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村落尺度的资源环境代谢研究不仅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的利用特征及环境的扰动影响，而且也为加快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支撑。在对资源环境代谢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 6.3R1对当前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建构了关键词共现图谱，深入探究了村落资源代谢在数据构成、模型模拟、账户设计和优化调控方面的现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村落资源环境代谢良性发展的建议：部署村落尺度数据入库及共享调用机制，构建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代谢模型，建构村落尺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代谢综合账户以及提升村落系统资源环境经济综合管理。通过全面考量乡村系统内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确保乡村地区实现平衡、持续的发展。

岛屿是“被水围绕的小块陆地”。自1980年代以来，岛屿认知经历了从强调孤域性转向强调关系性的转变，更加注重对陆—岛、岛—岛、岛—海关系的理解。关系转向下的岛屿认知挑战了岛屿/大陆、陆地/海洋的二分法，对岛屿的解读更多强调空间、社会与陆海环境的相互建构。在研究议题上，陆—岛关系主要关注后殖民与权力批判转向、岛屿殖民、非主权岛屿地区治理、岛屿地缘政治研究；岛—岛关系主要关注岛群转向与流动转向、岛屿交通地理、岛屿移民、信息化对岛屿的影响；岛—海关系主要关注岛海转向与湿转向、岛屿文化与身份认同、气候变化下的岛屿可持续发展、岛屿与海洋旅游研究等。陆—岛关系解读的背后是对陆—岛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探讨，岛—岛关系解读背后是对岛屿动态关联性的认知，而岛—海关系解读背后是对人类—陆地—海洋交互关系的思考。岛屿是未来经略海洋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丰富当前对岛屿研究的认知，也为今后的海洋国土治理提供基于关系视角的解读。

囿于行政管理体系下国家公园监管者权力和所有者权利边界不清，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普遍存在所有权授权合法性不足、行权机制不畅等问题。通过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结构特征分析及其管理职责内涵释义，以权力和权利的法律性质、行使模式的法理分析为切入，从管理目标及内容、法律性质及适用、行权主体及模式、履职内容等方面，划清了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监管权边界。结合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实际，提出24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重点对技术工作按执行目的划分职责归属、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以委托代理模式行权等关键问题进行论证，并从理念、法制、机制层面提出所有者职责落实建议，为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系统化、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技术参考。

天然林停伐政策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探索。基于集体林主要分布区200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交叠DID模型分析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长期的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但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的增长。（2）主要机制是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并通过非农转移就业和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在资源丰裕区与产业弱势区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更显著，而在资源贫瘠区与产业弱势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更显著。因此，要优化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大林业生态投资和产业扶持力度，拓展林业产业新业态，打通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推动实现天然林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协同。

土地是国土空间的核心载体，也是碳排放和碳吸收的重要主体，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是调控国土空间碳收支的重要手段。基于复合碳系数法构建30 m×30 m栅格尺度的碳收支指数，精细核算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收支变化，并结合兴趣点（POI）数据识别影响碳收支的驱动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碳收支监测预警指数并进行风险分区。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发生变化的土地面积共2.27万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12.32%，带来净碳排放量增加1843.58万t，主要由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相互转化导致。（2）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成为超强型增碳空间，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区这两个核心城市；建设用地转为耕地是超强型降碳空间，布局于“双核”及周边区县的农村地区。（3）工业空间、交通空间是驱动超强型增碳空间增加净碳排放量的主导因子，对国土空间碳收支的调控关键是要增加降碳空间或减少增碳空间。（4）基于主导因子划定的碳收支风险区表明，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与泸州、绵阳等地为极高风险区域。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而土地利用是其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漂浮式光伏作为一种重要的光伏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相较于陆基光伏，表现出土地和水蒸发节省、光伏性能提升以及水生杂草抑制的显著优势。若漂浮式光伏与现有水电集成，还将有助于光伏发电的输送和大规模消纳。然而，这些优势通常以定性方式呈现，尚缺乏系统的定量化分析。以黄河上游鄂陵湖湖口至青铜峡河段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电站信息和气象数据，运用光伏系统性能模型以及光伏系统覆盖水体的蒸发模型，评估了“现有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中漂浮式光伏的潜在发电、土地和水蒸发节省效益以及实施建设可行性。结果表明：漂浮式光伏若覆盖现有水电站水库水域面积的10%，其发电、土地节省和水蒸发节省三方面的年经济效益分别为53.80亿元、0.78亿元和0.52亿元，累计年经济效益55.10亿元；生命周期结束时的总投资和潜在净收益分别为930.60亿元和414.70亿元，投资回报率均值为1.78%，具备实施建设的经济可行性。研究结果证实了“水电+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综合优势，有助于推动中国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促进光伏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产业发展大势下评判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问题，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使用2016—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运用动态偏离—份额法测算产业转移的规模及趋势，采用工业灰水足迹度量工业水污染量，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当前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污染天堂”或“污染光环”效应。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呈现出“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的复合水环境效应；承接地水污染因产业转移加大而呈现“污染天堂”效应；产业转移减少了全国工业水污染总量，但这种“污染光环”效应未得到充分证实；产业转移的水环境效应因产业类型和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存在“污染天堂”现实危机和“污染光环”转型契机。因此，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时间窗口，推动产业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新发展格局下水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需求。

探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是保障农户生计，支撑自然生态系统管理与助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实现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以网格作为耕地资源资产核算单元，阐释“经济—社会—生态”耕地资源资产权衡协同机理，进一步明晰广西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结果，利用空间叠置法、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以及PPF曲线等方法，综合研究耕地资源资产价值间权衡协同关系下的空间异质性、相互关系及最优作用组合。结果表明：（1）广西耕地资源资产总价值高达128375.19亿元，三项价值占比中生态价值（62.76%）>社会价值（32.98%）>经济价值（4.26%），且均呈中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耕地资源资产各项价值间以集聚于桂中区域的强权衡与低协同关系为主，高协同、弱权衡面积占比分别为18.45%、9.43%。（3）大部分地市经济与社会价值间的关系表现出协同增强过载趋势，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权衡减效趋势较相似。因此，提出差异化的价值协同提升建议可推动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挖掘与显化，促进耕地资源价值经济供给、社会保障、生态保护实现协调增益，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理论与实践提供全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融通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厘清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协同融通的驱动机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00—2021年湘西地区24个区县协同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障碍因子及驱动因子。研究显示：（1）生态资源综合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皆呈现出上升趋势；（2）虽然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整体协同程度逐步提升，但仍存在显著的“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差异；（3）生态资源生产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分别为生态资源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主要障碍因子；（4）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调控、市场投资、劳动人口聚集力及城市发展水平是协同融通的关键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提供参考，为探索一条符合当地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多维时空特征，厘清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对丰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意义非凡。基于流空间理论，解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资本、产业、技术、管理及数据8种要素层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山区64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武陵山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武陵山区低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减少，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不断增加，总体呈现“南部热西部冷”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3）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出、金融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因海拔高度、是否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而具有异质性。需从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着手，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城乡融合发展在山区县域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构建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划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其中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与西南部海拔500~1500 m的山坡和河谷地带，沿河流延伸形成连续面状区域。（2）将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优化后面积共2925 km²，促进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空间连续性与完整性。（3）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南北高、东西低”分布情况，且生物文化多样性高值区多呈现优质耦合协调状态，低值区多为一般耦合协调状态。（4）在相关植物、传统民俗与传统技艺因子的主导驱动下，区域产生不同的耦合协调关系，形成独特的生物文化多样性表征。建议将优质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核心区，突出传统农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发展，面积1256 km²；一般耦合协调区设为遗产缓冲区，强调生态系统与文化传统的动态平衡，面积1669 km²。

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对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落实和职责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的必要内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复式预算原则和受益原则，阐述了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现实逻辑和改革路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基于收支科目调整的思路改造“政府性基金预算”和改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可选路径。为推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预算的实施，要明确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管理与分配原则；明确委托代理关系，完善预算协调机制；编制滚动预算和中长期规划，协调经常预算与资本预算；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重视预算公开与预算监督。

共同富裕目标下探究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发挥农地流转的积极共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立足农户主位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沈阳市329户典型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综合指数法等测度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数，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定量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定性分析农地流转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沈阳市农户整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偏低，尤其在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对比来看，流转户的生计韧性指数高于未流转户，且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均具有优势。在采取PSM降低样本的自选择偏误后，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2）在农地流转的影响下农户生计韧性总体沿着“冲击扰动—缓冲恢复—路径异化”的机制路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未来应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户有序进行农地流转，同时还要加强农地流转的风险防控机制，防止农户陷入生计停滞或衰退的境地。

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以芜湖峨桥茶市为例，结合实地访谈数据，从关键行动者视角，解析了多尺度环境中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制。研究发现：（1）峨桥茶市经历了雏形形成、快速扩张和功能拓展三个阶段，对应的是从无到有、从内到外、虚实融合三次路径升级过程。先导农户主导的衍生机制、基层政府主导的集聚机制、茶商群体主导的扩散机制，分别驱动了峨桥茶市的三次路径升级。（2）提出了中国区域专业市场路径升级的机理，是经济与非经济关键行动者和参与者，整合多空间尺度区域资产，全面响应制度与政策激励，匹配市场需求的结果，即社会力作为基础动力、市场力作为核心动力、政府力作为辅助动力三者合力驱动实现。

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选择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从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社会共享、绿色制度5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并改善了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绿色制度水平。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投资期限、增强投资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数字化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分维度来看，注重长期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环境质量，投资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绿色制度水平，而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绿色制度。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从土地流入的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纳入分析框架，探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探明土地流入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并基于黑龙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1214户粮农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土地流入行为与地权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2）土地流入通过促进农户服务外包行为这一路径进而提升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3）产业融合的参与能够强化土地流入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此，应当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重视村庄产业融合的发展推进，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作用，以促进农户收入质量提高，提升其农业绿色生产率。

探究都市圈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都市圈乡村资源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以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为案例研究区，基于“问题识别—情境设定—机制分析”逻辑主线，利用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探究都市圈区域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安镇面临资源系统与治理系统双重现实压力；（2）受集体行动的影响，小组整体搬迁率影响农户退出意愿，且农户具有高度自主决策权，退出行动对于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起到一定成效；（3）动力机制、流转机制以及安置机制是实现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路径，且呈现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4）未来应以公共池塘资源利益分配为核心，构建以弱化制约机制与强化激励机制为重点的宅基地退出行动路径。

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要义，21世纪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显著气候变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重构过程。基于2000—2022年长时间序列多源省域面板数据，解构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空间重构过程，识别主导驱动因子与关键驱动机制，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方面表现出时空显著性与复杂性。（2）粮食生产总量的空间重心位置整体从豫南向豫北、冀南转移。（3）生产能力空间分布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分层异质性特征显著且不断增强；生产能力省际差异的扩大与减小并存，首位特征不突出且不断弱化。（4）生产总量、生产潜力和生产结构的驱动因子存在维度异质性；气候变化与城镇化两大主控因子在粮食生产能力空间重构过程中此消彼长，前期气候变化主导而后期城镇化主导。（5）在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下，粮食生产能力在生产总量、生产结构、生产潜力三个不同维度上发生非线性空间重构过程。（6）农业政策通过保障农业土地投入与提升农业经济收益可直接抑制过度的“非粮化”“非农化”转型，进而调控生产结构、保障生产总量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当前中国食物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安全和营养安全。基于中国食物生产、消费和贸易数据，从食用、贸易、营养维度测算食物缺口规模，引入虚拟水、虚拟土地概念测算水土资源缺口，在此基础上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构建食物缺口破解路径。研究表明：（1）供给方面，食物产能提升的同时部分食物对外依存度抬高，生产结构呈口粮和猪肉比例缩小，玉米、禽肉和蔬菜等比例扩大态势；需求方面，食物表观需求普遍增长，膳食结构由“粮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转型。（2）综合食用、贸易和营养方面发现，玉米、大豆等九种食物存在缺口，虚拟水和虚拟土地缺口分别为2695.50亿m³和6882.83万hm²，缺口比例分别为22.49%、40.80%。（3）调整膳食结构、减量替代饲用豆粕、开发利用后备资源能弥补资源缺口进而保障食物安全，其中，健康膳食模式可节约虚拟水2759.87亿m³、虚拟土地9278.71万hm²。落实大食物观亟需构建大食物系统安全责任机制，优化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从全产业链、全资源利用口径保障食物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及其法律责任，体现法律强化耕地“非粮化”管控的导向。为了推动“非粮化”管控的法治化进程，有必要完善“非粮化”管控的理论和法律体系，明确管控内涵，分析管控正当性，明晰管控限度，优化管控补偿。狭义的“非粮化”管控是对“粮改非”以及“非耕地化”行为的禁止或限制性管制。“非粮化”管控限制耕地权利人自主经营权具有正当性，但这一限制应当把握限度，即“粮改非”禁止性管控限定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耕地化”禁止性管控限定在永久基本农田内，高标准农田视情况动态调整，一般耕地则限制“非耕地化”。政府应对管控给耕地所有权人、承包经营权人和经营权人带来的机会损失进行补偿。研究结果可为“非粮化”管控立法的完善提供参考。

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是不同地区获得平等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区域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聚焦赤水河流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核算生态补偿额，识别受偿区与支付区，建立了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生态补偿策略。结果表明：（1）赤水河流域上游与下游西岸地区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受偿区，占流域总面积的54.8%；下游东岸地区属于支付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1.3%。（2）2021年赤水河流域理论补偿金额为77.2亿元，仁怀市、汇川区、七星关区和播州区分别承担58.1%、19.4%、17.7%和4.8%的补偿额度。（3）构建具有赤水河流域特色的政府补偿与企业补偿相互耦合的水基金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模式，通过奖励生态保护行为、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生态制度等途径，统筹流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公平性。

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全球趋势下，环保民间组织（eNGO）作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日益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探究eNGO的保护实践对保护地居民地方意义的影响，并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态度和生计正向感知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对eNGO猫盟介入的山西省铁桥山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eNGO的保护实践仅通过提高当地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态度改善其生计感知，以增强其地方依恋。研究强调了eNGO在自然保护地方实践中兼顾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保护地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以及eNGO的地方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工具的合理选择与配置是助力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动态平衡的关键。基于2003—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了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科技支出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1）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大于命令型，上述结论同时得到“大气十条”和“SO₂排污权交易试点”的经验佐证；（2）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两类环境规制提升碳排放绩效的重要机制；（3）两类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和地理区位差异的影响；（4）政府科技支出在两类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绩效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进一步，从环境规制体系建设、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政府科技支出策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对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6—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采用PSM-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能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政策能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和降低能源消耗等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政策对四线和五线城市、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城市及枢纽城市的作用效果更强；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资源型城市转型应将重点置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能源利用、要素配置等路径，稳步实现产业接续与更替，并考虑城市生命周期及发展水平差异，因城施策、因时而变，持续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长效机制，实现高效协调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进入城镇化新阶段，大城市周边县域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的低碳发展压力。以地处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地带的143个县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源空间大数据考察了城镇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促增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2）影响机制在于，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通过挤占蓝绿生态空间、刺激私人交通需求及推动产业间异速增长三条渠道导致碳排放强度提高。（3）进一步讨论发现，城镇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促增效应是核心区碳减排与边缘区碳增排的“净”效应；不同演化阶段下，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不同城市群中，城镇空间结构的最佳优化方式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有助于大城市周边县域在持续挖掘城镇化潜力的同时保持甚至促进低碳发展，进而对其协调“城镇化”与“双碳”两大核心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促使黑土耕地利用方式和程度发生显著变化，深刻影响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基于人地系统视角构建耕地利用转型分析框架，以齐齐哈尔市为案例区，采用突变级数模型定量分析1995—2020年耕地利用过程及其关键转折点，解析不同转型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95—2020年耕地利用系统状态评价值波动上升，集中在0.35~0.45之间，说明齐齐哈尔市耕地利用系统存在不同的利用状态阶段，处于转型变化过程中；（2）以2003年、2015年为转折点，研究区耕地利用方式经历了粗放式开发利用、高强度集约利用、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转变过程，其功能实现了粮食从“自给自足”（1995—2002年）向“商粮外调”（2003—2014年）再向“绿色转型”（2015—2020年）升级，耕地利用经历了两次转型过程；（3）1995—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主要受要素投入和政策调控等关键因素驱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主要是市场需求、政策调控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转型。建议继续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力度，统筹黑土区要素资源配置，优化区域耕地利用结构，促进黑土耕地功能升级，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石。

县域包含城市和乡村两个差别巨大的复杂系统，其地域系统的功能特性决定着共同富裕发展的特殊性。从县域尺度出发研究共同富裕有助于厘清共同富裕的特征、模式及其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浙江省县域为例，运用全局熵值法对其共同富裕水平展开动态测度，分析演化特征；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驱动因素，并基于此提炼共同富裕驱动模式。研究表明：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线及“双核”结构。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由自然、经济、人口和政策等因素驱动，且各因子的驱动作用存在时空异质性，形成16种驱动模式。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挥地理优势，改善人口、经济和政策环境，制定适宜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差异化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在区域互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提供启示。

乡村绿水青山是蕴含丰富地域自然与文化内涵的空间资源，其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空间商品化的过程。融合自然资源资本化和资本循环理论构建包含空间优势识别、货币资本投入、空间生产、空间生态产品销售、空间再生产五个环节的乡村两山转化空间商品化理论框架，厘清绿水青山从空间资源向空间资产、空间资本、空间生态产品、空间收益转化的内在逻辑，并从科学认知空间资源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多样化高附加值空间生态产品、拓宽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进绿水青山空间再培育方面提炼了实践路径。深化绿水青山空间价值认知、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作用、统筹协调空间本身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以及防范资本引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才能实现两山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