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planning system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O Xiao-shu; HUANG Xiao-yan; SHAN Wei-dong; CHEN Jun

doi:10.31497/zrzyxb.20251001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10: 2591 - 260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1001

Ob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planning system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O Xiao-shu ^,¹ ,
HUANG Xiao-yan ² ,
SHAN Wei-dong ³ ,
CHEN Jun ^,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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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3.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30, China
4. 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10083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25

Revised date: 2025-07-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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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pe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The essence of territorial space lies in the orderly support of human activities,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the bottom line i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erritorial space. The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constitutes an organic whole centered on the human-nature system,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systems within a defined spatial range according to specific ordering principles. It comprises a static system grounded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dynamic system driven by human activities.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arises from the circulation and energy flows of human and natural materials, manifesting as interlinkages among food, water, energy and ecology. This system exhibits spatiotemporal continuity, nesting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nd scales, and demonstrates the transience and mobility inherent to resulting flow spac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require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ltimately achieving enduring sustainability within the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rogression facilitates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human-nature system; planning system

Cite this article

CAO Xiao-shu , HUANG Xiao-yan , SHAN Wei-dong , CHEN Jun . The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planning system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10) : 2591 -2601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01

国土空间是各类自然资源要素载体及其所构成的功能体系，也是人与自然相互塑造和共同作用的物质空间载体^[1,2]。近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地球表面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单元的若干个国土空间。在这一进程中，人地关系不断趋于复杂，逐渐呈现出高度耦合性与系统性。人类社会系统与以地球表层环境为基质的自然系统深度融合，构成复杂且动态的人地系统。人地系统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组织上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过程，并在具体的国土空间框架中得以实现。

国土空间体系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结构与内在关联形成的综合性整体。它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结构，本质上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国土空间有机整体。该体系既涵盖以自然资源为本底的相对静态结构，也包含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动态演进过程。

人类生存建立于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水、粮食、能源与生态要素等，作为关键纽带共同支撑了国土空间体系的构建。人类与地球环境持续互动，最终在地表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空间印记，城市、乡村和区域为代表的“人类关键区”，正是具体体现。人类关键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载体，为人类提供了健康、舒适与安全的生存空间。人类活动的加速化发展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使得国土空间呈现时空压缩的均质化状态^[3,4]。国土空间体系在地球表层系统中表现出自然系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人地系统的相似性与趋同性。

1 国土空间及其理论基础

1.1 国土空间的本质

国土空间本质是支撑人类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包含了国土空间价值实现、国土空间安全保障、国土空间演化机理、国土空间优化调控。国土空间价值实现体现在经济价值（GDP）、生态价值（GEP）、文化价值（传承力Inheritance）、社会价值（凝聚力Cohesion）等方面。国土空间安全保障体现在疆域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人类社会追求的国土空间价值实现是以高质量可持续为目标，国土空间安全保障是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基本底线。国土空间演化机理是探讨国土空间的支撑基础、价值实现、安全保障，以及历史演进的科学规律。国土空间优化调控需要建立在对国土空间价值实现、安全保障、科学机理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相对科学和符合规律。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是进行国土空间优化调控的主要手段。

国土空间的发展过程贯穿时空尺度的全维度。在时间维度上，其具有连续性特征，使得历史、现代及未来的空间形态均能在国土空间中得以体现。在空间维度上，国土空间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与多尺度嵌套特征。作为地理现象与过程的内在属性，空间尺度通常表征其发生、影响与研究的地理范围。国土空间作为一个综合性系统，其形态与功能可在全球、国家、区域、地方和社区等不同层级中得以辨识和解析。

1.2 国土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围绕国土空间治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理论基础与演化规律开展了大量讨论，但主要集中在国土空间的概念内涵^[5]、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6,7]、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脉络^[8]等方面。也有学者梳理了国土空间体系表述的形成脉络及内在逻辑，并从国土空间体系构建视角探讨国土空间治理的未来趋向^[9,10]。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重点梳理国土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1）国土空间价值均衡。国土空间的价值由人类实践所赋予，源于其承载的功能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切实效益。从本质上讲，国土空间的价值是其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客观属性与主体效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尽管国土空间在发展水平上存在不均衡，但其内在价值对不同主体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国土空间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与价值最优配置。因此，每一寸国土空间在价值层面上具有内在均衡性。推动国土空间资源实现资产化、资本化转型，已成为未来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与治理的核心。

（2）国土空间时空压缩。人类活动对国土空间的作用很大程度反映在可达性范畴的演进上：其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到涵盖多元地理要素，最终发展为系统性、集成化的综合可达性的演进过程。可达性是整合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可达性最初的含义是交通的可进入行。由于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时间与空间得以重新组合，进而引发了时空压缩或时空收敛^[11]。时空压缩理论指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与人间的互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社交活动所需的时间和距离被显著减少。

时空压缩效应极大地提升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从根本上重塑了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地理格局。综合交通网络为生产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动提供了通道，并直接引导人口集聚、产业布局和城镇发展方向，从而改变了区域间的时空关系，推动区域空间结构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此外，不均衡性是时空压缩效应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它将资源高度集中在某些节点和通道上，同时边缘化了其他地区。这种不均衡性深刻地重塑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加剧了地区间的分化。

（3）国土空间“五化并重”。国土空间涵盖以城镇居民生产生活为主体功能的城镇空间、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主体功能的农业空间，以及以提供生态产品和保障生态安全为主体功能的生态空间。这三类空间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城市化、城镇化、乡村化、生态化及自然化。

城市化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农业地域向非农业功能转变以及农业经济向非农产业转型的结构性变迁。城镇化特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社会空间过程；乡村化反映了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转型与价值重构；生态化强调国土空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与生态产品的供给；自然化则体现为自然过程主导、人类干预微弱的地域演变方式。推动城市化、城镇化、乡村化、生态化与自然化的协同互促，实现国土空间整体价值的优化与均衡，是一项兼具理论与现实复杂性的长期科学命题。

2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土空间体系建构的需求和约束

2.1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土空间体系建构的核心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既体现了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发展阶段，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主要特征包括：覆盖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其核心需求与约束条件共同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框架，并为国土空间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12]。

（1）人本价值导向的空间结构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本特征，要求建立覆盖14多亿人口的高品质国土空间体系。需突破传统“核心—边缘”二元结构，构建“城市群—都市圈—县城—乡村”多级协同的国土空间层级体系。重点破解三大矛盾：一是超大城市过度集聚与中小城市收缩并存的空间极化；二是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空间失衡；三是老龄化社会对适老化空间改造的迫切需求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通过人本价值导向的空间转型，确保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2）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治理创新。遵循国土空间价值均衡理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政策，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成果。

（3）生态文明基底的空间承载强化。中国以世界7.5%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支撑17.3%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形成特有的资源利用强度阈值。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空间治理必须建立“有限资源—高效利用—永续发展”的闭环逻辑，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承载力，城镇化不能超过自身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阈值，走绿色城镇化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安全韧性底线的空间保障重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构建：“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的国土空间格局，需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适应的安全治理范式。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的国土空间安全体系。重点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灾害风险，同时也需要将安全韧性需求从传统物理空间防护延伸至数字空间、生物空间等新兴领域，形成覆盖“基础资源保障—关键系统防护—极端情景应对”的全谱系安全国土空间体系。

2.2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土空间体系建构的约束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明形态，其国土空间建构面临多重约束条件的交互作用。这些约束既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是新发展阶段空间治理转型必须突破的瓶颈。

（1）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刚性约束。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开发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底线逻辑，遵循“自然系统阈值—人类活动强度”的动态平衡规律。根据《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报告（2022）》，全国63.5%的县域单元面临水资源超载风险，生态脆弱区面积达438万km²（占国土的45.8%）。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自然阈值”，通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对空间开发强度、布局模式和功能结构形成不可逾越的边界条件。这种多维度的资源约束体系，本质上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紧平衡”发展框架。

（2）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空间锁定效应，构成国土空间重构的深层障碍。胡焕庸线揭示的东西部发展梯度差异长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国土空间体系的整体效能。欠发达地区受限于财政能力与技术水平，在生态修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存在实施缺口，需通过横向生态补偿、飞地经济等机制弥补短板。同时，智慧国土建设依赖的遥感监测、大数据平台、AI决策支持等技术应用仍存在“东部先行、中西部跟进”的梯度差异，亟需构建全域覆盖的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体系。

（3）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约束。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面临纵向层级间权责配置与横向部门协同的双重挑战。国土空间治理体系转型滞后于现代化建设需求。一方面，亟需通过“权责清单+绩效考核”机制平衡发展诉求与底线管控；另一方面，数字化治理能力短板同样显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数据标准与政策目标的碎片化，亟需构建动态协同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4）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外源约束。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带来空间安全新挑战，国际能源通道安全要求完善“陆海空”立体化战略储备空间布局。这需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度融入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3 国土空间体系的构成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核心特征，要求国土空间体系在构成要素、演化规律及规划引领上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土空间体系是以人地系统为主体的国土空间有机整体。国土空间体系由静态体系与动态体系所构成，静态体系包含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层级体系、格局体系和以人地系统为主体的功能体系，动态体系是以人类活动为基础的流动体系（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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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土空间体系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3.1 层级体系

国土空间的层级体系是其纵向组织结构的核心展现，该体系以地球表层系统为主要物质载体。作为国土空间的实体基础，地球表层系统自下而上依次由地质构造体系、自然生态体系和基础链接系统等多个层级共同构成，形成有机的整体结构。^[13]

地质构造体系构成了地球表层系统的核心，它是由多种形态、性质、等级和顺序的结构单元构成的构造带，以及这些构造带之间所夹持的岩石块体或地块所共同组成的整体。地质构造体系对多尺度地质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地质构造带，特别是活动构造带，是地质安全评估中必须优先识别、避让或进行特殊处理的关键因素。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选址、重大工程建设前，需要进行详细的地质构造调查和活动性鉴定^[14,15]。

自然生态体系包括水、土、森林、动物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人类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以满足其需求和福祉的物质与能量。生态系统则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自我调节维持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自然生态体系不仅为人类提供资源，还全方位地维系着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基础链接体系是通过各类基础设施的连接而形成。基础设施是为了保障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顺畅运行而提供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公共服务工程设施。基础链接体系不仅涵盖交通、能源、通信及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也逐步扩展至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工业互联网以及生态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进程显著加快，持续推动国土空间整体效能提升，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数智治理、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尤其重要的是，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展现出多样化、广泛分布、智能化、敏捷性、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环保和低碳等特点^[16]。它对于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科技创新的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实现社会的高效治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3.2 格局体系

国土空间的格局体系是地球表层系统在空间上的横向体系，由基本空间单元和功能空间分区共同构成。在更大尺度上，则通过综合区划实现对空间格局的整体认知与表达。

空间单元是依据特定属性划分的最小空间区域，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和系统性，可作为独立成分进行分析。空间单元是指在内部特征上一致性最高、差异性最小，且在空间上不可再细分的基本单元，它构成了空间研究的最小实体。对于国土空间而言，土地类型是划分此类单元的科学依据。土地类型是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利用方式、管理特点等因素，在土地分级的基础上，按照组成成分的相似性进行划分和归并的产物，反映了中小尺度地段分异规律和土地的特定用途、功能和价值^[17]。以往基于土地类型的空间单元划分主要依据自然特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考虑不足。“人类关键区”可以作为识别与衡量空间单元的新基本单位^[3]。

空间分区一般基于具有不同特性、来源和功能的多种空间要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将空间单元合并成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不同多主体空间区域^[18,19]。空间分区仍然保持了对空间的客观描述。国土空间是一个包含土地、水、矿产、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复合型地理空间。国土空间分区是超越传统单一主题划分模式的分区方式，在保留传统单一主题分区的基础上，同时包容并整合了其他主题要素^[10]。

依据人地系统在空间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地域进行系统性划分与特征归纳是综合区划的研究方法。通过将地表空间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地理单元，综合区划旨在揭示地域系统的结构特征、演化机制及其空间分布规律^[11]。该区划方式全面体现了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每个划分出的地理单元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的自然—人文特征、形成演变历史及开发利用方向，因而不仅在认知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在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空间单元、空间分区与综合区划三者协同，在横向维度上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复合型的国土空间格局体系。

3.3 功能体系

国土空间的功能是指其所能发挥的有利作用与效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中，其作用与效能存在显著差异。当前，国土空间功能组织和布局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20]。

国土空间功能体系的形成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国土空间的总体功能可划分为多个子功能，而这些子功能又能进一步细分为若干次级子功能。这一细化过程可以不断推进，直至每个子功能被精确定义至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在人类世的大背景下，国土空间功能体系已逐渐演变为体现人地系统功能的重要架构。

人地系统属于一类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开放性复杂巨系统，可从尺度、类型、节点、连接与关系五个维度构建其系统性的解析框架。当前，人地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呈现显著的趋同性，其共性特征已超越地球表层的自然差异性。作为人类活动最为密集的空间载体，村庄、城镇、城市、都市区、城市群等构成了国土空间的功能体系。该体系内各功能单元按照其内在逻辑关联形成的结构称为功能结构。功能结构的科学表征具有尺度依赖性。在国家层面，区域和城市是生活、消费和交换等活动的关键功能节点；在区域层面，城市作为功能枢纽，是资源和要素配置的核心；而在地方层面，城市、镇和乡村的就业中心、商业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构成了国土空间功能结构的重要节点，公路和轨道交通系统则作为连接这些节点的主线，支撑了节点间的通勤和流动^[21]；在社区层级，国土空间以街区和村落为基本形态，其核心功能载体通常为公共活动中心与服务中心。这些节点之间的交通便捷程度直接反映了空间的连通水平，并以居住和休闲为核心功能。

3.4 流动体系

国土空间的动态体系与流空间紧密关联。流空间（Space of Flows）由曼纽尔·卡斯特^[22]在1996年提出，旨在描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如何改变了城市和社会结构。流动体系建立在流空间概念之上，其核心在于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关键要素的流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催生机器流等新型流动形态。

流动体系是指国土空间体系内各类元素或实体通过特定介质进行移动或传输的动态过程。该体系强调空间的流动性和多重性，其流动对象涵盖物质、能量、信息及人员等。流动体系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基于流动性范式，深刻理解国土空间体系的运作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体系效能的关键。

流动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内在的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该体系中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作用难以精确预测与界定，同时，其组织结构处于持续动态变化之中，表现出显著的非稳定性和自适应特点。这与具有明确边界、相对静止的实体空间对象及稳定层级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流动体系具有时空开放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为即时性和瞬时性；在空间维度上则具有高度开放性，受地理和时间的限制较小。

流动体系中部分组成具有虚拟性。部分体系运作依赖于电子通信网络，支持参与者进行非面对面的交流、协作与创造性活动。

4 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需兼顾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性与适应超大规模治理的复杂性。基于“层级—格局—功能—流动”四维框架，国土空间规划需强化“目标—底线—路径”协同逻辑，构建“战略统筹—精准传导—动态治理”的规划引领体系，为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的建构提供系统性支撑。

国家规划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复合系统，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最高指导，以空间规划为基本依据，并以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为实施支撑，涵盖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形成统一协调的有机整体。国家发展规划在宏观层面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协调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国土空间体系的有序构建与发展依赖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支撑与引导。该体系以国土空间价值实现为核心目标，并以国土空间安全保障为根本底线。

国土空间规划为未来发展提供战略性、综合性和约束性的空间框架，其本质是通过空间资源的统筹配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经过持续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中国已建立起以“五级三类”为基本架构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该体系在纵向上贯穿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个行政层级，在横向上涵盖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三大类型，成为中国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制度创新。这一分级分类的框架有效保障了国家战略目标和约束性指标在空间层面的逐级传导与落地实施。其中，总体规划侧重战略引领与整体统筹，详细规划侧重实施管控与用地安排，专项规划则致力于特定领域或重大问题的深入研判与系统谋划。

国土空间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亟需强化不同专项规划之间的协同与衔接，尤其需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规划协调机制。诸如耕地保护与利用规划、生态修复规划、建设用地周期性开发规划等以自然资源管理为核心的专项规划，都需依托系统且可操作的详细规划体系提供支撑。

长期以来，详细规划主要服务于城市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建设管理，在规范城市建设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面对城镇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提升等多重新要求，传统的详细规划在功能定位、管控内容和治理方式等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3]。作为“五级三类”体系中保留并强化的实施性规划类别，详细规划亟待进行系统性改革与适应性优化，以更好地响应生态文明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国土空间治理新需求。

当前仍需构建科学的全域全要素的详细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治理应遵循自然规律、适应地理条件、满足人民需求。具体来说，顺应自然规律意味着要与全球化趋势相协调；适应地理条件则要求立足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规划；满足人民需求则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土地利用优化为导向的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开展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的国土空间系统生态修复，实施以社会和谐稳定为宗旨的国土空间综合治理。

5 结语

国土空间体系作为人地关系协同演化的空间映射，不仅是国家文明形态的物质载体，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底盘。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国土空间体系及其规划引领体系，是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战略基石。本文提出的“层级—格局—功能—流动”四维框架，系统揭示了国土空间作为人地系统协同演化载体的内在逻辑，并通过适配中国国情的空间治理范式，为破解超大规模经济体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区域失衡与治理效能短板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国土不仅是特定文化或者经济价值的载体，更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整体价值财富的空间呈现。国土空间体系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概念，是包含价值体系、功能体系、支撑体系与安全体系的多要素融合的立体的空间治理框架。中国四十余年的国土空间治理实践，充分印证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国土空间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适用性看，“层级—格局—功能—流动”的国土空间体系已通过国家重大战略的实践检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等区域战略中，通过“主体功能区—城市群—县域单元”三级传导机制，实现了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精准协同；在“双碳”目标引领下，通过空间低碳重构与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有效平衡了资源开发与生态承载力的矛盾；“五级三类”规划体系的深化，则推动了国土空间治理从“多规冲突”向“全域统筹”转型，显著提升了规划传导的刚性与弹性。这些实践表明，“层级—格局—功能—流动”框架在跨尺度、多目标的复杂治理场景中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面向未来，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与体系构建亟需强化三大核心能力：深化数字赋能，依托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突破，构建“感知—模拟—优化”的全周期智慧治理模式，提升空间资源配置的动态精准性；完善韧性安全网络，将气候变化、地缘风险等新兴挑战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建立“自然—经济—社会”多维联动的安全防控体系；拓展全球治理视野，依托“一带一路”跨境空间廊道建设，推动中国式空间治理经验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当前，人类文明正经历从征服自然向共生文明的范式转型。国土空间体系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以集约化、智慧化、人本化的空间治理逻辑，推动人地系统从“差异分化”向“协同共生”演进。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聚焦空间治理效能评估、跨学科技术集成等关键领域，使国土空间体系切实成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器，为全球生态文明时代的人地关系调适提供科学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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