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

原晋涛, 陈万旭, 曾杰

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12) : 3135-3149.

PDF(4423 KB)
PDF(4423 KB)
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12) : 3135-3149. DOI: 10.31497/zrzyxb.20231212
其他研究论文

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

作者信息 +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ropland use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cropland NPP in China

Author information +
文章历史 +

摘要

近40年来中国耕地时空格局经历了深刻重塑。科学揭示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并评估其对耕地NPP的影响,对于准确研判中国耕地资源利用形势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鲜见研究关注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重心分析、空间统计分析、数字地形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间中国转入耕地数量逐渐超过转出耕地,总体呈南减北增、东减西增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转入转出重心总体都在向西南方向移动;(2)转入转出耕地都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区推进,转入耕地平均海拔与坡度总体高于转出耕地,存在“占缓补陡”“占低补高”现象;(3)转入转出耕地破碎化程度都不断加剧,且转入耕地破碎化程度更高,存在“占整补零”现象;(4)1980—2000年间耕地与草地、林地转换最频繁,2000—2020年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现象愈发明显;(5)研究期间中国耕地NPP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多个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有所下降。研究结果为认识中国耕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对耕地NPP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为精细化耕地保护政策制定以及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Abstract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cropland have been profoundly reshap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it is vital to scientifically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and use change and analyze its impact on cropland NPP for accurately judging the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cropland resources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in China.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and use change and their impacts on cropland NPP in China were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20 and its impact on cropland NPP by applying the models of gravity analysis,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igital terrai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1) The quantity of transfer-in cropland in China gradually exceeds that of transfer-out cropland during 1980-2020, with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decreased and north-increased, east-decreased and west-increased, and the gravity center of transfer-out cropland and transfer-in cropland overall moves to Southwest China. (2) Both transfer-in and transfer-out cropland develop to areas with high elevation and slope, and the average elevation and slope of transfer-in croplan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nsfer-out croplan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even cropland decreasing with steep cropland increasing" and "low-elevation cropland decreasing with high-elevation cropland increasing". (3) Th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transfer-in and transfer-out cropland in China has deepened, with th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transfer-in cropland being higher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ntiguously reduced and fragmentarily increasing". (4) The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grassland and forest land was most frequent during 1980-2000, and the phenomenon of returning cropland to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encroaching on cropland became more obvious during 2000-2020. (5) The cropland NPP in China gener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but declined in sever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ropland us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in China, and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refinement of crop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safeguarding of food security.

关键词

耕地利用变化 / 数字地形分析 / 景观格局指数 / 耕地NPP / 中国

Key words

cropland use change / digital terrain analysis /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 cropland NPP / China

引用本文

导出引用
原晋涛, 陈万旭, 曾杰. 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2): 3135-3149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1212
YUAN Jin-tao, CHEN Wan-xu, ZENG Ji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ropland use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cropland NPP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2): 3135-3149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1212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的基本国策[1]。维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持耕地总体产能不变,形成可持续耕地资源利用方式是落实耕地保护、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新形势下社会发展活力快速提振、民生福祉增进改善的基本前提[2]。近年来,中国耕地出现了总体数量不断下降、占补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失衡、“非农化”“非粮化”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功能[3]。国家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立耕地异地占补机制、强化占补耕地数量质量监管及落实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等措施,逐步构建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格局[4]。耕地利用变化通过改变耕地地形特征、土壤质量与水热条件对耕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产生影响[5]。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需求矛盾进一步上升,耕地利用变化也因此不断加剧[6]。然而,当前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仍不清楚,其对不同地区耕地NPP影响也需进一步探究。因此,有必要明晰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量化其对耕地NPP的影响,从而为推进耕地保护工作、端牢中国饭碗提供科学支撑[7]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整体质量差、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严峻的耕地利用形势使得耕地利用变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8]。相关研究在耕地时空分布格局、开发利用模式、耕地多功能、驱动机制、耕地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丰富探索[9-12]。耕地利用变化从改变耕地数量、质量、地形特征以及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对耕地生产生态功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13]。一方面,以往研究发现耕地利用集约水平的提高对于耕地经济效益、粮食生产以及生态效率都具有积极影响[14-16]。另一方面,研究表明耕地海拔爬升、破碎化程度升高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耕地利用变化的一些不良趋势,这些改变将恶化耕地粮食生产的自然环境条件、减少农户收入、降低耕作效率、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17,18]。对于耕地利用变化趋势,大量研究从科技赋能耕地增收增产、耕地利用的劳动—资金—技术集约化转型、土地休耕轮作制度优化等方面对形成科学合理可持续的耕地利用方式进行了深度探索,对于缓解不断上升的人地矛盾以及在经济发展、耕地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平衡具有重要意义[19,20]
总体来说,以往研究围绕耕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广泛探索,对耕地利用现状、问题、调控管理策略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当前有关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的研究通常局限于耕地利用变化总体视角,缺乏从耕地转入转出两方面出发对耕地数量质量特征进行的对比探究,这不利于深度剖析不同地区耕地利用变化内部特征,并且阻碍了精细化与差异化耕地保护政策制定。此外,以往研究多关注区域尺度耕地利用变化对粮食产能影响研究,缺乏在全局视角下评估中国耕地利用变化对粮食产能影响的空间特征与差异性[21-23]。NPP被广泛应用于表征耕地产能变化[24-26]。耕地NPP可以指征粮食作物的有机物质干重,为不同类型农地粮食产量提供统一衡量标准[27]。以往有大量研究基于耕地NPP数据,利用趋势分析、空间分析、数量统计等方法探究了多尺度耕地生产力时空格局与变化趋势[28-30];也有研究通过分别计算转入转出耕地的NPP变化量并建模来测度耕地占补对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31,32]。因此,本文以耕地NPP为评估指标,量化全国范围内耕地利用变化对其粮食产能的影响。
本文借助空间统计与重心分析模型揭示了中国转入转出耕地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刻画其空间演变趋势,揭示了全国耕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变化规律,结合坡谱和海拔谱等数字地形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转入转出耕地地形差异特征,引入景观破碎度指数测度转入转出耕地景观形态差异,最后分析耕地利用变化对全国不同农业区耕地NPP的影响,以此评估耕地利用变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以及空间差异,为研判耕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与社会经济效应、精细化和差异化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地形复杂多样,山区面积广大,少量宜耕优质土地集中在平原、盆地地区,并且受水热条件、地形特征、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限制,不同地区耕地质量差异明显[13]。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提升,人均GDP由1980年的468元上升到2022年的85698元,城镇化水平从1980年的19.39%提升到2022年的65.22%。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与粮食安全形成了巨大压力,导致耕地利用变化不断加剧。耕地利用变化通过改变耕地地形、水热条件、土壤肥力等多种属性影响耕地整体质量,有可能降低粮食产能并威胁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揭示其变化规律并探究其对耕地粮食产能的影响。为了深入揭示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本文拟进一步分析全国九大农业区内部耕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以及其对耕地NPP影响的差异性(图1)。
图1 研究区概况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Full size|PPT slide

1.2 数据来源

研究涉及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DEM数据、NPP数据与行政区划数据。其中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cn)的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遥感监测数据集,用到了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五期数据[33]。该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 m×30 m,主要以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以人机交互目视解译为主要方法进行影像监督分类获得。一级分类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需要注意的是,遥感数据受空间分辨率以及解译精度限制,狭窄道路、耕地田垄、灌溉设施等细小地物常包含于耕地面积内,数据准确性差于实地调查数据,但以往研究已证明其在探究相对条件下的耕地变化情况以及耕地总体变化趋势等方面足够可靠[21]。研究在计算并构建转入转出耕地坡度与海拔谱时均以ASTER GDEM v3数据为基础,该数据获取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陆面过程分布式存档中心(lpdaac.usgs.gov),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 m×30 m[34]。NPP数据与DEM数据来源相同,空间分辨率为500 m×500 m[35]

1.3 研究方法

1.3.1 耕地利用变化空间特征分析

为分析转入耕地来源、转出耕地去向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在10 km×10 km格网尺度上评估了每个格网中耕地转换的主导类型。主导类型通过计算格网内最高耕地转换类型的面积占格网总面积的比值来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i=AreaCi/Areai
(1)
式中:Si指第i个像元中主导耕地转换类型的剧烈程度;在各种耕地转换类型(耕地—林地草地、耕地—水体、耕地—城乡建设用地、林地—耕地、草地—耕地、未利用地—耕地)中,将面积最大、最常发生的一类记为C;主导耕地转换类型的剧烈程度分为0~1%、1%~2%、2%~3%和>3%四个区间;AreaCi指第i个像元中发生C类型耕地转换的面积(m2);Areai指第i个像元的面积(m2)。

1.3.2 转入转出耕地重心分析

研究通过测度各时期转入耕地与转出耕地的物理重心及其迁移轨迹,刻画中国耕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36]。耕地转入转出重心空间迁移显示了不同区域内耕地资源动态变化与耕地利用形势改变。重心计算公式如下:
Xp=i=1nCRApiXi/i=1nCRApi
(2)
Yp=i=1nCRApiYi/i=1nCRApi
(3)
式中:XpYp分别代表耕地转入转出重心的XY坐标;p指相应的研究时期;CRApip时期内第i个研究单元中转入或转出耕地的总量(m2);Xi指该研究单元重心的x坐标;相应的Yi对应研究单元重心的y坐标;n为研究单元个数(个)。

1.3.3 耕地利用变化数字地形分析

谱线能表征不同值域内研究要素数量分布情况,原理上相当于由组距尽量小的频率分布直方图拟合而得的曲线[17,37]。本文用海拔谱与坡谱来描述转入转出耕地在不同海拔或坡度区间内的分布情况。曲线横坐标为耕地的海拔或坡度,纵坐标为相应区间内转入转出耕地的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Pi=Areai/Areat×100%
(4)
式中:Pi指坡度或海拔为i的转入转出耕地占总转入转出耕地的比例(%);Areai指坡度或海拔为i的转入转出耕地的面积(m2);Areat指总的转入转出耕地面积(m2)。为防止区间过大掩盖曲线的某些明显波动信息,区间过小难以对比分析不同时段曲线特征,经多次试验,在绘制坡谱与海拔谱曲线所采用的横坐标间隔分别为0.05°与50 m。

1.3.4 耕地利用变化景观破碎度分析

描述景观格局的指标体系比较丰富[38],本文从斑块密度、斑块面积和斑块形状三个维度刻画转出转入耕地地块的破碎化程度。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PD(Patch Density):斑块密度,研究区内某种景观类型斑块个数与研究区总景观面积的比值。PD值越高,说明区域内零星散落的景观类型斑块越多,该类型景观愈破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D=NiA
(5)
式中:PD表示斑块密度;Ni代表研究区内i种景观类型的斑块个数(个);A代表研究区面积(m2)。
AREA_MN(Mean Patch Area):平均斑块面积,反映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以及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程度[39]。该值越低代表转入转出耕地地块空间结构越复杂,整体更为破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AREA_MNi=AiNi
(6)
式中:AREA_MN表示i种景观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m2);Ai代表这种景观类型的总面积(m2)。
SHAPE_AM(Area-weighted Mean Shape Index):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指数,表征转入转出耕地地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其值越大代表对应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更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HAPE_AM=i=1n(0.25Pi×Ai)/A
(7)
式中:SHAPE_AM表示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n代表地类总斑块个数(个);Pi代表斑块的周长(m);Ai代表斑块的面积(m2)。

1.3.5 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NPP影响评估

本文统计了全国范围不同地区耕地NPP在各研究时段内的变化量,以此表征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粮食产能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数据来源受限,只对2000—2010年与2010—2020年两个时段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区域格网内耕地NPP变化量的差异,结合各地区的立地条件与发展特点来评估地区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NPP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总结这种影响的空间规律并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

2 结果分析

2.1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布特征

1980—2020年转入转出耕地空间分布与变化特征如图2所示。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与2010—2020年全国转入耕地面积分别为410.056万hm2、705.999万hm2、1571.384万hm2与1477.298万hm2,转出耕地面积分别为275.885万hm2、385.306万hm2、1634.671万hm2与1624.420万hm2。1980—2010年转入转出耕地面积都持续增加,之后有所减少(表1)。在1980—2000年耕地转入多于转出,但在2000—2020年转出耕地数量反超,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从耕地转出来看,1980—1990年东北平原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转出数量最多,分别为63.703万hm2、48.395万hm2与45.759万hm2,占全国转出耕地数量的57.218%,而其他六个农业区转出耕地数量较少,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00—2010年。2010—2020年,转出耕地面积的北减南增致使全国九大农业区耕地转出数量空间分布趋于均衡。转入耕地数量的空间变化特征与转出耕地类似,但耕地转入数量最先开始明显增长的是东部的黄淮海平原区。从转入转出耕地平衡情况来看,黄土高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云贵高原区及华南区在整个研究时段中几乎都表现出耕地转出多于转入的特征,只有黄土高原区与云贵高原区在1990—2000年耕地转入多于转出。长江中下游地区转入转出耕地差异最为悬殊,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转出耕地比转入耕地分别多出33.616万hm2、68.453万hm2和162.143万hm2,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农业区。整个研究时段中北方干旱半干旱区、东北平原区和青藏高原区耕地数量都呈净增加趋势,并且这个趋势在不断减弱,只有东北平原区在2010—2020年耕地数量略微减少。总的来说,全国耕地利用变化呈现出南减北增、东减西增的空间分异特征,这一特征在2000—2010年间最为明显。
图2 1980—2020年中国转入转出耕地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transfer-in and transfer-out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表1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的面积、平均坡度与平均海拔

Table 1 Area, average slope, and average elevation of crop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研究时段/年 面积/万hm2 平均坡度/(°) 平均海拔/m
转出耕地 转入耕地 转出耕地 转入耕地 转出耕地 转入耕地
1980—1990 275.885 410.056 1.892 1.773 277.190 272.573
1990—2000 385.306 705.999 2.095 2.308 518.653 542.841
2000—2010 1634.671 1571.384 3.586 3.218 533.439 664.329
2010—2020 1624.420 1477.298 4.798 5.360 604.477 658.597
1980—2020年中国转入转出耕地重心迁移轨迹如图3所示。总体来说,耕地转入转出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迁移,分别移动了1240.319 km和669.125 km。1980—1990年,中国东北部的东北平原区、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区东部转入耕地数量最多,随着中部、东部、南部地区转入耕地数量明显上升,转入耕地重心在1990—2000年与2000—2010年分别向西南偏西与西南偏南方向迁移了831.168 km与809.404 km,之后又向西北方向移动了447.611 km。转出耕地重心在1990—2000年与转入耕地迁移方向相同,向西南偏西方向位移了931.518 km。随着中国东南地区转出耕地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转出耕地重心在2000—2010年与2010—2020年分别向东、南方向迁移了493.126 km、237.096 km。
图3 1980—2020年中国转入转出耕地重心迁移轨迹

Fig. 3 Migration trajectory of the gravity center of cropland transfer-in and transfer-out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耕地与林地、草地、水体、城乡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之间相互转换过程的强弱程度如图4所示。从耕地转出来看,1980—2020年的四个时段中耕地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转出面积分别为1998.800万hm2、635.448万hm2和515.884万hm2,不同地区耕地转出的剧烈程度随时间不断增强。1980—1990年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主要发生在黄淮海平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中部与华南区西南部。此后该现象以上述区域为中心不断增强扩大,到2000—2010年达到顶峰,全国有629.259万hm2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全国约6.259%的区域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超过了当地总土地面积的3%。耕地转换为林地、草地在1980—1990年主要发生在东北平原地区,从1990—2000年开始这种现象以黄土高原区及其西部、南部和云贵高原区为主不断增强,在2010—2020年间有1023.193万hm2耕地变为林地和草地。从耕地转入来看,新增耕地主要来自于林地与草地,1980—2020年共有853.532万hm2林地与1093.448万hm2草地转为耕地。在1980—1990年,林草地转耕地主要发生在东北平原区西部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东部。此后,林地转耕地现象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区最为明显,而草地转林地现象集中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区西部。林地草地转耕地现象都在2000—2010年最为显著,之后相对减弱。
图4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2.2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地形特征

1980—2020年间,中国转入耕地与转出耕地坡谱形态基本一致,不同坡度范围内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曲线都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转入转出耕地坡谱的谱峰都位于0.1°附近(图5)。坡度大于0.1°时,转入转出耕地面积占比都随坡度的升高而降低并逐渐趋于0。在时间顺序上,转出耕地的坡谱形态变化与转入耕地的基本相同,2°以下的耕地转入转出比例不断减少,其中1°以下的减少最为明显。1°以下转出耕地与转入耕地面积占比分别减少了23.382%与21.953%。在更陡的地区,例如坡度大于5°时,转出耕地面积占比从1980—1990年的9.501%上升到2010—2020年的30.421%。同时段相同坡度区间内,转入耕地面积占比从9.325%上升到了34.631%。证明耕地转入转出整体在向高坡度地区发展的同时,转入耕地的坡度要高于转出耕地,这意味着耕地的整体坡度在抬升,表1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结论。最初在1980—1990年,转入耕地的平均坡度为1.773°,低于转出耕地的1.892°,而在2010—2020年,转入耕地的平均坡度上升了3.587°,达到了5.360°,这高于同时期转出耕地的4.798°。结论说明中国耕地利用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占缓补陡”现象。
图5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的坡度谱与海拔谱

Fig. 5 Slope spectrum and elevation spectrum of crop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从海拔谱来看,1980—2020年转入转出耕地海拔分布状况与坡度分布有很大差别。转入转出耕地海拔的分布区间更广,海拔谱谱峰更多且相对分散。转入耕地与转出耕地相比,海拔谱峰值更低,谱宽更宽,表示转入耕地海拔分布的优势区间更宽。四个时间段中,转出耕地大部分位于海拔较低地区,海拔在200 m以下的转出耕地平均占比为46.306%,而转入耕地的这一数值为36.761%。从时间趋势上来看,转入转出耕地海拔谱的变化比较剧烈。转出耕地海拔谱在1980—1990年具有两个谱峰,分别位于0 m与125 m附近,其他三个时段海拔谱只有单个谱峰,都位于0 m左右。而转入耕地海拔谱谱峰变化不大,都位于60 m、125 m和325 m附近,变化主要体现在随着时段推移,谱峰值在不断降低,海拔谱在不断趋于矮而宽。转入耕地在各海拔高度覆盖更平均,在高海拔区域的面积占比有所增加。转入耕地平均海拔由1980—1990年的272.573 m上升到了2010—2020年的658.597 m,上升了386.024 m,同时期转出耕地的平均海拔由277.190 m上升到604.477 m,上升了327.287 m(表1)。这证明耕地利用变化在逐渐向高海拔地区发展,并且存在“占低补高”现象。

2.3 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景观破碎度特征

1980—2020年,转入转出耕地破碎度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转出耕地与转入耕地破碎度的时间变化特征较为相似。转入转出耕地地块的PD总体都呈持续增加趋势,在2010—2020年时段达到峰值。这意味着转出耕地与转入耕地的斑块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在景观类型尺度上表明转入转出耕地景观破碎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转入转出耕地的AREA_MN基本呈持续下降趋势,只有转入耕地的AREA_MN在1980—2000年有少量增加。AREA_MN在转入转出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降低,表明有更多细小耕地地块被占用或补充。转入转出耕地的SHAPE_AM变化趋势差别较大。1980—2020年间,转出耕地的SHAPE_AM先增加后减少,而转入耕地的SHAPE_AM在此期间持续下降,证明转出耕地的地块形状最初较复杂而后不断简化,转入耕地的地块形状则在持续简化。对比耕地转入转出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三个时段中,转出耕地的PD值始终高于转入耕地,表明在这三个时期内,转入耕地的破碎度要小于转出耕地。在2010—2020年,转入耕地的破碎度超过了转出耕地,出现“占整补零”现象。另外,四个时期内转出耕地的AREA_MNSHAPE_AM都要小于转入耕地,证明就平均地块面积以及地块形状复杂性来说,转入耕地地块破碎度都要高于转出耕地。
图6 1980—2020年中国转入转出耕地地块的破碎化程度及其变化

Fig. 6 Changes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cropland transfer-in and transfer-out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2.4 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NPP的影响

2000—2020年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NPP影响空间分布与变化情况如图7所示。2000—2020年,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区耕地NPP存在广泛增加现象,耕地NPP发生减少的区域相对较少。在2000—2010年,耕地NPP发生增加与减少的格网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2.79%与27.21%,在2010—2020年分别为72.49%与27.51%。受耕地利用变化影响,耕地NPP发生降低的格网增加了298个。2010—2020年全国耕地NPP变化量均值为617.56 t C/m2,比2000—2010年减少了94.39 t C/m2。耕地利用变化在整体上促进了耕地总NPP的增加,但该作用在2010—2020年有所减弱。2000—2010年耕地NPP增加最显著的区域位于东北平原中部、黄淮海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交界处附近以及黄土高原西部;但在2010—2020年,上述区域耕地NPP增加量明显降低,增加最显著的区域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中部与东部以及四川盆地区域。在2000—2010年,一些城市群中心区域耕地NPP出现集中减少现象,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2010—2020年这种现象在哈长城市群北部与辽中南城市群北部较明显,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区域虽仍存在但相对较弱。整体来看,耕地利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耕地总NPP的上升,但在部分区域内,尤其是一些城市群地区,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NPP存在消极影响,降低了相应地区的耕地粮食产能。
图7 2000—2020年中国耕地NPP变化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NPP changes in China during 2000-2020

Full size|PPT slide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全国为研究区,从时空分布、地形、破碎化程度和耕地转换类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耕地利用变化,评估了耕地利用变化对不同地区耕地NPP影响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1)1980—2020年中国转入转出耕地面积都不断上升,转出数量从2000年开始超过转入,之后反转。耕地利用变化呈南减北增、东减西增的空间格局,转入转出耕地重心都向西南移动。
(2)1980—2000年耕地利用变化以东北地区耕地与林地、草地间的相互转换及黄淮海平原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现象最为剧烈。2000—2020年以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的耕地转林地、草地现象为主。
(3)1980—2020年高坡度转入转出耕地占比不断增加。耕地转入转出的平均海拔与坡度不断上升,且转入耕地上升更明显。2010—2020年转入耕地平均海拔与坡度比转出耕地分别高54.12 m与0.562°。存在“占缓补陡”“占低补高”现象。
(4)1980—2020年转入转出耕地地块破碎化程度都不断升高。相较于转入耕地,转出耕地地块密度与平均面积更大,地块形状复杂度更低,整体破碎化程度也更低。存在“占整补零”现象。
(5)2000—2020年耕地利用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对耕地NPP的影响以促进其增加为主,但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多个发达的城市群区域都识别到广泛的耕地NPP减少现象,这些地区的耕地利用变化对于耕地粮食产能造成了负面影响。

3.2 讨论

本文从时空分布、数字地形分析、景观碎化程度等视角分析了1980—2020年全国耕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以NPP为指标评估了耕地利用变化对其粮食产能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转出耕地与转入耕地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数量差异,坡度、高程和破碎度方面的质量差异以及来源地类与转入地类的转换类型差异。总体上发现了“占缓补陡”“占低补高”“占整补零”等耕地利用趋势。对于耕地NPP的分析结果发现在多个城市群及周边地区耕地NPP存在广泛降低现象,这与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NPP增加的趋势相反。研究对于从新视角发现的耕地利用趋势缺乏定量评估以及区域层面横向对比,不利于明确各地区耕地增减失衡实际情况以及空间分异。另外受研究体量、数据可获取性等因素的限制,研究并未对耕地利用变化趋势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之后的研究应该进行相应完善。
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内容与有效保护耕地的重要途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通过多年的实施已经帮助国家遏制了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的恶性趋势,但此过程中各地政府的形式化占补平衡、监察机制与补偿激励措施的缺憾以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折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也亟需解决[40-42]。上述问题可能是本文所发现的“占缓补陡”“占低补高”“占整补零”等耕地利用趋势的主要症结。因此,应该持续优化丰富农用地质量等级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核算方法,规范农地流转、加强土地整治,尽量避免“占缓补陡”“占低补高”“占整补零”等现象。应该严格规范新增耕地监察与验收流程,加强政策调控,明确责任主体,健全问责机制,确保新增耕地数量质量过关。依托于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耕地资源现状,各地区应该接续实施耕地跨省域易地占补政策,充分利用区域间土地利用模式的比较优势[43]。另外,可以考虑补充与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增耕地及现有耕地改善其土壤、排灌条件,改造其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在保持数量平衡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善提升耕地质量[44]

参考文献

[1]
严金明, 郭栋林, 夏方舟.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百年演变: 影响历史进程的十大标志性事件.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2): 1-9.
[YAN J M, GUO D L, XIA F Z. Centennial evolution of land institu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en landmark events affec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2): 1-9.]
[2]
魏洪斌, 吴克宁, 赵华甫, 等. 中国耕地动态变化与占补平衡分析.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5, 32(1): 115-124.
[WEI H B, WU K N, ZHAO H F, et 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nge 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2015, 2(1): 115-124.]
[3]
于法稳, 代明慧, 林珊. 基于粮食安全底线思维的耕地保护: 现状、困境及对策. 经济纵横, 2022, (12): 9-16.
[YU F W, DAI M H, LIN 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ased on bottom line thinking of food security: Current situ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2, (12): 9-16.]
[4]
卢艳霞, 王柏源. 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的演进及其逻辑. 中国土地, 2022, (2): 4-8.
[LU Y X, WANG B Y. The evolution of cropland protection systems and policies and their logic. China Land, 2022, (2): 4-8.]
[5]
柯新利, 杨柏寒, 盛思雨. 耕地位移的影响与对策建议. 中国土地, 2023, (2): 4-7.
[KE X L, YANG B H, SHENG S Y. The influ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ropland displacement. China Land, 2023, (2): 4-7.]
[6]
苏锐清, 曹银贵. 中国耕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分析: 立足驱动与模拟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6): 96-105.
[SU R Q, CAO Y G. Methods analysis on cultivated land use changes in China: Based on driving and simul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 40(6): 96-105.]
[7]
赵爱栋, 彭冲, 许实, 等. 生态安全约束下耕地潜在转换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以东北地区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 124-131.
[ZHAO A D, PENG C, XU S, et al. Impact of farmland conversion grain output under the ecological constraint: Based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11): 124-131.]
[8]
李秀军, 田春杰, 徐尚起, 等. 我国农田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对策. 土壤与作物, 2018, 7(3): 267-275.
[LI X J, TIAN C J, XU S Q, et al.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s farmland. Soils and Crops, 2018, 7(3): 267-275.]
[9]
王文旭, 曹银贵, 苏锐清, 等. 我国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 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7): 21-30.
[WANG W X, CAO Y G, SU R Q, et al. Driving forces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China: Driv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7): 21-30.]
[10]
KUANG W, LIU J, TIAN H, et al. Cropland redistribution to marginal lands undermin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2, 9: nwab091, Doi: 10.1093/nsr/nwab091.
Cropland redistribution to marginal land has been reported worldwide; however, the resulting impact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sufficiently.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ropland redistribution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urbanization-induced loss of high-quality croplands in south China (∼8.5 t ha–1), croplands expanded to marginal lands in northeast (∼4.5 t ha–1) and northwest China (∼2.9 t ha–1) during 1990–2015 to pursue food security. However, the reclamation in these low-yield and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zones considerably undermined loc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for example increasing wind erosion (+3.47%),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34.42%), fertilizer use (+20.02%) and decreasing natural habitats (−3.11%). Forecasts show that further reclamation in marginal lands per current policies would exacerbate environmental costs by 2050. The future cropland security risk will be remarkably intensified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food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globally emerging reclamation of marginal lands should be restricted and crop yield boost should be encouraged for both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11]
SHI X, WANG W, SHI W. Progress o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cropland chang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3): 339-354.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cropland changes in the fields of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use chang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opland changes and driving forces were qualitatively studied in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cropland changes are needed to be explor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land use change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methods of identify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cropland changes at quantitative aspects, including model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method, framework analysis, index assessment and difference comparison. Progres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s was introduced. Then we discussed four defects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For example, the methods were lack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data need to be more accurate and abundant. In addition, the scale was single and the explanations were biased. Moreover, we concluded a clue about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s from synthetically aspect to specific driving forces. Finally, the solutions of the future researches on data, scale and explanation were proposed.

[12]
杜国明, 薛濡壕, 于凤荣. 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理论解析. 资源科学, 2022, 44(3): 425-435.
摘要
耕地集约利用是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通过破解土地、劳动力、资金与技术难题来探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土地资源科学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这对于促进耕地资源优化配置、农业转型发展和质量兴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和综合归纳法,基于耕地利用系统理论,从要素替代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内涵,进而剖析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动力机制、演化阶段与特征,并提出转型优化调控途径。结果发现:①耕地利用系统是指农业生产经营参与者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上通过投入适量的劳动生产要素而获得农产品及社会经济效益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由耕地利用系统要素和结构优化调整转变而引发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对研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本质具有借鉴意义。②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指耕地利用系统的要素和结构随着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后呈现出的趋势性转折。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演化过程是:劳动集约型阶段—资金集约型阶段—技术集约型阶段,具有一定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③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动力机制包括:耕地、劳动力、农业物资、技术等耕地利用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价值和价格非同步演变机制与各要素相互替代和重组机制,以及产权赋能与合理收益分配制度的联合反馈机制。因此,本文认为,助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可以通过促进耕地增值、调整耕地利用主体、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途径进行综合调控。
[DU G M, XUE R H, YU F R.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armland intensive use transition.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3): 425-435.]

Farmland intensive use is the key to ensuring food security, improving agricultural economic benefits,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Farmland intensive use transi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examined urgently in land resources science. Analyzing the factors of land,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arable land resource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rmland use system, this study us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rehensive induction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farmland intensive us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substituti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evolution st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intensive use transition; and ways to optimize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farmland intensive use tran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rmland use system is a natural-artificial composite system in which agricultural operators ob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benefits by inputting labor and production factors on farmland. The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farmland intensive use can benefit from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use system. (2) The transition of intensive use of farmland refers to the trend transi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farmland use system a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intensive use of farmland is labor intensive stage capital intensive stage technology intensive stage, which has certain continuity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3)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transition of intensive use of farmland includes the non-synchronous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value and price of different elements, the mutual substitution and re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each element, and the joint feedback mechanism in response to the perfect property righ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value-added of farmland, adjusting the main subjects of farmland utilization, and subsidiz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13]
袁承程, 张定祥, 刘黎明, 等. 近10年中国耕地变化的区域特征及演变态势. 农业工程学报, 2021, 37(1): 267-278.
[YUAN C C, ZHANG D X, LIU L M, et 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China during 2009-2018.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1, 37(1): 267-278.]
[14]
侯孟阳, 邓元杰, 姚顺波.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 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10): 160-171.
[HOU M Y, DENG Y J, YAO S B. Urbanization, intensive cropland use, and grain production: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under climate condition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2(10): 160-171.]
[15]
胡贤辉, 刘蒙罢, 文高辉. 中国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0): 2282-2294.
[HU X H, LIU M B, WEN G H. Spatial-temporal variability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China.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10): 2282-2294.]
[16]
王国刚, 刘彦随, 陈秧分. 中国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态势与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2014, 69(7): 907-915.
摘要
基于“理性小农”、超边际经济学等理论,建立了农户耕地集约利用解释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集约利用度指数 (CII) 和驱动力模型,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大幅度提高,但地域差异明显,初步形成了第一阶梯较高集约度、第二三阶梯较低集约度的空间格局;耕地集约利用的首要贡献来自于化肥、机械、农药等省工性劳动的大量使用,其次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经济收益和劳动力生产率,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关,而耕地非农化效益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呈负相关。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引申:加强政策引导,科学合理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等省工性劳动;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综合生产力;提高耕地经营性经济补贴标准,激励农户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WANG G G, LIU Y S, CHEN Y F. Dynamic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7): 907-915.]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 representing the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denoted by CII) 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for achieving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cultivated land use policies. For this reas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firstly built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n the variables and index were further developed for characterizing the dynamic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of the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t provincial lev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xtent of CII obviously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6 to 2008 due to the extensively use of fertilizers, machinery and pesticide, the increased labor and capital input as well as the intensified land use. Moreover,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ultivated lan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land use convers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first three factors play a positive role while the last one produce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main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are formulated. Firstly, the sustainable pathways for intensific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reduce the unsustainable use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etc. Secondly, the condi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increase the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for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use efficien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eeding up the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17]
YUAN J T, CHEN W X, ZENG J, et al. Exploring the rules of cropland elevation uplift in China.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23, 20: 1824-1841.
[18]
张洁, 陈美球, 谢贤鑫, 等. 劳动力禀赋、耕地破碎化与农户生态耕种决策行为.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3): 28-36.
[ZHANG J, CHEN M Q, XIE X X, et al. Farmer's labor endowment, farmland fragmentation and farmer's ecological farming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3): 28-36.]
[19]
陈红, 陈莎, 叶艳妹. 面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耕地保护转型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1): 55-64.
[CHEN H, CHEN S, YE Y M.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farmland protection under th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1): 55-64.]
[20]
CHEN W X, YANG L Y, ZENG J, et al. Untangling the increasing elevation of cropland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20.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2023, 4(4): 281-293.
[21]
许丽丽, 李宝林, 袁烨城, 等. 2000—2010年中国耕地变化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效果分析. 资源科学, 2015, 37(8): 1543-1551.
摘要
本文基于中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深入分析了2000-2010年间中国耕地变化及其空间差异,并对中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由2000年的1.85亿hm<sup>2</sup>,减少到2010年的1.81亿hm<sup>2</sup>,耕地减少的主要方式为耕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耕地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北增南减,东部沿海自然条件良好地区以及中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耕地减少,西部水资源缺乏地区耕地增加的基本格局。大部分省份没有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基本目标,有18个省份占补平衡指数小于-50%。建设占用的耕地多适宜农业耕作,而新增耕地只有不到一半适宜农业耕作。研究时段内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导致的建设用地需求快速增加,决定了东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很难有效实施。全国耕地总体占补平衡背后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风险,耕地增加过于依赖土地开发,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亟待加强。
[XU L L, LI B L, YUAN Y C, et al. Changes in China's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evaluation of l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policy from 2000 to 2010.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8): 1543-1551.]
[22]
陈昌玲, 张全景, 吕晓, 等. 江苏省耕地占补过程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理. 经济地理, 2016, 36(4): 155-163.
[CHEN C L, ZHANG Q J, LYU X, et al. Analysis on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cropland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4): 155-163.]
[23]
李月娇, 杨小唤, 程传周, 等. 近几年来中国耕地占补的空间分异特征. 资源科学, 2012, 34(9): 1671-1680.
摘要
地形是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环境因子之一, 也是影响土地资源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全国地形数据和2008年-2010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数据, 以占补耕地的海拔、坡度以及破碎度为主要参数, 分析近年来中国占补耕地的地形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2008年-2010年, 全国耕地占补呈现南占北补的空间分布格局, 黑河-腾冲线以西以补充耕地为主, 而黑河-腾冲线以东以占用耕地为主。其中新疆耕地补充较多, 占全国补充耕地的76.8%, 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耕地占用较为严重。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北方城市占用与补充耕地交错分布, 在数量上基本达到占补耕地的动态平衡;②我国耕地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耕地占用主要发生在华北、华中等地区, 而补偿耕地主要在北方以及西北地区。从各省的情况看, 产粮大省耕地占用较多, 补偿不到位, 且占用耕地地形要素较为优越, 而补充耕地地形要素较差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如若不引起重视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③从占补耕地的地形分布特征来说, 全国38.7%的省份占用耕地的坡度小于全省耕地的平均坡度, 而补偿耕地的平均坡度大于全省耕地的平均坡度, 海拔、破碎度与耕地占补的关系也表现出与坡度类似的特征。这说明, 我国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 优质耕地资源存在被占用的情况, 而在对耕地资源进行补偿的过程中, 往往不能做到等质等量的耕地补偿, 尤其是当占用了大量连片耕地时, 补偿过程以零散地块补偿为主, 大大削弱了耕地的生产能力, 降低了耕地的规模化生产价值, 增加了农业的投入产出比
[LI Y J, YANG X H, CHENG C Z, et al. Spatial features of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cropland based on topographic factors in China from 2008-2010. Resources Science, 2012, 34(9): 1671-1680.]
Terrai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human life, production, land resource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se. Based on topographic data and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from 2008 to 2010 we analyzed China’s terrain features related to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al cropland using elevation, slope, and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We found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ccupation cropland in southern China and supplemental cropland in northern China. The Heihe-Tengchong line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west of the line supplement cropland was more common than occupation cropland, while east of the line the opposite is true. Xinjiang had more supplemental cropland, accounting for 76.8% of the supplemental cropland in China. The occupation of crop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other areas is serious.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cropland of Gansu, Inner Mongolia, Heilongjiang and other northern areas are interlaced in distribution and almost in dynamic balance. The barycenter of cropland moved northwest, from the view of China’s cropland dynamic chang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cropland occupation occurred mainly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while supplemental cropland is mainly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 China. Provinces that produced large quantities of food occupied more cropland, but supplement was not in place. The terrain elements of occupation cropland are of better quality, while terrain elements of supplement cropland are poorer quality 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crops. From top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supplement cropland, the slope of occupation cropland is less than the average slope of the cropland across the province. The slope of supplemental cropland was above the average slope of the provincial cropland for 38.7% of provinces. Relationships among elevation, fragmentation degree and occupation-supplement cropland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to that found for slope. China occupies a large number of high quality cropl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nd cannot supplement the same amount and quality of cropland in the process of cropland compensation. Supplemental cropland occurs mainly as scattered plots and this greatly weakens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ropland, reduces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value of cropland, and increases the agricultural input-output ratio.
[24]
王静, 杨小唤, 蔡红艳, 等. 20 a来中国占补耕地光温生产潜力时空特征. 自然资源学报, 2013, 28(1): 126-136.
摘要
研究占补耕地光温生产潜力的时空特征对指导耕地资源开发与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1980年代末&mdash;2010年的多期土地利用和多年平均光温生产潜力,以占用耕地与增补耕地单位面积光温生产潜力为依据,分析20 a来中国占补耕地光温生产潜力时空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光温生产潜力总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80年代末&mdash;2010年,全国耕地存在明显的占优补劣情况;②从各分区看,东北平原主产区、北方干旱半干旱主产区、青藏高原区、华南主产区、云贵高原区占用耕地单位面积光温生产潜力持续高于增补耕地,长江中下游主产区占用耕地单位面积光温生产潜力持续低于增补耕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黄土高原区、海南由占优补劣变为占劣补优,黄淮海平原区由占劣补优变为占优补劣;③占优补劣对全国光温生产潜力总量变化有显著影响;④东北平原主产区等我国耕地开垦的主要区域受占优补劣的影响较大,华南主产区等耕地损失区受占优补劣的影响相对较小,占劣补优对缩小耕地占用对光温生产潜力总量影响的作用并不大。
[WANG J, YANG X H, CAI H Y, et al.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temperature potential productivity on cropland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3, 28(1): 126-136.]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light-temperature potential productivity (LTPP) on cropland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for reasonable developing cropland resources and instructing grain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TPP on cropland occupation and supplement for recent 20 years in terms of LTPP per unit area based on multiperiod land use change data and average annual LTPP from 1990 to 2010.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1) LTPP per unit area on cropland occupation was higher than on cropland supplement at country level from the 1980s to 2010. 2)At regional level, LTPP per unit area on cropland occupation was continuously higher than on supplement in the last 20 years in producing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Plain, arid and semiarid northern China,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South China and Yunnan-Guizhou Plateau. Cropland with lower LTPP per unit area was occupied and cropland with higher LTPP per unit area was supplemen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LTPP per unit area on occupation was higher for the former 10 years but however, lower for the latter 10 years in Sichuan Basi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 Loess Plateau, and Hainan. The cropland with higher LTPP per unit area was supplemented for the former 10 years and occupied for the latter 10 years in Huang-Huai-Hai Plain. 3)Better cropland occupied and worse cropland supplemented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otal LTPP at country level. 4)The regions (Northeast China Plain, etc.), with a greater deal of cropland supplement than occupation were remarkably affected by better cropland occupied and worse cropland supplemented, which had a slight effect on the regions (South China and so on) with a greater deal of cropland occupation than supplement. Better cropland supplied than worse cropland occupied also slightly impacts the region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 on) where more cropland was occupied and less cropland was supplemented.

[25]
胡砚霞, 王长青. 汉江流域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与持续性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6): 1249-1261.
[HU Y X, WANG C Q. Change trend and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of farmland productivity in the Han River Bas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6): 1249-1261.]
[26]
张金亭, 董艳超, 叶宗达. 基于地形改进NPP指数的县域耕地产能测算. 农业工程学报, 2020, 36(10): 227-234.
[ZHANG J T, DONG Y C, YE Z D. Calculation of county-level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based on NPP index corrected by top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0, 36(10): 227-234.]
[27]
闫慧敏, 刘纪远, 黄河清, 等. 城市化和退耕还林草对中国耕地生产力的影响. 地理学报, 2012, 67(5): 579-588.
摘要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和1999 年开始启动的退耕还林草生态工程对耕地的分布与生产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应用由TM 遥感影像获取的1980s-2000 年与2000-2005 年两个时间段耕地变化数据,结合以多时相遥感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的耕地生产力光能利用率遥感模型估算两个研究时段耕地生产力变化特征,比较城市化与退耕还林草政策主导下两个时期耕地转移对各区域耕地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研究时段因城市占用损失的耕地生产力占土地利用变化(LUCC) 导致的耕地生产力减少总量比例均在60%以上。在20 世纪90 年代,全国新增耕地生产力总量比被占用耕地生产力高87%,耕地转移使中国耕地生产力增加。2000-2005 年间,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启动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对耕地的持续占用导致耕地生产力占补正平衡指数由前一时段的正平衡变为负平衡,转出耕地生产力总量比新增耕地生产力高31%,耕地转为林草地和建设占用损失的耕地生产力分别较前一时段提高57%和85%。城市化与退耕还林草政策等驱动因素作用下耕地开垦区与占用区的空间分布差异使得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态和趋势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
[YAN H M, LIU J Y, HUANG H Q, et al. Impacts of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urbanization and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5): 579-588.]
In this study,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riods of the late 1980s-2000 and 2000-2005 were estimated based on: 1) the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results derived from Landsat TM imagery by artifici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and 2)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data from the light use efficiency models of Glob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Model (GloPEM) and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Model (VPM). Changes of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of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cropland conversion (e.g. urbanization, converting cropland into forest) and land reclamation (e.g. converting grassland into cropland).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type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in the two periods were evaluated, a series of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as well as different regi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oss due to urban sprawl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0% during both stages (1980s-2000 and 2000-2005) in the total loss. In the first stage, general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creased evidently. The increased production from land reclamation was 87% higher than production decrease from cropland conversion. However, in the second stage (2000-2005)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oss due to cropland conversion was 31% higher than the production increase from land reclam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production decrease due to cropland loss could not be compensated by limited land reclamation, as unban expansion and Grain for Green (GFG) proje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since around 2000. Production losses from GFG project and urbanization were 57 % and 85 %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revious stage, respectively. Due to GFG project, the stat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quilibrium changed from positive balance from the 1980s to 2000 into a negative balance during 2000-2005. the lo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inly occurred in Northeast China,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from the 1980s to 2000,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Inner Mongolia, Shaanxi, Gansu,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05. The production loss due to urbanization mainly occurred in Jiangsu, Hebei, Anhui, Shandong, He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from the 1980s to 2000, then changed into provinces of Zhejiang, Guangdong, Shandong, Fujian and Jiangsu during 2000-2005. The land reclamation foci transferred from Northeast China to Northwest China in the two stage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regions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hifted from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from the 1980s to 2000 into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2000-2005. Due to the cropland transformation from urbanization and GFG project, two thirds of provinces show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lance state in the two stages.
[28]
方修琦, 殷培红, 陈烽栋. 过去20年中国耕地生产力区域差异变化研究. 地理科学, 2009, 29(4): 470-476.
[FANG X Q, YIN P H, CHEN F D. Chang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grain productivity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4): 470-476.]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agriculture in county-resolution for the time period of 1985-1987 and 2002-2004, the changi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rain productivity in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has been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1) grain productivity indicated by grain yield per unit cropland has increased in most parts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west to the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which has played more important role on total grain yield increase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China. 2) the differences of a grain productivity dominated by rainfall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have remained obviously up till now. But the south-north difference of grain productivity dominated by temperature in the eastern China has reduced for the sensitive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vity in the northern China. The lowest grain productivity zone is located in the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where the precipitation is 250-400 mm. East to the lowest zone, grain productivity has raised gradually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which may be divided in higher grain productivity zone and the highest grain productivity zone. But the gradation of grain productivity in the east became less obvious in the period of 2002-2004. West to the lowest zone, named the lower grain productivity zone, the relativ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vity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lowest zone and east to the lowest zone. 3)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has expanded obviously in the western China, where the grain productivity is lower but increased fasty. While high quality cultivated lands reduced. There are posi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vity in Gansu and Xinjiang region, the middle-east of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east China, where the temperature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ecipitation in most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has increased slightly in recent 20 years. 4) The regions, of which the grain productivity ranks the top and bottom in China, both have the higher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multi-cropping index as well. The average annual decrease of multi-cropping index is more than 1%-2%. The reduction of multi-cropping index went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middle-down stream and the southward reg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of the highest grain productivity region implies the lost of the highest quality cultivated lands and the increase of food security risk. While in the lowest grain productivity region, especially in ecological sensitivity regions, such as the region along the Great Wall and the western Sichuan, the implement of the policies for recovering forest and grass in the cultivated land is attributed to the decrease of cultivated lands and it would benefit to ecosystem health and soil protection.
[29]
张鹏岩, 庞博, 何坚坚, 等. 耕地生产力与粮食安全耦合关系与趋势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 地理科学, 2017, 37(9): 1392-1402.
摘要
粮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耕地、粮食安全测度模型对2005~2014年河南省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升10%,耕地压力指数下降71%,农民经济收益上升 13%,耕地重心向西南移动。 ② 不同指标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具有差异性。2005~2009年粮种比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2010~2014年贡献率发生转移,粮食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10 a间,粮种比的贡献(69.77%)相对粮食单产的贡献(39.28%)更能促进河南省耕地生产力的提高。 ③ 耕地压力受到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指标间相关关系较强,种粮积极性与农民耕地保护能力的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ZHANG P Y, PANG B, HE J J, et 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trend of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and food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9): 1392-1402.]

Food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taking the Henan Province agricultural data (2014-2015) as the indicator layer, this article assessed the food security in Henan Province by using standard cultivated land coefficient model, food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model and food safety driving force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05 to 2014, the overall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increased steadily, th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increased by 10% in study area, the pressure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d by 71%, the farmers’ income increased by 13%, and the gravity center of the cultivated land showed a southwest movement trend. It’s that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in 10 years appeared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is higher than the northeast, the southwestern cities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weak in northwestern region of Henan Province; 2) Between 2005 and 2009,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lanting ratio of grain to the arable land productivity in Henan Province was 80.61%; In 2010-2014, contribution rate extreme value transferred to grain yield per unit,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was 100.37%; Compared with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planting ratio of grain had a lead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oduc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Henan Province. In addition, overall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will increase steadily, and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coefficient and standard has obviou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coefficient,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space distribution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pressure is low,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decrease gradually from west to east; 3) Fertilizer input, th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nd protection ability of cultivated land had a strong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food security; However, th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nd protection ability of cultivated land present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High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of Zhengzhou and Sanmenxia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lement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Zhengzhou, the limited urban area within the scop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et more economic benefit, is the important foothold of it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unit efficiency, the unit of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y output value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first industry, cultivated land become one of main way to obtain higher economic benefits. The behavior of lead to Zhengzhou City since 2005 cultivated land pressure index is high, and the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showed a trend of deterioration.

[30]
万炜, 邓静, 王佳莹, 等. 基于潜力衰减模型的东北—华北平原旱作区耕地生产力评价. 农业工程学报, 2020, 36(5): 270-280.
[WAN W, DENG J, WANG J Y, et al.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based on potential attenuation model in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s of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Plain.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0, 36(5): 270-280.]
[31]
黄贤金, 张秀英, 卢学鹤, 等. 面向碳中和的中国低碳国土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2995-3006.
摘要
基于IPAT和IBIS模型在预测人为碳排放和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可行性以及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承载的碳汇分布。2060年我国人为碳排放预计为0.86 Pg C yr <sup>-1</sup>;IPCC报告中RCP 2.6和RCP 6.0情景的陆地生态系统分别中和33%和38%的人为碳排放。2060年林地、草地、耕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主要贡献者,占93%;与2030年比,在RCP 2.6情景下林地和草地的碳汇贡献分别下降10%和8%,而耕地上升18%;RCP 6.0情景下林地和草地的贡献分别下降7%和2%,而耕地上升4%。但若按2051—2060年间两种情景下的最高年份(2055年)的碳汇计,则分别可以中和65%、82%的人为碳排放。据此,提出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应以碳承载力为基础,聚焦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用地开发规模,对土地利用转变进行严格管控,探索制订土地利用碳排放标准。
[HUANG X J, ZHANG X Y, LU X H, et al.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or carbon neutraliz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2): 2995-3006.]
[32]
卢龙辉, 陈福军, 许月卿, 等. 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转型”及其空间格局.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3): 532-545.
摘要
以1980年、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NPP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GIS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分析京津冀食物生产与固碳释氧两种服务的变化及其空间格局,揭示&ldquo;生态系统服务转型&rdquo;的原因。结果表明:(1)35年来,京津冀土地利用变化以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减少为主。1980年和2000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山区,2015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平原。(2)1980-2000年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以食物生产服务增加与固碳释氧服务降低为主,2000-2015年京津冀以食物生产服务与固碳释氧服务同时增加为主。&ldquo;生态系统服务转型&rdquo;模式为&ldquo;食物生产+固碳释氧&ndash;&rdquo;&rarr;&ldquo;食物生产+固碳释氧+&rdquo;。(3)农业生产力提升、林地面积与质量和耕地质量、草地质量提升是&ldquo;生态系统服务转型&rdquo;的主要原因。
[LU L H, CHEN F J, XU Y Q,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transi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ts spatial pattern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3): 532-545.]
[33]
徐新良, 刘纪远, 张树文, 等. 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 (CNLUCC).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 (http://www.resdc.cn 2018, Doi:10.12078/2018070201.
[XU X L, LIU J Y, ZHANG S W, et al. China multi-period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ata se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Data Registration and Publishing System (http://www.resdc.cn 2018, Doi:10.12078/2018070201.]
[34]
ABRAMS M, CRIPPEN R, FUJISADA H. 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GDEM) and ASTER Global Water Body Dataset (ASTWBD). Remote Sensing, 2020, 12(7): 1156, Doi: 10.3390/rs12071156.
The Advanced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flection Radiometer (ASTER) is a 14-channel imaging instrument operating on NASA’s Terra satellite since 1999. ASTER’s visible–near infrared (VNIR) instrument, with three bands and a 15 m Instantaneous field of view (IFOV), is accompanied by an additional band using a second, backward-looking telescope. Collecting along-track stereo pairs, the geometry produces a base-to-height ratio of 0.6. In August 2019, the ASTER Science Team released Version 3 of the global DEM (GDEM) based on stereo correlation of 1.8 million ASTER scenes. The DEM has 1 arc-second latitude and longitude postings (~30 m) and employed cloud masking to avoid cloud-contaminated pixels. Custom software was developed to reduce or eliminate artifacts found in earlier GDEM versions, and to fill holes due to the masking. Each 1×1 degree GDEM tile was manually inspected to verify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anomaly removal, which was generally excellent except across some large ice sheets. The GDEM covers all of the Earth’s land surface from 83 degrees north to 83 degrees south latitude. This is a unique, global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digital elevation dataset available to all users at no cost. In addition, a second unique dataset was produced and released. The raster-based ASTER Global Water Body Dataset (ASTWBD) identifies the presence of permanent water bodies, and marks them as ocean, lake, or river. An accompanying DEM file indicates the elevation for each water pixel. To date, over 100 million 1×1 degree GDEM til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35]
RUNNING S, ZHAO M. MODIS/Terra net primary production gap-filled yearly l4 global 500 m sin grid V061 [Data set]. NASA EOSDIS Land Processes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2021, Doi: 10.5067/MODIS/MOD17A3HGF.061.
[36]
陈万旭, 李江风, 曾杰, 等. 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性与形成机理. 地理研究, 2019, 38(9): 2173-2187.
摘要
中国复杂的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控形成了当前中国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厘清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形成机理对中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以往研究缺乏对中国县域尺度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分异性及形成机理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基于1995—2015年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尝试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方法测度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重心分析、热点分析工具(Getis-Ord G<sub>i</sub>*)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1995—2015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如下:① 东部季风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于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生态环境质量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人口和经济集聚的城市群以及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研究期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重心持续向西北方向迁移;② 1995—2015年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西藏地区、新疆、重庆、贵州以及位于黄土高原的省份(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以及河南)境内,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省份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省份;③ 土地利用程度对于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力显著强于其他因子,东部季风区的社会经济和交通区位因子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力强于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生态大区过渡带;④ 影响因子之间相互作用主要包括非线性增强作用和双因子增强作用两种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作用为主。
[CHEN W X, LI J F, ZENG J, et 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environmental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9): 2173-2187.]

The complex physical elements, socioeconomic element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y adjustments have formed China's current unbalanced spat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spatial land use pattern, and spatial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pattern. The unclear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formation mechanism would limit the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th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the national scale. This paper uses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the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LULCC) to provide an overall review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 under complex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in China. We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featur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from 1995 to 2015 with the gravity center analysis method, hot-spots analysis tool (Getis-Ord Gi*), and Geo-detectors too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eastern monsoo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lpine reg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The low-value regions of the eastern monsoon regio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urban areas with dens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e gravity center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moves toward the northwest of China continuously; (2) The hot-spots areas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change during 1995-2015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ibet, Xinjiang, Chongqing, Guizhou, and the provinces located in the Loess Plateau (Qinghai, Gansu, Ningxia, Inner Mongolia, Shanxi, Shaanxi, and Henan). The cold-spots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coastal regions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The cold-spots and hot-spots changes in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China; (3) Land use intensity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than other factors, and the impacts of socioeconomy, traffic road, geographic location in the eastern monsoon region are stronger than those in the alpine reg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4)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hysical elements and socioeconomic elements are stronger than the interactions within individual indicator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include nonlinear enhancement and bi-factor enhancement, and nonlinear enhancement is the dominant interaction mode.

[37]
周亮, 党雪薇, 周成虎, 等. 中国建设用地的坡谱演化规律与爬坡影响. 地理学报, 2021, 76(7): 1747-1762.
摘要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与结构变化是国土空间开发与规划研究的基础。以往相关研究更关注建设用地水平空间扩张格局特征与模式,极少关注建设用地三维梯度上的&#x0201c;爬坡&#x0201d;特征规律与影响。因此,本文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并结合高精度地形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在建设用地坡谱概念基础上,首次构建了平均建设用地爬坡指数(ABCI),系统地分析了1990&#x02014;2018年中国建设用地坡谱在国家、区域、省级和城市4个尺度上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并深入剖析建设用地爬坡的空间影响。结果显示:① 1990&#x02014;2018年中国坡度5&#x000b0;以上地区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了1.43倍,比例由10.25%上升至14.81%。其中2010&#x02014;2015年是建设用地爬坡发展最迅速与规模最大的时期,且中西部地区建设用地爬坡最为显著。② 依据平均建设用地爬坡指数与上限坡度变化,可将中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高爬坡型、低爬坡型和水平扩展型3类,其中高爬坡型省份占50%以上,水平扩展型省份仅有7个,在空间上呈现&#x0201c;东南&#x02014;西北&#x0201d;的两极分布特征。③ 1990&#x02014;2010年爬坡型城市以山地与丘陵地貌城市为主,2010年后少数民族聚居区及低丘缓坡开发试点城市成为建设用地爬坡的主力。④ 建设用地爬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建设用地扩张对平原优质耕地与生态用地的胁迫和侵占,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但是无规划约束的开发和房地产驱动的&#x0201c;削山造地&#x0201d;则会导致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风险的增加。
[ZHOU L, DANG X W, ZHOU C H, et 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 spectrum and slope-climbing effects of built-up land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7): 1747-1762.]

The changes i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built-up land is the basis for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y.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of built-up land,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grad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built-up land (such as slope-climbing). Therefore, based on Google Earth Engine, this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as far as we know, uses DEM and land use data to draw built-up land slope spectrums and calculates the average built-up land climbing index (ABCI). The grad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slope climbing of China's built-up land from 1990 to 2018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provincial, and urban scales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various spatial effects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1990 to 2018, the area of built-up land with slope angle above 5° in China increased by 1.43 tim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built-up land area rose from 10.25% to 14.81%. Particularly, the 2010-2015 period witnessed the fastest and largest slope-climbing development of built-up land in China. Moreover, the slope-climbing intens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2)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built-up land climbing index (ABCI) and the upper limited slope angle change (ULSC), the 34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high-climbing, low-climbing, and horizontally expanding.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high-climbing provinces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total. And seven horizontally-expanding provinces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ast-northwest" in space. (3) Before 2010, the cities with slope-climbing phenomenon were mainly mountainous cities. However, ethnic minority settlements and low-hill and gentle slope development pilot cities became the main force for the slope-climbing of built-up land after 2010. (4) The slope-climbing of built-up land can reduce the occupation of plain arable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by built-up land expans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us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build-up land.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thout reasonable plans and bulldozing mountains to build cities driven by real estate can also lead to increased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ecological risks.

[38]
沈润, 史正涛, 何光熊, 等. 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的西双版纳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63-1375.
摘要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 709.56 km<sup>2</sup>,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SHEN R, SHI Z T, HE G X, et al.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Xishuangbanna based on fragmentation index.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8): 1363-1375.]

Tropical forests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abundant source of biodiversity in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and the key to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conflicts,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is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resulting in biological habitat destruction, ecosystem service degradation, biodiversity reduction, etc.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can impro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bility, restore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protect biodivers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patial way to solv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improve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is study of Xishuangbanna,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ecological sourc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ecological system service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comprehensive superposition, followed by ecological source extraction through hot spot analysis. The resistance coefficient was 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land cover type through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construction, and Linkage Mapper calc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calculate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nodes with the ArcGIS cost-distance analysis module to construct and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the Xishuangbanna area.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wenty important ecological source area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Xishuangbanna area, covering a total of 7,709.56 km2 and accounting for 40.33% of the study area. The coincidence rate with the existing nature reserves is 89.92%, which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atural reserve areas, such as the northern part of Jinghong City,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of Mengla County,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Menghai County. (2) Compared with the resistance surface corrected by night light data,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andscape resistance surface corrected on the basi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th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rridors, the reduction of conflict points of human activities,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optimal corridor verification delivered relatively better results. (3) The ecological corridor, which includes the key corridor and the potential corridor of 278.59 km and 631.73 km, respectively,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combined with the half ring and the small rings. Moreover, the ecological nodes include 20 resource strategic points, four ecological strategic points, 27 ecological temporary rest points, and 24 ecological fracture points. (4) By referring to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of Xishuangbanna area, the layout of the ecological spatial structure was optimized as "one belt, one corridor, and four groups." "One belt" was the ecological river corridor belt with the Lancang River as the main axis and the tributaries on both sides. "One corridor" refers to the central corridor structure connecting 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of Mengyang, Naban River, and the Mangao Nature Reserve. Based on the existing nature reserves, the four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he Bulong-Mangao nature reserves, Menglun three sub-reserves, Mengla-Yiwu-Mengyang-Menglun nature reserves, and Mengla-Shangyong nature reserv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case for formula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Xishuangbanna.

[39]
陈万旭, 梁加乐, 卞娇娇, 等. 黄河流域景观破碎化对土壤保持服务影响研究. 地理科学, 2022, 42(4): 589-601.
摘要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分别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当量因子法测度了黄河流域多尺度景观破碎化和土壤保持服务的时空特征,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普通最小二乘法和空间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2000—2015年黄河流域多尺度土壤保持服务时空演变特征及景观破碎化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机制。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土壤保持服务低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沿线地区以及流域下游河南和山东,另外省会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同样是土壤保持服务低值区,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尺度依赖性;② 研究期间黄河流域土壤保持服务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周边地区,不同尺度下土壤保持服务变化冷热点差异显著;③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因子与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自然本底因子中海拔和林地面积比重与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景观破碎化指数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差异性显著。未来黄河流域不同分区土壤保持和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自然本底和经济社会驱动因子,还应考虑多尺度景观格局破碎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跨区域协同治理对于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CHEN W X, LIANG J L, BIAN J J, et al. Impact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4): 589-601.]

Natural ecosystem is increasingly disturbed by the human syst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for soil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policies formul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lacked the studies about the impact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that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dependence at multi-scale comprehensively,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limited the effectiv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policy-mak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measur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us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ata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using the landscape pattern metrics and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spectively. The hot spots analysis too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and the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0 to 2015 at multi-scale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low-valued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area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Qinghai-Gansu-Ningxia-Shaanxi-Inner Mongolia and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Henan and Shandong. In additio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surrounding areas were also low-valued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areas.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had significant scale dependence. 2) The hot spots of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chang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 and the cold spo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Loess Plateau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change at multi-scale exhibite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3)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In natural background factors, altitud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orestland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metric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 but varied greatly. In the future, soil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policy-mak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na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oeconomic drivers, but consider the fragmentation of multi-scale landscape patter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ross-regional joint governan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land use policies 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40]
孙蕊, 孙萍, 吴金希, 等.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主体互动模式探究: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s3): 213-216.
[SUN R, SUN P, WU J X, et al. A study on the network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policy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s3): 213-216.]
[41]
林耀奔, 叶艳妹.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分析. 农村经济, 2019, (5): 45-50.
[LIN Y B, YE Y M. Analysis of China's arable land requisiton-compensation bal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Rural Economy, 2019, (5): 45-50.]
[42]
施开放, 刁承泰, 孙秀锋, 等. 基于改进SPA法的耕地占补平衡生态安全评价. 生态学报, 2013, 33(4): 1317-1325.
[SHI K F, DIAO C T, SUN X F, et al. Evaluation of eco-secur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based on improved set pair analysi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4): 1317-1325.]
[43]
刘兆顺, 杨德明, 王冬艳, 等. 我国耕地异地占补平衡的运行机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5, 26(5): 386-389.
[LIU Z S, YANG D M, WANG D Y, et al. Running mechanism for balance of cultivated land's occupa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 in China.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05, 26(5): 386-389.]
[44]
苑韶峰, 李胜男, 杨丽霞. 基于可转移发展权的耕地占补平衡问题新思考.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19, 32(2): 47-51.
[YUAN S F, LI S N, YANG L X. A new idea on the issue of the balance of arable land based on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2019, 32(2): 47-51.]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87)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2G024)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指导性项目(B2022262)
PDF(4423 KB)

3828

Accesses

0

Citation

Detail

段落导航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