新团队建设项目(311021018)
广东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项目(2022WSY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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