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农民培育与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东北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三螺旋”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分析了乡村全面振兴、高素质农民培育和黑土地保护利用的角色定位、逻辑关系和协同机制，并提出了协同推进的具体路径。研究表明：乡村全面振兴、高素质农民培育和黑土地保护利用三者形成“场域—主体—资源”综合治理模式。乡村全面振兴为模式支撑，高素质农民培育实现人才输入，黑土地保护利用夯实资源基底，高素质农民培育主体优势与黑土地保护利用治理效能可相互转化；后二者在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才育用、组织建设和文化塑造场域中逐步相互适应并正向影响；乡村产业系统创新、生态治理协调、英才育用优化、组织重构和文化传承的进一步实践可提升协同效能。

社会空间分异是指不同属性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现象，当前以研究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最为普遍，而鲜见针对区域特别是一体化区域的社会空间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百度慧眼大数据平台提供的多维度、高精度人口属性数据，通过对该区域社会空间分异结构、特征与机制的分析发现：（1）根据空间区位、居民年龄、教育层次、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等关键指标，可将长三角社会空间划分为五种类型区。（2）不同类型社会区构成长三角多重嵌套的“核心—边缘”结构，地区间、省域间、城市间、城乡间和城市内部均存在显著的社会空间分异。（3）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部的人口资源非均衡分布，是政策导向、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4）在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内生”因素与不同技能人口向不同类型地区流动等“外生”因素的混合叠加作用下，长三角一体化地区内部群体分化与空间差异存在加剧的可能。为推动区域人口资源均衡发展，需要探索实施跨区域资源统筹与公平配置、促进优质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品质均等化等措施，以实现长三角社会空间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实现草原资源资产价值是兼顾草原生态与经济价值统一，促进人与草原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是契合草原资源未来保护与利用需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基于文献分析、归纳演绎和案例研究方法，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草原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和关键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蕴含的三大核心部件“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为草原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提供了科技动力、多元思路和可持续保障。（2）新质生产力赋能草原资源资产价值实现面临科技转化率低与精尖技术断层、新型要素参与不足与要素融合阻隔、产业结构落后与产能低效的三重困境。（3）新质生产力赋能草原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主要包括建设研究队伍、补齐技术短板、打造产研结合平台；融合生产要素、发展多元价值；加速产业结构现代化、推进生产方式转变、完善产业组织管理。研究为草原资源科学管理和探索资产价值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实现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繁荣的协同发展。

草畜平衡制度在抑制牧民超载放牧、保护草原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部分地区草畜矛盾、草地退化等问题依旧严峻。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对中国草畜平衡制度进行分析发现，草畜平衡制度的实施呈现出草原保护成效较为显著，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制度运行的职、权、责关系的正功能，但也产生了限制放牧行为、抑制牧户权利、最终成为一种限权行为，以及影响牧户放牧收入、降低牧户守约积极性、产生负向激励的负功能。因果检视表明，草畜平衡规范结构断裂与制度结构配置不合理的外部结构障碍，核定周期过长、约束与激励失衡和监督监测制度局限的内部结构障碍，以及奖补混同抑制牧民积极性的内外部结构衔接障碍，共同制约了制度功能的发挥。鉴于此，应统筹草畜平衡与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等制度，完善草畜平衡法规和制度体系，优化激励约束平衡、载畜量核定和监督监测制度，构建草畜平衡补奖与草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衔接制度，破解制度结构障碍。

评估补贴、监管和“补贴+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对于政策优化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条件制约，当前研究无法将三类工具剥离讨论。基于内蒙古自治区885个草场转入户调研数据，构建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中补贴与监管政策工具对牧户草场使用压力的独立与协同作用。研究发现：与处理组相比，补贴、监管与二者协同分别使牧户草场使用压力降低2.5299羊单位/hm²、1.8866羊单位/hm²、2.1791羊单位/hm²，超载程度分别降低77.13%、60.28%和66.44%，说明经济激励效果优于监管约束，二者的协同效应则介于两者之间。进一步讨论发现，对于不同草场规模牧户，补贴、监管以及“补贴+监管”的草场降压效应均在小规模牧户群体中更为显著，且政策效应按照“补贴+监管”、补贴和监管的顺序递减；对于不同生计策略牧户，补贴、监管以及“补贴+监管”均有利于草场降压，但“补贴+监管”及监管两类工具在非牧就业牧户群体中的效果更显著，而补贴在两类群体间的草场降压效应差异性不大。未来应尊重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规律、提高补贴精准性、完善监管机制与手段以及促进补贴与监管的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

21世纪全球农用地持续扩张。如何在提升农业产出的同时，实现生态系统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回顾相关研究脉络，构建了区域内农用地、草地系统位移过程和效应的概念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梳理不同情境下系统位移关系，从中分析实现生产与生态双赢的位移路径并归纳现有双赢模式，对未来模式升级存在的困境和路径进行探索。研究发现：（1）当农用地扩张参量不适当时，与草地系统在位移过程中出现破坏、竞争、吞并关系，表现为生态位偏离、过度扩张行为；农用地扩张参量适当时，与草地系统间存在位差、催化、多稳定、管理潜势，空间功能互补、势能匹配，驱动位移耦合、达成双赢。（2）现阶段，部分区域已形成耦合双赢模式，但处于初级阶段。模式升级在政策管理、技术应用、资源安全和耦合实践等方面存在现实困境。（3）未来可面向全球人类可持续发展需求，重点聚焦政策调控方案改善、空间合作加强、技术升级与共享、多方协同参与等方面，构建多维度、多尺度、多模式、多主体的农用地与草地系统位移耦合体系，实现双赢。

探讨草地确权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及机制，有助于利用产权制度安排遏制草地退化，改善牧户生计。基于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调研的确权前后三期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新一轮草地确权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采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新一轮草地确权使牧户的技术效率提高了0.367，就2020年样本牧户而言，确权牧户的效率值比未确权牧户高6.4%；影响机制主要体现为直接激励效应和草地流转效应，迁移效应不显著。换言之，确权可通过激励牧户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利用和流转草地来提高技术效率，但并未通过促进牧户成员外出务工而显著提升其技术效率。研究结论可为其他牧区推进新一轮草地确权提供参考。

中国数字乡村战略正迈向全面加速推进的新阶段，数字技术已深度嵌入畜牧业发展、牧户生产生活以及牧区转型升级的全链条。在草原牧区减畜政策实施的宏观背景下，基于“政府—牧户”的双重博弈视角，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探讨数字技术助力牧户减畜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同时，运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牧户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GPSM），实证探究数字技术对牧户减畜质量的影响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牧户减畜质量，体现出数字技术在产出高效、环境友好、调控合理和监管有效方面的正向作用。GPSM的估计结果证实了数字技术采纳程度对牧户减畜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趋势。机制分析显示，情感型社会网络在数字技术对牧户减畜质量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而功能型社会网络则未发挥显著影响。当地政府需进一步加强政府与牧户间的合作共赢，以促进数字技术在畜牧业领域的深入应用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