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一、二级阶梯,含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十个省（市、自治区）,是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纵深区域和国家全面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型试验区。这个地区是亚洲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对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社会和谐,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受中央政府倾斜性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西部大开发、资源型城市转型等,西部社会经济整体处于较高的增长区间,基础设施得以提升完善,特色、优势产业取得较快发展,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取得了较高的发展成就,已大致孕育或形成了成渝、黔中、滇中、关中、兰西、天山北坡、宁夏沿黄等城市群[1]。不过,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另外,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不足、水资源合理利用水平较低、生产力布局和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突出、农耕（牧）经济对区域发展的推动力有限等问题。结合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所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目标、202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其核心目的是基于党中央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等方针和政策,持续推动地区高质量增长,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巩固边防和边境安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部。这迫切需要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尺度和区域层面予以切实的关注和响应。
安全是将人类活动及其对自然的适应状态及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涵盖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国家安全就是这11种安全观所组成的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包括边界之内的国土安全和海外安全,即日益扩大的海外事务也应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视野。国土安全只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迄今,为解决不同地理区域存在的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我国已制定并形成了不同层级、内容的空间规划,但至少在宏观层面与国家安全的关联仍不紧密,如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产安全等。事实上,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取得了进展[2,3,4,5,6,7,8,9,10]。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五级三类”体系。学者们从理论内涵等方面,构建了“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及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强调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引导作用[11,12];多立足于“三生”空间理论,按照“三区三线”空间划分,从生态分区、区域分层等分析了区域空间组织和结构优化问题[13,14,15,16,17,18,19,20,21,22]。针对西部地区,研究人员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优化路径、特色产业发展以及“一带一路”与西部开发的若干问题等[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
由此,我国目前的国土空间规划已具备较为完善的范式,针对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的研究也日趋深入,不过仍亟待探讨如下关键问题：一是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尚未明确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等跨行政区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方案及措施;二是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缺乏较为综合性的国家安全考量,或至少没有明确将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家安全进行有机关联。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应在国家尺度或大区域尺度,将国家安全的理念积极融入,保障或体现生态保护、高质量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防建设等国家战略和未来需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其涉及到如下关键问题：一是在规划体系和内容中,如何考虑和保障生态、国防等国家安全的要求?二是针对不同的安全类型,采用何种方式保障国家安全?三是在空间组织中,如何统筹落实相应的国家安全的需求并基于绿色发展促进地区的人地和谐?事实上,我国西部情境十分特殊,受其地理区位、历史因素、政府政策等影响,其生态、国防、社会、经济等显著区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后疫情时期,我国可能面临严峻的安全压力,如当前处于低潮的中印、中美关系,因而基于国家安全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至少应考虑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等关键问题,即至少有必要考虑跨省区、跨流域的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对我国西部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在大区域尺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
1 西部特殊情境下基于国家安全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
新时代,针对西部的特殊情景,基于国家安全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所考虑的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具有特定的内涵。一方面,我们需考虑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尤其是政治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另一方面,还需考虑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西部的地方基本需求,如国家现代化、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等。因此,本文中的生态安全特指针对国际、国内需求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基本对应我国国家安全观的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特指基于国家国防和军事安全需求的相关体系建设和支撑能力;生活安全特指基于大区域之民族团结、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需求的和谐、绿色等内涵,包括绿色发展、民族融合、政治安定等;生产安全特指基于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等需求的基于均衡导向的生产力布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乃至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事实上,我国西部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但生态系统又总体脆弱,国防意义重大但当前形势较严峻,多民族区域集聚但发展较缓,经济整体落后但特色突出。故此,西部基于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所对应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规划安排一定程度上需基于大区域尺度乃至国家尺度的整体考量,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提高规划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即基于国家安全视角建构或补充西部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图1）。其中,生态安全是根基,生存安全是保障,生产安全是手段,生活安全是目标,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样,本文的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虽与现今使用的“三生”空间的概念有些类似,但更强调国家安全视角及宏观层面的内涵。“生存安全”这个大概念,在本文并非常规意义的理解——个人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以及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而是特指基于国家层面的国防军事领域的“生存”内涵。因此从生命保障角度考量,灾害防治、基础生活资源保障、水源地保护等虽属生存安全的内容,在大区域层面可相应置于生态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内予以体现。
图1
图1
国家安全视角下中国西部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Fig. 1
The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West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1）生态安全：以生态区为规划单元,强化自然保护区系,促进生态空间重构
西部地区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屏障,事关国家、国际的生态安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地区。该区域地貌类型齐全,山地、丘陵、台地、平原和高原广泛分布;气候差异显著,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横跨南北,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区纵贯东西;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丰富,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主要集水区,我国60%以上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区位于西部。然而,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总体又极端脆弱,现行省/区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难以有效治理,以生态区为规划单元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构跨省区、跨流域的生态保护区系,可促进生态空间重构,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图1）。
我国西部主要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沙漠脆弱区四大典型的生态区域,均跨越多个省区。① 青藏高原,分布在藏、青、川、滇、甘、新6省（自治区）的27个地区179个县。地理位置特殊,海拔多在3000 m以上,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该区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即“亚洲水塔”,是世界高原特有生物的集中分布区,也是亚洲地缘安全的重要地区[36]。严寒、大风、日照充足、蒸发量大,冻融侵蚀面积大,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整但极端脆弱。② 云贵高原,主要分布在黔、滇、桂三省区,川、鄂、湘边境也有分布。内部以森林、湿地和草原生态系统为主,山地、高原、盆地交错分布,高山、峡谷、河流纵横。该区域是石漠化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内尤其岩溶地区石漠化最为严重,整体石漠化土地面积12万km2,严重的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导致沙尘暴频发、耕地草地质量降低、人类生存空间缩小、贫困加剧[37,38];域内坡陡谷深,地形起伏明显,且降水集中,强降水、极端降水事件多发,由此引致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39]。③ 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横跨青、甘、宁、蒙、陕、晋、豫七省区。区内土地、光热资源丰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坡耕地面积大,农业种植结构单一。该区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土壤侵蚀问题严重;农业生产基本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已从生物、工程等方面实施多种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40]。④ 沙漠脆弱区,主要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柴达木沙漠（青）、库木塔格沙漠（新、甘）,是最脆弱的陆地生态系统。整体上沙漠脆弱区基本处于新、甘、青三省区,属干旱、半干旱区,降雨稀少,蒸发强烈,气候干燥,为沙漠化创造了自然条件[41]。近年来,区内的沙漠化虽被逐步遏制,依然是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其周边区域人类居住地存在重大生态安全威胁。
总的来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伴随着人类生态足迹在西部的日益扩张,其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我国西部工业化进程总体尚处于相对粗放、规模导向的初中期发展阶段,虽经多年的关注和治理,人—地关系及其矛盾总体相对持续紧张,人类不合理或过度的开发活动仍在继续,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脆弱性升高、一些动植物种群生存压力增加等方面,迫切需要关注和保护。如此,西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可为我国提供丰富的生态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休闲资源和战略栖息地,提供丰沛且高质量的淡水资源,并为高质量的农产品生产和城乡集聚地等提供基础环境和有力支撑。因此,西部亟需展开跨省区、跨流域的以生态区为规划组织单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暨生态安全规划”专题研究。
（2）生存安全：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脉络,促进生存空间重构
我国西部在国家层面的国防意义重大但目前形势较严峻。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全球的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态势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地缘战略格局正发生历史性变化[42]。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风险挑战。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美欧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贸易摩擦等重大事件对国际战略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新领域加速争夺战略制高点[43]。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等协议和组织,试图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试图对冲中国崛起[44]。“一超多强”格局下“亚洲版北约”的强化、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中印对峙、印巴冲突等[42,44],对我国的国防军事安全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新旧秩序的转换过程中,为有效抵御各种战略风险,营造对我国有利的周边环境,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谋求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效争取全球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迫切需要安定、繁荣、和谐的战略后方,这就是新时代所赋予西部在国家层面的生存安全的真实含义。而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所推行的“三生空间”没有很好地涵盖基于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的生存安全这个领域。另外,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所强调的“五级三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有针对性地保障生存安全。那么,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脉络,有目的地、专门性地强化边境地区和边防支撑沿线的基础设施、生产基地等的建设,建构严密的边防支撑体系,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生存空间重构,保障国家安全（图1）。
一般地,国防建设需保护国家的边境国界、军事基地、交通要道、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安全。其中,军事基地、后勤供应等需要一定的安全空间,不能允许民众的生产生活、旅游开发、科学考察等威胁国防重地安全的行为。我国西部边境国界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13个）,均质化部署军事力量易分散军力,需根据我国与接壤国家关系的友好程度权衡应部署的军事力量强度。不过,完全依赖军事力量并不能彻底保障国防安全,且边境军事力量过强易引起邻国警惕。作为辅助手段,边疆安全事实上需一定地域内、一定规模和一定社会结构的边民支持。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应加强国防安全背景下的边民住区体系的构建和生活质量保障。实际上,合理的边疆城镇/村寨体系可支撑或弥补西部漫长边境线上军事力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达成预警和驻守的作用,巩固或辅助我国西部边防。故而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对于一些自然条件差、人口不断减少但地位重要的边疆村寨,应考虑提供一定的援助和支持。此外,还应以边境线、支撑线为主要脉络,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规划建设由内陆通往边境线的战略公路、铁路、机场、供给基地等设施以及为这些设施正常运转所配置的维护设施。
总而言之,应以边境线、支撑线为基本脉络,规划建设国防交通据点和要道,以军警力量为主,辅之以合理布局和规模适度的边疆城镇/村寨体系,构成全面、有效的边防支撑体系。因此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边境线、军事基地、交通要道等的人口迁移、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城镇体系等的安排需予以切实考量国防需要,并不能完全遵循一般性的规划思路或指标要求。
（3）生活安全：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促进生活空间重构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关键阶段,迫切需要政治稳定的战略后方,即西部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和谐对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可保障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共同富裕。西部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绝对集居地,社会发育水平相对较低,肩负着民族融合和繁荣的重任。西部发展不但要遵循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还要兼顾少数民族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和文化转型需要。少数民族集聚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缓,不利于我国的社会和谐和各民族的融合发展。故而,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基于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在宏观尺度关注各族人民的安居乐业,如住区环境的安全和质量提升、民族融合和社会文明和谐等,持续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注,支持少数民族积极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促进西部的生活安全。
事实上,西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口东迁的大趋势中[45],而且区域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迁移和再集聚。后者的进程不但与西部地区的陆港、国家级新区、经济区建设密切相关,而且还促进了西部各个城市群或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走向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模式。过去20余年,基于收入需求、文明享受、生态建设等的需求,西部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不断由山区、丘陵等地区向低海拔、平原、河谷、盆地、大型绿洲等内部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优良的城乡地区,尤其是沿着主要交通线的城乡聚落集聚[30]。至少在今后10~15年内,西部的人口迁移行为仍将继续,人口城市化率仍将持续提升。这种迁移进程不但与西部的生产安全相互促进,如这个集聚过程总体有利于提升西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加速西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且促进了生态保护,如降低各类自然保护区的人口密度,促进城乡、民族之间的大融合,有效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等,加速西部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这种迁移过程也可能导致部分边疆的城镇/村寨人口持续减少以及部分地区的土地荒芜等情境的发生,有可能不利于我国的边疆稳固。
这样,西部地区应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区域空间重构的脉络,积极关注和理解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如人口的稳定性、规模控制等,通过合理的生产力集聚、技术进步和人口流动等,有效推动西部的绿色城镇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能力分阶段持续改善西部城乡聚落的宜居性,如居住环境、生活设施、文化设施、就业能力等,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加强民族融合和社会和谐,促进西部整体的生活空间重构,保障国家的社会安定（图1）。而且,这也有利于迟滞边疆地区的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从而保障边疆安全。
（4）生产安全：基于主体功能区,以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促进生产空间重构
在国家层面,西部的生产安全至少需要三层含义：一是我国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后方,包括国防等尖端/战略性的物质生产、储存等的国家级基地;二是我国战略性资源贮存、开发、加工的中心;三是我国重要的特色产品生产和供给的基地。鉴于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西部地区生产安全的意义更加现实和急迫。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主体地域,在国家尺度已处于落后地位[46,47]。然而,随着我国整体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的需求决定供给的质量竞争时代,我国区域竞争也将进入组团竞协的城市群时代。迄今,西部受经济条件、产业结构、地理区位、历史因素等影响,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48]。西部的国有企业多,转制缓慢,经济活力相对不足,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缓慢;产业结构“偏重”且偏向资源、生态消耗型及利润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服务业也基本类似,尤其缺乏良好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在与东部地区的竞争中,西部地区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劣势。新时代,尤其是后疫情时期的国家安全压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地区生产力提升需求,西部地区要想“弯道超车”,势必要：一提升地区的专业化能力和水平,即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要求,建设适合各地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如石化生产基地、国家级农业基地、旅游休闲基地等;二主要以城市群尺度为规划的“空间单元”以及西部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积极依托国家级的新区、陆港、开发区等政策,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生产力的空间重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保障西部乃至国家的生产安全（图1）。
国家尺度的产业发展大致表现为典型的“地带性”“梯度性”的空间分异规律,即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梯度衰减的发展规律[49,50],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① 从传统制造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制度改革,并大量承接欧美日韩、港台地区等对外转移的制造业。西部地区则因享受改革开政策较晚出现了产业带塌陷,尤其是区域制造业出现了显著衰落趋势,除部分“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基地外,其余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较差,市场化不足,制造业发展基础薄弱,缺乏比较优势,路径突破甚为艰难[51,52,53,54]。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自东北的吉、辽两省,经京津唐、黄河中游地区,一直延伸至西北的陕、甘、宁三省区的一条资源开发—重工产业带,即对应了我国的煤、铁、石油等矿产的主产区和国家重点建设的石化、机械等技术层次较高、产业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基地的产业高级度（UPG指数）,自2000年以来已长期陷入“滞障”[53,54]。因此,西部的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已处落后地位,即虽采用了循环经济等先进的发展理念,但西部制造业对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与东部地区仍差距明显。西部制造业的传统地位衰落,引致产业竞争力下降和技术进步缓慢,区域高质量发展压力徒增。② 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较多依赖旅游、休闲、养老等新型需求的刺激。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本地市场需求提升较为缓慢,外部市场需求的增大使得西部服务业的发展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不过,外部市场需求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日趋增高。但是,西部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差异大,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如甘肃、新疆等旅游休闲地无法克服季节性障碍,即西部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得不考虑这些局限性。③ 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新产品的研发十分关键。同时,迫切需要发展绿色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此外,西部地区的干旱区/半干旱区的节水农业建设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重要。因此,西部地区要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应遵循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引导,以城市群或中心城市为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或联系纽带,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打造地方化的特色产业乃至产业集群,从政策制度层面组织引导各自的重点产业建设。
2 国家安全要求下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导向
今后一定时期内,至少在国家全面现代化实现的前一个阶段,西部应基于国家和区域的宏观结构,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安排跨省区的、区域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力图实现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的基本目标。也即面向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国家战略及西部发展的情境和现实需求,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发展思路、指标安排、设施安排等方面,均需考虑西部大致仍处工业化中期的现实,应持续支持西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即立足西部情境,在遵循基本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持续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因此,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应基于市场机制和国家支持,采取“适度集中,合理分散”的基本原则,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即“集中开发与有机保护相结合,中心集聚与合理分散相结合”的方针,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的国家安全视角下综合性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重构大区域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图2）。
图2
图2 国家安全视角下中国西部的国土空间格局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rritory pattern in West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1）生态空间：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构生态保护区系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遵循国家主体功能区及2019年6月发布的《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科学规划和重构西部生态空间,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的以生态区为规划单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构生态保护区系,从而重构生态空间,保障西部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
迄今,伴随着人类生态足迹在西部的日益扩张,西部四大典型生态区域（图2）的生态安全受到了威胁,应以修复保护为基调进行生态空间重构。具体看,四大生态区域的生态安全威胁主要源于：① 生态敏感区、水源区的保护不足,这不仅包括大江大河、山脉丘陵等宏观层面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微观生态系统的敏感区;② 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范式不完善,西部不同类型、尺度的生态区域的保护和修复不可能采用相同的标准或模式,相关范式有待完善;③ 水资源利用不够合理,尤其是干旱区或半干旱区的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及水污染的治理十分关键;④ 人类活动加剧生态恶化,突出表现为原有无人区变成了人类越来越密集的活动区域,降低了珍贵的野生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影响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因此,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空间规划应以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生态脉络保护、生态功能提升为基本目标,并根据不同生态区域的内在要求,针对不同生态区域采取不同的生态保护措施,形成跨省区、跨流域的体系严密的、基本刚性、针对性强的生态保护体系。
实践中,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西部的生态空间规划应综合考虑各生态区域的切实建设要求,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和分区管控西部的自然保护地,着力推动生态体系建构。
① 青藏高原,依据《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重点是保护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和特有生物物种,修复草原生态,形成自然—人工科学耦合的生态演化系统。因此,应鼓励合理利用草原,加强有害生物防治和天然草场、江河源头植被保护,增加林草植被,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加强河谷农区水土流失治理,实施保护性耕作;按照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的要求,持续加强羌塘、三江源、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设,设立和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保护地方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即严格保护和维持高原河湖湿地、高寒特有动植物与水生生物及其生存的栖息环境,维护高原生物多样性。规划过程中,可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和其他地区（包括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四大功能区”,并针对不同功能区制定具体措施。
② 云贵高原,依据《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规划期为2009—2020年）及《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十三五”建设规划》（规划期为2016—2020年）,重点应加强源头区和河流两岸防护林建设,并同时通过中小山区、丘陵系统的日益广泛性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逐步形成自然—人工科学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提高生态服务价值。因此,应提高林草植被质量,防控山洪地质灾害,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退化森林、湿地、草原生态系统,控制水土流失,强化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梵净山等自然保护区、云南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提升天然林、自然湿地、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力度。可分为岩溶山地石漠化生态脆弱区、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进行规划引导,通过设立新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和自然公园加以强化。
③ 黄土高原,依据《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大纲（2010—2030年）》,重点加强原生植被保护,增加林草植被,缓解草畜矛盾,控制水土流失和沙化扩展,持续进行生态系统修复,提高生态系统的自然化水平和生态服务价值。因此,需合理调配水资源,加强黄河源区水源涵养和保护,以培育林草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水土流失、减缓山洪地质灾害为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和森林经营,建设黄河上中游防护体系;按照国家要求,整合和优化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乃至国家公园的体系,维持和恢复地方的河湖湿地、特有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即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保护区能力建设和森林公园体系建设（如截至2020年6月,陕西黄河流域共建成173处自然保护地,黄土高原腹心地带自然保护地群基本形成）,着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可将黄土高原划分为黄土高塬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土石山区、河谷平原区、沙地和沙漠区、农灌区六大类型综合治理区进行规划引导。
④ 沙漠脆弱区,依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和《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年）》,重点是通过设置沙障、砾石压砂等措施固定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加快风沙源区和沙尘路径区治理步伐,设立和加强这个生态脆弱区的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等的建设,确保沙漠中的湿地、水域、生物等珍贵自然资源及所承载的景观得以有效保护,即尽量减少不合理的人工干扰,并通过科学造林种草,合理调配生态用水,增加林草植被,阻挡沙漠的扩张和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对于相对集中连片但当前不具备治理条件或具特殊生态保护功能的沙化土地,应划定封禁保护区。可将西部沙漠脆弱区的规划重点确定为无人区、边缘区的脆弱陆地生态系统的保护,逐步建立中小尺度的生态恢复区系。
在开展跨省区、跨流域的以生态区为规划单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规划”专项规划时,原则上应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并融入新的规划发展理念,如积极参考已有相关规划,继续支持人口从不适宜地区（如高坡度区、灾害区、水土保持区、生态恢复区、水源保护区等）的持续迁出,降低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减少人类活动干扰,积极扩大和完善各级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生态恢复区、无人干扰自然保护区等的建设,重塑生态空间,建构生态保护区系,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生态安全。
（2）生存空间：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边防支撑体系
生存空间在文中主要指国防军事用地、与边防体系相关的用地、为保障国防军事安全的相关支撑体系的用地以及其他相关用地等。根据国防安全的国家战略要求,科学规划西部生存空间,制定跨省区的以边境线、支撑线为空间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继续强化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保障军事单位的绝对安全。同时,遵循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2020年5月22日《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我国西部新时代应重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建设进度。如此,我国西部围绕边境线和战略支撑线路建构边防支撑体系,组织引导西部生存空间重构,保障国家边防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地广人稀,地形复杂,军事回旋余地大,由此奠定了西部地区是我国海疆安全的战略后方。到2035年乃至21世纪中叶,我国将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国家,迫切需要维护南海、东海等西太平洋关键性地区的利益,那么西部地区这一战略后方显得愈发重要。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也是我国陆疆安全的军事前沿地区。我国面临的整体国际环境虽较为稳定,可局部的中、小规模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周边国家间的军事武装冲突对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影响不容乐观,尤其是三股势力渗透、中印边界冲突、中越领海争端等都对西部边境安全产生极大威胁,这要求我国做好长期斗争准备。其他如印巴克什米尔之争、缅甸武装冲突、阿富汗战争等国际武装冲突因与我国西部边境相邻,进一步客观要求我国加强西部边境的国防安全建设。因此,针对西部地区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现实情境,其国土空间规划应对国防安全予以慎重考虑和特别安排。
实践中,西部生存空间规划首先应满足驻军军营、边防要塞和哨所等基础军事单位的现代化国防建设要求及其支撑体系的需求,如应考虑国家安全需求下边疆地区人口布局需要、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等。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应从战略层面整体统筹、妥善安排、全面支持事关我国国防安全的新旧战略设施的安排和建设,保障国防需求或国家安全。这些战略设施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等的交通运输体系,5G网络/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特高压等新型基础设施,重大水利设施、生态环保工程、有利于边防的城镇/村镇体系等。具体来说：一方面需在满足可行性的前提下,安排用地指标,继续支持边疆地区的交通、通讯、水利、生态等重点设施的建设,尤其是规划建设由内陆连接边境线的国防交通要道。另一方面为满足国家边防需要,引导边疆地区的人口分布,边境地区以及重点交通枢纽或沿线的城镇或村寨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等应在允许范围内予以特殊支持。特别是新、藏、滇边境（尤其是中印边境线）,以及兰新线（兰州—乌鲁木齐沿线）、北疆线（乌鲁木齐—阿拉山口沿线）、南疆线（乌鲁木齐—喀什沿线）、青藏线（西宁—格尔木—拉萨沿线）、川藏线（成都—拉萨沿线）、新藏线（喀什—拉萨沿线）等战略线路（图2）,应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及财政照顾,有条件地支持边民在沿线从事低强度生产、生活活动,引导边民树立国防意识,合理参与边防预警体系,补充边疆的防卫力量。
（3）生活空间：推动绿色城镇化,加强民族融合发展
根据多民族融合发展、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科学规划西部生活空间,制定跨省区的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空间组织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中设立人口布局、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专题规划,引导人口的合理迁移和集聚,推动西部的绿色城镇化进程,加强民族融合发展,重构生活空间,促进西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集中连片分布区。全国共55个少数民族,西部集中分布了50个,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0%以上,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落后,贫困化程度较深。这不利于西部的社会和谐稳定和我国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规划期为2016—2020年）指出,应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科学合理安排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空间,保障少数民族安居乐业,才能促进西部社会稳定,即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其战略目标至少应包括：一是实现我国各民族团结、社会融合的基本目的;二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稳定目标。
实践中,西部地区应依托主要交通线,以核心城镇体系为空间组织脉络,重点选择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良好,人口相对集中的平原、河谷、川地、盆地等地区,尤其是城镇群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所在地（图2）,积极推动绿色城镇化进程,促进多民族融合发展。因此,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国防要求和社会稳定,尤其是国家战略的需求,国土空间规划应在西部尺度,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的关于西部的人口布局与迁移、城镇体系、重点区域建设等规划,科学布局西部地区的生活空间。该规划的要点是与生产空间重构相协同,在遵循提升劳动生产率、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保障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西部的人口分布,进一步改善住区环境,提升宜居性和文明程度,并基于人口城镇化通过多民族的“混居”和持续的社会交往强化西部的社会融合程度。具体地,可依托西部的主要轴线（除前文已提到的战略线路,还应包括包兰线、宝成线、成昆线、贵昆线、南昆线等）（图2）,以城镇群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以平原、河谷、川地、盆地等为城乡融合的核心区,促进人口集聚,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进而,在生态文明、多民族融合、乡村振兴等理念的指导下,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支持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
（4）生产空间：支持重点产业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后一定时期,西部地区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依然较大。鉴于其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最低“生态位”,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持续增长,提升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应在西部尺度上,统筹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即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科学预测和明确产业发展和区域产业空间结构等重大问题,在建设用地、项目审批等相关方面持续推动区域重点产业的发展、重点区域及其轴线的重构和建设等,科学布局西部地区的生产空间,保障国家安全。
为保障生态安全、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西部生产空间的高质量发展至少应包括三个目标：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包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的再组织,即通过国土空间的优化,培育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协同发展,有序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和产品质量提升;三是有效保障国家所需的重点产品或关键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如各类矿产品、农产品、生态服务等。这就要求西部地区积极建构高质量、特色化、地方化的产业集群/产业链,发展绿色经济,重构区域的生产空间。
实践中,建议西部地区以区域中心城市、重要的资源开采加工区、农业专业化生产基地等为基本的规划/建设单元,将城市群作为新时代“大三线”建设核心,构建新时代国家级的“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重构区域的生产力空间,以此应对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西部面积辽阔、经济和人口密度低且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大范围的欠发达地区在进行开发时应遵循增长极理论和陆大道院士的“点—轴渐进系统理论”,有计划、有步骤递进式推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加速重点地区的产业空间重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区、经济带的形成,推动西部整体高质量发展。这主要包括：① 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东起陕西潼关、西到新疆阿拉山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战略高地,是从中国东海岸连云港到达西欧沿岸鹿特丹的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以及国际能源安全大通道,也是西部参与全国和全球经济的主要网络节点。其中,关中城市群/关天经济区是我国西部智力资源最密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兰西城市群地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是我国西北重要的水电、有色金属和粮食生产基地;天山北坡城市群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承担着联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通道和西北产业集聚区的重任,是全国重要的进口资源国际通道及西北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纺织业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② 包兰—兰青线经济带以可再生资源开发等新技术应用产业为先导,以能源与高耗能工业、畜牧业及其毛纺、奶肉制品工业、商贸服务业等为支柱,应加速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③ 成渝城镇群（双城市圈）/经济带是西部经济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55],应充分发挥龙头作用,积极发展交通、商贸、金融、信息等综合服务业,扩大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项交流与合作。④ 南贵昆经济区,西起昆明,沿贵昆线和黔贵线,包括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等,可加强与我国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整体上,西部应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及政策制度,以重点地区为基本单元,支撑重点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发展与当地优势产业紧密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绿色农产品及其相关领域,如以军事工业为主体、军民两用相结合的现代机电工业,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基地与轻工业体系,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有相对比较优势的资源型产业（如能源原材料）,以及以旅游、现代服务业的物流和金融等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部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倘若外部发展条件和个人工作待遇没有明显提升,在国家尺度下其仍将大致处于人才、技术等高端发展要素不断流失或难以引入的状态。因此,应继续加大西部的外部投资规模质量,提升人才引进待遇,着力推动适应智能时代需求和技术进步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促进西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结论
西部情境特殊,应立足于跨省区、跨流域的生态安全、生存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即基于国家安全补充或完善西部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践中,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发展思路、指标安排、设施安排等方面,均需考虑西部大致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现实以及国家安全考量的战略需求。因此,西部应基于“适度集中,合理分散”的基本原则,制定国家安全视角下跨省区、跨流域的综合性“西部国土空间规划”：（1）制定跨省区、跨流域的以生态区、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构自然保护区系,重构生态空间,保障国家生态安全。（2）制定以边境线、支撑线为空间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以强化新、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边防支撑体系,重构生存空间,保障生存安全。（3）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制定以交通线为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在“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细则”,以推动绿色城镇化,加强民族融合发展,重构生活空间,保障社会稳定。（4）遵循主体功能区的要求,以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重要的资源开采加工区、农业专业化生产基地等为中心,制定“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区域产业发展等重大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构区域的生产力空间,保障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尤其需强调两点：一是在重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围绕边境线（新、藏、滇边境）和战略线路（如兰新线、北疆线、南疆线、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等）建构牢固的边防支撑体系,各级政府应加强对边疆城镇/村寨的建设,提供财政补贴及社会优惠政策,如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等;二是在重构生产空间的过程中,特别建议以天山北坡、宁夏沿黄、兰西、关中、成渝、黔中、滇中等城市群为基本单元,建立新时代国家级“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着力探索西部地区适应智能时代需求和技术进步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模式,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patterns for the structures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国家规划体系的演进历程与融合对策
The 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national planning system
生态视角下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 兼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
State governance, spatial planning, and "central-local" collaboration: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he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对建立全国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构想
Conception on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unifie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转型发展期“多规合一”理论认知与技术方法
DOI:10.18306/dlkxjz.2016.05.001
[本文引用: 1]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in the rural to urban transition period in China
协同治理视角下空间规划体系的反思与构建
The reflection on and building of "multi-planning united" based on theory of synergetic governance
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与制度环境改革
DOI:10.11821/dlyj020190275
[本文引用: 1]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急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是新时期建立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在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类规划的编制职能向自然资源部集中,急需探索和建立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制度环境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表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依赖于部门的职能整合,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合与重构,三是依赖于制度环境改革。因此,在机构改革逐步完成的形势下,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两个路径着手,从国家、省域、市县等层面阐述了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思路,构建五级四类、上下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专业人才培养、规划资质管理、推进立法等几个方面推进制度环境改革。最后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审批程序前置和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确立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地位与统领作用。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了尽快出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技术规程、重新调整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时序安排、加强技术队伍建设等若干建议。
The reform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不同层级规划间的衔接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论中国“多规”分立及其演化与融合问题
DOI:10.11821/dlyj201504001
[本文引用: 1]
系统研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类空间”规划“多规”分立及其演化过程,肯定了各项规划的历史地位和发挥的专业智慧作用,但由于中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这些规划的目标、规划理论、编制方法和实施途径的趋同化明显,导致了规划内容交叉冲突、实施和协调难度大和规划失效现象。规划界和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多规合一”实践,但存在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规划法规依据不一、规划期限和发展目标差异以及规划编制技术标准不同,难以达到协调和协同的目的。根据中国国情和面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建立基于“多规融合”的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制度框架,实现“一级政府、一本规划”和“一本规划干到底”。
On the separation of China's spatial plans and their 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国土空间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DOI:10.11821/dlyj020190327
[本文引用: 1]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Territor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ouble Evaluation"
面向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与双评价: 以延安市延川县为例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double evaluation of county-level land spatial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Yanchuan county in Shaanxi, China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DOI:10.18306/dlkxjz.2020.03.014
[本文引用: 1]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逻辑问题
Logical problems on th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国土空间管控的方法与途径
DOI:10.11821/dlyj020190308
[本文引用: 1]
国土空间管控是对国土空间各类开发保护活动的科学谋划与管理安排,是进行国土空间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探讨以地域功能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科学基点的国土空间管控体系框架,并以福建省和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解析“三区三线”协同划定和国土开发强度并测算两个国土空间管控中技术难点的解决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功能管控和参数管控为核心的多尺度、多时序国土空间管控途径。研究发现：① 功能管控以主体功能区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方案为基础,按照四类主体功能定位、三类空间（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六类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区、永久基本农田及一般农业区、城镇开发边界及城镇预留区）以及N类建设和非建设类用途分层级实施;② 参数管控则以国土开发强度为关键目标参数,实施基于总量-目标和过程-增幅双控的阈值管控,以及基于上限和下限双控的分类型管控途径,旨在实现各类空间内和区域整体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结构均衡协调,促进形成高质量、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Research 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spatial governances
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逻辑路径与基本问题
Research on the logic of legislation on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and the relevant legal issues
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思考
Think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New Era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治制度全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Improve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build a moder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市—区府际事权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思考
Thoughts on the compila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 power between cities and districts
魅力国土空间: 重塑区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A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reshaping regional patterns
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a
近25年横断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研究
DOI:10.11821/dlyj201803012
[本文引用: 1]
横断山地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然而近年来面临人类活动强度增强所带来的国土空间可持续开发与管控挑战。利用横断山区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不同海拔各种国土空间类型的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格局变化特征,揭示国土空间格局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横断山区国土空间海拔较高,垂直差异性明显,并且以生态空间为主体,生产、生活空间主要分布于东南部云南高原地区。25年间,三生空间变化加快且区域差异更突出,农业生产空间持续减少,工矿生产空间后十五年迅速增加,生活空间持续增加,生态空间波动增加。横断山区自然要素显著影响国土空间格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明显带动横断山区国土空间格局变化。
Spatial pattern and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territory space in Hengduan Mountains Region in recent 25 years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探析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ethnic areas
生态文明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新型城镇化改善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质量吗?
Has new urbanization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主体功能区制度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Study on the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Western China
西部地区特色农业标准化发展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的实证分析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西部大中型城市产业承载空间优化思路和途径
The optimization idea and path of the industry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western big and medium-sized city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核心策略
Basic conditions and core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新时代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in the New Era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DOI:10.11820/dlkxjz.2015.05.002
[本文引用: 1]
“一带一路”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长期的国家战略,必将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分析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现状特点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对外开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能源供应系统的变化、贸易畅通和人文交流与合作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途径和方式。重点论述了陆上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海上国际大通道建设等“一带一路”具体行动对区域国土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土空间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不同国际经济走廊影响的重点区域不同,有助于促进均衡国土空间的形成;②“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内陆地区形成若干个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强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相对接的国内开发轴线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格局;③“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形成“高效”的国土空间;④“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内陆沿边地区主要口岸和沿边城市的发展,使沿边地区成为重要的国土开发新空间。
Impa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China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应评估与未来走向
The effect eval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China's western great development strategy
西部大开发20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与转型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特色经济新论: 从西部大开发构建新经济系统的视角
New theory of characteristic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new economic system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亚洲水塔”变化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
The impact of "Asian Water Tower" change on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round China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发生机制与调控对策
Occurrence, spatial-temporal dynamics and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21世纪西南岩溶石漠化演变特点及影响因素
Evolution feature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karst areas of Southwester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云南省山洪地质灾害分布特征及致灾因子分析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drivers of flash floods in Yunnan province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YANG L WANG G L, et al. Th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Present situations, problems, and counter-solutions
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Research on the evolvement mechanism of regional desertification by the "Six-unit Method"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DOI:10.13249/j.cnki.sgs.2019.11.003
[本文引用: 1]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in China
西部大开发: 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 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Western development: Growth driver or policy trap: An analysis based on PSM-DID method
渐进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国城市转型测度的空间分异
DOI:10.13249/j.cnki.sgs.2016.10.003
[本文引用: 1]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3年的劳动力、企业等制度指标,采用空间插值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制度转型水平及其效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空间上,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总体上在2003~2013年都表现为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衰减模式。时间上,制度转型及其引发的效应整体上表现为逐步强化,其中,制度转型效应表现为由2003年的“零星分布”向2008年“线状蔓延”进而向2013年“面状拓展”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相关区域,其制度转型结果与效应大致呈现为圈层结构模式。③ 中西部地区（除成渝城市群外）的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高值中心大都为单个城市。④ 制度转型对城市转型效应影响显著,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强。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transition in China with the model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
Measure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manufacturing
中国经济制度转型对制度供给的时空响应: 基于非国有经济视角
Spatio-temporal response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to institution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state-owned economy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Evolv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
DOI:10.11821/dlxb201708001
[本文引用: 1]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xport product upgrading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DOI:10.11821/xb201010007
[本文引用: 1]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Industrial attributes,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yj201808007
[本文引用: 2]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DOI:10.13249/j.cnki.sgs.2018.12.009
[本文引用: 2]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scale and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1998-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