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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35-1149 doi: 10.31497/zrzyxb.20230502

“新时期遗产地保护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专栏

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巨英英,1, 程励,2,3

1.长治学院历史与旅游管理系，长治 046011

2.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成都 610064

3.四川大学遗产跨学科国际联合实验室，成都 61006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ourism commun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Based on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U Ying-ying,1, CHENG Li,2,3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 Tourism Management, Changzhi University, Changzhi 046011, Shanxi, China

2. Tour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3.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terdisciplinary Tourism & Heritage Research,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通讯作者: 程励（1970- ），男，四川雅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E-mail: chengli@sc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6-20   修回日期: 2022-1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GLB088-BG)
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项目(2021CXC15)

Received: 2022-06-20   Revised: 2022-1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巨英英（1991- ），女，山西晋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E-mail: yingying_ju@163.com

摘要

居民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然而其遗产责任行为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构建以居民个体内部驱动和社会嵌入为条件变量，遗产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在平遥古城收集的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共存在五种模式可驱动居民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具有多组态和系统特征；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交互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结构嵌入在不同的路径中对遗产责任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拓展了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且对文化遗产地政府和管理者开展遗产保护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居民; 遗产责任行为; 形成机制; 文化遗产

Abstract

Tourism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the ultimate guardians of heritage, but their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has not been concerned. Based on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mplex causal model of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with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social embedding factor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is paper took the Pingyao ancient city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and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eight condition configurations that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among which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attitude, place attachment,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The above variables have more substanti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than other variables. (2) Five modes can drive residents to form high-level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and a single variable cannot achieve high-level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configurations and systems. The original coverage of the core existence mode of behavioral attitude, place attachment,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is the highest. The original coverage of the configuration with missing minor condition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figuration without missing minor conditions. (3)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are complicated and interactive. The lack of a single factor is not the bottleneck to form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tructure embeddedness in different path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When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re insuffici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can be improved by promoting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Finally,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perform heritage prot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rs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Keywords： residen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formation mechanism;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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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巨英英, 程励. 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35-1149 doi:10.31497/zrzyxb.20230502

JU Ying-ying, CHENG Li.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ourism commun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Based on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135-1149 doi:10.31497/zrzyxb.20230502

截至2021年底，世界遗产共1154项，其中，文化遗产897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39项；中国世界遗产共56项，其中，文化遗产38项，双重遗产4项[1]，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中国境内文化遗产占比均较高。文化遗产是各区域从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地域、民族和历史认同感的重要方式[2]。然而随着文化遗产旅游持续升温，文化遗产地的矛盾冲突逐渐多元化[3]，如何保护遗产并完整地传承下去，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所关注[3⇓⇓-6]。社区居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被认为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7]。有学者提出遗产旅游地在开发过程中，除了需要强化居民利益和生计状况外，也需要促使居民尊重遗产，进行遗产知识传递，承担遗产保护责任[3,5]，这将影响遗产保护的有效性。因此探究旅游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是遗产保护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现有研究使用传统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个体的负责任行为主要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8,9]和地方依恋[4]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证实个体活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中[10]，行为也会受社会关系等社会情景因素的影响。上述研究为分析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无法使得特定结果出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并非一定是对称关系。但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对称视角，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探究两个变量的关系，无法清楚地解释多因素并发的复杂因果问题[11⇓-13]。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单一因素并不能促使居民实施遗产责任行为，同时部分因素缺失也不一定阻碍居民进行遗产保护，不同因素是相互依赖的[13]。因此本文使用非对称方法解释不同因素和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非线性因果关系。

基于此，本文以平遥古城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平遥古城是集居住、旅游和商业为一体的社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从个体内驱和社会嵌入双视角出发，探索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将具体厘清以下两个问题：（1）哪些个体内部驱动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会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2）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有效路径有哪些?探究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并驱动居民进行遗产保护，对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文献综述及模型构建

1.1.1 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定义

张朝枝[3]以国际宪章和相关文献为出发点，参照负责任旅游和企业社会责任含义，提出了“遗产责任”的学术概念。广义上，遗产责任是个体或组织在遗产价值认知、解释与再现过程中承担的相应法律、经济、道德与慈善等方面的责任。狭义上，遗产责任是个体或组织在遗产价值再现过程中承担的相应法律与经济责任[3]。

“责任行为”研究在环境和企业道德营销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同时学者也对环境责任行为、负责任旅游行为和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14,15]。以上行为都属于亲社会行为，但从具体内涵而言与遗产责任行为不尽相同[6]。环境责任行为强调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或是对环境有利[16]；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为广泛，包括环境、经济、伦理、社区责任等行为[15]，而遗产责任行为侧重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4]。凌欢等[6]在遗产责任和责任行为的基础上，探究了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并将遗产责任行为定义为对遗产资源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由于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具有暂时性和高度匿名性[17]，大部分旅游者会出于自身利益追求，首先以享乐为目的，较少考虑利他行为[18]。而社区居民与遗产资源接触深入且广泛，是核心利益相关者[19]，在生产生活中是否采取遗产保护行为将直接影响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侧重探讨社区居民的遗产责任行为。Gursoy等[4]将居民遗产责任定义为保护居住地遗产资源的一种道德义务。基于此，本文将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定义为居民对生活区内的遗产资源保护负责的道德行为。

1.1.2 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个体内驱因素

行为意向指个体为实施某一行为所付出的努力，是影响个人行为最直接的因素，然而只有当意志可以控制行为，即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执行该行为时，行为意向才能对行为产生影响[8]。行为意向主要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的影响[8,9]。行为态度指一个人对某一行为进行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主观规范指一个人决定是否执行某项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感知行为控制指个人参考过往经验和预期障碍（资源、能力、机会），感知到执行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6,8,20]。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可以决定是否进行遗产保护，当个体对遗产责任行为持积极态度，主观规范越强，且拥有较强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时，实施遗产责任行为的意向则会越强，最终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此外，地方依恋被认为是个人和地方的情感纽带，已有学者验证了居民地方依恋和旅游态度之间的关系[21]。在环境责任行为研究领域，学者发现地方依恋可以显著影响环境责任行为意愿[22]。在遗产责任行为研究中，Gursoy等[4]研究发现地方认同对遗产责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探究个体内部驱动因素（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

1.1.3 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社会嵌入因素

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中，受社会关系和周边环境的影响[23]。Granovertter[23]认为人在开展活动时，既会受个体内部因素影响，也会受社会网络关系影响。其次，他还构建了社会嵌入分析框架，将社会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24]。此后，学者在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基础上拓展了社会嵌入分析框架，增加了政治嵌入、认知嵌入和文化嵌入三个维度[25]。据此，本文将分析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

关系嵌入是指个体的行为嵌入与他人建立的关系网络中，受联结的网络关系影响，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是衡量关系嵌入度的指标[26]。关系强度指个体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行为信息流通速度；关系质量即信任和承诺的程度，决定了隐形知识的获取[27]。关系嵌入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影响机理如下：关系强度越大，居民讨论遗产责任行为的频率越高，越便于完成遗产责任行为信息共享[27]。此外，个人在人际互动中存在规则性期望、互惠性期望和赞同性期望，因此居民关系质量越高，越可以通过互动强化彼此之间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个体间凝聚力，进而形成合作和监督机制[10]。

结构嵌入指个体所嵌入的网络结构以及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通常由网络规模和网络地位来衡量[28]。网络规模反映了个体社会网络成员的数量，体现了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29]，个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社会资本越大，获取信息的难度越低[30]。网络位置反映了居民所处的网络节点位置，可以衡量社会资本存量，处于重要网络位置的居民，具有获得丰富信息和资源的优势[31]。居民所在的网络规模和结构位置不同，其对遗产责任行为信息、资源的掌握程度会存在差异[29]。居民网络规模越大、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越容易获得遗产责任行为的相关知识，越便于维护与其他居民之间的协作关系，也易于形成遗产责任行为。

政治嵌入是指个体行为受国家政治环境、区域政策和权力结构的影响。有效的遗产保护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32]，以传统民居为重要吸引物的世界遗产地更是依赖政策支持[32]。因而，有学者提出为居民“确权”“保权”和“增权”等赋权措施来促进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33]；也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法律、设立保护部门、拓宽资助途径等机制，促进遗产保护[34]。据此，在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政府态度将直接影响居民的遗产保护，若地方政府发挥好管理和服务职能，遗产保护更容易进行。

文化嵌入是指个体行为受到传统价值观、地方信仰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35]。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具有人情规范特征[36]，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区域，居民的遗产责任行为更会受到社会文化嵌入的影响。本文文化嵌入是指爱护遗产，保护和传承遗产的社会文化氛围。结合平遥古城所处的平遥县来看，爱护遗产的伦理道德与规范影响着居民的遗产责任行为，为遗产保护提供了契机。

认知嵌入是指个体行为受自身经验、知识和技能的影响[37]，区别于感知行为控制，因为认知嵌入强调了外界对个体经验、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本文的认知嵌入是指对居民进行遗产保护等培训。参加过相关技能和知识培训的居民，对遗产责任行为会有一定程度了解，对遗产保护建议采纳度会更高，更愿意采取遗产保护行为[31]。

1.1.4 模型构建

复杂性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个前因变量互相依赖多重并发的结果，某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不是完全对称关系，其影响效应取决于和其他自变量的组态关系，该理论旨在回答哪些条件组态可以使得预想结果出现[13]。因此借助复杂性理论能较好地分析多要素并发的复杂性因果问题。Woodside[38]提出了复杂性理论的基本原则：（1）一个自变量有可能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但一定不是充分条件。（2）每个条件组态都包含两个或多个自变量。（3）形成特定结果的组态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个组态可形成相同结果。（4）某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条件组态中存在不同关系。（5）在对结果的预测中，任何一个组态只代表部分被调查者的观点，其覆盖度都应小于1。

基于此，本文依据复杂性理论[11,12]，整合了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个体内驱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构建了预测居民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模型（图1），并依据该理论原则对结果进行评估。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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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概念模型

Fig. 1   The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2.1 研究区域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平遥县，文物分布众多，是汉族区域现存最完整的古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称为明清时期古代城市的典范，于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平遥古城隶属于古城街道办事处（图2），辖5个社区、23个基层网格，常住人口1.7万人，本文研究对象为平遥古城城墙内居民。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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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域

Fig. 2   The study area


平遥古城居民一方面充分享受旅游业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古城民居多为明清砖木结构，管理修缮难度较大。古城居民不得不面临居住条件改善受限（如取暖问题、拥挤问题）、出售房屋困难、房屋空置和雇人居住等问题。虽然平遥县政府自2012年开始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和修缮做了积极探索，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等，但是平遥古城院落产权不清晰，共有和私有并存，导致多元主体遗产责任不明，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本文以平遥古城为调研区域，探究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

1.2.2 问卷设计

调研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是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因素，包含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地方依恋、主观规范、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9个变量；第三部分是居民遗产责任行为量表。以上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具体测量题项见表1，参考文献如下：

表1   测量模型分析

Table 1  Measurement model analysis

测量项目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Cronbach's αCRAVE值
行为态度保护古城是积极的行为0.8890.9220.9450.810
保护平遥古城是有价值的行为0.906
保护平遥古城是有必要的0.903
保护平遥古城是有意义的0.902
感知行为控制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采取行动保护平遥古城0.8560.8820.9190.739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保护平遥古城0.869
有资金、时间或机会保护平遥古城0.877
保护平遥古城很容易0.836
地方依恋与其他地方相比，感觉平遥更好0.8890.9130.9350.743
在平遥最适合做喜欢的事0.840
平遥比其他地方更能获得满足感0.856
感觉平遥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0.843
平遥能让我感到自豪0.879
主观规范心中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保护平遥古城0.8820.8400.9030.757
心中重要的人希望我保护平遥古城0.831
我重视的人希望我保护平遥古城0.896
关系嵌入与社区居民交流频繁0.8630.8330.9000.750
相信平遥社区居民给我的承诺0.840
亲朋好友对我进行遗产保护会给予帮助0.894
结构嵌入在平遥古城认识很多人0.9150.7940.9070.829
在社区中处于重要地位0.907
政治嵌入政府为保护平遥古城制定了很多政策0.8880.8620.9160.784
政府执行了奖励、补贴等措施保护古城0.877
政府很重视对平遥古城的保护0.891
文化嵌入在当地，保护平遥古城是受到尊敬的0.9280.8360.9240.859
本地有鼓励人们保护平遥古城的氛围0.926
认知嵌入有保护平遥古城的经历0.9020.8880.9300.817
参加过保护平遥古城培训0.886
具备保护平遥古城的经验0.922
遗产责任行为欣赏并保护平遥古城0.8770.8960.9280.763
告诉别人有关保护平遥古城的故事和知识0.887
主动学习与保护平遥古城有关的知识0.861
阻止某人破坏平遥古城0.869

注：CR（Composite Reliability）为组合信度，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为平均提炼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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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的测量题项主要参考了凌欢等[6]和Ajzen[8]的研究。地方依恋参考了Williams等[39]的研究；关系嵌入主要参考了Yin等[29,40]的研究；结构嵌入主要参考了Antia等[28]、Park等[30]的研究；政治嵌入参考了冯泽华[34]的研究；文化嵌入参考了张桂颖等[41]的研究；认知嵌入主要参考了谭芬等[37]的研究；遗产责任行为主要参考了Gursoy等[4]、黎耀奇等[5]研究。

1.2.3 数据收集

首先通过发放网络问卷展开预调研，结构嵌入中的“参与过社区会议讨论或决策”和文化嵌入中的“当地人认为保护平遥古城即使付出资金也是很正常的”两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0.5，符合删除标准予以删除。其余题项的信度和效度均满足要求。正式发放问卷前，对4名本科生培训了调研所需注意事项，发放问卷的时间是2022年1月1日至3月1日，采取隔户调研，且每户仅调研1人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62份，有效问卷523份，有效率93.1%。

此次调研问卷中，女性较多，占57.4%。在年龄变量中，31~40岁人数最多，占22.6%；其次是26~30岁、41~50岁、18~25岁、18岁以下，61岁以上人数最少。在学历变量中，本科占比最高，为25.2%；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博士最少。在年收入变量中，年收入3万元以下人数最多，占31.5%；年收入3万~6万元的人占23.7%；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最少，占10.1%，说明调研人群年收入水平较低。

1.3 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研究[13]。该方法可分析复杂性因果关系，因此本文运用该方法，探究居民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条件组态[13]。此外，还借用SPSS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等。

具体分四个步骤进行：（1）进行共同方法偏差、信度和效度分析。（2）进行反向案例分析，揭示自变量和遗产责任行为的非对称关系。（3）使用fsQCA 3.0进行数据校准，因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基于布尔代数逻辑运算，需要将所有变量转换为0~1间的集合，所以为每个变量设置三个定性锚点（1表示完全隶属集合、0.5表示交叉点、0表示完全不隶属集合）。参照已有研究[42]，针对李克特5级量表的校准规则将5作为完全隶属阈、3作为交叉点、1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4）运用fsQCA 3.0识别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2 结果分析

2.1 CMV检验

采用相同的数据调查方法或者调研同类群体均有可能导致变量高度相关，而且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要求变量间不可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检验[11]。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了CMV检验。首先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首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5.952%，满足<40%的标准[43]。其次还使用ULMC方法，通过增加一个非可测方法因子进行检验，比较加入该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度[44]。结果表明，无共同方法因子模型的拟合度（x2/df=1.977，RMSEA=0.04，CFI=0.971，IFI=0.971，TLI=0.966）和加入该因子模型的拟合度相比并没有显著提升，且∆x2=13.774、∆df=9、P=0.131，未达到显著性水平[12,44]。以上两种检测方法均表明变量间没有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使用PLS-SEM 3.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其中信度体现了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通常是衡量信度的两个指标，要求Cronbach's α系数和CR>0.7[45]。根据表1显示，各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和CR均大于0.7，即判定调研数据达到了较好的信度。

效度检验是检验调研数据能否反映测量事物的本质。效度检验主要分为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通常要求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0.5[45]。根据表1，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0.5。区别效度是检测不同潜变量之间的差异程度，平均提炼方差AVE通常作为检验指标，要求AVE>0.5，而且要求每个潜变量AVE值的算术平方根要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45]。根据表1和表2，各潜变量的AVE值>0.5，且其算数平方根均大于与相应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量表区别效度良好。

表2   观测变量的区别效度检验

Table 2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of observed variables

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地方依恋主观规范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遗产责任行为
行为态度[0.900]
感知行为控制0.815[0.860]
地方依恋0.8500.811[0.862]
主观规范0.3190.3140.298[0.870]
关系嵌入0.8380.7940.8000.310[0.866]
结构嵌入0.6750.8060.6910.2570.699[0.911]
政治嵌入0.8150.7950.7970.3070.8360.695[0.885]
文化嵌入0.7630.7770.7820.2510.8590.6790.821[0.927]
认知嵌入0.5940.7140.6350.1890.6970.6840.6970.735[0.904]
遗产责任行为0.8490.8510.8260.3230.8500.7430.8440.8150.677[0.873]

注：[ ] 内的值为相应变量AVE值的算术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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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向案例分析

依据复杂性理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前需进行反向案例分析，即检测自变量和因变量在同一个数据集中是否同时存在正向关系、不相关和负向关系[46]。本文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主观规范与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存在正向和负向案例。如表3所示，低水平主观规范会存在高水平的遗产责任行为（46例），而高水平的主观规范也存在一般的遗产责任行为（1例）。因此为了在高水平的遗产责任行为中纳入反向案例，所以需要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组态分析。

表3   主观规范与遗产责任行为的反向案例分析表

Table 3  Results of cross-tabulation

主观规范遗产责任行为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总和
非常不同意案例数/例
百分比/%		441[0][2]11
36.436.49.1018.2100.0
不同意案例数/例
百分比/%		31915[34][10]81
3.723.518.542.012.3100.0
一般案例数/例
百分比/%		0330391183
03.636.147.013.3100.0
比较同意案例数/例
百分比/%		00514365213
002.367.130.5100.0
非常同意案例数/例
百分比/%		00[1]30104135
000.722.277.0100.0
总和案例数/例
百分比/%		72652246192523
1.35.09.947.036.7100.0

注：[ ] 内的值为反向案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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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分析主要分两个步骤：首先检测单一自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当二者一致性水平>0.9时，则认为该自变量是因变量的必要条件；其次进行真值表运算，输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其中中间解通常被视为充分条件，判断依据是一致性>0.75，覆盖度>0.6，若变量同时在简约解和中间解出现，则判定该变量作为核心条件存在[47]。

2.4.1 必要性条件分析

表4显示了单一因素和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一致性。可知居民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与遗产责任行为的一致性>0.9。因此，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是居民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

表4   单项因素和遗产责任行为的一致性和覆盖率

Table 4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 of single factor and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变量一致性覆盖率
行为态度[0.971]0.945
感知行为控制0.8900.977
地方依恋[0.956]0.948
主观规范0.8870.908
关系嵌入[0.949]0.960
结构嵌入0.8010.978
政治嵌入[0.958]0.958
文化嵌入[0.933]0.962
认知嵌入0.8710.967

注：[ ] 内的值为必要条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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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充分性条件分析

表5呈现了预测居民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的条件组态，共8个条件组态，总体一致性为0.989，总体覆盖度为0.872，能够解释87.2%的个案。8个组态的原始覆盖率在0.201~0.805之间，代表不同条件组态可以解释的个案占总量的20.1%~80.5%。遗产责任行为的唯一覆盖率在0.001~0.102之间，表明任何一个条件组态都不是遗产责任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由表5可知，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多条路径中，此外部分变量的缺失也不一定会导致低水平的遗产责任行为。通过进一步比较分析，可将8个组态分为5类遗产责任行为驱动模式。

表5   在 fsQCA 中实现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组态

Table 5  Configuration for high-level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模型M：f(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地方依恋，主观规范，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
条件组态1组态2组态3组态4组态5组态6组态7组态8
行为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
地方依恋●●●●●●●
主观规范••••••
关系嵌入•••••
结构嵌入•⊗•••
政治嵌入●●●●●●•
文化嵌入●●●●●•
认知嵌入⊗⊗•••••
一致性0.9920.9970.9960.9970.9980.9950.9940.997
原始覆盖度0.8050.2630.6670.2300.6610.2110.2010.667
唯一覆盖度0.1020.0020.0070.0010.0020.0010.0010.007
总体一致性：0.989
总体覆盖度：0.872

注：每列是一个条件组态，每个组态的变量是“并且（*）”关系，如组态1是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主观规范*关系嵌入，●=核心条件存在；•=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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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是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四要素的核心存在驱动模式（组态1、组态2）。组态1是以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为核心条件，主观规范和关系嵌入为边缘条件，感知行为控制、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在该组态中对遗产责任行为没有影响。组态1的原始覆盖度是0.805，能解释80.5%的个案，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在8个组态中最高。组态2表明，当居民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程度高时，即使感知行为控制和认知嵌入缺失，居民仍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但组态2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低于组态1，表明所能解释的个案数少于组态1。

模式2是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三要素的核心存在驱动模式（组态3、组态4）。组态3可解释66.7%的个案，以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和政治嵌入为核心存在条件，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为边缘存在条件，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在该组态中对遗产责任行为没有影响。组态4表明当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和政治嵌入度高时，即使居民结构嵌入程度低，亦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

模式3是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文化嵌入三要素的核心存在驱动模式（组态5），可解释66.1%的个案。在该条路经中，政治嵌入对遗产责任行为没有影响。当居民对遗产责任行为持有积极态度，地方依恋和文化嵌入度高，并且居民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度呈现较高水平时，居民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

模式4是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三要素的核心存在驱动模式（组态6、组态7），该模式可解释的个案数较少。组态6以地方依恋、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为核心存在条件，主观规范和关系嵌入为边缘存在条件，即使感知行为控制和认知嵌入度较低，也不会导致低水平的遗产责任行为。组态7呈现类似特征。

模式5是多条件边缘存在驱动模式（组态8），可解释66.7%的个案。在该组态中没有核心存在条件。该组态表明，当居民对遗产责任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水平较高时，亦可驱动居民进行遗产保护。

2.5 稳健性检测

本文对个体内部驱动和社会嵌入因素形成的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组态路径进行了稳健性检测。依据已有研究[48]，将案例数的阈值由1调整为2，一致性阈值由0.7调整为0.75，最后形成的组态路径与表5基本一致，所得路径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2.6 揭示复杂性特点

本文结果支持复杂性理论的基本原则[38]。原则一：一个条件有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一定不是充分条件，表5表明任何单一变量不能驱动居民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原则二：每个条件组态都包含两个或多个自变量，表5显示每条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路径都包含多个自变量；原则三：不同的条件组态可以实现相同的结果，一个条件组态是结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如表5所示，8个条件组态均能解释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原则四：存在反向案例，如感知行为控制在不同的组态中，对遗产责任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组态3）、无影响（组态1）和负向影响（组态2）；原则五：某一条件组合只是部分受访者的观点，其覆盖度都应<1.00，本文所得条件组态的覆盖度均<1.00。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梳理了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个体内部驱动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依据必要性条件分析，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是居民实施遗产责任行为的重要条件，以上变量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多条路径中，表明以上变量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居民行为态度、地方依恋与遗产责任行为存在正向的关系，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4,22]。此外，高水平的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是居民实施遗产保护行为的重要基础，也表明政府出台保护政策，执行奖励补贴措施会强有力地推动居民形成遗产责任行为[32]。

（2）依据充分性条件分析，任何单一变量均不能实现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需要不同因素共同作用，这体现了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的多组态特征。共存在五种模式可实现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分别是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文化嵌入、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核心存在和多条件边缘存在驱动模式，其中组态1原始覆盖度最高。此外，存在条件缺失组态的原始覆盖度低于不存在条件缺失的组态。

（3）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交互性，单一因素的缺失并不是驱动居民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瓶颈。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结构嵌入在不同的路径中对遗产责任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结构嵌入在组态中出现的频次最低，表明居民是否处于网络结构的重要位置，并不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关键要素。当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结构嵌入不足时，可通过提高居民地方依恋、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组态7）促进居民形成遗产责任行为。

（4）感知行为控制和认知嵌入存在互补共存关系，二者需协同才可发挥相应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和认知嵌入两个变量在路径中同时出现（组态3、组态4、组态5和组态8）和同时缺失（组态2、组态6和组态7）。

3.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遗产地的管理者提出以下建议：

（1）随着遗产旅游持续升温，遗产保护面临来自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挑战，急需培育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参与遗产保护管理。因此管理者需要认识到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是系统性工作，单一依靠某一项措施，无法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而是需要多种措施协同促进居民遗产保护。

（2）无论是单项因素还是组合路径，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都具有核心作用。启示目的地能以居民遗产保护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为突破点，配合其他措施激发居民遗产保护意愿。行为态度—地方依恋—政治嵌入—文化嵌入模式（组态1）是实现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最常见的类型。管理者可首先培育居民地方依恋[49]，注意维护居民利益，切实为社区居民谋福祉，减少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通过挖掘社区历史，举办多样化的活动，为居民搭建情感交流平台，加深居民对社区情感依恋。此外，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影响较大，遗产地管理者可通过奖励补贴等措施强化政治嵌入感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遗产保护文化氛围，逐步引导居民科学认识遗产保护行为，进而提高居民的遗产保护热情。

（3）遗产旅游地不具备某些条件，并不一定是居民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瓶颈。本文共得到8条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形成路径，管理者和政府可结合当地实际，选择合适的路径，因地制宜调整措施，发挥优势特色，保护培育社区自豪感，促使居民进行遗产保护。

3.3 研究意义与不足

首先，遗产保护是多主体共同的责任，以往研究已经关注了旅游者、旅游企业和当地政府的遗产保护职责，然而从个体内部驱动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探究居民遗产保护较为缺乏，因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遗产保护的研究领域；其次，以往涉及旅游地居民行为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但是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将影响居民行为的个体内部驱动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同时纳入模型，探究其复杂因果关系；再次，本文结果表明任何一个单变量不可以促使居民形成遗产责任行为，需要多变量共同作用于遗产责任行为，这使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得到更完善的结论。最后，本文结论对遗产地政府和管理者开展遗产保护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局限主要在于尚未探究社会嵌入因素和个体内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未分析社会嵌入因素是否可通过内部驱动因素对居民遗产责任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内部驱动因素影响居民遗产责任行为。以上不足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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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becomes widely adopted,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receives broad atten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knowledge base, hotspots, and tend of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4675 paper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between 1990 and 2016 to map knowledge domains of co-citation journals, authors, and papers and co-current key words and burst key words by the aid of CiteSpace—a free Java application for visualizing and analyzing trends and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nowledge bases in the field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clude "value-belief-norm theor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norm activation model," "mode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multi-factor integration model," and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soci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measur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The research trends mainly include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ifting trend of predictive indices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development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guiding practice through environment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design.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and providing a glimpse in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ncluding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theory, developing theories suitable for China's cultural background, studying in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and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tudies focusing on situational factors, intervention policy making, studying the subdivision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s, as well as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on,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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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具有个体和群体意义,是国家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游客国家认同为结果变量,构建社会记忆（人物记忆、环境记忆、时间记忆、空间记忆）、景区形象（吸引物形象、设施环境形象、文创宣传形象）、旅游体验、感知价值为前因变量,探索影响国家认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单项因素来说,虽然人物记忆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无法构成国家认同的充要条件。（2）9个变量共产生51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路径组合共11条,总体覆盖率为0.8916,构成了空间环境模式、形象价值模式、历史体验模式和时间综合模式四大类路径模式。（3）人物记忆出现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且所有组合同时包含至少一个社会记忆下的其他的二级维度,例如环境、时间或空间记忆。当社会记忆的四个二级维度全部出现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4）在原始覆盖率大于20%的6条路径中,都同时包含社会记忆和景区形象中的二级要素;在原始覆盖率小于20%的5条路径中,皆&#x0201c;一定不包含&#x0201d;设施环境形象。本文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在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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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但当前研究缺乏从城乡空间转换中的人地关系变迁角度对旅游者进行的思考。以经历城乡生活空间重构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情感、怀旧情感、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态度、愿望（欲望）、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形成的128种组合中,其中有8个充分性条件构型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乡村旅游者游憩行为;单项中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知觉行为控制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8条旅游者乡村游憩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918919,总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的阈值标准。其中,地方情感和怀旧情感特性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旅游者具有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特征时,其他影响因素都可能在&#x0201c;特定情境&#x0201d;下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了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路径模型,揭示了&#x0201c;乡村情感&#x02014;游憩意向路径&#x0201d;&#x0201c;计划行为&#x02014;游憩意向路径&#x0201d;&#x0201c;游憩愿望路径&#x0201d;和&#x0201c;情感行为综合路径&#x0201d;四类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旅游从业者可以据此寻找与旅游者游憩最匹配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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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CHEN X X, LI B H, DOU Y D, et al.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Rebala village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 100-112.]

DOI:10.13284/j.cnki.rddl.003416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is study integrates research on cultural heritage site governance, clarif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loss in community" caused by tourism is transformed in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study considered the village of Jabala in Longsh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using tex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s, analyzed how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path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1) the power loss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site community is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economic,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oss. The economic loss in communities is embodied in uneve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nequal income and remuner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Psychological loss in communities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lack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s,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a wide gap between residents' psychology and reality. Psychological loss is a weakening of local value identity and the local attachment complex. The social loss of communities is affected by the discourage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fracture of the social network. The political "aphasia" of community residents hinders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ir hometowns. (2)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redistribute resources, rights, and capital through community empowerment methods such as "power to," "power with," and "power from within." "Power to" and "power from within" achieve effects through three level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he activation and creation of public spaces. "Power with" aims to jointly plan community affairs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space resources and benefits. (3) Regarding "power with," strengthening policy transparency and community discourse will help community entities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Regarding "power to," expanding resource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entities will help expand the channel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garding "power from within," standardizing governance entities, governance objects, and supervision methods will help re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Resear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ultural heritage governance,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path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other ethnic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t is an active explor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space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is research, we will deepen the discussion on "how the community will interact with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fter being empowered," interpreting "the response to the optimize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nd perfecting the overal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path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冯泽华.

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资助机制建构

文化遗产, 2020, (2): 11-18.

[本文引用: 2]

[FENG Z H.

Construction of an administrative funding mechanism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Heritage, 2020, (2): 11-18.]

[本文引用: 2]

郑军南.

社会嵌入视角下的合作社发展: 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10): 69-77.

[本文引用: 1]

[ZHENG J 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mbeddedness: Based on a typical cas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7, 38(10): 69-77.]

[本文引用: 1]

徐彤, 白长虹, 陈晔, 等.

中国文化背景下居民地方情感对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研究

旅游学刊, 2021, 36(5): 29-41.

[本文引用: 1]

[XU T, BAI C H, CHEN Y, et al.

The effect of residents place emotions on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under the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29-41.]

[本文引用: 1]

谭芬, 文高辉, 胡贤辉.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13(3): 168-175.

[本文引用: 2]

[TAN F, WEN G H, HU X H.

Influence factor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reduce chemical fertiliz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mbeddedness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13(3): 168-175.]

[本文引用: 2]

WOODSIDE A G.

Embrace perform model: Complexity theory, contrarian case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al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12): 2495-2503.

DOI:10.1016/j.jbusres.2014.07.006      URL     [本文引用: 2]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et al.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1992, 14(1): 29-46.

DOI:10.1080/01490409209513155      URL     [本文引用: 1]

YIN J, SHI S.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low-carbon household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34: 858-866.

DOI:10.1016/j.jclepro.2019.06.274      URL     [本文引用: 1]

张桂颖, 吕东辉.

乡村社会嵌入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基于吉林省93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17, (8): 57-66.

[本文引用: 1]

[ZHANG G Y, LYU D H.

Rural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peasant househol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936 peasant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Jilin province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7, (8): 57-66.]

[本文引用: 1]

范香花, 程励.

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 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

旅游学刊, 2020, 35(4): 36-50.

[本文引用: 1]

[FAN X H, CHENG L.

The complexity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shared perspective: Using the fsQCA approach

Tourism Tribune, 2020, 35(4): 36-50.]

[本文引用: 1]

汤丹丹, 温忠麟.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 2020, 43(1): 215-223.

[本文引用: 1]

[TANG D D, WEN Z L.

Statistical approaches for testing common method bia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43(1): 215-223.]

[本文引用: 1]

RICHARDSON H A, SIMMERING M J, STURMAN M C.

A tale of three perspectives examining post hoc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of common method varianc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9, 12(4): 762-800.

DOI:10.1177/1094428109332834      URL     [本文引用: 2]

Many researchers who use same-source data face concerns about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Although post hoc statistical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techniques for CMV have been proposed,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ir efficacy. Because of disagreement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the likelihood and nature of CMV in self-report data, the current study evaluates three post hoc strategies and the strategy of doing nothing within three sets of assumptions about CMV: that CMV does not exist, that CMV exists and has equal effects across constructs, and that CMV exists and has unequal effects across constructs. The implications of using each strategy within each of the three assumptions are examined empirically using 691,200 simulated data sets varying factors such as the amount of true variance and the amount and nature of CMV modeled.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se data, potential benefits and likely risks of using the different techniques are detailed.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DOI: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URL     [本文引用: 3]

The statistical tests used in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re examined. A drawback of the commonly applied chi square test, in addition to the known problems related to sample size and power, is that it may indicate an increasing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ypothesized model and the observed data as both the measurement proper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s decline. Further, and contrary to common assertion, the risk of making a Type II error can be substantial even when the sample size is large. Moreover, the present testing methods are unable to assess a model's explanatory power.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s develop and apply a testing system based on measures of shared variance within the structural model, measurement model, and overall model.

PAPPAS N, PAPATHEODOROU A.

Tourism and the refugee crisis in Greece: Percep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of accommodation providers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31-41.

DOI:10.1016/j.tourman.2017.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孙佼佼, 郭英之.

疫情防控中身体距离作用下旅游者幸福感影响路径: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旅游学刊, 2021, 36(8): 41-51.

[本文引用: 1]

[SUN J J, GUO Y Z.

Influencing paths of tourists' well-being under the effect of physical distance in the era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8): 41-51.]

[本文引用: 1]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本文引用: 1]

[DU Y Z, LIU Q C, CHENG J Q.

What kind of ecosystem for doing business will contribute to city-level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research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9): 141-155.]

[本文引用: 1]

李洋洋, 赵振斌, 李小永, 等.

老家依恋对秦巴山区生态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 基于陕南三市的案例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541-2556.

DOI:10.31497/zrzyxb.20211007      [本文引用: 1]

生态移民的新环境融入对实现移民安置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陕南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的三个移民安置点作为案例地,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96位就近安置生态移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分析和QCA（定性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将移民老家依恋和新家地方融入/疏离进行了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移民融入新环境是一个老家&#x02014;新家互动的建构家的过程,就近安置使得这种互动过程更加显著;与其他移民类型相比,就近安置使得老家与新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全面性的特点,包括老家认同、功能性依赖和社会支持;就近安置所存在的老家与新家联系的复杂性成为移民对新环境产生疏离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除了解决移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允许移民进行老家与新家的互动,并对互动做进一步的政策性安排,以便逐步实现移民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新环境融入。

[LI Y Y, ZHAO Z B, LI X Y, et al.

The influence of hometown attach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ree ci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541-2556.]

DOI:10.31497/zrzyxb.20211007      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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