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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3 , Vol. 38 >Issue 8: 2097 - 211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811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A case study of rural operation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

  • WU Mao-ying ,
  • ZHANG Mei-qi ,
  • WANG Long-jie
Expand
  •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14

  Revised date: 2023-05-10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4

Fold

Abstract

Boosting the internal impetu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s key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livable, workable,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To this end, existing studies call for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actors within and outside villages. However, most of the studies discuss this issue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which still need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to provide action guide. Addressing the gap,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symbiotic theory and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builds a research framework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ymbiotic unit, symbiotic pattern and symbiotic environment. Taking the "Rural Operation" practice in Lin'an district in Hangzhou as the cas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path and mechanisms of the symbiosis of multiple actors within and outside villages to realize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inds that: (1) Local forces, social forces and government forces constitute the basic symbiotic units, respectively assuming the roles of endogenous power, localized intermediary and platform constructor. (2)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s embedded in a multi-scale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state, market and local spaces. Multiple action logics, includ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logic, market economic logic and local cultural logic, exist in the environment. (3) In terms of the symbiotic pattern, symbiotic units need to build deep and multiple linkages with each other, establish shared values, and construct a governance system wi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o enable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boosting the internal impetu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tic theory.

Key words： symbiosis;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rural oper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U Mao-ying , ZHANG Mei-qi , WANG Long-jie .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A case study of rural operation in Lin'an district, Hangzhou[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8) : 2097 -2116 . DOI: 10.31497/zrzyxb.20230811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乡村地区内生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1,2]，严重阻碍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与中国乡村的高质量发展[3]。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4,5]，乡村内生发展乏力的问题导致乡村发展缺乏自主性和可持续性[6,7]，不仅威胁到现有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更演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短板，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8]。为此，党中央在国家政策层面进行了宏观战略部署，连续七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阐释了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受此指引，学界也从时代内涵[9]、实现逻辑[10]、动力机制[11]等角度对乡村内生发展进行了理论研究，相关议题也成为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热点[6,12]。
乡村发展模式研究由来已久，既有学者从社区参与[13]、内外源动力[14,15]、利益相关者[16]、多元主体参与[17,18]等视角，揭示了乡村发展的动力来源、乡村发展利益协调以及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等问题，积累了一批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虽未明确提及新内生式发展模式（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19]，但其所包含的多主体协同等理念，均与强调联合乡村内外部主体混合动能来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新内生式发展模式不谋而合。不过，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是包含发展主体、产业模式、利益分配与治理机制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前述研究尚未系统性地论述其内涵及实现路径[20]。目前，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现有研究，主要论证了新内生式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契合关系[9]、为乡村振兴带来的模式创新[6,21]等价值理念议题，少数研究则归纳了乡村实现新内生发展所需要的“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11]等实践路径。这些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情境对新内生式发展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拓展[6]。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将新内生式发展看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发展思路[20]，即便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其实践路径但也都是相对宏观且碎片化的[19]，致使新内生式发展模式仍然难以落地推进，亟需系统性的行动框架指引。
共生（symbiosis）是不同类型的主体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状态[22,23]，它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所强调的“上下联动、内外共生”价值理念相契合[11]，同时又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等具体内容，有望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落地推进提供系统性指引。不过，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产业共生[24]、区域共生[25]、组织共生[26]等情境，鲜少关注乡村情境下内外部多元主体的共生问题[22]。并且在剖析共生单元时，现有研究倾向于列举行动主体的构成成员，如政府部门、游客、村民等[22,27]，但这些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共生单元的底层逻辑尚未明晰；在剖析共生环境时，现有研究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共生关系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22]，停留在内容构成或特征层面的简单归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共生环境对相关主体行动方式的塑造及对其行动逻辑的影响；在分析共生模式时，现有研究倾向于从事后角度来划分出对称互惠、非对称互惠等共生状态[22]，或是根据组织化程度，划分出点状共生、间歇共生和连续共生等共生形态[27]，并未揭示形成共生关系的具体行动。概言之，共生视角下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内在机制尚不清晰，亟需通过实证研究来提炼其内在逻辑、细化其实施路径。
鉴于此，本文将在论证新内生式发展模式与共生理论契合性的基础上，将二者进行整合，进而从共生视角提出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随后，以杭州市临安区的乡村运营实践为案例，选取临安区H村、L景区（由三个村合并为景区）这两个典型案例地为研究对象，进行多元数据收集与资料分析。通过案例研究[28]，拟归纳乡村多元主体建立维系共生关系、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路径，并提炼其内在机制，从而为引导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共生视角下的乡村新内生式发展

1.1 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理念的整合

乡村发展模式是地理学界方兴未艾的研究议题[8]，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乡村发展所嵌入的宏观背景[29,30]、发展动力[31⇓-33]和体制机制[34]等问题。在宏观背景方面，刘彦随[30]提出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按照“自下而上”的路径来有效联合乡村、农户和小微企业，形成城乡融合体；龙花楼等[29]则基于城乡关系转型，建构了乡村重构的内涵、逻辑，以及空间、经济、社会等三维度重构的实现路径。在发展动力方面，杨忍[35]基于淘宝村案例，揭示了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等内外源主体聚合联结、推动乡村社会空间关系转变的逻辑和路径；魏超等[32]以大城市边缘的乡村为例，分析了乡村在涉农政策等外源力、交通区位和文化本底等场域力以及能人带动等内聚力的三维力量作用下，乡村旅游产业引导乡村转型发展的模式经验。在体制机制方面，孙九霞等[13]提出“社区参与”理念，认为应该充分考虑村民等内源主体的意见和需求，以促成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杨兴柱等[36]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内核，探讨了政府、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这些思想是对以往过于强调“自上而下”、资本下乡与民争利等模式的系统性反思[37]。
上述研究中的内外源力量、多元主体等思想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高度契合，即在认识到乡村社会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场域基础上[29,33,38]，主张通过乡村内外部混合动力来实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这些研究尚未系统性地论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主体构成、协作模式及其动态过程。聚焦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现有研究从理念启示、乡村发展规划、乡村区域联动等视角探讨了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10]，但总体而言，学界对新内生发展模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种发展理念或价值取向。少数研究虽提出了新内生式发展的实践路径，但所提出的大多是“增强文化认同”“参与—反馈—响应”等宏大的路径[11]，致使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落地实践难以推进，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的指引。
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是一种包含多元主体构成、协作模式、利益分配、治理机制等多维内容的系统性发展理念[11]，而共生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相互联系、均获收益、和谐互促的关系状态[22,25]，两者理念高度契合；且共生理论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框架体系[25]，具有为新内生发展模式的落地实践提供框架性指引的潜力。“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研究，描述“不同种属的生物按照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状态[22]。相关研究最初以有机体的共生现象为主，后来共生思想渗透到社会领域，演变成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视角[39]。共生思想一直潜藏在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杨兴柱等[36]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杨忍[35]提出的“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利益联结、孙九霞等[9]指出的乡村旅游在地性聚合内外部主体并推动乡村振兴，及其提出的“旅游共同体”[40]等理念，均是共生理论中多元主体协调共利等意涵的情境化阐释。在共生理论三要素中，共生单元是建立和维系共生关系的行动主体，隐含着多个行动主体共同协作的意涵，这也与新内生式发展所强调的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合作共促的理念相契合[22,27]；共生环境是指行动主体相互作用所依存的物质文化背景，牵涉到多个尺度层面和各类环境政策要素[25]，暗合了新内生式发展对乡村作为开放性、关系性场域的认识[10]；共生模式是建立和维系共生关系的具体路径，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所强调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相契合[6,27]。
鉴于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在情境开放性、行动主体多元协作性、价值导向互惠性等方面较为契合[22,41]，同时共生理论能够为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具体落地提供系统性行动框架指引，本文将二者进行整合，以此为下文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1.2 共生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分析框架

如前文所述，从共生视角来审视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具有可行性，但还需要结合乡村情境，细化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的具体内容，以推进共生框架的具体落地。为此，本文将立足乡村发展情境，细化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的内涵，进而构建共生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
共生单元对应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多元行动主体。厘清乡村发展情境下共生单元的具体构成，是分析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前提基础[26]。现有的共生研究，大多关注区域共生、城乡关系共生等领域，对应地将共生单元理解为区域内的各个城市[25]、城市和乡村地区[42]等，显示出学界对共生单元理解的泛化。也有少部分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情境，将共生单元理解为农民、乡贤、乡村精英、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等[22]参与乡村建设发展的行动主体。然而，不同行动主体并非自然而然就能成为共生单元。只有那些在属性和特质上兼容且匹配的主体才具有形成共生关系的可能。特别是，村民等内部主体多为“小、散、弱”农户[11]，其个体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难以成为有力的共生单元。如何将农民个体组织起来，是推行共生式新内生发展的关键。为此，仍需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来明确路径。
共生环境是承载多元主体行动的物质文化环境，起到支撑、维系或约束共生关系的作用[26,43]。关注区域共生或产业共生等情境的共生研究将共生环境理解为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宏观背景[44]。这些研究虽然详细刻画了多元主体所嵌入的环境和背景，但总体而言仅列举了环境要素的构成，并未揭示共生环境如何支撑或影响共生关系。事实上，共生环境支撑或抑制着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换言之，共生环境发挥着类似于“地理情境（geographical context）”的作用[2,45]，它不仅承载着共生单元的关系维系，更形塑着共生单元的认知方式、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34]。因此，揭示共生环境如何形塑共生单元的行为方式是分析共生关系的关键。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衔接的过渡阶段[4]，国家帮扶型乡村发展政策逐渐让位于乡村自主发展型政策[11]。这一环境变迁如何重塑共生环境，又将如何影响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还需进一步解答。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方式与手段[26]，是多元主体“做什么”“如何做”的内容，是运用共生理念来落实推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步骤。现有研究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区域共生或产业共生情境，提出了市场调节、政府推动、民间组织补充等共生模式[44]。少部分研究聚焦于乡村发展情境，提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等共生模式[22]。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从权力对称状态或是组织形态来总结共生模式，但实质上是对结果状态的描述，而非“如何做”的行动性方案。组织生态学者Thomas等[43]将共生模式维度划分为“成员关系、共享价值、治理机制”三部分内容[26]。这三个维度是“如何做”的行动方案性的内容，可以为落实推进共生理念下的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提供行动指引。本文在此框架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情境，来细化共生理念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内容。
据此，本文在整合共生理论和新内生式发展理念的基础上，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个维度（图1），来构建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建立维系共生关系、践行新内生式发展理念的分析框架，以期通过案例研究，明确框架具体内容，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提供系统性实践方案。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Fig. 1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临安区乡村特色和生态资源十分丰富，曾获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等。2017年，针对乡村美丽无产业、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临安区首次提出“村落景区市场化运营”模式（简称“乡村运营”），强调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乡村整村化运营。所谓乡村运营，是指在临安区政府的组织下，运营商与村委双向考察，“看对眼”后成功“结对”；运营商扎根乡村、组建村落景区运营公司，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吸引外部投资、动员村民主体力量等方式，系统化地打造开放式乡村旅游目的地（即“村落景区”）。截至2022年，临安区乡村运营共招引投资额5.5亿元，带动村集体增收8930万元、村民增收2820万元，实现旅游收入7.1亿元。
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既密切联结乡村本土力量，又有效链接外部市场力量，构建了多元主体密切合作、共生共赢的互动场域，是多元主体共生促进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选取杭州市临安区的乡村运营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旨在解决“为什么”（how）问题[28]，探索多主体如何形成共生关系以协同促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理论抽样方法选择具体案例地[46]，选定临安区的H村和L景区作为具体的研究案例地（表1）。L景区距离杭州主城区约60 km，由连片的SM、LS和DS三个行政村组成，面积55 km2，农户1237户，人口约4000人。L景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同时拥有包括明清古建筑群在内的历史人文遗迹。2016年，地方乡贤开始投资建设L景区，并于2017年转型为运营商对L景区进行系统性、日常性运营。目前，L景区获得包括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内的众多荣誉，乡村旅游卓有成效。而H村地处杭州西郊、径山南坡，一头直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紧邻城市新中心；另一头接通江南禅院径山寺，具有“南科北禅”的优势区位。同时，H村拥有茶山、竹田、果园、酒厂等众多田地物产，共有农户603户，人口约1800人。2020年，H村引入乡村运营实践，并于2022年通过政府组织的年度考核；乡村运营初现成果。
表1 案例地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tudied villages

H村 L景区（SM、LS、DS三村组成）
乡村运营签约时间 2021年3月 2017年9月
村落景区特色主题 “觅径H村，智慧谜宫” “L秘境”
村落景区所处阶段 初见成效期 茁壮发展期
村落景区已有业态 民宿与农家乐，“一桌菜”餐饮，户外露营地，乡村咖啡馆，养生膳食馆，径山禅米等16个业态 民宿农家乐，匠人体验馆（如民俗体验馆、茶馆、麻糍坊等），种植采摘基地（包括高山蔬菜、菊花、野茶等种植基地），农特民俗产品
乡村运营团队成员 3人组成的运营团队；团队成员拥有建筑设计、旅游规划、民宿经营、商业地产运作等经验 由具有多名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专业人员的传媒公司担任乡村运营商
股份构成情况 村集体占20%，运营商占80% 三村村集体占10%，运营商占90%
村落景区运营模式 采用市场思维与手段，牵头整村性业态规划，系统化产品设计，对外招商引资及多维度日常运营 牵头进行整村性、系统化和多维度运营；作为投资商直接参与项目投资、规划与建设

注：资料来源于《临安乡村运营资料汇编（第二版）》（2022年）和作者调研走访记录。

这两个案例地既典型又存在差异。这两个村落景区忠实地遵循了乡村运营模式，且已通过年度考核验收，整村化经营初见成效，均是通过共生模式来践行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典型案例，并且成效显著、模式新颖。这契合了研究目的以及案例一致性的原则[47,48]。另一方面，两个案例地具有一定差异性。两个案例地在发展阶段、团队特征、合作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探索共生关系建立与维系的可能路径，扩宽理论构建视野，保证研究结论信度。

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综合采用深度访谈、现场观察与二手数据等数据收集方式，以实现三角验证。研究团队于2020年7月开始接触临安乡村运营实践。2022年5月至2023年1月，研究团队再次前往临安区镇两级政府、H村和L景区进行7次深度调研。（1）深度访谈（表2）。对临安区文旅局分管乡村运营官员、村落景区所在镇街道分管乡村运营官员、村落景区运营团队成员、村干部、村民等参与乡村运营的多元主体进行多轮访谈。访谈前，研究团队积极与受访者建立良好信任关系。访谈过程中，研究团队首先邀请受访者结合关键事件讲述乡村运营的背景、历程与效果，以及不同主体参与乡村运营的角色与职责；基于受访者回应，多次往复追问运营实践的具体细节，并邀请受访者自由分享对于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运营实践的理解与评价。访谈结束后，研究团队及时整理、反思访谈记录，标注关键细节以备与其他受访者确认。（2）现场观察。通过体验村落景区旅游产品、参与中新社举办的“乡村运营体验师”活动并直接与本地村民互动、旁观临安区文旅局与运营团队的月度例会，深入观察政府、运营商、村委会、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撰写调研笔记与备忘录。（3）二手数据收集。汇总梳理文本档案、网络公开新闻报道、自媒体材料等二手数据。多元数据来源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保证案例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表2 访谈者信息

Table 2 The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编号 身份 性别 时长/分钟 访谈重点
G01 临安区文旅局副局长 男 490 1. 开展乡村运营的背景、历程、现状与效果2. 乡村运营的理念与模式设计3.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运营的关系与角色4. 推进乡村运营的未来计划
G02 临安区文旅局乡村运营工作组成员 男 270
G03 H村所属街道负责乡村运营领导 女 58
G04 H村所属街道负责乡村运营工作人员 女 130
O01 H村运营团队成员（负责运营） 男 190 1. 投身乡村运营的背景与原因2. 推进乡村运营的工作内容、实施过程、运营效果与未来计划3. 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合作模式4. 对乡村运营模式的理解与评价
O02 H村运营团队成员（负责推广） 男 52
O03 L景区运营团队负责人 女 100
O04 L景区运营团队工作人员 女 92
C01 H村村委会书记 男 55 1. 村庄引入乡村运营的背景、历程、现状与 效果2. 参与乡村运营的意向与（若已投身乡村文旅产业）角色定位3. 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看法4. 对乡村运营的总体理解与评价
C02 H村当地村民、“一桌菜”厨娘 女 C02~C04总计时长115
C03 H村当地村民、农家乐创业者 女
C04 H村当地村民、返乡创业青年 女
C05 L景区当地村民（SM村）、员工 女 C05~C11总计时长187
C06 L景区当地村民（LS村）、员工 女
C07 L景区当地村民（SM村）、员工 女
C08 L景区当地村民（SM村）、员工、前村干部 男
C09 L景区外乡员工 女
C10 L景区当地村民（LS村）、兼职员工 女
C11 L景区当地村民（DS村） 男

注：访谈时长单位为分钟；访谈时间为2022年5月至2023年1月。

数据分析包含案例内分析和案例间分析两个阶段[49]。在案例内分析阶段，研究者首先梳理每个村落景区的运营历史，编写关键事件时间表；在充分了解历史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单案例内主题分析。接着，研究者开展案例间分析，在案例间的横向对比与纵向比照中提炼共性要素，在不断与资料数据和已有文献的对话中归纳理论模式。

3 案例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在两案例地中，运营商、村级组织、村民和政府之间经历长期互动，已建立起相互依赖、共荣共存的共生关系。两个案例地中多主体形成共生关系的实践过程见图2、图3。
图2 L景区多主体共生推进新内生式发展过程

Fig. 2 The processes of multiple actors' buildi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promoting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L destination

图3 H村多主体共生推进新内生式发展过程

Fig. 3 The processes of multiple actors' buildi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promoting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H village

3.1 L景区内外部多元主体共生推进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

前期结对阶段。L景区是最早一批开展乡村运营的村落景区：先是乡贤O03认识到乡村发展机遇、并于2016年返乡投资，主要开发农产品、经营民宿；随后在2017年5月，临安区开始面向社会招募乡村运营商。因O03对故土的浓厚情结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顺理成章”成为L景区的首批乡村运营商。乡贤O03依托自己的J公司（临安区某传媒公司）与L景区的三家村集体签约运营，以J公司占股90%、三村村集体占股10%的比例成立“村落景区运营公司”。
早期合作阶段。签约运营协议后，运营商通过村集体来统一流转村内古民居和闲置资产，并在尊重村集体意见的基础上，依照乡村文化肌理，开始探索L景区的规划建设、发展相关业态。最初的模式比较单一：“主要通过‘一锤子买卖’的方式，也就是给他们固定的汇报，来流转他们的房屋和固定资产（如停车场）”（O03）。这一时期，乡村运营商还负责帮助和引导当地村民参与农文旅经营，包括：其一，通过文创设计和品牌打造来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正如政府官员G01提到的，“运营商鼓励村民制作生产当地的（辣椒）酱，并负责包装设计、推广营销，助力土特产转变为旅游商品”（G01）。其二，运营商打造节事节庆活动，为L景区拓展客源。“我们一年四季共组织二十多场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进来……我们运营商只提供300多床位，村民有6000多个床位，这样可以将大部分游客留在村民的农家乐里面”（O03）。其三，运营商吸纳本地村民作为景区员工，注重培育村民的服务技能与意识。例如，运营商雇佣会制作特色年糕的老年员工，并向游客展示食物制作技艺、传统文化，村民反馈道：“我们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就在这里上班多好。否则退休后在家里玩也无聊”（C05）。此外，运营商还积极与乡村外部的科教文体组织合作举办活动。
除运营商外，乡村基层组织、本地村民也是L景区开展乡村运营的重要主体。起初，村委会负责与众多村民沟通，并牵头村集体流转村民闲置资产，进而租赁给运营商。不过，部分村干部、村民对运营商的行为抱有怀疑态度，一定程度上阻挠了早期的乡村运营实践。随着乡村运营的逐步深入，以及外来游客的进入，村民发现可以作为“房东”“员工”“创业者”等角色参与其中，对乡村运营的信心也极大增强。这进一步吸引了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就业、创业，吸引乡贤回乡投资，甚至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几年里，L景区三村吸引了新村民52人、返乡青年逾120位。
当地政府部门也是L景区实行乡村运营的重要助力。随着乡村运营成效的显现，政府部门逐步加大公共交通投资、公共厕所建设，以及整治房屋外立面。此外，政府部门不断完善乡村运营的工作机制、运营规范，例如发布了系列性的行动指南来规范乡村运营的招商引资、利益分配、运营考核等各个环节，使得乡村运营模式在临安全区逐步推广。
合作深化阶段。截至2022年，L景区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国家级3A景区”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三村村集体收入逐年递增，从2018年的180万元增至2022年的740万元。随着乡村运营成效的不断释放，村集体逐渐意识到，运营商租赁闲置资产的“一锤子买卖”使得乡村运营受益的大头流向了运营商，为村集体的收益分配不均埋下了冲突隐患。为保障村落景区的长期发展及多方主体的共富共享，运营商及时推进合作模式调整，开展“村集体—运营商”的合作模式改革，深化运营商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具体是通过调整村集体与运营商的入股份额：三村村集体以山林土地入股，占比20%；J团队以资金资产入股，占比80%；这得到区文旅局的大力支持。

3.2 H村内外部多元主体共生推进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

前期结对阶段。2020年底，H村在临安区文旅局的组织下，与运营团队S进行双向考察、结对。这一时期，临安区政府、H村所在的街道政府主要开展两项工作：一是搭建平台，两级政府共同主办“乡村运营师”招引新闻发布会，带领辖区内村庄面向社会招募专业运营团队；二是理念动员，推进乡村运营，必须先改造村集体的思想理念，为此，两级政府定期召开工作例会、组织考察学习，以此从思想理念层面来动员村委干部。2021年3月，S团队与H村正式签约，两方以股份合作模式成立村落景区运营公司（简称“合资公司”），其中S团队投入67万入股（占股80%）、H村集体以土地资产入股（占股20%）。
早期合作阶段。2021年3月，运营团队S入驻H村后，主要开展如下工作：（1）与村干部、乡贤共同谋划乡村发展和社区治理的方案。S团队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把乡村的经济发展、村庄治理、闲置资产盘活、村民内生动力激活等几个要点，串联起来成为乡村运营的工作面……我们就是负责出主意”（O01）。（2）链接外来投资商与村集体。S团队整合闲置农房、村集体土地等闲置资源，以此招引外来投资商，同时凭借自身嵌入乡村本土的优势，为外来投资商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方案。在此过程中，运营团队创新了三方合作机制：由外来投资商和乡村运营合资公司建立新的“合作公司”。其中，外来投资商投入资金，负责具体项目投资和运营；乡村运营合资公司为外来投资商提供乡村旅游吸引物，或投入一定资金，并负责从中斡旋；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分利。这一创新机制有助于协调运营团队、村集体、外来投资商的利益分配。（3）以示范项目营造乡村创业氛围，动员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例如，S团队在H村打造了“乡村厨娘队”（12人），提升乡村妇女的从业热情。“H村乡村厨娘这批人的转变，我看了都很激动，整个人就激奋起来了，她们原来真的不太有什么事干的”（G01）。
H村村委在乡村运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H村村支书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资源。为此，他积极向上级政府部门争取建设经费、土地指标等政策倾斜；同时，H村委主动协调沟通村土地流转、农产品收购等工作。除此之外，H村村支书还发挥自己的圈层资源，与外部企业协作，为乡村导入广泛的社会资源。H村村民观望乡村运营工作，也有部分村民向运营团队租赁或委托代管自己的闲置物业，更有少数村民开始试水乡村旅游产业：“C02在运营商建造的会客厅中负责为客人烧菜，获得了一定经验和收益后，还装修了家里、计划开办餐厅”（田野笔记）。
在发挥政策引导指导作用的同时，区、街道两级政府持续为H村乡村运营提供软硬件支持：（1）保障要素投入，包括提供业态补助，建设基础公共设施等；（2）提供配套服务，包括引入专家支持、拓宽推广渠道等。
成果落地阶段。2022年8月前后，H村招引的项目陆续落地或开工建设。随着社区参与意愿提高，S团队加强对当地村民的创业扶持，在地陪伴式地培育村民的经营能力。村民反馈道：“我办农家乐很多东西都不懂，都要问小X（运营团队成员）他们”（C03）。S团队还计划推动不同经营主体的协同合作，这得到了大多投资商的认可：“我觉得和露营地配备起来…路也通了的话，咖啡厅客源也还好”（C04）。村委会继续协同S团队推进运营工作；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逐步提高。随着项目落地，村集体的收益途径也愈发多元，包括合资公司分润、村集体土地流转收入和村集体农产品出售等，其收入从2020年的21.85万元提升到2022年的63.2万元。此外，经过一年运营，政府对H村乡村运营情况进行考核，并在验收通过后发放奖励。

3.3 L景区与H村内外多元主体共生推进新内生式发展路径的异同

总体上，L景区与H村皆以“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村落景区市场化运营”方式推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在此过程，政府、运营商、村级组织和个体村民缺一不可。他们具有不同行动逻辑，但都为了推进乡村运营而协同合作、相互赋能，并在系列制度创新的加持下，结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助推村庄走向振兴。本文将结合共生理论，提炼两个案例地的实践共性，详细剖析两案例地多元主体结成共生关系以推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
L景区与H村的运营实践也存在部分差异：（1）具体运营方式。J公司以“重资产”方式直接推进L景区的投资开发与项目运营，较少对外招商引资；但他们也积极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交流，以链接更多外部资源、拓宽景区发展空间。而S团队则采用业态规划、招商引资、资源整合等“轻资产”方式下乡，这对他们创新商业模式、整合城乡资源、平衡多方需求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2）利益联结模式。J公司与L景区早期采用传统租赁合作模式，但这种“一锤子买卖”让双方陷入非对称互惠关系，驱动后期的合作模式转型。而S团队则创新三方合作机制，捆绑多方主体利益，使行动主体之间呈对称互惠关系，助力合作关系长效稳定。（3）运营商与村社关系。J公司负责人O03是本地乡贤，其长期积累的本土人脉有利于其运用“乡土逻辑”直接与村干部、村民沟通协调，从而提高调用本地资源的效率。然而部分村干部、村民的不理解、反对态度仍然阻碍J公司早期的运营实践。而作为外来运营商，S团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沉浸于乡村社区、与村干部和乡贤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方能取得本地村民信任，从而顺畅推进运营实践。在此过程，H村村干部对乡村运营的理解与支持帮助S团队有序开展运营工作。融合两案例地的实践差异，本文将全面地剖析多元主体结成共生关系的内在机制。

4 案例区乡村多元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

基于过程梳理，本文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的三维框架出发，对H村和L景区的共生案例进行剖析与阐释，归纳多主体共生关系形成并促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图4）。
图4 乡村多元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

Fig. 4 The mechanism of multiple actor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o realize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4.1 “本土—社会—政府”三力合一的共生单元分析

乡村内外部多元主体共生共赢、协同行动，是乡村以共生模式实践新内生式发展的核心特征与必要途径。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运营商、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个体村民构成了乡村内外部的多元行动主体。这些行动主体嵌入在城乡交互的复杂网络中，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又密切协作，共同推动乡村社区在开放性场域中实现地方价值最大化。从共生视角来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可以将上述四方行动主体凝结为本土力量（包括村级组织和村民）、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三股发展力量，这三股力量是密切联系、共生互促、推进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共生单元。
新内生式发展的根本旨归在于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换言之，乡村社区既是发展的客体对象，也是发展的主体动力。在乡村运营中，个体村民拥有乡村物质资源，传承乡村本土文化。他们不仅通过使用或出租闲置物业参与乡村运营，也通过技能展示、文化传播、就业创业等途径提供最独特的旅游供给，为乡村发展创造不可或缺的价值。个体村民是最为基本的乡村内生动力来源，但“原子化”“松散化”特征明显，需要通过组织化来整合力量，如此才能纳入发展进程中。为此，乡村基层组织（如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起到了联结村民个体力量的关键枢纽作用。村级组织从集体利益出发，团结村民意志，整合社区资产，对接外界资源。可以说，包括个体村民和村级组织在内的本土力量是最为直接、持续驱动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内生动力源”。
本土力量无疑是乡村发展的直接动力与根本落脚点。但出于人口外流、村级组织能力欠缺等原因，乡村往往面临动能不足困境。于此背景，“运营商”、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日益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在乡村运营中，运营商对激发乡村发展动力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运营商与村级组织结成伙伴关系，根植地方文化网络，挖掘整合优势资源，培育壮大当地市场，提振本土发展信心，促进原乡人才回流乡村，推动在乡村民社区参与。他们通过与乡村社区密切协作的方式深度嵌入社区，协同村级组织培育内生动力，并以此提高乡村组织化水平。另一方面，运营商连接广阔的外部空间，依靠已有网络为乡村导入资源、信息和机会，也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打破乡村边界，推进城乡空间互融，重塑乡村发展格局。由此，通过赋能社区发展、引入现代化力量，社会力量成为推进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在地化中介”。
政府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能通过统一领导和行政命令有效推进地方开发规划。但在新内生式发展“以社区为本”的价值取向下，政府“直接干预者”的身份亟需转变。在乡村运营中，不同于扶贫阶段中“自上而下”的项目扶持式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更多是理顺底层逻辑、建构顶层设计，以此横向地联合社会力量与本土力量；同时通过支持性的要素投入和辅助性的配套服务，维系社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下放至本土社区与社会组织，转而承担“引导者”“协调者”“监管者”角色，为地方自主性发展创造弹性空间。可以说，在推动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共生系统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平台搭建者”角色。

4.2 “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分析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上述共生单元所栖居的共生环境牵涉到国家、市场与地方等多尺度资源要素，成为影响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环境特征。分析其影响共生单元行动的方式和机理，是深刻理解共生环境的关键。
国家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为乡村推进新内生式发展模式奠定了总体基调，同时为乡村总体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具体而言，从扶贫攻坚向振兴发展的政策体系转换过程中，以往“政策补贴式”“国家帮扶式”等外生式发展模式逐渐退出乡村舞台，而挖掘乡村当地居民的自主性、提升其发展技能和动能则成为新时代的主流话语。临安区相关政府部门及时响应这一转变，创造性地提出乡村运营这一发展模式，以基层政策创新来具体落实乡村振兴发展的总体要求、打破了乡村固有的封闭性和传统边界、有助于提升居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从国家战略指引到基层政策创新，临安区乡村运营工作构筑了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整体氛围和模式，并以开放、积极、包容的政策环境呈现给社会公众，既有效吸引了社会力量的介入，同时也为这一工作的纵深推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上述国家政策的转变隐含着对市场环境的日益重视，而这在乡村运营商等社会力量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政策所构建的宏观环境下，社会力量受到市场规则、经济利益、社会声望等因素的驱动，参与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事业中。临安区乡村运营商正是预期到参与乡村建设给其带来的收益，才以产品设计、乡村策划、营销推广、招商引资等商业手段参与乡村运营，这也促使乡村的市场环境逐步规范和完善，同时也能与乡村外部更广泛的市场建立起联系，为运用市场思维来解决乡村发展问题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当然，乡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乡村发展早期，各种经济制度、市场规范、定价策略等市场运营规则尚不清晰，运营商需要以“社会创业”“制度创业”等方式来培育市场力量。
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环境还是市场环境，其最终都会落实到乡村这一具体微观情境，亦即乡村的地方文化环境始终是构成共生环境的关键一环。一方面，乡村运营需要依赖于乡村的自然景观、地方风貌等基础设施，这不可避免地与乡村当地的居民产生联系，需要尊重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使用方式和惯习。另一方面，乡村居民世代居住于乡村这一场域，对乡村的发展方向、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注，并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人情关系、情感联结、地方认同等，影响着他们对于外来群体的看法和对乡村发展事务的参与。特别是在乡村运营这一牵涉到乡村整体发展方向的事务上，村民等行动主体对于乡村运营的认知判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们固有价值导向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地方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影响着乡村外部群体与内部群体的互动过程和共生关系的建立。
在“国家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环境—地方文化环境”等多尺度环境因素的交织下，乡村运营的多方行动主体被卷入到多重行动逻辑中，面临着多种行动方式的潜在冲突与协商。例如，临安区政府部门需要落实国家对于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部署，但在由“国家帮扶”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仅需要争取乡村运营的政治合法性，而且需要尊重乡村运营商等市场主体和乡村本土力量主体，用经济效益等吸引这两类主体，从而激活他们参与乡村运营的动力。运营商参与乡村运营的重要目的在于谋取经济收益，但乡村运营的嵌入性使得他们不可能毫无节制、最大化地攫取经济价值，而是必须“让利”给当地村民和村级组织，否则会引起地方本土力量的抵制和不合作，变相地阻碍乡村运营、阻碍经济发展。正是因为乡村运营处于多尺度交织的共生环境中，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面临着多重行动逻辑的冲突与协商，才使得建立稳定、长效的共生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分析共生模式的实现路径则成为解析共生视角下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关键议题。

4.3 “关系—价值—治理”三维一体的共生模式分析

乡村运营涉及多元行动主体，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共生模式、提升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认为：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需要在互补、互利、互能等层面实现深度联结，建立起“以乡村社区为本”的共享价值理念，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衔接互动，来持续深化共生关系。
个体的共生单元在角色、资源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局限性，需要在彼此之间建立互补、互利、互能的深度关系联结，才能够实现共生单元的深度绑定、促进共生关系的持续深化。（1）共生单元在能力与资源方面具有差异性，需要强化互补关系来弥合差异性、拓展合作空间。在乡村运营中，政府具有投资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但缺少深入培育单个村庄发展的精力；运营商拥有招商引资和营销策划等专业能力，但无法确保大规模项目的资金投入；村级组织和村民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但缺乏振兴乡村的知识与能力。多方力量间存在的专业差异，推动他们出于互补需求而相互吸引和结对。（2）获取经济收益是多元行动主体参与乡村运营的重要动机，而建立互利关系是实现利益共享和均衡的重要手段。为此，各方利益诉求嵌入于合作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过程，以此促进多方力量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结成以长期利益为基础的稳定关系。需强调的是，无论是H村的三方合作模式，还是L景区谋求的合作转型，都反映了将村集体、村民纳入利益分配主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实践表明，乡村基层组织是新内生式发展的本土窗口，也是富民强村的关键源泉。让乡村集体经济“富起来”，有利于保证本土力量在乡村发展中的话语权、参与权和受益权。（3）单个共生单元的能力、能量有限，需要相互支持协作来协同使能。为此，在乡村运营中，多方力量不仅承担各自的角色职责，还在彼此合作中赋能、使能其他参与主体，提高共同参与能力。例如，运营商在政府的“授权”下，获得资源调度空间；政府因而减少投入损耗，有助于专注提升其精准服务能力。在运营商与政府的支持与指引下，村集体（村委会牵头）与村民的经营能力得以提升，发展观念得以革新，社区参与能力得到有效的培育和提高。乡村从外部赋能走向自我赋能，这正是新内生式发展的核心目标。可以说，互能关系提升多方力量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有助于合作共生关系的建立与持续深化。
建立共享的价值观念是推进共生关系建立和维系的重要保障，集体认同和行动共识是其具体内容。集体认同强调尽管不同力量的组织身份不同，由此带来的利益诉求也有所偏差；但是他们都具有超越单一组织和个体，着眼于村庄整体发展的共同愿景、共同目标和共同信念。而这正是新内生式发展“以社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这种对共同事业的集体认同赋予多元主体的行动以意义，防止多重逻辑冲突导致的使命漂移，让他们的共生模式从单纯的互利合作转变为更具韧性的共同体关系。在本文两个案例中，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的代表成员都表示对赋能乡村运营、促进乡村振兴的高度价值认同。尤其是社会力量，他们展现了对乡村工作的高度热情与责任，拥有深厚的乡土情怀。正如L景区运营团队负责人所言，“因为有感情我才会投入这么多。如果单单考虑盈利、赚钱，我不会来做乡村运营”（O03）。行动共识则指多元力量对振兴乡村的行动策略具有清晰认知与共同理解，从而达成一致的行动步调。对于新内生式发展来说，多元主体尤其需要凝结依靠内外力量联动而非依赖外部资本输入、引入市场机制激励而非接受社会福利资助的行动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内生式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例如，H村村支书对“市场化运营”理念的接受程度较高，给予驻村运营商充分支持，让运营商工作顺利开展；然而，L景区部分村干部在运营早期的不解和反对态度，给运营商工作带来一定阻碍。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衔接互动是协调共生单元互动、维持共生合作关系的关键手段。H村的三方合作机制、临安区文旅局出台的系列规章等正式制度，不仅规范了各方行为，而且明确各方利益，符合市场化原则。随着乡村运营的推进，正式制度安排也动态跟进和调整，例如，L景区在合作深化阶段谋求运营商和村集体合作模式及具体内容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新内生式发展实践深刻地嵌入于乡土环境，信任、人情、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维系共生关系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H村运营商提及“（资金监管）大头是没问题的，小头需要靠信任”（O01），这种信任来源于运营商在驻村过程中与村民、村干部等群体的紧密互动；L景区运营团队负责人由于亲缘关系嵌入本地，表示不可能仅以逐利作为投资运营目标，而是更多地兼顾与村集体、村民的利益共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共生关系治理中协调配合：正式制度有助于确定各共生单元的边界与跨边界活动的规则；而非正式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让共生单元拥有、并在持续互动中增进对彼此意图与行为的认知和理解。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共生视角下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为例，剖析其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提炼乡村多元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结论如下：
（1）以共生框架来推进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需要本土力量、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其关键在于联合个体村民的力量、实现个体村民的组织化。增强乡村本土力量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是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旨归，但“个体化”“原子化”的村民并不会自动地成为共生单元，需要借助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等乡村基层组织来联合个体村民，从而有组织地对接社会力量、政府力量等外部力量。在得到有效组织化之后，本土力量转变成为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潜能，但其初始动能仍然不足；乡村运营商等社会力量则需要扎根乡土、嵌入乡村社区，以此协助村级组织来培育乡村本土力量，并负责导入外部资源、链接市场，从而赋予乡村发展的初始动能和加速度。进一步地，政府力量因势利导，通过顶层设计和理顺底层逻辑，协调和增进乡村本土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共生关系，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搭建了共生互促的平台。
（2）以共生框架来推进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需要密切关注“国家—市场—地方”这一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并厘清其中的多重行动逻辑，以此安排各共生单元的行为方案。进入到乡村振兴阶段，国家日渐强调按照“市场主导”的方式来增强乡村自发的、自主的内生发展动能，以此取代以往的“政策补贴式”“国家帮扶式”外生发展模式，这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乡村运营的合法性与总体基调，并鼓舞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运营的热情与信心。不过，任何宏观层面的战略部署或是市场构建，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乡村情境，因而乡村地方文化情境成为共生环境不可或缺的内容。乡村的地方文化情境蕴含着人情往来、亲疏远近、地方认同等行动逻辑，与国家行政逻辑、市场逻辑等相互交织，共同构筑起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共生环境。
（3）共生单元嵌入在多尺度交织的共生环境中，常常面临着多重行动逻辑的冲突与协商，需要从联结成员关系、共享价值观念、建立治理机制等方面来形成长期稳定的共生模式、推动新内生式发展的稳定可持续。共生单元在角色、资源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与局限性，需要建立互补关系来弥合差异、拓展合作空间，建立互利关系来实现利益共享与均衡，建立互能关系来放大行动主体的能量层级并实现村级主体的自我赋能。这种多重关系的深度联结将共生单元绑定在一起，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状态。各共生单元的价值诉求存在天然差异性，但都必须“以乡村社区为本”，以此推进集体认同、达成行动共识。最终，各类政策法规、合同规定等正式制度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提供了法规依据，但在乡土情境下，人情、信任、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则提供了弹性治理的可能，二者的衔接互动共同推动了共生关系的维系与可持续。

5.2 讨论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三：第一，明确了共生单元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扭转目前学界对共生单元的泛化理解。本文指出本土力量、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构成共生单元，但相较而言，村民等本土力量是“小、散、弱”“高度原子化”的，需要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等村级基层组织来联合村民个体的力量。因此，天然状态下的村民并不能自动地成为共生单元，而是需要通过组织化来形成集体性的本土力量。这一发现启示未来研究需要结合情境来明确共生单元的边界条件[22,27]。第二，论证了共生环境蕴含的多重行动逻辑，及由此带来的对多元行动主体行为方式的支撑或抑制作用，超越了以往研究对共生环境内容构成的简单罗列式分析。案例表明，乡村嵌入于“国家—市场—本土”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中。其中，国家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为乡村运营奠定了合法性、营造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市场氛围[34,50]，但这些都嵌入在乡土情境中的人情往来、亲疏远近等乡土逻辑的影响，需要在多种逻辑的冲突与协商中来寻求发展。第三，从行动方案的角度来理解共生模式，克服了以往研究对共生结果状态的关注有余、而对行动方案关注不足的缺陷。既往研究大多从权力对称状态或是组织形态等共生结果状态的视角来总结共生模式，不同与此，本文强调通过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建立正式/非正式制度协调治理等具体方案，来推进共生关系的持续深化。从行动方案的视角来理解共生模式，将为推进乡村内外部多元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引，为发展理念的落地提供模式经验借鉴。
本文也为乡村通过共生模式来实现新内生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第一，应坚持乡村本土力量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通过社会力量来为乡村引入多元业态、培育乡村的营商环境、提升乡村的市场秩序，增强其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乡村发展初期，需要通过“村两委”等基层组织来联合村民个体的力量，以此统领乡村集体行动的方向，实现本土力量与政府力量、社会力量的有机融合。第二，乡村地方文化情境蕴含着人情往来、地方认同等乡土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存在差异，而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又必须嵌入在乡村地方文化情境中来发挥力量，因此必须尊重乡土逻辑、寻求多种行动逻辑的融合，以此顺畅推进乡村的内生化发展。第三，应通过互补、互利、互能的关系方式来将共生单元绑定在一起，紧紧围绕“以乡村社区为本”的价值理念，促使乡村内外部行动主体密不可分，以防止新内生式发展的中途崩解。还需要注意乡村情境中村规民约、人情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于维系共生关系的重要作用，以此发挥弹性治理对多元主体共生互促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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