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为文旅强国建设提供根本遵循与发展方向，文旅强国建设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载体，二者相互支撑、协同并进。本次访谈汇聚了人文地理、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等多领域专家观点，聚焦以下核心议题：（1）推动中国旅游理论从“跟随解释”向“领跑引领”转型，将旅游业置于国家现代化全局，赋能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与共同富裕。（2）以科技创新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破解信息孤岛、提升资源匹配与跨区域协同效率。（3）构建高质量文旅人才培养体系，响应“数智赋能”“文化赋能”等产业变革，优化学科结构、课程设置与育人机制，为文旅强国建设提供持续人才支撑。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不断增强。因此，探究洞庭湖地区人地耦合机制，对于区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2000—2023年洞庭湖区人类足迹及生态环境质量为基础，采用四象限图解法及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空间匹配特征及耦合过程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23年，人类足迹变化呈递增态势，增幅达30.34%，生态环境质量则下降8.24%；人类足迹空间分布呈现以建成区为核心、四周环绕低人类足迹的网状格局；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区域，多与森林用地重合。（2）2000—2023年，人地耦合关系表现为低人类足迹—高生态环境质量区域面积减少，低人类足迹—低生态环境质量区域面积则显著上升，人地关系出现显著变化的区域占比从67.59%增至79.15%。（3）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对人地耦合具有显著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对人地耦合起负向作用，生态系统结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发挥正向作用。研究明确了洞庭湖区开展生态修复分区管控和差异化修复策略的有效空间路径，为全国其他区域生态修复调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提供科学依据。

川滇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红军长征途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空间载体，兼具高辨识度文旅品牌价值与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是创新红旅融合发展机制的重要范例。在虚实交互场景下，亟需借助旅游空间错位深挖供需关系内核，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的困境，助推实现文化赓续传承、产业提质增效与跨区域协同发展。采用2013—2022年川滇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A级景区和网络关注度数据，运用景区丰度指数和空间错位模型，探究市（自治州）—县（区、市）双元尺度下旅游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在时空分布上，旅游景区丰度与网络关注度均呈“S”型上升，景区分布东密西疏，由多中心向网络化发展，形成黔东南—安顺—贵阳、遵义—泸州—宜宾两大核心；高网络关注度由离散转向集聚，形成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遵义市等集聚区。（2）在错位关系上，市（自治州）尺度以中错位为主，呈西北—东南的负—正—负分异；县（区、市）尺度以低错位、正错位为主。（3）不同尺度空间错位具有相对性与尺度敏感性，69%的市（自治州）与县（区、市）错位方向一致，31%的市（自治州）与县（区、市）则存在尺度分异。州正县负区域需提升资源整合度与形象识别度，打造红农旅融合品牌；州负县正区域则要资源联动、客源互通、区域协同，推动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关键举措，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正迈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历史性时期。科学评估保护地体系重构的多目标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由此构建“人—地—空”联动的分析框架，阐释保护地体系建设作用于多维目标的机制与效应，以完整经历了从自然保护区体系向国家公园体系转型的大熊猫栖息地作为典型区域，基于川、陕、甘三省275个区县2009—2023年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公园建设显著促进了县域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增效，且呈现出与原自然保护区的连续性与叠加性；该协同效应通过“有为政府”主导的生态修复与空间管控和“有效市场”驱动的绿色产业发展共同实现；政策效果还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县域的减污、降碳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且在非环保重点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中更为显著。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转型中的协同治理逻辑，为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体系提供了优化路径与决策参考。

数字新基建为文旅消费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场景创新，对于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影响。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3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新基建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新基建对长江经济带民生福祉提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新基建能够通过扩大文旅消费规模实现民生福祉提升，但由于文旅消费结构的复杂性，难以通过优化文旅消费结构增进民生福祉；（3）对于旅游城市和上游地区，数字新基建对民生福祉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新基建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可显著提升地理相邻城市与经济发展特征相似城市的民生福祉。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推动以数字新基建为核心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振消费需求目标提供可行路径，亦可为各地政府部门积极谋划推进数字新基建以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布局提供经验证据。

探究家庭特殊饮食需求对生态农产品溢价的影响及机制，有助于破解市场价值转化困境，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3714份家庭微观消费问卷数据，通过基准回归、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1）研究期内，9类生态农产品呈现“价值—价格”结构性背离，水果类、谷物类等产品出现“相对消费者剩余”，油料作物与干货类、茶叶类等则存在“溢价壁垒”；（2）家庭特殊饮食需求的增加显著提升生态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尤其以老年人低糖低脂高钙饮食需求及对谷物类、根茎类产品溢价的支付意愿提升最为突出；（3）作用机制中，社群信息网络以56.4%的贡献率充当核心中介，健康效用感知发挥有限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生态农产品市场精准细分与价值转化提供决策参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博弈深度交织下，稀土作为人工智能、新能源与尖端军工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焦点。西方舆论多片面强调中国稀土优势地位带来的威胁，却忽视了全球稀土产业分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事实，不仅使全球稀土真实等级体系扑朔迷离，也掩盖了中国面临的潜在风险。鉴于此，通过构建全球稀土相互依存网络，揭示全球稀土真实等级体系，识别中国面临的潜在风险隐患。研究发现：（1）全球稀土相互依存联系逐步稳固，而单向依赖普遍削弱；（2）不同环节最大单边优势国分别为澳大利亚（上游）和中国（中游和上游），最大单边劣势国则为中国（上游和中游）和德国（下游）；（3）澳大利亚、缅甸和日本分别居于上、中、下游依赖关系传递路径中的终点；（4）中国稀土呈现上游风险最高、中游风险恶化、下游风险向好之势，与全球上游低风险、下游高风险的整体态势相反；（5）禀赋条件、市场关系以及政策环境共同驱动了全球稀土相互依存体系的形成。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于自由发展观理论，构建“动力机制—表现形态”二元分析框架，以2003—2023年中国281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异质性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林业产业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动力机制层面，集聚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在表现形态层面，集聚对共享性正向促进，与发展性、可持续性呈“U”型关系。共富效应受资源禀赋、产业韧性、资源类型和环保政策的约束，其中，高禀赋与高韧性地区长期增长潜能更优，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保护城市的整体效应更突出。集聚主要通过促进非农就业、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路径发挥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各级政府制定林业产业政策以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大规模开发利用风光资源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但由此引发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正成为新能源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当前，风光资源开发利用中能源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冲突日益突出，其根源在于生态成本难以内化、规划及管理不足。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新路径，推动风光开发从单一能源生产向多维效益最大化转型。基于“导向—核心—目标”逻辑框架，构建以生态为导向、以经济效益转化为核心、服务国家战略的EOD理念下风光资源开发理论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应从全流程生态规划、“风光+”下产业融合发展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方面推进。基于EOD理念的风光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可为国家重大能源工程的生态规划与环境风险管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的有效执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置基础。通过构建责任压力—制度回应分析框架，以2019—2023年耕地保护督察通报的69个典型案例为样本，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耕地保护责任制度执行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耕地保护责任制度执行成效是问责压力、同级压力、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省级制度、市级制度、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协同作用的结果，多影响因素共同组成了问题倒逼型、资源驱动型和压力回应型三条组态路径。其中，问题倒逼型路径通过完善市级制度建设回应上级追责问责，资源驱动型通过直面上级问责压力、调动地方资源和出台市级制度驱动，压力回应型路径通过出台市级制度、提高经济水平等举措回应上级问责压力和同级竞争压力。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耕地保护责任制度执行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地方政府有效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提供实践指导。

城市空间生长是多维因素耦合驱动的动态过程。目前，对复杂地形影响下流域城市空间演进规律的系统性认知仍显薄弱。运用核密度分析刻画城市空间布局，借助坡谱分析识别城市三维生长模式，结合城市空间扩张参数刻画生长动态，通过对沅江流域城市空间生长过程与机制的分析发现：（1）沅江流域城市空间由“逐水而居、据险设防”向“临水点轴”格局演变，在社会经济驱动下出现“爬坡”趋势，因地形分异呈现平坡生长、缓坡延展与陡坡突破三种生长模式。（2）沅江流域城市用地扩张呈现阶段性特征与类型分异规律，空间形态呈现差异化生长路径。1980—2023年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峰值均稳定在 [1°, 2°) 区间，其中平坡生长型城市集中分布于10°以下地区，呈同心圆或扇形扩展；缓坡延展型城市主要分布于15°以内地区，呈带状连续形态；陡坡突破型城市在经济技术推动下向15°以上区域层叠或跳跃式扩张。（3）沅江流域城市空间生长源于自然、经济与社会三重力量的非线性交互。鉴于此，从流域系统治理与地形环境适应两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为复杂地形区国土空间分类治理与差异化调控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全球气候变暖形势日趋严峻，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愈发凸显。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回流趋势明显，为农业生产低碳减排带来了新契机。基于四川省1075户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民工回流务农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回流务农能显著降低农业生产碳排放量，具体通过增强绿色生产意识、提高土地转入需求和增加农业生产投资三条路径实现。同时，这一效应在主动回流、早期回流、全职务农及平原地区的农户中更为明显。为此，政府应强化绿色生产意识的引导与培训，完善土地流转与农业投资支持政策，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空间，以激励更多农民工返乡务农，推动农业生产的低碳减排进程。

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并行的时代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开放能否作为全球协同推进农业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仍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研究话题。基于1992—2023年全球1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定量评估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有效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碳减排；农产品贸易开放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在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程度高及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强的国家更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开放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农业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农产品贸易开放的减碳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间接促进了经济依赖与地理邻近国家的农业碳减排。各国应坚定推进高水平农产品贸易开放；分类施策以最大化规模、技术与结构效应；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减排共同体。

精准识别中国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科学划分管理分区，对促进区域农业低碳协同治理和政策精准落地，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BM非参数方法测算2000—2023年中国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结合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刻画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提出分区管控策略。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呈上升特征，由2000年的734.10元/t升至2023年的1820.78元/t。当前中国农业碳减排治理可能存在区域排放—成本不对称现象。（2）中国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空间关联网络渐趋复杂化，区域联系强度增强，并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少数省（直辖市）处于网络核心。（3）QAP回归模型揭示了农业种植结构差异、农业产业结构差异、农村人力资本差异、农业机械化水平差异、地理邻接性、农业技术水平差异与政府农业重视程度差异是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主导因子。（4）根据成本特征—关联结构—系统属性的分区逻辑，划分4类管理分区并提出管控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缩小区域边际减排成本差距、优化跨区低碳协同格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协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