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清晰详实的现状图和数据是摸清自然资源家底的重要基础,也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支撑。而当前国土空间现状数据的用地分类标准、数据精度和应用目标等尚不统一。基于遥感影像、地理国情和互联网POI等多源数据进行国土空间现状一张图研究,综合现有用地分类标准和数据精度,构建青岛市国土空间规划现状一张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应用方向,包括青岛市“三生空间”和资源环境研判分析,以及城镇建设适宜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农业生产适宜性分析等内容。国土空间规划现状一张图的构建,对于明确资源利用上限与环境质量底线,规范国土空间规划数据,以及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部署层面,是一项带有全局意义的极其重要的改革任务。在系统梳理1949年以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总结中国以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主要特点,结果发现：贯彻落实用途管制制度,关键是把握好规划编制、实施许可、监督管理三大环节,统筹陆域、海域两类国土空间,差别化管理建设与非建设两种活动。结合制度建设的前提,提出构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建议：（1）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控制线体系;（2）构建丰富有效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手段体系;（3）确立统一明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4）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国务院机构改革前,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分别由国家不同部委主导划定,存在划定过程统筹协同不够、划定结果交叉重叠、实施管理困难等问题。国务院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部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在资源环境城镇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自上而下逐级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本文总结了沈阳作为试点城市,在三条控制线划定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与成因,构建三条控制线与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关系,建立管控体系与调整规则,并阐释在市级权限范围内的调整优化做法。研究发现：三条控制线存在空间交叉重叠、功能难以区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基本农田承担了限制城市空间蔓延的使命,指标不允许跨行政区调整导致部分基本农田不得不安排到城镇内部;由于概念界定不同导致部分城市公园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部分耕地被先期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三条控制线优化建议：一是突出既是政策线又是技术线的特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划定;二是国家自上而下对基本农田调整政策和制度进行创新;三是建立事权分级管理机制,合理预留地方事权弹性。
食物浪费是我们长期高度关注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食物浪费并尽量减少食物浪费是研究的重点。文章认为食物浪费是一面折射社会文明的多棱镜,需要从多角度认识食物浪费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谨防减少食物浪费的努力变成更大的浪费,减少食物浪费要多管齐下,既要节约,又要推进健康饮食文化,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和经验,填补中国食物浪费数据空白,构建资源智慧型食物系统。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目标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自然资源保护”并重。作为国家部门调整后的新规划类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方法研究整体缺乏,学者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本身的禀赋情况,利用传统统计、空间及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及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国家及省域层面的国土空间承载力与适宜性进行静态评价,对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刚性划定。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考虑人类活动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动态影响,缺乏对新发展趋势之下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及城镇空间的科学安排。本文引入能够直接反映人类活动时空变化的大数据,重点从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生态空间规划、农业空间规划及城镇空间规划四个环节探讨了大数据应用的方向与具体方法框架,强调“自然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智慧社会”建设目标,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主的信息化技术赋能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智慧化的主要动力与发展重点,而如何理解并推进智慧社会发展则是智慧编制与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人地关系和地域生命有机体理论是智慧社会下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基础,需要从信息化赋能向包含技术赋能与创新赋能的综合赋能理念转变,探讨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思路,进而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人为本为核心、技术集成应用和制度创新为支撑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框架（EPTI）,并探讨规划编制的智慧化以及规划实施的智慧化。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和约束条件。通过梳理承载力概念、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发展,指出其在研究应用中存在概念边界模糊、评价偏向于指标计算、承载力传导机制研究不足等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以及新时代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变革对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支撑空间规划编制的承载力评价应进一步明确承载力的概念内涵、明晰承载力内在机制、构建承载力评价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的新变化新需求,支撑空间规划的新目标、切合空间治理的新模式、顺应空间治理的新手段,为确定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的主要指标、战略部署,以及指标约束传递与地域功能传导等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成为研究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程度的有效评价与研究工具。但在该模型使用中,存在书写错误、丢失系数、错用权重和模型不成立四类误区,已经显著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因此首先明确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规范公式,在探讨该传统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效度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耦合度的修正模型。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还存在指标构建的主观性、耦合结果的波动性和无可比性的信度问题。以京津冀生态与经济系统为例,验证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具有较好的效度,研究对象的时空变化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模型的信度。
“三生空间”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也是人类精神和文化需求的空间反映。识别“三生空间”范围、了解居民“三生”需求、调整“三生空间”供给、统筹“三生空间”功能是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的核心,也是当前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需求出发,依据行为科学和行为地理学等理论方法,探讨了“三生行为”与“三生空间”的理论关联,进而遵循“需求分析与空间识别—问题诊断与目标确定—作用机理与耦合关系—空间优化与政策建议”分析思路,构建基于居民行为的“三生空间”优化分析框架。将居民行为研究与空间供需结合起来,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供“人本化”的理论框架与新思路。
2016年6—7月,长江流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失。而该时段内梅雨因其强降水过程频繁、持续时间长、雨量集中等特点成为主要致灾因子。论文利用历史文献和观测资料,构建了1736年以来异常丰梅事件年表,分析了其长期变化特征及与El Niño事件的统计关系,并诊断了El Niño造成异常丰梅事件的大气环流背景。结果表明：1736—2016年间共发生44次异常丰梅事件（含21次特大梅雨事件）,其中1900年代、1910年代、1990年代是异常丰梅事件最为频繁的3个时段;与2016年梅雨特征相近的特大梅雨事件有21次。过去300 a间,异常丰梅事件与El Niño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44次异常丰梅事件中37次发生在El Niño的当年或次年;在21次特大梅雨事件中16次伴随El Niño出现。伴随El Niño事件而发生的异常丰梅事件环流特点是中高纬经向环流偏强,我国境内水汽输送通道偏西、偏北,大量水汽滞留在长江流域,并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从而形成持续性降水;而在El Niño次年,低纬存在较强且稳定的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路径偏北,长江中下游水汽输送通量显著增强,更容易导致异常丰梅事件的发生。
针对全球变化影响下的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是中国在新时代的积极响应,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和提升成为必然要求。在介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国土空间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要求决定了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从工作理念、理论基础、技术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整体综合理念滞后、理论基础体系欠缺、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体制机制不尽完善等方面。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的路径和策略,主要策略包括强化系统思维、提升理论体系、加强技术支撑、完善机制建设等内容,以期为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治理理论,从中央—地方以及政府—市场关系维度,分别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在国家治理变迁影响下的演变历程与总体趋向。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变革与治理体系重构的举措,但是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再建构还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1）充分理解“国土空间”的多元价值属性,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对多元目标的统筹平衡,不能把空间简单化为“自然资源”载体,谨防规划蜕化为单纯的“资源环境管控技术工具”;（2）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建立与政府事权相对应、层级差异有序的空间规划体系;（3）高度重视规划研究和非法定规划的作用,为空间规划的科学性提供有力支撑。
地理系统主要研究地球表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强调人地关系、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综合,即人地耦合系统。地理系统在国土空间中的应用主要由地理决策、地理模拟、地理工程所组成,并且相互作用构成了地理治理。国土空间是自然与人类所共同实践的物质载体,人类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并不亚于自身塑造自然的程度,以人地耦合系统为核心的地理系统理论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整治修复的理论基础。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的国土空间重塑最终以地理治理的形式反映在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各种活动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国土空间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格局,形成了经济区、贫困区、小城镇为主的三种形态空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是城市化、城镇化、乡村化“三化耦合”并存的状态。必须重视泛第三极、环中国南海、东北亚—北极等以“一带一路”全球空间为基础的战略区域研究。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理论与国土空间价值均衡理论,国土空间重塑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人地耦合系统演化机理与驱动机制。国土空间规划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发展型规划、控制型规划和修复型规划。国土空间的保护与治理包括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全域整治,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系统修复,以社会和谐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综合治理。人地耦合系统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形成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命运共同体。
论文在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1998—2013年各类来源的灰水足迹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选取人口、GDP两个指标,应用基尼系数对中国1998—2013年灰水足迹的空间、结构均衡性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在区域均衡性方面,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较差,东部与西部地区分别在经济灰水足迹和人口灰水足迹中的均衡性较低;2）在结构均衡性方面,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已达到“差距偏大”范围,其中农业和工业的均衡性较差,生活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近年来降幅明显;3）从边际效应来看,可以通过减少中、西部重污染地区灰水足迹及各省市农业灰水足迹的方式提升整体均衡性,有效促进中国水环境公平性的提升。最后,针对中国灰水足迹均衡性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减少中国灰水足迹、提升水环境公平性的相关建议。
围绕“人、地、财”等新型城镇化三大核心问题,衍生出人口流动的社会、空间、经济属性,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人口城镇化概念模型。基于迁移流、位置识别和企业关联网络等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层面：受落户门槛、家庭权益、社会保障等限制,人口流动比资本流动更为谨慎,也更遵从行政区经济和城镇等级体系。（2）市域层面：城镇化形式主要表现为城市和乡村的直接联系,重点镇辐射和吸纳作用不强。（3）新经济使后发地区弯道超车成为可能。研究发现此概念模型适用性较好,能够合理识别经济社会联系的主体格局,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对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区域协调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构建生态联系紧密且生态干扰更小的生态安全格局,是平衡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土空间中,为形成廊道与源地的协调与保护兼顾的生态安全格局,以环洞庭湖区域33个县（区）为例,针对核心生态源地与自然廊道、经济社会源地与人工廊道分别形成的生态格局、城镇格局,揭示两者之间生态关键点及生态干扰点的分布特征,并差异化应对。结果表明：（1）为促进生态要素的空间联系,1537条生态廊道应纳入生态安全格局中,908处生态关键点需要保护,而0.48%的经济社会源地面积应退让给自然廊道。（2）受干扰的核心生态源地面积占比和自然廊道长度占比分别为1.36%、12.95%,8800处生态干扰点可采取缓冲、预警等主要应对策略,以协同发展自然—人工系统。（3）为满足生态保护用地应持续增加的需求,非核心生态源地内,面积分别为203.22 km2、125.67 km2、35.59 km2的一、二、三级自然廊道可分批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研究结果可为协调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生态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提供参考。
生态空间的划定是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确定三种空间、三条红线的重要环节。目前生态空间概念界定尚未有共识、分类体系仍不统一。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探索了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分类体系构建、空间范围识别及人类活动强度模拟的方法。结果表明：（1）按照生态系统类型西藏生态空间可分为林地、草地、湿地、未利用地等4个一级类,13个二级类和29个三级类。按照管制强度可分为I级严格管制区、II级限制开发区和III级动态管制区。（2）识别得到西藏生态空间面积约为105.45万km2,占西藏总面积的87.7%,与其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定位一致。（3）模拟了西藏人类活动强度,生态空间内受人类胁迫水平整体较弱,约92%的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低于0.0447。本研究可为高寒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划定及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开发质量与效益的科学依据和基础保障,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遵循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原则,以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省份——辽宁省为例,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海洋功能三个维度构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特尔斐法、木桶原理法则、线性加权求和法及多要素空间叠置分析等方法,对其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空间分异明显,适宜建设区与基本适宜建设区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沿沈大轴线、滨海轴线集聚分布;不适宜建设区以滨海线为轴带南北对称分布;基本不适宜建设区以沈大线为轴带东西对称分布。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建设区面积依次为15504.39 km2、22645.34 km2、66833.96 km2、68720.99 km2,分别占陆海国土的8.93%、13.04%、38.48%、39.56%。自然环境对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不同等级、不同区域自然环境适宜性集聚与分散特性差异显著;经济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建设区修正作用明显。海洋功能区的引入,极大拓展了辽宁省国土空间范围。但海洋功能适宜性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由于海洋国土本身属性,其可供直接开发建设空间有限,而保护空间广阔,国土空间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