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

近年来，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机理和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气候要素间的相互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和过程，并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趋势，探索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研究认为：（1）各气候要素及其变化作用于文化遗产的机理过程复杂多样；（2）需辩证看待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3）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有利于切实发挥不同角色的功能和作用。在气候变化加剧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丰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村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而制定相应的村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以湖南省长沙县为研究对象，引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了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引力模型、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量化识别长沙县的“乡村振兴极—村镇空间场—乡村发展区—城乡基础网”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县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以城镇核心区为圆心向外围减弱的圈层式分布结构，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2）地域间供求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影响空间联系强弱的重要因素，而立足于因素作用的空间联系强度可以较好地表现区域发展的需求和互补格局；（3）“极—场—区—网”多维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于市区近郊县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具体确定并划分了11个乡村振兴极、3个村域空间场和7个乡村发展区，构建了基于“极—场—区—网”互联网络的城乡基础网，进一步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建设用地利用变化是引起碳源/汇变化的重要原因，如何优化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以驱动碳减排，是双碳战略背景下一个重要课题。用首位城市占比和赫芬达尔指数等表征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以地均碳排放量表征碳排放水平，基于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检验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分功能用地来看，工业、居住和服务用地空间集中配置也均能抑制碳排放，就作用强度来看，工业和服务用地较大，而居住用地略小；（3）能源效率是省域城市建设用地及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4）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的耦合协同将通过增强能源效率而对碳减排产生倍增效应。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在繁荣经济活动的同时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契机。以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入境旅游发展；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对外开放效应与互联网建设效应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入境旅游发展的促进效应在省会城市更显著，而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显著。研究结果为发挥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的福利效应、实现新发展阶段入境旅游高效复苏提供了经验依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都市农业对城乡食物要素流动与能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是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新业态。基于城乡融合及要素流动的视角，旨在揭示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的典型类型功能演变及其空间转型机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支持农业、代耕式农业和休闲农业三种典型类型都市农业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功能、转型过程和空间效应等。（2）社区支持农业通过生态种养强化了生态功能，并以短链销售、合作生产、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经济功能，引起空间品质的提升、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等。（3）代耕式农业则强调经济功能，其物质空间转型过程体现在耕地非粮化、集中化和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异，进而带来社会空间的群体排斥和空间隔离。（4）休闲农业则强调社会保障功能和都市群体的体验及情感需求，在空间转型上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空间效益的差异化。（5）都市农业典型类型的功能演变及空间转型受到市场、政府、企业和个体等多重主体的综合作用，城乡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要素对都市农业空间分异的方向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食物、群体和产业联系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模式。

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力，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分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CHFS数据库匹配，应用门限回归等方法识别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降低态势，但南北差异不大。（2）数字乡村四个子维度发展水平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并且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存在显著东西差异；同时，数字乡村发展总水平及各子维度在空间上均显著相关，且HH型和LL型集聚特征突出。（3）数字乡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治理和生活数字化促进农户增收，其中经济数字化的农户增收效应最大。（4）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与农户教育和收入水平相关，即数字乡村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明显，甚至有抑制效应。此外，在考虑数字乡村自身发展阶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形下，数字乡村对农户增收存在非线性影响。

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制度规范，探索其成果在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中的应用，在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相关概念及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理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阐述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物量变更方法及成果的应用场景和模型，并以A市的国有农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为例，试验了增量变更和全量变更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资源类型的实物量清查变更需采用相对应的变更方式，其中增量变更方法更适用于国有农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清查实物量变更；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宜采用全量变更+图斑标识方法，以实现质量指标更新，反映其变化情况。研究成果可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成果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为例，探索正、反向飞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方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是不同层级政府权力再安排以建构区域尺度的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2）正、反向飞地中“以地谋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空间重构路径，并受制于不同的路径锁定，亟待建构区域性土地发展权益再分配机制；（3）“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持续建构是深化山海协作的重要制度方案，反向飞地建设是未来路径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结果表明，调整优化“以地谋发展”模式是区域协调的重要措施，需要借助区域性土地产权实践发挥其管制与赋能的双重作用。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协同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碳排放强度下降，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重要内涵。在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碳排放强度机制基础上，基于1998—2019年省级尺度面板数据，定量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探析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碳排放强度上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城镇化、抑制创新发展、强化资源错配等带来碳排放强度增加，且市场化水平、政府行为在二者关系中呈现显著调节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碳排放强度效应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一方面，表现为1998—2011年显著正效应与2012—2019年不显著负效应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东部不显著负效应、中西部显著正效应对比。在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调作用，通过优化城镇化模式、提升创新发展质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在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权益保障和政治优势实现具有深刻影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兼具国有特质与管理本质，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分析阐明中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两山”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效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建设要求以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属性特征，分析提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功能定位与目标要求，剖析管理体制改革的特征事实与面临挑战；聚焦管理目标、部门职责、收益模式、监管方式等核心问题，在比较借鉴两个不同类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确委托代理关系下政府部门权责边界，培育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管理，促进全民、代际所有者共享资产管理收益，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监督独立化、规范化等建议。

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生态型地区长期陷入发展动力缺失、低水平循环、村镇衰败的困境，城乡融合面临更大的挑战，探索生态型地区城乡融合路径意义重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城乡融合的理论框架，建构了生态型地区“价值链—供应链—要素链”组合的城乡融合路径，并以粤北生态发展区为例提出了具体路径策略：一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产品价值链，建立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二是构建跨区域和城乡垂直分工的生态产品供应链，建立“大湾区中心城市—粤北市县城区—粤北村镇”三级空间供应体系；三是建立生产要素流转交易的要素链，围绕生态产品供应链促进人口、土地要素的城乡对流。研究对开展特定地域城乡融合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生态型地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发展滞后背景下新的时代命题，村镇建设格局优化是破解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城乡共生视角，以苏北灌云县为例，综合运用断裂点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场能模型，开展村镇建设格局优化。结果表明：（1）城乡共生视角下，村、镇的综合质量是共生基质，村镇之间相互作用、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成本是共生界面，结合村镇的共生基质和共生界面进行共生选择，可指导村镇建设格局优化；（2）顾及镇质量、中心性和网络凝聚子群，确定灌云县村镇等级，利用改进的场能模型，通过测算县城及各镇的空间场能，完成村镇共生体构建，形成相互作用的城乡共生的县城—镇—村等级体系；（3）重构村庄引力矩阵并在村之间搭建有向连接线，发现包括后埠村、深沟村、东徐村等25个村与其他村庄的联系微弱，有待进一步调整，根据城镇辐射范围和村庄引力联系，形成优化调整方案，通过比较各村庄的点出度与点入度，将村庄划分为重点村和一般村，完成村镇建设格局优化。

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法律属性如何定性，关系着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工作如何具体展开的问题，不确定委托代理的法律属性就无法划定权责的界限和授权委托的形制。面对庞杂的自然资源体系，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自身的属性也颇具争论。从现实情况来看，很难将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定义为一种行政职责，同时两个行政机关间也无法建立民事协议关系，现阶段其法律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协议，通过这种行政协议来分配各级政府之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行使资格。

多要素匹配是沿海地区演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究陆海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和资金多要素匹配度及其影响因素则是沿海地区陆海统筹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鉴于2005—2019年中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数据，采用DCI模型、主导要素法和随机森林模型进行陆海多要素的匹配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陆域驱动型省份有辽宁、河北和山东，海域驱动型省（市、自治区）有广西、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和海南，陆海互动型省（市）有上海和广东，多数省（市、自治区）多年间陆海功能交互驱动，作用机制及稳定性存在明显差异；（2）陆海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和资金要素交互驱动，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别，主导或拉动陆海多要素系统发展；（3）陆海多要素匹配度的影响因素重要性由大到小分别为产业结构、政府调控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人才支持力、社会发展水平。研究结论为陆海统筹建设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