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与地缘权力格局演进，旅游逐渐成为国际秩序重塑中的重要治理维度。以黄山风景区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献分析，探讨了风景区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逻辑。研究发现：风景区的参与呈现规则接受—知识重构—规则输出的阶段性演进。在初期，风景区加入国际组织，通过有限调适实现外部规则的本土化转译；在中期，面对地方实践与国际理念的摩擦，通过经验积累与规则内化，逐步争取治理话语权；在后期，通过标准化经验、全球网络扩展与国际议程塑造，推动地方治理知识的全球化输出。该案例展示了风景区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目的地突破知识边缘化的现实可能性。

如何推动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冰雪经济面临的重大命题。分析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困境，并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阐释赋能机制，结合崇礼案例，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落地路径。结果表明：（1）当前滑雪旅游度假地面临政策强力驱动与底层执行错位、业态融合机遇与内涵创新不足等六大结构性困境。（2）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驱动—要素转化—产业融合”机制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提供发展动力，要素转化将技术应用于实践，产业融合实现系统升级，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度假地高质量发展。（3）以崇礼为案例地，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协同治理建设、气候变化的主动适应三个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滑雪旅游度假地高质量发展模式。（4）从跨部门出台新质生产力导向的操作性政策、以数智技术驱动市场培育与营销等方面提出四大落地路径。

2022年北京冬奥会推动了中国冰雪产业迅速发展，后冬奥时代面临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基于供需协同视角，结合推拉理论构建了涵盖内源推力与外源拉力的中国冰雪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装备制造集聚度、人力资本密度和基础设施覆盖等维度，分析北京冬奥会前后对东北、京津冀和长三角三大区域冰雪产业要素配置与产业链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冰雪产业总体稳步上升，融合程度不断深化，冰雪旅游收入显著增长，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东北三省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在冰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保持领先，但装备制造业集聚度有所下降；京津冀地区充分受益于冬奥遗产效应，在赛事协同和冰雪教育方面表现突出；长三角地区则通过室内场馆建设和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据此提出“供需协同、区域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培育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推动冰雪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依据。

在“南客北上”体验冰雪旅游的热潮下，北方冰雪旅游景区如何抓住机遇，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如何与北方冰雪旅游景区互通互鉴，成为南北方冰雪旅游景区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搜集了61个冰雪旅游景区的5万余条游客评论，采用文本情感分析、结构主题模型、层次聚类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旨在挖掘冰雪旅游游客体验的内容，比较分析不同条件下冰雪旅游景区的相对优劣势，探究南北方冰雪旅游景区的游客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形成原因。结果显示：（1）冰雪旅游游客体验的主题有22个，可归纳为7个维度，其中“动物表演”等主题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2）南方冰雪旅游景区的优势在于“景区服务与形象”等，北方冰雪旅游景区的优势在于“冰雪休闲娱乐”等。（3）冰雪旅游景区的季节性发展是“依托自然禀赋”与“优化服务体验”之间动态权衡的过程。（4）“家庭体验”等是驱动游客积极情感的重要条件，“成本与风险”等是引发游客消极情感的重要原因。（5）南北方冰雪旅游景区游客产生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是冰雪旅游游客体验多维度联动作用的结果。研究为冰雪旅游市场了解游客需求和区域针对性优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国土空间作为人地关系演变的关键场域，其资源价值化已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引入“成本—产出—韧性”空间绩效三要素，从乡村国土空间资源的多维属性与价值化内涵切入，明确其价值化与空间绩效提升的内在联系，结合当前价值化实践困境构建二者协同发展逻辑框架，进而探讨价值化运筹路径。研究发现：（1）乡村国土空间资源的属性是其价值化的基础与约束，前者从源头决定后者的价值构成与潜在能级，而后者则是对前者多元价值的识别、转化与显化。（2）在乡村国土空间资源价值化进程中衍生的成本隐匿、利用低效、要素联动紊乱三大核心矛盾，与空间绩效提升的三要素存在明确对应关系，且两者在目标协同、动态互动及共同依赖层面深度耦合。（3）乡村国土空间资源价值化运筹路径，离不开对空间绩效三要素的统筹考量与协同推进，即成本维度需计量显隐性成本优化决策、产出维度依赖产能利用率提升资源转化效率、韧性维度取决于要素联动与立体治理抵御系统风险。

国家公园作为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有效控制人类活动并减缓其对生境质量的不利影响，是推进国家公园科学化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和人类足迹数据分析生境质量和人类活动的时空格局，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讨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生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平均生境质量总体呈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90%以上的区域仍保持较高或高生境质量水平。除兴山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的平均生境质量提高0.211%外，其余自然保护区的平均生境质量均略有下降。（2）2000—2020年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人类活动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人类足迹指数从5.424下降至5.233。在候选区内人类活动水平低、较高和高的区域持续扩张，分别扩张了8.651%、0.961%和0.414%。（3）人类活动对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生境质量的影响整体呈负向且程度逐渐加深，但在公园内的兴山万朝山及巴东金丝猴自然保护区，适当的人类活动增长则促进了生境质量的改善。

区域战略叠加的经济增长效应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0—2022年中国1859个县域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双重政策叠加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双重政策能发挥协同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增长，两者能够有效避免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双重政策叠加能通过产业协同、金融协同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增长实现挤出效应。在先进行生态保护后进行精准扶贫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强于先进行精准扶贫后进行生态保护的县域。双重政策叠加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县域生态功能区类型、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生态产业发达程度和时空维度的不同存在差异性。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针对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的相对不足，选取国家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江西大余县为研究案例，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开展了宅基地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宅基地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行动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乡村基层和社会资本。宅基地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围绕三大行动主体展开，经历政府引导—地方行政主体的政策实施、协作自治—乡村基层主体的制度实践、产业注入—社会资本主体的政策响应三个模块。在该过程中，乡村社区的主体性构建、政府的制度嵌入性治理及企业的资本配置与市场链接分别成为宅基地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的内部、外部及核心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宅基地改革赋能乡村振兴的“制度—资本—社区”三维驱动机。研究为宅基地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及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对维护区域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法，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农产品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从双核心转向以中国为核心。（2）贸易网络联系日益紧密，集团化程度加深，通达性提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征。（3）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中国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粮食、果蔬、橡胶和动植物油是主要的贸易产品。（4）社会经济因素和同盟关系是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地理可达性也是影响贸易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未来中国应深化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

基于大食物观视角，系统揭示中国农业空间利用特征，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优化农业空间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EBM-GML模型、收敛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从大食物观内涵出发，探讨中国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及空间错位特征，并识别农业空间利用问题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2014—2022年中国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趋势，主要驱动力为技术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2）中国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3）中国省域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的空间错位差异较小，以低错位、中错位类型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与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正向错位类型的区域有不断增加且集聚的趋势。（4）依据农业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比较，识别出五种农业空间利用的区域类型，并针对每类问题区域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应以大食物观为引领，根据地区资源禀赋和区域特色，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空间利用转型政策。

从居民主体性出发阐释石漠化治理与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间的内在关联，对推进喀斯特区域生态可持续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贵州省贞丰县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理论框架，构建村落居民对石漠化治理的感知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回归模型验证石漠化治理对村民文化效益感知的影响效应，构建出石漠化治理对村民文化效益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村落居民对石漠化治理成效呈积极反馈态势。（2）环境空间治理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文化效益水平，文化效益的维度感知与空间—居民的互动特征呈现关联性。（3）文化实践重塑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文化效益水平，但其子维度休闲活动对能力发展的影响不显著。（4）在石漠化治理影响下，村落居民生态系统文化效益感知呈现出“治理工程实施—主体实践响应—文化效益生成”层级演进的机制路径，推动治理从生态修复向社区发展延伸。

探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流域13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粮食生产效率水平，进一步引入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系统分析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1990—2022年，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效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均值由0.4659提升至0.5990，空间格局呈西南—东北分布特征，高值区逐步向湖北、四川等地集聚。（2）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效率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因子显著影响且呈现一定的时空非均衡性。（3）气候因子影响以正向为主，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且影响强度持续增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与人口集聚在中下游地区呈负向影响，在上游部分区域则为正向影响；农业生产强度的影响效应在中上游为负向、下游为正向；经济发展水平在全流域呈负向影响，且在中下游地区程度相对较弱。据此，建议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气候适应型农业发展策略，同时优化人类活动干预方式，以促进长江流域农业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探索旅游系统中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构建旅游地三元系统互动演化框架。采用2013—2023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面板数据，结合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XGBoost-SHAP等机器学习方法，探讨旅游资源、旅游支持和旅游响应三个子系统间的关联关系。结果表明：旅游地系统发展遵循“独立—耦合—解耦”的演化轨迹，旅游资源和旅游支持子系统协同作用，共同驱动客流聚集和旅游消费增长，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发展呈明显的阶段性递进特征和空间分异。据此建议：旅游地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策略，并构建多元旅游产品体系，以实现系统内部协同优化，促进旅游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水平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水平高于数字经济水平，但增长速率低于数字经济。（2）在时序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从勉强协调提升至中级协调，从省份而言由高至低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3）在空间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演化特征表现为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依托合肥、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的“Z”字型格局。（4）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因子按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的双因子交互增强作用。针对不同省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持续助力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协调演进。

协调“三生”空间布局，构建超大城市粮食与生态安全格局，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针对超大城市“三生”空间优化困境，从粮食—生态安全视角出发，基于“三生”功能定位与优化逻辑，提出潜力识别—规模配置—布局模拟—形态评价框架，整合适宜性评价、多目标规划、土地利用模拟与景观格局分析，以武汉市为例，探索不同目标导向下的空间格局演变。实证结果表明：（1）武汉市“三生”空间适宜性的异质性显著，功能区划特征明显。（2）在各优先情景下，“三生”空间格局呈差异化演变，功能空间比例与边界动态调整。（3）优化情景有效提升了空间均衡性，但格局破碎度与形态复杂性因情景而异。研究可为超大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提供方法支撑与决策参考。

乡村旅游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但在实践中面临新的结构性困境，折射出治理机制滞后、人地关系失调与发展动能弱化等深层次矛盾。为此，整合经营性治理与人—地—业协同理论，构建“治理—建设—经营”三维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模式的三个典型案例，提炼乡村旅游地建设和美乡村的实现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1）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遵循“治理—建设—经营”三维协同逻辑，其中治理是前提与保障，建设是载体与基石，经营是动能与引擎。（2）经营性治理以“人”为核心动力、“地”为空间载体、“业”为经济纽带，通过调和政府、市场、村社与社会关系，盘活闲置资源并优化三生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协同推动乡村旅游地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3）经营性治理激活人—地—业要素协同，驱动乡村“社会—物质—经济”空间的系统性重构，进而以“和美—宜业—宜居”的价值反哺促进要素升级，形成“要素激活—空间重构—价值反哺”的闭环演进机制。研究结果为乡村旅游地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参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机制，具备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三重内在优势，为生态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生性道路，其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机理解构、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对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开创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多学科理论、国家政策和地区实践经验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与案例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主体—技术—产业—制度”四维协同演进，为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注入新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共享培育新机制，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提供新支撑。然而，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四重困境。基于此，未来应聚焦能力提升、权能保障与治理优化的人本方略，强化价值发现、普惠共享与智慧应用的技术驱动，聚力绿色引擎、惠益联结与生态韧性的产业发展，健全产权市场、补偿治理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精准赋能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和发展永续。

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县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对推动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关键作用。基于2005—2022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生态功能区对县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政策覆盖区域的生态效率，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结构调整促进县域生态效率。（2）东、中部的生态功能区对当地的生态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物多样性维护型、水源涵养型和水土保持型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均能显著提高县域生态效率。（3）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该政策对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生态效率均有促进作用。

新时代城市更新应以居民需求为核心落实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居民更新需求空间复杂性解析框架，揭示居民更新需求呈现多尺度性、空间关联性与城市异质性三大特征。作为连接居民需求与更新策略的桥梁，城市体检创新性地构建了多尺度诊断体系，其大规模数据样本为空间复杂性解析提供了坚实基础。案例分析验证了居民需求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层级分布、关联关系及不同类型城市需求的差异性特征。基于此，提出了响应需求空间特征的精准化更新策略体系，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系统科学框架，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基于威廉姆森四层次分析框架，运用剩余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究了产业地产模式下存量产业用地更新中产权动态配置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从产权配置视角来看，产业地产模式下存量产业用地更新的实质是地方政府、产业地产商、入驻企业在制度环境变化后，围绕存量产业用地的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进行产权重构和利益重组的过程。（2）产权动态配置的形成机制表现为：制度环境变化会驱动行为主体响应，进而影响产权动态调整。其中，市场驱动更新型园区在面临土地租差、目标改进等不确定因素时，市场主体会通过探索调整土地利用行为来实现存量产业用地权利重组；政府驱动更新型园区则通过地方政府契约优化和激励约束并行机制重新配置存量产业用地权利。（3）混合用地政策、双协议供应政策、分割转让政策等制度供给能够充分界定特定权利，缩小剩余权利范围，而基于税收、名誉、补贴、股权的复合型激励约束并行机制则能合理匹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因此，以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与契约优化为基础，辅以复合型激励约束并行机制的共建，有助于实现存量产业用地可持续更新中的产权动态均衡。

数字生态系统是数字经济演进的高级形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降碳增效”的动力来源。基于数字生态观与复杂性关系理论，采用混合动态QCA与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探讨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研究发现：数字生态系统内各要素联动匹配形成5种等效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路径，不同组态所代表的数字生态模式均能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赋能城市碳减排，但不同数字生态模式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总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市场引领—网络开放型和双元共融—资源积累型数字生态模式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但这种影响效应受到城市政策背景和资源禀赋差异的约束，对低碳试点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运用组态思维为“数字降碳”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弥补了传统线性中介模型研究复杂问题的局限性，为数字革命和“双碳”目标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超大城市面临的职住失衡问题加剧，引发交通拥堵、资源错配等系统“城市病”，直接影响居民福祉及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干预可以重构职住关系，对于破解职住失衡难题意义重大。已有研究多聚焦建成环境与职住平衡的线性关系，难以揭示多维人居环境要素协同作用的动态复杂性，亟需通过非线性研究解析其动态耦合机制，并以此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此，以典型超大城市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通勤时间表征职住平衡，刻画其空间特征。同时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揭示人居环境对职住平衡的非线性影响，并量化关键变量的阈值。结果表明：（1）城市“建成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三大维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贡献度最高的指标依次为社会环境维度的“青少年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建成环境维度的“交叉口密度”，自然环境维度的“生境质量”以及建成环境维度的“路网密度”。（2）不同人居环境指标与职住平衡的非线性关系呈现近似线性、倒“U”型曲线及阈值效应等多种形式。建议依据各人居环境指标的特性，精准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政策以提升超大城市宜居性。

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以服务流的形式为黄河流域水力发电及水能减碳作出重要贡献，厘定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对水电生产和水能减碳的跨区域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从服务流视角探究水供给服务对水电生产的跨区域效益的研究仍然有限。综合径流量监测数据、统计数据、模型模拟等数据/方法，构建了黄河青海流域水能减碳贡献的核定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00—2022年黄河青海流域水供给服务对下游地区水能减碳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青海流域多年平均水供给服务量约为98.9 mm，约占整个黄河流域总产水量的46.8%；2000—2022年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以2.31 mm/年的速率增加。（2）黄河青海流域多年平均水能减碳量为3287.8万t CO₂e/年，其中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量为2576.7万t CO₂e/年，占比约78.4%。2000—2022年，青海省内水力发电站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增加趋势，以105.06万t CO₂e/年的速率增加。（3）青海省境外黄河干流多年平均水能减碳量为2443.1万t CO₂e/年，其中，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量为908.5万t CO₂e/年，占比约37.2%。2000—2022年，青海省外水力发电站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微弱的增加趋势，以22.84万t CO₂e/年的速率增加。（4）黄河干流所有水电站水能减碳总量为5730.9万t CO₂e/年，其中，青海省的贡献量为3485.2万t CO₂e/年，占比60.8%。2000—2022年，黄河流域水能减碳的青海贡献呈现增加的趋势，以127.9万t CO₂e/年的速率增加。研究结果可为全面理解水供给服务流综合效益提供理论借鉴，建议将“水电碳减排贡献”指标纳入流域生态补偿核算指标体系，以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基于浙江、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五省719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等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不同融合模式对农户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技术渗透型融合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3）农村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农产品收益激励、社会资本积累、技术培训获取以及加速农地流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4）农村产业融合对普通小农户以及北方地区、老一代和土地细碎程度较低的农户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更强。对此，未来应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其中，培育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和要素获取能力，从而促进农户绿色生产。

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自然与文化共生场域，地方品牌建构是实现其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对其地方品牌化中自然要素的商品化流变与品牌符号建构关注相对不足。鉴于此，以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为例，借由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通过综合质性方法，探究农业文化遗产中自然商品化过程及其多主体互动如何动态塑造品牌形象。结果表明：案例地动植物资源、土地资源和农业景观等自然要素在政策、市场等资本维度的助推下流变成为商品或商品程度加深，商品形态愈发多样而构成了地方品牌的物质承载。物质符号和文化符号经由编码嵌入产品而促使品牌叙事由去地方化演化为再地方化。生产主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生产行为以维持品牌形象，平台和旅游消费者具身体验后使品牌符号和想象得以耦合，形成的话语表征进一步强化了品牌形象的路径依赖与锁定。研究结果延拓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地方品牌建构的理论边界，并为自然商品化提供了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政治生态学叙事思路。

山垄田是山区三面环山处地形封闭地带的耕地，也是当前中国南方耕地“非粮化”治理的重难点。由于其数量多、分布广、斑块零散，需遵循精准识别、科学诊断、分类施策原则，才能实现有效恢复。为此，构建“冲突—协调—适应”框架，以典型南方山区福建省建阳区为研究区，识别山垄田空间分布和利用现状，采用自组织映射网络分析、随机森林等方法诊断其粮食生产的要素冲突及“非粮化”驱动因素，最后以2035年和2050年目标期划定整治分区并提出治理策略。研究表明：（1）建阳区耕地呈类“树枝”状分布，山垄田多位于“树梢”，总量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其中36.5%呈现种植葡萄、柑橘、茶叶等“非粮化”类型。（2）山垄田存在“自然冲突（49.72%）>生态冲突（25.47%）>社会冲突（24.79%）”的冲突类型序列，野生动物侵扰、距主要农村居民点距离、排水条件是影响山垄田“非粮化”的主导因素。（3）基于底线约束、多元食物需求和整治效益将“非粮化”山垄田划入协调整治区和适应转型区，面向2035年和2050年协调整治区面积占比分别为56%和61%，整治效益分别达1.13亿元和2.88亿元。研究为落实“三个一批”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实现路径，有助于南方山区复杂地形下因地制宜有序恢复耕地粮食生产，避免过度治理投入和无效恢复经营。

推广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对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加快林业高质量发展和林业生产绿色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林业生产特有的长周期性和生态化经营所特有的跨期属性，时间偏好成为影响个体技术采纳的重要心理因素。在构建农户时间偏好对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基于浙江省7个县（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时间偏好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考察技术推广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农户时间偏好对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行为和数量有显著负向影响。（2）时间偏好对小农户的生态化经营技术采纳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规模户则影响不显著。从不同技术类型来看，时间偏好对生物防治技术的负向影响更大。（3）技术推广干预能缓解时间偏好带来的负向影响，三类方式中技术补贴效果更好，且不同技术类型受推广干预也有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开展生态化经营技术推广的差异化路径等相关政策建议。

减少农业碳排放对于实现中国的碳减排目标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利用山东省797份生猪养殖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综合不同方式的绿色补贴对低碳生产转型的影响效应与转换机制。结果表明：绿色补贴会显著激励养殖户低碳生产转型，现金补贴和保险补贴的效果更好。绿色补贴的低碳效应主要通过降低转型成本、提高预期收益、提升价值认同和扩大养殖规模四条路径实现，其中，现金补贴和保险补贴主要通过降低转型成本发挥作用，实物补贴主要通过扩大养殖规模发挥作用。绿色补贴的低碳效应具有群体差异，且多种绿色补贴构成的组合式补贴具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研究成果对精准设计并优化绿色补贴政策、有效促进养殖户低碳生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