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现代化转型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然而，既有的现代化转型研究对旅游驱动效应的探讨仍显不足。以城郊型乡村旅游地计家墩村为例，结合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人—地—业—治”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差异化表征，通过“要素重组—结构调适—功能跃迁”三阶段响应，形成了人口转型、空间重构、产业重塑和治理创新的四维协同演化格局。旅游驱动机制体现为三重效应：作为产业融合的触媒，更新乡村生产体系；作为城乡流动的通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作为乡村治理的纽带，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同时，乡村现代化转型反作用于旅游发展，展现出乡村地域系统复杂且动态的演化过程。研究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基于“旅游介入—系统响应—转型输出”的演进路径，阐释旅游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实现现代化跃迁的内在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数旅融合为旅游业带来变革契机，催生了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引领旅游业迈向高科技引领、高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结合旅游业特性与新质生产力特征，聚焦数旅融合背景下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内涵、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探讨。基于系统论，以追求数旅融合背景下旅游业的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为目标，从要素整合、能力提升、系统均衡及发展导向四个维度，构建了涵盖融合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供需协同机制与目标导向机制在内的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并从“技术—生态—价值”三位一体的视角，提出了旅游业新质生产力三条重要的发展路径，即数智化转型、数字生态构建与多目标协同。同时提出管理启示，以期为旅游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加速旅游强国建设奋进步伐。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已逐渐成为学界的重点关注领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活动主体，了解农户的感知意向与情感状况，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改善至关重要。然而，旅游介入情境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状况及村域差异问题，尚待进一步探明。以紫鹊界梯田区域四个行政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借助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等方法，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维度出发，探究旅游介入下农户情感的整体特征及村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四村农户的“民生三感”总体呈现出积极状态，各维度得分均处于高位值 [3.5, 5]，各维度内具体测项存在显著的村域差异。（2）幸福感的村域差异体现于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3）获得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三个方面。（4）安全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三个方面。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治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调适路径，为理解和应对旅游介入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村域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试图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乡文脉载体，其更新需居民深度参与。融合价值共创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感知价值—地方依恋—价值共创”模型，基于南京老城南338份居民数据验证发现：感知功能与经济价值通过地方依赖促进参与和公民行为意愿，揭示工具性依赖是物质需求转化行动的通道；情感价值直接驱动两种共创意愿，而地方认同构成公民行为独特路径，凸显在地情感直接转化效应及文化认同对超契约行为的激活；社区支持具双刃效应，既强化经济价值对地方依赖的促进作用，又因干预过度削弱情感价值与地方依赖关联，需平衡工具与情感治理。研究突破经济激励框架，提出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分级响应等策略，推动治理向“价值共生”转型，为保护与更新矛盾提供解决路径。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仍待检验。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识别重点自然保护地，推行区域化管理模式，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通过整合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社会生态反馈等多个维度，构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框架，进而识别关键生态区域和重点自然保护地。结果表明：研究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在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2018—2022年景观连通性（+2.17%）、植被覆盖度（+9.38%）、物种栖息地适宜性（+5%）、土壤保持能力（+4.91%）和固碳释氧功能（+4.46%）等指标成效达到优秀等级，公众满意度（+2.56%）指标成效达到良好等级，而重要生态用地面积（-1.04%）、空气质量（-16.85%）、水源涵养能力（-16.17%）和人类足迹指数（+7.83%）等指标成效较差。研究区共识别出21个重点自然保护地，典型代表包括太湖风景名胜区、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竹乡国家森林公园和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等。基于成效评估结果，提出了“分区管控—节点联动—动态优化”的“3CD（3-Core Dynamic）”区域化管理模式。研究可为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生态移民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对象。辨明移民生活的现实底色及其幸福感原像，是新时期建设与生态移民“诗意地栖居”理想生活情境、实现乡村振兴终极目标的关键前提。采用祁连山北麓武威市30个移民村、500位移民的调研数据，明晰移民主观幸福感及其群体差异，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析移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关键阻点。结果表明：（1）武威市移民的幸福感知趋同，约55%的移民感到“幸福”，其中45.2%的移民认为“比较幸福”。（2）收入与幸福感之间不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潜能随权益保障变量的引入而微弱增强，随相对剥夺变量的加入而减弱。（3）政府对移民建议的采纳度、移民公平感知、公共设施建设满意度、社会融入能力及其金融机会的可得性均能显著提升移民的幸福感知，且政府的建议采纳度提升作用最显著。（4）生计风险多重性、相对消费、培训机会可得性及迁出区依恋度是阻碍移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障碍。提高生计水平、建议采纳度及新村归属感是移民幸福感提升的最终落脚点。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究样本，利用熵权法、综合适配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综合评价上，考察期内，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均呈不断上升态势，但农村三产融合的年均增速显著快于农业绿色转型。空间分异上，农村三产融合以种植—畜牧业分界线为界，南侧地区整体高于北侧地区，农业绿色转型表现为“东南、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适配程度上，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度呈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大致经历了“增长—稳定—震荡”三个阶段，但年均值仅为0.61，尚处于较适配水平；区域差异上，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适配度均值排名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大西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3）影响因素上，数字普及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对适配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推动两者适配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对于耕地碳减排至关重要。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Tapio脱钩模型、EKC检验方法识别中国粮食主产区2001—2021年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耕地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发现：（1）2001—2021年，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水平总体波动上升，耕地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2）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水平与碳排放强度的脱钩状态各阶段差异显著。少数省（自治区）呈现出从“负脱钩—脱钩”逐渐向好的脱钩理想状态。（3）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期内8个省（自治区）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的EKC拟合曲线呈现出“正U”型、“正N”型及“倒N”型三种特征。研究表明，未来要重点聚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碳减排效应，稳定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碳排放强度脱钩态势，推进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转型。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破解“大国小农”高碳锁定困境的关键抓手，其减排效应可能因政策干预异化而陷入“良方变悖论”的矛盾。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种植结构趋粮化、技术渗透增效与化肥精准减量三条路径实现碳减排；（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要素替代需求强化碳减排，而财政支农水平跨越0.1386门槛后，因增产补贴引致的化肥施用量回弹弱化了减排效果；（3）时空异质性凸显政策适配矛盾：2017年《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实施后减排效应显著提升，而胡焕庸线西侧因服务市场滞后、珠江流域受经济作物碳锁定制约，减排效率低于东侧及黄河流域。研究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中“减排—政策”非线性关系，为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提供依据。

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于乡村产业振兴，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发展种植业碳汇不仅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举措，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拓展了新的途径。种植业碳汇价值实现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实现种植业碳汇的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资金化，进而形成种植业碳汇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从当前实践来看，种植业碳汇产品供给、产业形成、交易变现等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制约着种植业碳汇“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有效转化。为此，需通过完善调查监测与价值核算、明晰产权归属等措施，推动种植业碳汇“资源—资产”转化；通过融入统一碳市场、畅通融资渠道等途径，促进种植业碳汇“资产—资本”转化；通过优化市场交易规则、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及收益再分配机制等手段，助力种植业碳汇“资本—资金”转化。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发展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基于长三角151个县域城乡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以及多期DID等方法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三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显著提升，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差异波折中呈下降趋势，2019年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下降明显；（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列入淘宝村建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欠发达地区居民更能从电子商务建设中获利；（3）异质性分析发现，示范县政策有助于“益贫式增长”，对受教育程度相对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4）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县政策在长三角地区更加依赖信息壁垒破除和创业活力提升路径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尤其是滞后的数字生活环境下推进示范县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宅基地退出探索可以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结合层次回归模型，使用1025份微观调查数据，分析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划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类型。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度负向影响着农户宅基地退出，其中认知风险感知度影响最强，设施风险感知度最弱。（2）综合满意度对宅基地退出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公服设施满意度最弱。（3）自变量贡献度分析中，在风险感知度方面，退出风险认知贡献最高，拥有多处宅基地认知贡献度最低。综合满意度方面，水电设施满意度贡献最高，文化娱乐满意度最低。（4）基于“心理感知—情感认知”双维分析框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划分为高风险规避型、高满意权衡型、中风险引导型和低风险驱动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特点，提出了分类治理策略，旨在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生态文明及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域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历史地理学界从社会变迁视角建构起灌区聚落演进的地方性知识框架，为本文奠定灌区聚落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人—生态”共生价值导向。但基于水利共同体文化核心的灌区聚落演进过程及规律尚不明确。本文对话河套灌区聚落，以水问题为研究主线，旨在建构基于水利共同体内涵认知的灌区聚落形成过程解释模型，并通过剖析演化规律实现对灌区人地关系的科学认知。研究发现：水利共同体本质是流域灌区聚落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弹性互动有机格局，是灌区聚落的普遍发展模式。灌区聚落核心价值演化轨迹是屯兵农垦→零碎化小农经济→园田化规模农业→整灌区高标农田生态经济农业，聚落水利秩序由传统水利农垦“情境型生产秩序”不断向现代灌溉农业“绩效型生产秩序”转变，驱动灌区聚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