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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11: 2999 - 301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107

Regular Articles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urba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Banyan tree spaces in Guangzhou

  • OUYANG Yi-fei , 1, 2, 3 ,
  • XIE Di-xiang , 1 ,
  • CHANG Jiang 4 ,
  • HUANG Guo-shen 3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 2.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zhou 510970, China
  • 3. 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 4.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23

  Revised date: 2025-07-03

  Online published: 2025-10-31

Fold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ty constructi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foster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urban ecosystem, urban greening serves as an essential focu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with banyan tree spaces in Guangzhou serving as the case stud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used to analyz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1226 questionnaires in 59 banyan tree spa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dimension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2)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dimension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positively affect place attachment. (3) Place attach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fluence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through two pathways: social relations-place attachment-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place attachment-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Overall, our research highlights that focusing on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services provided by urban greening and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are essential for optimizing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Such insights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offer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future governments should enhance planning and policy guidance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renewal and tree protection. By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designing green spaces, it will be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ancient and noteworthy trees are fully preserved during urban renewal processes, thereby collectively fostering a more livable and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place attachment; urban greening; banyan tree spaces

Cite this article

OUYANG Yi-fei , XIE Di-xiang , CHANG Jiang , HUANG Guo-shen .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urban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Banyan tree spaces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11) : 2999 -3015 . DOI: 10.31497/zrzyxb.20251107

城市绿化不仅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承载居民休闲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更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当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强调结合地方特点，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化体系。这不仅需要考虑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还需要关注居民对城市绿化的需求和情感。该理念契合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CESs）的核心观点，即人类通过与自然环境互动，获得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超越物质资源的非物质收益[1]。由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无形性，其不仅是公众直接感知的服务，也是引发公众诉求最直接的方式[2]。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若大量城市树木被纳入改造范围内并遭到砍伐，居民可能会因城市树木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引发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ERB）[3]，最终导致居民与政府在树木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激烈矛盾。现有研究表明，居民通常会通过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共识，形成对树木的情感依恋，并作出保护树木的决策[4]。鉴于此，本文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为核心概念，研究其如何影响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以及地方依恋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通过探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对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仅可为城市规划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推力，还对居民保护城市绿化、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关注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收益[5]。在社会文化视角下探究人与自然关系时，使用者的环境态度和行为方式是重要的研究方向[6]。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自然保护地，如国家森林公园[7]和自然生态保护区[8]等，探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较之下，有关城市绿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其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对居民环保态度的影响[9,10]。事实上，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含了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等更具体的维度，它们可能影响居民对城市绿化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已有的研究却较少涉及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同时，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作为反映人与地方之间情感联结的概念[11]，在人地关系视角下被广泛认为是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12,13]，并发挥中介作用[14,15]。Zhang等[7]指出，地方依恋能够建立旅游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联系。然而，居民对城市绿化的情感联结可能不同于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情感。城市绿化的依恋一方面源自其具有“地方根植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源于居民在绿化空间中的日常互动、社交与娱乐体验[16]。而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则主要关注地方特质、地方意义等[17]。目前，研究表明城市绿化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影响居民地方依恋[18]，但地方依恋是否在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尚未明确。因此，从城市绿化视角下探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三者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榕树（Ficus microcarpa L. f.）是广州的地方树种，其枝繁叶茂、树冠巨大，广泛生长在广州市老城区，分布在城市街道沿线、公园和社区之中。榕树空间，不仅为居民提供了遮阳功能，而且成为居民社交、娱乐的重要场所，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榕树头”文化。榕树已成为广州城市绿化的象征，榕树文化则是广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广州居民的记忆和情感。2021年，广州市因大规模砍伐榕树引发居民强烈的情感反应和保护行为，最终推动对以榕树为代表的古树名木的强有力的保护[19]，显示出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对城市的绿化行动发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广州榕树空间为例，综合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等理论，研究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及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旨在总结影响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因素，为城市绿化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是指人类通过与生态系统的互动获得的超越物质资源的非物质收益[20]。当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评估没有统一标准，虽然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指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括精神满足、文化多样性、家的归属感和与自然环境相关的精神感知等多方面内容[21]，涵盖了精神价值、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娱乐服务、教育价值等多个维度[22]，可以用于评价一个或一组城市公园系统或某种类型的生态空间[23]。但因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时空特征有异，研究实践中多在MA的指标体系基础上根据研究区域环境、文化特点以及研究侧重点进行调整[24]。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常被视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因此难以将它们区分开来[25]。而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是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具有代表性的维度[26-28]。例如，Vaz等[29]提出，外来树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主要维度是文化价值和娱乐服务。Riechers等[30]发现，在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诸多维度中，居民对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的感知强度显著高于其他维度。Rall等[1]提出，居民休闲涉入城市绿化的频率，以及城市中心绿化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均主要来自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其中，社会关系强调邻里间的互动关系[31]；娱乐服务指自然空间为人类提供休闲、娱乐和体验等活动的功能和价值[32]；文化价值是描述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意义，代表着特定的文化和历史[33]，该维度通过Tengberg等[34]提出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聚合维度”的方法，涵盖了自然景观的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有效避免维度间的概念重叠。
环境责任行为指群体或个人因关心环境而采取一系列必要行动以解决环境问题或防止环境问题的发生[35]，其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态度和价值观等[36]。由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受到人们的主观意愿影响，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价值观[20]，因此理论上应当对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当前已有研究聚焦于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若干维度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Chen等[37]研究发现，中国农户间的社会关系会正向影响他们对林地的环境责任行为。Maleknia等[38]提出，树木的文化价值是影响居民保护树木的重要因素。Phillips等[39]提出，城市树木所带来的娱乐功能使得居民更关注树木的发展。Cheng等[35]提出娱乐服务可以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由此可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不同维度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

1.2 地方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

居民日常亲近自然的活动能够促使其形成环境责任行为，其中地方依恋发挥了正向作用[40]。城市居民通过与绿化的持续互动，逐渐理解自然所承载的文化与价值，从而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最终形成了对城市绿化的地方依恋[41]。而地方依恋能提高居民对特定地方的责任感，正向影响他们对特定地方实施环保行为的决策[42]。Cheung等[3]研究提出，广州市城郊居民对遗产林文化感知越深，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Gosling等[43]的研究表明，农民对树木的情感依恋能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Budruk等[44]的研究也证实，对城市绿化的地方依恋能够影响居民的环境保护态度。在生态旅游的相关研究中，地方依恋通常被视为一种中介因素，对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如祁潇潇等[45]提出，在宗教山岳型景区，地方依恋是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中介因素。段正梁等[46]研究表明，旅游者对自然景观的生态价值观可以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但旅游者对旅游地的环境责任行为主要受到其短期情感依恋的影响。而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化的地方依恋则更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中与城市绿化互动的情感积累。这种长期的互动过程使居民不断依赖和认同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最终形成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虽然现有研究尚未构建地方依恋在居民城市绿化环境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模型，但已有的研究为理解地方依恋如何间接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1.3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的关系

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恋是在满足生理需求之后，逐渐发展为对自然价值的认同和依赖。Scannell等[47]提出，地方依恋分为社会（Social）属性和物质环境（Physical）属性两个方面，其中社会属性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物质环境属性则涉及环境的自然特征。尽管有学者提出地方依恋可作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30]，但根据Williams等[48]的定义，地方依恋源于人与特定环境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情感联结，是一种心理结果变量。因此，本文将地方依恋作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结果变量，而非其组成部分。Jim等[10]提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作为桥接人与自然的无形纽带，其维度包含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和娱乐服务等，它们都能影响地方依恋的社会属性与物质环境属性。因此，理论上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地方依恋具有正向影响[6]。在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社会关系影响居民对绿地的地方依恋，居民在公园绿地中建立邻里关系，形成情感联结[49,50]。文化价值对地方依恋产生积极影响，如Tuan[51]认为树木的文化价值意义可以增加人对自然的认同感，形成“恋地情结”（Topophilia）。娱乐服务可通过绿地提供丰富的自然体验增强地方依恋。Harris[52]发现，森林中提供的识别动植物和篝火烹饪等娱乐活动能够提升儿童对自然的依恋。Brown等[18]提出，居民对自然环境中的娱乐服务与地方依恋呈正相关。

1.4 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本文将城市绿化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划分为社会关系、娱乐服务、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并构建其与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关系模型。提出以下7个研究假设：社会关系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娱乐服务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文化价值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社会关系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娱乐服务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文化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6）；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7）。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 1 Hypothetical model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选取广州市59个不同类型的榕树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图2），包括东湖公园、榕苑小区、小洲村、榕树头口袋公园、桂花岗、海珠广场、沿江路、惠福东路等，涵盖城市公园、老旧小区、城中村公园、口袋公园、老旧街区、城市广场、城市绿道、商业街区共8种类型的榕树空间（图3）。这些榕树多位于广州老城区，数量多、树龄长，周围分布着众多住宅区，居民在榕树下活动较频繁，具有代表性。
图2 榕树空间的位置

Fig. 2 Locations of banyan tree spaces

图3 榕树空间的类型

Fig. 3 Types of banyan tree spaces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设计

本文于2023年6月10-14日在荔湾公园、盐云西老旧小区、三眼井口袋公园进行预调研，共发放60份问卷并访谈5名当地居民以及3名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通过对预调研结果的分析发现，居民对榕树空间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因此，对问卷进行优化调整，剔除一些与上述三个维度关系不明显的题项，并对难以理解或易引发歧义的题项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调查问卷（表1）。正式问卷包含4部分内容：（1）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包括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和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共13项。社会关系采用Kemperman等[53]量表进行测量，娱乐服务利用Jim等[9]提出的景观与娱乐量表进行测度，文化价值根据Dwyer等[54]的观点结合广州榕树特点进行设计。（2）地方依恋，重点参考谢涤湘等[55]和Chang等[56]的量表题项，共计11项。（3）环境责任行为，测量参考Cheng等[35]的量表，包括8个题项。（4）个人基础资料。其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使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进行测量，分值1~5分别代表“强烈赞同”“赞同”“一般”“反对”“强烈反对”。
表1 问卷结构及题目设计

Table 1 Questionnaire structure and question design

构面 维度 题目 参考文献
生态系统
文化服务		 社会关系 SOC1：在榕树空间中邻里相处融洽
SOC2：在榕树空间中的居民很友好
SOC3：我认识榕树空间中的很多人
SOC4：我愿意与他人一道，改善我们的榕树空间
SOC5：我经常和邻居们在榕树空间下一起聊天休息		 Kemperman等[53]、
Cheng等[35]、Jim等[9]、Maleknia等[38]、Dwyer等[54]
娱乐服务 REC1：榕树空间可以提供健康的活动场所
REC2：榕树空间可以提供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REC3：榕树空间可以提供美好的生活体验
REC4：榕树空间可以为城市带来独特的活动场所
文化价值 CUL1：榕树是广州历史的见证
CUL2：榕树是广州文化的象征
CUL3：榕树代表着广州的景观特色
CUL4：榕树寓意着广州的形象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 PLA1：榕树空间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PLA2：榕树空间对我来说很特别
PLA3：我对榕树空间的认同感很强
PLA4：我很依恋榕树空间
PLA5：榕树空间很能反映我是怎样的人
PLA6：榕树空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PLA7：榕树空间是最适合我休闲活动的地方
PLA8：对我而言，没有别的户外休闲地方可以和榕树空间相提并论
PLA9：与其他户外休闲地方相比，我对榕树空间更加满意
PLA10：与其他户外休闲地方相比，榕树空间休闲活动对我来说更重要
PLA11：在榕树空间的休闲活动不会被其他的地方取代		 谢涤湘等[55]、Chang等[56]
环境责
任行为		 环境责
任行为		 ENV1：当我发现有人在榕树空间中有不环保行为时，我会采取行动来制
止或向管理人员报告
ENV2：我不会在榕树空间中乱扔垃圾
ENV3：在榕树空间活动时，我会保护这里的环境
ENV4：我会遵守这里的环境准则
ENV5：我会尝试去解决这里的环境问题
ENV6：我会与他人讨论榕树空间的环境保护问题
ENV7：我会关注关于广州榕树空间的新闻报道或视频
ENV8：当我看到有人破坏环境时，我会说服他停止负面行为		 Cheng等[35]、Cheung等[3]

2.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2023年7月11日至8月23日，研究团队在具有代表性的59个榕树空间派发问卷，调查对象为在榕树空间中活动的居民，调查地点位于榕树空间下的树荫区域。调查共收集1285份问卷，剔除32份没有完成或全部题项答案完全相同的问卷，最终得到1226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5.4%；还对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对榕树情况较为熟悉且愿意表达个人观点的15位居民进行非结构化深度访谈。运用SPSS 26.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样本中男性比例（51.7%）略高于女性比例（48.3%）。在受访居民中，月收入在3000~5000元和5001~8000元之间的人群占比较高，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低。超一半的受访居民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文化教育程度较高。在职业分布方面，企业人员占比最大，其次为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受访居民中，2/3为已婚，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有一个子女（43.0%）；超过一半的受访居民（51.4%）在广州市居住25年以上，大多数受访者为城市户口（89.6%），说明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69.7%的受访者拥有住房产权，表明住房稳定性较高。受访者中本地居民（52.0%）与新移民（48.0%）的比例较为接近，但两类群体在居住时长（t=39.011，P<0.001）、住房产权（χ2=430.600，P<0.001）、户口性质（χ2=77.688，P<0.001）、教育程度（χ2=40.126，P<0.001）以及家庭人口数（χ2=67.180，P<0.001）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2 人口统计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背景 类别 占比/% 背景 类别 占比/%
年龄/岁 18~29 28.7 性别 男 51.7
30~39 22.7 女 48.3
40~49 20.9 子女个数/个 0 28.1
50~59 14.1 1 43.0
≥60 13.6 ≥2 28.9
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7.3 月收入/元 <3000 8.30
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 22.1 3000~5000 30.7
企业人员 35.9 5001~8000 34.7
离退休人员 17.1 8001~15000 21.0
学生 4.5 >15000 5.30
其他 13.1 在广州居住时长/年 ≤25 48.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2 >25 51.4
初中 29.4 住房产权 自有 69.7
高中（中专） 23.2 租户或借用 30.3
本科或大专 31.1 户口 非农业户口 89.6
研究生以上 8.1 农业户口 10.4
户籍身份 本地居民 52.0
新移民 48.0

3.2 信度及效度分析

本文社会关系、娱乐服务、文化价值、地方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3、0.74、0.75、0.93与0.84。采用AVE值和CR值检验回收数据的收敛效度。社会关系的AVE值为0.499，CR值为0.833；娱乐服务的AVE值为0.425，CR值为0.746；文化价值的AVE值为0.431，CR值为0.752；地方依恋的AVE值为0.534，CR值为0.926；环境责任行为的AVE值为0.387，CR值为0.833。尽管部分AVE值低于0.5，但CR值均超过0.6，说明各构面收敛效度得到验证[57]（表3）。
表3 信度和收敛效度

Table 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维度 指标 非标准化载荷 标准误 t值 CR值 AVE值 Cronbach's a
社会关系 SOC1 1.000 0.833 0.499 0.83
SOC2 0.998 0.045 22.094***
SOC3 1.217 0.055 22.209***
SOC4 1.616 0.050 23.006***
SOC5 1.171 0.049 23.765***
娱乐服务 REC1 1.000 0.746 0.425 0.74
REC2 0.918 0.045 20.489***
REC3 0.895 0.047 19.183***
REC4 0.940 0.047 19.935***
文化价值 CUL1 1.000 0.752 0.431 0.75
CUL2 1.073 0.055 19.559***
CUL3 0.969 0.052 18.657***
CUL4 0.995 0.053 18.746***
地方依恋 PLA1 1.000 0.926 0.534 0.93
PLA2 1.039 0.039 23.765***
PLA3 1.042 0.041 25.315***
PLA4 1.134 0.044 25.902***
PLA5 1.064 0.043 25.010***
PLA6 1.101 0.041 26.883***
PLA7 1.009 0.038 26.763***
PLA8 1.106 0.041 26.753***
PLA9 1.014 0.041 24.669***
PLA10 1.061 0.042 25.544***
PLA11 1.094 0.044 24.957***
环境责任行为 ENV1 1.000 0.833 0.387 0.84
ENV2 0.895 0.063 14.119***
ENV3 0.960 0.062 15.549***
ENV4 0.918 0.063 14.625***
ENV5 1.284 0.076 16.988***
ENV6 1.409 0.080 17.727***
ENV7 1.424 0.080 17.742***
ENV8 1.202 0.072 16.682***

注：***表示P<0.001，下同。

3.3 模型拟合评估

参考以往研究，年龄、性别、婚姻、住房产权、子女个数、户口性质可能会对受访者的环境责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58]。将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或减少环境责任行为的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更准确地估计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最终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4，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见图4。
表4 最终模型拟合度比较

Table 4 Model's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拟合指数 卡方值/自由度
（χ2/df）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增量拟合指数
（IFI）		 比较拟合指数（CFI） Tuvker-Lewis指数（TLI） 拟合优度指数
（GFI）
3.356 0.044 0.929 0.928 0.922 0.907
图4 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

注：e1, e2, …, e34为残差（error），矩形框为测量变量，椭圆框为潜变量，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数值为因子负荷，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数值为回归系数，测量变量和潜变量上方的数值表示多元相关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两个残差之间、两个变量之间有数值说明其间存在相关。实线表示影响显著，虚线表示影响不显著；SOC1~SOC5、REC1~REC4、CUL1~CUL5、PLA1~PLA11、ENV1~ENV8含义见表1。

Fig. 4 Standardized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path diagram of the model

3.4 假设检验

在假设检验之前，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年龄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β= -0.09，P=0.002），表明随着年龄增加，居民参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可能性略有下降。户口性质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β=-0.11，P<0.001），非农业户口（编码0）居民比农业户口（编码1）居民在环境责任行为上表现更积极。性别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β= -0.05，P=0.01），表明女性居民（编码1）相较于男性居民（编码0），其参与环境责任行为的程度略低。如图4所示，地方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的R2分别是0.79和0.70，表明社会关系、娱乐服务、文化价值对地方依恋的解释能力较强，同时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和地方依恋也能较好地解释居民对榕树的环境责任行为。
表5展示了假设检验的结果，假设H1、H2、H4、H5、H7成立。
表5 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hypothesis test

假设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β P值 结果
H1 SOC→PLA 0.602*** 0.000 支持
H2 REC→PLA 0.315*** 0.000 支持
H3 CUL→PLA 0.050 0.375 不支持
H4 SOC→ENV 0.146* 0.011 支持
H5 REC→ENV 0.237** 0.002 支持
H6 CUL→ENV -0.002 0.971 不支持
H7 PLA→ENV 0.499*** 0.000 支持

注：∗∗、∗分别表示P<0.01、P<0.05。

（1）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的假设检验中，假设H1和H2被验证，而H3未被支持。社会关系对地方依恋有正向显著影响（β=0.602，P<0.001），娱乐服务对地方依恋有正向显著影响（β=0.315，P<0.001），而文化价值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正向但不显著（β=0.050，P=0.375）。
（2）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假设检验中，假设H4、H5被验证成立，但H6未被支持。社会关系正向显著影响环境责任行为（β=0.146，P<0.01），娱乐服务正向显著影响环境责任行为（β=0.237，P<0.05），而文化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β= -0.002；P=0.971）。
（3）假设H7得到验证，地方依恋正向显著影响环境责任行为（β=0.499，P<0.00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40]。

3.5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AMOS软件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6），结果显示，社会关系→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娱乐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地方依恋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效应 路径 标准化系数 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SOC→PLA→ENV 0.300 [0.205, 0.415]
直接效应 SOC→ENV 0.146 [0.003, 0.269]
总效应 SOC→ENV 0.446 [0.351, 0.535]
间接效应 REC→PLA→ENV 0.157 [0.087, 0.248]
直接效应 REC→ENV 0.237 [0.070, 0.428]
总效应 SOC→ENV 0.394 [0.231, 0.597]

3.6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3.6.1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指标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补充了Treviño[59]关于树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能够影响居民环境保护态度的研究结果。社会关系是指居民对邻里之间关系紧密程度的评价，其中包括邻里的友好程度、交往情况、参加集体活动意愿等多方面评价[60]。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到榕树空间下活动都是结伴而行，居民与朋友的互动越频繁，或者朋友对其越重要，表达出越强烈的保护榕树欲望。在非结构化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居民在榕树下聊天时，经常讨论榕树可能被砍伐的问题。如果榕树被砍掉，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社交空间，必须反对砍伐。由此可知，在面临城市更新与树木保护矛盾时，社会关系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纽带，提升他们的集体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抗不利开发决策的集体行动意愿。本文中娱乐服务是指城市绿化为居民提供的休闲、娱乐和促进身心健康的自然空间。榕树以其枝繁叶茂的特点，为居民提供了天然的活动和休憩场所。研究发现，当榕树的生态特征发生变化时，居民能够迅速察觉，并表现出保护意愿。例如，有居民表示：“我们经常在榕树下活动，享受它带来的阴凉和遮蔽。如果榕树被砍了树枝，我们的遮掩就没有了。我会去向社区了解为什么要砍树枝，反对后续的砍伐。”因此，社会关系能显著提升居民对城市绿化的关注，而城市绿化的娱乐服务则强化了居民对环境的关心，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他们主动获取信息并积极参与城市绿化保护行动。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10]，本文发现城市绿化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文化价值维度并未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文化价值可能受到代际记忆、地方性知识等因素的影响。代际记忆指群体中不同年龄代际因共同经历和文化认知而形成的集体感受与情感纽带[61]。地方性知识则是人类与环境长期互动中积淀的地域智慧，涵盖生产生活实践、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反映对自然的尊重与适应，并通过日常实践、口述历史和习俗不断强化与传承[62]。作为广州的代表性传统树种，榕树对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而言，是代际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综合载体，因而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正如有居民强调：“广州人祖祖辈辈都将榕树当作神树，我们在榕树下祈福，是我们文化的象征，保护榕树就是保护其文化能够源远流长。”然而，对于大多数广州新移民而言，他们缺乏这种代际传承，榕树只是城市绿化的普通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并未在其情感中扎根。有居民表示：“榕树就是行道树的一种类型，广州有很多树木类型，我并不能感受到榕树的特殊文化价值，从而保护它。”该访谈发现与样本t检验结果一致，即本地居民在文化价值四个方面的感知程度均显著高于新移民（历史见证，t=5.140，P<0.001；文化象征，t=4.607，P<0.001；景观特色，t=4.980，P<0.001；寓意形象，t=3.851，P<0.001）。由此可知，文化价值若未通过代际记忆和地方性知识得到有效内化，便难以转化为环境责任行为，这也解释了该维度对环境责任行为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3.6.2 地方依恋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与以往多数研究一致[63]，本文发现地方依恋会正向显著影响环境责任行为。这意味着居民对榕树的情感依恋，会增加他们主动参与保护榕树的可能性。地方依恋往往与居民的个人经历和记忆紧密相关。研究发现，居民对榕树的情感依恋很大程度源于他们的儿时记忆，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保护榕树的态度。如有居民表示“我小时候村口就有一棵大榕树，我们村里都把它当作风水树，很有情感。现在在广州看到榕树就想到我故乡村口的大榕树，可以说寄托了我的思乡之情，保护榕树我肯定义不容辞。”该发现支持了McGrath等[27]的研究观点，即地方依恋是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发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可以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与Zhang等[7]的研究结论相同。地方依恋在社会关系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即地方依恋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延伸，也是促使居民保护城市绿化的重要纽带。这是因为街坊邻里长期在榕树空间聚集，使得这些空间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随着时间推移，邻里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赋予了这个地方特殊的意义，增强了居民对榕树空间的地方依恋。因此，当榕树面临威胁时，居民会因其深厚的情感而形成一致的保护行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在娱乐服务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榕树空间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场所，居民在榕树下散步、锻炼、休憩，形成对其娱乐功能的依赖，逐步对榕树空间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最终转化为环境责任行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广州59个榕树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居民地方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价值对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居民保护榕树的动机主要受到邻里间的社会关系和榕树提供的娱乐功能共同影响。社会关系增强了群体保护意识，娱乐服务提升了居民的依赖度，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产生；而文化价值尚未得到居民的普遍认同，进而未能显著影响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
（2）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社会关系与娱乐服务指标正向影响地方依恋，但文化价值与地方依恋并未发现显著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对绿化主要关注其社交和娱乐功能，对其象征意义的情感积累不足，从而导致文化价值难以转化为地方依恋。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41]，广州的榕树通过为居民提供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空间，逐渐让居民对其形成依赖；同时，榕树空间构建了社会环境，增进了邻里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增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证实了城市绿化不仅可以成为居民地方依恋的载体，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地方依恋。
（3）地方依恋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其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社会关系和娱乐服务指标可以通过地方依恋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因此，关注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带来的非物质益处，深入了解居民对城市绿化的地方依恋，并优化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4.2 讨论

本文以广州的榕树空间为例，将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地方依恋置于城市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框架中进行讨论，旨在提出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策略。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要践行者，其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与影响非常值得关注。
本文有以下几点理论贡献。首先，首次揭示了城市绿化保护行为存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传导机制，创新性地将地方依恋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城市绿化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框架。与Zhang[7]在旅游地情境下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机制不同，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体系，明确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双重驱动路径：一方面，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也通过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间接作用于居民环境责任行为。这一发现为城市绿化与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及决策启示。其次，不同于以往侧重自然保护地的研究[64]，本文将城市绿化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细分为社会关系、娱乐服务、文化价值三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最后，研究明晰了城市绿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娱乐服务对地方依恋的作用。这一结论与以往关于地方依恋受物质环境特征和社会关系共同影响的研究相呼应[55]。然而，本文发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的文化价值与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与已有研究结论有所不同[3,65]。该结论凸显了城市绿化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一方面，代际记忆的断裂与地方性知识的缺失导致不同群体对文化价值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66]；另一方面，对环境的熟悉程度、满意度[67]可能进一步影响了居民对城市绿化的文化认同。
研究结果对于城市绿化的规划与管理提供以下启示：一方面，城市绿化在规划上需重视实现“量”与“质”的协同提升。“量”侧重于确保城市绿化资源有足够数量，确保居民拥有充足的绿地活动空间；“质”则强调绿地空间的多功能性，通过打造兼具邻里互动与休闲娱乐功能的场所，充分发挥城市绿化营造城市自然空间的优势，提升城市绿化的吸引力。在“量”与“质”的共同作用下，增强居民对城市绿化的归属感，激发居民尊重自然、主动参与绿地保护的责任意识，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城市绿化发展模式，通过完善规划、政策引导和公众参与，缓解城市更新、发展与树木保护的矛盾，确保城市古树名木与绿化文化得到有效保护，营造更加宜居、公平、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化：一是仅选取广州市榕树空间作为典型案例，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开展不同城市和不同绿化类型的研究，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二是未考虑不同居民群体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方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差异，未来可深入探究居民个体属性对城市绿化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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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LI Y Y, ZHAO Z B, LI X Y, et al. The influence of hometown attach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ree ci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54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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