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转化理念、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地方实践模式存在治理主体单一、参与主体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借助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解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机制、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为核心要件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机制，基于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提出，拓展土地资源生态产品、水资源生态产品、森林资源生态产品、湿地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新模式。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为指引，创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格局。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是满足不同整治目标下差异化的用地需求，缓解潜在用地冲突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价值增长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之间的权衡，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整治情景，以2019年试点项目区三调成果为现状，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和GeoSOS-FLUS模型分析两种整治情景下的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现状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规模增加明显；整体景观分离程度较高，分布更加均衡且破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增加规模有所变小，但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整体景观进一步破碎化。两种整治情景的用地布局与《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实施方案》中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布局相似与差异并存。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若增加生态价值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需要统筹配置各用地类型，同时也要关注优化用地后可能对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
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对其稳定、可持续供给、增进人民生态环境福祉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动态价值当量法、超效率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省域生态产品价值及供给效率改善情况，从技术—制度双视角探究效率改善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财政补贴仅显著促进纯技术效率（PEC）改善，但同时财政补贴也明显抑制规模效率（SEC）改善；生态产品消费意愿可显著促进综合效率（MI）和PEC改善，乡村反哺水平则显著促进SEC改善。后两者为技术创新和财政补贴对SEC改善的缺位提供了补充，形成了制度整合优势。应促进生态消费和乡村反哺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建设的长效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生态产品投入产出的要素市场化流动和收益机制，全面改善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以POI数据等为基本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手段刻画和测度长三角典型乡村生态产品商品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从供需角度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析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经济条件对商品化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乡村生态产品商品化主要集聚在苏南、浙北地区。（2）市场经济条件是商品化格局主要影响因素，地区交通条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服务业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显著。（3）影响因素的作用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在沿海地区，地区交通条件对商品化的促进作用更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在服务业发达地区，服务业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更强，地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负向影响更弱。
构建能源回弹的优化测算模型和影响因素评估模型，对2007—2022年全国整体以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能源回弹趋势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在碳中和情境中，区域短、长期能源回弹在考虑技术溢出的条件下均呈现“逆反效应”，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完全回弹”或“部分回弹”；（2）碳中和技术创新的节能降耗效果在区域层面会因能源需求增长被部分或全部抵消，且各区域能源回弹对技术溢出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局部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压力加剧；（3）相较于正向影响因素，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碳排放绩效压力和劳动力基数等负向影响因素才是破除供给侧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长期压力的有效“抓手”，而环境治理可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能源需求侧的转型压力。
在“多规合一”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以期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有效调动不同区域主体的积极性，助力解决农村宅基地退出利益分配的不充分不均衡。从国土空间规划管制视角，以协调“生态资源优势区”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为目标，运用基于“功能效用变化值”改进的Shapley值法，构建区域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以宅基地试点典型城市徐州市沛县为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1）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模式，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符合通过空间规划管制和市场调节协同推进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方向。（2）引入“功能效用变化值”修正后，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更具说服力，其中，“经济发展优势区”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在政府、集体和农户三者间的分配比例为31.52%、32.90%和35.59%；“生态资源优势区”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在政府、集体和农户三者间的分配比例为30.25%、30.24%和39.88%。修正后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均倾向于农户。（3）全域维度下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的单位面积退出宅基地可额外获得经济补偿405.43元，经济发展优势区为经济补偿额的主要支付地区。基于此，提出以“发展权均衡，全域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综合统筹考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制与农村宅基地退出，从宅基地退出的多功能价值的合理测算和增值收益的区域再分配两方面协同推进农村宅基地治理体系的完善。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内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进行测度；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从空间差异和结构差异双重维度，探寻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地区差距的来源；运用σ和β收敛，检验各大战略区域内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是否存在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整个样本时期，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依次高于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和京津冀。（2）从空间维度看，超变密度是重大战略区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3）从技术结构维度看，纯技术效率差距是导致京津冀、长三角及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别来源于纯技术进步差距和规模效率差距。（4）从要素结构维度看，能源利用生产率差距是导致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区域则主要来源于污染治理生产率之间的差距。（5）从收敛检验结果看，重大战略区域内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和条件俱乐部收敛。
华侨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力量，旅游开发是侨乡振兴和侨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破解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侨产衍生的系列难题，对于探究侨乡旅游地特殊的人地关系和助力新时期的侨务工作，均具有重大意义。以开平市赤坎古镇为典型案例地，通过连续6个月的扎根田野调研，基于质性研究范式，深入剖析侨产资源对侨乡旅游地开发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侨产尺度性概念能够作为诠释侨产复杂内涵和解构侨产特殊性的理论工具；侨产尺度性包含垂直尺度、水平尺度和关系尺度三个维度，分别表征侨产的时间（代际）结构特征、空间（区域）离散特征以及背后蕴藏着的跨国社会意义和影响；侨产尺度性的不同维度协调作用于不同涉事主体的行动和司法进程，致使旅游开发过程滞缓；在侨乡旅游地开发中，侨产尺度性越复杂，对政府和资本的威慑力越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性机会主义的发生。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演变过程与土地利用变化息息相关，而交通规划政策往往对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格局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当前考虑交通规划情景对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碳储量影响的研究较少。鉴于此，以福州市为例，基于PLUS模型模拟自然发展情景（A1）、交通规划情景（A2）和生态保护情景（A3）下的2030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运用InVEST模型测算碳储量，分析交通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及碳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福州市2000—2020年间耕地面积大幅下降（239.25 km2），建设用地成倍扩张（423.34 km2），林地面积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2）PLUS模型在福州市具有较高的适用性，Kappa系数为0.928；（3）交通规划情景下，总体耕地转出区域得到优化，相比自然发展情景，转为建设用地的面积减少（1.90 km2），转为林地的面积增加（1.89 km2），未利用土地也在交通规划情景得到最优配置；（4）交通规划情景下，生态系统的总碳储量比2020年减少了32.84 t，仍比自然发展情景多储存2.25 t，但比生态保护情景多流失49.91 t；（5）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三种情景的碳储量均存在较大的空间正相关性，碳储量高值区域在福州市西北部呈现聚集状态，低值区域主要聚集在闽江流域和临海地区。PLUS模型和InVEST模型的结合，实现了对未来碳储量的精准预测，可为优化区域国土空间规划、提升碳储存能力提供科学参考。
为分析市域尺度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东北三省为例，采用熵值法、ESDA法、空间变差函数法、Dagum基尼系数法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收敛趋势展开分析。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2011—2020年呈上升趋势，但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仍具备提升空间。（2）东北三省的城乡融合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属性，高高集聚区集中在辽宁，低低集聚区集中在黑龙江。（3）东北三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基本呈下降趋势，形成空间差异的来源依次是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超变密度。（4）东北全域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财政分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人均GDP等因素会对不同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从采取差异化政策、助推城乡融合均衡发展，重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关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因素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规模—水资源边际效益”异速增长模型，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水资源边际效益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2007—2020年黄河流域三次产业水资源边际效益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102.34元/m3、3755.56元/m3、457.73元/m3，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农业经济规模—水资源边际效益以正异速增长为主，工业呈现先负异速后正异速的阶段性变化趋势，第三产业以负异速增长为主。工业废水达标率、有效灌溉面积、第一产业比例、人均绿地面积、第三产业比例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边际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正确认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与水资源之间的权衡与协同。
近40年来中国耕地时空格局经历了深刻重塑。科学揭示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并评估其对耕地NPP的影响，对于准确研判中国耕地资源利用形势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鲜见研究关注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重心分析、空间统计分析、数字地形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间中国转入耕地数量逐渐超过转出耕地，总体呈南减北增、东减西增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转入转出重心总体都在向西南方向移动；（2）转入转出耕地都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区推进，转入耕地平均海拔与坡度总体高于转出耕地，存在“占缓补陡”“占低补高”现象；（3）转入转出耕地破碎化程度都不断加剧，且转入耕地破碎化程度更高，存在“占整补零”现象；（4）1980—2000年间耕地与草地、林地转换最频繁，2000—2020年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现象愈发明显；（5）研究期间中国耕地NPP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多个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有所下降。研究结果为认识中国耕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对耕地NPP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为精细化耕地保护政策制定以及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传统的湿地修复实践侧重点状效果，较少关注景观尺度的空间选址策略。而滨海受损湿地与未受损自然湿地具有结构和功能联系，因此保护和修复应协同优化。以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为例，将湿地保护与修复格局统一到滨海湿地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碳储、生境质量和水质净化）提升构架下，以受损区内优势种的适宜生境作为潜在修复区，发展了一套一体化保护—修复格局构建及优化方法。结果表明：保护和修复50%的生态系统服务核心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目标最大化；为达成该目标应优先将部分自然湿地划入保护区，随后撤出保护区内现存的养殖池，最后实施保护区内的退盐还湿和保护区外的退养还滩。研究提出的方法丰富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确定的保护—修复优先区有助于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修复绿线”，相关调控措施能够为优化滨海湿地现有保护格局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双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但在近年的实践中，“双评价”的支撑性受到一定质疑，评价技术方法不够完善是主要原因之一。水资源是“双评价”的基础评价因子，但由“水资源特征”向“空间利用条件”的传导路径仍不明确。研究剖析了市县水资源取用结构，基于政策、经济、生态、工程等限制因子分析，提出微观层面分层水资源模数评价方法，而后逐一分析各层水资源取用特征，将微观模数计算公式转化为可操作的宏观计算公式，成功构建出分层水资源模数评价理论方法，实现水资源特征空间化。案例验证结果表明，本方法优于评价指南推荐的相关方法，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性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