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规模经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次访谈围绕耕地规模经营的定义、影响因素以及实现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访谈中，受访者提出“五位一体”的耕地规模经营概念，分析了影响规模经营进程的因素和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的主要路径。受访者认为：实现耕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长期趋势，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过程也将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在所有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是影响耕地规模经营最为根本的因素，土地资源禀赋差异是影响耕地规模经营的基础性要素。乡村老龄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特色农业的发展等也对规模化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将共同塑造中国未来耕地利用的格局：不同耕地规模的经营主体共生共存、相互补充。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以存量提质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城市更新已上升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关键战略。为深入探索城市更新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通过剖析国际先进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本土化实践提供借鉴，继而回顾中国城市发展重点从“生产之城”到“人民之城”的历史性演进，揭示“人民城市”理念确立的时代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诠释“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内涵，系统梳理了城市更新作用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多维目标的推进路径，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政策建议体系，旨在为通过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全面解决方案。
在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型的新阶段，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2025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活化与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304场报告。会议报告全面总结了当前中国资源活化与城市更新研究的新议题、新路径与新实践。在新议题方面，研究视野正从土地再开发与空间优化拓展至制度创新、社会公平与价值重组，呈现出从“物质更新”到“社会—制度—价值”多维融合的转向。在新路径方面，健康城市、生态低碳与数字转型成为研究热点，数字技术、生态修复与公共健康议题的交叉融合，推动城市更新由单一建设导向走向多维资源整合与多重治理增效的协同模式，形成“人本—生态—智慧”一体化的创新路径。在新实践方面，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与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逐渐成为激活存量资源、提升更新效能的关键机制，财政可持续性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对本次会议学术成果的归纳与总结，揭示了资源活化与城市更新互动机制的整体结构与发展方向，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构建系统、科学的国土空间碳核算体系，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融合，提升国土空间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由此提出基于格局—功能—过程的国土空间碳核算框架和方法体系，并探讨其未来的主要应用领域。研究表明：（1）当前碳核算体系在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方面存在不足，而建立系统化、多维度的国土空间碳核算体系，可有效增强碳核算成果的规划适配性，为低碳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支撑。（2）基于格局—功能—过程的国土空间碳核算框架的核心在于耦合自然与人为双重机制，从总量、分类和动态三个层面开展碳核算。首先通过总量核算明晰国土空间碳收支本底格局，其次依据分类核算揭示碳排放空间差异与碳流通状况，最后通过动态核算揭示不同周期碳动态演变规律。该框架通过对国土空间源—汇—储—流的全方位刻画，有助于提升国土空间碳核算的系统性与动态适配性。（3）未来应着力构建覆盖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全流程的数字碳治理体系，推动碳核算在低碳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碳流通模拟与责任界定、碳动态监测与风险防控等领域的应用，为面向气候治理的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系统支撑。
低碳化技术作为释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减排增汇潜力的关键途径，对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仍缺乏对中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碳化技术的系统梳理。在明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碳化技术研究边界的基础上，通过专利与学术文献的计量分析，系统梳理了相关技术的关键领域、发展阶段、研究主体/模式以及研究热点，并凝练技术进展与未来趋势。结果表明：（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碳化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保护修复三大方向，以土壤改良、灌溉排水、拆旧建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水环境治理为关键领域。（2）技术发展趋势与中国土地整治实践高度同步，历经了1996—2006年的缓慢发展阶段、2007—2016年的稳步增长阶段和2017—2024年的快速增长阶段，研究重点随土地整治内涵的深化而不断拓展。（3）技术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仍需加强新兴和薄弱领域的技术攻关，并进一步提升关键领域技术体系的功能适配性与系统协同性。未来亟需构建专利研发—试点转化—文献评价的协同联动体系，持续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碳化技术攻关、应用与转化，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科学、可行的创新路径。
耕地撂荒及其再利用是全球可持续土地管理面临的核心挑战，对保障粮食安全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零饥饿”目标至关重要。为系统把握其研究脉络和未来趋势，对耕地撂荒与再利用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研究表明：（1）现有研究在撂荒地识别方法方面成果显著，主要采用了实地调查、文献荟萃分析、遥感技术三种方法；耕地撂荒受社会经济、生物物理和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驱动；耕地撂荒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长期、非线性效应研究相对不足，且部分影响尚存在争议。（2）撂荒地再利用面临政策制度不完善、治理实践效能不足、利用主体动能缺失及永续利用风险突出等多维度困境，需通过完善顶层设计、规范政策执行、激活多元主体动能与强化工程技术支撑予以系统破解。（3）再利用路径可归纳为农业用途、生态用途及建设用途，其选择需审慎权衡粮食安全、农户生计与生态保护等多维效益。（4）现有研究在理论体系、模型方法、区域模式、治理效能等方面仍存不足；未来应深化理论融合、创新数据模型方法、评估政策组合效益，推动区域模式谱系化研究，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系统综述国内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研究可为实践探索提供科学支撑。在明确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特征的基础上，从补偿机制和补偿效益两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和研究展望。结果发现：（1）水体流动性、水资源“三生”属性和流域生态系统复杂性决定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重难点在于多元主体博弈、补偿标准测算和补偿效益评估。（2）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方面，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成熟，但实践指导性欠佳；利益相关者行为聚焦政府间博弈，多元主体激励不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效益研究包括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两个方面，但前者评估指标较单一，后者存在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争论。（3）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展望中，建议丰富实践应用型补偿标准研究，探索多元性的利益相关者行为，拓展补偿政策的效益评估视角，重视补偿政策的协同效用。
全球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导致粮食需求持续攀升，而耕地资源退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使粮食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因此，提升现有耕地产能并合理开发盐碱地等后备耕地资源，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关于生产潜力提升的评估主要集中在耕地，针对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的评价较为不足。基于此，系统梳理了盐碱地生产潜力的评价体系，探讨了不同改良措施对盐碱指标及作物产量的改善效果，并初步构建了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评价方法。未来研究应构建多维动态数据库，建立与盐碱地区域特征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同时兼顾治理的经济成本与效益，以推动盐碱地生产潜力提升评价方法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盐碱地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提出了一个在社会福祉视角下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共生度模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评估，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的演变特征，并揭示了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社会福祉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辩证统一为逻辑起点、以双向反哺为作用机制，通过量化和谐共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评估提供了统一标准。（2）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呈稳步上升趋势，由轻度和谐共生转变为中高度和谐共生。西部地区的和谐共生度最高，中部地区的和谐共生度最低，“中部塌陷”特征明显。（3）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均呈现正向增长，内蒙古、甘肃和江苏的和谐共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空间关联性，并呈现出区域同质发展为主、区域异质发展为辅的空间关联模式。（4）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则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乡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为例，从产业体系、公共服务、生活质量和治理体系4个维度构建乡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22年浙江省52个县域乡村的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类型识别、驱动因素和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中等为主、稳步提升”的时序演化与“东高西低、集群锁定”的空间梯度，其中产业体系现代化与生活质量现代化领先，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2）政府干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基础和交通设施对乡村现代化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影响，表现为带状—片状交叠的空间分异特征。（3）基于乡村现代化水平与各维度发展特征，将浙江省52个县域乡村划分为滞后发展型、单维主导型、双维驱动型和多维综合型4种发展类型，据此提出分类施策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为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同类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揭示特色产业引领和美乡村与民生福祉的协同融通关系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议题。构建协同融通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凤凰县菖蒲塘村为案例地，结合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探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引领和美乡村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机制及路径。结果表明：（1）在协同融通过程中特色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动力，推动“宜居”与“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稳企业、稳就业、稳市场”的重要作用。（2）在协同融通过程中形成产业、主体、生态、村庄、市场与政府结合五重协同融通机制。（3）能人领跑、三产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区域组团发展、政府普惠建设五重作用路径，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和美乡村建设，实现民生福祉增进。研究结果可为探索民族地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民生福祉提升提供新思路及实践案例参考。
返乡群体赋能乡村振兴是应对乡村人才外流与空心化挑战、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借助综合评价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2013—2022年江汉平原返乡群体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1）2013—2022年江汉平原返乡群体规模呈波动演变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升明显，在空间上表现出“多核驱动，全域增长”的发展格局。（2）返乡群体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3）返乡群体主要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助力乡村生态宜居、引领乡村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治理有效和提升乡村生活富裕等途径助推乡村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结果可为有效促进返乡群体参与乡村建设，优化赋能路径，进而实现乡村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产业结构转型是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的重要路径。以2012—2022年114座资源型城市为样本，探究了技术要素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要素的横向演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而技术要素的纵向演化虽然抑制了产业结构转型，但能增强技术要素横向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与横向演化产生协同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进数实深度融合、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是技术要素演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三条路径。异质性分析得出，在非环境政策试点、数据要素发展较好和人才引进强度较高的城市，技术要素演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更强。研究结论为技术要素以结构性演化态势促进产业革命，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引导游客实施遗产责任行为是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的重要举措。结合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综合游客理性认知和主观情感因素，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遗产责任行为驱动机制理论框架，运用回归分析检验机制。结果显示：遗产责任行为受利己、利他和利生态价值认知、遗产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直接影响；遗产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在遗产价值认知和遗产责任行为之间发挥单一及链式中介作用；道德规范对利生态、利己价值认知与遗产责任行为分别有正负向调节作用，对利他价值认知无调节作用。研究完善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将其拓展至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情境，所提对策可为驱动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是培育访客旅游敬畏的重要场域。敬畏的唤起对推动访客从精神层面树立亲环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家公园践行自然教育的关键一环。理解访客在国家公园产生的敬畏体验有助于从心理和精神角度揭示国家公园与访客之间的内在互动关联。现有研究缺乏适用于旅游情境和国家公园发展现实需求的敬畏评估工具，不利于国家公园把握访客的自然体验现状。立足于旅游敬畏的美感—理性—信仰概念模型，以青海湖国家公园为例，开发了包括3个维度共17个题项的国家公园访客旅游敬畏量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结构效度和校标效度。研究成果在验证旅游敬畏概念模型的基础上，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定量测度工具，同时为进一步理解国家公园人地互动和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作为区域发展的关键战略布局，是驱动经济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23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并基于中心—外围视角探究距离衰减效应。结果表明：（1）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能显著而稳健地推动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并促进协同减排和共同富裕。（2）国家级城市群建设通过城市联动（增强经济联系、优化功能分工与驱动市场统一）和城市发展（缓解资源错配、促进绿色创新与推动产业升级）两大渠道发挥降碳与增长协同效应。（3）该效应在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不同区位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4）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自然、行政和人文壁垒约束均会削弱这一积极效应。
数智化发展作为重塑经济增长格局的核心引擎，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新路径。基于2011—2023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发展对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智化发展加速了“油气替代煤炭”“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转型进程。（2）数智化在清洁能源消纳更大的城市、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及沿海城市更具“先发优势”。（3）数智化发展通过效率提升、要素支撑和清洁生产机制发挥作用。（4）数智化发展的能源转型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在不同转型阶段存在非对称影响，具有“普惠效应”；在绩效考核、财政收支、社会舆论三重压力约束下存在门槛特征；对周边区域造成“同群效应”，但具有170 km的空间衰退边界。
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韧性的关系，对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和提升农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相接壤的周边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入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生态补偿政策—生计资本—应对行为—生计韧性理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内生动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生态补偿政策增加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生计资本提升了农户的应对行为与生计韧性，且应对行为增强了农户的生计韧性。（2）农户生计资本和应对行为在生计韧性影响机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且存在链式中介影响路径。（3）内生动力在生态补偿和农户金融资本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效应，且需求型内生动力的调节作用更强。
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推动“三水统筹”治理是建设美丽河湖的根本路径。在拓展TOE归因模型基础上，构建TOSE整体性理论框架以阐释“三水统筹”治理的影响因素，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2—2023年中国省域“三水统筹”治理成效，采用动态fsQCA方法检验治理路径。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水统筹”耦合协调度实现梯度迁跃，但整体上处于低水平阶段；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长三角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2）TOSE理论框架对解释“三水统筹”治理的驱动因素具有适用性。治理成效有赖于技术基础、组织管理、社会参与、经济环境四组因素的共同优化。（3）“三水统筹”治理的驱动路径包括政策驱动+社会联动型、政策驱动+经济推动型、政策驱动+技术拉动型三种；无效路径包括政策目标失衡型与政策执行缺失型两种。（4）驱动路径的条件变量间存在替代性关系，但其有效性均以组织管理条件为前提。驱动路径的运行模式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二五”期间依赖政策驱动，“十三五”期间依靠政策引导与社会响应的良性互动，“十四五”期间技术基础与社会参与跃升为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三水统筹”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