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系统研究社区特许经营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国内外典型实践案例，运用多案例比较等方法，对国家公园社区特许经营实践进行逻辑分析与模式比较。 结果表明：（1）国内外社区特许经营实践逻辑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其目标逻辑为通过对社区经营赋权以兼顾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自主发展，主体逻辑为将与国家公园高度利益相关的社区作为受许人，授予逻辑为非竞争性的定向特许，经营逻辑为多方介入给予帮扶、一级特许与两级特许并存。（2）社区特许经营与非社区特许经营在指导理念、特许目标、特许方式、特许结构和帮扶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是一种新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基于此，从健全社区特许经营的顶层设计、理顺社区特许经营的管理体制、完善社区特许经营的帮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特许经营制度是推动国家公园高效经营、实现永续利用的科学工具，对于满足访客生态体验需求、培育社区可替代生计、平衡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特许经营制度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暴露出的协商渠道受限、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亟需对特许经营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社会嵌入视角出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进行深入的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嵌入性分析框架，探讨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认知、文化、生计各维度的社会网络位置、作用及其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嵌入维度，利益相关者角色位置存在差异；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在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的社会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层；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强中介作用；在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模型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存在差异；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因此，特许经营制度必须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特许经营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许经营制度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有效的国家公园治理寻求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各方力量，形成多方共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阐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中社会主体的重要一方——社区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底层逻辑，结合实证研究提炼社区参与治理的特征与挑战，提出推动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这一治理目标的建议。研究指出：只有合理的自然资源多方共治才能维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当前国家公园治理中的社区参与存在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和资金依赖，治理有效性受到结构性因素、本地认知和激励方式等主要因素影响。研究构建了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分析框架，以提升国家公园治理成效为目标，建议通过差异化社区机制、多元化激励与保障、内部化外部政策和主流化生物多样性等路径，推动多维的社区赋权以巩固和提升社区这一国家公园治理行动者的作用。
国家公园社区原住居民亲环境行为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保护成效，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基于秦岭国家公园社区513份原住居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和Bootstrap法探究生计资本对原住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公域亲环境行为参与度低于私域，金融资本存量最多，自然资本存量最少；生计资本显著影响亲环境行为。具体来看，公域亲环境行为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正相关，私域亲环境行为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正相关，与自然资本负相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在生计资本影响亲环境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要多渠道提升原住居民的生计资本积累，并纠正现有政策的不公平现象，保障社区参与决策，加强与原住居民的交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原住居民公平感知水平，以促进原住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
流动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物质转向思潮的重要领域。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研究对象，以跨地方性为理论工具，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文本收集等方法，探究植物迁地保护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与机制，具体研究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如何通过人类和植物的互动实现，以及跨地方性实践如何塑造植物园的迁地保护运作体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流动性实践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动力，其过程展演了生态保护话语、市场经济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矩阵；（2）能动性作用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重要依据，植物基于其物候特征及其在不同空间中表现出环境适应特征，塑造灵活的植物照料体系，展演了植物园的植物—人—地互动关系；（3）连通性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迁地保护的植物在构建社会关系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中的潜在作用。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打开了植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实践黑箱，在理论上补充与完善了跨地方性实践理论，在实践上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空间实践提供了治理路径。
采取何种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提升自然保护地治理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选择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17个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单因素方差、逐步回归分析，比较统治、分治和共治三种治理模式的社区居民成效感知差异，以及影响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其他要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成效感知最为积极，对经济成效感知最为消极；（2）共治模式在三个维度表现最优，统治在生态、社会维度较次优，而分治在经济维度次优；（3）社区居民成效感知还受到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综合影响。各类治理模式都存在其优势与劣势，共同治理也并非是解决所有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灵丹妙药”。提倡开展因地制宜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选择。研究扩展了IAD框架的应用场景，深化了对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认识，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协调提供经验启示。
生态治理转型期背景下，溯源西方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理论逻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在二者关系动态演化与社会建构的哲学论基础上，通过对英文文献中的理论与实践互动进行历史比较，绘制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知识演进图谱。研究发现：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形成了“理论互斥—共识共治—新自由主义风险”三个典型的理论演进阶段，旅游相应被视为物理干扰、社会工具和正义实践的角色。演进过程围绕有效保护的终极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展开，演进动力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差距与调试。本文为启发本土研究超越科学主义的简化思维，从社会复杂性理论层面关注现实实践，形成本土化生态文明理论成果提供了知识进路。
绿色化转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过程的理论分析为基础，运用文献调查、访谈与问卷调查、脱钩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过程和投入品减量增效的趋势。结果表明：2015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连续发布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引导农户施用替代性肥料、开展绿色防控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践，推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减量化。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先于其他地区五年左右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和减量化，但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强度仍旧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受复种指数和产出密度的影响，长江下游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远高于上游地区，在农业技术创新支持下，产出密度和复种指数与化肥农药使用强度逐步脱钩，但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持续推进还将面临装备、设施、人力资本投入“飙升”等挑战。
减少食物浪费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仅是产生食物浪费的主要场景，也是开展反食品浪费教育的重要场所。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基于1315份城市家庭食物浪费一手调查数据，首次将城市家庭食物浪费分为三餐内和三餐外两部分，研究城市家庭食物浪费概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减量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浪费量为15.47 g/d，其中，蔬菜占人均食物浪费总量的47.45%，其次是主食类（20.51%），第三为肉类（13.41%）；（2）三餐内外的人均食物浪费量和构成均差异显著，三餐内人均食物浪费量为10.70 g/d，是三餐外的2.24倍；三餐内浪费量占比大的是蔬菜类（55.39%）、主食类（20.80%）、肉类（18.72%），而三餐外浪费量占比大的是蔬菜类（29.65%）、奶类（25.68%）、水果类（21.67%）；（3）减少家庭食物浪费应重点关注可改变的影响因素，控制点外卖频次、增加信息触达率、提高食物浪费认知程度和家庭食物管理能力是减少城市家庭食物浪费的主要措施。
从政策主要受体农户的角度出发，基于洋县朱鹮栖息地的816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利用选择实验法测度农户对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的需求，进而分析政策优化的方向。 结果发现：（1）资金补贴、技术培训、品牌认定和电商帮扶这四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参与有机农业发展方案的意愿，而化肥农药限制会起到负向抑制的作用；（2）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农户对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的偏好存在异质性；（3）农户对不同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组合的偏好程度存在差异，对电商帮扶的偏好程度最高，其次是品牌认定，之后是技术培训，再次是资金补贴，而对化肥农药限制的偏好是负向的。研究结论对未来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局限于常规的资金补贴和技术培训，应该打破固有思路，从电商帮扶、品牌认定等方面入手，帮助农户搭建从产到销的桥梁，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农户区位和禀赋的异质性，紧扣农户需求，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土地利用系统作为全球碳系统的重要系统之一，在实现全球碳中和的道路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建立了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治理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内涵机理，总结梳理了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的研究历程、基础测算方法以及模拟预测方法体系，并初步建立了土地利用系统碳中和的优化路径和工具箱。当前，有关土地利用系统碳排放量、碳汇量的测算基础研究已较为成熟，研究重点已从基础研究转向了影响因素全面挖掘、碳减排增汇定量预测模拟以及碳中和路径研究等。但仍存在缺乏碳排放和碳汇基础测算当量系数的区域性校正；理论分析框架缺少治理维度影响因素的考量，进而缺少不同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优化的协同治理情景模拟研究；碳效应情景模拟缺少成本与收益分析；碳中和的治理技术与工程技术尚处于研发、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优化路径等不足。未来，可从深化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复杂系统理论框架及视域研究、加强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拓展土地利用系统碳中和协同路径研究、深入开展土地利用系统碳中和技术创新基础研究与推广应用、深度融合并搭建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与国土空间“规—建—管”体系及平台等方面深入推进土地利用系统碳效应的研究，为“双碳”背景下的国土空间优化调控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荒野刻画着自然演替的动态过程，其位置的特殊性、服务功能的优越性和生态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引发广泛关注。尽管国内外对荒野进行了积极讨论，但鲜有在城镇化视阈下对荒野研究进行系统阐释，制约了其价值判断与科学管理。本文搭建“内涵辨识—发展脉络—框架构建”的逻辑主线，梳理荒野的概念、特征、属性、类型与演替，剖析其作用机理，进而提出“一体两面”城野演变概念模型，刻画荒野与城市的动态交互机制；基于文献计量与区域研究差异，归纳了“荒野开发—荒野认同—荒野保护—荒野共生”四个主题脉络演进阶段；从荒野内涵、荒野认定、荒野认知和荒野保护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荒野研究的框架。基于此，瞄准荒野研究的航向，以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方法，对优化生态修复管理政策、夯实生态修复过程与提升生态修复成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监测评估的需求，以湖北省为案例研究区，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依托部门数据，采用层次分析与专家咨询等方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的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实施进展”和“目标达成”两个维度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客观反映当前生态修复规划的实施成效。（2）湖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施进展”与“目标达成”的评估结果分别为67.97分与86.40分，阶段性“目标达成”效果优于“实施进展”成效。从整体来看，在“项目实施、条件建设”等环节得分较高，而在“资金筹措、项目管理”等环节由于社会资本参与不足、项目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效有待提升；从“目标达成”情况看，生态保护目标成效要好于修复治理目标成效，相关约束性指标的完成度好于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3）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具有操作性，评估结果可以客观反映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成效，研究结果得到地方政府认可。
“多规合一”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精细化的要求，需要精细的“城区”空间数据做支持。但以往的城乡识别缺乏统一的“城区范围”概念内涵和划定标准，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为科学决策带来一定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6月发布的《城区范围确定规程》提出了系统的城区范围内涵和划定方法。该方法基于高精度测绘和人居环境评估两个核心逻辑，确立了侧重于城市人居环境的“城区范围”和侧重于实际建设状态的“城区实体地域范围”。这一成果目前已应用于国土空间监测等方面。然而，现有城区范围的划定方法尚处于初步构建阶段，未来仍需通过实践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