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产是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形成生态效益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基础，是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资产，包括森林、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农田、城镇绿地等以自然生态过程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生态资产质量是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的综合体现，反映了生态资产持续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评估生态资产质量是生态资产评估与核算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生态资产质量评估作为生态系统核算与评估的新视角，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对于生态系统价值化、生态资产管理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本文系统梳理和归纳了生态资产质量的概念、评估方法和指标，综述了国内外生态资产质量及相关评估案例与实践，揭示了当前研究中仍存在指标体系待完善、综合评估方法待改进等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未来的生态资产质量研究提供参考，推动全球生态系统评估与核算及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解决复杂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并开发可持续土地利用方案。食物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耦合的重要载体，而食物安全目标既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也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转型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关键任务。本文基于食物安全目标系统梳理了土地系统科学相关研究议题和重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由于土地位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多重利益的交汇点，土地系统的非线性转变和复杂反馈机制使得土地系统科学研究呈现跨学科性、系统性、可持续性和复杂性四大特征。土地系统科学在保障食物安全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涵盖土地利用策略、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远程耦合机制、土地利用需求预测和土地管理体系优化五个核心研究议题，研究呈现出重视跨时空溢出效应、应用系统性和整体性视角以及凸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趋势。未来研究应以食物“流空间”与食品价值链为逻辑基础，以系统思维开发可持续土地利用方案，加强土地系统科学在多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理论成果等方面助力食物安全目标实现。
城市生活空间供需关系的高质量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但新时期不均衡、不充分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基于此，结合生活空间研究的人本化与智慧化转向，借鉴时空间行为及流空间理论，引入活动视角深化对城市生活空间供需关系的剖析。通过内涵挖掘与聚焦构建概念模型，实现由日常活动行为与环境组成的互动“人—地”关系自下而上地转译、表征城市生活空间供需关系；进一步结合多源地理大数据支撑，提出涵盖综合评价、格局识别、机理揭示、优化机制等重点内容及分析思路的研究框架。在整体上积极响应“时、空、场、流、虚、实”等要素一体支撑、形态复合多样的现实生活场景，完善了生活空间供需关系的本源解构与组织重构，丰富了供需系统内外单边、双边及系统关系的分析路径与综合研判，可为城市生活空间服务与治理的转型提供有益启示与参考。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是中国绿色财政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确保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等方法，探析了示范城市设立的能源与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建设对所在地区的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通过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政策试点可通过提升能源和环境偏向型技术以及产能利用率进而改善能源与产业结构。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核心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高度市场化和财政压力小的城市更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开展综合示范城市建设对于推动实现政策最初设定的六大任务目标，包括实现产业低碳化、交通清洁化、建筑绿色化、服务集约化、主要污染物减量化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均具有明显优势。研究结论为中国未来设计实施更加全面的绿色财政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随着城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人口迁移呈现新特征。探究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机会因素，对于把握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区域机会结构理论框架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技术，对中国地级市进行区域机会水平评价与分区；利用CMDS 2017数据，探讨区域机会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性与粘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将地理学的“区域机会”视角与人口迁移研究相结合，基于经济发展机会、生活服务机会、制度文化机会、自然环境机会四个维度，可构建区域机会空间分异对人口迁移影响研究的“流动性—粘滞性”分析框架。（2）中国区域机会水平总体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可划分7种聚类分区。（3）人口迁移目的地以主要城市群和省会城市为主。从流动性来看，经济机会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从粘滞性来看，流向和动机差异导致人口迁移受机会维度的影响存在分异。个体因素在人口迁移中对区域机会因素起调节作用。（4）可依据中国区域机会主导制约类型结合各机会维度对人口迁移相对作用程度，识别硬性要素主导区、硬性要素制约区、软性要素主导区和软性要素制约区四种区域机会模式，并提出针对性对策。研究形成的区域机会分析框架可广泛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国家，为制定相应的区域人口调控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新内生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激活农业农村内外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使用2008—2022年中国206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地“三权分置”显著提升了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水平；（2）促进土地规模化和吸引资本投资是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效应发挥的两个重要渠道；（3）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业资本深化程度较低和科学教育环境较好地区的农业农村新内生发展水平提升更大，且政策效应不会因农村劳动力流失和自然资源禀赋而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利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耕地利用绿色转型（GTCLU）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构建水土协调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沈阳市农户调查，探讨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内涵，测算农户尺度GTCLU，理论解析并实证检验中间投入如何影响其转型水平。研究发现：（1）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建立了“水—地—粮—碳”复合映射关系，具有资源节约高效、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友好等特征。（2）样本农户GTCLU集中于“转型类型Ⅲ”，处于转型类型Ⅳ的规模户多于小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低；农村数字化水平越高，农户GTCLU水平就越高。（3）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存在倒“U”型关系，当中间投入强度超过0.375时则对农户GTCLU水平产生抑制效应。（4）社会规范对中间投入与农户GTCLU的倒“U”型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社会规范约束增强，倒“U”型曲线更加陡峭且拐点左移；环境规制影响倒“U”型关系存在经营规模异质性，不影响规模户而对小农户产生显著作用。应进一步优化中间投入结构，增强社会规范软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组合力，合理推动农户耕地利用绿色转型。
为提升区域集聚和承载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相继批复了多个城市群规划，然而，城市群规划能否提高土地资源承载力还有待实证检验。基于2005—2022年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规划内外1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群规划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群规划总体上能有效提升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但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子系统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城市群规划能显著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经济承载力，但对土地生态承载力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市群规划通过提升城市创新力、地方政府竞争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来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3）城市群规划对邻近城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这种积极的涓滴效应主要集中在发育程度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群规划政策和提升土地资源承载力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缓解“三农”问题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保护效应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可作为补充内容以丰富地理标志的保护效应。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渭北旱塬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为例，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地理标志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受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显著，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提升了3.8%~4.3%。未来需继续宣传地理标志，让更多的农户参与使用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利用在江苏省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基于农村居民的效用感知视角，运用有序响应模型（Oprobit）实证分析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村庄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在考虑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村庄产业融合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但不同融合模式对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科技渗透型、链条延伸型和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的乡村振兴效应尤为显著。（3）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增强经济地位认同和主观幸福感知是村庄产业融合释放乡村振兴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4）村庄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村务组织干预程度较强的村庄中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村庄产业融合的相关研究，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增进农村居民福祉提供了新的思路。
探索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土地多功能性视角出发，解释了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何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并探索了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以及代际差异和改革试点参与情况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承包地转入行为削减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承包地转出行为提高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2）使用户内外出人口比例和非农收入占比作为代理变量检验农户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发现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通过改变家庭人口迁移的方向进而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而并非通过改变家庭收入结构。（3）承包地转出对年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大，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小。对此，未来应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明确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并注意与承包地流转的改革联动性；持续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科学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转移；针对农民内部差异和地区特性分类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