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近40年来中国耕地时空格局经历了深刻重塑。科学揭示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并评估其对耕地NPP的影响，对于准确研判中国耕地资源利用形势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鲜见研究关注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重心分析、空间统计分析、数字地形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8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及对耕地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间中国转入耕地数量逐渐超过转出耕地，总体呈南减北增、东减西增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转入转出重心总体都在向西南方向移动；（2）转入转出耕地都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区推进，转入耕地平均海拔与坡度总体高于转出耕地，存在“占缓补陡”“占低补高”现象；（3）转入转出耕地破碎化程度都不断加剧，且转入耕地破碎化程度更高，存在“占整补零”现象；（4）1980—2000年间耕地与草地、林地转换最频繁，2000—2020年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现象愈发明显；（5）研究期间中国耕地NPP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多个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有所下降。研究结果为认识中国耕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对耕地NPP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为精细化耕地保护政策制定以及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淡季与旺季问题是促进生态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旅游化是生态地区常用的平衡途径。然而，现有旅游化研究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解释机制，难以厘清旅游地历时态的阶段性特征、因果机制及其时空影响。拓展旅游化理论的应用情境，构建包含时空维度的旅游化模型，并开展案例研究，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收集二手数据等方式获得多源数据，解释与厘清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由生态牧场到成熟生态旅游地20多年的旅游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赛里木湖的旅游化经历政府主导的内部空间旅游化、政府主导的外部空间旅游化、企业主导的深度时空旅游化、政企主导的淡季时间旅游化四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先内部旅游化、再外部旅游化及先旺季和白天的旅游化、再夜间和淡季旅游化等特征。赛里木湖旅游化的各阶段互有交叉，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旅游化的驱动力均不同。其中，内部旅游化是构建吸引力的重点，外部旅游化是发挥吸引力的关键，二者应相互协调。本文提出的旅游化模型为理解旅游化的演进规律和各阶段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为生态旅游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破解淡旺季供需矛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案例借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是旅游资源的关注度降低或转移的现象，对于提升旅游资源的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网络舆情大数据，综合运用情感分析、LDA主题模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建立综合评价指标测度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具有波动性，但内部趋于稳定的特征。（2）研究期内，山东淄博、重庆洪崖洞、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下降趋势，茶卡盐湖、啤酒节、《印象·刘三姐》、大宋千古情等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上升趋势，大唐不夜城的持续关注损失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受旅游供给、市场需求、新媒体传播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旅游资源低持续关注损失的组合路径为产品创新型和媒体营销型。研究结果为理解新媒体时代下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理论借鉴，并为有效匹配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品质与推广提供实践指导。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注重增量开发的城市建设时代进入到注重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代，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针对这个命题，邀请了来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下城市更新如何实施的基本问题，深入解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和解决路径，主要从影响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战略、城市更新实施的模式和策略以及城市更新产生的潜在负效应等三个重要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更新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结合事关城市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综合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体检的支撑作用，在空间规划、土地整理与供应、开发模式、资金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大力创新面向存量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制度；（2）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的城市更新驱动新模式，保障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效率性和公平性，政府方面要通过放权赋能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市场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资本与国企资本合作的优势，社会方面要积极发挥物业权利人的主体性作用；（3）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城市更新对住房保障的积极作用，调控和消除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资源公正配置的损害，加强探索维护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呼吁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为世界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剧了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已有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缺少对多元空间和混杂主体的关注，不利于复原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内在机理。沿循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转型特征—影响机理的逻辑思路，在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并进行就业、消费、休闲等主要日常活动而形成的空间聚合体。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乡村生活空间包括宏观的物质生活空间、中观的社会生活空间和微观的日常活动空间，即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多层尺度、多元空间和多维主体的构成。（2）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和乡村内生响应因素的作用下，政策、资本、技术、人口、文化等要素在城乡间快速流动，乡村生活空间加剧转型，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等多元空间的转型度及其之间的协调性关系揭示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过程与格局。（3）乡村生活空间多层尺度的传导机制、多边空间的交互作用、多维主体的混杂效应等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机理。以多元空间认知为切入点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有助于丰富当前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城镇化与碳排放都是国家关注重点、学界研究热点和政策治理难点。基于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视角，从“产业—人口—土地”多维度分析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并综合运用脱钩分析、Kaya-LMDI因素分解和STIRPAT-LSDV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结果发现：（1）产业、人口和土地是城镇化的关键物质要素，其交互演变构成碳排放变化的逻辑起点。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是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交互的底层逻辑、重要因素和空间保障。（2）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增长耦合乃至增长负脱钩。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产业、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衰竭。（3）1990—2020年，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低碳经济结构、人均经济水平、经济规模、城镇人口规模、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用地规模、城镇用地强度的变动，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分别为1.37亿t、-139.98亿t、-138.61亿t、163.53亿t、223.95亿t、60.41亿t、-25.24亿t、85.66亿t、138.29亿t。（4）2003—2020年，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第二三产业占比、城镇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提升1%，碳排放相应增长1.111%、-0.560%、0.771%、0.477%、0.488%，并且城镇化与碳排放交互机制具有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和“双碳”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交通运输方式的更新迭代，城市中心区产生大量废弃铁路，演变为高值低价的“洼地”。废弃铁路作为线性工业遗产为城市中心区景观再生过程提供了有效途径，被认为是引导城市更新的重要资源。然而，对废弃铁路再生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往往与稀缺的公共资金相矛盾。因此，城市规划师和管理者有必要根据废弃铁路的再生潜力确定更新改造的优先级。以大连机车厂废弃铁路为研究对象，结合遥感影像、地理空间、社会经济、POI等数据，从供给侧的属性特征以及需求侧的社会环境两个层面构建废弃铁路再生潜力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再生潜力进行评估，并以此确定改造优先级、提出特异性更新策略，以期为城市中心区废弃铁路再生实践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针对目前贸易统计数据粒度粗、无法精准解析战略物资海运格局及风险的瓶颈，本文基于AIS大数据和贸易数据的细粒度耦合，刻画了中国铁矿石海运输入高分辨率空间特征；结合多源异构数据，利用空间多标准分析量化了风险水平。结果表明：（1）输入格局在始发和终到两端均高度集聚，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一主一次的双寡头供应国，并主要流入环渤海地区港口群。（2）输入风险呈显著空间分异，且主导因素不同，故而对风险的判断应兼蓄多重外部因素与自身暴露程度。（3）基于高分辨率的通道细分纠正了既有认知的错判，并通过通道层级的风险水平映射，平衡了科学研究的精确性与分析决策的直观性。研究结果可为全球范围内战略物资海运格局的细粒度解析及风险评估提供借鉴。

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颇多，但缺乏对相关研究框架与方法的系统梳理。基于文献回顾，系统总结了二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分析途径，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研究框架大致分为四类，包括权力和能力方法类、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类。四类框架的起源、要素构成和适用场景不同，但构建逻辑和内在假设存在相似之处。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直接评价法、统计分析法、模型模拟法和定性评估法。未来有必要更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框架，基于机器学习等最新手段创新二者关系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与应用规范等，从而更好地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特征和作用机制的理解。

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