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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10: 2633 - 265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004

Regular Articles

Impacts of tourism intervention on farmers' emotional adaptation and village heterogeneity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four villages in Ziquejie Terraces Region

  • LI Si-jia , 1 ,
  • ZENG Can , 2, 3 ,
  • HU Xin-yue 1 ,
  • ZHAN Di 1 ,
  • ZHAN Lin 2, 3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 3. 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IST Changsha Workstation, Changsha 41002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08

  Revised date: 2025-04-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Fol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ocus area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As the primary stakeholders within these area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perceptions, intention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is essential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addressing livelihood-related challenges. However, the emotional state of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under tourism intervention, as well as the issue of village-level differences, remain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aking four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Ziquejie Terraces Region area as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employ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Utilizing factor analysis and nonparametric tests, it examin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nd village-level variations in farmers' emotions under tourism interven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sense of fulfillment, happiness, and secur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three senses of livelihood" among farmers in the four villages generally exhibit positive states, with scores across all dimensions falling within the high range [3.5, 5]. Significant village-level differences exist within specific sub-items of each dimension. (2) Village-leve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ar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quality of life and infrastructure. (3) Village-level differences in sense of gain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ome levels, and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4) Village-level variations in security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cultural security, labor safety, and traffic safe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 multi-stakeholder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pathway for emotional adaptation among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s proposed. This study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village-level variations in farmers' emotions with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under tourism intervention,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emotional geography; farmer; three senses of livelihood; Ziquejie Terraces

Cite this article

LI Si-jia , ZENG Can , HU Xin-yue , ZHAN Di , ZHAN Lin . Impacts of tourism intervention on farmers' emotional adaptation and village heterogeneity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four villages in Ziquejie Terraces Reg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10) : 2633 -2651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04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地区与周边环境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相互作用、发展和适应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价值的农业景观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宝贵遗产[1]，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2]，直接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景观多样性、农业文化代际传承和农户生计改善。中国从2015年《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制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再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均强调了农耕文化与农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3]。近年来，学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关注也深入至不同领域，当前有关研究从遗产地自身价值及发展保护[4,5]、景观特征分析[6]逐步过渡到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关系[7-9]、遗产地旅游活化探析[10,11]等方面。学者从旅游参与[12]、社区角色认同[13]、遗产价值认知[14]等方面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与保护，均证实了农户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乡村遗产传承的主体[15]。旅游业的推进让农业文化遗产地进入了发展的快速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户作为这些影响最直接的感受者，是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以旅游为核心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更应当关注社区农户的情感与心理感知[2]，从情感方面予以引导，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随着人文地理学“情感转向”思潮的出现[16]，情感逐渐融入了文化地理空间，在地方和环境中的呈现与表征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有关情感地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感”[17]、“地方依恋”[18]、“地方认同”[19]与情地关系[20]，案例地的选择偏向于城市街区、旅游地、特殊空间等[21-23]。“情感”被视为个体对特定环境或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心理体验和主观反应[24]，它涵盖了情绪、感受以及对这些体验的认知评价与判断，因而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的空间场所成为情感形成的关键因素。针对农业文化遗产地这一特殊空间的情感维度研究主要集中于游客感知层面，如游客的原真性感知[25]、景观意象感知[26]等，也有涉及农户情感旅游响应的研究，如武文杰等[27]探讨如何协调遗产地女性居民参与旅游发展问题，鼓励旅游增权；王博杰等[28]探究农户生态情感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现有成果多从物质性的经济、社会空间对人的地方性进行考量，缺乏在宏观政策背景下将农户情感变化于旅游介入下村域差异的语境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中国是农业大国，耕地是民生之本[29]，而农户又是“三农”问题的主体和重心，将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生存和生产空间的农户是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主体，其情感也将随着旅游介入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动态变化而发生重构。因此，以情感作为切入点探究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更为精准的指导，还能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长期稳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将情感地理学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新视角丰富了情感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为深入的人文关怀和理论支持。
基于此，以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遗产地农户情感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旅游介入后引起遗产地多要素变化下农户的情感状况，探究村域差异下旅游介入对农户情感的影响，并分析不同村落间情感差异的成因，进而梳理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农户情感的内在联系，以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改善。同时，也利于农业文化遗产多元价值的维系、挖掘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矛盾，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

1 情感的维度构成与指标选取

1.1 情感的维度构成

Williams等[30]将场所情感划分为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两个维度；Hay[31]以熟悉感、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与根深蒂固感5个依恋程度不同的维度来解释场所情感；陈驰蕊等[29]在精准扶贫语境下，将脱贫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确定了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等5个维度，以此来解析农户对地方的情感重构。本文的农户情感特指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介入语境下测度的农户情感，解析遗产地农户情感必然需要对农户情感的研究维度进行合理的把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将“民生三感”作为衡量群众是否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民生三感”的持续关注，彰显了党中央将人民福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基石。民生与情感紧密相连，“民生三感”本质上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社会环境和个人安全的主观情感体验[32]。目前，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已有诸多关于“民生三感”的研究，对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间的关联性也取得了广泛共识[32-34]。具体来说，获得感反映了个体对权益或利益满足的心理状态，也体现于反映民众对于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红利的内心期望[35]。幸福感源于人民群众在满足稳定生活环境、社会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等基本需求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持久的情感和认知状态[36]。安全感是指在良好秩序环境和健康身心，以及稳定心理预期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等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37]。因此，选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分析农户情感重构的三个维度，并在旅游介入这一现状的影响下，探析农户情感在村域间的差异。

1.2 指标选取

遵照“民生三感”的内涵与特征，结合国内各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根据农业文化遗产地紫鹊界梯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甄选以下测项构建指标体系。获得感维度的测量参考了路锦非[38]、赵思祺[32]等的研究，选取了就业机会、收入水平、补助津贴、诉求解决、文体事业5个指标。幸福感维度的测量参考了段忠贤等[39]、蒲实等[40]的研究，针对农户这一群体，选取了群体关系、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管理服务5个指标。安全感维度的测量参考了王俊秀[41]、唐任伍等[42]的研究，并依据需求理论，选取了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秩序治安、劳动安全、交通安全5个“安全”指标。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

紫鹊界梯田位于湖南省新化县西南部的水车镇境内，水热资源条件组合良好，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紫鹊界梯田的发展优势，使其拥有大面积的梯田，在长期垦殖的发展中形成了“稻作文化为主，渔猎文化为辅”的独特多民族传统文化，建构起了一套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成熟的耕识体系。2008年被评为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向外界游客开放；2013年被认定为中国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已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本文选取的案例地是水车镇的四个行政村，分别是锡溪村、正龙村、吉寨村和紫鹊界村，选择原因如下：（1）这四个村落在紫鹊界梯田区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是具有不同旅游介入程度的四个案例村，涵盖了不同类型的景区管理区域，能够全面反映旅游介入对农户情感影响的多样性。锡溪村和紫鹊界村拥有特级景源，代表了旅游资源丰富且旅游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正龙村作为严格控制下的管理保护区，旅游业和外来资本投入相对较多，代表一般介入情形；而吉寨村作为非核心景区，提供了一个旅游介入相对薄弱条件下的参照点。（2）不同村落的旅游介入程度不同，从高度介入到严格控制，再到非核心区域的较低介入，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梯度来分析不同程度的旅游介入如何影响农户的情感，这种多样性使得案例地能够覆盖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介入的不同阶段和保护状态，增强了案例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2.2.1 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于2024年4月23日至4月30日、6月2日至6月10日两次赴案例村落开展实地调研，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入户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遗产地旅游介入情况和农户情感相关数据资料。在正式调研前，对紫鹊界梯田的相关报道、县志、旅游宣传资料等进行了查阅整理，初步了解案例地旅游发展的大致情况及农户的生计状况，以确定调研的访谈重点和问卷结构。调查问卷基于上文确定的农户情感维度来进行设计，并经过了反复验证和预测试以确保其有效性。问卷的第一部分收集了农户的家庭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民生三感”测度量表，形成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维度的15个具体测项，采用Likert 5级标度法，一般而言，[1,2.5) 为情感得分低值,[2.5,3.5) 得分一般,[3.5,5] 为情感得分高值[43,44]。问卷发放地点涵盖了多个农户活动场所，如田间、乡道、市场等，每村派发问卷90份，4村共计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32份，问卷有效率为92.22%。
在数据整理和分析阶段，主要借助SPSS、AMOS、Exce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整理。
首先，在信效度检验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提取出公因子，获取因子载荷阵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事先定义的维度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其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平均方差抽取值AVE和组合信度CR，考察问卷各维度的收敛效度及拟合实际数据的能力。最后，测算出案例村“民生三感”测度的平均值，通过均值对比不同村落农户情感的差异，再采用非参数检验不同维度和不同村落间差异性。另外，为了弥补定量方法难以呈现带有农户“体温”的情感在真实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流动，在四个行政村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基于农户在村庄中的代表性和多样性来选取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包括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居住时长的农户，以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在村内的生活状态变化和在地感知为讨论起点，引导被访者讲述其真实生活经历和感受。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访谈记录，形成翔实的录音与文字材料，作为数据分析的补充资料（表1）。
表1 访谈者及其基本信息

Table 1 Interviewers and their basic information

编号 受访者 受访人数/人 受访者职业
X1~X8 锡溪村村民 8 X1~X4（个体务农）、X5~X6（民宿经营者）、X7（合作社务农）、
X8（村干部）
J1~J7 吉寨村村民 7 J1~J3（个体务农）、J4（教师）、J5（村干部）、J6~J7（零售经营者）
Q1~Q9 紫鹊界村村民 9 Q1~Q5（合作社务农）、Q6~Q7（合作社管理者）、Q8~Q9（民宿经营者）
Z1~Z7 正龙村村民 7 Z1~Z4（个体务农）、Z5（零售经营者）、Z6（民宿经营者）、
Z7（村干部）

2.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问卷农户样本的基本情况。根据样本数据，男性受访者占比49.7%，而女性受访者占50.3%，性别分布相对均衡；在年龄分布上，46~60岁的中年人群（52.1%）是最主要的受访群体，其次是61~70岁的老年人群，占比22.9%，而处于年龄段两端的受访者较少；被访的农户中大多数教育水平偏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比较高，达到42.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仅占4.8%；从居住时长上看，82.8%的受访者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居住了30年以上，对案例地十分熟悉，因而能很好地反映居住感受，可信度较高；年收入在10000~29999元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37%，而年收入在70000元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最低，仅占5.4%。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被访农户群体类型占比不一，获取的样本数据类型多样，为进一步探讨旅游介入对农户情感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表2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基本属性 分类 样本量/个 比例/% 基本属性 分类 样本量/个 比例/%
性别 男 165 49.7 学历 大专及以上 16 4.8
女 167 50.3 中专及高中 24 7.2
居住时长/年 >30 275 82.8 初中 40 12.1
20~30 38 11.5 小学 110 33.1
10~20 19 5.7 小学以下 142 42.8
年龄/岁 ≤18 3 0.9 年收入/元 ≥70000 18 5.4
18~30 10 3.0 50000~69999 43 13.0
31~45 47 14.2 30000~49999 66 19.9
46~60 173 52.1 10000~29999 123 37.0
61~70 76 22.9 ≤10000 82 24.7
≥71 23 6.9

2.2.3 信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

用Cronbach's α系数值和KMO值分别检验问卷的信度和结构效度。从检验结果来看（表3），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7。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情感维度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9、0.841、0.847，满足>0.7的标准[45,46]，这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KMO值衡量的是变量间的共同度，其值>0.6且越接近1，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好，效度越高。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KMO值为0.820，符合位于0.5~1.0的标准[46]，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公因子 测项 因子载荷 特征值 累计方差贡献率/% 标准化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值AVE		 Cronbach's α
系数
获得感 就业机会 0.892 0.933 0.777
收入水平 0.751 0.688
补助津贴 0.779 3.820 21.593 0.675 0.862 0.560 0.859
诉求解决 0.786 0.691
文体事业 0.775 0.723
安全感 环境安全 0.872 0.911
文化安全 0.776 0.661
秩序治安 0.733 3.009 42.466 0.631 0.847 0.533 0.841
劳动安全 0.701 0.574
交通安全 0.823 0.820
幸福感 群体关系 0.879 0.883
生活质量 0.826 0.769
经济发展 0.768 2.581 63.333 0.707 0.851 0.537 0.847
基础设施 0.739 0.646
管理服务 0.724 0.631
接着，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因子构成与合理性。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对量表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0.5，表明了量表所有题项均具有有效性，因子间的区别效度和聚合效度较好。同时，在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上提取了3个公因子，根据各因子中变量的内容含义，提取出来的3个公因子与量表初始设定的获得感维度、安全感维度、幸福感维度高度相符，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333%，因而可认定这3个公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根据“民生三感”各测项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的平均方差抽取值AVE和组合信度CR，对量表各维度的收敛效度进行检验。一般情况下，AVE值大于0.5，CR值大于0.6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46]。根据表3，各变量的AVE值>0.5，组合信度均满足>0.6的标准，范围在0.8~0.9之间，二者共同说明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模型的主要指标X 2/df=1.789<3，CFI=0.968、GFI=0.942、IFI=0.969、TLI=0.962、NFI=0.932、AGFI=0.920、RMR=0.030，拟合度较好。

3 紫鹊界梯田区域农户情感村域差异及调适分析

3.1 农户“民生三感”总体特征分析

在紫鹊界梯田区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的“民生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成了评估农户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的关键指标。通过分析不同村落农户的“民生三感”得分（表4）可以初步了解到农户情感状态的一般趋势和潜在的动态变化。测度结果显示，四个案例村农户“民生三感”总体得分均高于3.5，表明农户对于旅游介入下的民生状况呈现出积极感知，其中安全感得分（3.872）最高，幸福感（3.828）、获得感（3.624）次之。
表4 农户“民生三感”村域分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village subgroups of farmers' "three senses of livelihood"

因子 测项 总体均值 标准差 各村均值
锡溪村 吉寨村 紫鹊界村 正龙村
幸福感 群体关系 3.828 4.056 0.885 3.691 4.044 3.896 3.995 3.969 4.264 3.768 3.944
生活质量 3.744 0.846 3.486 3.870 3.972 3.660
经济发展 3.732 0.860 3.592 3.792 3.924 3.639
基础设施 3.768 0.821 3.576 3.927 3.833 3.736
管理服务 3.842 0.923 3.761 3.896 3.854 3.861
获得感 就业机会 3.624 3.758 0.807 3.471 3.505 3.718 3.833 3.761 3.924 3.660 3.632
收入水平 3.605 0.808 3.424 3.712 3.836 3.500
补助津贴 3.526 0.793 3.484 3.625 3.507 3.505
诉求解决 3.622 0.865 3.443 3.736 3.653 3.696
文体事业 3.610 0.811 3.438 3.688 3.885 3.967
安全感 环境安全 3.872 4.101 0.737 3.639 3.981 4.043 4.264 3.863 4.160 3.961 4.016
文化安全 3.645 0.802 3.464 3.626 3.611 3.917
秩序治安 3.803 0.799 3.615 3.889 3.889 3.864
劳动安全 3.676 0.837 3.479 4.007 3.516 3.813
交通安全 4.136 0.710 3.854 4.431 4.139 4.196

3.1.1 幸福感总体特征

四村受访农户的幸福感得分均值为3.828，总体处于高位值。幸福感的总体高分值揭示了农户对当前生活状态的积极情感评价。这种幸福感来源于多方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具体来看，群体关系这一指标的均值（4.056）最高，这归因于农业文化遗产地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深厚文化和互助精神，旅游介入让村内的互动和合作频率变高，增强了农户之间的群体关系，通过参与旅游带来的相关活动，农户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更强的社区凝聚力。对于村内农户而言，在这样一个熟人社区，传统的社交关系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依然能够维持“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有困难或是需要帮忙的还是会尽量去帮”的融洽状态，和谐的邻里关系维护着完整的社区网络，集体认同产生的尊严和自豪提升了农户的幸福感。经济发展的均值为3.732，虽然分值处于幸福感维度的末尾，但仍然能反映出旅游介入对提升农户生活条件的积极作用。自2013年紫鹊界梯田被提名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新化县政府积极举办了一系列文旅活动，如遗产保护研讨会、“紫鹊春天会”大型节庆、参与“米兰世博会”和“大地艺术节”，推动了梯田租赁和旅游扶贫计划的实施，以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随着扶贫工作组的驻村扶贫，在水车镇党委的配合下，各村党支部进行了改组，村内服务和管理工作得到了更有效的实施。通过实施旅游项目，部分农户得以参与到旅游服务和产品销售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收入。

3.1.2 获得感总体特征

获得感的总体得分（3.624）处于高位值，表明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实际的利益和权益，这种感知与农户的情感满足紧密相关。但相对而言获得感得分小于其他两个维度，尤其在补助津贴这一项得分（3.526）处于该维度低位，表明了旅游规划后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帮扶力度依然有待农户的进一步认可。在紫鹊界梯田区，奖罚分明的制度让做出不同生计选择的农户面临不同结果。土地认租和流转梯田的可获一定数额的奖励，农户主动种植梯田来维护梯田景观能够获得每亩400元一年的补助津贴（1亩≈667 m2），而弃耕弃种且一定限期内未复耕的农户则要被收回土地使用权。差异化的家庭基底和福利水平使得从事不同产业的农户群体的获得感显现出分裂态势。诉求解决这一指标3.622分低于这一维度的整体均值3.624分，各村的均值也比较均衡，旅游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完善，通过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农户可以更方便地反映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效率和效果仍有待提高。村内农户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大部分的事都是靠自己或者邻居去解决，涉及旅游介入过程中资源利益分配不均和管理效率问题则超出了村委会与社区中心能解决的范围，有效的沟通渠道和诉求的响应还有待加强建设，村委会应对矛盾纠纷的体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收入水平这一指标的均值（3.605）并不算很高，并且在村域间出现比较大的差异，这与季节性产业需求以及村域发展的定位有关，丰收月份和旅游旺季的经济收入相对更高，收入水平的提升带动农户获得感的显著增强。由此可见，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社区认可，个人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的获得依然存在提升空间，这些正面情感体验的营造是获得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3.1.3 安全感总体特征

安全感总体均值（3.872）处于“民生三感”均值之首，反映了农户对生活环境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信任，这种安全感与农户的情感安宁和对未来的信心密切相关。农户在访谈中提到了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以及对安全秩序的依赖，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们安全感的情感支撑。维度内的交通安全（4.136）和文化安全（3.645）两个指标分差最大。紫鹊界梯田区作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但随着旅游业发展，外来文化和商业化逐渐侵蚀了本土文化特色，出现了文化同质化的现象。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农户，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不够重视，经济压力也迫使着农户逐渐忽视甚至放弃传统文化活动，导致文化安全感受到威胁。

3.2 “民生三感”村域差异对比分析

对于紫鹊界梯田区四个村的农户情感差异的对比，除了将他们作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之外，还可以将他们的情感变化看作一个完整的演变过程。将农户情感的村域差异视为同一人群在旅游活动介入后，不同村落的农户在“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个维度下15个测项的得分出现了差异。本文采用的是Likert五分制量表进行数据采集，鉴于所得数据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故选用非参数检验来推断四个村落的情感分布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若某一维度上的单个测项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则说明不同村落农户在该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2.1 幸福感村域差异分析

在幸福感维度上，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测项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表5）。正龙村与紫鹊界村作为景区的中心，在政府的整体出资改建和维护下，基本的道路路灯、卫生设施、房屋外立面等都做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正龙村，作为拥有上百座古民居的传统古村，随着游客的增加，古民居基本都进行了维修和翻新，建筑间错综复杂的土路也铺上了石板，无疑便利了村内农户的生活。“这个道路改观还是比较大，从泥巴路改成石板路，旅游带来的这个改变对老百姓来说是收益最大的，每家每户都通路，不管哪家哪户都一样的，我们肯定很支持了”（Z1）。吉寨村作为前往不同核心景区的“分岔路口”，从路面硬化到亮化设施都满足了游客和当地农户的需要，并且作为位于山脚下的非核心景区及区域经济中心，它拥有更完备的生活服务，例如小商超、快递收发点、社区诊所等，修建了可供村民娱乐的广场，并且整个片区安置房的建设也选址于此，因而吉寨村的农户对于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3.927）是四个村中最高的。“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很好，生活很方便。广场上经常组织文化活动，大家参与度都很高，幸福感也上来了”（J1）。旅游介入不仅改善了农户的物质生活条件，还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社区互动，增强了农户的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是幸福感动态变化的重要体现，幸福感从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逐渐转变为对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表5 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的村域差异显著

Table 5 Significant village differences in quality of life and infrastructure

群体关系 生活质量 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 管理服务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 7.304 15.322 6.932 8.112 0.778
自由度df 3 3 3 3 3
渐近显著性 0.063 0.002** 0.074 0.041* 0.855
a.分组变量：村落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0.01，下同。

锡溪村作为这两个题项均值最低的一个村落，尤其是农户对于生活质量的感知低于3.5分，原因在于作为核心景区，其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游客步入的区域得到了较好的完善，农户居住的区域却存在疏漏。除此之外，由于该村的上片在山上，需要经过一长段的盘山路才能到达，难以便利地享受到山下的生活服务，生活质量也因此降低。解决基础设施不完善和资源倾斜问题是锡溪村民最大的心愿，对生活便利性的渴望影响着每一位锡溪村人。“最起码一点，你像这个好多村的机耕路基本都还是泥巴路，但是下面那个村，每户都通了路，那个路灯都是通到了每户，那我们没有搞的理由是什么嘞，我们这里好歹也是核心景区，我们的景区特色就是不装灯……我还是希望政府把景区搞好嘞，多增加一些娱乐设施”（X1）。
当地顺应发展步伐，及时提供满足农户需求的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为农户提供稳定和安全的生活基础，居民与地域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得到加强，这种体验是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削弱农户无奈、担忧等情感。若是村落囿于困境无法及时提供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农户对于幸福生活的需求，那么居民与该地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可能会由亲近转变为疏远，甚至可能出现幸福感的缺失。

3.2.2 获得感村域差异分析

在获得感这一层面，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这三项在村域间的差异最为显著（表6）。
表6 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的村域差异显著

Table 6 Significant village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ome levels, and cultural and sports programs

就业机会 收入水平 补助津贴 诉求解决 文体事业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 13.245 8.632 1.538 5.382 10.301
自由度df 3 3 3 3 3
渐近显著性 0.004** 0.038* 0.673 0.146 0.017*
a.分组变量：村落
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村域差异是旅游介入程度的经济体现。紫鹊界村的就业机会（3.924）和收入水平（3.836）都位列四村之首，因其辖有特级景源的区位优势，大部分游客选择在此观景和消费，也吸引了大量的旅游相关投资，包括酒店、餐饮和旅游服务等，为当地农户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这种高获得感促使农户更积极地参与旅游服务和产品销售。经实地调研发现，在紫鹊界村已有数十家由当地农户开办的民宿和农家乐。此外，旅游业要求荒田回溯，以差异化的梯田遗产景观以吸引客源，为提升改造效率，紫鹊界村设立多个水稻种植合作社，大力复垦观景台视域范围的稻田。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下，米业公司同合作社达成协议，统一管理农户，负责后续的大米加工和销售。“我们家里几亩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在合作社做事要比自己种田赚得多得多，我们两公婆做得多的，虽然辛苦，但是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块钱收入……”（Q2）。“我们这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米业公司叫国粮米业，把我们这个合作社收购了，从种到收全部由他来负责，把这些闲散的劳动力都用上来了。解决了劳动力和发工资的问题，也鼓励了一批农户来参与梯田景观的维护和建设，把我们遗产地的招牌打出去”（Q6）。紫鹊界村的农户们普遍认为，得益于旅游开发政策的实施，紫鹊界梯田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美好生活的希望，使得居住于此的农户的获得感日益增强，从而在情感层面上促进了农户与地方的紧密联系，进而增强了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参与度。相比而言，锡溪村的收入水平的满意度感知一般（3.424），低于3.5分。原因在于锡溪村合作社管理工作不到位，加之地理和资源分配上的局限，使得大部分农户选择自己种植梯田，依然处于小农经济模式，基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除此之外也有极少数农户选择开设民宿，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鲜少。相较于其他村落，锡溪村的农户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挑战和困境。这种相对滞后的发展状况，削弱了农户对于社区发展成果的共享感，农户的获得感相对较弱。
文体事业这一要素则体现了旅游介入后农户对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感知。正龙古村农户对于文体事业的感知满意度最高（3.967）。正龙古村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上百座干栏式板屋风格的古民居，因而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资金用于古民居的维护和修缮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旅游旺季时村内的古戏台表演和九曲回龙宴成为村内文旅的“名片”，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带动下，村内修建了带有农业文化遗产地元素的“水酒坊”“糍粑坊”等体验馆，通过承接研学活动来展示和发展农耕文化，农户们也在文化活动事业中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和自我实现的平台。“这里时不时就会有外面学校的学生过来体验这些农耕劳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舞龙灯，唱戏啊，毕竟我们是很古的村子了嘛，有外面的人来游玩了之后，我们搞活动也搞得多了，大家也愿意出份力”（Z5）。农户们普遍反映，随着文化设施的完善和文体活动的增多，文化自信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加强。文体事业的繁荣让正龙村的农户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不仅为农户带来了物质上的改善，更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赋予了他们新的活力和希望，对村庄未来发展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获得感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就业机会方面，还体现在农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中。随着旅游介入的深入，农户从单纯的经济收益逐渐转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参与，这种转变反映了从功能性需求到精神性需求的动态变化。反观锡溪村，文体事业得分低于3.5分，说明农户对于这一要素的感知一般。据实地调研了解到，锡溪村的各个景点主要为梯田景观，观景台是游客的主要步入点，且整体村落布局相对分散，仅有一个戏台建在梯田观景台边，使用频率也不高。

3.2.3 安全感村域差异分析

安全感这一维度，案例村在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三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表7）。正龙村文化安全感（3.917）均高于其他村，一是受益于文化保护项目和旅游推广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文化遗产的可见度，也提高了农户对地方空间的认同与自豪感。二是旅游介入带来了额外的资金和资源用于维护当地的古建民居，尽管旅游使得私有空间被赋予了一部分公共属性，但文化空间的存续让农户们拥有了更多的地方掌控感。“我们村里人都信龙，逢农事、喜事、大事的时候都会舞龙，这些我们还是会讲究的，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肯定不会丢……只要房子在，人就在，几代人传下来老屋，看到老房子在，我就心安”（Z7）。“老辈的延续你是想变都变不了的，像我们这个打龙灯还是有的，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嘞，现在旅游搞多了，节假日也会搞活动，游客也都喜欢看，这些文化我们肯定愿意长期保存下去的，毕竟这是我们的根”（Z6）。正龙村在旅游介入的过程中，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文化推广活动不仅增强了村民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也为外界提供了了解和体验当地文化的机会，从而提升了村民的文化安全感，也更愿意为保护文化遗产出力。
表7 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的村域差异显著

Table 7 Significant villag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security, labor security,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环境安全 文化安全 秩序治安 劳动安全 交通安全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 6.358 8.811 7.498 20.885 28.341
自由度df 3 3 3 3 3
渐近显著性 0.079 0.032* 0.058 <0.001** <0.001**
a.分组变量：村落
锡溪村在文化安全感方面得分（3.464）最低。锡溪村的文化遗产丰富度不及正龙村，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并且缺乏足够的文化活动和教育项目导致农户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不足，一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和手工艺活动因缺乏足够的保护和传承，逐渐被边缘化，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安全感。“新化山歌现在都是老一辈会唱喽，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就是在家里面也不愿意学……傩戏以前有，政府宣传得好，现在也很少了”（X3）。外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入也在农户迎合游客需求时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如何在此情境下传承“我者文化”，让“主客文化”共存交融，依然作为一个问题困扰着农户。
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两项指标在吉寨村得分最高，分别为4.007分和4.431分。研究发现，吉寨村拥有较完备的数字设施，受益于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风险。位于山脚下较平坦的地形成为了吉寨村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发展的基础，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较弱的旅游介入并未对社区农户的生产习惯带来影响。而位于山上的锡溪村劳动安全指标（3.479）得分低于3.5分，交通安全得分也位于四村最低位。该村存在着道路条件不佳、交通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游客进入锡溪村的观景台只有一条道路，坡陡、路窄、弯急，这在旅游旺季时增加了交通事故的潜在风险，并且锡溪村的梯田改造和种植仍然依赖于传统的人力密集型的传统作业方式，在集中耕种期或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坡度较大的梯田带容易成为安全事故高发区。“毕竟我们这里还是在坡上，不比下面平地好走，特别是有游客来的时候，他们也喜欢过来凑热闹，体验种田这个事，还是很容易摔倒的”（Q1）。劳动场所的复杂性，加上村落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和警示标志，以及游客步入不熟悉的空间，这都会增加劳动空间的混乱和不安全因素，从而削弱农户的劳动安全感。

3.3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民生三感”的调适路径

在紫鹊界梯田区，旅游介入作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显著提升了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平，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对农户情感体验的复杂影响，积极情感可以激发农户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正向行动，而消极情感则会削弱这一目标行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引力效应导致旅游介入的不平衡，引起农户“民生三感”的变化及村域差异。农户“民生三感”与旅游介入相互作用，一方面旅游介入又会影响农户“民生三感”的塑造和延续，情感的村域差异和不平衡外显；另一方面农户“民生三感”将响应旅游介入引起的生活形态重塑，做出应对行为。基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在旅游介入视角下，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治的农户情感优化调适路径，构建以农户认知为内部核心力量、政府统筹与企业推动为外部力量的逻辑框架（图1）。具体路径如下：
图1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调适逻辑框架

Fig. 1 The logical framework for emotional adjustment of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1）形成政府行动为主导的管理力量，统筹集体协调发展。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介入情境下，政府行动作为主导力量，对农户“民生三感”的提升机制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紫鹊界梯田区域农户的“民生三感”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状态，但各村落间的物质与非物质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旅游介入效果的不均衡性，揭示了不同村落在旅游介入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特定需求，也凸显出了农户情感状态的复杂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细致考量如何平衡各村落间的利益，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强化薄弱环节的建设，以避免农户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促进村落和谐与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首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落的扶持力度，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村域间的发展均衡性。在与企业建立政策沟通机制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来促进企业资源向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倾斜，鼓励企业投资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户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观认同和满足感。其次，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资本[47]，因而提升文旅协同发展意识能够有效促进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安全感。把握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深厚底蕴以及村域文化禀赋的独特性，见势创建多元化的文化活动，通过举办文化讲座、技艺交流等形式，重现在地文化场景，从物质支持到精神营造的转变，既能增强农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感，培养年轻一代对本地特色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又能进一步提升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最后，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让农户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确保政策的实施更加贴近农户的实际需求。
（2）优化企业行动为辅助的推动作用，引导履行社会责任。前述研究发现，尽管遗产地内已经存在了“合作社+企业”的发展模式，转变了一部分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仍有部分村落农户存在就业难、收入低的问题。企业作为遗产地发展过程中活跃的市场主体，应进一步优化与农户的合作机制，与农户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帮助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水平来直接影响农户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满意度。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尊重并保护当地文化，共同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增值，如农耕文化体验、紫鹊界贡米、特色茶叶等，在满足农户的功能性需求的基础上，还增强了农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企业可以参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在旅游介入程度较高的村落，可以通过投资改善交通、卫生和休闲设施，提升农户的日常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另外，依托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推广“企业+产业+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通过企业提供的优质技术支撑，结合基地在技术培训、种植指导、产品推广和市场销售方面的专业管理，激励其他村农户广泛参与到种植活动中。在数字助农时代的当下，企业也要与时俱进，如采取直播带货、进驻电商的方式来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一村一品”产业联盟，通过产业链与销售链的整合与协同，实现农户增收和区域经济的增长，帮助农户拓宽市场，进而达成产业振兴和民生改善的目标。
（3）强化农户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参与和归属意识。根据复杂系统理论的观点，系统内的主体不仅是具有自我目标和主动性的活跃参与者，而且它们与环境的互动是推动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动力[48]。农户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主体，其对环境的认知和互动是情感重构的核心驱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知是情感形成的基石，而情感又是行为的源泉[49]。只有当农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者之间达到协调一致时，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呈现积极态势。因此，在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增强其参与感与归属感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创造条件，通过优化旅游介入的方式和程度，有效提升农户对遗产地旅游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的认知，进而促进其积极参与到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来，增强农户的社区主人翁意识以及对地方的掌控感和归属感，实现情感上的积极变化，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将本地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创新传统生产和服务模式，提高经济收入，扩大农户参与旅游服务的范围，直接享受旅游产业带来的红利。不仅能让农户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还能使他们在保护与发展中找到平衡，共同守护这片紫鹊界梯田的绿水青山，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从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视角出发，以紫鹊界梯田区为例，基于情感地理学理论，建立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维度用于农户情感测度，对旅游介入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四个案例村落的农户情感村域差异及调适路径展开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更强调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更关注旅游活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对生计的直接影响，旅游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质空间、经济收入和设施服务的改善。紫鹊界梯田区农户的“民生三感”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状况。旅游活动的多维度、动态介入过程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各区域的经济、地方文化和社区环境等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农户作为地方发展的利益主体和环境变化的直接感受者，他们的情感在此过程中被不断形塑。具体而言，安全感得分最高，幸福感次之，获得感相对得分最低。（2）不同村的农户在“民生三感”的各个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幸福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吉寨村、正龙村与紫鹊界村基础设施得到完善，社会服务更丰富、文化活动更多样，农户的幸福感处于高位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落后的锡溪村，农户的幸福感一般。获得感主要受到旅游介入带来的经济机会和政策支持的影响，村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等方面。吉寨村和紫鹊界村的农户因参与旅游经营和服务业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就业机会，正龙村的文体事业因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活动频繁得到积极发展，从而提高了获得感。锡溪村旅游开发程度较低，管理工作欠缺，农户的获得感相对较弱。安全感的村域差异体现在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三方面，正龙村文化存续得当，吉寨村交通设施完善、劳动秩序良好，农户的安全感较高；锡溪村文化流失问题突出，紫鹊界村劳动安全存在隐患，农户的安全感一般。（3）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调适的过程中，农户的自我认知与发展构成了核心动力，政府的策略与企业的参与则分别扮演着主导与辅助的角色。政府政策与企业活动如何通过重塑乡村的物质、经济与社会空间，进而影响农户的认知结构，触发情感的重构。情感作为行为的重要驱动力，“民生三感”的积极与消极变化对于农户的目标定向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积极情感的培养与消极情感的削弱，对于维持与增强农户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参与至关重要。

4.2 讨论

研究发现，旅游介入作为一种外部动力，为农户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和收入来源，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但也带来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对农户的情感体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这些影响在不同村落间存在显著差异。对比案例村农户情感的村域差异提出调适路径，可为同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经验借鉴。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着重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发展路径，通过“民生三感”这一情感视角，剖析旅游介入对农户情感状态及遗产地发展的影响，以及多方协作促进农户情感正向调适的必要性。同时也需要关注到，在旅游介入过程中农户情感的需求出现了功能性向精神层面的转变，这一状态的村域差异对后续旅游开发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于情感动态变化的研究多在不同人群以及阶段性等维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农户情感状态的动态变化和差异，以及这些变化对外部环境影响的响应，为情感地理学中关于情感动态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也为理解农户的情感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仍存在若干局限性：一方面，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辅以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来最大程度地获取农户完整的情感感知，但数据仍未能全面覆盖农户的深层次情感体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研究的时间跨度未能充分观察和分析长期旅游介入对农户情感的动态变化，且缺少对受访农户的持续追踪调研。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构建的多维度情感测度框架，虽然提供了从宏观角度量化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影响的指标体系，但不同研究尺度、不同村落区域以及同一村落在旅游介入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具体情感测度指标的选择和权重分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构建和应用具体的情感测度指标体系时，需要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区域发展的特殊性，以确保测度结果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本文立足于旅游介入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影响的实证分析，构建了以“民生三感”为核心的情感测度量表，这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量化研究的一次创新尝试。随着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深入，相关农户情感数据和社区反馈将不断积累，为情感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未来可基于更广泛的数据集，探索农户情感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与旅游介入策略的关联性，以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解读农户情感的复杂性，力图把握当地人地关系的演化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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