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测度新基建发展指标，从创新要素错配视角实证检验了新基建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显示：（1）新基建能显著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然而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不会立竿见影，新基建发展水平仅在逐步跨越“门槛”后，其协同减污降碳作用才开始呈现出促进效果；（2）新基建通过缓解创新研发人员错配进而促进了减污降碳，而基于创新研发资本错配的机制效应尚未充分展现，同时，创新人员流动、人力资本水平与技能匹配度是新基建缓解研发人员错配的有效因素，政府资助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效果；（3）现阶段新基建能降低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在空间关联上，新基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整体还存在着负外部性。研究结论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而助力“双碳”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也为各地政府部门积极谋划推进新基建战略布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耕地利用绿色转型（GTCLU）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构建水土协调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沈阳市农户调查，探讨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内涵，测算农户尺度GTCLU，理论解析并实证检验中间投入如何影响其转型水平。研究发现：（1）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建立了“水—地—粮—碳”复合映射关系，具有资源节约高效、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友好等特征。（2）样本农户GTCLU集中于“转型类型Ⅲ”，处于转型类型Ⅳ的规模户多于小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低；农村数字化水平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高。（3）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存在倒“U”型关系，当中间投入强度超过0.375时则对农户GTCLU水平产生抑制效应。（4）社会规范对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的倒“U”型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社会规范约束增强，倒“U”型曲线更加陡峭且拐点左移；环境规制影响倒“U”型关系存在经营规模异质性，不影响规模户而对小农户产生显著作用。应进一步优化中间投入结构，增强社会规范软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组合力，合理推动农户耕地利用绿色转型。

为提升区域集聚和承载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相继批复了多个城市群规划，然而，城市群规划能否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还有待实证检验。基于2005—2022年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规划内外1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群规划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群规划总体上能有效提升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但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子系统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城市群规划能显著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经济承载力，但对土地生态承载力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市群规划通过提升城市创新力、地方政府竞争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来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3）城市群规划对邻近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这种积极的涓滴效应主要集中在发育程度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群规划政策和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缓解“三农”问题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保护效应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可作为补充内容以丰富地理标志的保护效应。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渭北旱塬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为例，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地理标志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受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显著，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提升了3.8%~4.3%。未来需继续宣传地理标志，让更多的农户参与使用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利用在江苏省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基于农村居民的效用感知视角，运用有序响应模型（Oprobit）实证分析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村庄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在考虑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村庄产业融合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但不同融合模式对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科技渗透型、链条延伸型和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的乡村振兴效应尤为显著。（3）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增强经济地位认同和主观幸福感知是村庄产业融合释放乡村振兴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4）村庄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村务组织干预程度较强的村庄中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村庄产业融合的相关研究，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增进农村居民福祉提供了新的思路。

探索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土地多功能性视角出发，解释了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何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并探索了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以及代际差异和改革试点参与情况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承包地转入行为削减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承包地转出行为提高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2）使用户内外出人口比例和非农收入占比作为代理变量检验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发现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通过改变家庭人口迁移的方向进而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而并非通过改变家庭收入结构。（3）承包地转出对年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小。对此，未来应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明确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并注意与承包地流转的改革联动性；持续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科学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转移；针对农民内部差异和地区特性分类施策。

研究数字技能对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调研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技能对农户粮食生产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能推动农户采取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2）数字技能通过提高农户产业链参与水平和知识网络水平进而促进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3）数字技能对规模农户、高文化水平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技能对非粮食主产区农户、已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户、村庄高集体经济收入农户粮食生产主动适应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提出综合运用多种平台资源和工具，全面提升农户数字技能等建议。

不确定性风险与传统性矛盾导致国土空间系统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深刻理解国土空间韧性以推进社会生态系统转型，对于实现国土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HP滤波分析法、适应性循环理论和面板向量自回归等理论方法，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区，探究国土空间韧性在不同适应性循环阶段的演进特征及其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结果发现：（1）自然资源禀赋支撑力、国土空间功能抵抗力和国土空间流动转型力是构成常态化情景下国土空间韧性的基本内涵，且国土空间韧性动态演化遵循适应性循环理论中“利用、保存、释放到重组”循环周期的底层逻辑，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发展特征。（2）2000—2022年江苏省县域国土空间韧性水平逐渐上升，内部呈国土空间功能抵抗力>国土空间流动转型力>自然资源禀赋支撑力的维度特征；其韧性水平可划分为利用（2000—2006年）、保存（2007—2013年）、释放（2014—2018年）和重组（2019—2022年）四个阶段，四阶段分别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演进特征。总体基尼系数呈保存阶段>利用阶段>释放阶段>重组阶段的特征。（3）江苏省各县域单元间城镇化与国土空间韧性长期相互影响，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基本稳定，呈正向驱动作用。城镇化水平受到国土空间韧性水平冲击时，影响程度呈增强—减弱—增强—减弱—稳定态势，国土空间韧性水平面对城镇化冲击时呈下降—上升—平稳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良性螺旋式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在厘清政府、矿山企业与矿区居民三方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矿山生态修复合作治理机制，并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对其博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现有修复模式无法满足合理修复需求，亟需从单一主导模式向多元化合作治理转型；（2）通过Shapley值利益分配模型分析发现，三方积极参与合作时利益最优，理想分配比例为各占1/3，可促进三方积极互动；（3）以湖南省祁东对家冲铁矿为实证案例，结果显示三方合作收益显著高于不合作或两方合作；（4）采用修正的Shapely值验证了合作下的利益分配能有效推动矿山生态修复的实现。合作治理顺应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趋势，可平衡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为优化生态修复机制提供参考。

开展村落尺度的资源环境代谢研究不仅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的利用特征及环境的扰动影响，而且也为加快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支撑。在对资源环境代谢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 6.3R1对当前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建构了关键词共现图谱，深入探究了村落资源代谢在数据构成、模型模拟、账户设计和优化调控方面的现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村落资源环境代谢良性发展的建议：部署村落尺度数据入库及共享调用机制，构建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代谢模型，建构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代谢综合账户以及提升村落系统资源环境经济综合管理。通过全面考量乡村系统内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确保乡村地区实现平衡、持续的发展。

岛屿是“被水围绕的小块陆地”。自1980年代以来，岛屿认知经历了从强调孤域性转向强调关系性的转变，更加注重对陆—岛、岛—岛、岛—海关系的理解。关系转向下的岛屿认知挑战了岛屿/大陆、陆地/海洋的二分法，对岛屿的解读更多强调空间、社会与陆海环境的相互建构。在研究议题上，陆—岛关系主要关注后殖民与权力批判转向、岛屿殖民、非主权岛屿地区治理、岛屿地缘政治研究；岛—岛关系主要关注岛群转向与流动转向、岛屿交通地理、岛屿移民、信息化对岛屿的影响；岛—海关系主要关注岛海转向与湿转向、岛屿文化与身份认同、气候变化下的岛屿可持续发展、岛屿与海洋旅游研究等。陆—岛关系解读的背后是对陆—岛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探讨，岛—岛关系解读背后是对岛屿动态关联性的认知，而岛—海关系解读背后是对人类—陆地—海洋交互关系的思考。岛屿是未来经略海洋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丰富当前对岛屿研究的认知，也为今后的海洋国土治理提供基于关系视角的解读。

囿于行政管理体系下国家公园监管者权力和所有者权利边界不清，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普遍存在所有权授权合法性不足、行权机制不畅等问题。通过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结构特征分析及其管理职责内涵释义，以权力和权利的法律性质、行使模式的法理分析为切入，从管理目标及内容、法律性质及适用、行权主体及模式、履职内容等方面，划清了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监管权边界。结合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实际，提出24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重点对技术工作按执行目的划分职责归属、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以委托代理模式行权等关键问题进行论证，并从理念、法制、机制层面提出所有者职责落实建议，为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技术参考。

天然林停伐政策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探索。基于集体林主要分布区200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交叠DID模型分析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长期的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但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的增长。（2）主要机制是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并通过非农转移就业和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在资源丰裕区与产业弱势区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更显著，而在资源贫瘠区与产业弱势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更显著。因此，要优化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大林业生态投资和产业扶持力度，拓展林业产业新业态，打通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推动实现天然林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协同。

土地是国土空间的核心载体，也是碳排放和碳吸收的重要主体，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是调控国土空间碳收支的重要手段。基于复合碳系数法构建30 m×30 m栅格尺度的碳收支指数，精细核算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收支变化，并结合兴趣点（POI）数据识别影响碳收支的驱动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碳收支监测预警指数并进行风险分区。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发生变化的土地面积共2.27万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12.32%，带来净碳排放量增加1843.58万t，主要由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相互转化导致。（2）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成为超强型增碳空间，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区这两个核心城市；建设用地转为耕地是超强型降碳空间，布局于“双核”及周边区县的农村地区。（3）工业空间、交通空间是驱动超强型增碳空间增加净碳排放量的主导因子，对国土空间碳收支的调控关键是要增加降碳空间或减少增碳空间。（4）基于主导因子划定的碳收支风险区表明，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与泸州、绵阳等地为极高风险区域。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而土地利用是其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漂浮式光伏作为一种重要的光伏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相较于陆基光伏，表现出土地和水蒸发节省、光伏性能提升以及水生杂草抑制的显著优势。若漂浮式光伏与现有水电集成，还将有助于光伏发电的输送和大规模消纳。然而，这些优势通常以定性方式呈现，尚缺乏系统的定量化分析。以黄河上游鄂陵湖湖口至青铜峡河段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电站信息和气象数据，运用光伏系统性能模型以及光伏系统覆盖水体的蒸发模型，评估了“现有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中漂浮式光伏的潜在发电、土地和水蒸发节省效益以及实施建设可行性。结果表明：漂浮式光伏若覆盖现有水电站水库水域面积的10%，其发电、土地节省和水蒸发节省三方面的年经济效益分别为53.80亿元、0.78亿元和0.52亿元，累计年经济效益55.10亿元；生命周期结束时的总投资和潜在净收益分别为930.60亿元和414.70亿元，投资回报率均值为1.78%，具备实施建设的经济可行性。研究结果证实了“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综合优势，有助于推动中国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促进光伏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产业发展大势下评判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问题，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使用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法测算产业转移的规模及趋势，采用工业灰水足迹度量工业水污染量，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当前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污染天堂”或“污染光环”效应。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呈现出“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的复合水环境效应；承接地水污染因产业转移加大而呈现“污染天堂”效应；产业转移减少了全国工业水污染总量，但这种“污染光环”效应未得到充分证实；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因产业类型和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存在“污染天堂”现实危机和“污染光环”转型契机。因此，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推动产业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新发展格局下水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需求。

探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是保障农户生计，支撑自然生态系统管理与助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实现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以网格作为耕地资源资产核算单元，阐释“经济—社会—生态”耕地资源资产权衡协同机理，进一步明晰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结果，利用空间叠置法、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以及PPF曲线等方法，综合研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下的空间异质性、相互关系及最优作用组合。结果表明：（1）广西耕地资源资产总价值高达128375.19亿元，三项价值占比中生态价值（62.76%）>社会价值（32.98%）>经济价值（4.26%），且均呈中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耕地资源资产各项价值间以集聚于桂中区域的强权衡与低协同关系为主，高协同、弱权衡面积占比分别为18.45%、9.43%。（3）大部分地市经济与社会价值间的关系表现出协同增强过载趋势，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权衡减效趋势较相似。因此，提出差异化的价值协同提升建议可推动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挖掘与显化，促进耕地资源价值经济供给、社会保障、生态保护实现协调增益，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理论与实践提供全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融通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机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0—2021年湘西地区24个区县协同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研究显示：（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皆呈现出上升趋势；（2）虽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协同程度逐步提升，但仍存在显著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差异；（3）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分别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4）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协同融通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为探索一条符合当地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构建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划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其中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与西南部海拔500~1500 m的山坡和河谷地带，沿河流延伸形成连续面状区域。（2）将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优化后面积共2925 km²，促进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空间连续性与完整性。（3）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南北高、东西低”分布情况，且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多呈现优质耦合协调状态，低值区多为一般耦合协调状态。（4）在相关植物、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因子的主导驱动下，区域产生不同的耦合协调关系，形成独特的生物文化多样性表征。建议将优质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核心区，突出传统农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发展，面积1256 km²；一般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缓冲区，强调生态系统与文化传统的动态平衡，面积1669 km²。

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对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落实和职责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的必要内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复式预算原则和受益原则，阐述了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现实逻辑和改革路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基于收支科目调整的思路改造“政府性基金预算”和改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可选路径。为推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实施，要明确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管理与分配原则；明确委托代理关系，完善预算协调机制；编制滚动预算和中长期规划，协调经常预算与资本预算；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重视预算公开与预算监督。

共同富裕目标下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立足农户主位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沈阳市329户典型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综合指数法等测度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定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定性分析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沈阳市农户整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偏低，尤其在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比来看，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高于未流转户，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均具有优势。在采取PSM降低样本的自选择偏误后，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2）在农地流转的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总体沿着“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未来应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户有序进行农地流转，同时还要加强农地流转的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农户陷入生计停滞或衰退的境地。

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以芜湖峨桥茶市为例，结合实地访谈数据，从关键行动者视角，解析了多尺度环境中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制。研究发现：（1）峨桥茶市经历了雏形形成、快速扩张和功能拓展三个阶段，对应的是从无到有、从内到外、虚实融合三次路径升级过程。先导农户主导的衍生机制、基层政府主导的集聚机制、茶商群体主导的扩散机制，分别驱动了峨桥茶市的三次路径升级。（2）提出了中国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理，是经济与非经济关键行动者和参与者，整合多空间尺度区域资产，全面响应制度与政策激励，匹配市场需求的结果，即社会力作为基础动力、市场力作为核心动力、政府力作为辅助动力三者合力驱动实现。

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选择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从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社会共享、绿色制度5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并改善了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绿色制度水平。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投资期限、增强投资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数字化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分维度来看，注重长期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环境质量，投资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绿色制度水平，而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绿色制度。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从土地流入的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纳入分析框架，探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探明土地流入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并基于黑龙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1214户粮农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土地流入行为与地权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2）土地流入通过促进农户服务外包行为这一路径进而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3）产业融合的参与能够强化土地流入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此，应当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重视村庄产业融合的发展推进，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作用，以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高，提升其农业绿色生产率。

探究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都市圈乡村资源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案例研究区，基于“问题识别—情境设定—机制分析”逻辑主线，利用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探究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安镇面临资源系统与治理系统双重现实压力；（2）受集体行动的影响，小组整体搬迁率影响农户退出意愿，且农户具有高度自主决策权，退出行动对于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起到一定成效；（3）动力机制、流转机制以及安置机制是实现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路径，且呈现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4）未来应以公共池塘资源利益分配为核心，构建以弱化制约机制与强化激励机制为重点的宅基地退出行动路径。

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要义，21世纪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显著气候变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重构过程。基于2000—2022年长时间序列多源省域面板数据，解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空间重构过程，识别主导驱动因子与关键驱动机制，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方面表现出时空显著性与复杂性。（2）粮食生产总量的空间重心位置整体从豫南向豫北、冀南转移。（3）生产能力空间分布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分层异质性特征显著且不断增强；生产能力省际差异的扩大与减小并存，首位特征不突出且不断弱化。（4）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的驱动因子存在维度异质性；气候变化与城镇化两大主控因子在粮食生产能力空间重构过程中此消彼长，前期气候变化主导而后期城镇化主导。（5）在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下，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结构、生产潜力三个不同维度上发生非线性空间重构过程。（6）农业政策通过保障农业土地投入与提升农业经济收益可直接抑制过度的“非粮化”“非农化”转型，进而调控生产结构、保障生产总量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当前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安全和营养安全。基于中国食物生产、消费和贸易数据，从食用、贸易、营养维度测算食物缺口规模，引入虚拟水、虚拟土地概念测算水土资源缺口，在此基础上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构建食物缺口破解路径。研究表明：（1）供给方面，食物产能提升的同时部分食物对外依存度抬高，生产结构呈口粮和猪肉比例缩小，玉米、禽肉和蔬菜等比例扩大态势；需求方面，食物表观需求普遍增长，膳食结构由“粮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转型。（2）综合食用、贸易和营养方面发现，玉米、大豆等九种食物存在缺口，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缺口分别为2695.50亿m³和6882.83万hm²，缺口比例分别为22.49%、40.80%。（3）调整膳食结构、减量替代饲用豆粕、开发利用后备资源能弥补资源缺口进而保障食物安全，其中，健康膳食模式可节约虚拟水2759.87亿m³、虚拟土地9278.71万hm²。落实大食物观亟需构建大食物系统安全责任机制，优化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从全产业链、全资源利用口径保障食物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及其法律责任，体现法律强化耕地“非粮化”管控的导向。为了推动“非粮化”管控的法治化进程，有必要完善“非粮化”管控的理论和法律体系，明确管控内涵，分析管控正当性，明晰管控限度，优化管控补偿。狭义的“非粮化”管控是对“粮改非”以及“非耕地化”行为的禁止或限制性管制。“非粮化”管控限制耕地权利人自主经营权具有正当性，但这一限制应当把握限度，即“粮改非”禁止性管控限定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耕地化”禁止性管控限定在永久基本农田内，高标准农田视情况动态调整，一般耕地则限制“非耕地化”。政府应对管控给耕地所有权人、承包经营权人和经营权人带来的机会损失进行补偿。研究结果可为“非粮化”管控立法的完善提供参考。

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是不同地区获得平等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聚焦赤水河流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核算生态补偿额，识别受偿区与支付区，建立了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生态补偿策略。结果表明：（1）赤水河流域上游与下游西岸地区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受偿区，占流域总面积的54.8%；下游东岸地区属于支付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1.3%。（2）2021年赤水河流域理论补偿金额为77.2亿元，仁怀市、汇川区、七星关区和播州区分别承担58.1%、19.4%、17.7%和4.8%的补偿额度。（3）构建具有赤水河流域特色的政府补偿与企业补偿相互耦合的水基金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模式，通过奖励生态保护行为、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生态制度等途径，统筹流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