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最为突出，已成为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1]。“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有效破除“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桎梏，寻求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路径，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指出了“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当前，中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202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并对文化和旅游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予以指示。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改变由脱贫攻坚时期的外生力量主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对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具有地理空间、资源空间、经济空间等的天然联系。乡村旅游促使农村地区空间系统复杂化，在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同时，重构了资源、利益分配下的发展格局；而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一种包含多角度解析生计问题的集成性分析框架，对完善农村地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生计长久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研究内容上看，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发展研究。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目标协调一致，研究重视二者的双向互馈机制[3]及其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4]。第二，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导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可持续生计框架阐释了生计脆弱性和适应力，农村生态的脆弱性及农村居民在从事乡村旅游时的意识、社交、人力等脆弱性特征[5]均契合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能够反映农村居民的资产状况，是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核心，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将其与其他生计要素相结合共同促进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6]、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生计框架[7]以及综合测度乡村旅游发展的正外部性[8]。第三，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外力进入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生计脆弱性的减缓[9]与增加[10]、生计资本的储量规模[11]和结构变化[12]、生计策略选择的重组和优化[13]以及由可持续生计衍化的外部效应，如生态系统创新[14]、旅游扶贫[15]、社区发展[9]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早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化，定量研究成为主流，运用变异系数法[4]、参与式农村评估法[5]、熵值法[13]及回归模型[12]等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结果不断丰富。
综上，当前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诸多研究囿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尚未形成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适应、恢复演化的动态过程和响应机制。在指标测度上，可持续生计研究将外界变化视为非常态化因素，从生计脆弱性和适应力出发实现生计资本的优化配置与生计策略选择，较少关注生计恢复的过程和对生计结果的测度。（2）既有研究多针对小尺度的乡村旅游地或某一省份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静态效应，忽视了乡村旅游和农村生计发展的动态性与过程性，较少从中国整体发展状况对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基于宏观层面的省域尺度研究、自上而下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框架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体系、因地制宜确定土地利用与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3）以往研究普遍借助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生计可持续影响的线性关系，较少从空间交互视角探讨其具体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推动了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扩散与集聚，这种吸附效应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空间层级结构[16]，造成了农村地域的非均衡发展，忽略空间效应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可能导致结果偏误。因中国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核心变量数据获取难度大且缺失值较多，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恢复力理论相结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从宏观层面弥补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省域空间尺度研究不足，并为共同富裕、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因地制宜开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
乡村旅游是发生在农村地区，以乡村性、游憩性为基本特性[17]，能够综合反映资源和环境的利用状况，是对乡村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生态平衡的维护[18]；同时，通过农村空间的有机构建和关联整合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增加经济效益。农村可持续生计是指在农村地区，生计遭到压力和打击时能够在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应对与恢复，可以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与资产[19]。乡村旅游发展使得农村地区由农业体制向旅游体制过渡[20]，在改善生计资本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面扰动和冲击，影响了生计脆弱性[21]，农村居民在生计适应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策略选择的生计恢复力也存在显著差异[20]，当生计策略与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较高耦合度时，可能产生更好的生计结果[22]。基于上述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制分析，本文进一步纳入空间交互关系视角，剖析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增权理论及空间外溢理论阐释其作用机制（图1）。
图1
图1
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ffec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首先，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效应分析。农村地区是一个具有多维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的开放系统，农村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是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物质基础与保障[23]，能力建设是农村地区赋权最主要的目的和内容[24]。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系统中的主体能够对外界干扰作出自适应反应，即在环境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具有适应能力、主动的个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修正自己的行为规则以更好地生存[25]。融入“适应性”观点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可以有效分析农村系统主体行为和宏观变化关系、影响路径与结构演化[26]。具体而言，遵从“环境演化—适应性行为—复杂性结果”的逻辑关系，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居民作为主要适应性主体在乡村系统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不断优化自己的适应性行为以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农村发展的根源分析，通过补贴农业生产的外源性发展模式难以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加强其能力建设、推动利用地方自然、人力、文化等资源是实现农村内源性发展的核心[27]，增权理论能够对此进行有效解释。增权理论起源于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针对种族议题率先提出的“增强权能”概念[28]，根据增权理论，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能够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29]。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增权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获利能力等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破除农村地区“无发展增长”现象。
其次，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根据空间外溢理论，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邻近地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于距离较近的邻接地区，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就业吸附作用，促进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通过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生计资本推动地域空间和空间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其次，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生计手段在具有相似自然人文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模仿学习效应”为邻接地区树立典范、通过“涓流效应”带动邻接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的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仍然存在地域瓶颈，且在部门和地区间存在资源错配现象[30]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31]，使得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此外，根据空间集聚理论，综合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区更易于吸引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可能产生“虹吸效应”，进而表现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
1.2 模型变量选择
（2）被解释变量：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围绕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四个方面构建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5个指标对其进行表征。农村居民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单元，在生计结构变化或面临外部冲击时，表现出不稳定、易受损失的状态[34]，具有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35]。其次，对农业生产与农村土地的依赖[36]及受流行疾病、自然灾害和粮食安全等影响，均能够影响生计脆弱性[37]，通过调整生计资本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生计资本是家庭或个人拥有选择机会、采用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基础[38]，既可以响应生计脆弱性的适应力，又能够表征生计恢复力中的缓冲能力。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生计恢复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已基本达成共识[39]，最终实现增加收入和降低贫困的生计结果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分别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衡量指标的权重，在分别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数与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熵权值加权对二者进行综合测度，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析的基础数据（表1）。
表1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度体系
Table 1
| 变量 | 衡量维度 | 具体指标含义 | 指标权重 |
|---|---|---|---|
|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 资源禀赋 |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个 | 0.0703 |
|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个 | 0.0799 | ||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个 | 0.0778 | ||
|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个 | 0.0680 | ||
| 经济效益 | 乡村旅游收入/亿元 | 0.0665 | |
|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 0.0801 | ||
| 发展规模 | 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万人次 | 0.0717 | |
| 旅游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从业人员比例/% | 0.0704 | ||
| 支撑条件 | 森林覆盖率/% | 0.0804 | |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0.0847 | ||
| PM2.5浓度/(μg/m3) | 0.0858 | ||
|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863 | ||
| 乡镇文化站数/个 | 0.0782 | ||
| 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 （被解释变量） | 生计脆弱性 |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0.0779 |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0.0821 | ||
|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比例/% | 0.0793 | ||
| 农作物受灾面积/千hm2 | 0.0811 | ||
| 生计资本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0.0736 | |
|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 0.0710 | ||
| 农作物播种面积/万m2 | 0.0735 | ||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 0.0729 | ||
| 乡村就业人员数/万人 | 0.0723 | ||
| 生计恢复力 | 公路密度/(km/km2) | 0.0756 | |
| 涉农政策支持比例/% | 0.0783 | ||
|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0.0802 | ||
| 生计结果 | 农村恩格尔系数/% | 0.0799 | |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759 | ||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0.0803 |
注：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0×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人口比例+9×中学文化人口比例+12×高中文化人口比例+16×大学文化人口比例
（3）控制变量。鉴于乡村旅游发展是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而非单一因素，同时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外，还设置了5个控制变量加以分析，用以表征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农村系统内部矛盾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外部因素可能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具体变量包括：① 人口老龄化程度（Age）。人口老龄化程度能够从数量和结构两方面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40]，减少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型的劳动力输送，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采用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比例加以表征。② 融资便利度（Fin）。农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41]，提高融资便利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其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采用农村贷款占GDP的比例加以表征[42]。③ 土地流转（Land）。土地资源参与流转市场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户的生计选择，减缓农村生计来源对第一产业的依赖，通过开展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等维持生计可持续，采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加以表征[43]。④ 产业结构（Ind）。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农村生计选择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减缓生计脆弱性，提高生计恢复力，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加以表征[44]。⑤ 农村医疗水平（Med）。医疗保障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压力和疾病风险使得农村因病返贫现象层出不穷，影响农村生计发展，采用乡（镇）卫生院数加以表征。
1.3 数据来源
国家“十一五”至“十三五”农业、农村实现快速发展，2010年开始评选第一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因此，选取2010—2020年为研究期限，并选取三个五年规划收官之年作为时间截点做进一步的时空演化分析。其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据（2014年开始评选，2010—2013年数据做归零处理）、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来自农业部官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数据来源于文物局和住建部官网，乡村旅游收入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数据来源于各省域乡村振兴局、文化和旅游局及农业农村局等官方报道。PM2.5年均浓度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其余数据来源于的相应年份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同时，为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确保其时间、空间上的平稳性。
1.4 研究方法
1.4.1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
式中：I为双变量全局Moran's I指数值；xi为区域i乡村旅游发展的变量测度值；yj为区域j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量测度值；n为研究样本数量（个）；s2为研究样本方差；wij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即地理空间上邻接省域设置为1，非邻接省域设置为0，省域与其自身的临近关系也设为0，此外，本文中将海南和广东设为邻接关系，以避免海南出现无邻接省域的现象。
进一步采用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在不同地理空间上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绘制LISA集聚图表征省域间的空间异质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i和zj是区域i、j变量测度值的方差标准化值；Ii为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双变量的局部空间关联性，可以划分为高高集聚（High-High，H-H）、低低集聚（Low-Low，L-L）、高低集聚（High-Low，H-L）和低高集聚区（Low-High，L-H）四种集聚类型。以高高集聚（H-H）为例，代表区域i的核心解释变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变量测度值与区域j的被解释变量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量测度值都较高，其余三种类型同理。H-H和L-L集聚说明区域i乡村旅游发展和区域j农村可持续生计呈正相关关系，而H-L和L-H型集聚说明区域i乡村旅游发展和区域j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呈负相关关系，其显著性则表示这种正向或负向的空间关联特征是否明显。
1.4.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地理空间样本观察值一般存在相关性，样本数据不能满足独立同分布下的正态分布等假设，传统计量方法会使得样本信息失真，需要纳入时间、空间效应建立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47]。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可能存在内生交互、误差项之间的交互、外生交互三种不同的交互效应，分别对应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PLM）、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PEM）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48]。首先进行拉格朗日乘数（LM）和稳健性拉格朗日乘数（Robust LM）检验，判断空间关联以误差项还是滞后项存在，若两种情形都存在，则继续通过Wald和LR检验，判断SPDM能否退化为SPLM和SPEM。根据检验结果，本文确定SPDM模型为本文最适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t、yit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在第i个截面t时期的观测值；ρ是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β是待估系数；μi是空间固定效应；θ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标准误差项；γ是解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时空格局特征
为客观把握中国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状况、时空格局与演化规律，选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与比较（图2）。
图2
图2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聚类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Spatial clustering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首先，乡村旅游是一种改变农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外部力量，其能够通过资本的积累、利用和循环在其作用效益较大的地区产生持续推动力。如图2所示，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基期有显著提升，表现出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和演进过程中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现象。秦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省域乡村旅游发展始终处于优势地位，“组团式”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从空间上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表现出区域片状分布态势，发展程度具有地理临近相似特征，中部、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西部地区省域间极化现象明显。浙江省资源条件优越且经济基础雄厚，依托于此乡村旅游发展始终领跑于其他省域；四川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民族文化资源，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早并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以二者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带动临近省域连带发展，形成了云南省、江西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多个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省域。
其次，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表现出年际动态变化、地区发展分异和区域不均衡的时空特征。如图2所示，从时间上看，2010年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高值省域点状零星分布于东部地区，2015年与2020年中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域未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层级跨越，在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东部整体区域发展优势度高且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从空间上看，受制于气候条件、区位交通、资源禀赋等，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较高，与农业现代化水平[49]、农业科技水平[50]等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究其原因，山东省、河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生计资本测度值明显高于其他省域，为农村可持续生计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浙江省、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带动作用较强，表现出较高的生计结果效应，可持续生计能力较强。
2.2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采用OpenGeoDa软件测算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值，判断各自的空间集聚与空间依赖程度及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图3）。
图3
图3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统计值
Fig. 3
Monadic and bivariate Moran's I statistical value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China
总体上，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均呈现出空间依赖特征，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相互依附性。具体来看：（1）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单变量的Moran's I指数在0.354~0.496之间呈现“波动变化—趋于平缓”的变动特征，且通过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相近省域具有空间趋同现象，呈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由于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特征易受到突发性、政策性因素影响，整体表现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集聚与政策实施同步。伴随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陆续发布和实施，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依赖性不断增强，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019年以后，伴随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表现出省域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差异，乡村旅游发展的地域特征、发展定位开始凸显，不同省域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独立性逐渐增强且较为稳定。（2）研究期内，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单变量的Moran's I指数处于0.267~0.449之间，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现出“波动收敛—有所下降”的两阶段特征。其中，2010—2018年空间依赖和集聚强度在波动中收敛，空间格局较为稳定。2019年，中国农村市场流通渠道不足，农村经营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外出打工收入等问题暴露[51]，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空间依赖性减弱。（3）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双变量的Moran's I值在0.134~0.268间波动，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较为显著。
进一步选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两个变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比较分析，并通过LISA聚类图将其空间可视化，分析其空间跃迁行为（图4）。
图4
图4
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双变量LISA聚类
Fig. 4
Bivariate LISA clustering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四种集聚区占比保持相对稳定，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导。其中山东省、江苏省始终处于H-H集聚区，农业基础雄厚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付出较少成本参与乡村旅游以实现生计转型，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气候条件、生存条件恶劣始终处于L-L集聚区，农业基础较差，部分地区在开发乡村旅游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较低。L-H集聚区和H-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部分省域，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负相关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较弱。L-H集聚区更多地依靠传统农业形成的产业基础，其数目在逐年减少。河南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乡村旅游经过短暂发展2015年变为H-H集聚区，但伴随乡村旅游游客人数的增长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承载力处于报警状态[52]，2020年又回归L-H集聚区；安徽省充分利用“乡村性”积极开展乡村旅游，西递、宏村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旅游地，实现了由L-H集聚区向H-H集聚区的转变。云南省是典型的H-L集聚区，依托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等开发乡村旅游成果显著，但同时受复杂地形的影响，长期以来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53]，乡村旅游发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可持续生计问题，更多地是通过政府干预精准扶贫实现脱贫攻坚。
2.3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2.3.1 估计模型检验与识别
SPEM的LM、Robust LM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SPLM的Robust L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模型SPEM优于SPLM，进一步对SPDM模型进行分析。Wald检验和LR检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SPDM可以退化为SPEM和SPLM的原假设，因此应当选择SPDM模型进行分析（表2）。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47.17，P=0.0000，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固定效应的SPDM模型为拟合估计的最适模型。
表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2
| 普通OLS模型检验统计量 | 统计值 | p值 |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统计量 | 统计值 | p值 |
|---|---|---|---|---|---|
| LM_Spatial error | 147.967 | 0.000 | Wald_Spatial error | 67.25 | 0.0000 |
|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 132.994 | 0.000 | LR_Spatial error | 35.54 | 0.0000 |
| LM_Spatial lag | 15.876 | 0.000 | Wald_Spatial lag | 24.89 | 0.0004 |
| Robust LM_Spatial lag | 0.903 | 0.342 | LR_Spatial lag | 64.22 | 0.0000 |
表3 不同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le 3
| 变量 | 无固定 | 空间固定 | 变量 | 无固定 | 空间固定 |
|---|---|---|---|---|---|
| RT | 0.090***(2.71) | 0.079**(2.46) | W×RT | 0.182***(4.02) | 0.201***(4.60) |
| Age | -0.003***(-4.03) | -0.003***(-4.41) | W×Age | -0.001(-1.07) | -0.001(-1.23) |
| Fin | -0.077***(-4.80) | -0.072***(-4.69) | W×Fin | -0.034(-1.22) | -0.038(-1.40) |
| Land | 0.020*(1.84) | 0.018*(1.76) | W×Land | 0.005(0.33) | 0.007(0.50) |
| Ind | 0.002(0.45) | 0.003(0.69) | W×Ind | -0.009(-1.29) | -0.010(-1.52) |
| Med | 0.001***(3.38) | 0.001***(3.42) | W×Med | 0.000(0.60) | 0.000(0.75) |
| Adj.R2 | 0.8840 | 0.8843 | ρ | 0.582***(12.07) | 0.579***(12.05) |
| Log-L | 867.6176 | 970.4148 | Obs | 330 | 330 |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是系数估计的t统计量，下同。
2.3.2 空间效应分解
表4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4
| 变量 | 直接效应 | 溢出效应 | 总效应 |
|---|---|---|---|
| RT | 0.128***(4.08) | 0.537***(8.40) | 0.665***(9.75) |
| Age | -0.004***(-5.71) | -0.007***(-3.08) | -0.011***(-4.39) |
| Fin | -0.086***(-5.49) | -0.170***(-3.31) | -0.256***(-4.39) |
| Land | 0.022**(2.26) | 0.039*(1.81) | 0.061***(2.75) |
| Ind | 0.001(0.22) | -0.020(-1.47) | -0.019(-1.28) |
| Med | 0.001***(3.87) | 0.002**(2.11) | 0.003***(2.92) |
（1）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影响效应系数为0.128，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首先，乡村旅游发展从外部响应上能够打破土地利用限制实现农村空间功能拓展，模糊“三生”空间界限拓宽生产边界，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受制于土地利用形式和产出规模，以增加产量提升经济效益的方式对农村生计可持续的作用效应较小，而开展乡村旅游，利用土地及其承载物通过多元化发展以增加经营性、财产性收入，促进“产居一体化”新型农村发展空间的形成，是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次，乡村旅游发展从内部响应上能够带动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减缓农村系统内部矛盾，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就业模式使得农村居民从传统农业耕作转向服务供给，通过将有限资源转化为生计资本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537，空间总效应系数为0.66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带动作用较弱，对邻接地区及整体农村可持续生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多功能乡村理论，乡村地域有三大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能够通过聚落空间响应，引导城乡人口变化趋势[57]，即能够有效破除区域壁垒、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身份边界，通过区域联合、城乡互动以及农村环境空间内部互动促进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同时，发达国家常依靠强大财政供给等直接资本所带来的短期效应，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实现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58]，中国发展情况不同于此。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切实的可持续生计手段，其低门槛、广适性优势使得基于相同自然人文条件的邻接地区更易于“复制”乡村旅游可行的发展模式，通过资金注入、政策借鉴、人才流动、信息传播等方式带动邻接地区跳脱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地域空间的整合集成与优化重组带动邻接地区发展，进而对整体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3）各控制变量对农村可持续生计表现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作用。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39]，农村劳动力迁移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较城市更为严峻。受劳动能力、知识接受能力等制约，人口老龄化抑制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此外，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压力也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持续影响。② 融资便利度的抑制作用。这与温涛等[59]研究结论一致，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长期效应[40]，实证结果仅能证实现行农村金融发展与生计之间的不协调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通过金融借贷使得农户在增加生计资本占比的同时增加了生计风险，抑制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超前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60]，甚至陷入“以贷养贷”危机，不利于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③ 土地流转对本地区的促进作用。土地是农村家庭具有能动性的资源要素，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型，适度放弃土地使用权既能够满足部分农户扩大土地经营实现规模效益的需求，同时又能够满足农业到非农产业转型的部分农户需求，实现生计策略多样性，二者均有利于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④ 医疗水平的促进作用。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就要走出“因病滞贫”“因病返贫”的困境，农村医疗设施建设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保障。农村现存劳动力若因病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将直接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影响家庭生计结构，不利于生计可持续。
2.3.3 稳健性检验
表5 不同空间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 变量 | 空间距离 | 地理距离 | 变量 | 空间距离 | 地理距离 |
|---|---|---|---|---|---|
| RT | 0.107***(3.52) | 0.095***(2.96) | W×RT | 0.096**(2.01) | 0.067(0.98) |
| Age | -0.003***(-4.42) | -0.003***(-5.41) | W×Age | -0.002(-1.20) | -0.008***(-3.43) |
| Fin | -0.034**(-2.11) | -0.034**(-2.10) | W×Fin | -0.131***(-3.50) | -0.180***(-3.45) |
| Land | 0.019**(2.08) | 0.016*(1.72) | W×Land | 0.008(0.51) | 0.053*(1.90) |
| Ind | 0.001(0.34) | 0.000(0.03) | W×Ind | -0.014**(-2.38) | -0.049***(-3.05) |
| Med | 0.001***(2.65) | 0.002***(5.20) | W×Med | 0.002***(3.79) | 0.005***(4.61) |
| Adj.R2 | 0.8820 | 0.8642 | ρ | 0.623***(10.73) | 0.702***(9.90) |
| Obs | 330 | 330 |
2.3.4 异质性分析
由于区域自然人文条件差异和综合发展程度的不均衡性，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促进作用也有所差异。因此，在中国整体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区域发展角度进一步探索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和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广西。），并进一步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四个维度剖析三大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及其四个维度变量做具体结果分析（表6）。
表6 分区域、分维度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6
| 变量 | 农村可持续生计 | 生计脆弱性 | 生计资本 | 生计恢复力 | 生计结果 | ||
|---|---|---|---|---|---|---|---|
| RT | 东部地区 | 直接效应 | 0.096**(2.17) | 0.225***(2.72) | -0.116(-1.48) | -0.024(-0.39) | 0.366***(3.48) |
| 溢出效应 | 0.243***(4.17) | 0.063(0.63) | -0.032(-0.31) | 0.344***(4.55) | 0.818***(5.75) | ||
| 总效应 | 0.339***(5.30) | 0.289***(2.96) | -0.148(-1.35) | 0.320***(4.36) | 1.184***(7.34) | ||
| 中部地区 | 直接效应 | 0.122*(1.67) | -0.043(-0.21) | 0.052(0.42) | 0.071(0.99) | 0.478***(3.99) | |
| 溢出效应 | 0.607***(6.99) | 0.895***(4.23) | 0.299**(2.31) | 0.060(0.81) | 1.239***(7.41) | ||
| 总效应 | 0.729***(7.22) | 0.852***(4.93) | 0.351***(3.00) | 0.131**(2.29) | 1.716***(7.70) | ||
| 西部地区 | 直接效应 | 0.220***(4.17) | 0.399***(3.27) | 0.095(1.31) | -0.121(-1.54) | 0.439***(3.75) | |
| 溢出效应 | 0.391***(3.07) | -0.098(-0.52) | 0.250***(2.64) | 0.200**(1.98) | 1.439***(4.09) | ||
| 总效应 | 0.611***(4.11) | 0.301(1.54) | 0.346***(3.82) | 0.080(0.89) | 1.878***(4.56) |
首先，东、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和邻接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均有明显的裨益，且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变农村地区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整体上表现出对农村可持续生计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东、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这与中国整体发展状况相一致。区域内部省域间具有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综合发展程度和规模，更易于通过“模仿学习效应”实现邻接地区生计多元化发展，增强区域可持续生计的规模效应。具体而言：
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与西部地区相比，其直接带动作用略弱。具体来看，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生计脆弱性，同时能够达到增加收益、降低贫困的目的，通过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对邻接地区产生裨益。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对资源的适配度要求更高，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基础要素投入难以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乡村旅游专业化发展的资源转移效应，导致农村地区认知、发展路径“锁定”而产生“去农业化”现象抑制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促进效益非简单线性关系，在较高层次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以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为例，2021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中国仅2个），乡村旅游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但浙江省并未表现出对农村可持续生计较强的带动作用。
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即中国整体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源于中部地区。具体来看，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主要是通过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对邻接地区产生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弱，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在中部地区能够产生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资源倾斜，利益驱使下邻接地区的竞争效应加剧，盲目依赖乡村旅游加重了生计脆弱性。全国著名乡村旅游IP江西省婺源县油菜花海、徽派民居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等在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极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邻接地区的生计脆弱性；另一方面，高值省域的辐射作用能够增加邻接地区的生计资本存量，改善生计资本结构，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增收效益，促进农村地区减贫。
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和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整体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效应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是通过生计脆弱性和生计结果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裨益，以及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刺激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旅游资源富集，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开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地域特色。新疆图瓦村、白哈巴村及四川丹巴藏寨、陕西袁家村、云南阿者科、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乡村旅游地，带动本地区及邻接地区农村居民增收、降低贫困成果显著，同时能够促进邻接地区生计资本市场发育、改善生计恢复力，使得乡村旅游成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手段。此外，旅游业的季节性、脆弱性等固有特征，也使得农村居民过度依赖乡村旅游导致生计脆弱性加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乡村旅游介入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重构人地关系，改变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发展格局。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索2010—2020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均较基期有显著提升，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空间上均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分异格局。其中，乡村旅游以浙江省、四川省为核心呈“组团式”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因山东省和河南省生计资本储量大、江苏省和浙江省生计结果效应显著表现出省域核心优势。
（2）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导且保持相对稳定，其中，农业基础是影响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农村居民生计转型、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的重要因素。伴随乡村旅游发展L-H集聚区数目逐年减少，受长期贫困影响，H-L集聚区乡村旅游发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可持续生计问题。
（3）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指导下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规范农村金融发展、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等均能促进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4）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表现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规律特征。并通过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不同组合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其中，对生计结果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
3.2 讨论
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政府话语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图5），并从二者的内涵维度及空间关系上提出以下建议：
图5
图5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路径
Fig. 5
The function path of rural tourism affec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首先，持续扩大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积极作用，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第一，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相结合，降低生计脆弱性。以产业深度融合拓宽农村生产边界、降低农业生产依赖性，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第二，拓宽并延长乡村旅游全产业链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增加生计资本存量、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纵向上实现基础农产品产业链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横向上构建食、住、行、游、购、娱交织、互动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体系，将闲置资源转变为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并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识别优势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效应，提升劣势资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第三，加大科学技术等支撑条件投入培养高素质的农村生产主体，提升生计恢复力和可持续生计能力。加强对农村居民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社会关联结构，同时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促进农村地区生产、观光、体验、科普等多功能协同发展，提升生计恢复力。第四，增加乡村旅游经济效益与提升农村居民主体性并行，维持生计结果的长久性。进一步落实政府在促进农村供给侧改革、缩短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给予农村居民充分发展权力，保证农村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实现经济增权的同时，保证其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地域联动减弱空间差异，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第一，东部地区开发应充分发挥经济、科技、人才优势，融合智慧农业打造“智慧乡村”；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尊重农村居民意志和生计诉求，避免过度城市化、商业化及盲目“跟风”和“掠夺式”“边缘化”的乡村旅游开发，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巩固农村居民收益主体和决策主体地位，进一步促进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第二，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孤立、分散的态势，极化效应尚未减缓，但溢出效应显著。应采取积极的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政策、抓住快速交通发展等优势，整合各地区旅游资源、实行区域统筹规划，凝聚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合力，发挥生产要素的扩散效应、乡村旅游发展的“乘数”效应及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渗透”效应，缓解省域发展差异。第三，西部地区立足区域与民族特色，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乡村旅游发展，紧抓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扩大外生因素的引导作用助力农村生计可持续，重点关注人口特征等内生因素带来的农村社会结构冲突与矛盾，强化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带动作用，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
综上，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关联，并对二者的影响机制进行空间效应分析，揭示不同地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对更好地发挥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促进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受数据可得性和当前研究的理论基础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关于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控制变量的选取也未形成统一标准，乡村旅游相关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等。后续研究中，在变量选择上，可从构建更加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大数据等方式增加数据多样性和可靠性、结合现实背景选择更为全面的控制变量等，使研究更为深入、全面。在研究内容上，由于省域间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异质性分析，如在类型划分上，按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水平或发展模式对比分析其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效应，探索和比较单一省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制。在研究尺度上，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活动空间更多集中于市域、县域尺度，若将研究尺度进一步下沉到市域、县域尺度，并结合门槛回归模型、PVAR模型等对二者的作用机制作进一步探讨，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精确度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DOI:10.11821/dlyj020180454
[本文引用: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DOI:10.11821/dlyj020180454
[本文引用: 1]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hina's rural tourism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tourism instead of small and medium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effectively pursu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promote agricultur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make the countryside prosperous and stable, an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In addition, it has grasp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new missions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onsider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hina as a developing economic power, and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this paper has constructed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hich integrates theories of geography, tourism, economics, sociology,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t has summarized the five key research cont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which contains study on theory and logic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study on the path of rural economy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study on the path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led by rural tourism, study on the path of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led by rural tourism and study on the policy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The five key research contents cover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safeguard aspec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interconnection,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scientific,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e ke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is to master and appl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o learn the wisdom and nutri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o construct a method system for multi-metho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and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scientificalness of data processing.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ollaborative study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张家界为例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ake the Zhangjiajie area as an example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DOI:10.13249/j.cnki.sgs.2020.08.013
[本文引用: 2]
以张家界7个村庄33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指数以及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类型可分为意识脆弱型、社交脆弱型、人力脆弱型、发展均衡型和全面脆弱型5种类型；② 总体脆弱性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的总体脆弱程度均为脆弱，各自脆弱性指数不一，且非旅游农户高于旅游农户；③ 因子脆弱性中除社交脆弱型农户的民俗文化因子脆弱性指数高于农户认知因子脆弱性外，其他类型农户的人力素质、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和农户认知等4个因子脆弱性指数均高于政策制度、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等3个因子脆弱性指数；④ 人力、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子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提升生计资本、传承民俗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降低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几点建议。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towards rural tourism in Zhangjiajie
DOI:10.13249/j.cnki.sgs.2020.08.013
[本文引用: 2]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tourism vulnerabi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aking 334 rural households in 7 villages of Zhangjiaji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PR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index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tourism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Consciousness vulnerability, social vulnerability, human vulnerability, development balance and total vulnerability; 2) In terms of the total vulnerability, the vulner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s fragile, their vulnerability indexes are different and non-tourism farmers are higher than tourism farmers; 3) In addition, the vulnerability index of folk culture factors of social vulnerable farm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gnitive factors, the vulnerability indexes of human quality, social network, livelihood capital and farmers' cognition of other types of farmer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policy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olk culture; 4) Huma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livelihood capital, inheriting folk culture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可持续生计下乡村旅游多功能协调发展研究
Study on the multi-funct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改进与应用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in rural tourism research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
Research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
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乡村旅游影响研究: 以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为例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armer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ase study of Lihua village, Daxing district, Beijing
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
Changes on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ugu Lake area
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
旅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一,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居民生计转型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对1992-2012年当地居民的生计转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2-2012年,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实现了由传统“农民”到现代“市民”的生计转变,具体表现为：生计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从原来的以耕地、林地、海上养殖场等为主的自然资本依赖转为现在的以楼房、门面店、汽车等为主的物质资本依赖;生计策略上,从纯农业型转变为其他非农型;生计结果上,生计收入和支出整体增加,结构不断优化。但是,这种生计转型本质上是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调整的结果,而在此调整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生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当地居民居住空间被压缩,耕地等自然资产被用于商业开发;当地居民旅游型生计的缺失;当地居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造成生计结构贫困。因此,本文提出：尊重旅游度假区范围内原有自然村落的空间分布,尽量避免拆迁;强化对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本身作为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构建多层次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岗位体系。
Study on livelihood transi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tourist resort area of Jinshitan, Dalian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 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
A research on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Bashan Mountainous Area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 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The evaluation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the tourist area: A case study in Hailuogou Scenic Area
DOI:10.31497/zrzyxb.20190813 URL [本文引用: 2]
共生理论嵌入乡村旅游生态系统创新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embedded i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tourism ecosystem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China
DOI:10.1016/j.tourman.2017.04.003 URL [本文引用: 1]
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employment promo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历程与新时代发展趋向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DOI:10.31497/zrzyxb.20211012 URL [本文引用: 1]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DOI:10.13249/j.cnki.sgs.2020.09.008
[本文引用: 1]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The bargain between subjects and rights negotiation i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 of Erhai in Dali, Yunan province
DOI:10.13249/j.cnki.sgs.2020.09.008
[本文引用: 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Taking the Erhai Lak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 in Dali,Yunan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rgain between subjects and negotiation of right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Erhai L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ower gam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Erhai Lake is a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in the name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gradually extends from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upgrading. Erhaigovernance implies power tension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ableness,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local residents, tourism operators and local government play power games and negotiate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emotion, rationality and law’.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ural tourism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ur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to take car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flicts in rural tourism, and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reveal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social issues behi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DOI:10.11820/dlkxjz.2013.04.018
[本文引用: 1]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 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Research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in China
DOI:10.11820/dlkxjz.2013.04.018
[本文引用: 1]
Carrying on the research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consulting extensive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irstly and briefly describes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of it. The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in China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techn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 The summary of rec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ncerns five topics: (1) research on livelihood assets; (2) research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3) research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4) research on transforming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the institutions,organizations,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and (5)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livelihood of peasant household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abo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trends of Chinese futur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should be as follows: (1)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2) integrated research us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dynamic research; (3)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and poverty; (4)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5)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in the key areas.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
Research 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peasant household in China
DOI:10.31497/zrzyxb.20200706 URL [本文引用: 2]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 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土地整理、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 一个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证检验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agrarian household livelihoods: An empirical tes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基于信息熵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The 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based on information entropy
DOI:10.31497/zrzyxb.20190411 URL [本文引用: 1]
Contemporary strategies for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A governmentality perspective
DOI:10.1016/S0743-0167(99)00054-6 URL [本文引用: 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生长的启示: 工业新城中工业社区适应性空间单元的研究与应用
Organiz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industry-oriented new tow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s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y-oriented community spatial unit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旅游地空间演化模式: 以皖南旅游区为例
DOI:10.11821/dlxb201606012
[本文引用: 1]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地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论文选择皖南旅游区为案例地,探讨了其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79-1990年是空间聚集体形成阶段,以黄山和九华山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聚集”,旅游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集聚发展特征。② 1991-2000年为空间聚集体增长时期,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进一步发展,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西递、宏村景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新的空间聚集体形成,空间聚集体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增长。③ 2001年以来,皖南进入空间集聚体涌现阶段,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强,多种新兴发展要素涌现;新兴发展要素和传统发展要素共同催生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推动皖南旅游区空间演化发展。未来,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将推动皖南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全域化的利用,文化性、生态性、乡村性的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将成为皖南旅游发展主流方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网的建设将加强皖南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皖南将以全域旅游方式,整体融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之中,成为长三角旅游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Spatial evolution progres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based on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 case of Southern Anhui
DOI:10.11821/dlxb201606012
[本文引用: 1]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adaptive agent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and it consists of agent system, tourist attraction subsystem, tourist service facility sub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This article, taking southern Anhui as a test case, discuss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period 1979-1990 was a formation stage of spatial aggregation, during which the tourist attraction was gradually exploited and aggregated. Additionally, the scenic area of Mounts Huangshan and Jiuhuashan became the core attraction, and the agglomeration around the area began to appear. (2) The period 1991-2000 was a growth stage of spatial aggregation, during which the scenic area of Mounts Huangshan and Jiuhuashan expanded and the tourism facility improved, so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began to grow. At the same time, the scenic area of Xidi and Hongcun developed quickly, thus a new spatial aggregation emerged. (3) Since 2001, we have entered a blowout-development stag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s the adaptive agent of system, government, enterprise, resid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ourists, they achieved nonlinear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 system and each other, which formed new tourist elements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ourist demand, diverse tourist attrac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expressway and others. The combination of new elements and traditional elements gave birth to diverse tourist product, such as cultural tourism, holiday tourism, rural tourism. It improves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area of southern Anhui. In the futur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ourism demand w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global use of tourism resource. The main development will be focused on leisure vacation travel with culture, ecology, rural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transport network, including railway and highway, will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outhern Anhui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result, the area of southern Anhui will be taken into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y global tourism.
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 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中国土地资源错配效率损失与纠正策略
Benefit loss of land misallocation, and correction strategy in China
基于要素配置的城乡利益格局“断裂”与“重构”: 文献梳理与展望
"Fracture" and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rests pattern based on factor alloc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
山东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Coupling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外力冲击下水库移民生计脆弱性及其解决机制: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Vulnerability of immigrants' livelihood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 caused by external force and its s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eservoir zon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middle line) project
脆弱性与农村贫困
Fragility and rural poverty
西部“三农”问题的“RAP怪圈”
"RAP circle" of "three rural issues" in Western China
生计恢复力研究进展与启示
Research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ake Ganzhou in Zhangye city as an example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A critical conceptual review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策略研究
Financing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Chin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研究: 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和收入的视角
A study on the time-varying effect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率与农民收入
Land circul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会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8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Does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85 to 2011
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xb202006014
[本文引用: 1]
基于客观权重赋值法,从自然禀赋、流动投入、产出能力、设施机制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实证测算了2000—2016年中国29省农业竞争力,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业竞争力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空间溢出强度呈倒“U”型变化趋势,流动投入、产出能力两项子竞争力呈上升趋势,资源禀赋相对稳定,设施机制波动上升;② 东部省份农业竞争力异军突起,中西部省份不断下降,两级分化趋势明显,局域空间集聚格局以高—高和低—低集聚方式为主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③ 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基础、R&D投入、种植结构、粮食品种选择对本省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存在直接效应,对其他省份存在间接溢出效应;④ 应充分发挥农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推动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谋划农业竞争力均衡发展。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DOI:10.11821/dlxb202006014
[本文引用: 1]
<p id="C3">Based on the objective-weight value-assigning method,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one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natural endowment, flow input, output capacity and facilities' mechanism, this paper makes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tests on the actual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within the 29 provincial-level area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And with application of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it also makes a profound analysis upon spatio-temporal evolving rule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in hope for offering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ted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upgrading polici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show that: (1) China's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featured by obviou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s on the rise. The spatial spillover intensity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And the two sub-competitiveness indexes, namely flow input and output capacity, still keep on the upside. The overall resource endowment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facilities' mechanism is witnessing a fluctuant increasing process. (2) The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continues to decline as tha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rises rapidly, which presents an apparent polarization. And the local-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is dominated by HH clustering mode and LL clustering mod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er stability and serious path dependency. (3)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farmers' income, household-consuming level, economic basis, R&D input, planting structure and grain-variety selection, have direct effects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above factors have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provinces. (4)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of the current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diffus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ush future optimal al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promote subsequent rational flow of the exi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ing factors and plan finally-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p>
空间面板模型的进展: 一篇文献综述
A review on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every province of China
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关联及其经济协同发展效应: 以省域公立农业科研机构为例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correlations and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ffect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Taking provincial public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an example
流通创新促进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机理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circulation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rural consumption demand
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
西南边疆扶贫开发成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云南省为例
Measure and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 frontier areas: Take Yunnan povince as an example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DOI:10.11821/dlxb201904014
[本文引用: 1]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sub>2.5</sub>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The spatial effects of haze on tourism flows of Chinese cities: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DOI:10.11821/dlxb201904014
[本文引用: 1]
Taking 342 citi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haze (PM2.5) and tourism flows,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aze on tourism flows 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from 1998 to 2016 by using bivariate LISA (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Model and Spatial Panel Du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aze (PM2.5) pollution and tourism growth in China are both hig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low in the western region, showing some regularit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terrai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n both sides of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Haze and tourism flows (including domestic tourism flows and inbound tourism flows) show both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spatial dependenc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dicating that haze pollution has great spatial effect on tourism flows. The area where haze curbs tourism flows is expanding.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L (High-Low) -type cities, the expansion of LH (Low-High) -type agglomeration area and the hollow phenomenon of LH-type agglomeration that appear in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all show that tourists tend to travel to the cities with low haze pollution. The inverted U-shape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ze pollution and tourism flows illustrates that the classical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is suitable for tourism growth in the cities of China.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aze on inbound tourism flows is significant. Both haze pollution and tourism flows hav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ombining haze management with other measur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traffic construction, we can create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a healthy,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ourism.
The SLX model
DOI:10.1111/jors.12188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 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
DOI:10.11821/dlxb201502007
[本文引用: 1]
传统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和地理学关于乡村的区域差异研究之间存在缝隙,不足以为快速演化分异的乡村地域发展提供直接理论支撑。本文引入西方近20年来逐渐兴起的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理论,从新的视角观察思考中国乡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对策。首先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反思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得失,以及西方国家乡村现代化产生的问题,指出传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以牺牲乡村环境和乡村社会机理脆弱化为代价的,也造成了乡村经济对外部支持的过度依赖,仅仅强调“现代化”发展范式显然是不够的;然后简要介绍了国外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理论;在此基础上,从功能角度提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目标,推演探讨农业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化路径及对策。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multifunction theory: Beyond modernization paradigm
DOI:10.11821/dlxb201502007
[本文引用: 1]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general rural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nd huge empirical rural geography studies. This gap results in impot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n regionally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theory and multifunctional rural theory which emerged in Western World as a new paradig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and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caused by modernization paradigm in rural China o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as well as that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onvention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developed largely at the expense of rural environment, social fabric and economic viabilities. Obviously,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alone is not enough for health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such booming economy as China. A better paradigm should be developed which tak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theory and multifunctional rural theory overseas,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These multiple objectives, however, should not and could not be a burden on rural space indiscriminatingly due to the enormous differenti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us, the final but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envisions the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and policy portfolio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美国战后新城镇开发建设及其启示
New tow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in post-war and its suggestion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come growth of farmer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