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注重增量开发的城市建设时代进入到注重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代，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针对这个命题，邀请了来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下城市更新如何实施的基本问题，深入解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和解决路径，主要从影响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战略、城市更新实施的模式和策略以及城市更新产生的潜在负效应等三个重要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更新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结合事关城市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综合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体检的支撑作用，在空间规划、土地整理与供应、开发模式、资金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大力创新面向存量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制度；（2）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的城市更新驱动新模式，保障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效率性和公平性，政府方面要通过放权赋能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市场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资本与国企资本合作的优势，社会方面要积极发挥物业权利人的主体性作用；（3）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城市更新对住房保障的积极作用，调控和消除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资源公正配置的损害，加强探索维护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呼吁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为世界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

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选择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从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社会共享、绿色制度5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并改善了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环境质量、绿色制度水平。从企业投资结构视角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投资期限、增强投资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数字化投资水平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分维度来看，注重长期投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环境质量，投资风险承担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创新和绿色制度水平，而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绿色制度。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经历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次访谈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保护体系构建、保护创新模式、保护传承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弘扬需要重视如下方面：（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的关系，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构筑以人为本的保护体系；（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与当代各族人民的生活相连接，要通过多方力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科技、旅游在不同层次上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需要注意遗产保护的核心出发点，利用好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是旅游资源的关注度降低或转移的现象，对于提升旅游资源的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网络舆情大数据，综合运用情感分析、LDA主题模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建立综合评价指标测度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旅游资源持续关注损失的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具有波动性，但内部趋于稳定的特征。（2）研究期内，山东淄博、重庆洪崖洞、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下降趋势，茶卡盐湖、啤酒节、《印象·刘三姐》、大宋千古情等的持续关注损失呈上升趋势，大唐不夜城的持续关注损失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旅游资源的持续关注损失受旅游供给、市场需求、新媒体传播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旅游资源低持续关注损失的组合路径为产品创新型和媒体营销型。研究结果为理解新媒体时代下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理论借鉴，并为有效匹配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品质与推广提供实践指导。

历史街区是一种动态型的城市遗产，其保护与更新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振兴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文旅融合背景出发，构建了涵盖物质空间更新、文化保护与展示、文旅活化利用的历史街区更新成效评估框架。基于游憩者的主观评价，采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开封市三个典型的历史街区进行更新成效评估，并基于“满意度—重要性”矩阵分析识别更新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三个历史街区更新成效均较好、差异较小，双龙巷、马道街、书店街分别为3.801、3.794、3.759；物质空间更新成效双龙巷的得分高于书店街和马道街，文旅活化利用成效书店街和马道街的得分优于双龙巷，文化保护与展示成效得分差异较小。在指标层，各街区街巷风貌和活化认可度普遍评价较好，书店街和马道街的街巷景观、基础设施和街巷维护评价较低，双龙巷的文旅特色、多元活化和基础设施评价较低。三个历史街区均需提升交通可达性；书店街需改善街区环境，强化街区文化展示与文化内涵认知；马道街需增强文化吸引力，提升文化沉浸互动体验；双龙巷需提升文化吸引力和业态多元化。

随着中国城市步入存量发展时代，城市更新已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城市更新实践也从以物质环境重建和改造为主，逐渐向着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维目标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转变。然而目前仍缺乏系统、综合的可持续城市更新理论框架，来为更新研究及实践提供指引。本文尝试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结合对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梳理，构建一个空间再生产视角下中国语境的、系统全面的可持续城市更新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包含可持续更新目标、政府、市场、社会和空间再生产五个核心要素，归纳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利益主体的构成、权力、资本和利益，以及其在空间再生产机制中的不同侧重和博弈模式，并建议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既应强调综合价值和综合效益的空间再生产和公平分配，也需关注在更新资本有限的情况下空间再生产的可持续推进路径。

在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构建中，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有效保护与合理转化不仅是核心支撑要素，更是驱动产业升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这一议题，本文邀请了来自地理、旅游、文化及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资源潜力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需关注以下重点议题：（1）重构旅游资源价值体系，跳脱“自然—人文”二元划分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隐性要素纳入资源谱系，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相衔接。通过跨学科研究、科技赋能以及规划管理与法律保障等制度性支撑，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2）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三方合力”机制是关键。政府在规划管理、产权协调与资金扶持中发挥顶层设计和引导作用；企业则关注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应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价值塑造。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沉浸式与交互式体验模式，扩大产业融合效益。（3）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自然生态与文化原真性的侵蚀，合理限定开发强度。加强跨区域合作与政策性扶持，推进交通与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让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呼吁多学科合力探索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协同创新”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增长引擎，进一步夯实国家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并为全球旅游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并催生各类“网红”旅游地。传统村落“爆红”既是数智技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流量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以泉州市蟳埔村为例，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揭示传统村落“网红”的影响因素，探讨其保持“长红”的路径。研究表明：（1）蟳埔村借助网络流量成为“网红”村落，其生命周期曲线因时间压缩发生变形，呈现出挤压式S形态。（2）蟳埔村“爆红”是符号价值、虚实文化、空间重构、优化管理、流量传播五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村落存量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化的结果。（3）蟳埔村“长红”的路径主要有“符号价值—流量传播自驱型”“符号价值—优化管理助推型”和“空间重构—优化管理驱动型”三条，在虚实文化与流量传播的协同下，符号价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淡季与旺季问题是促进生态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旅游化是生态地区常用的平衡途径。然而，现有旅游化研究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解释机制，难以厘清旅游地历时态的阶段性特征、因果机制及其时空影响。拓展旅游化理论的应用情境，构建包含时空维度的旅游化模型，并开展案例研究，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收集二手数据等方式获得多源数据，解释与厘清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由生态牧场到成熟生态旅游地20多年的旅游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赛里木湖的旅游化经历政府主导的内部空间旅游化、政府主导的外部空间旅游化、企业主导的深度时空旅游化、政企主导的淡季时间旅游化四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先内部旅游化、再外部旅游化及先旺季和白天的旅游化、再夜间和淡季旅游化等特征。赛里木湖旅游化的各阶段互有交叉，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旅游化的驱动力均不同。其中，内部旅游化是构建吸引力的重点，外部旅游化是发挥吸引力的关键，二者应相互协调。本文提出的旅游化模型为理解旅游化的演进规律和各阶段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为生态旅游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破解淡旺季供需矛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案例借鉴。

城镇化与碳排放都是国家关注重点、学界研究热点和政策治理难点。基于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视角，从“产业—人口—土地”多维度分析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并综合运用脱钩分析、Kaya-LMDI因素分解和STIRPAT-LSDV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结果发现：（1）产业、人口和土地是城镇化的关键物质要素，其交互演变构成碳排放变化的逻辑起点。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是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交互的底层逻辑、重要因素和空间保障。（2）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增长耦合乃至增长负脱钩。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产业、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衰竭。（3）1990—2020年，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低碳经济结构、人均经济水平、经济规模、城镇人口规模、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用地规模、城镇用地强度的变动，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分别为1.37亿t、-139.98亿t、-138.61亿t、163.53亿t、223.95亿t、60.41亿t、-25.24亿t、85.66亿t、138.29亿t。（4）2003—2020年，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第二三产业占比、城镇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提升1%，碳排放相应增长1.111%、-0.560%、0.771%、0.477%、0.488%，并且城镇化与碳排放交互机制具有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和“双碳”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对于构建文旅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并通过fsQCA分析方法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别呈现出波动增长和先增后降的态势，均展现出“南增北降”的时空分异特征。（2）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则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3）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循环开放是多个阶段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之一，统筹协调、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则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中国应以政策协同、统筹布局、综合发展为治理手段，以对标式发展、协作式发展和组合式发展为政策导向，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文化遗产城市是一种容纳着城市日常生活、依旧处于生长变化中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后工业社会，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大量游客涌入文化遗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却也为遗产管理带来了挑战。从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视角出发，以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探讨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其对文化依恋、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游客涉入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包含7个结构维度，分别是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城市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文化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2）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能够有效激发游客遗产责任行为。（3）文化依恋是连接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关键中介因素。（4）游客涉入是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研究结果揭示了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文化遗产城市进行游客管理提供了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启示，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RCEP的签署与实施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采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RCEP区域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空间凝聚力持续增强，连通性显著提高，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呈现“中心—边缘”结构；（2）RCEP成员国进口格局多样化趋势明显，出口稳步增长，农产品贸易伙伴不断增加，贸易地位出现分化态势，逐渐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核结构；（3）经济制度质量提升和签订自贸协定有利于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农产品贸易。据此，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实施契机，发挥在区域内的核心影响力，推动高质量规则落地，形成区域高互补性农产品市场，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凋敝危机。旅游引发的景观符号生产与消费，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探究“晒秋”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中，篁岭文旅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围绕“晒秋”景观的符号化运作，通过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推动着更多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2）篁岭村的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晒秋”核心景观符号塑造与“晒秋”泛化景观符号融入两个阶段。在阶段演化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由“发展乡村旅游，振兴篁岭”转变为“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3）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非人类行动者的属性挖掘与重要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是在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驱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从景观符号化运作的视角拓展了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网络关注度是市场需求的集中表达，流量经济背景下其为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和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基于当前网络关注热点与以空间为基础的资源分布丰度并未完全协同、旅游资源利用价值向产品市场价值转化不足等现象，综合使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整体和局部尺度分析云南省2013—2022年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错位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和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分别呈现出整体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移动的特征，二者的重心距离波动幅度较大，呈现“靠近—远离—靠近”反复交替的态势。（2）从区域错位特征来看，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存在明显区域特征，由西北至东南呈现出“正向错位区—负向错位区—正向错位区”交替的空间分布格局。（3）从驱动机制来看，资源禀赋基础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信息传播催动力四种驱动力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云南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由空间错位向空间适配的过程演化。研究结果不仅回应了流量经济背景下区域旅游资源“量质”与网络关注度适配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学术关切，还推进了对二者空间错位驱动机制的学理性解释。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当今全球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广受关注，理论技术逐步发展完善。近年来在NbS理论体系构建、技术模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识别和潜力估算、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战、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生态保护修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NbS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相关项目和地方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中国NbS可重点在持续开展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本土化、应用NbS促进中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总体提升、创新资金机制、开展NbS应用实践等方向发展，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颇多，但缺乏对相关研究框架与方法的系统梳理。基于文献回顾，系统总结了二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分析途径，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研究框架大致分为四类，包括权力和能力方法类、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类。四类框架的起源、要素构成和适用场景不同，但构建逻辑和内在假设存在相似之处。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直接评价法、统计分析法、模型模拟法和定性评估法。未来有必要更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框架，基于机器学习等最新手段创新二者关系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与应用规范等，从而更好地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特征和作用机制的理解。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演进的主干枢纽、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又与外部区域具有近远程耦合关系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复合系统。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五年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内对外开放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流域产业经济在创新、绿色、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资源环境效率大幅度改善。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升级，统筹协调好人—水—粮—能—碳—生态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快实体性有边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协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河流域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拉动、高水平开放，推动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挥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绿色能源重要生产基地的作用，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建设。构建以人水关系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型，从纽带关系的角度理解整体性，从临界阈值的角度理解系统性，从远程耦合的角度理解协同性，是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