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机制，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效率和水平，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应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行为进行长期性、动态性监测，为了解国土空间规划实时运行状态、推动规划实时反馈优化提供基础。系统回顾中国规划实施监测相关工作的发展历程，从监测工作定位、内容技术体系和传导衔接机制三个方面总结了现有工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全过程支撑”的工作定位，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从规划要求落实监测、规划实施效果监测和规划过程调整监测三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内容体系，进而建立规划监测指标与规则库、趋势分析与预警模型库和弹性监测分析单元三大技术体系，为全面开展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工作提供经验参考。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大背景下，对耕地数量的单一管控已转向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大食物观”也赋予粮食安全新的内涵，“非粮化”治理亟需探索新时期耕地用途管制的应对逻辑并构建理论框架体系。通过对“非粮化”治理的政策回溯和困境揭示，提出应对逻辑要着眼于底线管控、动态发展和价值实现三个不同维度的治理视角，深入辨析安全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资源与资产的关系。理论框架需参照多层级规划目标、精细化分区管理、全生命周期流程和差别化规则体系的原则，围绕管制基础、管制模式、管制环节和管制手段四个核心内容构建用途管制体系。研究结果可为防止耕地“非粮化”、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参考。

受极端天气、公共卫生和俄乌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维育食物系统的稳定成为保障城市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议题。利用食品企业公共交易数据构建耦合地理空间的食物供应网络，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探究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的食物供应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评估了风险传播视角下区域食物供应网络的“动态”韧性表现，并识别影响网络稳定的关键性节点。研究发现：珠三角形成了以广佛、深圳为核心的多中心食物供应组织结构和城市自环结构，多中心避险能力较高；区域食物供应具有空间邻近性和来源多样性的特征，交易总量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能显著降低食物供应网络的韧性，度中心性排名前15的节点是引发级联效应并导致网络性能严重下降的关键性节点。基于上述结果，从深化国内外生产网络合作、强化食物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等方面提出了保障区域食物供应稳定的政策建议。

基于全国14个省份2022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主要运用逆概率加权和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农业生产托管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业生产托管参与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是农户的一种“自选择”行为。（2）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相较于未购买服务的农户，购买服务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会高出约2.51%~3.40%。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托管能够有效减少粮食生产中的农药、化肥投入，提高种粮农户的技术采纳概率。（3）农业生产托管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产销平衡区、在小麦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且这一正向作用在小规模、高兼业水平、新生代的农户群体中更为突出。

基于2006—2021年长江经济带57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探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非线性调节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县域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呈现“下游高、中游平、上游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但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下游县域>中游县域>上游县域。（3）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双门槛特征，在整体层面和中游县域呈“跃迁式”增长特征，在下游县域呈“U”型特征，在上游县域先呈边际效应递增再呈边际效应递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产业升级的双门槛特征，在整体层面和上游县域、中游县域呈“跃迁式”增长特征，在下游县域呈“增长—缓冲—增长”特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技术创新的双门槛特征，在整体层面和中游县域呈“跃迁式”增长特征，下游县域呈“增长—缓冲—增长”特征，上游县域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基于曲阜、莒县526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碳足迹、能值分析等方法综合评估农户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SICLU），在对耕地转入影响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耕地经营规模、细碎化水平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耕地转入户SICLU水平较高，耕地利用可产生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而生态效率有待提高。转入户、未转入户、全样本农户户均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分别为0.115、0.067、0.081，0.623、0.630、0.628，0.045、0.043、0.044，0.261、0.247、0.251。（2）基准回归表明耕地转入对SICLU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抚养比是影响SICLU的重要因素。（3）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耕地转入对经营规模、平均地块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19；平均地块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021%；以上中介效应均通过稳健性检验。（4）农户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耕地转入对“高家庭抚养比”“参加农业保险”组农户SICLU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低家庭抚养比”“未参加农业保险”组农户SICLU水平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耕地转入对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推动耕地利用转型具有指导意义。

构建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三维流域生态韧性分析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并分析2000—2021年汾河流域县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耦合协调的空间集聚特征，引入协调影响力指数表征各子系统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力及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2000—2021年汾河流域各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缓慢提升，“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显著，生态韧性综合指数持续降低，空间格局上高值区呈“S”型分布，低值区集中于中部谷地。（2）耦合协调度呈现由“轻度协调”向“轻度失调”下滑的发展特征，受区位优势和生态禀赋因素影响，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呈现由核心向边缘逐级提升的“环状”分布格局，空间集聚趋势显著。（3）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空间、社会、绿色子系统对综合耦合协调度起反向阻滞作用，经济城镇化对综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先阻滞后推动，生态韧性子系统对综合耦合协调度均起反向阻滞作用，规模、密度韧性阻滞力增强，形态韧性阻滞程度减弱。（4）新型城镇化水平不均衡发展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生态韧性受制于生态资源本底，空间演变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汾河流域兼具城镇化推进对生态产生负效应的流域普遍性特征和资源发展型县域产业转型缓慢、生态建设较城镇化显著滞后的特殊性。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创性举措，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重构具有深远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30 a土地利用数据，借助景观指数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多尺度检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城市形态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3 km与5 km缓冲区内均实现了从乡村地域到城市地域的转变，城市形态趋于规则化和紧凑化，并且具备一定空间分异特征；（2）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导致两种缓冲尺度内的形状指数下降，紧凑度指数上升，还致使5 km缓冲区内的规模指数显著降低；（3）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集聚与约束效应，行政托管的管辖模式，以及企业超额用地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周边地区城市形态演化格局。

构建低碳城市空间格局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立足城市碳排放约束目标，构建了集约、紧凑、高效、绿色导向下的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理论框架，剖析了城市空间格局要素与碳核算体系的内在关系，进而开发了涵盖城市规模、城市形态、城市布局和蓝绿空间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城市规模维度旨在控制无序扩张，涉及人口、经济和空间规模三方面指标；城市形态以外部紧凑为导向，涵盖城市平面形态和立面形态两方面指标；城市布局以功能高效为落脚点，涵盖居住密度、职住平衡比等指标；蓝绿空间关注城市碳汇的提升，包括蓝绿空间占比、融合度等指标。遵循“评价指标—规划策略—规划内容—空间响应”逻辑主线，提出了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城市扩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打造紧凑城市形态，人城产交通一体化、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和构建市域生态网络、提升固碳增汇能力四条实践路径，为碳排放约束下的城市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了方向。

基于2007—2021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优化能源结构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省域碳排放公平性水平；（3）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对“地理邻近”省份与“经济邻近”省份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要求下，碳排放交易制度作为典型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其减污降碳效应备受关注。基于2000—2020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碳排放交易制度对试点地区减污降碳的影响效果，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推动减污降碳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碳排放交易制度在试点地区具有较为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考察试点地区个体政策实施效应，北上广的减污降碳效果最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交易制度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东部地区的减污降碳效应更为显著；不同大气污染物异质性分析显示，碳排放交易制度对PM_2.5减排有更明显的效果。

造林增汇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但其碳中和效果背后的成本有效性不可忽视，这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尤为重要。基于西北地区GIS平台数据，构建地理—经济—生态三维整合分析框架，采用环境因子叠加模型和土地利用动态优化模型，从自然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两个角度识别了西北地区边际可造林区域，采用Richards生长方程预测了造林碳汇潜力，以此为基础拟合了碳汇供给曲线，并对西北地区造林增汇的成本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满足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性的造林土地面积为102.71万hm²，仅占自然可行造林土地面积的20.56%。其中以草地和未利用地为主，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2）西北地区造林的碳汇潜力为9.37 Mt CO₂/年，到2060年能够为该地区碳中和目标提供约9.70%~15.06%的贡献，不可忽视。（3）西北地区造林增汇的平均成本为948.81元/t CO₂，相比于能源碳减排路径，整体上不具有成本有效性。且在迫切应对气候变化情景下，西北地区造林增汇的成本有效性更弱。据此，提出强化造林增汇对碳中和贡献的政策建议。

耕地利用转型为应对全球耕地利用碳减排提供了新途径。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模型方法，以黄淮海平原为例，探究“双碳背景”下耕地利用转型对耕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黄淮海平原耕地利用碳排放量、耕地利用转型及其具体形态均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且耕地利用碳排放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2）显性转型加剧了本县域和邻近县域的碳排放，而隐性转型则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均具有碳减排效应；（3）数量转型、空间结构转型以及生产功能转型对耕地利用碳排放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生活功能转型和生态功能转型则均具有碳减排效应。研究表明，应稳妥推进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合理调整耕地空间分布格局，发展现代化低碳农业；因地制宜引导耕地利用转型；利用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区域耕地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焦点议题。作为行星边界框架向社会经济领域的拓展，甜甜圈框架为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对甜甜圈框架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本地化拓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甜甜圈框架有机整合了环境边界和社会经济基本需求，进而将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以稳态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既要一定的人造资本以满足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又要恒定的自然资本以维持环境的可持续性。甜甜圈框架的本地化拓展应用多以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自评估为主，缺乏对内在交互机制的深入阐释。为增强对环境边界与社会经济边界之间传导机制的科学认知，亟需加强基于生态系统单元的环境边界、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边界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甜甜圈框架对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由于与中国兼顾生态保护红线和社会经济底线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甜甜圈框架在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空间。

吃饱和吃好成为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通过明确冷凉地区概念及范围界定，采用K-means聚类对中国中海拔冷凉区内43500个10 km精度的格网要素进行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功能的空间识别和类型分区。结果显示：（1）中海拔冷凉区面积约263万km²，约占陆地国土总面积的28.47%，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北、西北和西南9省域的山地高原地形区；（2）中海拔冷凉区可划分为以林为主山地湿冷区、以林为主高山温凉区、以农为主耕地旱凉区、以牧为主高原旱冷区、以牧为主高山高寒区五种农业发展类型；（3）农林牧优势发展区域栅格面积占比分别为9.97%、34.21%和55.82%，区县占比分别为27.34%、35.90%和36.76%。研究结果为探索特色农业布局与山区独特冷凉气候资源相结合提供科学依据，对新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土地资源是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的物质实体，如何从自然和人文系统理解并预测土地利用对于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至关重要。基于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基础地理信息等数据，建立综合反映产业发展与供需关系的土地利用CGE模型，开展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下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情景预测。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明显，经济与环境的权衡关系显著；（2）低挑战的SSP1和不均衡发展的SSP4两种路径下土地利用结构的时间发展趋势相较平稳，而区域竞争SSP3路径下土地利用结构存在明显突变，环境账户土地面积减少10.68%，加剧了生态安全风险；（3）中间的SSP2和化石燃料模式的SSP5路径下土地利用结构存在较大波动，但环境账户土地面积呈现小幅上升，是较为兼顾经济生态的土地利用发展模式。研究结果及分析思路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设计和高质量国土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城镇化背景下，人口的规模外流重塑了中国农村家庭类型，耕地利用方式相应呈多元化特征。区别于既往强调家庭特征的独立指标，本文提供了一种兼顾家庭离村情况、留村人口代际组合的农村家庭类型划分范式，并构建了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假说。基于全国抽样的万份农户问卷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类型分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家在村家庭比率呈“东—中—西”递减态势，城乡两栖家庭比率呈“东—中—西”递增态势。留村人口中，中坚型农户集中于东部，完整型、老幼型农户集中于中、西部。（2）全家在村家庭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城乡两栖家庭倾向于土地转出及种植粮食。（3）全家在村的中坚型、完整型农户分别倾向于种植粮食、经济作物；城乡两栖的中坚型、完整型农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老幼型农户倾向于转出、撂荒耕地或种植林木。（4）农村家庭的本地非农就业、地块数量、家庭资产、农业补贴等因素也对耕地利用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农村家庭耕地决策行为的底层逻辑，为因户、因类施策依据提供现实参考。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已经建构形成的背景下，摸清国土空间开发现状绩效，建立科学系统的工作框架，并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开发与用途管制提供基础性支撑至关重要。依据既有实践中的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工作，试图阐释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的国土空间开发绩效内涵，进而结合正在开展的各层级规划实践，提出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工作的框架体系和关键议题。研究认为：针对国土空间开发绩效的研究源于传统空间开发模式存在的严峻问题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长期的战略需求，其已经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将有助于国土空间规划中各类型空间的格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及提升工作，应该与各层级空间规划相协调，形成由宏观到微观的多级框架。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的开展，可为指导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绩效提升提供综合性思路，并对相应空间挖潜与再开发等政策的制定有所启示。

在提出海洋地缘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海洋地缘经济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及中国学者研究重点，总结其研究特点与现有不足，对未来研究趋向进行展望。（1）海洋地缘经济由地缘经济和海洋地缘政治衍生而来，受地缘政治影响，研究核心主题是涉海国家经贸联系。（2）西方海洋地缘经济研究从海洋地缘思想萌发，到对海权争夺的战略思考，到地缘经济理论的定性描述，再发展到多元化的定量探索。（3）中国的研究重点包括海洋地缘经济理论、海洋地缘经济活动、海洋地缘经济关系、海洋战略资源竞争格局、海洋地缘经济战略、公海保护区等。（4）当前海洋地缘经济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基础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均相对缺乏，但其受多学科关注，研究内容愈加多元化。今后可加强对海洋地缘经济研究的理论范式与决策支持、公海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及其空间效应、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上运输通道安全与港航供应链韧性、海洋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国海洋地缘经济环境等的研究。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引入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CES）评估，有助于全面认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优化生态空间布局。但是目前缺乏对空间规划中如何运用CES的路径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与展望，影响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有效应用。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外CES评估应用于空间规划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有关CES形成的理论解释从关系性和交互性视角得到深化，将CES视为人与自然交互的实践和结果，表现为CES在供给方、生产方、需求方和消费方之间的流动。（2）有关CES的概念得到了细化，促进更具操作性和规范性的CES评估理论框架形成。（3）CES评估主要包括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益处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三种进路，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空间范围的数据获取方法、基于空间位置的数据获取方法和集成式空间分析评估方法三种。（4）CES评估与规划编制的结合方式主要包括前置于规划编制和融入规划编制全过程两种。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中应融入CES评估，并为此提出总体思路，以及在规划编制不同阶段的具体应用目的和方法，展望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潜力。

推动多元产业发展是破解易地扶贫搬迁“人地分离”后耕地撂荒难题、促进迁出村人—地—业“资源重组”的关键途径，但当前较少研究关注迁出村的耕地利用和产业发展问题。基于此，在廓清研究对象为具备生产功能的迁出村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人—地—业关系的理论框架，并从“人地分离”程度与“资源重组”程度两个维度归纳出搬迁户自行种植、新型经营主体间接参与和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代理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基于中西部地区8省区846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数据，利用OLS回归分析了搬迁距离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并讨论产业帮扶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面临的“人地分离”问题加剧了耕地撂荒行为，参与产业帮扶能显著减少耕地撂荒行为；产业帮扶能缓解搬迁距离对撂荒行为的影响，且不同产业帮扶模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进一步结合典型案例资料，深入剖析了三种产业帮扶模式的运行机制、适用条件和优劣势，为迁出村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帮扶模式的实践应用提供依据。并从迁出村资源盘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产业帮扶模式选择三个方面，为推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