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doi:10.31497/zrzyxb.20211210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陈廷贵^,¹^,², 刘芳¹, 杨杨²^,³

1.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2. 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1306

3. 上海海洋大学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 20130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case study of Hubei and Guizhou provinces

CHEN Ting-gui^,¹^,², LIU Fang¹, YANG Yang²^,³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Yangtze Riv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College of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收稿日期: 2020-06-27 修回日期: 2020-12-29

基金资助: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19BGL0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81)

Received: 2020-06-27 Revised: 2020-12-29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陈廷贵（1971- ）,男,重庆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环境资源经济与食品经济研究。E-mail: tgchen@shou.edu.cn

摘要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₄）、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禁捕生态补偿; 渔民满意度; 绩效评价; 影响因素

Abstract

Fishermen are the core role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the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their satisfaction is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troduces with the fishing ban. Chishui River and Honghu, which were the first places in China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area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fishermen who have withdrawn from fishing, the TOPSIS which improved by entropy weights combined with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policy performance and to diagnose its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values of positive and ideal solutions of fishermen's evaluation for the policy in Chishui River and Honghu is 0.45, 0.27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e performance in the poor level; (2) The top three main factors are the social activities , social status ,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family, which may 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work after the fishing ba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asset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shing ban'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gion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policy.

Key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fishing ban; fisherman 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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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陈廷贵, 刘芳, 杨杨.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3144-3155 doi:10.31497/zrzyxb.20211210

CHEN Ting-gui, LIU Fang, YANG Ya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case study of Hubei and Guizhou province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2): 3144-3155 doi:10.31497/zrzyxb.20211210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独特,水生生物多样化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库。长江流域鱼类天然捕捞量占全国淡水鱼总捕捞量的60%,是我国淡水鱼类最重要的产区^[1]。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圈水造景、截流筑堤、水流污染等人类活动导致了水生生物的生态位遭到严重破坏,濒危、珍稀鱼类和江豚种群数量持续减少,长江白鲟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2]。维护长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已迫在眉睫,2019年初我国农业农村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发布的禁捕补偿政策的方案中提到要在2019年末实现重要保护水域的渔民全面退捕禁捕,2020年底长江干支流保护区之外的水域实行为期10年的禁捕。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2017—2020年）均指出要在长江重点水域建立常年禁捕制度,落实好渔民退捕相关工作。

现有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文献较少,但有关生态补偿的研究积累较为丰富,渔业禁捕生态补偿的研究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借鉴。生态补偿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3]。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补偿的概念^[4,5,6]、补偿对象^[7,8,9,10]、补偿标准^[11,12,13]、研究方法^[14,15,16]、影响因素^{[17,18,19,20]}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生态补偿模式是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具体途径,近年来相关方面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从区域划分^[21,22]、农户意愿^[23,24]、资金来源^[25]等角度构建了多种生态补偿模式。

但是,目前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价多集中于政府自评或针对政府的评价,从农户或渔民这一重要的行为主体出发来研究样本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研究相对不足^[26]。市场消费理论认为除了基于客观数据判断产品或服务的好坏程度,也要考虑到产品使用者的主观感受。同理,一项公共政策实施绩效的好坏程度也需要对公众的使用感受加以重视。一项公共政策实施后得到了公众认可并且多数对其满意度高,才能说该政策的绩效水平为优秀^[27]。因此,本文围绕渔民满意度展开研究,以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工程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禁捕工程推行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以此希望能够为我国全面推行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借鉴和研究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基础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1 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顾客满意度是一个相对概念,是顾客对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感知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后得出的指数,通常可以根据满意程度分为不同的等级。梁昌勇等^[28]从顾客的角度构建了以期望、感知质量和价值等6个因素组成的顾客满意度模型（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CSI）,在该模型中,顾客的满意度是建立在顾客期望、感知质量和价值之上,实际结果体现在忠诚度和抱怨度两个方面。该模型广泛应用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绩效评价和中国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价研究领域。

CSI模型对顾客满意度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但并没有对测量指标进行具体介绍,也未对满意度评价指标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应用进行具体说明。该模型要作相应调整才能应用到其他具体场景中^[29],陈璐等^[30]基于CSI理论框架,兼顾分析了政府和村委会的重要作用,以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农民土地流转满意度指数模型;陈水生^[31]从政府行为、政策创新等多个方面研究了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效果;唐宏等^[32]基于生活质量和环境等多个维度对移民满意度进行了分析;陈曼等^[33]从政策资本、自然资本等7个方面建立了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刘子飞等^[34]提出为了有效促进禁捕生态补偿工作,需要在工作机制、资金管理方面给予充分重视。

在禁捕生态补偿政策中,本文将渔民视为该政策的“顾客”,渔民满意度作为研究指标,因此基于该政策的渔民满意度可理解为渔民响应禁捕政策前后的感受差。由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是一次性实施政策,渔民不会有二次选择,因此本文中没有将顾客忠诚度及抱怨度纳入研究体系。

就禁捕生态补偿政策而言,不同地区的禁捕生态补偿政策不尽相同,根据各地区的实际经济状况,补偿的标准、期限和方式等都会进行差异化调整。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如果依旧使用过往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衡量,评价结果会有失公平性和合理性。因此,本文采用顾客满意度方法来直接评价政策效果,使得各个地区间的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综上,拟从四方面分析渔民满意度。（1）政府工作：对应感知质量,主要通过禁捕补偿资金的透明公开水平、发放及时性、禁捕政策宣传力度和禁捕后期工作跟进力度四个方面来衡量;（2）政府尊重：主要考虑渔民的禁捕自主性,渔民的自主参与也说明了其有一定的期望,这可以理解为“顾客期望”;（3）生活质量：主要体现在渔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两个方面;（4）社会关系：可以从响应政策后社会关系及家庭地位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模型中的感知价值包含生活质量和社会关系。通过上述四个方面来衡量分析禁捕政策的实际成效和相关影响因素。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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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禁捕生态补偿政策下渔民满意度分析框架

Fig. 1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fishermen's satisfaction under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fishing ban

1.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上,就禁捕生态补偿政策,以顾客满意度为理论参考模型,从政府工作、政府尊重、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构建了该政策实施绩效渔民满意度衡量指标体系（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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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Fig.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atisfaction with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下面就指标层A₁~E₂所代表的含义进行详细说明：

（1）A₁表示对禁捕补偿政策整体满意度。用来从整体反映渔民对该政策的满意度,主要通过A₁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初步判断。

（2）B₁表示对禁捕补偿资金透明公开水平满意度。指禁捕所在地政府能够落实补偿资金的透明公开化原则,如实公布退捕渔民应得补偿资金和实际所得补偿资金。渔民对补偿资金方面的数据具有知情权,公开财务数据便于渔民合法使用监督权力,同时有利于从源头遏制腐败问题发生。而渔民对禁捕政策是否有效认可,也和公开渔船渔具每项的具体补偿标准与渔民期望应得资金的一致性相关。

（3）B₂表示对禁捕补偿资金发放及时性满意度。指禁捕所在地政府能够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将补偿资金划入渔民账户。补偿资金的按时、按量发放,直接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有利于加强渔民群体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另外补偿资金保障着禁捕渔民的基本生活。补偿资金发放到位,渔民生计得以保障,也影响到其对禁捕政策的满意水平。

（4）B₃表示对禁捕政策是否宣传到位的满意度。政府是否做了充分的政策宣传工作,如召开座谈会、拉横幅和广播宣讲等方式。渔民普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此时政府工作人员应积极主动跟渔民讲解清楚相关禁捕原因和政策,以及渔民生计如何保障,只有渔民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有所了解,才能表达合理诉求,影响其对禁捕政策的满意水平。

（5）B₄表示对政府部门关于禁捕后期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指禁捕所在地政府在渔民退捕上岸后,是否继续跟进并帮助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及转产转业问题。渔民以捕捞为主要生计来源,而禁捕后又因年龄和文化程度限制,实现再就业比较困难。将渔民退捕后的生产生活问题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进行落实,除了影响其对禁捕政策的满意水平之外,也可避免渔民返捕行为及相关社会问题发生。

（6）C₁表示禁捕自主性。指渔民是否是自愿参与该禁捕政策,而非政府强制要求。多数渔民缺乏其他谋生技能,只能以长江捕捞作为唯一生计来源,故这部分渔民考虑到后续生计问题会不愿意实行禁捕政策。但渔民具有更加强烈的希望长江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在对禁捕政策和长江渔业资源现状作深入了解后会支持开展禁捕工作。渔民个人主观意愿被尊重,才能调整心态积极参加禁捕工程,才能提高对禁捕政策的满意度。

（7）D₁表示对禁捕后收入稳定性满意度。指渔民参加禁捕工程后家庭收入情况。选择外出打工或利用补偿资金实现自主创业,收入高低不能保证,但对渔民来说都是获得稳定收益的途径之一。而部分渔民只是打零工甚至难以就业,与捕捞时期相比,家庭收入为零或极不稳定,容易导致对禁捕政策的满意度差。

（8）D₂表示对禁捕后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渔民参加禁捕工程后家庭生活水平改变情况,如渔民退捕上岸进入城镇居住,家庭收入、居住环境、教育医疗等条件的改变。

（9）E₁表示对禁捕后乡亲间的关系满意度。指渔民参加禁捕工程后与亲朋好友间联络沟通的情况。退捕上岸以后居住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可能去城市或者其他地方谋求发展,一方面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亲朋邻里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淡,也会从侧面影响其对该政策的满意水平。

（10）E₂表示对禁捕后社会活动与地位满意度。指渔民退捕上岸后参加单位、社区或村镇情况。渔民长年捕捞,和外界的联系比较单一,故早已形成独特的渔民社区。通过参加集体活动有利于增强融入感和归属感,提高对禁捕政策的满意度。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改进的TOPSIS法

TOPSIS是根据所选的评价对象和理想目标的趋近程度而进行排序的方法,在多目标决策分析中经常使用^[7]。现有的TOPSIS方法,计算正负理想解略显复杂。为简化TOPSIS方法,本文增加了熵值法,使改进后的TOPSIS方法模型和结果评价更加合理^[35]。

（1）规范化数据

通过极值标准化法计算出评价指标的真实数值在各个指标权重中的顺序。

（1）

Y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式中： $X_{ij}$ 为第 $i$ 个受访渔民样本第 $j$ 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X_{\max}$ 和 $X_{\min}$ 分别为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得到 $Y_{ij}$ ,根据标准化后的 $Y_{ij}$ 建立规范化决策矩阵Y,其中 $i = 1,2, \dots, n, j = 1,2, \dots, m 。$

（2）构建加权矩阵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评价结果,采用熵权法合理确定权重,对结果评估更加合理。

（2）

e_{j} = - k \overset{n}{\sum_{i = 1}} (f_{ij} \ln f_{ij})

（3）

w_{j} = \frac{1 - e_{j}}{m - \overset{m}{\sum_{j = 1}} e_{j}}

式中： $w_{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熵权系数; $e_{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熵值;信息熵 $k = \frac{1}{\ln (n)}$ ;指标的特征比例 $f_{ij} = \frac{Y_{ij}}{\overset{n}{\sum_{i = 1}} Y_{ij}}$ ,当 $f_{ij} = 0$ 时,设定 $f_{ij} \ln f_{ij} = 0$ 。

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值 $w_{j}$ 后,构建权重规范化矩阵 $v_{ij}$ ：

（4）

v_{ij} = w_{ij} \times Y_{ij}

（3）计算理想解与贴近度

① 基于权重规范化矩阵 $v_{ij}$ 计算正负理想解。

（5）

M^{+} = \{\max v_{ij} | j = 1,2, \dots, m\} = \{v_{1}^{+}, v_{2}^{+}, \dots, v_{m}^{+}\}

（6）

M^{-} = \{\min v_{ij} | j = 1,2, \dots, m\} = \{v_{1}^{-}, v_{2}^{-}, \dots, v_{m}^{-}\}

② 计算评价向量的距离尺度。分别计算评价向量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 、 $D^{-}$ 。

（7）

D^{+} = \sqrt[]{\overset{m}{\sum_{j = 1}} {(v_{ij} - v_{j}^{+})}^{2}}

（8）

D^{-} = \sqrt[]{\overset{m}{\sum_{j = 1}} {(v_{ij} - v_{j}^{-})}^{2}} (i = 1,2, \dots, n)

式中： $D^{+}$ 和 $D^{-}$ 分别为评价向量与最优和最劣目标的趋近水平。 $D^{+}$ 越小,说明评价效果越优; $D^{-}$ 越小,说明评价效果越差。

③ 计算评价向量与理想解的贴近度 $C_{i}$ 。

（9）

C_{i} = \frac{D_{i}^{-}}{D_{i}^{+} + D_{i}^{-}} (i = 1,2, \dots, n)

式中： $0 \leq C_{i} \leq 1$ 。当 $C_{i} = 1$ 时, $v_{j} = M^{+}$ ,表明禁捕生态补偿渔民绩效评价最优;当 $C_{i} = 0$ 时, $v_{j} = M^{-}$ ,表明评价最差,该政策脱离了渔民的预期。现阶段渔业生态补偿绩效相关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多数学者在构建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量化政策实施效果,对结果进行等级划分^[36,37]或对照分析^[7,21],关于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本文的研究方法,参考相关文献^[35],贴近度 $C_{i}$ 可分为表1所示四个类别。

表1 禁捕政策效果评价分类

Table 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fishing ban

绩效水平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贴近度	0~0.30	0.31~0.60	0.61~0.80	0.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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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障碍度模型

基于上述绩效评价结果,结合禁捕政策在该地区实际的实施情况以及渔民禁捕上岸后的生产生活情况来分析影响渔民绩效评价的因素,进而针对性地改进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即引入以下指标：（1）障碍程度 $U_{j}$ ,指某一单项指标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度;（2）因子贡献程度 $F_{j}$ ,指单因素相较目标所占权重（ $W_{j}$ ）;（3）指标偏离度 $I_{j}$ ,指某一单项指标与禁捕政策实施效果目标间的距离,也就是单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与100%的差。公式如下：

（10）

U_{j} = \frac{I_{j} W_{j}}{(\overset{n}{\sum_{j = 1}} I_{j} W_{j})}

式中： $I_{j} = 1 - Y_{j}$ , $Y_{j}$ 为单项指标的标准化极值,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取得。

1.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获取

1.3.1 研究区概况

由于当前长江流域禁捕工程正处于逐步开展过程中,较少地区实现了全面禁捕。考虑到全面禁捕地区禁捕工作起始时间、禁捕补偿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性,本文选取率先完成禁捕工作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作为研究区域,探讨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生态环境良好且一直保持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包括140多种本地鱼类和45种珍稀鱼类^[38]。作为我国重要的珍稀鱼类资源保护区之一,赤水河流域最早被纳入禁捕工程试点,由长江三峡集团出资,并在2016年完成全部渔民退捕上岸工作,并宣布于2017年1月1日起实行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赤水河流域的退捕渔民主要分布在四川段和贵州段,本次调研所选取的为贵州段,该地区禁捕政策的实行涉及退捕渔民共计292户,主要在仁怀市、习水县及赤水市三个地方,由于各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其补偿标准和内容也略有不同。以赤水市为例,截至2018年12月,补偿金额户均约11万元。补偿内容考虑到捕捞所用渔船渔具、捕捞证回收、就业帮扶等多个方面。

洪湖位于长江中游,在我国淡水湖中,全国排名第七,湖北省排名第一,不仅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还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故同样纳入禁捕政策实施的重点关注区域之一。2018年1月,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洪湖段实现了所有渔船上岸,共计200余户渔民停止了捕鱼生产活动。洪湖市政府于2019年底公布了当地渔民参与禁捕工程的补偿方案,补偿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补偿金额户均约8万~10万元不等。其余补偿内容还包括捕捞证回收、转产转业帮扶、渔船渔具回收及生活补助等。但截至2019年7月的调查时间,仅发放每月生活补贴,其他补偿经费尚未发放。

1.3.2 数据获取与样本特征

调研组于2019年1月和7月分别对赤水河和洪湖市退捕渔民展开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和渔民进行面对面访谈。由于调研时间内多数渔民在外务工,本次共有200位参加禁捕工程的渔民接受访谈（表2）。删除部分指标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共回收有效问卷179份,问卷有效率为89.5%。贵州赤水河有效问卷为120份,占当地渔民总数的41.10%,湖北洪湖有效问卷为59份,占当地渔民总数的22.96%。接下来检验本文所用调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可求出指标层变量的Cronbachs's α系数,贵州赤水河和湖北洪湖分别为0.802、0.739,均大于0.7。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可信度,两个地区退捕工作的真实情况能够反映出来。

表2 受访渔民基本特征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shermen interviewed (%)

特征	类别	贵州赤水河	湖北洪湖
特征	类别	比例	比例
性别	男	90.83	89.83
	女	9.17	10.17
年龄/岁	≤ 30	2.50	0
	31~40	12.50	3.39
	41~50	33.33	32.20
	51~60	29.17	28.81
	>60	22.50	35.59
教育程度	未读书	6.67	10.17
	小学	51.67	40.68
	初中	35.83	38.98
	高中	3.33	8.47
	大专及以上	2.50	1.69
是否为村干部	是	7.50	11.86
	否	92.50	88.14
家庭年收入/万元	1以下	18.33	37.29
	1~3	28.33	42.37
	3~5	33.33	11.86
	5~8	11.67	6.78
	8以上	8.3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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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绩效评价指标数据描述性分析

从渔民满意度绩效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图3）,两个地区禁捕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的简单平均值分别为3.26、2.17。再看两个地区A₁变量禁捕补偿政策整体满意度的均值,贵州赤水河A₁变量的均值为3.62,湖北洪湖A₁变量的均值仅为2.03,可见前者的均值明显高于后者。但是在A₁变量的标准差上,贵州赤水河要大于湖北洪湖,说明贵州赤水河渔民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整体满意度评价结果并不稳定,故无法直接对两个地区禁捕政策绩效水平作出高低判断,需进行后续分析。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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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满意度绩效评价指标说明

Fig. 3 Description of 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将两地区的政策执行情况、渔民参与政策之后的家庭收入等内容结合满意度绩效评价指标（图3）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来看,贵州赤水河的B₁变量（补偿资金透明公开水平满意度）、B₂变量（补偿资金发放及时性满意度）、B₃变量（禁捕政策宣传力度满意度）的均值都比10个指标的简单平均值3.26要高。说明该地区渔民认可政府部门所做的发放补偿资金及时、公开补偿资金标准、加大禁捕政策宣传力度并收集渔民合理意见等工作。而湖北洪湖正好相反,由于剩余应发放的补偿资金久未落实,导致该地区B₁变量（补偿资金透明公开水平满意度）、B₂变量（补偿资金发放及时性满意度）的均值都比10个指标的简单平均值2.17要低,反映湖北洪湖渔民对补偿资金发放和标准公开满意度不高。除此之外,两地区均没有组织就业培训工作,渔民上岸后的就业困难,因此两地区10个指标简单平均值对应都高于两地区D₁变量（禁捕后收入稳定性满意度）、D₂变量（禁捕后禁捕后生活水平满意度）的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对尊重个人禁捕意愿满意度（C₁）,赤水河的均值为4.07,洪湖的均值为3.54,不但分别高于两个地区10个评价指标的简单平均值,还明显高于两个地区渔民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进一步分析两个地区退捕渔民C₁指标发现,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渔民占调查渔民的比例,赤水河和洪湖分别为88.33%和61.02%。可见两地多数渔民生态保护意识水平较高,主动参与长江大保护的积极性较强,有利于禁捕政策的顺利实施。

2.2 构建规范化决策矩阵和正、负理想解

基于式（1）~式（6）,建立本文评价指标对应的加权规范化矩阵,并计算出A₁至E₂（共计10个指标）的正、负理想解,具体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个指标的正理想解中,赤水河和洪湖分别为7个、3个,表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综合绩效方面,贵州赤水河比湖北洪湖要高。

表3 规范化矩阵及正负理想解

Table 3 The normalized matrix and the values of ideal solution of index

指标	赤水河	洪湖	正理想解
A₁	0.07	0.06	0.07
B₁	0.09	0.07	0.09
B₂	0.03	0.10	0.10
B₃	0.05	0.03	0.05
B₄	0.21	0.40	0.40
C₁	0.02	0.01	0.02
D₁	0.08	0.09	0.09
D₂	0.16	0.11	0.16
E₁	0.07	0.01	0.07
E₂	0.21	0.1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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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禁捕政策绩效评价分析

根据式（7）~式（9）,结合表3中各评价指标正、负理想解,可进一步算出禁捕政策的绩效值及正理想解的贴近度,结果如表4所示。贵州赤水河渔民评价的绩效值为0.48,湖北洪湖渔民评价的绩效值为0.20,赤水河相对要高。二者的贴近度值分别为0.45、0.27,由此可见湖北洪湖的禁捕政策绩效稍差。

表4 禁捕政策绩效评价结果

Table 4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policy for fishing ban

地区	绩效指数	贴近度	绩效水平
赤水河	0.48	0.45	一般
洪湖	0.20	0.27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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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禁捕政策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分析结果,再利用式（10）对其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研究,以便于后期有针对性地提升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水平。考虑到本文在指标层列有10个评价指标,数量较多,故按照障碍度大小对指标层评价指标有序排列,并将排序前5位的影响因素列于表5。由表5可看出,影响两个地区渔民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的前3位影响因素一致,依次是：B₄（禁捕后期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E₂（禁捕后社会活动与地位满意度）、D₂（禁捕后生活水平满意度）。而排序在后2位影响因素,贵州赤水河依次是：D₁（禁捕后收入稳定性满意度）、E₁（禁捕后乡亲关系满意度）;湖北洪湖依次是：B₂（补偿资金发放及时性满意度）、D₁（禁捕后收入稳定性满意度）。

表5 禁捕政策绩效影响因素及障碍度

Table 5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responding obstacle degree of the policy for fishing ban

地区	类别	指标排序
地区	类别	1	2	3	4	5
赤水河	影响因素	B₄	E₂	D₂	D₁	E₁
赤水河	障碍度	29.42	21.42	17.06	8.84	6.75
洪湖	影响因素	B₄	E₂	D₂	B₂	D₁
洪湖	障碍度	41.26	12.84	11.72	10.06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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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度排在第一位的是B₄,两个地区渔民关于B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14、1.68（图3）,这说明在渔民退捕上岸后,政府部门没有继续关注渔民的转产转业进度,对生活上的关心也稍显不足。由表5可见洪湖的B₄障碍度值高居首位,约等于后4位影响因素的障碍度之和。由前文可知截至2019年7月的调查时间,洪湖市政府仅发放每月生活补贴,其他补偿经费尚未发放,这必然使渔民对政府禁捕后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不良影响。

障碍度排在第二位的是E₂,两个地区渔民关于B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88、1.64,退捕上岸后渔民选择外出打工或搬到城镇居住,在全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中缺乏归属感,由于习惯于长期捕捞的独居生活,难以融入到集体活动中,也会影响到对禁捕政策的满意程度。障碍度排在第三位的是D₂,两个地区渔民关于D₂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73、1.53,退捕上岸后渔民的生活水平与预期相差较大,产生了心理落差。

就贵州赤水河来说,障碍度排在第四位的是D₁,部分渔民因受到文化水平及年龄限制,禁捕后难以实现转产转业,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障碍度排在第五位的是E₁,退捕上岸以后居住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可能去城市或者其他地方谋求发展,一方面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亲朋邻里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淡,也会从侧面影响其对该政策的满意水平。湖北洪湖障碍度排在第四位的是B₂,这与当地渔民迟迟拿不到除生活补贴外其他的补偿资金密切相关。障碍度排在第五位的是D₁,可见洪湖市渔民同样面临着退捕上岸后家庭失去了稳定收入来源的问题。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渔民满意度展开研究,以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工程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为研究对象,并设计了渔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渔民作为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对禁捕政策给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具体改变有着最直观的感受,渔民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的绩效水平。自推行禁捕政策以来,政府一直强调必须从保障渔民群体的长远生计出发来贯彻落实禁捕政策的每一环节。本文为禁捕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提供了相关理论参考,也进一步补充了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

（2）对渔民满意度绩效评价指标统计发现,贵州赤水河渔民的多项指标评价值均高于湖北洪湖渔民,相应地计算出贵州赤水河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为一般,湖北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为较差。可见采用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来探讨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和影响因素是合理的,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具有参考作用,且能够有效提升后续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绩效水平。

（3）从指标层评价指标的障碍度大小来看,影响两个地区渔民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的前3位影响因素一致,为B₄、E₂、D₂。影响贵州赤水河渔民对禁捕政策绩效评价的后2位影响因素为D₁、E₁;影响湖北洪湖渔民对禁捕政策绩效评价的后2位影响因素为B₂、D₁。可见后期持续关注渔民禁捕后工作、生活状况仍有必要。

在本文研究结论基础上,综合禁捕政策在贵州赤水河和湖北洪湖的具体实施情况,为进一步优化禁捕政策,提高其后续执行的绩效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地区基层政府要按时足额发放补偿资金,补偿金额、发放流程和进度等要完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第二,进一步加强转产转业工作的扶持,充分利用各地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渔民就业或创业,提供护渔员等公益就业岗位,提高渔民家庭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稳定程度。第三,渔民退出长江捕捞活动上岸后,基层政府要定期回访,关心其转产转业、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帮助渔民解决过渡期困难。第四,单位、村委会和居委会等应积极发挥团队协调职责,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帮助渔民群体早日融入集体,在新环境中拥有归属感。

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渔民满意度绩效具有复杂性。本文调研数据获取阶段为长江流域禁捕工程初期,时间跨度短,已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地区少,可以借鉴的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有限,所能获取的样本量也不够充足。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要水域实现全面退捕,十年禁捕正式实施。全长江流域的禁捕政策绩效水平如何,需要通过更多的调研资料来支撑。各地区对于禁捕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也有助于合理选择禁捕政策绩效水平相关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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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曹文宣

有关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几个问题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8,17(2):16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