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和资源民族主义等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镍钴海外供给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然而，很少有研究定量分析它们对自主供给的影响。基于此，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情景分析法，模拟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对镍钴自主供给的冲击，分析5种对策及其协同实施的积极作用。结果发现：（1）相较于海外供给扩张，海外供给紧缩对自主供给的冲击更大，它可以增加短中期镍钴一次供给，但削弱了长期一次供给和镍二次供给能力。（2）开采类对策对自主供给保障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突破储量限制总是必要的。（3）回收类对策可以有效抵御低海外供给紧缩的冲击，但对一次供给有消极影响。（4）多对策协同有助于实现一次和二次供给的耦合配置和应对更高程度的海外供给紧缩。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命题。基于“人—文—术—业—制”五维协同视角，系统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作用机制与关键路径。研究表明：生态资源与乡村文化具有共生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体现了理论必然性、制度必要性和实践可行性三者的统一，通过资源整合、经济激励与文化认同重塑三大机制实现双向赋能。提出多元主体培育与激励路径、文化保护与创新驱动路径、数字技术赋能全链条路径、生态文化产业增值路径、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路径等关键路径，破解二者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城市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广州市典型的榕树空间为例，研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责任行为受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维度的正向影响；（2）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对地方依恋产生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表现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能够通过“社会关系—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和“娱乐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两条路径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融合韧性、适应性循环以及嵌入理论，系统性、阶段性地解剖了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乡村韧性的理论过程，并以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空间为例，深入探讨实践中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作法和成效，以此总结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赋能乡村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结果表明：（1）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乡村资源系统（RS）、治理系统（GS）、资源单位（RU）、行动者（A）在复杂情境下产生多种有效互动结果来提升乡村韧性，推进乡村“资源开发维持—资源流通管理—资源停滞衰败—资源更新重组”的适应性循环过程。（2）市场机制以土地价值显化为经济动力，以实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单位的可持续性利用为生态动力，以带动乡村资源要素结构重组和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为系统和社会动力，实现乡村韧性提升。（3）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赋能乡村韧性的实现路径要以“政策机遇+市场嵌入”为开端，以“主体深入+协同共治”为中端，以“技术创新+产业转型”为末端，耦合多主体、多要素实现乡村转型升级。不同乡村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以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市场活力为入手点，寻找适宜方式开展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而实现其韧性赋能效应。

市场化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是破解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资金需求量大、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co-environment-oriented Development，EOD）有助于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市场化自平衡。以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为例，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概述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运作流程和实施环节，提炼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实践解析内嵌矿山生态修复EOD模式的主要路径：土地指标置换、废弃资源利用、生态产业导入和碳汇经济模式。未来可进一步完善采矿用地土地用途转化的政策支撑，加大民营资本参与力度，强化风险应对能力，同时从规范用地指标交易细则、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政策体系、创新盈利模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协同学理论深入剖析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机制，以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哈肯模型、HP滤波分析法探究二者协同演化特征，结合障碍度模型分类诊断“病症”并设计提升策略。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历经“稳步提升—急剧下降—温和复苏”三个阶段，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稳步提升，空间上表现为“低值连片、高值散落”格局。（2）生态文明建设被识别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助力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升级，该过程历经“缓步提升—二次发育—加速升级”三个阶段。（3）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初级和中级协同区此消彼长、较高级协同区格局稳定、高级协同区零星散布的特征。（4）黄河流域协同演化的整体障碍由生态环境主导演变为经济发展主导，各地级市的主要障碍因素也由多元分化演变为以经济发展或社会民生为主。为此，在新发展阶段，流域层面应采取因势利导，加强区域协同联动的提升策略；各地级市则应因地制宜，分类精准施策。

解析不同时空尺度上碳排放效率演变规律，揭示多维要素对碳排放效率的驱动机制，对于科学制定差异化和多元化节能减排政策和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6—2022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然后通过空间分析法、基尼系数法揭示了市级尺度和区域尺度上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解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及制约关系。结果表明：（1）市级行政区尺度上河南省17个地级市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且多数未达最优，不均衡现象显著；碳排放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差异特征。（2）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豫中地区碳排放效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且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豫南、豫北和豫西。（3）河南省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在市级和区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未来，河南省应根据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尺度差异性，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合理引导能源消费等方面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以促进河南省碳排放效率的全面提升。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GML模型测算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以空间自滞后模型和包含空间溢出效应与时空异质性的混合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局与局部、时间与空间、直接与间接等多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时空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当地理距离达到1950 km时，空间溢出效应出现明显的地理衰减边界。（2）随着时间推移，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则呈现波动性增大的变化趋势。（3）在水电和核电贫瘠地区，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4）绿色金融主要通过电力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升和电力结构优化等机制来提升电力行业碳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和能源政策、推动碳减排进程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评估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溢出效应、“遵循成本”挤出效应和净效应。结果表明：（1）碳减排目标约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双边效应，且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溢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6.468%，挤出效应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1.655%，两者角力使净效应提高4.814%。（2）双边效应具有时空变化特征，双边效应综合作用下的净效应随时间呈“U”型曲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3）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双边效应具有异质性表现。研究拓展了对中国式碳强度目标管理以复杂方式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理解，有助于政府把握碳减排目标约束政策设计的切入点。

耕地保护集聚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探索。以珠海市为研究区，按照“关系解析、主体确定、底线管控、统筹协调”的研究主线，围绕资源禀赋同配性、服务功能同配性以及区域协同发展同配性三个维度，构建耕地集聚主控因素评价体系，并综合运用Criteria Importance Though Intercrieria Correlation、三维魔方模型、Logistic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构建了耕地集聚空间决策模型和耕地集聚保护空间布局决策模型，谋划多目标权衡下最优化的耕地集聚空间布局。研究发现：（1）耕地保护集聚区划定过程中需综合考虑自然资源本底条件与生产、生态等服务功能以及规划协调匹配度等方面需求，珠海市耕地集聚主控因素评价结果总体内部分布差异较大。（2）珠海市耕地集聚潜力中高等级地块面积比为43.24%，在99.90%置信度下，地块耕地集聚潜力在空间分布上均表现出较高的空间聚集性；通过耕地集聚保护空间布局决策模型进一步优化，识别出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有髻山西北部、斗门区莲洲镇、白蕉镇中部和金湾区平沙镇、红旗镇等优势区域。（3）识别出珠海市资源禀赋导向型类型区、服务功能导向型类型区、区域协同发展导向型类型区三种类型耕地保护集聚区共59.84 km²，占比分别为65.85%、1.05%、33.10%，并提出差异化的整治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新时期面向“大占补”制度建设需求背景下协调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提供参考。

住区土地利用绩效的提升对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与提升社会经济活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新建住区，但目前还缺乏住区土地利用绩效的动态监测、评价方法。以人—地协调理论为指引，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动静—规模—方向”三个维度探究长时序人口迁移行为，构建新建住区土地利用绩效动态评估模型。以2018—2023年的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利用时间序列聚类分析技术，识别土地利用绩效的发育过程和演变趋势类型，将研究区的新建住区分为快热快稳型地块、慢热趋稳型地块、迟缓发育型地块、慢热发育型地块、波动发育型地块、动态失稳型地块，发现各类型住区复杂的空间异质性及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而探讨影响土地利用绩效发育态势类型的主要因素。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三生”空间冲突，山地城市群因地形复杂、生态脆弱，冲突呈现显著的多尺度分异特征。厘清其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机制，是实现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以滇中城市群为例，构建集多功能评价、耦合协调度计算与地理收敛交叉映射（GCCM）于一体的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格网、乡镇和县域三个尺度下的耦合协调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具有典型的尺度依赖性，随尺度变化呈非线性波动，乡镇尺度协调性最低，县域尺度协调性最高；主导驱动因子随尺度由自然转向社会经济因素递进转变，山地地形对尺度传导具调制作用。据此，提出“格网监测—乡镇调控—县域统筹”的多尺度协同治理思路，以支撑山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乡村现代化转型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然而，既有的现代化转型研究对旅游驱动效应的探讨仍显不足。以城郊型乡村旅游地计家墩村为例，结合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人—地—业—治”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差异化表征，通过“要素重组—结构调适—功能跃迁”三阶段响应，形成了人口转型、空间重构、产业重塑和治理创新的四维协同演化格局。旅游驱动机制体现为三重效应：作为产业融合的触媒，更新乡村生产体系；作为城乡流动的通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作为乡村治理的纽带，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同时，乡村现代化转型反作用于旅游发展，展现出乡村地域系统复杂且动态的演化过程。研究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基于“旅游介入—系统响应—转型输出”的演进路径，阐释旅游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实现现代化跃迁的内在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数旅融合为旅游业带来变革契机，催生了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引领旅游业迈向高科技引领、高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结合旅游业特性与新质生产力特征，聚焦数旅融合背景下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内涵、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探讨。基于系统论，以追求数旅融合背景下旅游业的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为目标，从要素整合、能力提升、系统均衡及发展导向四个维度，构建了涵盖融合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供需协同机制与目标导向机制在内的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并从“技术—生态—价值”三位一体的视角，提出了旅游业新质生产力三条重要的发展路径，即数智化转型、数字生态构建与多目标协同。同时提出管理启示，以期为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加速旅游强国建设奋进步伐。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已逐渐成为学界的重点关注领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活动主体，了解农户的感知意向与情感状况，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改善至关重要。然而，旅游介入情境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状况及村域差异问题，尚待进一步探明。以紫鹊界梯田区域四个行政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借助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等方法，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维度出发，探究旅游介入下农户情感的整体特征及村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四村农户的“民生三感”总体呈现出积极状态，各维度得分均处于高位值 [3.5, 5]，各维度内具体测项存在显著的村域差异。（2）幸福感的村域差异体现于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3）获得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三个方面。（4）安全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三个方面。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治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调适路径，为理解和应对旅游介入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村域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试图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乡文脉载体，其更新需居民深度参与。融合价值共创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感知价值—地方依恋—价值共创”模型，基于南京老城南338份居民数据验证发现：感知功能与经济价值通过地方依赖促进参与和公民行为意愿，揭示工具性依赖是物质需求转化行动的通道；情感价值直接驱动两种共创意愿，而地方认同构成公民行为独特路径，凸显在地情感直接转化效应及文化认同对超契约行为的激活；社区支持具双刃效应，既强化经济价值对地方依赖的促进作用，又因干预过度削弱情感价值与地方依赖关联，需平衡工具与情感治理。研究突破经济激励框架，提出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分级响应等策略，推动治理向“价值共生”转型，为保护与更新矛盾提供解决路径。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仍待检验。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识别重点自然保护地，推行区域化管理模式，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通过整合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社会生态反馈等多个维度，构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框架，进而识别关键生态区域和重点自然保护地。结果表明：研究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在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2018—2022年景观连通性（+2.17%）、植被覆盖度（+9.38%）、物种栖息地适宜性（+5%）、土壤保持能力（+4.91%）和固碳释氧功能（+4.46%）等指标成效达到优秀等级，公众满意度（+2.56%）指标成效达到良好等级，而重要生态用地面积（-1.04%）、空气质量（-16.85%）、水源涵养能力（-16.17%）和人类足迹指数（+7.83%）等指标成效较差。研究区共识别出21个重点自然保护地，典型代表包括太湖风景名胜区、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竹乡国家森林公园和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等。基于成效评估结果，提出了“分区管控—节点联动—动态优化”的“3CD（3-Core Dynamic）”区域化管理模式。研究可为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生态移民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对象。辨明移民生活的现实底色及其幸福感原像，是新时期建设与生态移民“诗意地栖居”理想生活情境、实现乡村振兴终极目标的关键前提。采用祁连山北麓武威市30个移民村、500位移民的调研数据，明晰移民主观幸福感及其群体差异，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析移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关键阻点。结果表明：（1）武威市移民的幸福感知趋同，约55%的移民感到“幸福”，其中45.2%的移民认为“比较幸福”。（2）收入与幸福感之间不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潜能随权益保障变量的引入而微弱增强，随相对剥夺变量的加入而减弱。（3）政府对移民建议的采纳度、移民公平感知、公共设施建设满意度、社会融入能力及其金融机会的可得性均能显著提升移民的幸福感知，且政府的建议采纳度提升作用最显著。（4）生计风险多重性、相对消费、培训机会可得性及迁出区依恋度是阻碍移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障碍。提高生计水平、建议采纳度及新村归属感是移民幸福感提升的最终落脚点。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究样本，利用熵权法、综合适配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综合评价上，考察期内，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均呈不断上升态势，但农村三产融合的年均增速显著快于农业绿色转型。空间分异上，农村三产融合以种植—畜牧业分界线为界，南侧地区整体高于北侧地区，农业绿色转型表现为“东南、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适配程度上，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度呈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大致经历了“增长—稳定—震荡”三个阶段，但年均值仅为0.61，尚处于较适配水平；区域差异上，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适配度均值排名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大西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3）影响因素上，数字普及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对适配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推动两者适配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对于耕地碳减排至关重要。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Tapio脱钩模型、EKC检验方法识别中国粮食主产区2001—2021年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耕地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发现：（1）2001—2021年，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水平总体波动上升，耕地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2）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脱钩状态各阶段差异显著。少数省（自治区）呈现出从“负脱钩—脱钩”逐渐向好的脱钩理想状态。（3）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期内8个省（自治区）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的EKC拟合曲线呈现出“正U”型、“正N”型及“倒N”型三种特征。研究表明，未来要重点聚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碳减排效应，稳定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强度脱钩态势，推进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转型。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破解“大国小农”高碳锁定困境的关键抓手，其减排效应可能因政策干预异化而陷入“良方变悖论”的矛盾。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种植结构趋粮化、技术渗透增效与化肥精准减量三条路径实现碳减排；（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要素替代需求强化碳减排，而财政支农水平跨越0.1386门槛后，因增产补贴引致的化肥施用量回弹弱化了减排效果；（3）时空异质性凸显政策适配矛盾：2017年《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实施后减排效应显著提升，而胡焕庸线西侧因服务市场滞后、珠江流域受经济作物碳锁定制约，减排效率低于东侧及黄河流域。研究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中“减排—政策”非线性关系，为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提供依据。

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于乡村产业振兴，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发展种植业碳汇不仅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举措，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拓展了新的途径。种植业碳汇价值实现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实现种植业碳汇的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资金化，进而形成种植业碳汇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从当前实践来看，种植业碳汇产品供给、产业形成、交易变现等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制约着种植业碳汇“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有效转化。为此，需通过完善调查监测与价值核算、明晰产权归属等措施，推动种植业碳汇“资源—资产”转化；通过融入统一碳市场、畅通融资渠道等途径，促进种植业碳汇“资产—资本”转化；通过优化市场交易规则、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及收益再分配机制等手段，助力种植业碳汇“资本—资金”转化。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基于长三角151个县域城乡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以及多期DID等方法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显著提升，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2019年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3）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县政策有助于“益贫式增长”，对受教育程度相对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在长三角地区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尤其是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宅基地退出探索可以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结合层次回归模型，使用1025份微观调查数据，分析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划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类型。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度负向影响着农户宅基地退出，其中认知风险感知度影响最强，设施风险感知度最弱。（2）综合满意度对宅基地退出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公服设施满意度最弱。（3）自变量贡献度分析中，在风险感知度方面，退出风险认知贡献最高，拥有多处宅基地认知贡献度最低。综合满意度方面，水电设施满意度贡献最高，文化娱乐满意度最低。（4）基于“心理感知—情感认知”双维分析框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划分为高风险规避型、高满意权衡型、中风险引导型和低风险驱动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特点，提出了分类治理策略，旨在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生态文明及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域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历史地理学界从社会变迁视角建构起灌区聚落演进的地方性知识框架，为本文奠定灌区聚落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人—生态”共生价值导向。但基于水利共同体文化核心的灌区聚落演进过程及规律尚不明确。本文对话河套灌区聚落，以水问题为研究主线，旨在建构基于水利共同体内涵认知的灌区聚落形成过程解释模型，并通过剖析演化规律实现对灌区人地关系的科学认知。研究发现：水利共同体本质是流域灌区聚落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弹性互动有机格局，是灌区聚落的普遍发展模式。灌区聚落核心价值演化轨迹是屯兵农垦→零碎化小农经济→园田化规模农业→整灌区高标农田生态经济农业，聚落水利秩序由传统水利农垦“情境型生产秩序”不断向现代灌溉农业“绩效型生产秩序”转变，驱动灌区聚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