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耦合视角下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from a telecoupling perspective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08-16 修回日期: 202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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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2-08-16 Revised: 2023-03-23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叶玮怡(1999-),女,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食物系统与土地利用转型。E-mail:
基于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的国际大豆贸易关系矩阵,从远程耦合视角出发,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识别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系统及其贸易流向与强度,分析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际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联系愈加广泛,但整体处于弱联结状态,网络凝聚性、连通性不断提高,具有一定的小世界结构特性;(2)大豆发送系统集中于少数美洲国家,大豆接收系统数量众多,主要分布于东半球,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中介点外溢效应显著;以中国、巴西、美国为绝对核心,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极化结构;(3)大豆贸易凝聚子群在空间上呈现出由碎片化小片区集合向地缘性大片区集聚的结构演变;(4)地理距离、制造业发展水平、大豆生产面积是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大豆生产面积对贸易量正向影响显著,地理距离对贸易关系负向作用明显,但在加权网中地理距离影响为正,意味着存在互补性的远距离系统之间耦合作用更强;(5)部分贸易国的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尤其在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南美洲出口国表现突出,大豆贸易将资源环境压力由众多亚欧进口国向少数南美出口国转移。
关键词: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relationship matrix for six time sections from 1995 to 2020, this paper identified the telecoupling system of soybean trade and the direc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trade flow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lecoupling, and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ly linked by telecoupling, but the whole is in a weakly connected state. And the network cohesiveness and connectivity are increasing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a small-world structure. (2) Soybean sending systems are concentrated in a few American countries, soybean receiving systems are numerous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nd South Africa have prominent spillover effects as trade intermediary points. With China,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absolute core, the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shows an obvious polarized structure. (3) The cohesive subgroups of the soybean trade network show a spatial evolution of structure from a fragmented collection of small areas to a geopolitical agglomeration of large areas. (4) Geographical distance,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level and soybean production area are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soybean trade network evolution. Soybean production are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rade volum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rade relationship. However, in the weighted network,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positive, which means that the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long-distance systems with complementarity is stronger. (5)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ybean expansion area and forest loss area in some trad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South American exporters such as Brazil, Paraguay and Bolivia. Soybean trade transfers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rom many importers in Asia and Europe to a few exporters in South America.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叶玮怡, 马恩朴, 廖柳文, 于正松.
YE Wei-yi, MA En-pu, LIAO Liu-wen, YU Zheng-song.
进入“人类世”以来,科技的日益革新推动着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联系通道的构建,极大地削弱了要素禀赋限制与时空距离障碍,人类活动的远距离互动愈发频繁。随着以人口流、资源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基本运行机制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以人口、土地非农化和要素集聚扩散为主要过程的城市化转型不断扩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驱动下对自然系统远程连接的关注日益密切[1],要素流动引发的跨时空交互和远端响应成为常态,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的“复杂性”已成为新时代地理学的新特征[2]。在此背景下,单一学科领域和固定区位视角的传统研究范式将难以适应人地关系理论创新和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2],迫切要求超越本土思维模式,向全球网络化思维转型[3],在多尺度、多层次、多要素框架下深入理解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
为响应“新动因”提出的学科研究新要求,Liu等[4]于2013年创新性地提出“远程耦合”(Telecoupling)综合研究框架,旨在通过识别系统(发送、接收和外溢系统)、流、代理、原因和影响等5个组成部分及其之间的多重反馈,解释远距离社会经济和环境在系统层次间和层次内的相互作用,进而通过内化区外因素,集成相互关联的多个系统来提高可持续发展决策能力。远程耦合框架提供了一个跨越多个时空尺度、横贯多个学科部门的更加广泛的分析方法,逐渐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国外研究多涉及国际贸易[5,6]、土地利用/覆被变化[7,8]、城市化[9]、生物多样性保护[10,11]、跨区域调水[12]等领域。研究方法上,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MRIO)[5,6]、网络分析[13]、物质流分析(MFA)[14]等成熟的定量方法得到初步应用,也有学者尝试开发专门的集成工具箱和Web-GIS应用程序[15,16],以实现远程耦合组件的有效识别与多重反馈回路的地理可视化。但囿于大尺度复杂系统数据资料获取的不便,基于定性描述的因果分析仍占据了较大比例[17]。相比于国外案例的迅速积累,国内远程耦合相关研究还处于理论整合阶段,内容包括研究进展综述[1]、框架规范化应用[18]、“耦合魔方(CHNC)”新概念提出[19]以及理论框架探讨[20,21]等。总体来看,国外相关研究在可持续性领域成果颇丰,而国内在远程耦合框架的实证应用方面存在较大空白。
农产品贸易事关食物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内容。依赖水土等资源产出的特性使农产品在贸易过程中也隐含着环境资产在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转移过程,引发自然资源和环境压力的空间再配置,因而又与自然生态系统密切相关。依托市场供需关系和各种流的作用,农产品贸易将远距离的多个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连接起来,是远程耦合研究的典型领域和重要实践。目前,国内农产品贸易网络研究主要运用复杂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22,23],通过实物量和价值量加权来刻画贸易流[24],从全球宏观层面、“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性中观层面等尺度出发[25,26],探讨整体农产品、特定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和演化特征[27,28]。发现不同的农产品贸易网络均表现出小世界性、幂律分布、出口集中而进口分散等相似的结构特征,但对于农产品贸易蕴含的人地系统远程耦合关注较少。与此相反,国外远程耦合视角下的农产品贸易案例研究颇丰,尤其关注国际大豆贸易。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豆贸易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影响,包括接收系统氮污染增加[29]、发送系统农业生产体系重塑[30]、外溢系统大豆生产扩张[31]以及多系统土地利用格局演变[32]等。二是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系统的因果关系研究,例如经济驱动因素对大豆贸易的远程贡献率[33],大豆贸易代理行为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作用[34],消费市场差异、大豆供应链结构、生态认证能力与大豆贸易以及大豆生产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耦合与反馈[35]。然而相关研究大多都强调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大豆贸易网络,尽管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大豆贸易对除巴西以外的南美国家之间的近程耦合作用[36]和对非洲干旱草原区的大豆生产溢出效应[31],但很少有研究超越中国、巴西、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大豆流动,从整体网络视角出发,考察全球尺度下不同体量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格局。就全球大豆贸易而言,除核心贸易国外,其他大豆贸易国在远程耦合网络中扮演何种角色,远距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否也同样在其他大豆贸易国间显现,需要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远程耦合视角出发,利用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177个国家的大豆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定量刻画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探讨国际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为丰富国内远程耦合实证研究、弥补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定量研究的不足,把握国际大豆贸易的总体形势、评估外贸结构合理性,更好地调控贸易资源、优化贸易结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启示。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国际大豆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为真实反映长时间序列的国际大豆贸易网络演化过程,排除不同年份大豆价格和货币汇率变动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可能影响,选取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的大豆出口贸易量数据(单位:t),建立加权贸易矩阵和无权贸易矩阵。在国家节点处理上,将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大豆贸易流量合并计入中国,将无独立主权政府的海外属地并入宗主国,贸易数据囊括相应年份所有参与大豆贸易的国家,共涉及177个国家。
1.2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一种基于数学图论的社会关系量化研究方法,有助于刻画社会系统中的微观个体关系和宏观整体结构,广泛应用于贸易网络研究。远程耦合强调多系统之间基于“流”的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网络结构特征,而社会网络分析可用于量化远程系统之间的功能连接,在识别远程耦合组件、模拟其时间演化过程和空间跨尺度动态、分析远距离反馈机制和溢出效应等方面优势显著[13]。
因此,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网络模型
1.2.1 整体结构特征指标
(1)网络密度是指网络实际连边数与理论最大可能连边数之比,衡量网络中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相联结的节点数越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越频繁。网络密度
式中:
(2)聚类系数表示与某节点存在联系的邻接点间的实际连边数占最大可能连边数的比值,描述网络中紧邻节点之间的集聚程度。所有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称为平均聚类系数,平均聚类系数
式中:
(3)平均路径长度表示网络中所有节点对间最短路径经过边数的平均值,即离散节点相连所需中介点最小数目的均值,反映节点间的连通效率
式中:
(4)凝聚子群是具有相对较直接、较紧密、较频繁的积极关系的行动者子集合,用于刻画网络内部的子结构状态[28]。本文使用Ucinet 6软件的CONCOR程序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将贸易网络中的国家节点按其贸易关系属性划分为不同子群,以此刻画贸易国间的关系及紧密程度。
(5)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分析法是一种基于随机置换方式来计算矩阵间相关系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能够有效解决传统计量方法在不完全独立的关系型数据处理上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及虚假相关问题[36]。本文采用QAP回归分析检验解释变量的科学性,并阐释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网络演化的驱动机制。
1.2.2 个体结构特征指标
(1)点强度是指某节点与其他关联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度,通过计算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量所占的权重,反映该国在网络中的贸易强度和重要性。点强度
式中:
(2)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指网络中与某节点直接相连的点个数。度数中心度越大,说明该点发展关系的能力越强,越接近网络的中心位置,网络重要性和影响力越大。相对度数中心度
式中:
(3)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指所有节点对间最短路径经过某节点的数量占最短路径总数的比例,描述该节点对其他行动者和资源的控制能力,反映其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绝对中介中心度
式中:
(4)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指某节点与其他所有节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和,度量的是网络中该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及其与其他节点的接近程度。相对接近中心度
式中:
2 远程耦合视角下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
2.1 网络整体演化特征
从网络连通性指标测算结果来看(图1),1995—2020年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密度稳步提升但整体水平明显偏低,表明大豆贸易远程连接愈加广泛,但国家间大豆贸易联系始终较为分散,网络整体上处于弱联结状态。其次,大豆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的平均聚类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且内部集聚性和连接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明显的组团化趋势。网络连通性和集聚性的提高意味着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即大豆生产、流通、消费受到远距离系统的影响加深,远程耦合程度加大。
图1
图1
1995—2020年国际大豆贸易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Fig. 1
Overal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from 1995 to 2020
2.2 点强度分析
1995—2020年国际大豆贸易量不断攀升,由1995年的0.30亿t升至2020年的1.72亿t,增长了5.76倍,但总体贸易量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国家大豆产能提升和大豆消费需求增长引起的。表1显示,点强度小于0.0001的国家占总数的55.37%~64.41%,而大于0.0001的国家数量较少,且随数值增高,各个点强度区间包含的国家数量梯度递减,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从国家尺度来看,中国、巴西、美国三足鼎立的大豆贸易格局逐渐稳定,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墨西哥、荷兰、西班牙、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点强度排名稳居前列,是网络中主要的远程耦合系统。中国点强度由0.0543提升至0.3064,排名从1995年的第5位到2005年超过美国成为第1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外贸影响力。美国的点强度由0.3598降至0.1886,对应排名由第1逐渐降至第3,大豆贸易中心地位有所下降;巴西点强度波动上升,2020年达到0.2436,在贸易网络中居第2位。自2005年以来,中巴美三国的点强度进一步拉开与第4名阿根廷的差距,2020年三国大豆贸易量占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比例已达73.86%。大豆贸易网络呈现出以中巴美为绝对核心、少数国家承担大部分贸易量、其他国家梯度环绕的极化结构。
表1 1995—2020年国家节点的点强度特征
Table 1
年份 | 点强度区间包含的国家数/个 | 点强度>0.01的国家(按排名,前五位标注具体的点强度数值) | |||
---|---|---|---|---|---|
>0.01 | 0.01~0.001 | 0.001~0.0001 | <0.0001 | ||
1995 | 17 | 18 | 28 | 114 | 美国(0.3598)、荷兰(0.1176)、日本(0.0765)、巴西(0.0691)、中国(0.0543)、阿根廷、西班牙、墨西哥、德国、韩国、巴拉圭、比利时、法国、马来西亚、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 |
2000 | 15 | 22 | 29 | 111 | 美国(0.3031)、巴西(0.1428)、中国(0.1096)、荷兰(0.0901)、日本(0.0525)、墨西哥、德国、西班牙、巴拉圭、韩国、阿根廷、泰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比利时 |
2005 | 16 | 23 | 26 | 112 | 中国(0.2106)、美国(0.1995)、巴西(0.1789)、阿根廷(0.0783)、荷兰(0.0583)、日本、墨西哥、德国、西班牙、巴拉圭、乌拉圭、加拿大、泰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韩国 |
2010 | 13 | 25 | 34 | 105 | 中国(0.2959)、美国(0.2299)、巴西(0.1789)、阿根廷(0.0730)、巴拉圭(0.0254)、荷兰、墨西哥、日本、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
2015 | 12 | 27 | 36 | 102 | 中国(0.3182)、巴西(0.2104)、美国(0.1851)、阿根廷(0.0462)、巴拉圭(0.0180)、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墨西哥、日本、俄罗斯 |
2020 | 11 | 25 | 43 | 98 | 中国(0.3064)、巴西(0.2436)、美国(0.1886)、阿根廷(0.0343)、荷兰(0.0228)、巴拉圭、墨西哥、埃及、加拿大、泰国、西班牙 |
从具体的贸易流向和进出口强度看(图2),1995年大豆发送系统主要为美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美洲国家,其中美国以0.7149的出口强度居于大豆出口垄断地位,荷兰、日本、中国、西班牙、墨西哥等主要接收系统的大豆贸易流多来自于美国。随后,巴西通过土地开发、种植技术改进、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提振大豆产量和生产率,并以低廉的价格迅速抢占国际市场,2020年以0.4820的出口强度超越美国的0.3752,成为规模最大的大豆发送系统。同时,中国则因耕地资源和大豆种植技术制约,大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国民膳食转型带来的大豆消费需求增长,国内大豆产能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37],从而逐渐成长为最大的大豆接收系统,2020年进口强度为0.6124,大豆进口量达1.05亿t。总体来看,大豆发送系统集中于少数生产大国,而大豆接收系统众多;2020年相比于1995年,大豆发送系统由美国出口垄断演化为巴西、美国出口竞争,大豆接收系统由多国均衡向着中国集中的进口态势演化。
图2
图2
1995年和2020年点强度排名前30位的国家的贸易流向及强度
Fig. 2
Trade flows and intensities of the top 30 countries according to node strength in 1995 and 2020
2.3 中心度分析
贸易邻接矩阵经由Ucinet 6软件的网络中心度模块测算,得到1995—2020年三项中心度排名前10的国家(表2)。从度数中心度来看,美国、加拿大、中国、巴西、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发展外贸关系的能力最强。美国凭借其高产能和高产量,积极发展大豆出口贸易,拥有最多的贸易伙伴数量,在网络中处于核心支配地位。中国以2010—2015年为转折期,度数中心度先上升后下降。欧洲地区法国的大豆贸易地位趋于上升,荷兰的地位则有所下降;南美洲地区,巴西排名整体上升,阿根廷排名下降,直至退出世界前10。此外,1995年美国度数中心度为32.37,明显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而2020年排名前10位的国家度数中心度均超过20,排名第二的加拿大中心度值与美国仅相差4.47,差距明显缩小,表明随着运输条件改善和贸易环境变化,国际大豆贸易形成的远程耦合系统在个体关系建立上向着合作对象多样化、数量差异均衡化的态势发展。接近中心度刻画了网络中某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距离的远近,是该国贸易独立性的体现。总体来看,接近中心度波动上升,各国间贸易关系距离不断拉近。接近中心度的排名变动与度数中心度有着高度相似性,排名前10的国家以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中国、巴西分别作为大豆进口和出口大国也有着较高排名,以上国家在贸易网络中建立的直接联系较为广泛,具有较强的不受他国控制的能力。
表2 1995—2020年中心度排名前10位的国家
Table 2
指标 | 年份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
度 数 中 心 度 | 1995 | 美国 | 荷兰 | 加拿大 | 阿根廷 | 英国 | 德国 | 中国 | 巴西 | 意大利 | 法国 |
32.370 | 17.341 | 16.763 | 16.763 | 15.029 | 15.029 | 13.295 | 11.561 | 10.405 | 9.827 | ||
2000 | 美国 | 加拿大 | 巴西 | 阿根廷 | 荷兰 | 中国 | 德国 | 法国 | 比利时 | 意大利 | |
32.759 | 22.414 | 20.115 | 18.966 | 17.816 | 16.667 | 16.667 | 14.943 | 13.793 | 13.218 | ||
2005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巴西 | 荷兰 | 印度 | 法国 | 阿根廷 | 德国 | 英国 | |
34.483 | 32.759 | 25.862 | 24.713 | 22.989 | 20.690 | 17.816 | 17.816 | 17.816 | 17.816 | ||
2010 | 美国 | 中国 | 加拿大 | 巴西 | 法国 | 阿根廷 | 德国 | 印度 | 英国 | 意大利 | |
36.000 | 30.286 | 30.286 | 26.286 | 21.714 | 21.143 | 21.143 | 19.429 | 18.268 | 18.268 | ||
2015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意大利 | 巴西 | 法国 | 印度 | 乌克兰 | 德国 | 荷兰 | |
38.068 | 36.932 | 28.977 | 26.136 | 25.000 | 25.000 | 24.432 | 23.864 | 23.864 | 21.159 | ||
2020 | 美国 | 加拿大 | 法国 | 巴西 | 中国 | 荷兰 | 德国 | 乌克兰 | 英国 | 奥地利 | |
42.614 | 38.068 | 26.705 | 26.136 | 26.136 | 25.568 | 25.000 | 24.432 | 22.159 | 21.023 | ||
接 近 中 心 度 | 1995 | 美国 | 阿根廷 | 荷兰 | 加拿大 | 英国 | 德国 | 巴西 | 法国 | 中国 | 意大利 |
1.442 | 1.438 | 1.437 | 1.437 | 1.437 | 1.437 | 1.436 | 1.436 | 1.435 | 1.435 | ||
2000 | 美国 | 加拿大 | 巴西 | 荷兰 | 阿根廷 | 中国 | 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比利时 | |
2.107 | 2.100 | 2.098 | 2.098 | 2.097 | 2.097 | 2.096 | 2.096 | 2.094 | 2.093 | ||
2005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巴西 | 荷兰 | 印度 | 法国 | 英国 | 德国 | 阿根廷 | |
3.384 | 3.377 | 3.369 | 3.364 | 3.363 | 3.360 | 3.357 | 3.357 | 3.357 | 3.353 | ||
2010 | 美国 | 中国 | 加拿大 | 巴西 | 阿根廷 | 德国 | 英国 | 法国 | 印度 | 比利时 | |
3.078 | 3.069 | 3.068 | 3.063 | 3.058 | 3.058 | 3.057 | 3.057 | 3.053 | 3.052 | ||
2015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法国 | 荷兰 | 巴西 | 德国 | 意大利 | 英国 | 乌克兰 | |
6.421 | 6.386 | 6.370 | 6.356 | 6.340 | 6.338 | 6.331 | 6.329 | 6.326 | 6.317 | ||
2020 | 美国 | 加拿大 | 法国 | 中国 | 巴西 | 德国 | 荷兰 | 英国 | 印度 | 乌克兰 | |
4.440 | 4.433 | 4.417 | 4.410 | 4.402 | 4.400 | 4.396 | 4.396 | 4.392 | 4.390 | ||
中 介 中 心 度 | 1995 | 美国 | 阿根廷 | 荷兰 | 英国 | 加拿大 | 肯尼亚 | 中国 | 印度 | 新加坡 | 乌干达 |
16.693 | 4.760 | 3.494 | 3.262 | 2.919 | 2.853 | 2.590 | 2.483 | 2.017 | 1.419 | ||
2000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巴西 | 南非 | 德国 | 阿根廷 | 比利时 | 荷兰 | 印度 | |
17.239 | 8.331 | 5.815 | 4.443 | 4.014 | 3.655 | 3.472 | 3.319 | 2.964 | 2.846 | ||
2005 | 美国 | 加拿大 | 印度 | 中国 | 英国 | 巴西 | 泰国 | 南非 | 新加坡 | 乌克兰 | |
14.986 | 12.045 | 8.978 | 7.214 | 5.526 | 4.991 | 3.955 | 3.851 | 3.507 | 3.385 | ||
2010 | 美国 | 中国 | 印度 | 加拿大 | 巴西 | 伊朗 | 法国 | 英国 | 乌克兰 | 阿根廷 | |
17.124 | 14.157 | 7.176 | 6.954 | 6.768 | 3.957 | 3.881 | 3.433 | 3.383 | 2.827 | ||
2015 | 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印度 | 南非 | 巴西 | 法国 | 乌克兰 | 意大利 | 英国 | |
18.768 | 11.209 | 9.357 | 8.371 | 8.000 | 6.210 | 5.250 | 5.240 | 4.865 | 3.616 | ||
2020 | 美国 | 加拿大 | 印度 | 中国 | 南非 | 巴西 | 法国 | 乌克兰 | 阿拉伯 | 荷兰 | |
21.005 | 11.237 | 7.676 | 6.369 | 6.193 | 5.643 | 4.745 | 4.667 | 4.007 | 3.593 |
在远程耦合系统中,外溢系统作为中间站、通道或通过其他方式的相互作用将发送系统和接收系统连接起来[4]。由于中介中心度能够反映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桥梁作用,因此是识别远程耦合外溢系统的有效方式。表2显示,美国的中介中心度排名稳居第1且远超其他国家,加拿大、中国稳居前5,发挥着显著的中间人和桥梁作用,是大豆贸易网络中的主要外溢系统。巴西、印度、南非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介中心度较高,具有突出的中介能力和资源支配能力。欧洲国家排名变化较大,荷兰、英国排名下降,法国、乌克兰近10年排名靠前,反映了欧洲国家大豆贸易枢纽地位的更替。总体来看,欧洲大豆贸易外溢效应整体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壮大,日益在网络中承担着重要的中介点角色,发挥着较大的外溢影响力。
2.4 凝聚子群分析
运用Ucinet 6软件的CONCOR模块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得到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4个大子群、8个小子群,表明远程耦合网络内部存在碎片化群体集聚的特点,且随着时间推移,各贸易国群体关系变动较大(图3)。
图3
图3
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凝聚子群时空演变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3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ohesive subgroups in internation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具体来看,1995年各小子群成员数量较为均衡,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发送系统同属一个大子群,与欧洲市场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远程耦合联系,中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密。2000年网络内部的碎片化趋势显现,中美大豆贸易联系加强,巴西、加拿大与多数欧洲国家构成成员数量最多的子群,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较为分散。2005年中国、巴西、美国的远距离相互作用加强,欧洲内部凝聚力提高,非洲国家间的大豆贸易联系仍然较弱。2010年第一大子群涵盖大部分美洲、欧洲国家,中国同美国、巴西的贸易联系有所疏远而与中美洲国家联系加强。2020年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网络结构与2015年相比变动不大,欧洲国家凝聚性强,非洲内部区分为南北两个组块,显示出基于地缘关系的集团化结构;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空间分布更加广泛,包括大部分美洲、东南亚、西亚和北非国家,构成成员数量最多的子群。另外,2015年和2020年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尤其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源自美国的大豆进口量大幅减少,转而增加源自巴西的大豆进口,使得近期巴西与中国同属于一个凝聚子群。
3 远程耦合视角下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
原因识别、因果关系评估是远程耦合的重要研究内容。全球尺度下大豆贸易系统间远程耦合关系的建立与演变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本文运用社会网络QAP分析,测度选定变量对大豆贸易网络的影响效应,分析远程耦合关系产生及变化的驱动机制。
3.1 变量选取
基于相关文献分析可知[38⇓-40],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能够解释国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水土等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产品贸易的初始分布格局,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凸显规模效益,促进了农业集聚和农业内部贸易,贸易政策、制度管理等政治因素和饮食偏好等文化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偏转作用愈发明显,逐渐奠定最终的农产品贸易网络格局[40]。与其他解释框架不同,远程耦合理论强调远距离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因此,远程耦合视角下的贸易网络分析不仅需要考虑资源禀赋、经济规模等基于贸易论引入的因素,还应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出发,从区域系统之间的互补性、可达性、干扰机会等维度来刻画贸易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互补性和可达性两个方面,以及需求、供给、交通、制度4个维度,选取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互补性。互补性指区域系统之间对某种贸易产品的供求关系,是系统间发生耦合作用的基础条件。根据互补性的概念内涵,本文选取经济水平、市场规模和大豆生产面积、制造业发展水平4个指标,分别代表系统互补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1)经济水平(GDP):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供应链分工环节,对特定产品的生产消费结构也会存在差异,两国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是影响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预计对大豆贸易具有正向作用。(2)市场规模(POP):以人口数量表示,贸易产品最终会进入消费端,预计人口数量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对特定产品的消费需求越大、贸易需求也越大。(3)大豆生产面积(AREA):以大豆收获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表示,反映大豆生产的耕地资源禀赋条件及其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重要程度。比例越大,则大豆为该国优势农作物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农产品,拥有更大的种植面积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进而具有更高的产量和产能,这意味着该国的大豆产出更容易满足本国需求而寻求出口。(4)制造业发展水平(MFG):以制造业增加值表示。制造业尤其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对农业机械化程度有较大影响,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成本和较大的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制造业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
第二,可达性。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贸易产品流通的基本条件和基础设施,是系统间发生耦合作用的关键因素。可达性又受到区域之间的时空间距离、交通联系、政治文化障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故本文选取地理距离、WTO邻近、KOF全球化指数3个指标,代表制约区域可达性的距离因素和制度因素。(1)地理距离(DIST):以国家首都间的球面距离表示,距离远近是影响交通物流成本和贸易便利程度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空间距离与贸易量和贸易关系的建立成反比。(2)WTO邻近(WTO):世界贸易组织在开展贸易协商、消除贸易壁垒、协调贸易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预计若两国同为WTO成员,将享受到同样的制度便利,更有利于拉近两国贸易关系。(3)KOF全球化指数(KOF):全球化指数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综合衡量一国全球化水平,是衡量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外开放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因而是影响贸易关系的重要制度因素,预计全球化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对外贸易也越发达。
3.2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构建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QAP多元回归模型:
式中:
表3 解释变量基本信息
Table 3
准则层 | 要素层 | 变量名称 | 变量含义 | 矩阵处理 | 预期作用 | 数据来源 |
---|---|---|---|---|---|---|
互补性 | 需求因素 | 经济水平(GDP) | 国内生产总值 | 差值矩阵 | + | 世界银行数据库 |
市场规模(POP) | 人口数量 | 差值矩阵 | + | 世界银行数据库 | ||
供给因素 | 大豆生产面积(AREA) | 大豆收获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 差值矩阵 | + | FAOSTAT数据库 | |
制造业发展水平(MFG) | 制造业增加值 | 差值矩阵 | + | 世界银行数据库 | ||
可达性 | 距离因素 | 地理距离(DIST) | 国家首都间球面距离 | 多值矩阵 | - | CEPII数据库 |
制度因素 | WTO邻近(WTO) | 是否为WTO成员 | 二值矩阵 | + | WTO官网 | |
全球化指数(KOF) | KOF全球化指数 | 差值矩阵 | + | KOF瑞士经济学会官网 |
数据处理上,考虑到大豆收获面积占比和KOF全球化指数两类数据只更新到2019年,因此本文用2019年数据替换2020年数据进行QAP分析。此外,上述变量存在特定年份个别国家数据缺失的情况,采用该国相邻年份数据代替缺失数据,而针对多个年份或多个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情况,则选择在矩阵中删除该样本节点。最后,为消除量纲影响,利用Ucinet 6软件的数据标准化功能对各解释变量差值和多值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3.3 QAP回归分析
表4 无权贸易网络QAP回归结果
Table 4
变量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20年 |
---|---|---|---|---|---|---|
GDP | 0.0311*(0.079) | 0.0669***(0.000) | 0.0424**(0.014) | 0.0103*(0.070) | 0.0536***(0.000) | 0.0386**(0.023) |
POP | 0.0046(0.213) | 0.0348**(0.033) | 0.0731***(0.001) | 0.0447***(0.003) | 0.0558***(0.000) | 0.0287**(0.013) |
AREA | 0.1103**(0.013) | 0.1080***(0.000) | 0.0722***(0.005) | 0.1135***(0.000) | 0.1055***(0.000) | 0.0357**(0.034) |
MFG | 0.0368**(0.017) | 0.1354***(0.000) | 0.1102***(0.000) | 0.1200***(0.000) | 0.1018***(0.000) | 0.1001***(0.000) |
DIST | -0.2281***(0.000) | -0.1964***(0.000) | -0.1619***(0.000) | -0.1618***(0.000) | -0.1731***(0.000) | -0.2063***(0.000) |
WTO | 0.1151***(0.000) | 0.1238***(0.000) | 0.0886***(0.002) | 0.0755***(0.010) | 0.0649(0.130) | 0.0659**(0.017) |
KOF | -0.0087(0.275) | 0.0016(0.456) | 0.0166**(0.049) | 0.0436***(0.000) | 0.0177**(0.017) | 0.0289**(0.011) |
R2 | 0.137 | 0.080 | 0.132 | 0.121 | 0.115 | 0.154 |
Adj-R2 | 0.136 | 0.080 | 0.132 | 0.121 | 0.115 | 0.153 |
注: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数据为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常数项均为0。下同。
表5 加权贸易网络QAP回归结果
Table 5
变量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20年 |
---|---|---|---|---|---|---|
GDP | -0.0012(0.636) | 0.0037**(0.033) | 0.0161**(0.033) | 0.0025**(0.013) | 0.0019**(0.037) | -0.0039**(0.035) |
POP | 0.0016(0.156) | 0.0111*(0.051) | 0.0094**(0.043) | 0.0051**(0.046) | -0.0004(0.472) | -0.0017*(0.072) |
AREA | 0.1667***(0.001) | 0.1540***(0.001) | 0.1096***(0.003) | 0.1546***(0.000) | 0.1474***(0.000) | 0.0069*(0.056) |
MFG | -0.0004(0.558) | 0.0558**(0.016) | 0.0054(0.117) | 0.0041*(0.085) | 0.0032*(0.073) | 0.0189**(0.014) |
DIST | 0.0231*(0.079) | 0.0040(0.344) | 0.0189*(0.057) | 0.0178**(0.047) | 0.0155**(0.045) | 0.0156**(0.049) |
WTO | 0.0256*(0.091) | 0.0143(0.291) | 0.0088(0.366) | 0.0064(0.341) | 0.0040(0.508) | 0.0028(0.694) |
KOF | -0.0028(0.357) | 0.0125*(0.089) | 0.0146**(0.032) | 0.0039*(0.051) | 0.0044**(0.041) | 0.0080*(0.059) |
R2 | 0.014 | 0.007 | 0.012 | 0.012 | 0.010 | 0.016 |
Adj-R2 | 0.014 | 0.007 | 0.012 | 0.011 | 0.010 | 0.015 |
(1)需求因素。经济水平变量和市场规模变量对大豆贸易网络总体影响为正,但在无权网和加权网中的回归系数均较小。经济规模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业结构有所区别,对特定农产品的供求结构也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国民膳食结构转型,对富含蛋白质的大豆制品以及基于豆粕饲养的畜牧产品形成更高的消费需求,更需要进口大豆以满足国内需求;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受到产业结构限制,依赖出口初级农产品来获取支持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更倾向于出口大豆等初级农产品。考虑到网络整体情况,大豆进口国中欧洲发达国家占很大比例、大豆出口国多为南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佐证上述观点。然而,大豆贸易网络具有突出的极化结构,美国作为出口大国影响力显著,因而降低了经济水平差异变量的解释力度,使其在加权网络情形下的7个变量中整体贡献度最小。此外,基于人口数量的市场规模差异对国际大豆贸易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市场规模因素的作用并不绝对,其本身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还与各国的饮食偏好密切相关。
(2)供给因素。大豆生产面积变量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变量在无权贸易网络中的回归系数多次超过0.1,在加权贸易网络中的回归系数值也较高,正向影响显著。大豆收获面积占比越高的国家,投入大豆生产的耕地资源越多,大豆在其农业结构中越重要;同时,制造业增加值越高,通常投入于农业生产的机械设备保障越充足,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倾向于更高。耕地资源禀赋和机械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使得这类国家在大豆生产上易于实现规模效应、形成比较优势,进而易于同大豆种植面积小或大豆生产率低而需求旺盛、供给缺口大的国家建立贸易远程联系,进行更大规模的大豆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大豆生产面积变量在无权网中的回归系数明显小于地理距离变量,而在加权贸易网中却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在所选变量对加权网的解释力普遍不如无权网的情况下,该变量在加权网中仍保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和更高的回归系数,说明其对贸易量的影响高于对贸易关系形成的影响。与之相反,制造业发展水平变量在加权网中的作用除个别年份外并不显著,这更突显出土地资源投入对于大豆生产和国际贸易量的重要作用。
(3)距离因素。无权贸易网中,地理距离变量为最大的影响因素且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在加权贸易网中却与大豆贸易量呈正相关,与预期结果相反。原因在于:若不考虑贸易强度,只考虑贸易联系建立与否,则地理邻近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程度,各国更易于与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地理邻近性在无权贸易网中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大豆贸易网络由少数出口国主导,受主要生产国区位的影响集中于美洲,2020年美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美洲国家贡献了90%以上的大豆出口量,而进口国分布广泛且距出口国远。因此,从加权网络整体看,地理距离远的国家,反而大豆贸易量大,意味着相对集中的产地分布和特殊的大陆格局使得全球大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距离衰减规律,表现为存在互补性的远距离系统之间耦合作用更强。
(4)制度因素。WTO邻近变量和全球化指数变量在无权网和加权网中影响为正,相比于其他变量作用程度偏弱。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协调贸易关系、减少制度障碍,对国家间大豆贸易远程联系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在加权网中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随时间推移其回归系数值逐渐减小,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WTO成员,由WTO带来的贸易制度差距日益缩小,WTO邻近变量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此外,全球化指数越高,该国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对外开放程度越大,给予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越多,从而加强了该国与全球大豆贸易网络的连通程度,更易于与他国建立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大豆贸易关系受到远距离经济与人口增长、土地利用变化、产业设施发展、对外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接收系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使得大豆及其副产品的需求市场愈加广阔,促使发送系统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相关产业设施向着提升大豆产能的方向发展,依托开放性贸易制度和便利化交通物流构筑的贸易通道,接收系统与发送系统之间形成大豆供需反馈回路,并建立远程耦合联系。例如,中国的大豆需求主要是由宏观经济增长带来的肉类消费能力提升驱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其跃升为最大的大豆接收系统。面对世界及中国庞大的大豆市场,巴西通过增加大豆种植面积、推动农业技术革新、扩大生产及加工设施投资等方式,提振了大豆的产量及出口量。但各变量在无权网络和加权网络中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尤其是大豆生产面积变量对贸易强度的影响显著于对贸易联系形成的影响,国际大豆贸易背后隐含着不可见的土地资源流动;地理距离变量对贸易联系的形成负向影响显著,而对贸易强度影响为正。以上对比分析契合远程耦合理论中的“远距离”和“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等重要关键词,为该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了例证。
3.4 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影响
加权贸易网中,大豆生产面积作为核心驱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地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与远距离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毋庸置疑,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大豆贸易对于保障进口国粮食安全和促进出口国经济发展均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贸易对进出口双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影响。图4显示,1995—2020年间部分贸易国的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存在一定正向关系。尤其对于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靠近赤道和回归线的南美洲出口国而言,与亚欧大豆消费市场的贸易量增加对其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压力,大豆种植用地扩张是亚马逊、赛拉多等地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成因之一。而对于另一个南美洲出口国阿根廷,以及加拿大、南非等其他地区的贸易国而言,大豆种植面积扩张并不是其森林减少的显著因素。由此可见,大豆贸易隐含的间接土地利用和环境资产流动及其生态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尽管需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豆贸易远程耦合关系的建立,但最终是否导致森林向大豆种植用地转变仍取决于出口国的国内环境规制政策。另一方面,大豆贸易对进口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例如,进口大豆的市场挤出效应反向推动了进口国的耕地利用转型,导致进口国的农业源氮排放增加[29];同时竞争冲击也导致进口国的大豆种植农面临突出的生存压力[33]。可见,大豆贸易具有双向反馈的复杂影响,非固定区位视角或单一系统视角所能解释,而远程耦合框架则通过地理空间网络化思维,为透视该类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图4
图4
1995—2020年部分贸易国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间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oybean expansion area and forest loss area in some soybean trading countries from 1995 to 2020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177个样本国之间的大豆贸易关系矩阵,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从远程耦合视角出发,通过测算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的网络拓扑结构指标,识别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系统、贸易流向与强度,分析国际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国际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联系愈加广泛,网络凝聚性、连通性不断提高,意味着大豆生产、流通、消费受到远距离系统的耦合程度加大;但整体处于弱联结状态,存在较大的贸易拓展空间。
(2)中国、美国、巴西、加拿大、荷兰、法国、德国、阿根廷等国是大豆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远程耦合系统,不仅贸易伙伴数量众多、贸易体量大,还具有突出的中介能力和贸易独立性;其中,大豆发送系统集中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少数美洲国家,大豆接收系统数量众多,主要分布于东半球,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中介点外溢效应突出,而荷兰、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远程耦合外溢效应整体下降。总体上,中国成长为第一大接收系统,巴西出口竞争优势持续扩大,美国贸易影响力最为突出,大豆贸易网络呈现出以中巴美为绝对核心、少数国家系统承担大部分贸易量、其他国家梯度环绕的极化结构。但远程耦合的大豆案例研究也应超越传统核心大国的影响,将中国以外的另一大进口集团欧盟以及初步显现出大豆生产潜力的非洲国家纳入研究十分必要。
(3)大豆贸易凝聚子群的成员构成普遍具有远距离联系的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出由碎片化小片区集合向地缘性大片区集聚的结构演变;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近年来中国与巴西同属一个小子群,远程耦合联系更为紧密。
(4)基于远程耦合的特性,从互补性、可达性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出发来识别影响因素。大豆生产面积、制造业发展水平、地理距离是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大豆生产面积是加权网的主导因素,对贸易量正向影响显著;地理距离是无权网的主导因素,对贸易关系负向作用明显,但在加权网中,地理距离影响为正。表明在产地相对集中和特殊大陆格局的影响下,大豆贸易量更多受互补性的影响而非地理邻近性,具有强互补性的国家之间在贸易合作框架和交通运输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克服距离摩擦,形成贸易远程联系。WTO邻近因素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经济水平、市场规模、全球化指数对贸易关系形成和大豆贸易强度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整体贡献度偏低。
(5)1995—2020年间部分贸易国的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存在一定正向关系,市场需求导向下森林和其他农作物种植用地向大豆生产调整,尤其在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靠近赤道和回归线的南美洲出口国表现突出,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联系使资源环境压力从亚欧进口国向南美出口国转移。
4.2 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国家间贸易联系和贸易强度上的不均衡,预示着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需推动大豆贸易网络向均衡化方向发展,提高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大豆贸易关键国家应发挥带动作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的跨系统思维观,建立更为密切的远程耦合联系:出口国应通过技术转让、直接投资等方式帮助大豆资源开发潜力大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可持续的大豆生产体系;进口国应通过绿色技术支持、鼓励绿色消费等方式激励出口国转变大豆生产方式,提高可持续性。此外,中国作为网络中重要的接收系统,在国内大豆需求旺盛而资源禀赋条件有限,对外贸易依赖性增强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大豆贸易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对此,中国对内应加快优质、高产大豆品种研发,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大豆产能提升工程;同时应对外开拓多元大豆进口渠道、提升大豆供应链韧性及贸易影响力。
面对聚焦于中国、巴西、美国间大规模大豆贸易流的远程耦合案例研究现状,本文超越了固定研究对象的限制,对国际大豆贸易整体网络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不同体量贸易国及其之间的贸易流构成一个巨大的远程耦合系统,社会网络分析法能够有效识别主要的大豆发送系统、接收系统、外溢系统及其之间不同强度的有向贸易流。实际上,也有国内学者关注到了大豆这一特定农产品的网络格局演化[41,42],并将豆油、豆粕等大豆下游加工品也纳入网络分析中[42],考虑了中美贸易摩擦[43]以及自组织结构、行动者属性、外生网络等机制[44]对大豆贸易网络演变的影响作用。作为大豆贸易的既定事实,本文得出的网络演化特征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在中介性分析上,鲜少有文献指出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中介点的外溢效应提高,也鲜少基于远程耦合特性,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出发识别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了依托开放性贸易制度和便利化交通物流构筑的贸易通道,接收系统大豆需求扩张和发送系统大豆供给响应之间形成远程反馈回路。而大豆生产面积因素在加权网中正向影响显著,贸易量更多受互补性的影响而非地理邻近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地土地利用与远距离社会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南美洲出口国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更进一步验证了大豆贸易与生态资源变动的耦合性。
远程耦合是一个远距离、多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总体概念。虽然有些研究涉及到远程因素,但通常都把它们视为外在变量,而未看作更大系统的内在反馈。农产品贸易本身属于社会经济范畴,加上农业生产依赖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其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动,还暗含着环境资产流动和资源压力转移。因此,农产品贸易是远程耦合研究的重要内容。远程耦合提供的是一个研究视角而非研究方法,其价值在于助推学术界转变固定区位视角的传统观念,将远程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关注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之间跨越空间距离的相互作用。本文以国际大豆贸易网络为研究对象,对远程耦合框架进行了初步应用。但囿于数据的有限性,选取的影响因素难以很好地与膳食结构转型、跨国粮商市场开拓、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市场竞争等大豆贸易远程耦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衔接。对大豆扩张的生态影响分析也较为粗浅,今后还需在远程耦合的理论逻辑、案例应用以及因果变量设置的科学性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面对大豆贸易网络中日益广泛和紧密的远程耦合联系,人地关系受远距离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如何深入刻画系统和流之间的结构与时空动态,量化贸易流和环境资产流之间的作用关系,定量评估远程耦合影响和外溢效应;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关系给进出口双方带来的复杂影响,建立“共同、综合、合作”的跨系统思维观来更好地调控远程耦合,实现远程耦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拓展方向。
参考文献
人地系统远程耦合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DOI:10.18306/dlkxjz.2020.02.012
[本文引用: 2]
在越发紧密关联的全球化世界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日益需要跨系统思维和超区域政策。这首先要求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科要提升自身对跨区域资源环境问题的洞察力,因此就有必要推动地理学传统研究框架的适应性创新和变革。远程耦合作为聚焦于“远距离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之间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有极大的潜力和优势来促进这一理论创新进程。为了缩小国内外在远程耦合领域的研究差距,论文基于文献研究和笔者对远程耦合框架的理解,从远程耦合的理论建构、经验证据、重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4个方面介绍了该理论框架及其应用进展,并提出3个方面的展望来激发新的研究。综述表明,由于远距离人类活动不断增长以及大尺度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在远程连接、全球化和城市化维度上均存在大量远程耦合的经验证据;目前学术界对远程耦合框架的应用主要集中于生态系统服务、远程耦合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及土地变化科学3个方面;同时得益于理论操作化的进展,目前开展远程耦合研究已具备较好的方法支持。基于此,论文认为,为应对新兴的现实科学命题,基于远程耦合框架的地理学研究应当在人地关系网络系统的理论创新、远程耦合动力机制和远程耦合的调控工具集3个方面实现突破。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elecoupling of Human-Earth system
DOI:10.18306/dlkxjz.2020.02.012
[本文引用: 2]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globalized world requires cross-system thinking and more integrated regional policy. First, it requires disciplines devo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to improve their insights into trans-region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adaptiv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geography. Telecoupling,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among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over distances, has great potential and advantages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elecoupling, we introduce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progress fro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key research ar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document analysis, and 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telecoupling, and further give some suggests. The review shows that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empirical evidence of telecoupling in the dimensions of teleconnection,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ue to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long-distance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large-scale natural processes. Current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in academia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ecosystem services, the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elecoupling, and land change science. Due to the progress in operationalizing the theories, current telecoupling research has been well supported methodologically. We further argue that geograph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should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network system, telecoupling mechanism, and telecoupling regulatory tool sets, so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trends and solve the emerging real world problems.
新时代地理复杂性的内涵
DOI:10.11821/dlxb201807002
[本文引用: 2]
20世纪以来,经地理学者不断探索和努力,地理学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学科特征。首先从认知方法和思维角度,阐述了新时代地理学所面临的困境;从新技术、新秩序、新数据、新方法以及新动因等方面,诠释了地理学的新时代特征。其次,针对地理区域性的新内涵和地理综合性研究所需的新方法,提出了复杂性研究是地理学成功的新路径,并认为复杂性是地理学研究的第三特征。再次,重点讨论了地理研究存在的空间复杂格局、时间复杂过程和时空复杂机制,进而解释了地理复杂系统的基本概念,并就地理复杂系统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地理学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Geography complexity: New connotations of geography in the New Era.
DOI:10.11821/dlxb201807002
[本文引用: 2]
Since the 20th century, geography came into being with distinctiv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by sustained effort of geographe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edicament from cognitive and thought in the new era, and depicts new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 new technology, new orders, new data, new approaches and new driv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new content of geo-regionality and new approaches of geo-comprehensivenes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complexity research would be a successful new path in geography, and the complexity would be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of geography. Then, the paper details some complex spatial patterns, complex time processes and complex spatio-temporal mechanisms in ge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geographic complex system, this paper presents core 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complex research tool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geography in the new era.
从本土到全球网络化的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
DOI:10.11821/dlxb202110001
[本文引用: 1]
早期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本土思维,秉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念。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区域管理实践,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增加,规模不等、层级不同的地域系统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每个地域都是这个网络上的节点,地域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网络上其他节点有密切关联、与地域系统内外因素紧密相关,地域外因素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带关系及人地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化思维转型。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范式及建立在此范式上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区域承载力)应该受到重新审视。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man-land relations: From local thinking to global network thinking modes
DOI:10.11821/dlxb202110001
[本文引用: 1]
The early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land in geography mostly focused on local regions and held the idea that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a region feed the person in the region".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natural resources, the idea, and reg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under its guidance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openness of man and land system resulted from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 improvement, regional systems on different scales and 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have formed an interdependent and coupled geographic network. Every region becomes a node in this network, and the formation and solution of regional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nodes in the network, and are related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regional system. In some cases, external factors eve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concepts and methods mark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from local thinking paradigm to global networked thinking paradigm, such as virtual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carbon emissions due to goods trade, resource link and tele-coupling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n-land system, the changes of thinking paradigm and study methods in man-land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paradigm in man-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According to new ideas and thinking paradigms, traditional local thinking modes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such as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can not fully expres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s. At present, studies related to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land use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 at different levels, "evalu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become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plann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we usually simply uses population size as the control index. 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ly open system, studies 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y be re-examined. This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in smaller scale regional systems (e.g., at a county level).
Fram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elecoupled world
Trade in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Evidence from the metals industry
Uncovering the spatially distant feedback loops of global trade: A network and input-output approach
DOI:10.1016/j.scitotenv.2016.11.202 URL [本文引用: 2]
Land-use changes across distant places: Design of a telecoupled agent-based model
DOI:10.1080/1747423X.2019.1687769 URL [本文引用: 1]
Land system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system: A global land project perspective
DOI:10.1016/j.ancene.2015.09.004 URL [本文引用: 1]
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耦合能值代谢效率及环境压力分析
Analysis of emergy-based metabol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on the local coupling and telecoupl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eco-environ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DOI:10.1360/N072016-00318 URL [本文引用: 1]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 telecoupled world
Linking global drivers of agricultural trade to on-the-ground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Impact of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projects on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from a telecoupling perspective
Network analysis as a tool for quantifying the dynamics of metacoupled systems: An example using global soybean trade
Measuring telecouplings in the global land system: A review an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land footprint accounting methods
DOI:10.1016/j.ecolecon.2015.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Telecoupling Toolbox: Spatially explicit tools for studying tele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The telecoupling GeoApp: A Web-GIS applicatio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elecoupling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I:10.1016/j.apgeog.2018.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Toward rigorous telecoupling causal attribu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ypology
Telecoupled flows of people, organisms, goods, information, and energy are expanding across the globe. Causes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yet the rigor with which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evaluated to date is unknown. We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causal attribution in the telecoupling literature (n = 89 studies) and developing a standardized causal terminology and typology for consistent use in telecoupling research. Causes are defined based on six criteria: sector (e.g.,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ystem of origin (i.e., sending, receiving, spillover), agent, distance, response time (i.e., time lapse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and direction (i.e., producing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Using case studies from the telecoupling literature, we demonstrate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rigor of telecoupling causal attribution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via process-tracing,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and related approaches. Rigorous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causal attribution is critical for accurately assess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elecouplings and thereby identifying leverage points for informed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telecoupled systems.
人类世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远程耦合框架及其应用
DOI:10.11821/dlxb202011010
[本文引用: 1]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产生了一系列跨国家、跨地区、多尺度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远程耦合(Telecoupling,社会、经济、环境的远距离相互作用)科学概念和综合框架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途径。为更好促进远程耦合综合框架的正确使用和规范推广,本文系统解析了远程耦合综合框架,厘清各组成部分的定义和功能,梳理了框架的应用现状;通过对3个中国典型案例的阐释,展示了远程耦合综合框架的使用方法、结果分析及由此得出的科学意义和政策价值;最后描述了远程耦合综合框架使用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远程耦合综合框架的推广应用有助于以跨国家、跨地区、多尺度的视角,重新审视多个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的相互作用,揭示隐藏的远距离地理空间作用的科学价值,服务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全球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in the Anthropocen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魔方”的基本概念及框架
DOI:10.11821/dlxb201908001
[本文引用: 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一环,面对新时代全球尺度的远程联系、时空压缩与社会经济重构,传统的研究框架急需转型和升级。借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远程耦合和星球城市化等理论,从复杂性科学视角出发,首先解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内涵,进而从空间、时间、表象和组织四个维度,提出了一个解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的分析框架——“耦合魔方(CHNC)”,并论述了其概念、内涵、演化规律和分析框架:魔方中的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间通过各种“耦合线”相互联系与作用,形成一个彼此嵌套、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魔方的旋转代表了不同地域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时空非线性耦合作用,系统通过不断能量交换,产生临界相变与整体涌现性,长期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中间状态;“耦合魔方”包括近远程耦合、近远期耦合、组内间耦合和显隐性耦合,共四个维度,八种类型。重点剖析了远程、远期、组间和隐性耦合的科学内涵、研究方法与典型案例,并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人地关系耦合矩阵。“耦合魔方”为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演化和机理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拓展了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分析维度,为面向人类福祉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The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cube: A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
DOI:10.11821/dlxb201604001
[本文引用: 1]
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担当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的历史重任,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胁迫压力。开展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研究,是未来10 年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高优先研究主题。本文系统解析了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特大城市群系统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耦合特征,科学辨识近远程主控要素作用下城市群系统内外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胁迫强度、近远程耦合机理与规律,总结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圈理论,进一步构建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动力学模型,研发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优化智能调控决策支持系统;其次从方法上将特大城市群地区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建立同一标准化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多要素—多目标—多模型—多情景环境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集成技术方法、大数据支持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方法,构建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按照分析时空演变特征—寻求主控要素—辨识耦合关系—揭示胁迫机制—发现耦合规律—筛选调控变量—求解临界阈值—进行调控试验—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实现国家目标这样一条技术路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整体优化方案。本文旨在为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题集中区转为可持续发展区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DOI:10.11821/dlxb201604001
[本文引用: 1]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play a vital role in both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undertak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enter transfer to China. However, they suffer a series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us,studies on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the frontier areas and high priority tasks in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for the future ten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asic theory frame of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in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atically. In theoretical aspect, based on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n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and human elements in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 we could estimate the interactive coercing intensity, nearcoupling and telecoupling mechanism ofthe inside and outside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system after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key elements, and then form the basic interactive coupling theory. Moreover, we could build a spatio- temporal coupling dynamic model,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multi- elements, multiscales,multi-scenarios, multi-modules and multi-agents. The model will be used to develop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ethodology aspect, the meg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regarded as an open complex giantsystem.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tandardized shared database for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Then using new technology for analyzing big data and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incorporating of multi- elements, multi- scales,multi- targets, multi- agents, multi- scenarios and multi- modules, we can build a methodology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coupl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The technical route is to analyz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dentifythe key elements, interpret coupling relationship,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coercing effect, find the general rules, filtrate the control variables, solve the critical thresholds, conduct regulation experiments, simulate different scenarios, propose an optimized schemes, and achieve national goals. Furthermore, we could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scheme. In general, this resear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城市化背景下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及优先方向
DOI:10.11821/dlxb202110002
[本文引用: 1]
受城市化、地域功能分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交通网络快速扩展等因素影响,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与地理环境互动模式的网络化就要求地理学研究采取全程耦合范式,即将区域内部、区域与周边区域、以及非邻接区域之间的人地互动同时纳入考虑。食物系统作为衔接乡村与城市、以及产地与全球消费市场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开展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论证理论研究内在依据及外在条件的基础上,将食物系统的构成要素与远程耦合框架相结合,建立“城市化驱动下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的理论框架”并论述该理论框架的具体内涵。以拓展理论框架中的前沿领域为基本导向并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文进一步明确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问题和4个亟待突破的优先研究方向。其中,基本问题是食物域的格局特征、时空演化及其动力机制。4个优先方向则包括:耦合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供应链网络人地互动研究;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效应及其调控策略研究;基于食物系统的城乡融合与长效脱贫机制研究;以及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食物系统跨区域、多层次治理研究。本文最后设计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一般技术路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的案例实证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参考。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on food system couplings in an urbanization context
DOI:10.11821/dlxb202110002
[本文引用: 1]
Driven by urbanization, regional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rapid expansion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the flow of resources between regions has become a key impetus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ce, the interaction networking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requires a meta-coupling paradigm research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at is, to consider the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region, between the regio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between non-adjacent regions simultaneously. As an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that connects rural areas and cities, as well as production areas and global consumer markets, the research on food system couplings is a good and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and networking in the human-earth system. With this perspective in mind and aiming at demonstrat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based on internal basis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food system components with the tele-coupling framework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cal and tele-coupling of food systems driven by urba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ak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frontier fields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the basic guide and combining China's major strategic needs, the paper further identifies the basic issues for food system coupling research and four priority research di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breakthrough. Among them, th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foodshed are the basic issues, while the four research priorities include: human-nature interaction research of the supply chain network coupling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biogeochemical cycles; effects of the local and tele-coupling of food system and its regulatory strategies; the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food system; and cross-regional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food systems for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A general technical methodology of the food system coupling research is design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eline and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food system coupling research and other similar studies.
基于复杂网络的全球稻米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启示
DOI:10.31497/zrzyxb.20200504
[本文引用: 1]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6年国际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分析了全球稻米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6年全球稻米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赖性加深,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核心节点对网络稳定性有控制作用;(2)印度、泰国、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是网络核心节点,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保持着全球稻米贸易核心区地位;(3)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划分为六个主要组团,地理临近是组团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组团内部呈现出口国主导、进口国跟随的特征;(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家,进口来源相对稳定。建议今后我国继续挖掘全球稻米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进口、优化出口,提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Implications from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rice trade: A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DOI:10.31497/zrzyxb.20200504 URL [本文引用: 1]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演化分析
DOI:10.31497/zrzyxb.20180403
[本文引用: 1]
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选择谷物、油料、纤维、糖料、果蔬、肉类6大类57种农产品,用1986—2013年间的贸易数据,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定量分析了这个复杂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增加了2.26倍,其中油料作物增加幅度最大,增加了4.97倍。参与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逐年增多。2)拟合节点累积度分布的幂函数曲线,表明全球农产品贸易节点度分布具有不均匀性,节点度小的节点数量多,节点度大的节点数量少,满足幂律分布。“枢纽”节点不断成长。3)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上升、平均路径长度下降、多元化趋势加强、网络结构复杂化等特征日益突出。4)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集中程度较高,农产品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进口来源国(地区)的数量,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范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Analysis on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network and its evolution
DOI:10.31497/zrzyxb.20180403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analyzes global agriculture trade and its evolution with complex network methods. U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during 1986-2013, we selected 57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longing to six major categories of cereals, oil crops, sugars, fibers, fruits, vegetables and meats, and constructed trad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 different periods. The evolution tre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global agriculture trade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trade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ed 2.26 times during 1986-2013. Oil crops had the maximum growth which increased 4.97 times. The number of global agricultural import and export countries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trade network was increasing. By fitting the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urve of nodes’ degree in the trade network, we can fi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odes’ degree satisfies power-law distribution that a majority of nodes have small degree while only a few nodes have large degree. The hub nodes continuously grew up. The density of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network rose while the average path length declined, and the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strengthen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of China depended on a few countries and thus there is potential risk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On one hand, our country should enlarge opening to extend the source of import and make full use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so that we can prevent risks and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ore efficiently.
实物量与价值量加权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Trade network of glob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ighted by physical and value quantity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DOI:10.31497/zrzyxb.20210615
[本文引用: 1]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解析了网络格局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态势,定量评估了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球粮食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复杂有序、相互依赖的网络系统,网络规模不断增加,连同性和紧密度不断加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节点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高强度和高节点度国家在网络中具有主导作用,呈现出口国主导的网络结构特征;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贸易政策的一致性和语言文化邻近性对粮食贸易网络影响显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推动贸易网络联系更加紧密且多元化,贸易政策的一致性促进贸易网络更加持续和稳健。建议中国继续实施更加多元化、多边化的粮食贸易政策,提升中国在世界粮食网络节点的中心性特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入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体系,积极推动构建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Research on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DOI:10.31497/zrzyxb.20210615 URL [本文引用: 1]
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复杂贸易网络分析视角
DOI:10.31497/zrzyxb.20210616
[本文引用: 1]
基于2000—2019年全球猪肉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格局演变及中国猪肉贸易网络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扩大猪肉进口的潜在贸易伙伴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过去近20年来,全球猪肉贸易网络核心国相对固定,猪肉贸易网络呈“碎片化”特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猪肉进口国,且进口呈现北美、西欧、南美“三足鼎立”的来源格局。未来中国扩大猪肉进口,潜在的贸易伙伴可选范围比较广泛。一方面可以继续巩固和深化同德国、西班牙、美国、巴西等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拓展朋友圈,增加从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出口国及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进口,以打造更加多元高效的猪肉进口网络。
Dynamics of global pork trade networks during 2000-2019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DOI:10.31497/zrzyxb.20210616 URL [本文引用: 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
Network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in countrie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mporting food damages domestic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global soybean trade
The Sino-Brazilian telecoupled soybean system and cascading effects for the exporting country
The emerging soybean production frontier in Southern Africa: Conservation challenges and the role of South-South telecouplings
DOI:10.1111/conl.12173 URL [本文引用: 2]
Telecoupled land-use changes in distant countries
DOI:10.1016/S2095-3119(16)61528-9 URL [本文引用: 1]
Economic drivers of telecoupling and terrestrial carbon fluxes in the global soybean complex
DOI:10.1016/j.gloenvcha.2018.04.005 URL [本文引用: 2]
Globalization's unexpected impact on soybean production in South America: Linkages between preferences for non-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co-certifications, and land use
Telecoupled food trade affects pericoupled trade and intracoupl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and global appetites have transformed trad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ar and distant countries. The impact of distant food demand on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ade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scientific scrutiny, ye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distant trade affects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production between adjacent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is important issue by examining international food trade and agriculture production, which represent how distant places are connected through trade networks. By analyzing patterns of soybean, corn and wheat trading between 1991–2016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etacoupling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within, as well as between adjacent and distant system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trade flows. Results reveal that telecoupled (between distant countries) trade interacts with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o enhance or offset intracoupled (within country) production and pericoupled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the results of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s indicate that when restrictions are placed on distant export routes, pericoupled trade increas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elecoupled food trade affected the pericoupled trade and intracoupled processes hold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ue extent of production driven by distant demands.
外生冲击下中国大豆产业安全: 现状、挑战与机遇
Analysis of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safety under exogenous impact: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Network pattern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new energy vehicle trade along the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DOI:10.18306/dlkxjz.2022.05.002
[本文引用: 1]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Change of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DOI:10.18306/dlkxjz.2022.05.002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38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e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at different scales from 1988 to 2018. The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was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the gravity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cale of the global grain trade showed a rapid fluctuating rising trend, while the growth rate of trade fluctuated greatly between years. The structure of trade commodities was constantly diversified but is still dominated by wheat, corn, and barley. 2) The density of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is increasing, with polarization of some core nodes and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the overall trade network. For example, the position of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East Asia, and so on, in the grain trade network is relatively declining, while the position of East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so on, has increased. On the national scale, the interaction of grain trade amo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s enhanced,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grain trade network has changed from an "east-west axis" to "multi-point radiation" with a gradual shift from polarization to pluralism.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ore nodes in the grain export network is increasing, regional grain export networks are still dominated by only several key countries and show a strong local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while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import networks are gradually weakened and more balanced. 3) Natural endowment of land resources,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re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f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The levels of price differences, language proximity,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etal governance also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The influence of other factors is relatively small.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DOI:10.18306/dlkxjz.2019.10.018
[本文引用: 2]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cereal trade networks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DOI:10.18306/dlkxjz.2019.10.018
[本文引用: 2]
Trad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ut the existing trade theorie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pattern and change of the cereal trade network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This study set up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hange of cereal trade network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 from 1993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ereal trade network dens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while the trade relations and trade intensity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deepe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is on the rise and there is a clear phenomenon of trade club. 2) The network of trade relations has evolved from non-nuclear to multi-nuclear, and then to reshaping. 3) China's cereal trade with othe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export-oriented to import-orien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enhanced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4)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cereal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the product of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games.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e networks, grain trade network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stronger stability.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promoting cereal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ptimizing trade structure,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大豆国际贸易格局演化与中国对策
Evolution of soybean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全球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特征与政策启示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soybean trade network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格局演变的影响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oybean import trad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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