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03—2018年中国68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效率值从0.169上升至0.423,年均增长率为6.31%,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先缩小后逐渐扩大趋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递减分布格局;从城市等级规模来看呈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特征。（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外资强度与碳排放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各影响因素对三大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区域差异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能地支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空间治理；要树立民生优先的指导思想，通过城市更新弥补过去资源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宜居水平、经济活力，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网络；要充分借鉴“强链、补链、延链”等“链长制”方案与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以上观点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生态环境脆弱性是制约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指数,并依据自然断点法将评价结果分为极度脆弱、重度脆弱、中度脆弱、轻度脆弱、微度脆弱五类。进一步通过空间相关分析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CA-Markov模型对黄河流域2025年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别表现“低—中—高”的分布特征,且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趋势存在区别：上游虽差异较大但波动相似,中游波动方向相反,下游在2016年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存在空间相关性,上游呈现低—低聚集,下游呈现高—高聚集,中游空间相关性不显著。（3）预测2025年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重度脆弱有所扩张,下游地区极度脆弱向中心区域明显收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某一流域单独能够完成的,黄河上、中、下游要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制定与之相适宜、符合整体发展需要的治理与保护措施。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为了科学全面认识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厘清未来的发展出路,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协调、产业协同、交通组织、城镇体系演变、跨区合作、要素配置、流域统筹、一体化路径、绿色低碳发展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其发展中仍然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区间交通割裂、行政壁垒尚存、流域生态协作不健全、产业协同发展不足、绿色经济体系较弱等突出问题。长三角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需要综合各学科各专业的理论知识,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学命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长三角一体化首先要创新机制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强化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基础支撑,更要突破行政边界的制约;其次要创新机制体制来保障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与配置,通过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来夯实一体化;再次要促进土地要素向长三角集中使用,提高长三角地区土地承载能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要素保证;然后要优化人口就业空间结构,加强城际间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强化大江大河等重大流域的省际统筹与合作,共同提升长三角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绿色一体化发展;最后更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通过科研突破与市场机制来实现低碳发展,在创新驱动引领下打造流空间世界级枢纽,以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上观点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研究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全国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关系，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研究框架；分析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压力带来的土地开垦、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等生态建设与土地开发行为，及其对国土空间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限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视角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国土空间开发的限制性差异；根据目前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提出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实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建设协同发展战略，开展黄河流域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与特色文化传承战略部署，并制订相关引导政策与保障措施，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应是覆盖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监督反馈各个环节的全过程传导。基于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需求面”,剖析传统空间规划传导的“不适应性”,并从全尺度、全过程、多向度的全链条治理逻辑出发,构建与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需求与规划体系相匹配的“三链协同”传导体系及“空间链”“时间链”“反馈链”传导路径。即覆盖“编制—实施—监督”多环节、全过程的国土空间治理闭环体系;纵向到底、事权清晰的全尺度空间传导链条,横向到边、面向实施的全过程时间传导链条以及多元共治、动态维护的多向度反馈传导链条;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实施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光伏发电逐渐成为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中国光伏发电的时空分布、竞争格局及减排效益研究,本文力求为中国“双碳”目标的落实、光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及政策建议,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2012—2020年,光伏装机总量从624.8万kW增长到25317.0万kW,以集中式电站为主导;（2）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地区呈现高—高自相关特征,贵州等地区呈现高—低自相关特征;（3）电力消费量、碳排放量、科研投入为装机量增加的正向驱动因素,科技投入对相邻省份的装机量增加同样具有正向驱动效应;（4）中国现有光伏装机的年均减排效益约为2.0亿t,到2030年累计可以达到19.2亿t,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通过分析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关系与碳减排的主要路径,构建二氧化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控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要素,预测四种不同情景方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以进一步探讨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部门减排贡献。结果表明：四种方案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增长趋势逐年变缓,在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达到峰值后,调整经济增速、改善能源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于经济增速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的减排贡献度更高。在综合调控经济增速、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方案下,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2024年将达到高峰值104.45亿t,2058年实现碳中和,这与现实情况更加吻合。未来若能抓住经济、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良好机遇,并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减排努力,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有望2025年前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谋划部署的重大国家战略。本文首先解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四更”内涵,即更高战略定位的一体化、更高效率和水平的一体化、更加协调的一体化与更优空间形态的一体化。重点回顾总结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年多以来开展的主要行动和工作成效,按照高质量发展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构建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2018—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状态。对照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要求,针对目前存在问题,从空间部署和重点领域等方面提出相关路径建议,以期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进入“人类世”新纪元，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持续发展在此问题上的时代要义，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协调。提出“从级联到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新思路，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耦合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空间分异，构建了耦合逻辑框架，通过典型耦合类型区来辨析其驱动方式差异，为新时代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人地协调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萎缩，受到人类福祉趋同化增进的胁迫，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差；（2）耦合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刚性主导，服务低值区的连片蔓延促成了低失调的同化格局，服务供给与福祉需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3）通过资本流动、土地利用、尺度效应、利益分配等驱动方式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形成了发展阶段和供需匹配各异的耦合关系，主要包含空间争夺的低失调、空间弱关联的拮抗和空间互促的高协调。据此，亟需以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统筹人地系统综合管理，弱化用地权衡和空间博弈，加强供需耦合的空间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旧城区绿地作为关键的社会—生态系统载体,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转型治理亟需关注的问题。构建广州旧城区绿地服务基本单元,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框架,构建表征生态、社会与经济服务的绿地景观指标体系,综合评估2000—2018年广州旧城区绿地的空间恢复力水平及适应性转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旧城区绿地的恢复力演化具有明显的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时空分异,在拆除重建阶段呈现快速开发—快速释放—重组的转化,在微更新阶段主要呈现开发—保护的提升,并具有提升型、稳定型和更替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性。由此说明,城市更新具有调节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的效果。其中,绿地形状指数、5 min可达绿地率以及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核心区绿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外围区治理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更新政策与城市绿地空间恢复力演化的关系,为促进旧城区绿地空间更新治理提供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证案例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以下简称《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实施,使长期以来中国反对食物浪费实现了由道德约束到法制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该法律是在当今世界食物浪费现象普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物浪费问题的背景下颁布的,意义重大。这部法律为中国反食物浪费社会实践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全球反食物浪费事业提出了中国答案。《反食品浪费法》具有注重顶层设计、立法过程快捷简明,立法目的鲜明、节约资源融贯始终,法律措施全面、规制责任主体广泛,社会多元共治、凸显节粮治理效能,依法施策、致力于服务粮食安全战略,坚持德法并举、推动节粮意识转为法律约束等显著特点。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反食品浪费法》在实施中,目前仍需解决进一步厘清权责、细化标准体系和加强基础支撑等关键问题,有关部门应着重通过采取建立长效监测评估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监测评估方法体系和加强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等措施,规范和指导《反食品浪费法》落地实施,充分发挥其规制和规范全社会各种各样食物浪费行为的作用,有效减少食物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推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

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食物浪费现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家庭是产生食物浪费的重要单元之一，在国家大力推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家庭食物浪费减量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基于国内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系统梳理国内外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进展，对中国食物浪费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借助系统文献综述法，以家庭食物浪费“概念内涵—理论认知—技术方法—主题内容”为逻辑主线，梳理和归纳家庭食物浪费的内涵变迁及方法与理论演进。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具有社会历史、饮食文化以及城乡分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亟待学界开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家庭食物浪费本土化机制研究，并提出中国城市—乡村家庭食物浪费分异、饮食文化地理差异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影响、新时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新环境与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研究等议题展望。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公地悲剧”是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自然资源学科领域尚缺乏对该理论的系统总结。回顾“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内容，获取Google Scholar截至2020年底所有引用过《公地悲剧》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梳理研究脉络，从理论检验、产权制度分类、多元治理类型、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和全球性资源治理五方面归纳研究进展。其对中国的可持续治理启示有：探索制度的“多样化”；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构协同共治共享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审视“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对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碳达峰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议程,中国各省级地区的碳达峰研究对全国碳达峰任务达成和路径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和现实支撑。基于混合型能源投入产出模型,延伸构建了碳达峰时间预测模型。在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强度改善的9种组合情景下,预测了2020— 2040年全国30个省级地区（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碳排放总量,并通过拟合计算与历史期峰值的比较,得到碳达峰时间。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对各地区是否能够在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做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级地区碳达峰时间差异明显,在空间格局上呈南北条带状聚集。（2）碳排放强度的改善对碳达峰时间影响较大,4% yr^-1的改善对 2030年前达峰最有利。（3）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对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影响显著。

科学揭示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发展关系,有利于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运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阐释二者的耦合机理及驱动因子。主要结论如下：（1）重构乡村空间是对新一轮乡村转型发展要求的积极回应,土地作为乡村地域的关键发展要素,通过其利用形态的多维转化适应不同的空间重构场景。（2）乡村空间重构是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驱力,也为土地利用转型提供不竭的现实需求,土地利用的成功转型是乡村空间重构结果的显著表征,二者交互影响,存在耦合互动关系。（3）空间规划、政策制度、产业结构、利益主体及生态理念的多轮驱动机制共同对其耦合关系施加影响,不同作用机制下的作用效力、方向有所不同。（4）新时代下促进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全方位探寻土地利用优化转型的多维路径,总体上应立足生态文明的价值位序,以空间规划为约束机制,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诱发机制,以多方利益协调为保障机制,同时创新土地政策制度机制,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