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公平性、安全性、创新性、持续性和融合性等维度，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面板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揭示2013—2022年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设和完善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1）2013—2022年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整体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升，总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水平差异。（2）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从东南沿西北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全局经历了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过程，在局部表现为明显的“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的集聚特征；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等级的空间转移受到领域类型的影响，中低水平和较高水平、高水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表现出“遇强趋强、遇弱仍强”的演进规律。（3）经济发展实力、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政策调控、数字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是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4）建设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需要通过发挥发达城市的辐射作用、优化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强化关键领域的政策支持、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交流等措施，助力旅游业更好地成为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如何界定乡村旅游地“三生”（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内涵、厘清其演变过程和演化机理，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深度访谈、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以南京市高淳区为例，识别多期“三生”空间格局，界定其空间内涵，分析演变过程和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在内涵认知方面，用地功能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生产空间景观化和休闲化、生活空间共享化和多功能化以及生态空间商品化和价值化，且土地空间功能复合化趋势愈发显著。（2）在演变过程方面，“三生”空间的演变整体呈现扩张态势和较强的复合化趋势，空间优化和集聚特征明显。（3）在演化机理方面，原有“三生”空间在旅游业扰动下，受政府行为、外部资金、市场需求、自然资源、居民行为和居民思想观念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实现空间复合化和协同化发展。研究立足乡村旅游地这一微观视角，对“三生”空间内涵及演化机理进行探析，丰富“三生”空间相关研究内容，同时对政府厘清空间形态、优化空间建设与提高空间治理能力具有指导意义。

系统性探索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效应，可为实现“三线建设”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基于空间流动理论，借助熵值法、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2011—2022年“三线建设”地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三线建设”地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呈增长态势，但整体开发水平较低；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城市驱动”特征。（2）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总体绝对差异减小，城市间发展差距拉大，存在“绝对差异缩小相对差异固化”风险；在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3）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对本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并未显现空间溢出效应；前者对后者各维度的直接效应强度为：创新发展>民生发展>绿色发展>经济发展。（4）工业旅游资源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直接效应上，西部>中部、北方>南方，而东部地区呈“本地弱效，邻域强溢”的特征。同时，西部、南方地区呈现负向溢出效应。

城市旅游化是城市现代化转型和内涵式发展的综合表征，亦是加快产城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支点。基于2006—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旅游化对民生福祉的影响机制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化整体显著促进民生福祉，其传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劳动生产效应两条路径实现。（2）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上游地区、中间型城市中旅游化的福祉效应更为突出，而城市规模则产生负向调节作用；门槛模型进一步揭示其影响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非线性特征。（3）空间效应呈现复杂性：在地理邻接与距离矩阵下存在虹吸效应，而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中溢出效应不显著，城市旅游化的空间影响随距离变化呈“短距抑制、中距增强、远距震荡”的差异化模式。研究为理解城市旅游化与民生福祉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现代化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城镇开发建设是造成耕地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系统探究城镇化对耕地数量、质量及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影响效应，对城镇化“下半场”进程中打赢耕地保护“持久战”、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意义重大。基于2000—2022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分析法揭示城镇化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时空演变及交互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总—分效应，并探究土地、人口及经济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沿海连片发展，内陆单点增长”“省会城市高于一般城市”等特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呈倒“N”型波动，空间分布从初期的“单极格局”逐步演变为“南北双核”结构。二者的冷点集聚区在西部地区始终高度重合，而热点集聚区呈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2）总体效应方面，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整体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维效应方面，城镇化会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3）分视角看，土地城镇化会引起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则会提升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水平。（4）异质性分析方面，位于粮食主产区或农业生产耕种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城镇化对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强化耕地全方位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以往研究多关注农业生产环节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较少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双重视角开展全生命周期农食系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结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统计局数据和全球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1990—2022年中国农食系统生产端与消费端碳排放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与LMDI模型，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重视角分析了30多年来中国农食系统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显示：2015年后农食系统碳排放量出现重要转折，碳排放压力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由弱脱钩向强脱钩转变。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为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累计贡献超90%。从生产端来看，单位产值碳排放量的下降是最重要的减排因素，历史累积贡献约78%，但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农食系统产值占比下降成为减排的关键推动力，贡献超过50%。从消费端的历史趋势来看，食品价格上涨，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占比、单位食品消费碳排放量及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均促进了减排，其中单位食品消费碳排放量的下降已成为最重要的减排因素，在2018—2021年间占比达到31.43%。建议生产端和消费端双向发力，通过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产业结构优化及政策引导，优化农食系统供应链，推动农食系统绿色转型。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模式和效率提升的组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破解资源型城市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以绿色发展效率为核心指标，测度了2008—2023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技术创新、高素质人才和智能装备等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要素可以通过激发产业活力与促进替代产业发展双路径推动产业转型，且后者作用更强。（2）要素赋能存在显著异质性，煤炭型城市侧重人才驱动，低收入城市更依赖技术创新等。（3）污染案件处罚和科技资金支持均可调节新质要素间接影响产业转型的机制。基于此提出资源型城市利用新质要素推动转型的三种路径建议：扩大高通用性要素渗透范围、打破高专用性要素壁垒、建立差异化的要素赋能。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利用新质要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大运河文化带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使用2012—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其对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总体上显著推动了区域文旅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发挥技术升级效应与产业聚集效应间接驱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不同的行政区划、地理区位、文化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尽管沿线省（直辖市）间的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空间相关性，但未表现出区域间的直接扩散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政府部门优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促进文旅融合政策的完善和效果提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是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与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与政策创新。以江西九江首个“资产包”交易案例为例，基于助推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不同主体推动组合供应政策从构想到完善的助推机制。研究发现：（1）组合供应能发挥多资源权能协同效用，实现资源利用“降本、增效、可持续”。（2）推动者采用动机、简化结构等助推工具引导被推动者参与组合供应政策：中央/省级政府利用制度激励与信息资源推动市级政府创新政策构想；市级政府优化“资产包”权能匹配市场需求并简化交易流程推动企业参与交易；中央/省级政府给予正向反馈，推动市级政府通过利责调适协同县级政府完善产权保护和资源监管。研究拓展了助推理论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揭示了组合供应实践过程中的助推行为及内在机制，为理解和完善组合供应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系统核算碳源汇基础上探究碳平衡分区调控策略，对碳源汇调控与碳中和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构建系统碳源汇核算框架，揭示碳源汇详细特征，提出碳平衡分区方案及其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2005—2022年，长江经济带碳赤字加剧，碳排放从27.86亿t增长至46.84亿t，碳汇从12.77亿t增长至15.16亿t。区域间碳源汇差异显著，从碳平衡率看，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2）各部门碳排放占比如下，能源燃烧（70.17%）、工业生产过程（14.87%）、农业活动（7.75%）、人类呼吸（4.21%）、废弃物处理（3.00%）。分碳汇类型看，农业碳汇占比63.15%（考虑农业碳汇的短期效应），生态碳汇占比36.85%。（3）碳平衡分区建议，设立45个碳源开发区，包括上海市等7个低碳发展示范区、台州市等18个低碳转型优化区、安顺市等20个高碳控制优化区；设立85个碳汇保护区，包括神农架林区等4个绿色碳汇示范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15个重点碳汇功能区、郴州市等34个绿色碳汇发展区、张家界市等32个碳汇严格保护区。基于此，应根据碳源汇特征和碳平衡分区，在“碳源开发区坚持高质量开发、碳汇保护区落实高水平保护”的方针指导下实施差异化调控策略，以提高碳源经济贡献和碳汇生态贡献。

高质量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是中国推动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战略选择。从资源利用生态化、能源供给协作化、产业发展普惠化和能源需求多元化四个维度阐释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分析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技术现状及其产业化现实困境，解析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即以生态承载力理论、产业价值链理论、生态补偿理论和能源回弹理论为引导，实现基本内涵四方面的层层递进与全面覆盖。提出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保护与能源安全协同增效的产业端与治理端实践路径：（1）以“两山”理念为指引，构建能够体现节能优先原则的资源安全高效利用机制；（2）以链间协作为抓手，打造能够促进要素优势互补的能源安全高效供给体系；（3）以民生关切为落脚点，探索能够惠民便民安民的协同治理体系；（4）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完善能够满足终端消费的多元用能支撑保障体系；（5）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支持政策体系。

林地产权安全是林农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制度基石，而绿色生产行为是林农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厘清法律、事实、感知不同维度林地产权安全对林农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更好地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基于产权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采用浙江省和江西省集体林区2023年655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OLogit模型，分析不同维度的林地产权安全对林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机理，并探讨林业技术培训和村规民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69%的林农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具有绿色生产行为，其平均林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数量为0.88个。（2）法律、事实、感知维度的林地产权安全对林农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概率和采纳程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林业技术培训、村规民约在法律、事实、感知产权安全对林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概率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4）林地产权安全对不同类型的林农影响程度不同，林业收入水平较高，林地规模较小的林农更易受到产权安全的影响。因此，在推进林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完善好林地产权相关制度，也要提高相关绿色生产培训和村规民约，构建有利于林业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全社会共同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方式。探究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将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形式分为生态保护、发展规划和经营就业参与三种，并利用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获得的804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的 7种匹配方法，分析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能实现增收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这一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从参与方式看，生态保护参与和经营就业参与是实现农户增收和生态保护双赢的重要路径；从收入水平看，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具有“益贫不益富”的特点，即低收入水平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生态环境的提升作用强于高收入水平农户，且生态保护参与是低收入农户实现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途径；随着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水平加深，家庭总收入与其存在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作用，生态环境则与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从多元方式激励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实施差异化帮扶策略和构建政策反馈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基石。基于2023年陕南三市13县56个社区1029份农户数据，构建涵盖经济条件、发展能力与返贫风险的脱贫稳定性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双临界值法与准自然实验法评估城镇集中安置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易地扶贫搬迁显著提升农户脱贫稳定性，其中参保情况、自然灾害和收入总量是提升的关键因素。（2）三维度对脱贫稳定性贡献率呈现梯度差异，表现为经济条件>返贫风险>发展能力。（3）总体上，城镇集中安置对农户经济条件改善和发展能力提升的正向效应显著超过返贫风险上升的负面影响，从而展现出优于农村安置的脱贫稳定性，这一结论在敏感性分析的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采取非农生计策略、安置时长>2年的农户在城镇集中安置中获益更显著。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后续扶持政策应继续发挥城镇与农村安置优势，重点强化经济支持与发展能力培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返贫风险。同时优化城镇集中安置策略，并关注长期效应，针对不同农户群体的需求，制定差异化政策扶持措施。

以辽河北部波状平原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与多尺度融合模型，针对2012年和2022年耕地生态系统恢复力展开对比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和2022年耕地生态子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分值分别为60.19与60.15和24.08与22.61。在自然条件方面，2022年研究区域耕地恢复力较2012年显著提升；而在社会经济条件下，2022年研究区域耕地恢复力相比2012年有所降低。2012年耕地综合恢复力分值为42.14，表现为中部低、东西部高的特征；2022年分值为41.38，表现为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特征。10年间，研究区域耕地整体处于中等恢复力水平，中部区域耕地恢复力水平显著上升。研究成果可为辽河北部波状平原区耕地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科学、综合评估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借鉴。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空间重塑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数据不完备的历史文化遗产场景提出图谱语义驱动的历史文化遗产三维空间重塑方法，兼顾“实体—关系”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提取建筑特征及空间布局，建立刻画历史风貌的古典建筑知识图谱；结合建筑参数与环境特征进行三维建模重塑历史文化场景，融合建筑实体属性进行空间聚类，实现基于古典建筑知识图谱的建筑群划分；以建筑群特征与历史风貌为约束，通过多通道控制进行建筑局部重绘，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空间的精细化重塑。以《红楼梦》大观园为例，构建知识图谱并重塑其微观细节和宏观风貌，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为数据不完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思路。

面对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和资源民族主义等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镍钴海外供给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然而，很少有研究定量分析它们对自主供给的影响。基于此，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情景分析法，模拟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对镍钴自主供给的冲击，分析5种对策及其协同实施的积极作用。结果发现：（1）相较于海外供给扩张，海外供给紧缩对自主供给的冲击更大，它可以增加短中期镍钴一次供给，但削弱了长期一次供给和镍二次供给能力。（2）开采类对策对自主供给保障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突破储量限制总是必要的。（3）回收类对策可以有效抵御低海外供给紧缩的冲击，但对一次供给有消极影响。（4）多对策协同有助于实现一次和二次供给的耦合配置和应对更高程度的海外供给紧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基于“人—文—术—业—制”五维协同视角，系统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作用机制与关键路径。研究表明：生态资源与乡村文化具有共生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体现了理论必然性、制度必要性和实践可行性三者的统一，通过资源整合、经济激励与文化认同重塑三大机制实现双向赋能。提出多元主体培育与激励路径、文化保护与创新驱动路径、数字技术赋能全链条路径、生态文化产业增值路径、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路径等关键路径，破解二者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城市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广州市典型的榕树空间为例，研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责任行为受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维度的正向影响；（2）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对地方依恋产生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表现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能够通过“社会关系—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和“娱乐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两条路径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融合韧性、适应性循环以及嵌入理论，系统性、阶段性地解剖了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乡村韧性的理论过程，并以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空间为例，深入探讨实践中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作法和成效，以此总结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赋能乡村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结果表明：（1）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乡村资源系统（RS）、治理系统（GS）、资源单位（RU）、行动者（A）在复杂情境下产生多种有效互动结果来提升乡村韧性，推进乡村“资源开发维持—资源流通管理—资源停滞衰败—资源更新重组”的适应性循环过程。（2）市场机制以土地价值显化为经济动力，以实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单位的可持续性利用为生态动力，以带动乡村资源要素结构重组和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为系统和社会动力，实现乡村韧性提升。（3）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赋能乡村韧性的实现路径要以“政策机遇+市场嵌入”为开端，以“主体深入+协同共治”为中端，以“技术创新+产业转型”为末端，耦合多主体、多要素实现乡村转型升级。不同乡村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以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市场活力为入手点，寻找适宜方式开展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而实现其韧性赋能效应。

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是破解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资金需求量大、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co-environment-oriented Development，EOD）有助于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市场化自平衡。以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为例，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概述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运作流程和实施环节，提炼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实践解析内嵌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主要路径：土地指标置换、废弃资源利用、生态产业导入和碳汇经济模式。未来可进一步完善采矿用地土地用途转化的政策支撑，加大民营资本参与力度，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同时从规范用地指标交易细则、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政策体系、创新盈利模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协同学理论深入剖析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机制，以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哈肯模型、HP滤波分析法探究二者协同演化特征，结合障碍度模型分类诊断“病症”并设计提升策略。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历经“稳步提升—急剧下降—温和复苏”三个阶段，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稳步提升，空间上表现为“低值连片、高值散落”格局。（2）生态文明建设被识别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助力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升级，该过程历经“缓步提升—二次发育—加速升级”三个阶段。（3）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初级和中级协同区此消彼长、较高级协同区格局稳定、高级协同区零星散布的特征。（4）黄河流域协同演化的整体障碍由生态环境主导演变为经济发展主导，各地级市的主要障碍因素也由多元分化演变为以经济发展或社会民生为主。为此，在新发展阶段，流域层面应采取因势利导，加强区域协同联动的提升策略；各地级市则应因地制宜，分类精准施策。

解析不同时空尺度上碳排放效率演变规律，揭示多维要素对碳排放效率的驱动机制，对于科学制定差异化和多元化节能减排政策和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6—2022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然后通过空间分析法、基尼系数法揭示了市级尺度和区域尺度上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解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及制约关系。结果表明：（1）市级行政区尺度上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且多数未达最优，不均衡现象显著；碳排放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差异特征。（2）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豫中地区碳排放效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且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豫南、豫北和豫西。（3）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在市级和区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未来，河南省应根据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尺度差异性，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合理引导能源消费等方面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以促进河南省碳排放效率的全面提升。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GML模型测算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以空间自滞后模型和包含空间溢出效应与时空异质性的混合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局与局部、时间与空间、直接与间接等多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时空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当地理距离达到1950 km时，空间溢出效应出现明显的地理衰减边界。（2）随着时间推移，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则呈现波动性增大的变化趋势。（3）在水电和核电贫瘠地区，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4）绿色金融主要通过电力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升和电力结构优化等机制来提升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和能源政策、推动碳减排进程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评估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溢出效应、“遵循成本”挤出效应和净效应。结果表明：（1）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双边效应，且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溢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6.468%，挤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1.655%，两者角力使净效应提高4.814%。（2）双边效应具有时空变化特征，双边效应综合作用下的净效应随时间呈“U”型曲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3）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双边效应具有异质性表现。研究拓展了对中国式碳强度目标管理以复杂方式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理解，有助于政府把握碳减排目标约束政策设计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