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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11: 3048 - 3072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110

Regular Articles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CAI Chao-yue , 1 ,
  • TANG Jian-xiong , 2 ,
  • LI Zhi-yu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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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2. Tourism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6-03

  Revised date: 2025-04-16

  Online published: 202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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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eca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n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region has drawn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Drawing on synergetics theory, this study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he two systems using the Haken model and HP filter analysis on data from 7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it leverages an obstacle degree model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systemic impediments, thereby informing the design of targeted promotion strateg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undergone three distinct phases, "steady improvement", "sharp decline", and "moderate recovery", and exhibits a "core-edge" spatial structure. Meanwhile,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steadily improved, form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ntiguity of low-value areas and the dispersion of high-value areas". (2)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identified as an order parameter, which facilitates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mplex giant system. This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gradual improvement (2012-2016)", "secondary development (2017-2019)", and "accelerated upgrading (2020-2021)". (3)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his complex giant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duction in primary co-evolution areas, an expansion of intermediate co-evolution areas, stable higher-level co-evolution areas, and a sporadic distribution of those higher-level areas. (4) The main obstacles to synergistic evolution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ecological factors to being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n variou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predominant obstacles have evolved from diversified differentiation to a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social livelihoo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t the basin level,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strategies. For prefecture-level cities,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adopt measures suited to their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ies accordingly.

Key words： tou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ynergistic evolution; Haken model; Yellow River Basin

Cite this article

CAI Chao-yue , TANG Jian-xiong , LI Zhi-yuan .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11) : 3048 -3072 . DOI: 10.31497/zrzyxb.20251110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自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被置于突出位置，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作为环境友好型产业，旅游业已成为各级政府践行“两山理论”、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产业选择[1]。但在其发展壮大的同时，旅游资源不合理开发以及过度旅游（Overtourism）现象也暴露出旅游业的负外部性[2]。如广西凤山世界地质公园内的旅游地产开发严重破坏了地质景观[3]，云南拉市海曾因过度发展乡村旅游导致湿地生态系统和乡村人居环境恶化[4]。由此可见，粗放型旅游发展模式并不能充分释放旅游业的生态及社会经济效益，旅游业发展亟需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由“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关注提质增效”，以实现旅游人地关系和谐。鉴于此，深入剖析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机制、归纳典型案例地内二者协同演化的时空特征、因地制宜地为不同城市设计协同演化的提升策略，既能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又可丰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5]，是国际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式表达，二者异名而同出。国外学者多聚焦于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关系研究：一类是从宏观层面就大洲[6]、地区[7]和国家[8]尺度下旅游业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展开剖析，其研究方法呈现出由定性描述向混合研究的转变趋势；另一类则关注到旅游业对某些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其中旅游业对减少贫困（目标1）[9]、提升人类健康与福祉（目标3）[10]和提供体面工作及促进经济增长（目标8）[11]等方面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就生态环境相关目标（如目标13的气候行动、目标14的水下生物和目标15的陆地生物）的讨论仍有挖潜空间。中国学者对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研究历经三个阶段：（1）党的“十八大”以前，生态文明仅作为一种文化伦理形态融入旅游研究中。学者对生态旅游[12]、可持续旅游[13]和低碳旅游[14]等生态友好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策略展开广泛探讨，并尝试通过案例分析提供实践方案[15]。（2）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旅游业发展与其互动关系成为学界前沿问题。研究多基于耦合理论对二者的交互机制及耦合协调状态展开深入分析[16,17]。部分学者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外延，依托旅游人地关系理论就旅游业与美丽中国[18]、绿色发展[1]和宜居城市[19]的关系展开讨论，研究方法主要依托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线性回归模型等。（3）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该问题的探讨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旅游地理学领域，学者一方面立足空间分析传统，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计量模型等工具，探讨不同尺度下旅游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度的空间特征及影响机制[20]、旅游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效应[21]等；另一方面保持区域研究的学科特色，重点关注生态脆弱区内的旅游生态环境问题[22]。
综上，现有成果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以下方面亟待深入扩展：（1）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多基于耦合视角探究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但该视角下的研究难以识别系统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和自组织演化特征[23]。相比之下，从协同学视角切入剖析二者的协同演化机制和过程，有助于弥补耦合研究的不足。（2）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判定，较少涉及二者关系的障碍因素诊断和提升策略设计，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不足。（3）在研究区选取上，尽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至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但学者对黄河流域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缺乏深入剖析，少数文献也仅以省域作为研究单位粒[24,25]，缺乏城市尺度下的精细刻画。
鉴于此，在剖析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机制的基础上，本文依托产业发展理论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与之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中，深入分析黄河流域两系统协同演化的时空特征，并依据“障碍因素诊断—障碍类型识别—提升策略设计”的逻辑思路，为各类城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升级提供针对性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构建了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分析框架，既丰富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又可促进旅游地理学与协同学的跨领域交叉融合。（2）借助计量经济学和地理学研究工具，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两系统协同演化的时空规律，为成效评估及后续工作方案制定提供依据。（3）根据障碍诊断和地区发展实际，为不同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设计提升策略，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划定的黄河自然流域范围为基础，在兼顾省级行政单元完整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黄河相关性的同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6]，将研究区域划定为由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8省（自治区）所管辖的89个地级行政区。但囿于数据获取原因和行政区划调整（莱芜区2019年被撤销），最终确定78个地级市为研究案例地。
黄河流域是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理想区域。一方面，依托旅游资源禀赋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流域内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风光塑造了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包括山岳形胜（如华山）、峡谷飞瀑（如壶口瀑布）、无垠草原（如希拉穆仁草原）和广袤沙漠（如乌兰布和沙漠）等；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如龙门石窟、秦始皇兵马俑、白马寺和孔庙等。截至2023年，黄河流域共拥有世界遗产20处、5A级旅游景区88个，分别占全国总量的35.71%、25.96%，其所涉及省（自治区）的旅游总人次也达到25.98亿人次，占全国总量的53.12%。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位置。流域内拥有以三江源、秦岭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水源涵养区，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宁夏中部等为主的荒漠化防治区，以黄土高原为主的水土保持区，以渭河、汾河、涑水河、乌梁素海为主的重点河湖水污染防治区，以及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主的河口生态保护区。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中游水土保持与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是流域内的长期重点工作。此外，黄河流域还是受旅游人地关系影响最为强烈的区域之一。随着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大，以青海湖[27]和黄河三角洲[28]为代表的生态保护区均观测到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强烈扰动。
探究黄河流域两系统协同演化的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在于：（1）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由此可见，对黄河流域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展开研究，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2）从地区发展层面来看，黄河一直“体弱多病”，始终存在着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以及沿黄各省（自治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作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被视为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21]，但在粗放型旅游发展模式下，黄河流域的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偏低[29]，旅游与生态的二元关系亟待科学量化与系统梳理。为此，探究流域内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有助于明晰旅游人地关系现状，为黄河文化旅游带的打造和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指明方向。（3）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旅游人地关系作为旅游地理学界的核心议题已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对黄河流域这一全球旅游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26]仍缺乏足够关注。为此，从人地综合视角出发，深入探讨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这一现实问题，不仅能丰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内涵，还能助力完善中国自主的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和“黄河学”研究建构。

1.2 指标体系构建

1.2.1 旅游业发展

基于产业发展理论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旅游业发展实质上是资源要素从低效配置向高效配置的动态演变过程[30]，其中既体现了“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还凸显了产业要素基础支撑的重要性。因此，从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发展效率和产业要素支撑三个方面出发构建旅游业发展指标体系（表1）。
表1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 属性 文献来源
旅游业
发展		 产业发展规模 旅游总收入/万元 国内旅游收入与旅游外汇收入之和 + [24,31]
旅游总人数/万人 国内游客与入境游客数量之和 + [24,31]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 旅游总收入/GDP + [2,24]
产业发展效率 旅游资本产出率/% 旅游总收入/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 [32]
旅游劳动生产率/% 旅游总收入/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数量之和 + [32]
旅游人均消费/元 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数 + [24]
产业要素支撑 旅游资源丰度 各等级A级景区数量乘以对应权重加总 + [33]
旅游接待能力/个 旅行社与星级饭店数量之和 + [30]
旅游人力资本/万人 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数量之和 + [34]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
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18,21]
生物丰度指数 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乘以对应权重加总 + [35]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16,3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		 — + [16,36]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36]
每万人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t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地区总人口 - [21,37]
经济
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统计数据所得 + [38,39]
人均GDP/元 GDP/地区总人口 + [18,32]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38]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地方财政总收入/地区总人口 + [21,36]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总人口 + [36,40]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总人口 + [36,40]
社会
民生		 夜间灯光强度 — + [41]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38,39]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医疗机构床位数/地区总人口 + [21]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在校大学生数/地区总人口 + [38,39]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城市道路面积/地区总人口 + [37]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40]
（1）产业发展规模维度应体现旅游业的规模效益。故选取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予以表征，前两项指标体现了旅游业的规模变化，后一项指标可表征旅游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位。（2）产业发展效率维度应体现旅游业的质量效益。选取旅游资本产出率、旅游劳动生产率和旅游人均消费三项指标，前两项分别表征旅游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产出水平，其比值提高意味着旅游业发展向着集约型方向转变，后一项则可侧面反映旅游产品品质的变化。（3）产业要素支撑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采用旅游资源丰度、旅游接待能力和旅游人力资本三项指标予以表征。旅游资源丰度可反映旅游吸引物的供给能力[33]，旅游接待能力应体现旅游服务要素的完善程度[30]，旅游人力资本则反映旅游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水平。最后，借鉴已有研究[42]，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旅游业发展水平。

1.2.2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特色实践，对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王如松院士认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43]，其参与创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科学基础，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38]。因此，本文依托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以及李茜等[39]和葛世帅等[37]的指标建构思路，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三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一方面应选取反映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指标，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生物丰度指数；另一方面，需体现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及污染治理能力，故选取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4项指标。其中，生物丰度指数的计算过程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和苏萍等[35]的研究。（2）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它主要表现为人类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物质能量代谢在人地系统中的循环流动。该子系统应囊括反映经济结构、经济活力以及地区富裕程度的指标。（3）社会民生的改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该子系统既要涵盖表征社会发展活力的指标，还需囊括教育、医疗、就业以及出行便利度等民生福祉方面的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1.3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理论基础

协同论（Synergetics）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被用于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存在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的情况下，如何凭借自身内部协同作用（即自组织），实现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态结构的过程[44]。该理论创立者赫尔曼·哈肯[45]认为，在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各类系统中，其发展演变可能遵循着某种普遍规律，协同论方法意在对复杂的系统结构及其自组织过程抽丝剥茧。基于协同论核心思想，对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理论分析如下。

1.3.1 协同演化的基本特征

旅游与生态的密切联系已被学界广泛证实[24]，且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均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抓手”，二者可构成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其协同演化遵循着自组织、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性以及非平稳性等基本特征。
（1）自组织。不依赖于外部指令，复合巨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能按照某种规则自行有序运作，并驱动整个系统向着有序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44]。由于旅游业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生态本底和社会经济基础，加之旅游的“绿色”属性及其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使其与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相契合[21]。因此，该复合巨系统具备自组织演化条件，两大子系统间的正向互馈可以为整个系统提供协同动力。（2）开放性。区别于封闭系统，复合巨系统会时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在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中，通过向外部汲取负熵（如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和生态文明理念）可推动其有效能量不断增加，并同时向外输出正熵（如粗放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以排解无效能，从而使复合巨系统的总熵量为零或负值，以形成或保持有序结构。（3）非线性。不同于线性效应，复合巨系统内部状态参量的相互作用对整个系统的变化并非等比例的直线关系，而是会在达到一定阈值（即结构突变临界点）时发生突变。由于旅游乘数效应以及旅游业对生态影响的渐进性[21]，且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业发展的外部效应也并非朝夕之功，故复合巨系统的运行会呈现非线性趋势，具体表现为协同演化过程的阶段性。（4）非平衡性。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复合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的转变过程需要足够的反应推动力，内部要素的非平衡状态即是协同演化的动力所在[46]。在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中，各状态参量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均存在异质性，且在不同空间单位粒下的状态和能动性也具有显著差异，而正是这种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非平衡性为整个系统的要素流动创造条件，推动巨系统从混沌迈向有序。（5）非平稳性。不同于渐进性的演化道路，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具有涨落现象，尤其是当内部某个状态参量的变化达到结构突变临界点时，涨落作用可能使得整个系统发生突变，从而跃迁到一个新的有序结构[44]。旅游业的脆弱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敏感性决定该复合巨系统的运行存在涨落现象。同时，随着旅游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负熵流的不断输入会让状态参量逼近结构突变临界点，整个系统的状态也将在某一时点发生显著变化，表现为复合巨系统协同度的明显提升。

1.3.2 协同演化机制

根据协同学理论，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是内部子系统（即状态参量）通过复杂但有组织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伴随着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向着旅游人地关系和谐有序方向发展的过程（图1）。其中，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内的状态参量，彼此存在着密切联系。生态文明建设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优化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它通过提供自然资源本底和配套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培育绿色发展理念，从供给端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从需求端增强旅游吸引力，进而扩大旅游业发展规模、提高旅游业发展效率并巩固旅游业要素支撑。随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向反馈也将显现[21]。一方面，旅游业与高污染企业的“排斥性”会促使政府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为旅游地生态本底优化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加速自然环境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在旅游乘数效应下，目的地旅游企业产出、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状况都能得到显著改善，且旅游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效应还将促进经济系统的整体优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旅游业发展还有助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如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博物馆等）以促进人居环境优化，其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还可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促进社会繁荣进步。在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状态参量间通过协同效应推动复合巨系统不断迈过结构突变临界点，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进。
图1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机制

Fig. 1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协同学中的役使原理（Slaving Principle），由于各状态参量的参数阻尼值存在差异，导致其状态的变化速度不尽相同，其中高阻尼值状态参量的参数衰减较快，被称为快变量，反之则被称为慢变量（即序参量）[46]。在协同演化过程中，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间的正反馈机制会被非线性作用放大，从而使复合巨系统逐步逼近结构突变临界点，此时，系统通过自组织形成能“役使”其演化方向与结构的序参量。在序参量的支配作用下，复合巨系统跃迁至结构突变临界点之上，并形成更高层级的有序结构，系统间的有序度越高，协同度就越高[23,24]。
综上，基于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协同演化的基本特征和机制分析，本文将借助协同学中的哈肯模型，识别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序参量，量化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水平，并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

1.4 研究方法

1.4.1 哈肯模型

为探究自组织系统的协同演化规律，赫尔曼·哈肯[45]通过数学建模的形式描述了系统在两个状态变量相互作用下的演化过程。哈肯模型不仅能识别出自组织系统的序参量并确定其演化方程，还能求得系统突变的稳定点，并通过衡量序参量的状态变量与稳定点之间的距离得到系统的协同度。具体建模思路如下：
首先，假设自组织系统中存在两个状态变量，分别为序参量q1和被序参量所支配的变量q2，则系统的运动方程为：
q ˙ 1 = - γ 1 q 1 - a q 1 q 2
q ˙ 2 = - γ 2 q 2 - b q 1 2
式中： q ˙ 1、 q ˙ 2代表状态变量对时间的导函数； γ 1、 γ 2为状态变量的阻尼系数； a、 b为状态变量相互作用的强度系数。当γ2>0且|γ2|>|γ1|时，表明状态变量 q 2为急剧衰减的快变量，该过程被称作绝热近似假设，q1和q2要存在一定的数量级差距。若绝热近似假设成立，此刻瞬间撤去q2，而q1来不及变化，令 q ˙ 2=0，求得：
q 2 = b γ 2 q 1 2
将式（3）代入式（1），得到系统的序参量演化方程为：
q ˙ 1 = - γ 1 q 1 - a b γ 2 q 1 3
对 q ˙ 1的相反数求积分可得到系统的势函数，即反映出系统所处状态。计算公式为：
v = 1 2 γ 1 q 1 2 + a b 4 γ 2 q 1 4
需要注意的是，哈肯模型创立之初主要用于物理学研究，式（1）与式（2）是针对连续随机变量设定的，运用该模型探讨社会经济问题需对其进行离散化处理[46]，其中t表示年份，调整后的协同演化方程为：
q 1 ( t ) = 1 - γ 1 q 1 ( t - 1 - a q 1 ( t - 1 q 2 ( t - 1
q 2 ( t ) = 1 - γ 2 q 2 ( t - 1 - b q 1 ( t - 1 2

1.4.2 HP滤波分析法

根据理论分析，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可能存在时序上的非平稳性，故采用HP滤波分析法揭示其阶段性特征。基于谱分析理论，HP滤波分析法具有分解社会经济现象在长时序中变化趋势的优点，其实质是通过分离出时间序列中的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周期成分，揭示变量的周期性特征[47]。设时间序列Xt由趋势成分 X t T和波动成分 X t C组成，故 X t = X t T + X t C ,   t = 1 ,   2 ,   3 ,   … ,   T。HP滤波分析的目的是分解出复合巨系统协同度中的趋势成分时间序列，通过将Xt序列求解最小化可达成该目标。因此， X t T的最小化问题的解为：
m i n X t T = m i n ∑ t = 1 T X t - X t T 2 + λ ∑ t = 2 T - 1 X t + 1 T - X t T - X t - X t - 1 T 2
式中：λ为平滑参数，用来调节大括号中多项式两部分的比例，λ值的大小决定不同周期方式和平滑度，在统计学中一般将年度数据的λ值取100[47]；T为年份。

1.4.3 障碍度模型

相比于传统计量模型对外部因子的影响力分析，障碍度模型擅长剖析复合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作用程度，识别负向效益指标[48]，该模型已被广泛用于旅游地理学研究中。为揭示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的障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49]，基于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障碍度模型来探求制约两系统协同度提升的障碍因素。计算公式为：
I i j = 1 - Y i j
y i j = F i j I i j ∑ i j = 1 m F i j I i j
式中：Iij表示指标偏离度；Yij表示指标权重；Fij为因子贡献度，表示层级i第j个指标的权重；yij表示单个指标对系统协同度的障碍程度。

1.5 数据来源

考虑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把2012年作为本文的起始年份，在数据可获得性原则的基础上，确认研究期限为2012—2021年。文中数据包括三个部分：（1）统计类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2012—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2022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2）土地利用数据。数据集来源于武汉大学杨杰等发布的1990—2021年中国年度土地覆盖数据集（CLCD）（https://zenodo.org/records/5816591），空间分辨率为30 m×30 m。该研究通过裁剪得到黄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数据，并将土地利用类型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该数据主要用于生物丰度指数的计算。（3）夜间灯光数据。夜间灯光强度是反映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计算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类DMSP-OLS”1 km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集（1992—2022年）（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GIYGJU）。

2 结果分析

2.1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特征

2.1.1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时空分异特征

采用熵权TOPSIS法分别测度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其中，小提琴图可反映数据的平均值和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图中，基于自然间断裂点法将研究对象的平均值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并使用不同色块展示其分异状况。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平均值）总体上历经“稳步提升—急剧下降—温和复苏”三个阶段（图2a）：（1）稳步提升阶段（2012—2019年），平均值由0.079增长至0.211，年增幅达23.86%，“琴箱”和“琴头”高度均逐年提升，表明城市间旅游业发展差距呈扩张态势。（2）急剧下降阶段（2020年），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均值较上一年下降330.61%，“琴箱”和“琴头”高度也随之剧烈收缩，表明各地级市旅游业发展落入“低水平均衡”。（3）温和复苏阶段（2021年），得益于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旅游业复工复产政策的相继出台，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上一年恢复97.96%，“小提琴”形态也逐步恢复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前的“高瘦型”，说明旅游业复苏势头良好。在空间上，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图2b），中高和高水平区域（核心区）主要位于西安、郑州、洛阳和青岛等省会或副省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中低和低水平区域（边缘区）普遍位于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的边缘或外围，此类城市面临着远离客源市场、旅游资源开发不足等多重困境。
图2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序演化及空间分布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平均值）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图2c），由2012年的0.149增长至2021年的0.225，年均增长率为5.67%；此外，“琴箱”形态由矮胖型逐渐演变为高瘦型，说明城市间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差距逐渐拉大，这可能由于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转型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所致。在空间上，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呈现出“低值连片、高值散落”的分布特征（图2d）：（1）低水平区连片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及豫南地区，当地普遍面临着生态本底差、产业倚能倚重且低质低效、人才资金外流严重和社会民生保障不足等发展困境[36]。（2）中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晋东、豫中北和鲁西等人口密集区，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多受到生态超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以及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的桎梏。（3）中高水平区多位于高值点的辐射范围内。得益于黄河流域关键节点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发展要素外溢，此类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4）高水平区散落于郑州、济南、太原和兰州等流域内的关键节点城市，并在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形成小范围组团，上述城市普遍具备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政策优势。

2.1.2 协同演化模型构建及序参量识别

首先，通过Stata 16软件对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1<5，表明二者不存在共线性，即可构建模型。随后，分别以旅游业发展（TD）和生态文明建设（ECC）为序参量，提出模型假设，再通过EViews 11软件对运动方程求解，并根据绝热消去法判断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如表2所示，当序参量（q1）为ECC时，运动方程成立且满足绝热近似假设，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被识别为复合巨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并得到各项参数为：γ1= -0.0458，γ2=0.1349，a=0.0093，b=0.1915。
演化方程为： q ˙ 1 = 0.0458 q 1 - 0.0132 q 1 3
势函数为： v = - 0.0229 q 1 2 + 0.0001 q 1 4
表2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序参量识别结果

Table 2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sequence of TD and ECC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模型假设 运动方程 参数信息 模型结论
q1=TD
q2=ECC		 q 1 ( t ) = 1 . 0443 * * * q 1 ( t - 1 - 0.2805   q 1 ( t - 1 q 2 ( t - 1 q 2 ( t ) = 0 . 9899 * * q 2 ( t - 1 - 0 . 0012 * * q 1 2 ( t - 1 γ 1 = - 0.0443 ,   γ 2 = 0.0101 a = 0.2085 ,   b = - 0.0012 运动方程不成立，不满足绝热近似假设，模型假设不成立
q1=ECC
q2=TD		 q 1 ( t ) = 1 . 0458 * * * q 1 ( t - 1 - 0 . 0093 * * q 1 ( t - 1 q 2 ( t - 1 q 2 ( t ) = 0 . 8651 * * q 2 ( t - 1 + 0 . 1915 * q 1 2 ( t - 1 γ 1 = - 0.0458 ,   γ 2 = 0.1349 a = 0.0093 ,   b = 0.1915 运动方程成立，满足绝热近似假设，模型假设成立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0。

令 q ˙ 1=0，可求得势函数的三个解分别为 q 1 *=0， q 1 * *=1.8627， q 1 * * *= -1.8627。由于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不存在负值或零，故只考虑q>0的情况，从而得到稳定点A (1.8627, -0.0783)。系统内任意一点Y与稳定点A的距离即为其所处的状态趋势，系统状态的评价函数为：
s = ( q - 1.8627 2 + ( v ( q ) + 0.0783 ) 2
式中：s表示参量点Y距稳定点A的距离，s值越大表示其与稳定点的距离越远，即协同度越低，反之则说明协同度越高。为便于协同度对比，参考孙才志等[46]的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对s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在处理前将原始值的最大和最小值分别提升10%以避免0和1的边界问题，最终得到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值。

2.1.3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时序特征

通过箱型图研判两系统协同演化的时序特征（图3a）。研究期内，协同度均值逐渐提升，由2012年的0.138增长至2021年的0.264，年均增长率达10.14%，表明流域内两系统的正向协同效应渐趋显现。“箱体”高度波动抬升，说明城市间的协同度差异呈扩张态势；右侧散点矩阵始终呈金字塔状但形态逐步松散，这表明在马太效应下低协同度（位于中位数线以下）城市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但高协同度（位于前20%）城市已步入系统间协同互馈的快车道。究其原因，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基础、理念基础和制度环境极不平衡，且受到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旅游知名度不足的制约，非节点城市对游客的吸纳力有限。加之西安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等高能级地区对周边游客有显著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城市间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度的分化态势。
图3 2012—2021年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时序特征

Fig. 3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1

根据协同学理论，一个开放的复合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状态的协同演化具有非线性和非平稳性特征，因而存在明显的阶段性[45]。因此，采用HP滤波分析法分解两系统协同演化的周期成分，并按照“峰—谷”法将其划分为缓步提升、二次发育和加速升级三个阶段（图3b）。
（1）缓步提升阶段（2012—2016年），协同度年均增长率为5.94%。一方面，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后，黄河流域各城市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并加速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原国家旅游局于2013年出台的《旅游质量发展纲要》为加快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提高旅游发展质量指明了方向，如西安市打造的“幸福生活天天游”休闲旅游品牌、青岛市推出的年节休闲系列产品皆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与此同时，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尚未明确，地方政府仍对传统产业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导致系统间的协同效应难以充分释放，协同度的增速也呈现放缓迹象。
（2）二次发育阶段（2017—2019年），受到相关政策出台的刺激，2017年出现了协同度增速的小高峰，增幅达到13.75%。一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相继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等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系列文件，有效破解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的问题，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注入“强心剂”。同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依托黄河沿线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打造具有流域特色的生态旅游片区。综上，在系列政策的加持下，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实现了“二次发育”，但随着政策效力逐步递减，协同度的年度增幅也相应放缓。
（3）加速升级阶段（2020—2021年），系统间协同度相较于2019年大幅增长26.63%。这可能由于：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举措为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流域内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保障了政策效能的持续释放。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的旅游活动强度较弱，目的地生态系统可得到部分恢复[50]。此外，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倒逼旅游业转型，夏杰长等[51]发现新型关注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文旅产品和在线旅游的火爆显著提升了旅游业附加值。综上，在一系列外部因素刺激下，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向着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跃迁。

2.1.4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协同演化的空间特征

为明晰两系统协同演化的空间格局，基于自然间断裂点法将所有城市的协同度划分为4个等级：初级协同 (0, 0.1437]、中级协同 (0.1437, 0.3006]、较高级协同 (0.3006, 0.5058] 和高级协同 (0.5058, 1)。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 10.8进行空间可视化呈现（图4）。
图4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初级协同区呈现出自东向西的连片收缩态势，到研究期末主要集中于陇东南、陕西及豫南等地。相较于上游和下游的多数城市，位于中游的协同演化“塌陷区”被空间锁定。一方面受困于黄土高原恶劣的生态环境、匮乏的水资源和同质化的旅游资源本底，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则由于不当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单一的采矿业，导致生态本底进一步恶化，旅游业发展空间也被严重挤压。其中，位于黄土高原西部的平凉市协同度均值仅为0.03，当地采矿业对工业的贡献率常年超过70%，这表明对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十分严重；当地的崆峒山5A级景区也面临着管理混乱和资金链紧张等问题，高铁尚未开通也阻碍着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中级协同区表现为“由点及面”的快速扩张态势，到2021年已呈现出“东西共进、两翼齐飞”的分布格局。“东翼”主要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中西部及中原城市群中北部的非核心城市。一方面，得益于山东省政府出台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21—2035年）》，发展相对滞后的鲁中和鲁西地区被完全纳入到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范围内；豫中北地区则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将推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联动机制作为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代表性城市中，菏泽采取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对全市4314家“散乱污”企业分类整改；安阳则全面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通过“政企互动、协商减排”的方式提升了工业企业治污水平。但另一方面，受制于耕地红线以及郑州和济南等增长极的“虹吸效应”，包括R&D人员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外流严重[24]，其复合巨系统的协同演化面临瓶颈。“西翼”主要集中在“河西四郡”，其协同等级跃迁多发生于2021年，这主要得益于甘肃省政府出台的《“十四五”河西走廊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了当地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定位，有效推动了生态保护治理及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游”的火爆也是该区域协同度提升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受制于生态系统脆弱、经济发展效益和社会保障不足以及城市间旅游联动效应弱等多重问题，当地的协同水平仍然偏低。
较高级协同区的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主要散布于呼包鄂榆城市群及其毗邻城市和胶东经济圈。在呼包鄂榆城市群，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公共服务配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开发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更是为当地产业绿色化转型和特色文化旅游带的打造指明了方向。其中，呼和浩特通过打造沿大青山休闲生态景观走廊和沿黄河生态旅游体验走廊，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的协同共进；乌海和石嘴山也积极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城市建设，并培育出“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两城市也取得了协同等级的跃迁。胶东经济圈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增长极，一流的生态本底和强劲的创新动能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制造业“腾笼换鸟”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跃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胶东经济圈“十四五”一体化发展规划》中还明确强调，要构建“一心一带一屏多廊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打造生态友好型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这保障了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效推进；在旅游业层面，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游品牌以及烟台国际海岸生活节等不断提升着胶东文化旅游品牌竞争力。总体来看，胶东经济圈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互馈的一体化格局已初具雏形。
高级协同区零星散发于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数量逐步增加并在山东省会经济圈形成了小范围组团。在中上游城市中，兰州、太原、西安、银川和鄂尔多斯在2021年均已步入高级协同阶段。作为协同演化的“排头兵”，兰州以“陇中生态平原”建设为抓手，通过在兰州新区开展生态储备林项目、水阜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等，区域水土流失和土地盐渍化问题明显改善，城市生态文明水平持续提升；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先后建设运营黄河楼、兰州老街等凝聚黄河文化的旅游景点，打造了黄河市集、沿河骑游大会等旅游节庆活动，其旅游竞争力显著增强。在中下游城市中，郑州与鹤壁实现了协同等级的“三级跳”。其中，得益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政策助力，郑州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了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加之严格的环境规制以及北龙湖等湿地公园的打造，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明显优化；同时，坐拥“米字型”高铁且地处“人口腹地”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业发展基础。济南、淄博、东营和青岛构成了高水平协同的“组团区”，它们均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腹地，该区域生态本底和社会经济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裕且客源市场广阔，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协同互馈的优势十分明显。

2.2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提升策略

根据协同学理论，复合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协同演化过程会受到内部各子系统的影响，其协同度的提升往往受制于主要障碍因素。为此，依据“障碍因素诊断—障碍类型识别—提升策略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以下研究。

2.2.1 协同演化的障碍因素诊断

（1）流域尺度
如表3所示，2012—2018年各子系统的障碍度相对稳定，生态环境始终为首要障碍因素，这主要由于流域内水土流失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等生态问题始终存在，而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建设和过度旅游进一步加剧了生态问题。社会民生的障碍度增幅最为显著（1.43%）而经济发展的障碍度则明显下降（-1.10%），这表明黄河流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等社会民生问题逐渐暴露。旅游相关的子系统障碍度并未明显下降，旅游资源整合欠佳以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问题制约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的障碍因素格局出现剧变，生态环境的障碍度排序降至末位，而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障碍度排名则提升至一二位。究其原因，一是得益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政策利好；二是受到疫情影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强度明显下降。
表3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障碍度

Table 3 Obstacles to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年份 障碍度
产业发展规模 产业发展效率 产业要素支撑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社会民生
2012 15.85 17.17 16.88 18.53 17.97 13.60
2015 15.32 15.90 16.97 18.59 17.49 15.73
2018 16.55 16.61 16.51 18.42 16.87 15.03
2021 17.96 17.64 15.69 10.26 20.22 18.22
（2）地级市尺度
为探析地级市尺度下两系统协同演化障碍度的时空特征，参考李许红等[52]的研究，采用等间距法将障碍度划分为4个等级，即低度障碍（<10.00%）、中低度障碍（10.00%~20.00%）、中高度障碍（20.01%~30.00%）和高度障碍（>30.00%），并通过ArcGIS 10.8可视化呈现（图5）。
图5 黄河流域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障碍度

Fig. 5 Obstacles to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① 就产业发展规模而言，中低度障碍及以下等级的城市占比始终超过80%，中高度障碍区零星散布于宁夏、蒙西以及山东半岛等地，所在城市多分布于黄河沿岸重要城市群，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良好，但旅游业规模效应尚未充分释放。② 在产业发展效率层面，始终有超过70%的城市处于中低度及以下等级障碍区，但中高度及以上等级的城市占比则由11.54%快速增长至24.36%，它们主要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并在山东半岛形成了小片集聚区。③ 从产业要素支撑来看，仅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和淄博等零星城市在个别年份处于中高度障碍区，其余城市的产业要素支撑障碍度始终低于20%，表明黄河流域的旅游资源供给、接待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相对充裕。④ 就生态环境而言，2018年以前始终有超过20%的城市处于中高度及以上等级障碍区，它们主要为资源型或人口密集型城市，但到2021年该比例降至为零，一方面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得益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强度下降。⑤ 在经济发展层面，2018年前中低度障碍及以下等级的城市占比超过80%且分布范围持续收缩，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明显改观；但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2021年有64.10%的城市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中高度障碍，当地亟需探寻经济新增长点以提升经济韧性。⑥ 从社会民生来看，障碍度等级的时空格局与经济发展相对一致。2018年以前多数城市的社会民生保障状况良好，但2021年有48.71%的城市面临着社会民生的中高度障碍。最后，将图5a~图5f叠置处理后发现，2018年前黄土高原所在城市多面临着生态环境的首要障碍、豫东及鲁西城市多面临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效率的首要障碍、其余地区障碍因素各异。到2021年，黄土高原区域内城市的首要障碍多转变为社会民生、黄河流域中下游城市的首要障碍多为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效率。

2.2.2 协同演化的提升策略设计

根据障碍因素诊断结果并参考王成等[49]的研究，将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障碍类型划分为单一障碍型、双相障碍型、多重障碍型和均衡型。当仅有一个子系统的障碍度等级为中高度及以上时，该地被识别为单一障碍型；当两个子系统的障碍度等级为中高度及以上时，该地被识别为双相障碍型；当超过两个子系统的障碍度等级为中高度及以上时，该地被识别为多重障碍型；当所有子系统的障碍度等级均为中低度及以下时，该地被识别为均衡型（图6）。在此基础上，参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要求，并结合地区发展实际，设计黄河流域及其所属地级市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提升策略。
图6 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障碍类型

Fig. 6 Types of obstacles to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1） 黄河流域：因势利导，加强区域协同联动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宏观经济下行影响，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面临着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提升障碍。为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黄河流域应通过低碳化和智能化的新型技术工艺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改造，重点建设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清洁能源化工、生态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同时，需逐步优化资源依赖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智能化升级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系统间的协同优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全流域需加强协同联动以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生态环境领域，建立起跨省（自治区）乃至跨流域的水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制度，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自然本底支撑。在社会民生保障层面，建立起全流域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完善好教育医疗等民生资源的对口支援和帮扶体系，以增强社会韧性和民生福祉。就旅游业而言，需充分发挥各地文旅资源禀赋优势推进全域旅游，培育诸如“寻梦河西走廊”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积极推动跨省旅游联票模式，并建设全流域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充分释放旅游品牌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提升黄河流域的整体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
（2）黄河流域地级市：因地制宜，坚持分类精准施策
根据地级市尺度下的障碍因素诊断和类型识别结果，基于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RCA）[53]，搭建起一套“识别问题（障碍类型）—分析问题（根本原因）—解决问题（提升策略）”的结构化处理框架，为各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设计针对性的提升策略（表4）。
表4 黄河流域地级市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的提升策略

Table 4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障碍
类型		 子类型 城市分布 根本原因 提升策略
单一障碍型 经济发展单一障碍型 主要分布于黄淮平原，包括商丘、周口、菏泽等18个地级市 受传统农业和资源禀赋不足约束，产业发育不健全且结构单一制约经济发展 立足比较优势，以产业振兴助力经济发展。一方面在坚持“宜农则农”的同时，培育一系列农产品加工、休闲和冷链食品“专精特新”企业以打造现代食品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可凭借地缘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发展诸如智能终端零部件产业、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社会民生单一障碍型 散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包括三门峡、朔州、延安等9个地级市 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激发城市活力，补齐民生短板。一方面可通过发掘城市“文脉”（如三门峡的黄河文化和延安的红色文化）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等“第三空间”以吸引人口集聚；另一方面，在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推动“口袋公园”、城市书房和便民服务中心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以增进民生福祉
产业发展效率单一障碍型 位于黄河流域城市群的核心发展区，包括兰州、太原、济南、烟台、郑州和许昌6个地级市 旅游客源市场广阔，但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供给不足，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旅游产业发展效率较低 立足资源禀赋，寻求旅游业转型升级。兰州可将虚拟现实等仿真技术应用于水墨丹霞、黄河铁桥等传统观光型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产品；太原可通过活化太原钢铁、汾西重工和山西老陈醋等老工业生产车间，发展工业遗产旅游；济南应立足“泉水旅游”品牌打造囊括泉水观光和泉水休闲体验的全产业链旅游产品；烟台应充分挖掘葡萄酒、蓬莱仙道文化，打造葡萄酒工业旅游、仙道文化旅游等产品；郑州和许昌应加快“双城联动”，联结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胖东来商场等知名旅游打卡地，发展城市旅游
产业发展规模单一障碍型 滨州 旅游品牌知名度不高且产品吸引力不强 拓宽旅游客源市场，提升旅游品牌影响力。一方面可通过把孙子兵学文化融入历史特色街区、互动演艺和实景演出中，以增强旅游产品内涵和互动性；另一方面需借助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直播平台打响孙子文化品牌以扩大游客辐射半径
双相障碍型 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双相障碍型 分布于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及山西等资源型地区，包括长治、运城、临汾等23个地级市 对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产业转型困难，由此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民生保障不足的困境中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减轻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依赖是其必然出路。一方面可通过培育非资源型产业以形成“多业共兴”的产业结构，例如以工业遗产旅游为代表的服务业、以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另一方面，在加速推进传统产业（如煤炭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改造的同时，通过孵化一批新材料、精细化工和光伏发电等重点领域的创新企业，助力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二次飞跃，并为社会民生保障提供资金支持
产业发展规模—效率双相障碍型 东营、潍坊和嘉峪关 旅游品牌力不足且产品同质化和低端化问题突出，桎梏了旅游规模效应释放和旅游发展效率提升 丰富文旅业态并加快品牌建设，推动旅游业提质增效。东营应持续优化“黄河入海·湿意东营”品牌形象，充分挖掘黄河口美食、“黄蓝交汇”和“红地毯”奇观等旅游产品，构建起具有黄河口特色的旅游全产业链；潍坊在立足“风筝之都”旅游形象的同时，应整合各类纸鸢文化景点，打造游览打卡路线，并借助互联网扩大潍坊国际风筝会影响力；嘉峪关需将长城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融入品牌建设中，构建起具有大漠氛围感的立体化品牌矩阵，开发诸如大漠光影艺术展等沉浸式旅游项目
其他组合型 多分布于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北部和山东半岛，包括鄂尔多斯、石嘴山、德州等12个地级市 因社会民生保障滞后或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导致旅游业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旅游规模不足或发展效率低下阻滞了复合巨系统的优化 完善社会民生保障，寻求新经济增长点，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促进系统间协同互馈。例如，鄂尔多斯属旅游发展规模—社会民生双相障碍型，当地需加快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库布齐沙漠和准格尔黄河大峡谷等大漠黄河旅游产品体系的提质增效提供社会民生领域保障。石嘴山面临着产业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双重障碍，当地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扩能工程，以摆脱倚能倚重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与此同时，当地可依托“三线建设”工业遗址合理开发工业旅游产品以拓展旅游客源市场
多重
障碍型		 产业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多重障碍 中卫 因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保障相对滞后，旅游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支撑不足，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正向效应也难以充分释放 立足社会经济发展，运用系统性思维化解多点障碍。一方面，需立足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以“新材料”为龙头的新兴产业，打造“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从而破除“资源诅咒”，并为民生工程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财政支撑；另一方面，需划拨专项资金推进鼓楼街等市政道路改建、中卫七中等中小学扩建以及医疗保障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完善，以增进民生福祉，释放居民旅游消费潜力。在旅游层面，通过打造“沙疗”和沙漠瑜伽等康养旅游产品、沙漠越野等体育休闲产品以丰富沙坡头景区文旅业态，提升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能级
产业发展效率—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多重障碍 西安 社会民生及经济发展未能充分匹配完善的旅游要素体系和极高的旅游知名度，旅游智慧化不足导致产业发展效率总体偏低 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同频共振，为旅游业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基础。在经济领域，推动重点航空企业（驰达飞机等）、稀有金属企业（超晶科技等）和光伏企业（隆基绿能等）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新型工业化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在社会民生领域，推进健康西安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文化基础打造，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软实力”保障；在旅游发展上，需立足现有资源禀赋，将“西安千古情”等演艺产品、大唐不夜城等夜游产品以及智慧旅游融入历史文化街区和文旅商综合体中，促进“夜长安”旅游品牌效应充分释放
产业发展规模—效率—经济发展多重障碍 淄博和
鹤壁		 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瓶颈期，因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导致对旅游业重视程度不足 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并积极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在经济领域，鹤壁需强化先进电子工业和金属镁经济的优势地位，淄博则应立足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和电子信息四大产业，构建起优势领域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在旅游业发展上，一方面可邀请旅游体验官推介地方特色产品，打响如“淄博软陶”“浚县子馍”等特色旅游产品知名度，另一方面可利用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嬉乐等沉浸式旅游项目，走出一条“小而特”的旅游发展道路
均衡型 — 铜川和
西宁		 由于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等级处于初级或中级阶段，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也表现为“低水平均衡”，复合巨系统处于低水平的协同状态 一方面需建立潜在障碍风险的监测及预警机制，另一方面则需立足自身优势为复合巨系统提供自组织演化动力。铜川应立足雄厚的能源和建材工业基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产业的创新集群建设，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寻求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当地还需完善生态预警监测体系并推进超卓矿山等采煤沉陷区治理、丹阳和牡丹园等片区生态修复工程以避免生态再度恶化。西宁应进一步强化“绿水青山·幸福西宁”的城市形象，依托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和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大力发展生态康养旅游，构建起囊括康养农业、康养制造业和康养服务业的康养全产业链；当地还亟需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旅游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深入剖析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机制及时空动态规律，并根据障碍诊断结果为不同城市提供了发展策略指导。主要结论如下：
（1）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历经“稳步提升—急剧下降—温和复苏”三个阶段，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高水平核心区集中在西安、郑州等省会或副省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水平边缘区多分布于七大城市群边沿或外围。生态文明建设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在空间上表现为“低值连片、高值散落”的分布格局，低值区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及豫南地区，高值区多散布于郑州、济南等重要节点城市。
（2）生态文明建设被识别为两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着旅游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复合巨系统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状态演进。自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系统间协同度均值由0.138增长至0.264，表明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向协同效应逐渐显现，该过程大体历经“缓步提升（2012—2016年）—二次发育（2017—2019年）—加速升级（2020—2021年）”三个阶段。
（3）空间上，初级协同区表现为自东向西的连片收缩态势，到研究期末仅集中于陇东南、陕西及豫南等地；中级协同区则“由点及面”地快速扩张，到2021年已呈现出“东西共进、两翼齐飞”的分布格局；较高级协同区的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散布于呼包鄂榆城市群及其西邻城市和胶东经济圈；高级协同区零星散发于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数量逐渐增多。
（4）黄河流域两系统协同演化的整体障碍由生态环境主导演变为经济发展主导，城市尺度下的协同演化障碍因素在2021年前呈分化态势，但到研究期末有超过半数城市面临着经济发展或社会民生的中高度及以上等级障碍。结合障碍诊断结果和当前发展现状，流域层面应采取因势利导、加强区域协同联动的提升策略；地级市层面则需要因地制宜，对单一障碍型、双相障碍型、多重障碍型和均衡型城市分类精准施策。

3.2 讨论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探究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可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首先，为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以黄河流域为案例地并将研究单位粒细化至地级市尺度，彰显旅游地理学注重区域研究和空间尺度转换的学科特色。其次，从协同学视角出发探究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机制，突破现有研究多基于单一“耦合”视角的局限性，凸显跨学科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研究采用哈肯模型、HP滤波分析等方法量化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演化水平及其时空规律，既回应了旅游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关切，又为地方政府的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了科学参考。最后，结合障碍诊断和地区发展实际，为不同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演化提供针对性的提升策略，体现出该研究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高质量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建立黄河流域绿色旅游认证体系和旅游环境质量评估标准，推动景区和旅游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同时，应加快开展旅游服务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工程，完善旅游环境监测系统、生态停车场和旅游环保厕所等基础配套。二是要发挥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区域协同联动。选取兰州、西安、郑州和济南等发展成效显著的关键节点，打造旅游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示范区。通过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典型经验做法，以点带面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系统思维处理协同演化的主要障碍。各地政府应瞄准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关键堵点，联合文旅、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制定综合行动方案，合力开展“补短板、强弱项”专项工作。同时，应着力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和“联动共建、协同共推”的旅游发展模式，助力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优化。
最后，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尚待改进：一是受数据可获取性和研究时间限制，评价指标的全面性有待后续研究完善；二是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研究尺度可进一步细化至县域；三是提升策略的设计可结合系统动力学、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等方法进一步优化，为施策者提供更多选择。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童昀, 刘海猛, 马勇, 等. 中国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504-2521.

DOI

[TONG Y, LIU H M, MA Y, et al. The influence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ourism economy on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504-2521.]

DOI

[2]
TANG Z.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11-19.

[3]
童京京. 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推动广西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中国环境监察, 2024, (6): 35-36.

[TONG J J. Taking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or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rectification of outstanding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Guangxi. China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2024, (6): 35-36.]

[4]
WU J, GUO Y N, ZHOU J B. Nexus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dynamics: Insights from a case in China. Water, 2020, 12(3): 663.

[5]
潘泽权, 庞昌伟. 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之基. 人民论坛, 2023, (24): 86-88.

[PAN Z Q, PANG C W.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eople's Tribune, 2023, (24): 86-88.]

[6]
DUBE K.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African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tudies, 2020, 12(1): 88-102.

[7]
TRUPP A, DOLEZAL C. Tou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Southeast Asiat. ASEAS-Austri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20, 13(1): 1-16.

[8]
BIRENDRA K C, DHUNGANA A, DANGI T B. Touris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s from Nepal.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38: 100822, Doi: 10.1016/j.tmp.2021.100822.

[9]
FOLARIN O, ADENIYI O. Does tourism reduce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0, 59(1): 140-155.

[10]
DWYER 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well-being: A Beyond GDP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3, 31(10): 2399-2416.

[11]
MAGGI R, VROEGOP E. Decent work in tradition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ourism Agenda 2030 perspective article. Tourism Review, 2023, 78(2): 332-338.

[12]
郭来喜. 中国生态旅游: 可持续旅游的基石. 地理科学进展, 1997, 16(4): 1-10.

[GUO L X. Chinese ecotourism: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tourism. Progress in Geography, 1997, 16(4): 1-10.]

[13]
牛亚菲. 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及实施方案. 地理研究, 1999, 18(2): 179-184.

DOI

[NIU Y F. Sustainable tourism, ecotourism and implement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9, 18(2): 179-184.]

[14]
蔡萌, 汪宇明. 低碳旅游: 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 旅游学刊, 2010, 25(1): 13-17.

[CAI M, WANG Y M. Low-carbon tourism: A new mod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 13-17.]

[15]
汪宇明, 吴文佳, 钱磊, 等. 生态文明导向的旅游发展方式转型: 基于崇明岛案例. 旅游科学, 2010, 24(4): 1-11, 25.

[WANG Y M, WU W J, QIAN L, et al. On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ition oriented b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hongming Island. Tourism Science, 2010, 24(4): 1-11, 25.]

[16]
容贤标, 胡振华, 熊曦.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度的地区间差异. 经济地理, 2016, 36(8): 189-194.

[RONG X B, HU Z H, XIONG X.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8): 189-194.]

[17]
胡振华, 容贤标, 熊曦. 全国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度研究. 学术论坛, 2016, 39(9): 51-58.

[HU Z H, RONG X B, XIONG X.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national tourism cities. Academic Forum, 2016, 39(9): 51-58.]

[18]
时朋飞, 李星明, 熊元斌. 区域美丽中国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关联性测度及前景预测: 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中国软科学, 2018, (2): 86-102.

[SHI P F, LI X M, XIONG Y B. Coupling measurement and prospect forecast of regional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11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hina Soft Science, 2018, (2): 86-102.]

[19]
刘晶晶, 黄璇璇, 林德荣. 城市宜居性与旅游发展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人文地理, 2016, 31(4): 143-152.

[LIU J J, HUANG X X, LIN D R.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ivabi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Human Geography, 2016, 31(4): 143-152.]

[20]
方世巧, 滕容梅, 熊静, 等.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3, 39(6): 747-755.

[FANG S Q, TENG R M, XIONG J,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tourism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Southwest Karst Area.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23, 39(6): 747-755.]

[21]
唐健雄, 蔡超岳, 刘雨婧. 旅游发展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生态学报, 2023, 43(7): 2800-2817.

[TANG J X, CAI C Y, LIU Y J.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284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7): 2800-2817.]

[22]
杨友宝, 郭付友, 韩国圣. 我国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以张家界为例. 生态学报, 2023, 43(20): 8404-8416.

[YANG Y B, GUO F Y, HAN G S. Dynamic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region of major function restric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20): 8404-8416.]

[23]
熊晓炼, 樊健.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 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11): 63-73.

DOI

[XIONG X L, FAN J. Synergistic 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fintech and manufactur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synergistic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aken model.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2, 39(11): 63-73.]

[24]
王松茂, 牛金兰. 山东省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研究. 地理学报, 2023, 78(10): 2591-2608.

DOI

[WANG S M, NIU J L. Co-evolution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Shando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10): 2591-2608.]

DOI

[25]
余洁, 吴泉蓉.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5): 181-189.

[YU J, WU Q R.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5): 181-189.]

[26]
赵宏波, 谷天顺, 孙东琪, 等. “三生”功能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机制. 地理学报, 2023, 78(12): 2973-2999.

DOI

[ZHAO H B, GU T S, SUN D Q, et al.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12): 2973-2999.]

DOI

[27]
李广东, 方创琳, 杜云艳, 等. 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中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及理顺体制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7): 814-817.

[LI G D, FANG C L, DU Y Y, et al. Urgent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management of Qinghai Lake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and recommondeations for rationalizing system.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7): 814-817.]

[28]
智烈慧, 张哲, 白军红, 等. 黄河三角洲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环境工程, 2023, 41(1): 132-140, 163.

[ZHI L H, ZHANG Z, BAI J H, et al. Research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ourism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23, 41(1): 132-140, 163.]

[29]
穆学青, 张超凡, 丁正山, 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动态识别与驱动因素探测.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4, 40(1): 149-159.

[MU X Q, ZHANG C F, DING Z S,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identific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detection of tourism eco-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4, 40(1): 149-159.]

[30]
王兆峰, 谢佳亮. 中国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23, 78(4): 961-979.

DOI

[WANG Z F, XIE J L.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org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961-979.]

DOI

[31]
HE X R, CAI C Y, TANG J X, et al.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7: 111234, Doi: 10.1016/j.ecolind.2023.111234.

[32]
陈秀琼, 黄福才. 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 旅游学刊, 2006, 21(9): 59-63.

[CHEN X Q, HUANG F C. A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ourism growth quality in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06, 21(9): 59-63.]

[33]
孙晓. 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错位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53(4): 124-128, 134.

[SUN X. A study on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7, 53(4): 124-128, 134.]

[34]
崔丹, 李沅曦, 吴殿廷.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22, 77(6): 1391-1410.

DOI

[CUI D, LI Y X, WU D T.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6): 1391-1410.]

DOI

[35]
苏萍, 边玲玲, 王卷乐. 玛多县生态环境承载力计算与评价.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s1): 90-93.

[SU P, BIAN L L, WANG J L. Calc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Maduo count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s1): 90-93.]

[36]
孙久文, 崔雅琪, 张皓. 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673-1690.

DOI

[SUN J W, CUI Y Q, ZHANG H.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upling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673-1690.]

[37]
葛世帅, 曾刚, 杨阳, 等. 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关系及空间特征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 87-102.

DOI

[GE S S, ZENG G, YANG Y, et 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 87-102.]

[38]
宓泽锋, 曾刚, 周灿, 等.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 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 27(3): 463-472.

[MI Z F, ZENG G, ZHOU C, et al. Problems and potentia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iv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8, 27(3): 463-472.]

[39]
李茜, 胡昊, 李名升, 等. 中国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及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资源科学, 2015, 37(7): 1444-1454.

[LI Q, HU H, LI M S, et 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alu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7): 1444-1454.]

[40]
董会忠, 韩沅刚. 复合生态系统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为例. 人文地理, 2021, 36(6): 96-107.

[DONG H Z, HAN Y 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quality development in a complex ecosystem: Taking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examples.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96-107.]

[41]
刘泠岑, 孙中孝, 吴锋, 等.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县域发展活力与均衡性动态研究. 地理学报, 2023, 78(4): 811-823.

DOI

[LIU L C, SUN Z X, WU F, et al. Dynamics of developmental vitality and equilibria of counties in China based on nighttime lights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811-823.]

DOI

[42]
穆学青, 郭向阳, 明庆忠, 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地理学报, 2022, 77(3): 714-735.

DOI

[MU X Q, GUO X Y, MING Q Z, et al.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3): 714-735.]

DOI

[43]
欧阳志云. 开创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 奠基生态文明建设: 纪念著名生态学家王如松院士诞辰七十周年. 生态学报, 2017, 37(17): 5579-5583.

[OUYANG Z Y. Initiating the ecology of complex ecosystem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emorating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cademician Wang Rusong, a famous ecologis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7, 37(17): 5579-5583.]

[44]
李桥兴, 胡雨晴. 基于哈肯模型的我国大数据产业演化机制研究. 工业技术经济, 2020, 39(3): 125-131.

DOI

[LI Q X, HU Y Q. Research on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big data industry based on Haken model.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2020, 39(3): 125-131.]

[45]
HAKEN H, WUNDERLIN A, YIGITBASI S. An introduction to synergetics. Open Systems & Information Dynamics, 1995, 3(1): 97-130.

[46]
孙才志, 魏亚琼, 赵良仕. 干旱区水—能源—粮食纽带系统协同演化: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320-333.

DOI

[SUN C Z, WEI Y Q, ZHAO L S. Co-evolution of water-energy-food nexus in arid areas: Take Nor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320-333.]

[47]
唐健雄, 刘雨婧.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 以张家界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21, 40(6): 1803-1822.

DOI

[TANG J X, LIU Y J.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ypical tourism citi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6): 1803-1822.]

[48]
周德, 戚佳玲, 钟文钰, 等. 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 测度评价、障碍因素与驱动因素. 地理研究, 2023, 42(11): 2914-2939.

DOI

[ZHOU D, QI J L, ZHONG W Y, et al.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bstacle factors and driving factor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11): 2914-2939.]

[49]
王成, 代蕊莲, 陈静, 等.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 645-661.

DOI

[WANG C, DAI R L, CHEN J, et 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law and promotion pathwa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Chongqing, a national pilot area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3): 645-661.]

DOI

[50]
SOTO E H, BOTERO C M, MILANÉS C B, et al. How does the beach ecosystem change without tourists during COVID-19 lockdow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1, 255: 108972, Doi: 10.1016/j.biocon.2021.108972.

[51]
夏杰长, 毛丽娟, 陈琳琳. 外部冲击下旅游业的演化与变革: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1(6): 43-54, 2.

[XIA J C, MAO L J, CHEN L L. The evolution and reform of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s: Take the COVID-19 outbreak.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41(6): 43-54, 2.]

[52]
李许红, 王永生, 刘释疑.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地理科学, 2022, 42(10): 1757-1766.

DOI

[LI X H, WANG Y S, LIU S Y.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obstacle factor analysis of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of junction area in Henan-Shaanxi-Hubei.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0): 1757-1766.]

DOI

[53]
任相伟, 孙丽文, 邢丽云. 基于根因分析法的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 主次因素的有效识别与排列.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0(4): 99-108,110.

[REN X W, SUN L W, XING L Y. Research on driving facto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ree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oot cause analysis: Th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 Journal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0(4): 99-10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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