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能地支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空间治理；要树立民生优先的指导思想，通过城市更新弥补过去资源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宜居水平、经济活力，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网络；要充分借鉴“强链、补链、延链”等“链长制”方案与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以上观点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研究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全国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关系，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研究框架；分析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压力带来的土地开垦、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等生态建设与土地开发行为，及其对国土空间格局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限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视角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国土空间开发的限制性差异；根据目前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提出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实施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建设协同发展战略，开展黄河流域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与特色文化传承战略部署，并制订相关引导政策与保障措施，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进入“人类世”新纪元，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持续发展在此问题上的时代要义，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协调。提出“从级联到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新思路，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耦合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空间分异，构建了耦合逻辑框架，通过典型耦合类型区来辨析其驱动方式差异，为新时代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人地协调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萎缩，受到人类福祉趋同化增进的胁迫，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差；（2）耦合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刚性主导，服务低值区的连片蔓延促成了低失调的同化格局，服务供给与福祉需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3）通过资本流动、土地利用、尺度效应、利益分配等驱动方式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形成了发展阶段和供需匹配各异的耦合关系，主要包含空间争夺的低失调、空间弱关联的拮抗和空间互促的高协调。据此，亟需以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统筹人地系统综合管理，弱化用地权衡和空间博弈，加强供需耦合的空间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应是覆盖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监督反馈各个环节的全过程传导。基于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需求面”,剖析传统空间规划传导的“不适应性”,并从全尺度、全过程、多向度的全链条治理逻辑出发,构建与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需求与规划体系相匹配的“三链协同”传导体系及“空间链”“时间链”“反馈链”传导路径。即覆盖“编制—实施—监督”多环节、全过程的国土空间治理闭环体系;纵向到底、事权清晰的全尺度空间传导链条,横向到边、面向实施的全过程时间传导链条以及多元共治、动态维护的多向度反馈传导链条;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实施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

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食物浪费现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家庭是产生食物浪费的重要单元之一，在国家大力推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家庭食物浪费减量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基于国内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系统梳理国内外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进展，对中国食物浪费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借助系统文献综述法，以家庭食物浪费“概念内涵—理论认知—技术方法—主题内容”为逻辑主线，梳理和归纳家庭食物浪费的内涵变迁及方法与理论演进。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具有社会历史、饮食文化以及城乡分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亟待学界开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家庭食物浪费本土化机制研究，并提出中国城市—乡村家庭食物浪费分异、饮食文化地理差异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影响、新时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新环境与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研究等议题展望。

旧城区绿地作为关键的社会—生态系统载体,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转型治理亟需关注的问题。构建广州旧城区绿地服务基本单元,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框架,构建表征生态、社会与经济服务的绿地景观指标体系,综合评估2000—2018年广州旧城区绿地的空间恢复力水平及适应性转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旧城区绿地的恢复力演化具有明显的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时空分异,在拆除重建阶段呈现快速开发—快速释放—重组的转化,在微更新阶段主要呈现开发—保护的提升,并具有提升型、稳定型和更替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性。由此说明,城市更新具有调节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的效果。其中,绿地形状指数、5 min可达绿地率以及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核心区绿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外围区治理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更新政策与城市绿地空间恢复力演化的关系,为促进旧城区绿地空间更新治理提供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证案例研究。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村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而制定相应的村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以湖南省长沙县为研究对象，引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了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引力模型、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量化识别长沙县的“乡村振兴极—村镇空间场—乡村发展区—城乡基础网”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县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以城镇核心区为圆心向外围减弱的圈层式分布结构，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2）地域间供求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影响空间联系强弱的重要因素，而立足于因素作用的空间联系强度可以较好地表现区域发展的需求和互补格局；（3）“极—场—区—网”多维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于市区近郊县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具体确定并划分了11个乡村振兴极、3个村域空间场和7个乡村发展区，构建了基于“极—场—区—网”互联网络的城乡基础网，进一步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公地悲剧”是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自然资源学科领域尚缺乏对该理论的系统总结。回顾“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内容，获取Google Scholar截至2020年底所有引用过《公地悲剧》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梳理研究脉络，从理论检验、产权制度分类、多元治理类型、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和全球性资源治理五方面归纳研究进展。其对中国的可持续治理启示有：探索制度的“多样化”；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构协同共治共享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审视“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对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以下简称《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实施,使长期以来中国反对食物浪费实现了由道德约束到法制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该法律是在当今世界食物浪费现象普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物浪费问题的背景下颁布的,意义重大。这部法律为中国反食物浪费社会实践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全球反食物浪费事业提出了中国答案。《反食品浪费法》具有注重顶层设计、立法过程快捷简明,立法目的鲜明、节约资源融贯始终,法律措施全面、规制责任主体广泛,社会多元共治、凸显节粮治理效能,依法施策、致力于服务粮食安全战略,坚持德法并举、推动节粮意识转为法律约束等显著特点。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反食品浪费法》在实施中,目前仍需解决进一步厘清权责、细化标准体系和加强基础支撑等关键问题,有关部门应着重通过采取建立长效监测评估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监测评估方法体系和加强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等措施,规范和指导《反食品浪费法》落地实施,充分发挥其规制和规范全社会各种各样食物浪费行为的作用,有效减少食物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推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近年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机理和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气候要素间的相互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和过程，并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趋势，探索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研究认为：（1）各气候要素及其变化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过程复杂多样；（2）需辩证看待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3）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有利于切实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和作用。在气候变化加剧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丰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高强度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河湖湿地萎缩、景观破碎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网格单元构建“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力—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系统服务力”（VORS）模型，评价2010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通过自然断点法和智能化修正等方法，自下而上地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为稳定，但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活力和服务力提升明显，生态系统组织力和生态系统弹性呈下降趋势。根据分区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系统保育区、生态系统提升区、生态系统缓冲圈、生态系统改良圈和生态系统重塑圈“两区三圈”的修复区域，并提出生态修复对策。

乡镇街道尺度国土“三生”空间功能评价及协调关系研究更面向国土空间优化过程中的人本需求导向和基层精细化治理。研究提出“分维功能评价—协调水平测算—作用方向判别”的整套思路框架。其中，兼顾空间隶属和空间质量双重属性构建“三生”空间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功能间协调水平及各自对整体协调的作用方向，并以苏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所构建分析框架、指标体系及技术方法路径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特点，能够在乡镇街道尺度有效识别“三生”空间功能分布格局和空间协调关系。（2）在乡镇街道尺度的较高标准约束下，苏州市“三生”空间功能具有较显著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且“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整体水平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协调水平主要受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同向作用，生态空间功能的协同作用不足、多呈现反向关系。（3）从城区、乡镇、生态单元等不同空间类型提升“三生”空间综合功能，完善基层国土空间治理的精细化，在更大尺度上实现“三生”空间的整体协调，构建功能复合、风貌相宜、协调共进的国土空间格局。

海洋牧场建设是中国扩增海洋碳汇，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碳汇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只有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才能调动海洋牧场建设经营者积极性。以海洋牧场中藻类、贝类、鱼类、甲壳及其他类经济性碳汇资源为研究对象，利用最优化模型核算了碳汇资源生态价值的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藻类、贝类、鱼类、甲壳及其他类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34.94元/t、820.05元/t、782.39元/t、3764.16元/t，补偿标准存在种类间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当前海洋牧场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但正面临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胁迫。基于人类压力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究大湾区湿地分布与人类压力的空间关系,以此识别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湿地。结果表明：（1）大湾区湿地较多分布在珠江西岸,而城市内部的湿地较稀缺;人类压力在城际、城内各有差异,珠江东岸较西岸高;湿地分布、人类压力在空间上均具相关性。（2）筛选后的空间聚类类型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湿地：重要湿地、潜在的重要湿地、非重要湿地。（3）重要湿地,人类压力较高,主要分布在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需同时发挥生态和景观效益;潜在的重要湿地,人类压力较低,多分布在珠江入海口及珠江西岸;非重要湿地,零散分布在各地,容易消失。研究结论为探究人类压力影响下的湿地演变奠定基础,为保护利用湿地提供应用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的食物浪费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应用。为了推动食物浪费的减量,亟需构建覆盖全国的、系统性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并实现食物浪费的定量监测与评估。本文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过程政府及社会中各界的主要关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食物浪费的相关研究,辨析了食物浪费的定义及主要演变,论述了全球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食物浪费监测与评估进展,提出了通过餐厨垃圾,将食物浪费从传统概念向广义概念延伸的理念,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反食品浪费监测与评估指标。本文旨在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食物浪费的监测和评估提供科学参考,从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2.3的实现提供借鉴。

黄土高原沟道农业是现代人地关系耦合发展的一种新兴农业地域类型，其可持续发展对于区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原理阐述了沟道农业的概念内涵、科学认知、优化模式及其保障政策。结果表明：（1）沟道农业可持续性应遵从“要素—系统”到“结构—功能”，注重“沟坡水土保持、流域生态建设与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目标有机结合。同时，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效益的关系以及不同尺度的沟道水土构型、农田景观、农业系统的层次体系，深化贯通式研究，全面揭示沟道农业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微观作用机理。（2）总结了沟道农业优化模式，搭建了不同模式的框架图，建议完善相关的技术与制度保障体系，以支撑实现区域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目标。（3）新时期黄土高原现代沟道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人地系统科学前沿，全面构建现代沟道农业系统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优化沟道农业生产方式和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新途径。（4）基于要素流、产业链、流通网，面向SDGs目标和乡村振兴、粮食与生态安全，深入探究不同尺度沟道农业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服务支撑区域现代化建设决策。黄土高原沟道农业系统特征与优化模式研究，是推动农业地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进而为黄土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