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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8: 1924 - 1939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811

Multi-Functionality and Value Realization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 SUN Jiu-xia , 1, 2, 3 ,
  • ZHOU Ming 1 ,
  • WANG Yu-ning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05

  Revised date: 2024-05-21

  Online published: 2024-08-16

Fold

Abstract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strong vitality and development resilience,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s also the focus of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from the traditional dual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active system"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emand of resourc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under the rapid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sourc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uld be re-recognized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The new perspective needs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dynamic impact of technology-driven actions and rules of various subjects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so as to construct the value generation logic in the new scenario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generation, aim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achieve new resource shaping and value innovation.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ield surveys conduc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selects Cuandixia village, Jidi village, Xiarong village, Cangdong village, Puji village and Mingyue village as typical type cases.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ield survey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echanism of linking and reengineering of technologies, integration and enabling of institutions, endogeneity and renewal of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on,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are a system based on the resource ontology (system), integr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unctions of the village,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will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a new development mission and role. When traditional villages move towa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make full use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ide, leverag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 village traditional system, the new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ities, and break the linear and rigid development path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subject as the driving for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edge state; digital technology;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resource value gen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SUN Jiu-xia , ZHOU Ming , WANG Yu-ning .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8) : 1924 -1939 .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1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空间及社会文化资源。地理学者以传统村落空间为基础，不仅分析传统村落宏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1]，也关注微观层面的传统建筑[2]与人居环境[3,4]，通过分析村落时空形态演化来探析影响村落资源价值的多元驱动力与演变机制。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文化载体与表征，兼有大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5]，且在人们生产生活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要素，多学科学者就传统村落民俗传承与记忆[6]、公共空间变迁[7]、文化治理[8]、文化景观基因[9]、村落文化传承评价指标体系[10]等各维度予以评析。此外，旅游作为资源禀赋体现的综合性力量，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挖掘与重塑有重要作用[11]，并赋予传统村落主体以生计韧性[12]。
2023年以来，一些扎根于村落民间的群众体育运动获得极大的网络关注。贵州榕江的“村超”和台江的“村BA”等现象掀起了全国范围内乡村的跟风模仿，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研究对西南村落资源的认知主要侧重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但“村超”“村BA”的出圈能动地呈现了这些地方村落资源的新面貌，并折射出了传统村落资源的新价值，即村落的发展路径可以超越对某类具体资源形式的依赖，并依托村落整体的文化生活形成资源优势。新时代下，突破既有的资源论视角，重新认知传统村落及其资源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对于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中，从技术视角审视传统村落的临界状态（edge state）是一种新的尝试。
传统村落的临界状态主要源于外部环境中社会技术形态的变化。项飙[13]提出的“临界”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客观实在，他认为当技术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前技术时代，社会中的各种要素流动以大量个体间的自由交换来完成，形成了“互为中介”的格局。而技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介”成为资产的一种存在，数字平台将这种资产能力进一步整合，形成既去中心化又高度中心化的状态。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了技术临界的冲击，形成了自身的“临界状态”。其具体表现为技术的进入强化了传统村落中多元要素的流动，作用于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但技术并未成为传统村落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原因在于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的制度与主体基础[2]，通过长时间生产生活实践积累了稳定的社会文化逻辑。
但单一地依赖技术[14,15]制度[16,17]或多元主体[18]发展传统村落，难以缓解其资源价值矛盾，使其走出价值转化困境。传统村落的价值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源观层面。以技术发展为例，在以往的资源观中，传统村落资源过于强调类型、层次与边界[19]，以此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实践存在系统性不足的弊病，导致传统村落出现聚落空心化[20]、文化断裂化[21]、景观异质化[1]等问题[22]。而技术裹挟下的村落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撕裂”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制度与主体在现代性的席卷下无所适从，进而加速了村落消解。村落看似走向现代化，实则主体逐步缺失、产业走向困局，并日渐演变为城市的附属。由此推进的乡村振兴实则振兴的是一个个的专业村镇、商业村镇和资源禀赋佳的历史文化城镇与旅游强村。
在此资源倚重性发展路径中，传统村落资源之于乡村现实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的价值何在?如何平衡村落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差异化发展，实现统合性发展目标?如要摆脱当下传统村落资源困境，其价值生成的新视角和新理论亟需建立，借此回答：（1）新时代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如何在村落临界状态下得以再生产?（2）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为何?（3）技术、制度、主体如何实现三维度驱动并达致传统村落的资源整合和价值创新?

1 “技术—制度—主体”：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一个研究框架

1.1 传统村落资源的“系—体系—系统”结构

传统村落作为形成较早、拥有丰富内涵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是有待保护的村落[23]。传统村落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的家园和基本单位，兼具社区属性[24]、文化属性与资源属性[25]，其保护与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源观的转变。资源被认为是自然界、人类和文化（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凡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和做出贡献的要素均可称为资源[26]，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科技资源、时间资源、空间资源、社会资源（权力、制度）[27]。本文中的资源是指传统村落本身及相关的一切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传统村落是活态存在的一类资源集合体，核心功能是保护、获取、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28]。以往对传统村落资源结构的分析大致遵循时间演变[29]与空间分布路径[30]。
本文借鉴项飙[13]提出的“系—体系—系统”层次结构，分析传统村落资源的结构与内部关联。系指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勾连；体系指两个及以上的系被组织起来，如物质生产体系和人的生活体系，以同样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系统指人造的但具有自主性的操作系统[13]。在传统村落场景中，系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包含村落内部的主体，还包含村落外部的关键主体；体系与“制度”相似，包含规则、管理制度、市场制度等；系统则是村落整体的维持系统。
基于传统村落资源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认为，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指主体之间、主体与社会、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传统村落资源的“体系”则是由多个“系”组成的相对完整的制度和结构，如生活体系、生产体系、物质体系、文化体系、建筑体系等；传统村落资源的“系统”旨在表达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且有自主性的资源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资源是传统村落发展的基石，资源价值生成与转化则是传统村落振兴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应打破传统静止的物质资源观，重新定义与理解传统村落资源，尤其关注技术、制度和主体影响下的资源形态、内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由以往的资源禀赋评价转向资源的价值生成与创新转化。因此，相对于“有什么资源基础”，本文更关注“传统村落的资源激活”及其“如何促进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生成”，并以此建构传统村落发展的新逻辑框架。

1.2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三个关键维度

当前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取向，即空间论、文化论与禀赋论。然而，以往研究更加关注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描述，以及对改变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因素进行梳理，忽视了传统资源价值生成的核心机制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传统村落“最关键的影响变量——技术、最具嵌入性的影响要素——制度、日渐多元的行动者——主体”三个维度，建构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理论框架。
传统村落价值生成的第一个关键维度是“技术”。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数字时代。当前，技术下乡正在重塑乡村的发展秩序，技术成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乘数变量。关于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鸣。前者强调技术的自主性，专注于技术能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后果[31]；后者认为技术的黑箱必须打破，用社会的方法去解释和分析技术的内容与作用过程。事实上，数字技术与传统村落资源利用与转化之间存在第三条综合性路径：一方面对传统村落原有的技术文化予以保留和应用，且新技术改变传统村落资源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跨系统性，传统村落原有的主体、制度、资源和社会结构对新技术的适应节奏和应用方式存在主体差异，技术手段由单一向集合利用转变，以匹配传统村落资源的复杂临界状态。
第二个关键维度是“制度”。制度的内涵广泛，指创设或形成已久的法律、风俗、习惯等，同时含有机构、组织的意思，既可以表示制度总体，也可用于表达某一单项制度安排。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单一的制度逻辑难以解释村落演化中的复杂问题，已有研究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32]。中国乡村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第三领域[33]，其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的制度子系统，引致地方行为主体多元博弈中的相对均衡状态。传统村落发展的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制度，其等级认定具有政策话语实践与传导过程[17]，并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承。因此，制度既是传统村落资源的约束性框架，也是推进其资源价值提升的法定规范。从制度设计、制度行为、制度进化、制度创新等视角，借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国家—地方制度、内外组织制度等维度分析工具，有助于重新组织与建构传统村落的资源结构和内生动力。
第三个关键维度则是“主体”。主体在哲学层面具有四层意涵：一指实体，是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二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指逻辑上的主语[34]；四指人，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将“主体”与“人”的概念做区分，恰恰因为能够变革客体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实践力量的人，即有主体性的人（包含群体层面的组织）。传统村落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变，人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是保护和利用的主体[35]。在全球化和流动性加剧的现代乡村，传统和封闭已经被破解，多种元素和多元主体的交互成为传统村落的新常态。同时，在乡村秩序重建路径中产生了内生主体与外来主体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政府、集体、外来企业和村民、传统村落和村民之间建构主体间性[36]。塑造主体间性的过程中需要形塑村落整体价值，将分散的村落资源体系化与系统化，从而为重建乡村价值、培育村落内生发展动力提供核心依托。
在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制度和主体分别构成了传统村落乡土社会中的结构性和能动性力量，是社会文化基底；而技术代表了传统村落处于临界状态的主要动因。随着数字技术的进入和乡土社会的变迁，技术、制度、主体发挥合力作用，实现结构性力量与能动性力量的统一。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制度—主体”的框架。

1.3 本文的研究框架

“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中的三个维度与传统村落资源的“系—体系—系统”紧密关联（图1）。首先，技术塑造村落的资源系统。技术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变量，对传统村落资源的影响是系统性的。随着中国发展迈入新时代，数字技术同社会变迁、经济转型、生活方式变革深度融合，数字资源已然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战略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提出，数字技术作为发展的增量，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作用是系统性的，体现为对时空关系、主体交互方式、资源要素组合、制度组织等四方面的形塑。数字化与网络化打破了传统村落的滞后发展的时空关系，使得传统村落资源信息与运行既可以在线下，也可以在线上，增强了主体交互的流动性与行动网络联系，技术与传统村落的土地、制度、劳动、资本等要素匹配，激活传统村落资源要素并改变要素组合结构，形成数字生产率。数字下乡带来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制度规则的改造，技术赋能传统村落制度供给到执行全过程，整合多元参与主体与多重制度逻辑。其次，制度的变化意味着村落中体系的重组。体系是行动与环境构成的多层次结构体。传统村落资源体系既指横向的子系统，又是纵向主体行动与村落整体构成的稳定关系。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体系的影响分为制度的体系化与体系的制度化两方面。其中，制度的体系化强调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要素体系的整合，体系的制度化则指传统村落内生制度如何适应技术与主体发展，传统村落资源体系正规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参与过程。最后，主体与系都指代传统村落的行动单位。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是由主体行动关系构成的，系组成具体行动体系的单位及其结构上的相互关系。主体具有决策力、行动力，可以依托自身的能动性应对外部环境如技术的变化，在村落的制度转变中调适既有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作用的核心都是主体及其行动。正是传统村落资源主体地位与主体行动者的改变，触发传统村落资源体系与系统的改变。而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过程中，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图1 研究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2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和村落实践

通过长时间的传统村落田野调查与最新发展跟踪，总结与分析技术、制度和主体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实现的三个核心维度。通过对爨底下村、吉迪村、夏荣村、仓东村、普济村、明月村这六个村落作为类型性案例的分析，诠释技术的链接与再造、制度的整合与赋能、主体的内生与更新等机制（表1）。传统村落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的动态变化与发展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村落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也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表1 案例地概况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cases

村落 调研
过程		 典型性 案例地照片 村
落		 调研
过程		 典型性 案例地照片
爨底下 二手
资料		 数字技术保护传统村落的典型：应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古建筑，实现对传统村落影像、地理信息数据与场景的数字化档案管理功能
（图片来源：中国传统
村落数字博物馆）		 仓东 2021.06
调研		 制度创新基础上实现村落发展的典型：首创“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托管制度”，拓殖遗产价值，实现对遗产资源的活化与管理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吉迪 2023.07
调研		 传统村落充分利用数字电商的典型：应用电商思维，实现松茸产业人均收入翻倍。采摘、收购、售卖、餐食全链条嵌入了直播场景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普济 2023.02
调研		 本村主体带动村落发展的典型：在90后退伍军人小组长的带领组织下，仅花一年的时间完成风貌改造，全村参与乡村振兴集体行动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夏荣 2022.07调研 传统制度基础上实现村落发展的典型：组织、经济与文化基础孕育出吉塘德吉林卡这一自组织，以应对新的旅游就业经济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明月 2023.02
更新
资料		 外来主体激发村落活力的典型：截至2023年，已引入51个乡村文创旅游项目和100余名艺术家、创客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2.1 链接与再造：新技术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创新

文字下乡、项目下乡正逐步转变为数字下乡[37]，推动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相比于其他技术手段，数字技术具有更为强大的时空压缩力，在城乡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构多重连接的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缩小了城乡的数字鸿沟，触发了传统村落的互联网红利；另一方面，互联网具有连通性和平台化特征，使得所有个体、群体、地区的资源和能力转化为生产以及参与社会的工具，即所有资产都有资本化的可能性[38]。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呈现出了两种机制，即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机制与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源保护利用的再造机制。

2.1.1 数字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调适制度，激励主体

“链接”效应是数字时代的主要特征。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从工业时代对规模效应的依赖转向数字时代对链接效应的应用。数字链接意味着传统村落资源进入界定与重组的新阶段，对历史悠久、空心化严重、保护程度较低的传统村落具有显著的效能。这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实现传统村落资源保存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促进制度层的调适与组织层的配套，从保护形式和保护手段上丰富资源的表现形式与转换形式。在村落资源的整合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后，村落作为一个资源系统，其旅游吸引力也相应增强，留住本地居民的同时吸引多元外部主体的集聚。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虚拟技术等新技术手段调整了以往的保护利用思路，由物理修复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传承、全要素保护和场景化展示[39]。
作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现存清代民居74套、689间。北京大学10余名专家带领学生在寒暑假走村串户，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村内资源向外部的链接，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激光扫描等方式，对村落的整体风貌、院落建筑等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面向古建筑的保护，还包括对当地口述史、文化史的采集，通过录音、视频、照片、文字等全方位记录村落的历史、空间、文化、生活样貌。除了利用跨学科的专业团队和技术确保资源的完整性与整体性外，村落资源的管理手段和保护提升方式也得到革新，具体表现为搭建传统村落风貌提升奖补与识别全流程智慧平台、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平台，从而实现对传统村落影像、地理信息数据与场景的数字化档案管理功能。在数字技术链接引致村落资源保护制度调适之后，爨底下村村民深受鼓励。村民开始利用自家院落积极开发民宿、餐厅、文创商店等，打秋千、拜关帝、祭龙王、晒龙王、转娘娘驾、唱蹦蹦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也得到恢复。数字技术不仅丰富了传统村落文化的表现形式，突破文化传承的固有体系秩序，而且通过外部主体对本村主体的激励，促进村落传统资源与旅游发展的系统化整合，日常生产生活实现了场景化传播。

2.1.2 数字基础设施对传统村落资源的再造：凝聚主体，激活制度

随着数字化平台的日益强大，生活娱乐、生产消费与平台高度绑定，乡村基本不存在接入性数字鸿沟[40]。村落借助电商形成“一村一品”的地方性特色产品产销一体化模式。与此同时村内的生产、生活场景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向外宣传推广，进而凝聚了移动端的多元主体，村落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也得以拓展，服务于资源再造的规章制度得到激活。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色资源都可能是可转化的资产，并实现对村落资源种类和规模的扩展，进而形成不同于既往的资源和资源价值[41]。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吉迪村是世界松茸村，村里500多户中有490户以采摘松茸为主要生计，松茸采集经济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80%。松茸这一遥远边缘的食物借助数字媒介走向礼物与商品的中心市场。《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播出赋予松茸这一地方性食物全球可见性，吉迪村松茸走向高端品牌路线。村民委员会主任洛桑自主创立微信视频号，在每年七八月松茸季直播松茸采摘、松茸市场交易等场景，并进行本村松茸产品的销售。数字直播平台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吉迪村的松茸销售量，但由于无序采摘使松茸菌遭受破坏。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党建引领+生态保护+经济效益”利益联结机制得以激活，通过引导城投公司和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测量评定松茸的生长环境、健康指数、采摘时间和产量等，实现采收松茸的有序化和品质化。事实上，松茸在当地村民日常饮食中并不受欢迎，只是面向外来者的待客食材。2017年以前，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场只有40间铺面，缺乏冷藏、速冻和运输等产业链配套服务，交易量并不大。但近两年随着直播带货兴起和物流技术的快速发展，“党建引领”逐渐发挥重要的组织和保障作用，以吉迪村为代表的松茸村有序形成“采收—产销”一体化的电商模式，借助顺丰等企业对交易市场与交通物流的扩容升级，香格里拉由此成为松茸贸易的集散中心。

2.2 整合与赋能：制度影响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展

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殖根植于其制度背景，通过整合与赋能的方式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村落通常以村社为基本单位，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资源管理制度、村规民约等，以确保村落的秩序和村民的生产生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村落的既有制度常常面临适应性不强、规制性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单纯沿用已有制度推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效能不甚理想，需要依托既有制度识别乡土社会的基本行动逻辑，并结合当下技术的乘数效应与主体的发展诉求，对制度进行调适、改进与创新，从而发挥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展作用。

2.2.1 传统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的整合：吸附主体，技术加持

村落传统制度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承载着村落长期稳定的内部秩序，其对村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传统制度往往涉及集体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通过对其有效整合和利用，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发挥传统村落资源的社会文化价值，促进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能动性发展。在村落范围内，发挥传统制度“均衡分配”的优势可以促进内在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有效加强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提高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而数字技术的加持放大了村落资源的整合优势，呈现出技术的乘数效应。
夏荣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同普乡西南部，地处317国道沿线，海拔3200 m，属半农半牧村。夏荣村是典型的康巴藏族村落，全村下辖夏乌、荣松2个自然村，共有182户。种植业、虫草采集、采石、运输业为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2022年人均年收入约12000元。夏荣村的现代发展实践始终映射着村内传统制度整合资源的生命力。目前村内通过14个村民管理小组对全村实现网格化管理，每个小组10余户村民，由组长负责具体管理。村内公共事务由村民自主商议决策，并自发形成各种“民约”，涵盖自然保护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夏荣村有着良好的自然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生境”；村落的自然物种十分丰富，周边生活着熊、狼、猕猴等10余种野生动物；虫草资源虽比较丰富，但为保障持续利用，村内自发形成虫草“采挖三天、休息二天”的自我规制。在此背景下，荣松村的吉塘德吉林卡得以创办，村落自组织开始成长起来。林卡创办建立在荣松村集体发展共识的基础上，挖虫草等传统生计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而“邻居”夏乌村的旅游民宿开发驱使荣松村产生发展渴望。2022年，拥有百万粉丝的藏区网红嘉绒姐姐阿娟来到荣松村帮助村民通过抖音对德吉林卡进行宣传推广，传递村内自组织的创业故事。

2.2.2 制度创新对传统村落资源的赋能：吸引技术，主体共创

传统村落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创新赋能资源本身，实现对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其具体表现为传统村落可以依托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等制度创新，促进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和村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对于一些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资源但空心化严重的传统村落，制度的创新为村落发展趋利避害，资源宣传与保护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既有社会文化资源优势的传播，从而激发村落内外主体对资源价值的共创。
广东开平的仓东村基于制度创新与资源管理实现了遗产文化的再生产。仓东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所在地之一，村内传统民居与碉楼错落分布，有着600多年历史，原名仓前村，为谢氏族人迁入开平的始居地，自始祖谢荣山至今已历25代。鸦片战争后，仓东村民开始外出谋生。当地华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返乡建造融合中西风格的建筑，碉楼依赖侨汇的支持走向兴盛。近现代，碉楼因村民无力修缮而破败不堪，大多村民迁往城中就业居住生活，仓东村逐渐成为“空心村”。仓东村的转变正是源于从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中汲取发展力量。2011年，开平市政府首创“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托管制度”，由政府出资管理和保护碉楼、认领碉楼。塘口镇政府以遗产资源作为吸引要素流入的核心，拓殖遗产价值，以仓东村为试点开展遗产教育、青年创业、乡村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开发项目，实现对遗产资源的活化与管理。除了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仓东文化遗产保育基地、塘口江澳青年文创小镇、创立仓东计划。电影《让子弹飞》在开平与台山的取景实现对碉楼资源的整体性宣传，越来越多珠三角大湾区居民选择来此进行旅游、研学、就业、创业、定居，仓东村一改旧日“空心村”样貌，在多方主体的价值共创中诠释着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2019年，仓东村成功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3 内生与更新：主体视角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

传统村落是包含并可以容纳多元主体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打破村落终结的命运，走向社区再造，离不开市场、权威、自治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内外联动和共建共享机制[42]。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资源价值提升有三层内涵：一是置于城乡关系中透视乡村的主体性，以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历史价值为前提；二是置于外来主体与内生主体的行动者视角，即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由谁来实践；三是资源价值的评价者视角，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由谁认定，即官方、专家与民间主体认同的价值耦合。按照主体的内外之别，传统村落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外生发展、内生发展和新内生发展模式[43]。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仅依赖第一种模式将同步放大传统村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主要是靠后两条路径。首先是内生主体整合村落的非正式资源与官方输入的项目资源，提升传统村落的生计与生活资源，由内部主导实现更新。其次是传统村落依赖政府、市场引进的外来精英输入动能，激发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

2.3.1 内生主体对传统村落秩序的重建：引导制度，学习技术

传统村落内部具有以权威或能人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可有效动员和组织村民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村民为核心的行为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者、传承者、创造者和享用者，是传统村落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素。内生主体重建传统村落秩序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资源激活—主体参与—内生认同”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空心化严重、资源有限的传统村落，内部主体的力量需要依托有效的制度进行充分发挥。由于村落自身的发展基础薄弱，技术直接推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与发展的难度系数大，技术常常在村落发展后期扮演“服务”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技术”不再局限于有一定设施和技能要求的数字技术，也可以扩展为村落设计、改造等广泛的技术范畴。
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普济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共69户，289人，22名党员，除两户藏族外，其余都是纳西族。村落距离丽江古城仅5 km，农地大部分已被征收，村民纷纷离家进城务工，村内只有少数留守老人。面对村落空心化和生产生活价值衰落的发展困境，新上任的90后小组长充分发挥精英带动作用带领全村村民改造村落风貌。征地拆迁的补偿款与赔偿款被转化为村小组行动能力的物质基础，又以村小组资金和筹款共同撬动上级政府对普济村近3000万元的投入，用于公共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改造，村民的生计也从养猪转向发展集体农业和旅游业，村小组成为内生主体合力发挥效能的保障。村内小组长群众动员的方式分为两步，第一步自己带头让利，第二步是集中解决钉子户，资源薄弱的村落在这一过程中找回公共精神。仅一年时间，完成猪圈拆除、路网提升、村规民约制定、房屋风貌改造、绿化设施打造、游憩步道建设。在带头主体和组织保障的作用下，十余名青年看到家乡的变化，返乡经营民宿和餐饮，从事花卉种养等创业活动，引进并践行先进的管理技能和种植技术。在年轻人的带动下，纳西族民乐、蹴鞠等传统文化资源被挖掘和复兴，传统村落和村民的主体性得以在地化发展。

2.3.2 外来主体对村落“主体间性”的激活：提升技术，创新制度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增值参与者并不局限于村落内部主体。政府、企业、专家学者、规划师、艺术家、新乡贤、村民等围绕传统村落资源开发存在频繁的互动、博弈、合作等。传统村落主体由内生主体、外来主体的区分到充满“主体间性”的系统塑造，由基于个体的价值判断融合为基于多元整合共同体的价值判断[44]。以往主体性强调的是“主体—客体”“主体—中介—客体”的互动。主体间性则是双主体或多元主体的能动交互。一些村落重建经由外部主体资源和价值的输入与激活，到内部主体实践与再生产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传统村落实现联动发展与价值跃升的关键。在传统村落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主体间性是传统村落资源活化与创新的重要表征，为传统村落技术更新和制度创新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
明月村从贫困村到全国示范村的转变经历了仅仅10年。2013年，一批艺术家从成都来到了明月村，成为村落命运的转折点。本地陶艺的技能更新和创意发展成为外部主体在明月村扎根的契机。2014年初夏，明月村明月窑依托张碗厂传统陶瓷制作资源重新开窑，百年老窑再次焕发新春。以建设“明月国际陶艺村”为目标，明月村走上了一条农民和艺术家共建共享的发展道路。在外部主体进入、本地陶艺技能优化发展后，政府以财政扶持资金入股合作社，解决村落发展启动资金问题，规划187亩（1亩≈667 m2）建设用地链接企业，以政府信誉为村落筑巢引凤。在政府的引导下，村民委员会成立“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组建专业管理平台，确定了“村民参与、村民主体”的发展道路。融合新老村民，发挥艺术家新村民的手艺、市场、运营带动作用，老村民则参与集体分工，学习陶艺、旅游等新业态经营。到2021年，明月村在地孵化运营文创项目50个，有100余位艺术家新村民。总体来看，明月村的发展经历了外来艺术家入驻与市场主体激活、政府直接介入与村落组织平台培育、村民主体更新与协调发展三个阶段。本质上是政府输入的制度资源、艺术家新村民的文化市场资源与明月村的地方和主体资源三者的资源互补、主体联结及价值统合。

2.4 三维度框架下的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

以“系—体系—系统”重新审视传统村落资源，使得村落中现存和潜在的物质、主体、要素、关系在村落内部实现跨尺度的融合，而村落本身以开放的状态随时吸引新的物质、主体、要素和关系等以服务于自身的发展。技术、制度与主体在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中，根植于资源系统并发挥着联动影响作用。

2.4.1 三维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影响

传统村落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实现记录之需、传播之要。通过国家—省级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群的打造，更好地凝聚村内外的主体行动活力，为挖掘、呈现、推广传统村落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村落通过搭建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与各类主体实现村落资源互补与再造。作为资源的载体和重要组织方式，数字平台成为中介中心，打破传统村落资源的等级、类别、流动边界，促进人的交往、物的联系和人与物的紧密互动，重塑了传统村落资源系统内部的层次和关系。除了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发挥链接与再造作用，传统村落自身通常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共同形成村落价值的底蕴。其中，传统制度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凝聚力，提供整合与优化村内外资源的内生基础。制度赋能的关键逻辑在于制度的规范性和引导性、制度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优势的转化、对社会主体的凝聚与合作机会的创造等。相比于传统制度，制度的创新既是对传统村落自身资源本体的价值承认，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内在价值调适。相较于技术与制度维度，主体维度中包含内生主体与外来主体。内生主体具有自发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可以有效对接乡村振兴的体制资源与乡土内生的文化资源，协调村民个人与集体的资源分配方式。外部主体进入后与内生主体互动和联结的背后映射了村落社会空间重构的主体间性。传统村落的主体更新不仅指人的代际传承与外来嵌入，更指具有主体性的人与传统村落空间、产业、文化的协同发展，促使村落主体系统被多向度激活，让长期静默的传统村落资源系统走向发展的中心地带。

2.4.2 三维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协同影响

基于六个典型案例中技术、制度与主体的联动作用，本文构建了“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图（图2）。在技术层面，技术为资源的价值生成提供链接与再造的平台，其对于制度具有调适性作用，可以弥合主体身份的差异和主体间的时空距离，打造传统村落的主体间性。在制度层面，其对资源的价值生成发挥整合与赋能作用，对于村落中新进入的技术具有支撑性的作用。同时，传统村落的制度发展包括宏、中观层面制度的有效衔接与微观层面制度的生命力，进而与村落中的多元主体深化村落发展的内生性。在主体层面，技术发展下的传统村落具有开放性，为多元主体的流入和互动提供平台，主体交互引致村落主体的内生和更新，与技术的发展共同实现村落的主体间性，与制度的发展共同构筑起村落发展的内生性。其中主体间性意味着承认传统村落社会的发展性与包容性，而非拘泥于主体的空间、时间与身份边界。因村落发展阶段与程度的差异，三种力量并非作用并置或均衡发力，常常表现为某种力量的显化和其他力量的隐性。技术、制度与主体作为价值生成的动力是一种基础框架，只有形成“技术—制度—主体”的系统性力量才能发挥正向叠加效能。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需要识别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核心驱动力，形成资源价值生成的动态系统。
图2 “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

Fig. 2 The valu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为突破传统村落资源的利用碎片化、价值边缘化等困境，本文基于传统村落资源临界状态的系统化分析，建构了“技术—制度—主体”三维度框架以解读新场景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结论如下：
（1）资源价值判断需要建立“系—体系—系统”的传统村落资源认知观。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指主体之间、主体与社会、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作为“体系”的传统村落资源则是由多个“系”组成的相对完整的制度和结构，如生活体系、生产体系、物质体系、文化体系、建筑体系等；传统村落资源的“系统”旨在表达传统村落中人、自然、社会与技术的联系，强调传统村落资源的社会性、关联性、开放性、主体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特征。
（2）“技术—制度—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三维度驱动机制。通过多类型案例分析技术、制度和主体如何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呈现传统村落资源新的价值生成系统。数字技术为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与再造提供了平台，传统村落资源借助数字技术跨越地域限制，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制度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中起到整合与赋能的作用，提供村落的内生发展动力。内外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提升的关键，主体的内生更新是村落资源价值系统性提升的主导者。
（3）技术、制度与主体根植于资源系统发挥着互动、互构与转化作用，传统村落价值因之得以整合、交融与再造。技术的链接与再造作用促进了村落制度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传统村落主体价值共创的平台和空间；而制度的调适实质上是对技术发展的主动适应和对主体需求的回应，进而实现对村落资源的整合与赋能；传统村落应有自身的主体性，主体的去边界意味着村落多主体的创新协同。需要识别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系统性力量和核心驱动力，塑造资源价值融通的动态系统。

3.2 讨论

“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打破了以往不同学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研究边界，统合了跨学科视野对传统村落资源及其价值研究的共识性变量，提供了共享性分析框架。首先，新框架意味着对传统村落发展中地理边界的突破。三维统合发挥着对不同时空、不同类型资源的激活作用，打破传统村落资源内部人与生态的边界、资源等级的边界、资源开发的边界与外部流动的边界，发挥着强大的融合效应。其次，研究框架是对社会科学“制度—主体”二元视角的延续和深化。技术、制度、主体三维度发挥着激活、保障、带动作用，维度之间通过多元链接，达致传统村落的资源整合与价值创新。
本文基于对6个典型传统村落资源价值实现经验中关键影响要素及其机制的归纳和分析，尝试为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实现提供发展模式的参照。这6个村落的选取并不意味着某一单一维度对于村落整体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而是分别呈现出技术、制度或主体如何差异化地驱动其他两个维度的发展，三维度的均衡效应与协同效应依旧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理想样态”。因此，传统村落可审视技术、主体、制度等资源要素的发展优势，培育起既适应数字技术时代发展特点又契合村落主体与制度特征的发展模式。在未来研究对本理论框架的应用需要运用更开放、更深入的学科视角和现实视角。其一，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技术在传统村落中的应用深度，包括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优化资源管理，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其二，制度层面应深入分析制度创新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具体影响，评估不同制度安排的效果，以及如何设计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制度框架。其三，如何激发和协调不同主体的参与，形成合力，是实现村落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和合作模式。其四，技术、制度、主体三要素的均衡效应和协同效应充分发挥，通过跨组态案例对比探究不同模式的共性与差异逻辑，实现对更广大经验案例的实践指导和对理论的完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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