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SUN Jiu-xia, ZHOU Ming, WANG Yu-n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Vol. 39 ›› Issue (8) : 1924-1939.

PDF(1634 KB)
Adv Search
EN中文
PDF(1634 KB)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Vol. 39 ›› Issue (8) : 1924-1939.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1
Multi-Functionality and Value Realization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Author information +
History +

Abstract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strong vitality and development resilience,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s also the focus of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from the traditional dual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active system"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emand of resourc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under the rapid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sourc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uld be re-recognized through a new perspective. The new perspective needs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dynamic impact of technology-driven actions and rules of various subjects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so as to construct the value generation logic in the new scenario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generation, aim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achieve new resource shaping and value innovation.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ield surveys conduc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selects Cuandixia village, Jidi village, Xiarong village, Cangdong village, Puji village and Mingyue village as typical type cases.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ield survey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echanism of linking and reengineering of technologies, integration and enabling of institutions, endogeneity and renewal of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on,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are a system based on the resource ontology (system), integr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unctions of the village,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will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a new development mission and role. When traditional villages move towa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make full use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ide, leverag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 village traditional system, the new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ities, and break the linear and rigid development path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subject as the driving for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 edge state / digital technology /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 resource value gen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EndNote

Ris (Procite)

Bibtex

Download Citations
SUN Jiu-xia, ZHOU Ming, WANG Yu-ning.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 val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8): 1924-1939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811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空间及社会文化资源。地理学者以传统村落空间为基础，不仅分析传统村落宏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1]，也关注微观层面的传统建筑[2]与人居环境[3,4]，通过分析村落时空形态演化来探析影响村落资源价值的多元驱动力与演变机制。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文化载体与表征，兼有大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5]，且在人们生产生活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要素，多学科学者就传统村落民俗传承与记忆[6]、公共空间变迁[7]、文化治理[8]、文化景观基因[9]、村落文化传承评价指标体系[10]等各维度予以评析。此外，旅游作为资源禀赋体现的综合性力量，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挖掘与重塑有重要作用[11]，并赋予传统村落主体以生计韧性[12]。
2023年以来，一些扎根于村落民间的群众体育运动获得极大的网络关注。贵州榕江的“村超”和台江的“村BA”等现象掀起了全国范围内乡村的跟风模仿，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研究对西南村落资源的认知主要侧重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但“村超”“村BA”的出圈能动地呈现了这些地方村落资源的新面貌，并折射出了传统村落资源的新价值，即村落的发展路径可以超越对某类具体资源形式的依赖，并依托村落整体的文化生活形成资源优势。新时代下，突破既有的资源论视角，重新认知传统村落及其资源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对于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中，从技术视角审视传统村落的临界状态（edge state）是一种新的尝试。
传统村落的临界状态主要源于外部环境中社会技术形态的变化。项飙[13]提出的“临界”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客观实在，他认为当技术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前技术时代，社会中的各种要素流动以大量个体间的自由交换来完成，形成了“互为中介”的格局。而技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介”成为资产的一种存在，数字平台将这种资产能力进一步整合，形成既去中心化又高度中心化的状态。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了技术临界的冲击，形成了自身的“临界状态”。其具体表现为技术的进入强化了传统村落中多元要素的流动，作用于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但技术并未成为传统村落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原因在于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的制度与主体基础[2]，通过长时间生产生活实践积累了稳定的社会文化逻辑。
但单一地依赖技术[14,15]制度[16,17]或多元主体[18]发展传统村落，难以缓解其资源价值矛盾，使其走出价值转化困境。传统村落的价值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源观层面。以技术发展为例，在以往的资源观中，传统村落资源过于强调类型、层次与边界[19]，以此为导向的资源开发实践存在系统性不足的弊病，导致传统村落出现聚落空心化[20]、文化断裂化[21]、景观异质化[1]等问题[22]。而技术裹挟下的村落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撕裂”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制度与主体在现代性的席卷下无所适从，进而加速了村落消解。村落看似走向现代化，实则主体逐步缺失、产业走向困局，并日渐演变为城市的附属。由此推进的乡村振兴实则振兴的是一个个的专业村镇、商业村镇和资源禀赋佳的历史文化城镇与旅游强村。
在此资源倚重性发展路径中，传统村落资源之于乡村现实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的价值何在?如何平衡村落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差异化发展，实现统合性发展目标?如要摆脱当下传统村落资源困境，其价值生成的新视角和新理论亟需建立，借此回答：（1）新时代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如何在村落临界状态下得以再生产?（2）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为何?（3）技术、制度、主体如何实现三维度驱动并达致传统村落的资源整合和价值创新?

1 “技术—制度—主体”：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一个研究框架

1.1 传统村落资源的“系—体系—系统”结构

传统村落作为形成较早、拥有丰富内涵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是有待保护的村落[23]。传统村落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的家园和基本单位，兼具社区属性[24]、文化属性与资源属性[25]，其保护与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源观的转变。资源被认为是自然界、人类和文化（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凡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和做出贡献的要素均可称为资源[26]，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科技资源、时间资源、空间资源、社会资源（权力、制度）[27]。本文中的资源是指传统村落本身及相关的一切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传统村落是活态存在的一类资源集合体，核心功能是保护、获取、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28]。以往对传统村落资源结构的分析大致遵循时间演变[29]与空间分布路径[30]。
本文借鉴项飙[13]提出的“系—体系—系统”层次结构，分析传统村落资源的结构与内部关联。系指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勾连；体系指两个及以上的系被组织起来，如物质生产体系和人的生活体系，以同样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系统指人造的但具有自主性的操作系统[13]。在传统村落场景中，系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包含村落内部的主体，还包含村落外部的关键主体；体系与“制度”相似，包含规则、管理制度、市场制度等；系统则是村落整体的维持系统。
基于传统村落资源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认为，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指主体之间、主体与社会、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传统村落资源的“体系”则是由多个“系”组成的相对完整的制度和结构，如生活体系、生产体系、物质体系、文化体系、建筑体系等；传统村落资源的“系统”旨在表达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且有自主性的资源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资源是传统村落发展的基石，资源价值生成与转化则是传统村落振兴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应打破传统静止的物质资源观，重新定义与理解传统村落资源，尤其关注技术、制度和主体影响下的资源形态、内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由以往的资源禀赋评价转向资源的价值生成与创新转化。因此，相对于“有什么资源基础”，本文更关注“传统村落的资源激活”及其“如何促进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生成”，并以此建构传统村落发展的新逻辑框架。

1.2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三个关键维度

当前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取向，即空间论、文化论与禀赋论。然而，以往研究更加关注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描述，以及对改变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因素进行梳理，忽视了传统资源价值生成的核心机制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传统村落“最关键的影响变量——技术、最具嵌入性的影响要素——制度、日渐多元的行动者——主体”三个维度，建构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理论框架。
传统村落价值生成的第一个关键维度是“技术”。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数字时代。当前，技术下乡正在重塑乡村的发展秩序，技术成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乘数变量。关于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鸣。前者强调技术的自主性，专注于技术能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后果[31]；后者认为技术的黑箱必须打破，用社会的方法去解释和分析技术的内容与作用过程。事实上，数字技术与传统村落资源利用与转化之间存在第三条综合性路径：一方面对传统村落原有的技术文化予以保留和应用，且新技术改变传统村落资源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跨系统性，传统村落原有的主体、制度、资源和社会结构对新技术的适应节奏和应用方式存在主体差异，技术手段由单一向集合利用转变，以匹配传统村落资源的复杂临界状态。
第二个关键维度是“制度”。制度的内涵广泛，指创设或形成已久的法律、风俗、习惯等，同时含有机构、组织的意思，既可以表示制度总体，也可用于表达某一单项制度安排。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单一的制度逻辑难以解释村落演化中的复杂问题，已有研究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32]。中国乡村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第三领域[33]，其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的制度子系统，引致地方行为主体多元博弈中的相对均衡状态。传统村落发展的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制度，其等级认定具有政策话语实践与传导过程[17]，并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承。因此，制度既是传统村落资源的约束性框架，也是推进其资源价值提升的法定规范。从制度设计、制度行为、制度进化、制度创新等视角，借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国家—地方制度、内外组织制度等维度分析工具，有助于重新组织与建构传统村落的资源结构和内生动力。
第三个关键维度则是“主体”。主体在哲学层面具有四层意涵：一指实体，是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二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指逻辑上的主语[34]；四指人，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将“主体”与“人”的概念做区分，恰恰因为能够变革客体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实践力量的人，即有主体性的人（包含群体层面的组织）。传统村落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变，人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是保护和利用的主体[35]。在全球化和流动性加剧的现代乡村，传统和封闭已经被破解，多种元素和多元主体的交互成为传统村落的新常态。同时，在乡村秩序重建路径中产生了内生主体与外来主体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政府、集体、外来企业和村民、传统村落和村民之间建构主体间性[36]。塑造主体间性的过程中需要形塑村落整体价值，将分散的村落资源体系化与系统化，从而为重建乡村价值、培育村落内生发展动力提供核心依托。
在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制度和主体分别构成了传统村落乡土社会中的结构性和能动性力量，是社会文化基底；而技术代表了传统村落处于临界状态的主要动因。随着数字技术的进入和乡土社会的变迁，技术、制度、主体发挥合力作用，实现结构性力量与能动性力量的统一。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制度—主体”的框架。

1.3 本文的研究框架

“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中的三个维度与传统村落资源的“系—体系—系统”紧密关联（图1）。首先，技术塑造村落的资源系统。技术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变量，对传统村落资源的影响是系统性的。随着中国发展迈入新时代，数字技术同社会变迁、经济转型、生活方式变革深度融合，数字资源已然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战略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提出，数字技术作为发展的增量，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作用是系统性的，体现为对时空关系、主体交互方式、资源要素组合、制度组织等四方面的形塑。数字化与网络化打破了传统村落的滞后发展的时空关系，使得传统村落资源信息与运行既可以在线下，也可以在线上，增强了主体交互的流动性与行动网络联系，技术与传统村落的土地、制度、劳动、资本等要素匹配，激活传统村落资源要素并改变要素组合结构，形成数字生产率。数字下乡带来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制度规则的改造，技术赋能传统村落制度供给到执行全过程，整合多元参与主体与多重制度逻辑。其次，制度的变化意味着村落中体系的重组。体系是行动与环境构成的多层次结构体。传统村落资源体系既指横向的子系统，又是纵向主体行动与村落整体构成的稳定关系。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体系的影响分为制度的体系化与体系的制度化两方面。其中，制度的体系化强调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要素体系的整合，体系的制度化则指传统村落内生制度如何适应技术与主体发展，传统村落资源体系正规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参与过程。最后，主体与系都指代传统村落的行动单位。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是由主体行动关系构成的，系组成具体行动体系的单位及其结构上的相互关系。主体具有决策力、行动力，可以依托自身的能动性应对外部环境如技术的变化，在村落的制度转变中调适既有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作用的核心都是主体及其行动。正是传统村落资源主体地位与主体行动者的改变，触发传统村落资源体系与系统的改变。而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过程中，技术、制度、主体三个维度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图1 研究框架

Full size|PPT slide

2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和村落实践

通过长时间的传统村落田野调查与最新发展跟踪，总结与分析技术、制度和主体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实现的三个核心维度。通过对爨底下村、吉迪村、夏荣村、仓东村、普济村、明月村这六个村落作为类型性案例的分析，诠释技术的链接与再造、制度的整合与赋能、主体的内生与更新等机制（表1）。传统村落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的动态变化与发展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村落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也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cases

表1 案例地概况

村落 调研
过程		 典型性 案例地照片 村
落		 调研
过程		 典型性 案例地照片
爨底下 二手
资料		 数字技术保护传统村落的典型：应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古建筑，实现对传统村落影像、地理信息数据与场景的数字化档案管理功能
（图片来源：中国传统
村落数字博物馆）		 仓东 2021.06
调研		 制度创新基础上实现村落发展的典型：首创“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托管制度”，拓殖遗产价值，实现对遗产资源的活化与管理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吉迪 2023.07
调研		 传统村落充分利用数字电商的典型：应用电商思维，实现松茸产业人均收入翻倍。采摘、收购、售卖、餐食全链条嵌入了直播场景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普济 2023.02
调研		 本村主体带动村落发展的典型：在90后退伍军人小组长的带领组织下，仅花一年的时间完成风貌改造，全村参与乡村振兴集体行动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夏荣 2022.07调研 传统制度基础上实现村落发展的典型：组织、经济与文化基础孕育出吉塘德吉林卡这一自组织，以应对新的旅游就业经济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明月 2023.02
更新
资料		 外来主体激发村落活力的典型：截至2023年，已引入51个乡村文创旅游项目和100余名艺术家、创客
（图片来源：作者团队
自摄）

2.1 链接与再造：新技术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创新

文字下乡、项目下乡正逐步转变为数字下乡[37]，推动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相比于其他技术手段，数字技术具有更为强大的时空压缩力，在城乡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构多重连接的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缩小了城乡的数字鸿沟，触发了传统村落的互联网红利；另一方面，互联网具有连通性和平台化特征，使得所有个体、群体、地区的资源和能力转化为生产以及参与社会的工具，即所有资产都有资本化的可能性[38]。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呈现出了两种机制，即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机制与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源保护利用的再造机制。

2.1.1 数字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调适制度，激励主体

“链接”效应是数字时代的主要特征。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从工业时代对规模效应的依赖转向数字时代对链接效应的应用。数字链接意味着传统村落资源进入界定与重组的新阶段，对历史悠久、空心化严重、保护程度较低的传统村落具有显著的效能。这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实现传统村落资源保存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促进制度层的调适与组织层的配套，从保护形式和保护手段上丰富资源的表现形式与转换形式。在村落资源的整合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后，村落作为一个资源系统，其旅游吸引力也相应增强，留住本地居民的同时吸引多元外部主体的集聚。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虚拟技术等新技术手段调整了以往的保护利用思路，由物理修复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传承、全要素保护和场景化展示[39]。
作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现存清代民居74套、689间。北京大学10余名专家带领学生在寒暑假走村串户，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村内资源向外部的链接，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激光扫描等方式，对村落的整体风貌、院落建筑等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面向古建筑的保护，还包括对当地口述史、文化史的采集，通过录音、视频、照片、文字等全方位记录村落的历史、空间、文化、生活样貌。除了利用跨学科的专业团队和技术确保资源的完整性与整体性外，村落资源的管理手段和保护提升方式也得到革新，具体表现为搭建传统村落风貌提升奖补与识别全流程智慧平台、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平台，从而实现对传统村落影像、地理信息数据与场景的数字化档案管理功能。在数字技术链接引致村落资源保护制度调适之后，爨底下村村民深受鼓励。村民开始利用自家院落积极开发民宿、餐厅、文创商店等，打秋千、拜关帝、祭龙王、晒龙王、转娘娘驾、唱蹦蹦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也得到恢复。数字技术不仅丰富了传统村落文化的表现形式，突破文化传承的固有体系秩序，而且通过外部主体对本村主体的激励，促进村落传统资源与旅游发展的系统化整合，日常生产生活实现了场景化传播。

2.1.2 数字基础设施对传统村落资源的再造：凝聚主体，激活制度

随着数字化平台的日益强大，生活娱乐、生产消费与平台高度绑定，乡村基本不存在接入性数字鸿沟[40]。村落借助电商形成“一村一品”的地方性特色产品产销一体化模式。与此同时村内的生产、生活场景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向外宣传推广，进而凝聚了移动端的多元主体，村落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也得以拓展，服务于资源再造的规章制度得到激活。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色资源都可能是可转化的资产，并实现对村落资源种类和规模的扩展，进而形成不同于既往的资源和资源价值[41]。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吉迪村是世界松茸村，村里500多户中有490户以采摘松茸为主要生计，松茸采集经济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80%。松茸这一遥远边缘的食物借助数字媒介走向礼物与商品的中心市场。《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播出赋予松茸这一地方性食物全球可见性，吉迪村松茸走向高端品牌路线。村民委员会主任洛桑自主创立微信视频号，在每年七八月松茸季直播松茸采摘、松茸市场交易等场景，并进行本村松茸产品的销售。数字直播平台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吉迪村的松茸销售量，但由于无序采摘使松茸菌遭受破坏。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党建引领+生态保护+经济效益”利益联结机制得以激活，通过引导城投公司和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测量评定松茸的生长环境、健康指数、采摘时间和产量等，实现采收松茸的有序化和品质化。事实上，松茸在当地村民日常饮食中并不受欢迎，只是面向外来者的待客食材。2017年以前，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场只有40间铺面，缺乏冷藏、速冻和运输等产业链配套服务，交易量并不大。但近两年随着直播带货兴起和物流技术的快速发展，“党建引领”逐渐发挥重要的组织和保障作用，以吉迪村为代表的松茸村有序形成“采收—产销”一体化的电商模式，借助顺丰等企业对交易市场与交通物流的扩容升级，香格里拉由此成为松茸贸易的集散中心。

2.2 整合与赋能：制度影响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展

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殖根植于其制度背景，通过整合与赋能的方式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村落通常以村社为基本单位，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资源管理制度、村规民约等，以确保村落的秩序和村民的生产生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村落的既有制度常常面临适应性不强、规制性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单纯沿用已有制度推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效能不甚理想，需要依托既有制度识别乡土社会的基本行动逻辑，并结合当下技术的乘数效应与主体的发展诉求，对制度进行调适、改进与创新，从而发挥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拓展作用。

2.2.1 传统制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的整合：吸附主体，技术加持

村落传统制度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承载着村落长期稳定的内部秩序，其对村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传统制度往往涉及集体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通过对其有效整合和利用，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发挥传统村落资源的社会文化价值，促进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能动性发展。在村落范围内，发挥传统制度“均衡分配”的优势可以促进内在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有效加强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提高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而数字技术的加持放大了村落资源的整合优势，呈现出技术的乘数效应。
夏荣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同普乡西南部，地处317国道沿线，海拔3200 m，属半农半牧村。夏荣村是典型的康巴藏族村落，全村下辖夏乌、荣松2个自然村，共有182户。种植业、虫草采集、采石、运输业为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2022年人均年收入约12000元。夏荣村的现代发展实践始终映射着村内传统制度整合资源的生命力。目前村内通过14个村民管理小组对全村实现网格化管理，每个小组10余户村民，由组长负责具体管理。村内公共事务由村民自主商议决策，并自发形成各种“民约”，涵盖自然保护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夏荣村有着良好的自然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生境”；村落的自然物种十分丰富，周边生活着熊、狼、猕猴等10余种野生动物；虫草资源虽比较丰富，但为保障持续利用，村内自发形成虫草“采挖三天、休息二天”的自我规制。在此背景下，荣松村的吉塘德吉林卡得以创办，村落自组织开始成长起来。林卡创办建立在荣松村集体发展共识的基础上，挖虫草等传统生计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而“邻居”夏乌村的旅游民宿开发驱使荣松村产生发展渴望。2022年，拥有百万粉丝的藏区网红嘉绒姐姐阿娟来到荣松村帮助村民通过抖音对德吉林卡进行宣传推广，传递村内自组织的创业故事。

2.2.2 制度创新对传统村落资源的赋能：吸引技术，主体共创

传统村落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创新赋能资源本身，实现对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其具体表现为传统村落可以依托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等制度创新，促进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和村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对于一些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资源但空心化严重的传统村落，制度的创新为村落发展趋利避害，资源宣传与保护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既有社会文化资源优势的传播，从而激发村落内外主体对资源价值的共创。
广东开平的仓东村基于制度创新与资源管理实现了遗产文化的再生产。仓东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所在地之一，村内传统民居与碉楼错落分布，有着600多年历史，原名仓前村，为谢氏族人迁入开平的始居地，自始祖谢荣山至今已历25代。鸦片战争后，仓东村民开始外出谋生。当地华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返乡建造融合中西风格的建筑，碉楼依赖侨汇的支持走向兴盛。近现代，碉楼因村民无力修缮而破败不堪，大多村民迁往城中就业居住生活，仓东村逐渐成为“空心村”。仓东村的转变正是源于从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中汲取发展力量。2011年，开平市政府首创“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托管制度”，由政府出资管理和保护碉楼、认领碉楼。塘口镇政府以遗产资源作为吸引要素流入的核心，拓殖遗产价值，以仓东村为试点开展遗产教育、青年创业、乡村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开发项目，实现对遗产资源的活化与管理。除了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仓东文化遗产保育基地、塘口江澳青年文创小镇、创立仓东计划。电影《让子弹飞》在开平与台山的取景实现对碉楼资源的整体性宣传，越来越多珠三角大湾区居民选择来此进行旅游、研学、就业、创业、定居，仓东村一改旧日“空心村”样貌，在多方主体的价值共创中诠释着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2019年，仓东村成功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3 内生与更新：主体视角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

传统村落是包含并可以容纳多元主体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打破村落终结的命运，走向社区再造，离不开市场、权威、自治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内外联动和共建共享机制[42]。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资源价值提升有三层内涵：一是置于城乡关系中透视乡村的主体性，以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历史价值为前提；二是置于外来主体与内生主体的行动者视角，即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由谁来实践；三是资源价值的评价者视角，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由谁认定，即官方、专家与民间主体认同的价值耦合。按照主体的内外之别，传统村落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外生发展、内生发展和新内生发展模式[43]。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仅依赖第一种模式将同步放大传统村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主要是靠后两条路径。首先是内生主体整合村落的非正式资源与官方输入的项目资源，提升传统村落的生计与生活资源，由内部主导实现更新。其次是传统村落依赖政府、市场引进的外来精英输入动能，激发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提升。

2.3.1 内生主体对传统村落秩序的重建：引导制度，学习技术

传统村落内部具有以权威或能人构成的文化权力网络，可有效动员和组织村民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村民为核心的行为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者、传承者、创造者和享用者，是传统村落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素。内生主体重建传统村落秩序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资源激活—主体参与—内生认同”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空心化严重、资源有限的传统村落，内部主体的力量需要依托有效的制度进行充分发挥。由于村落自身的发展基础薄弱，技术直接推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与发展的难度系数大，技术常常在村落发展后期扮演“服务”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技术”不再局限于有一定设施和技能要求的数字技术，也可以扩展为村落设计、改造等广泛的技术范畴。
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普济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共69户，289人，22名党员，除两户藏族外，其余都是纳西族。村落距离丽江古城仅5 km，农地大部分已被征收，村民纷纷离家进城务工，村内只有少数留守老人。面对村落空心化和生产生活价值衰落的发展困境，新上任的90后小组长充分发挥精英带动作用带领全村村民改造村落风貌。征地拆迁的补偿款与赔偿款被转化为村小组行动能力的物质基础，又以村小组资金和筹款共同撬动上级政府对普济村近3000万元的投入，用于公共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改造，村民的生计也从养猪转向发展集体农业和旅游业，村小组成为内生主体合力发挥效能的保障。村内小组长群众动员的方式分为两步，第一步自己带头让利，第二步是集中解决钉子户，资源薄弱的村落在这一过程中找回公共精神。仅一年时间，完成猪圈拆除、路网提升、村规民约制定、房屋风貌改造、绿化设施打造、游憩步道建设。在带头主体和组织保障的作用下，十余名青年看到家乡的变化，返乡经营民宿和餐饮，从事花卉种养等创业活动，引进并践行先进的管理技能和种植技术。在年轻人的带动下，纳西族民乐、蹴鞠等传统文化资源被挖掘和复兴，传统村落和村民的主体性得以在地化发展。

2.3.2 外来主体对村落“主体间性”的激活：提升技术，创新制度

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增值参与者并不局限于村落内部主体。政府、企业、专家学者、规划师、艺术家、新乡贤、村民等围绕传统村落资源开发存在频繁的互动、博弈、合作等。传统村落主体由内生主体、外来主体的区分到充满“主体间性”的系统塑造，由基于个体的价值判断融合为基于多元整合共同体的价值判断[44]。以往主体性强调的是“主体—客体”“主体—中介—客体”的互动。主体间性则是双主体或多元主体的能动交互。一些村落重建经由外部主体资源和价值的输入与激活，到内部主体实践与再生产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传统村落实现联动发展与价值跃升的关键。在传统村落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主体间性是传统村落资源活化与创新的重要表征，为传统村落技术更新和制度创新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
明月村从贫困村到全国示范村的转变经历了仅仅10年。2013年，一批艺术家从成都来到了明月村，成为村落命运的转折点。本地陶艺的技能更新和创意发展成为外部主体在明月村扎根的契机。2014年初夏，明月村明月窑依托张碗厂传统陶瓷制作资源重新开窑，百年老窑再次焕发新春。以建设“明月国际陶艺村”为目标，明月村走上了一条农民和艺术家共建共享的发展道路。在外部主体进入、本地陶艺技能优化发展后，政府以财政扶持资金入股合作社，解决村落发展启动资金问题，规划187亩（1亩≈667 m2）建设用地链接企业，以政府信誉为村落筑巢引凤。在政府的引导下，村民委员会成立“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组建专业管理平台，确定了“村民参与、村民主体”的发展道路。融合新老村民，发挥艺术家新村民的手艺、市场、运营带动作用，老村民则参与集体分工，学习陶艺、旅游等新业态经营。到2021年，明月村在地孵化运营文创项目50个，有100余位艺术家新村民。总体来看，明月村的发展经历了外来艺术家入驻与市场主体激活、政府直接介入与村落组织平台培育、村民主体更新与协调发展三个阶段。本质上是政府输入的制度资源、艺术家新村民的文化市场资源与明月村的地方和主体资源三者的资源互补、主体联结及价值统合。

2.4 三维度框架下的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

以“系—体系—系统”重新审视传统村落资源，使得村落中现存和潜在的物质、主体、要素、关系在村落内部实现跨尺度的融合，而村落本身以开放的状态随时吸引新的物质、主体、要素和关系等以服务于自身的发展。技术、制度与主体在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中，根植于资源系统并发挥着联动影响作用。

2.4.1 三维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影响

传统村落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现，实现记录之需、传播之要。通过国家—省级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群的打造，更好地凝聚村内外的主体行动活力，为挖掘、呈现、推广传统村落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村落通过搭建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与各类主体实现村落资源互补与再造。作为资源的载体和重要组织方式，数字平台成为中介中心，打破传统村落资源的等级、类别、流动边界，促进人的交往、物的联系和人与物的紧密互动，重塑了传统村落资源系统内部的层次和关系。除了技术对传统村落资源发挥链接与再造作用，传统村落自身通常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共同形成村落价值的底蕴。其中，传统制度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凝聚力，提供整合与优化村内外资源的内生基础。制度赋能的关键逻辑在于制度的规范性和引导性、制度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优势的转化、对社会主体的凝聚与合作机会的创造等。相比于传统制度，制度的创新既是对传统村落自身资源本体的价值承认，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内在价值调适。相较于技术与制度维度，主体维度中包含内生主体与外来主体。内生主体具有自发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可以有效对接乡村振兴的体制资源与乡土内生的文化资源，协调村民个人与集体的资源分配方式。外部主体进入后与内生主体互动和联结的背后映射了村落社会空间重构的主体间性。传统村落的主体更新不仅指人的代际传承与外来嵌入，更指具有主体性的人与传统村落空间、产业、文化的协同发展，促使村落主体系统被多向度激活，让长期静默的传统村落资源系统走向发展的中心地带。

2.4.2 三维度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协同影响

基于六个典型案例中技术、制度与主体的联动作用，本文构建了“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图（图2）。在技术层面，技术为资源的价值生成提供链接与再造的平台，其对于制度具有调适性作用，可以弥合主体身份的差异和主体间的时空距离，打造传统村落的主体间性。在制度层面，其对资源的价值生成发挥整合与赋能作用，对于村落中新进入的技术具有支撑性的作用。同时，传统村落的制度发展包括宏、中观层面制度的有效衔接与微观层面制度的生命力，进而与村落中的多元主体深化村落发展的内生性。在主体层面，技术发展下的传统村落具有开放性，为多元主体的流入和互动提供平台，主体交互引致村落主体的内生和更新，与技术的发展共同实现村落的主体间性，与制度的发展共同构筑起村落发展的内生性。其中主体间性意味着承认传统村落社会的发展性与包容性，而非拘泥于主体的空间、时间与身份边界。因村落发展阶段与程度的差异，三种力量并非作用并置或均衡发力，常常表现为某种力量的显化和其他力量的隐性。技术、制度与主体作为价值生成的动力是一种基础框架，只有形成“技术—制度—主体”的系统性力量才能发挥正向叠加效能。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需要识别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核心驱动力，形成资源价值生成的动态系统。
Fig. 2 The value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sourc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institution-subject"

图2 “技术—制度—主体”框架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

Full size|PPT slide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为突破传统村落资源的利用碎片化、价值边缘化等困境，本文基于传统村落资源临界状态的系统化分析，建构了“技术—制度—主体”三维度框架以解读新场景下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结论如下：
（1）资源价值判断需要建立“系—体系—系统”的传统村落资源认知观。传统村落资源的“系”指主体之间、主体与社会、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作为“体系”的传统村落资源则是由多个“系”组成的相对完整的制度和结构，如生活体系、生产体系、物质体系、文化体系、建筑体系等；传统村落资源的“系统”旨在表达传统村落中人、自然、社会与技术的联系，强调传统村落资源的社会性、关联性、开放性、主体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特征。
（2）“技术—制度—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三维度驱动机制。通过多类型案例分析技术、制度和主体如何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呈现传统村落资源新的价值生成系统。数字技术为传统村落资源的链接与再造提供了平台，传统村落资源借助数字技术跨越地域限制，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制度在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中起到整合与赋能的作用，提供村落的内生发展动力。内外主体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提升的关键，主体的内生更新是村落资源价值系统性提升的主导者。
（3）技术、制度与主体根植于资源系统发挥着互动、互构与转化作用，传统村落价值因之得以整合、交融与再造。技术的链接与再造作用促进了村落制度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传统村落主体价值共创的平台和空间；而制度的调适实质上是对技术发展的主动适应和对主体需求的回应，进而实现对村落资源的整合与赋能；传统村落应有自身的主体性，主体的去边界意味着村落多主体的创新协同。需要识别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系统性力量和核心驱动力，塑造资源价值融通的动态系统。

3.2 讨论

“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打破了以往不同学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研究边界，统合了跨学科视野对传统村落资源及其价值研究的共识性变量，提供了共享性分析框架。首先，新框架意味着对传统村落发展中地理边界的突破。三维统合发挥着对不同时空、不同类型资源的激活作用，打破传统村落资源内部人与生态的边界、资源等级的边界、资源开发的边界与外部流动的边界，发挥着强大的融合效应。其次，研究框架是对社会科学“制度—主体”二元视角的延续和深化。技术、制度、主体三维度发挥着激活、保障、带动作用，维度之间通过多元链接，达致传统村落的资源整合与价值创新。
本文基于对6个典型传统村落资源价值实现经验中关键影响要素及其机制的归纳和分析，尝试为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实现提供发展模式的参照。这6个村落的选取并不意味着某一单一维度对于村落整体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而是分别呈现出技术、制度或主体如何差异化地驱动其他两个维度的发展，三维度的均衡效应与协同效应依旧是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理想样态”。因此，传统村落可审视技术、主体、制度等资源要素的发展优势，培育起既适应数字技术时代发展特点又契合村落主体与制度特征的发展模式。在未来研究对本理论框架的应用需要运用更开放、更深入的学科视角和现实视角。其一，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技术在传统村落中的应用深度，包括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优化资源管理，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其二，制度层面应深入分析制度创新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具体影响，评估不同制度安排的效果，以及如何设计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制度框架。其三，如何激发和协调不同主体的参与，形成合力，是实现村落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和合作模式。其四，技术、制度、主体三要素的均衡效应和协同效应充分发挥，通过跨组态案例对比探究不同模式的共性与差异逻辑，实现对更广大经验案例的实践指导和对理论的完整检验。

References

List(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 Chart analysis
[1]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 2015, 35(2): 189-194.
[LI B H, YIN S, LIU P L,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2): 189-194.]
Cited in this article [2]
[2]
曾灿, 刘沛林, 黄柳倩. 景观多样性与异质性视角的传统村落建筑景观破碎化测度. 地理科学, 2023, 43(11): 1973-198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11.010
Abstract
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化景观为对象，在厘清建筑景观破碎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传统村落建筑景观破碎化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8个中国传统村落为例，测度建筑景观自身属性的破碎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从景观多样性来看，各维度景观类型丰富，且相对均匀度指数较高，存在明显或严重破碎化；② 从景观异质性来看，建筑质量、高度、风貌等维度景观异质性指数低；建筑年代景观异质性指数高，时间维度上因异质景观造成的景观破碎程度重。③ 景观类型破碎化程度的高低可揭示传统村落景观特征与区域现代化进程，轻度破碎标志景观类型的完整性与均质性，同时也体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破碎化则体现快速经济发展导致景观类型完整性与均质性的高度破坏。
[ZENG C, LIU P L, HUANG L Q. Measur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11): 1973-1982.]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23.11.010
Cited in this article [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suffered certain impacts in terms of their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tendency to replace older buildings, informal constructions, infrastructure-related construc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have threatened traditional villages, causing the fractur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s. This scenario poses a grave threat to the protection, transmission,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se uniquely Chinese, vernacular, and cultural genes. Borrowing from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natural ecological fragmentation research in landscape ecology, we took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idering the building as a landscape patch, and constructed a measurement system for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s the variation and damage in space or time of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types, combinations and attributes, and there are "self-damaging fragment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ragmentation".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diversity, the study area is rich in landscape types in all dimensions, and the relative evenness index is high, with evident or severe fragmentation.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the index of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in the dimensions of building quality, height, and landscape appearance in the study area is low, with light level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landscapes in the above dimensions. The index of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in building age is high,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landscapes in the time dimension is also high. Generally speaking, except for architectural age,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arising from heterogeneous landscape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ity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s. 4) The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of landscape types can reveal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region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Light fragmentation signals the integrity and homogeneity of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types, also reflecting the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hile high fragmentation reflects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ing to the high levels of deterioration of the integrity and homogeneity of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types. Therefore, effort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uld not blindly pursue low fragmentation, otherwis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restricted. The use of landscape ecology to meas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is on the one hand conducive to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cultural geography,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construct a continuous, homogeneous, diversified and moderately fragmented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3]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 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77-68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05.011
Abstract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LI B H, ZENG C, DOU Y D, et al.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77-687.]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及其研究进展.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86-190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10006
Abstract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前瞻性地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分析传统村落与人居环境研究的热点领域,梳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与重构、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承、生态环境特征与适应以及人居环境更新与营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总结、多学科融合、方法创新以及模式归纳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研究思路。未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应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加强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和方法创新,以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理论体系与建设模式为目标,综合集成三维数字化、遥感与GIS以及数理模型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阶段判别、类型区分、动力机制等。结合经典案例研究,比较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人居要素相互作用机制,探索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提供重要参数。
[LI B H, ZENG C, DOU Y D,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86-190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5]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论坛, 2013, (1): 7-12.
[FENG J C. The dilemma and the way ou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heritage. Folk Culture Forum, 2013, (1): 7-12.]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6]
彭伟文. 一座移民村落对传统的再生与利用: 以广州市沙坑村及其龙狮团为中心. 民俗研究, 2018, (5): 135-146, 160.
[PENG W W. A revival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 by an immigrant village: Taking the lion and dragon dance group in Shakeng village of Guangzhou as a main subject. Folklore Studies, 2018, (5): 135-146, 16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7]
余压芳, 庞梦来, 张桦. 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研究综述.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2): 74-78.
[YU Y F, PANG M L, ZHANG H. Review of the cultural spa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China.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9, 40(12): 74-78.]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8]
孙九霞, 苏静.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43-1354.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364
Abstract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SUN J X, SU J.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343-135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9]
杨立国, 胡雅丽, 吴旭峰,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 以皇都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64-117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504
Abstract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YANG L G, HU Y L, WU X F, et al.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Huangdu villag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164-1177.]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0]
杨立国, 刘沛林. 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度评价体系及实证研究: 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 经济地理, 2017, 37(12): 203-210.
[YANG L G, LIU P L. The inheritance and its evalu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203-21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1]
李伯华, 张浩, 窦银娣, 等. 景观修复与文化塑造: 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与符号构建: 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609-1622.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8.013
Abstract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突显传统村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论文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基于景观符号概念、景观基因理论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其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从多原则多层次识别传统村落整体文化风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归纳、提炼的过程；② 皇都侗文化村分别通过空间编码、景观修复、文化塑造，将其由农耕型传统村落转向文旅融合型传统村落，构建出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景观化、艺术化、生活化、地域化的景观符号，实现对景观符号的情感联系与互动和景观本身的符号化；③ 皇都侗文化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将村民文化自觉、旅游市场需求与政府政策支持等内外驱动力连接至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节点中，实现现代多元生活需求功能与侗民俗文化的融合，推动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LI B H, ZHANG H, DOU Y D, et 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and shaping of culture: Spatial production and symbo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Huangdu Dong cultural village in Tongdao Dong autonomous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8): 1609-1622.]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8.01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vital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highlight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new urbanization. Taking the Huangdu Dong Cultural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landscape symbols by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symbol, the theory of landscape gene, and the framework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andscape genes identify the overall cultural features from multiple principles and multiple levels, and are also the process of induction and extraction of landscape symbol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2) Huangdu Dong Cultural Village has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farming village to a traditional village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ourism through spatial coding, landscape restoration, and shaping of cultural, then constructed landscape symbol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ultiple actors in terms of landscape, art, life, and location to realize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landscape symbols and the symbolization of landscape. 3) The promotional mechanism of touris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Huangdu Dong Cultural Village connect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including resident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urism market demand,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o landscape symbol spatial production, then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multi-life demand functions and Dong folk culture, also promot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landscape symbols. Aiming for the acti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landscape symbol spati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2]
项慧燕, 何峰, 周国华, 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及实证研究: 以湖南省郴州市4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884-89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5.005
Abstract
从系统性和综合性视角来分析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不仅可以为农户可持续生计构建和减缓贫困提供决策支撑，而且有助于理解传统村落空心化和衰落的内在原因，并为激发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动力提供科学决策。论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并结合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的特殊属性，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构建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永兴县板梁村、苏仙区坳上村和桂阳县阳山村4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郴州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不同传统村落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沙洲村处于较高水平，其余3个处于中等水平；② 传统村落中参与旅游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农户，参与旅游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而且还有助于农户理解有关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政策制度，增加农户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农户的文化自信；③ 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匮乏，农户生计策略多样性不足，农户参与旅游意愿不高，政府和旅游企业旅游带动作用较弱等是阻碍郴州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应通过优化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与结构，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旅游，加强政府和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等来提升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
[XIANG H Y, HE F, ZHOU G H,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four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en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5): 884-897.]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5.00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Abstract

Farming households are the main 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ir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ast decad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relevant system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villag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original livelihood system of farmers and a complex and dynamic livelihood system has being form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from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is can not only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farming househol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e hollowing out and declin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LF) proposed by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and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living heritage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from five aspects: Vulnerability background,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transformation, and livelihood outcome, and four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cluding Shazhou Village in Rucheng County, Banliang Village in Yongxing County, Aoshang Village in Suxian District, and Yangshan Village in Guiyang County of Chen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wer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evel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Chen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is at a medium level, and the levels in differen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hazhou Village i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the other three are at a medium level. 2)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evel of farming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tourism.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evel of farming households, but also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3) The shortage of natural and human capitals, the lack of diversity of farm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low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and the weak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tourism are the key factors hinder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Chen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Therefor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evel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should be improved by optimizing the quality and structure of household natural and human capitals, encouraging farm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ourism,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13]
项飙. 临界中的思考. 文化纵横, 2021, (3): 70-79, 158.
[XIANG B. Edge thinking.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2021, (3): 70-79, 158.]
Cited in this article [3]
[14]
LI M R, CAO Y, LI G W. An approach to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linear heritage tourism: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using G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heritage and Parks, 2023, 11(4): 607-62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5]
ZHAO X G, XUE P C, WANG F, et al. How to become one? The modern bond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entralized contiguou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reas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45: 103018,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4.103018.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6]
KATAPIDI I. Heritage policy meets community praxis: Widening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central Gree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1(12): 47-58.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7]
王思雅, 孙九霞. 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的国家话语与地方实践.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124-131.
[WANG S Y, SUN J X. National discourse and local practic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view of rural rejuvenation.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43(5): 124-131.]
Cited in this article [2]
[18]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06
Abstract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YANG F D, DUO Y D, YI Y,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sis: Taking Banli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57-37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19]
朱晓翔. 我国古村落旅游资源及其评价研究. 郑州: 河南大学, 2005.
[ZHU X X. Study on vernacular village and its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in China.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200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0]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3): 425-435.
[XI J C, WANG S K, ZHANG R Y.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 31(3): 425-43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1]
孙九霞. 传统村落: 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 旅游学刊, 2017, 32 (1): 1-3.
[SUN J X.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1-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2]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18-334.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204
Abstract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SUN J X, ZHANG L Y, LUO Y 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18-33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3]
汪瑞霞. 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重塑: 以江南传统村落为中心. 江苏社会科学, 2019, (4): 213-223.
[WANG R X.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nan.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9, (4): 213-22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4]
王淑佳, 孙九霞.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地理学报, 2021, 76(4): 921-93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104010
Abstract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传统村落具有丰富多元的价值,虽然政府与学界进行了大量保护与研究工作,但其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因此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传统村落的长期实地调研,本文提出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间协调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判断矩阵和德尔菲法确定子系统指标权重,并构建详细的数据收集、赋分与标准化方法。为了更好的评价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评估传统村落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类型评价体系。最后,通过测评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中山市10个岭南传统村落,检验该套指标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并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该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推进传统村落、耦合度、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范式,也可以广泛指导与应用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
[WANG S J, SUN J X.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4): 921-938.]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10401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Abstract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endowed with rich and diversified valu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ave implemented lots of programmes on protections and research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refore, it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long-term field surve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two basic attributes of community and heritage is the key to cogn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n it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Delphi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bsyste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subsystem, and applies an expert judgment matrix and the Delphi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ndex weights of the subsystems at all levels, and constructs the systems of data collection, assig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each secondary index.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etermine the criteria for ranking. In order to better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further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10 traditional Lingnan villages in Guangzhou, Foshan and Zhongshan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validity of the index system is verified and further revised. This index system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oupling degre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 but also widely guide and apply to the protection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25]
李连璞. 基于多维属性整合的古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以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13, 28(4): 155-160.
[LI L P.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based on multiattributes: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 Human Geography, 2013, 28(4): 155-16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6]
李维华, 韩红梅. 资源观的演化及全面资源论下的资源定义. 管理科学文摘, 2003, (2): 10-14.
[LI W H, HAN H M. Evolution of resource view and definition of resources under comprehensive resource theory. Digest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3, (2): 10-1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7]
周德群. 资源概念拓展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当代经济科学, 1999, (1): 29-32.
[ZHOU D Q. Resource concept expansion and economic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1999, (1): 29-32.]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8]
芮旸, 罗飞, 王玲, 等. 面向资源转化的中国传统村落分类振兴研究: 基于“人-业-位”要素视角.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1): 87-95.
[RUI Y, LUO F, WANG L, et al. Class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 perspective of "people-industry-location" elements.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1): 87-9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29]
卢松, 张小军, 张业臣.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2018, 38(10): 1690-169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0.013
Abstract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LU S, ZHANG X J, ZHANG Y C.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izhou reg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0): 1690-1698.]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18.10.01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Abstract

Traditional ancient village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rural civilization. Carrying out this stud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The study chose 119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he ancient Huizhou by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ial which has already been relea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ook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wa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were revealed from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which were mainly used by the method of the GIS technology. An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were also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is clustered, obviously in basin, adjacent water as well as the marginal area, and it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at the number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the around is more than the middle. Specifically, Yixian county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highest distribution density, which has formed the main gathering area of the ancient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followed by the ancient Huizhou district and Shexian county has formed a secondary core area of ancient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time point of view, the Song Dynasty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Tang Dynasty are the main period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se two dynasties retained the most ancient villages, and the scope distribute are also the most widely. Finally, the article focu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transport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ancient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showed thos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basin terrain with surrounded landscape, the moved central plains immigrants with all ethnic, the road traffic with less development,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policie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l the very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retention and renewal of the traditional Huizhou villages,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it has already become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at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And in the long run, it is helpful to study the whole distrib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can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ancient Huizhou, and it is also helpful to explor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ancient Huizhou.
[30]
康璟瑶, 章锦河, 胡欢, 等.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7): 839-85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5
Abstract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KANG J Y, ZHANG J H, HU H, et al.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7): 839-85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built before 1980 are the carrier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villages formed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under specif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reflec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other social aspect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disappearing. Protecting these villages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the lis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2555 villag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study. By using GIS technology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and Anselin local Moran’s I,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errain, population, economy, traffic, and urban spatial pattern.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learly vari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and four concentrated areas are found in the Hebei-Shangdong-Henan border area, Anhui-Zhejiang-Jiangxi border area, Guizhou- Guangxi-Hunan border area, and northwest Yunnan; (2) Higher altitude (over 500 m) is conduciv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3) Popula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u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On the one h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low accessibility through transportation provid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an obstacle for protect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5)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traffic development and 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6) Spatially, exist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often located far from the center of cities, or in urban fringe.
[31]
王建设.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 从分立到耦合.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5): 61-64, 69.
[WANG J 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From schism towards coupling.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007, (5): 61-64, 69.]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2]
周雪光, 艾云.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4): 132-150, 223.
[ZHOU X G, AI Y. Multiple logic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 (4): 132-150, 22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3]
黄宗智. 重新思考“第三领域”: 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开放时代, 2019, (3): 12-36, 5.
[HUANG Z Z. Rethinking "the third sphere": The dualistic unity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Open Times, 2019, (3): 12-36, 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4]
金城. 身体—主体·语言·说话主体——梅洛—庞蒂主体观转换的语言之维. 长春: 吉林大学, 2010.
[JIN C. Body-subject·language·speaking subject: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of Merleau-Ponty's main concept conversion.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5]
陈兴贵, 王美. 反思与展望: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研究30年.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2): 114-125.
[CHEN X G, WANG M.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3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38(2): 114-12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6]
王孟图.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再思考: 基于福建屏南古村落发展实践的启示. 民族艺术研究, 2019, 32(6): 145-153.
[WANG M T. 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Rethinking of art's intervention in rural construction: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old village in Pingnan, Fujian. Ethnic Art Studies, 2019, 32(6): 145-153.]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7]
刘少杰, 周骥腾. 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 学习与探索, 2022, (1): 35-45.
[LIU S J, ZHOU J T.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the problem of "rural immobility" i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tudy & Exploration, 2022, (1): 35-4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8]
邱泽奇, 张樹沁, 刘世定, 等.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 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10): 93- 115, 203-204.
[QIU Z Q, ZHANG S Q, LIU S D, et al. From digital divide to dividend dif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capital.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6, (10): 93-115, 203-20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39]
马林青. 基于档案化保护的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建构: 内涵、路径与案例应用. 档案与建设, 2023, (5): 48-51.
[MA L Q.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mor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archival conservation: Connotation, path and case application. Archives & Construction, 2023, (5): 48-51.]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0]
邱泽奇, 黄诗曼. 熟人社会、外部市场和乡村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 社会学研究, 2021, 36(4): 133-158, 228-229.
[QIU Z Q, HUANG S M. Acquaintance society, external market and imitation plus innovation in rural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Sociological Studies, 2021, 36(4): 133-158, 228-229.]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1]
罗安清.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张晓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LUO A Q.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ZHANG X J.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0.]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2]
郭占锋, 田晨曦. 从“村落终结”到“社区再造”: 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践表达: 对陕西省袁家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23, (5): 44-65.
[GUO Z F, TIAN C X. From the "end of villag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of Shaanxi province. China Rural Survey, 2023, (5): 44-65.]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3]
文军, 卢素文. 复合文化网络: 乡村振兴中主体的内生实践逻辑: 基于云南多民族文化集居区的经验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2023, (8): 136-144.
[WEN J, LU S W. Compound cultural network: The endogenous practical logic of subjec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ultiethnic cultural settlements in Yunnan.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3, (8): 136-144.]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44]
刘东峰. 艺术介入乡村振兴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 东岳论丛, 2023, 44(11): 148-156.
[LIU D F.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Dong Yue Tribune, 2023, 44(11): 148-156.]
Cited in this article [1]
PDF(1634 KB)

1997

Accesses

0

Citation

Detail
Sections
Recommende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