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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8: 2234 - 225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814

Regular Articles

The practical path and mechanism of dri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ourism-oriented villages through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haoyu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 ZHANG Xing-fa , 1 ,
  • HUANG Cheng-kun 2 ,
  • XU Hong , 2 ,
  • SUN Lu-bao 3
Expand
  • 1. School of Busines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Shandong, 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3. Shandong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Jinan 25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21

  Revised date: 2025-04-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8-05

Fold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illages and enterprises has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capital to flow into rural areas,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presents a model innovation for the flow of urban-rural el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that enrich farmers. Taking Zhonghaoyu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capac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sources-organization-network-governance" to examine the practical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dri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ourism-oriented villag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embedding of enterprises into villages has facilitated the flow and aggreg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 elements, with the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volving from endogenous to collaborative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co-constructed, and shar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2)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promoted the return of capital, labor,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to rural areas, enabling interactive empowerment among actors and enhancing community capacity; the embedding of enterprises into rural society has formed a dual governance model of collaborative co-governance between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pathways such as interest alignment and fair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constructed a new type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ctor networks, driv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3)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villages and enterprises has promoted the capital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prosperity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empowerment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of farmers, shaping a space for good rur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logic of "revitalizing villages through enterprises" and "enriching villages through enterprises," achiev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promotion, village strengthening, and farmer enrichment, and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material prosperity and spiritual affluence.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capacity in the field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flowing into rural areas and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rural tourism; common prosperity; Zhonghaoyu village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Xing-fa , HUANG Cheng-kun , XU Hong , SUN Lu-bao . The practical path and mechanism of dri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ourism-oriented villages through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haoyu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8) : 2234 -2251 . DOI: 10.31497/zrzyxb.2025081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全面共同富裕的难点问题备受关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和谐统一是实现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其强调发展性和共享性[1,2]。从实践来看，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和关键路径[3]，演化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转型升级和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产业[4]，通过吸引劳动力回流[5]，重塑城乡连接[6]，驱动城乡要素流动和乡村共同富裕[7]。学者们从产业驱动路径与机制[8]、乡村文旅产业融合[9]、旅游业溢出效应[10]、乡村经营性治理[11]、空间正义[12]等视角探究旅游驱动共同富裕问题，为乡村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有益经验。伴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产业开发主体、经营模式不断创新，资本投资旅游业态成为乡村产业兴旺发展的重要方式，促进了乡村人地关系和空间格局演化[13]。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与合作，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乡村旅游发展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和返乡能人等回乡运营旅游产业，推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14]。
随着当下万企兴万村和乡村旅游实践探索，村庄运营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演化出村企合作等热点研究议题。具体包括：村企合作与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15]、村企合作推动乡村旅游地空间重构[16]、村企合作矛盾冲突[17]、村企合作与乡村旅游地绅士化[18]等。该发展模式可实现“村”与“企”的优势互补[19]，充分发挥企业现代化管理和市场化运营的积极作用，推进乡村能力建设，实现内生式发展[20]。企业带动各类技术、理念、管理等要素进入乡村，驱动乡村振兴与产业兴旺[21]，彰显了村企合作的独特力量和路径优势，可实现双向赋能，推动治理效能最大化[22]，通过合作互惠方式借力发展，实现多主体共赢[23]。此外，村企合作混合型治理模式可有效促进企业、村庄、农民之间的关系和谐，推进共同富裕[24]。既有研究为村企关系探索作出了显著贡献，但较少研究者关注村企合作与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问题，使该发展路径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中的能动性和作用发挥尚不明晰，无法有效呼应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旅游这一热点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旅游型乡村不断涌现，如陕西省袁家村、四川省明月村、山东省竹泉村等，该类型乡村成为驱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备受关注[25]。旅游型乡村具有多元生产要素聚合，多产业融合的发展特征[26]，且该类型乡村可以与其他商品化活动相互交织，共同塑造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空间表征与乡村系统[27]，催生了龙头企业、工商资本、个体私营户等共同投资乡村旅游的多元格局[28]，是探索村企合作问题的重要研究场域。《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也指出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振兴发展路径呈现独有特征与规律[29]。因此，面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有必要厘清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从学理研究上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丰富不同类型乡村共同富裕研究。社区能力是持续动态的过程，是多主体共同行动去获取一定产出的过程，通过增强社区能力建设，可促进成员福祉提升，解决社区发展问题[30]，该理论与共同富裕强调的增进居民福祉具有契合性。因此，利用社区能力理论能有效解构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暗箱，厘清社区能力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动态关系，为村企关系和共同富裕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鉴于此，基于社区能力理论，本文选取旅游型乡村中郝峪村为案例，探索案例地村企合作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从微观视角打开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暗箱，丰富村企合作对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为资本下乡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有益探索，更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社区能力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关注的重点话题，并被广泛应用于社区治理和反贫困等研究领域。社区能力强调社区发展的主体性、内源性和参与性[31]，以社区能力视角探索乡村发展问题，是推动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实现自主发展的创新思路[32]。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区能力概念内涵进行解析，可归纳为两种视角：一种是资源导向视角，将社区能力看做社区中各种资源和合作的关系网络[33,34]；另一种是过程视角，更加注重社区中个人和群体间的互动及解决社区共同问题时采取的集体行动，过程视角关注社区成员在关系建构、社区行动和决策过程的参与[30]。对比两种视角发现，资源视角中的资源其实质是社区能力的一个要素，因此，过程视角应更加合理[35]。目前关于社区能力的概念和维度层次尚未统一，学者从不同结构维度和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如Hawe等[36]从社区基础能力、关系网络和社区解决问题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但普遍认为Chaskin[33]提出的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并被学者广泛运用，其更加强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被定义为存在于社区之内、能够被用来解决社区社会问题、维持或提高社区福利的社区资源、组织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互动。田志龙等[37]也采用Chaskin[33]提出的框架，将社区能力具体细化为社区资源、社区组织和社区关系网络三个维度。然而，基于中国乡土和乡村旅游特殊情境，治理要素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之一[38]，乡村旅游情境的多主体参与性和频繁互动性更需“治理”调和主体关系。因此，将“治理”要素纳入到社区能力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具有必要性和客观性。
从理论适用性来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社区能力包含资源和网络等要素成为共识，依据旅游型乡村参与主体复杂性、利益主体交织等特征，借鉴Chaskin[33]和田志龙等[37]对社区能力维度的归纳，将中国乡村本土情境下的“治理”要素嵌入。由于村企合作过程中存在内外资源整合、社会网络建构和组织能力发展等复杂问题，而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需要系统整合内外资源、驱动多元主体参与、促进新型经营组织能力发展，因此，该理论可有效回应村企合作行动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系统刻画村与企之间的互动过程与要素演化，充分表明社区能力理论与该研究具有较强适配性。此外，社区能力理论聚焦社区发展和居民福祉问题，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该理论可为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提供清晰的分析思路和恰当的理论解释。鉴于此，基于当下资本下乡和能人回流的现实背景，嵌入社区能力理论，建构了本研究分析框架（图1），尝试解构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揭示其实现机制。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Fig. 1 Research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中郝峪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为典型旅游型乡村，村内成立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乡径咨询管理公司，实现了资源盘活利用和旅游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发展，形成了“公司主导+农户入股”的统一运营模式。2023年村内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综合性收入4000多万元，壮大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民以经营农家乐和旅游公司就业方式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真正成为产业工人，实现了在地就业和持续增收，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2000元到现在的6万余元，增长了20余倍。村集体资产从负债8万元到现在的2.7亿元，逐步实现了全村共同富裕。选取中郝峪村作为研究案例，原因有三：其一，该村发展模式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改革创新，真正做到了农户共同参与和共同致富，发展过程村企合作，关键事件明晰（图2），游客、农户、经营者等多元主体形成了复杂互动关系，蕴含重要实践智慧和乡村发展经验。其二，该村为典型旅游型乡村，与传统农业型乡村、工业型乡村有所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旅游引导促进三产融合，推动农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就业，不仅破解了乡村空心化难题，更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和旅游兴村富民的典型案例。其三，该村的村企合作与传统资本下乡有所不同，公司由本土回流人才带领全体村民入股成立，产权、资产、分红明晰，村与企矛盾冲突较少，村委会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成效显著。综上，该案例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典型性。
图2 村企合作驱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事件

Fig. 2 Key events in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二手资料等方式收集数据，确保各类数据能够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39]。我们持续跟踪案例地四年时间，于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的时间里共三次前往中郝峪村实地开展田野调查，总计20余天。动态观察村内乡村旅游发展变化和村企合作关键大事件，如公司与农户日常互动、村内集体性活动、多主体角色互动等。此外，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村党支部书记、公司老总、原池上镇党委书记、副镇长等多位关键人物开展深入访谈，共访谈51人（表1）。通过发展过程回溯等充分把握村企合作实践中的关键事件和重要节点，对与研究相关联的重要事件、重要人员、重要信息等都尽力追根溯源，打开村企合作背后隐藏的“暗箱”，还原村企合作过程与细节，厘清参与主体关系的动态变化。最后，二手数据是大范围外部数据及基于真实世界的数据，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提高了研究效度[40]。因此，为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获取了多类型二手数据，包含知网论文、新闻报道、规划文本、村史资料、视频资料等（表2）。在数据处理中，采用案例研究对过程数据的分析建议，精炼原始过程数据，通过归纳形成最终理论主题[41]，即以归纳式主题分析法对案例资料进行分析，将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并采取团队合作研讨、博导专家咨询等方式，对构念抽取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表1 案例地访谈资料及编码

Table 1 Interview data and coding of the case study site

访谈对象身份 访谈数/人次 主要访谈内容 编码
原池上镇党委书记、副镇长、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委员等		 6 乡村旅游发展历程、政府扶持政策、民宿经营
管理、乡村治理、村企合作模式等		 HY01-06
旅游公司老总、副总、办公司主任、游乐部部长、餐饮部部长、民宿部部长、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公司员工等 20 组织动员农户过程、“三变”改革、发展模式与
思路、公司管理、人才吸引、利益联结机制、
民宿经营与管理、旅游营销方案策略、经营规
章制度等		 HY07-26
民宿经营农户 25 利益分配、个人能力提升、旅游发展认同、
企业日常互动、村内社会关系等		 CM01-25
表2 案例地二手资料及编码

Table 2 Secondary data information and coding scheme for the case study site

资料来源 内容主题 资料例证 数量/篇或部 分类编码
内部资料 乡村大事记、乡村旅游
发展演化、村史等		 《乡村振兴践行者——中郝峪村》《郝峪模式》《中郝峪村村史》《中郝峪村市级以上荣誉》《中郝峪村参观内容详解》等 20 T1
媒体报道 郝峪模式、共同富裕经验、
返乡创业、乡村旅游发展
经验		 《中郝峪村为什么能走在全国美丽乡村发展前列?有哪些核心竞争力?》《中郝峪村：强化党建引领探索“1+2+3”乡村振兴模式》等 27 M1
期刊文献 何以走上共同富裕、郝峪模
式形成机制、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乡村旅游地
主客互动、利益分配等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
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
载《中国农村经济》《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
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载《管理世界》		 15 D1
微信公众号 乡村日常活动、
营销活动等		 《全国20余省乡村运营师集聚中郝峪村》等各类旅游营销宣传 112 W1
各类视频 中郝峪村发展史 《中郝峪村纪实》《村庄里的中国，中郝峪村：山乡开山门，青山变金山》《中郝峪村：乡村小旅游，经济大发展》《乡里乡亲》等 20 P1

3 结果分析

3.1 村企合作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3.1.1 村企合作驱动资源整合与农文旅业态融合

（1）城乡资源流动与村企互嵌：经营发展路径创新
案例地村企合作运营推动了资源利用从内部整合到内外协作的转型发展，旅游公司作为主导力量不断更新乡村旅游发展价值主张，进行新一轮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构建了“外引与内育”的资源编排逻辑。农村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被有效盘活，外部优质资源被引入乡村，内外资源在乡村场域内互动融合，不断产生价值创造，驱动乡村物质富裕。旅游公司演化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村民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方式入股，统一运营管理旅游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引导、组织动员等方式与村集体合作，创造了共创、共建、共享的村企合作运营模式，实现了村与企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图3）。企业携带的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与乡土资源深度融合，规范了民宿发展，推动了乡村旅游规模化和市场化运营。“为把旅游服务做好，公司联系淄博星级酒店，带领村民去试吃试睡，提升了农户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此外，公司邀请行业专家做讲座，为乡村旅游规划和项目策划提出宝贵意见。为增加农户与顾客粘性，学习威海蓝海集团的服务模式，因地制宜根据村内现实情况不断改进，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资源引进理念”（HY-07）。此外，旅游公司不断承接农民培训和乡村运营培训，与外部乡村运营师共同探讨乡村旅游产业开发和运营，多视角学习和挖掘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外部人员嵌入为乡村发展提出新理念与思路。通过外部输出与内部学习等多种方式，案例地真正实现了乡村内外资源深度联结。“我们先后和内蒙古、重庆、河北等省市的村庄建立了合作关系，模式输出包括智力输出和运营管理输出，实现了乡村发展的内外联动”（HY-10）。最后，村企合作吸引了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回流人才携带的知识、技术、理念不断重塑乡村空间结构和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通和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来看，村企互相嵌入合作有效驱动外部力量赋能乡村旅游发展，丰富了案例地内外联通网络，重塑了产业发展思路，打造了全民参与旅游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可有效应对外部市场风险，提升了乡村旅游发展韧性，实现了经营模式创新，农户与企业利益共享，增加了农户收入，促进了乡村物质富裕进程。
图3 村企合作运营模式

Fig. 3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operation model

（2）内外资源要素聚合：农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案例地旅游公司主导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推动了资源有效集聚与整合，公司成为资源配置操盘手，对村内土地、房屋等进行挖掘利用，对村集体所有经营性资产进行盘活，对无人居住房屋进行改造翻新。规范建设民宿一百多户，并投资建设了康养住宅，为游客提供休闲康养、农耕体验等服务。此外，企业打造了体验式特色项目，如民俗手工坊，集合陶艺、藤编、木版画等，邀请民间艺人现场展示，并利用山体资源、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冰雪资源等开发了森林康养、休闲露营、滑冰休闲、农事体验园等旅游产品。根据市场动态需求，企业又引入真人枪战、弓箭对抗等体验式项目，结合本地乡土文化，开设优质研学课程，如古法造纸、活字印刷等传统技艺，乡村内部资源被合理配置和精细化挖掘，真正实现了乡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首先，村内建设了乡村记忆博物馆，展有农村、农业、农耕息息相关的九千七百余件展品，是鲁中地区藏品最全最多的乡村记忆博物馆，并依托乡土文化优势自主研发研学旅游课程，被评为首批“省级研学游基地”。其次，为增加游客乡村生活真实性体验，就地取材开发美食旅游产品，包括“马大娘豆腐坊、秀才盒子坊、婆媳元宝坊”等多种乡村美食，将乡村饮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让游客品尝到在地新鲜美食，更让游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气息，乡村生活真实再现提升了游客原真性体验。最后，为延长旅游旺季，企业充分挖掘利用农业资源，将捡板栗、挖红薯等充满乡土气息的体验活动纳入研学课程，有效实现了对乡村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资源的整合利用。通过对乡土文化资源的深入开发，多种复合型旅游产品为乡村带来研学、团建等多类型客源，塑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综上，村企合作通过系统化和整村性的整合方式，将村内山水资源、人力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美食资源、农产品资源等有机串联，改变了农户分散化运营和资源零星开发，催生了新的旅游产品业态类型，提升了旅游产品品质，推动了乡村农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和产业链条延伸，实现了资源价值创造和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图4），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为乡村物质富裕奠定基础。
图4 村企合作推动农文旅业态融合

Fig. 4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3.1.2 村企合作驱动经营组织赋能与行动者网络建构

（1）经营组织与农户角色互动：交互赋能成长
企业作为新型经营组织可发挥载体和纽带作用将农户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42]。案例地村企合作运营模式推动农户从单一角色到双重角色演化，农户不仅承担村民角色，更是旅游公司一员。因此，在民宿经营管理中，旅游公司与农户不断进行角色互动并实现交互赋能。具体来说，旅游公司嵌入乡土社会与农户开展管理互动，并以民宿考评形式不断为农户经营赋能，管理制度有效规范农户经营行为，促进了角色身份转化，通过行业培训、奖励机制等形式提升了农户经营技能和服务水平。期间，公司规章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约束作用。“经过十多年的公司运营摸索，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观，确立了精细化管理、精准化用户、精致化服务的发展理念。企业和农户互动中，双方都实现了各自成长，如之前农户给客人上菜，手指甲都插到菜汤里，引起客人不满，但通过外出学习和培训，农户个人服务技能、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制定了农家乐考核细则，包括服务质量、卫生标准等，如有问题前期主要是批评教育，后期会通过罚款等形式约束”（HY-10）。
然而，企业等外部力量嵌入乡村必须充分认识农民知识体系的本土效能，要进行政策转化和知识合作[43]。显然，农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力量，具备丰富的乡土隐性知识体系，乡土知识体系不断反向赋能给旅游公司，实现了内外力量协同，破解了企业融入乡土社会困境，重构了主体互动关系。“虽然我们统一管理全村民宿，但也从农户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是如何在乡土社会里和别人打交道；二是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赋予我们积极乐观的心态；三是农户对节气耕种的把握，为开展研学和采摘活动提供了极大帮助。此外，村内精品民宿都是村里能人巧匠设计，有效展现了乡土文化”（HY-08）。因此，旅游公司与农户在乡村场域内历经角色互动—角色调适—角色共生的过程，双方能力体系不断演化成长，共生关系得以确立。外部服务标准、经营技能、管理理念赋能农户，实现了民宿竞争力提升，农户乡土知识在主体互动过程中也赋能给企业管理者，催生了旅游公司与农户交互赋能成长（图5）。公司演化为内外知识、资源、网络互动的桥梁，不断与农户建构起紧密关系网络，实现了外部显性知识与乡土隐性知识融合。总之，企业联结农户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了乡村旅游经营创新，显著提升了旅游产业规模效应，弥补了农户个体对接市场的不足，破解了乡村发展“组织短板”，改善了农户“能力短板”，提升了乡村旅游社区能力，促进了农户可持续生计，驱动乡村物质富裕进程。
图5 企业与农户交互赋能

Fig. 5 Empowering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through interactive collaboration

（2）村企利益联结：社会关系重构与行动网络稳固
在外部市场冲击下，乡村内部亲缘和地缘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利益获取成为农户关系建构的重要驱动力，乡村内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在旅游业冲击下不断演化和重组[44]。中郝峪村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等创新行动，实现全村入股集体运营，推动了乡村再组织化。旅游公司驱动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分化并塑造出新型乡土关系社会网络。期间，旅游公司逐渐居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通过利益联结等方式开展组织动员和集体行动，并通过嵌入外部社会网络不断获取社会资源，演化为链接乡村内外资源要素的媒介。外部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流入不断重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从无序运营到全民入股的村企合作模式形成，促进了乡村共同富裕。“我们村利益分配主要是二八分成，公司利益约占百分之二十，农户利益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种利益捆绑构建了公司与农户和谐关系，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HY-08）。旅游公司同时承担农户免费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实现企业与农户的深层嵌入和互惠共生。“在利益分配上，公司创新四轮分配模式，做大蛋糕更分配好蛋糕。首次分配通过按劳分配解决了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第二次公平分配，实行基本福利全员覆盖，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如各种节日福利等；第三次分配按股分红，村民股占到百分之八十，股份多的农户可获取更多收益；第四次分配为共享分配，企业收益通过投资村容村貌、村民养老、村民大食堂等回馈乡村”（资料来源：T1）。
村企合作塑造的公平利益分配机制推动了乡村关系调整和网络重构，案例地亲缘、地缘、业缘关系交互，多主体在旅游公司主导下不断发生互动与合作，群体间形成了紧密关系，积极情感能量形成并不断诱发利益主体“相互关注”和“情感联系”，推动了群体团结达到高潮。多主体互动过程中表征社会关系的符号不断丰富，增进了参与主体身份认同感，并在多类型的互动中形成了“道德感”，农户作为参与核心不仅遵循公司规章制度，更积极主动地调试自身行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来看，村企合作推动了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互动形式复杂多样，多类型社会关系符号形成，集体情感能量达到高潮，实现了参与主体关系和谐与精神富足。“现在村民和公司就是一家人，一起努力把旅游业做好……村内各类集体活动不断开展，拉近了村民间关系”（HY-20）。多主体以旅游公司为核心，将自身置于群体重要位置，积极参与并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对损害乡村旅游地形象、违背企业发展规章制度、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予以反对，群体间形成了共同体意识。可以说，村企合作塑造的新型乡土社会关系有效稳固了多元行动者网络（图6），农户、企业、政府等多主体协同合作，推动村企合作有序开展。
图6 村企合作推动多元行动者网络稳固

Fig. 6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motes a stable network of diverse actors

3.1.3 村企关系调和：复合型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能力的重要体现[45]，迈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发展相契合的乡村治理制度[46]。自中郝峪村旅游公司成立以来，乡村日益开放化和流动化，村民参股形成了旅游企业、村集体、经营农户等多主体互动的局面。然而，乡村作为熟人社会场域空间，实现企业与农户关系和谐是村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亲缘关系看，中郝峪村主要由“张”姓等几大家族组成，村民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宗族血缘关系，且村干部与企业成员存在复杂的亲情纽带关系。如何管理农户、如何管理公司员工、如何制定合理规章制度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历经艰难探索。期间，多主体集聚势必会引发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如在调研中呈现的农户与游客矛盾，公司员工与农户间的摩擦等，这必然涉及旅游目的地治理问题。尤其是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城乡人口与资本流动，打破了乡村秩序，更需要乡村治理调和利益主体关系[47]，乡村旅游发展可推动乡村治理重构，形成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良性互动格局[48]。案例地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不仅通过利益捆绑将农户与旅游公司关系聚合，更是通过基层治理与公司治理双轮驱动模式约束、规范村民和公司员工行为，调和参与主体关系。“最初一起创业的只有三个人，那时候管理比较松散。随着旅游公司成立，员工团队不断壮大，开始制定公司规章制度约束员工行为，并通过股权激励、合伙人制度等激励员工”（HY-07）。案例地聚焦公司治理，又兼顾乡村治理，形成了复合型治理组织架构，双元治理路径推动了乡村旅游地治理创新，形成了协同治理模式，有效协调了村委会、企业、农户间的复杂关系，建构了村庄良好秩序与规则，强化了参与主体集体认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图7），为产业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我们村通过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行为，规定的形成是大伙‘吵吵’出来的，其实就是民主商量的过程，就是大家心理适应和接受的过程，规定没有文人秀才话，已经成为我们村的小宪法”（资料来源：T1）。
图7 村企合作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Fig. 7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3.2 村企合作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中郝峪村通过村与企的互嵌式发展，实现村集体与企业的协同合作与互惠互利，推动产业经营模式创新，加速旅游产业重构和乡村经济社会转型，极大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丰富了案例地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内部社会关系演化和空间重构，加快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企业发展吸引的返乡人才不断为农户赋权增能，携带的知识、信息、技术弥补了乡村内部资源匮乏的困境，不断重塑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建构出“以企兴村”“以企富村”的创新发展逻辑。此外，企业不仅带来外部管理理念和技术培训，还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发展，满足了农户精神文化需求。在此过程中，村企合作实现了旅游产业兴旺、社区全面参与、利益公平分配、农户赋权增能和城乡要素流动，塑造了共建共享的发展方式，驱动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逐步实现，促进了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其驱动机制如图8。
图8 村企合作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Fig. 8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driv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3.2.1 共建共享：以内外力量协同驱动产业经营模式创新

内外力量协同推动了共建共享发展模式形成。村与企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了内外力量交互，企业作为外部力量推动乡村内部组织架构体系与管理机制不断与外部市场环境相匹配，外部资源持续介入并参与到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丰富了乡村行动者网络，形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巨大合力。企业不断吸收外部资源并转化为内部发展能力，并因地制宜根据乡土情境进行创新，如村内的温情化服务模式，既学习了星际酒店服务标准流程，又将农户质朴、热情等品质融入到服务当中，促进了外部能力的本土化创新。此外，企业主导的外出培训学习、经营规章制度确立、服务标准制定都加速乡村组织学习能力提升和自我发展能力激活，促进了乡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驱动乡村旅游经营模式转化，实现乡村再组织化，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新内源式发展模式。案例地内外力量协同促进“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融合互动，激活了农户广泛参与，更吸引外部人才回流创新创业。如村内大部分女性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不仅从事农家乐经营接待，更是参与到公司运营和管理中，创新成立的“锣鼓队”等女性团体组织，不仅有效促进了农户间的相互沟通和关系黏连，更是将村内质朴的民风民俗通过女性展演形式表达。最后，村内返乡青年达到六十余人，平均年龄二十六周岁，强化了劳动力要素供给，为乡村旅游地村企合作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之，内外两种力量协作驱动旅游产业发展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集体化运营，催生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塑造了“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发展形式，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产业风险共担、发展利益共享的共生发展模式，驱动案例地走出共建共享的共富发展道路。

3.2.2 物质富裕：以内外资源整合驱动乡村旅游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是物质富裕的关键前提。案例地村企合作通过对内外资源整合利用实现了“外部资源要素持续输入”和“内部资源要素不断激活”，外部先进运营理念、经营模式、资金、劳动力等流向乡村，通过整合乡村内部田园、旅游、文化、人力等多种资源，打造出社区全面参与、企业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统一规划建设并形成“水上漂流、森林氧吧、山间索道、冰上滑雪、村内民宿”等多元化的全域旅游业态，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富拓宽路径。企业不断拓展外部市场，坚持走出去战略，提升乡村旅游地知名度和影响力，积累了丰富的客源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村与企双方通过整合内外资源要素、建构多主体协同参与、联结复杂关系网络、塑造乡村社区认同进而实现乡村自主性、持续性发展。企业介入更是提高了乡村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村内的山地、森林、湖泊、房屋等资源被有机整合和优化配置，因地制宜打造出多元化的旅游新业态。全民入股发展方式壮大了新型村集体经济，产权明晰和公平利益分配保障了农民主体地位。如企业创立的“二八分成”“回头客奖励”等举措，调动了农户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增进了社区福祉，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总之，村企合作建构了合作共商的主体关系，通过市场化运营逻辑推动案例地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户在农文旅业态兴旺发展中不仅增加就业机会，获得产业发展分红，更促进了经营管理能力、游客服务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提升，有效促进了兴业、强村、富民的一体化发展，加速了乡村物质富裕进程。

3.2.3 精神富足：以乡村空间善治调和参与主体复杂关系

乡村空间善治推动了农户精神富足。乡村旅游发展不断冲击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在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作用下，旅游公司嵌入乡村与农户互动产生情感性信任，催生亲缘、地缘、业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场域空间充斥着游客、返乡青年、旅游公司等参与主体，形成了复杂利益关联和关系互嵌。如何调和多主体利益关系，保持乡村旅游社区秩序稳定，促进农户精神富足都需要充分发挥治理调和作用，因地制宜构建乡村善治空间。首先，村企合作推动各类正式规章制度出台并不断约束参与主体行为和权力关系，如《农家乐管理细则》《员工工作守则》等。基层党组织扮演协调者角色，通过村规民约和制度性约束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并积极吸纳企业带头人加入党组织，形成基层治理与公司治理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局面，双元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农户组织动员与村企矛盾纾解。其次，企业通过公平利益联结机制捆绑参与主体，创新各种路径强化主体关系联结，如村民大食堂开办、村晚齐聚一堂、弱势群体关怀等，实现了群体团结和社区发展认同。最后，不同参与主体在角色扮演中不断确定自身的权力空间，如农户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参与权、决策权，且享受年终分红、工资性收入等利益，权力与利益的相互平衡驱动村集体、农户、企业等主体的协同合作与互利共赢，保障产业有序运营和内外部关系和谐，破除利益矛盾冲突，实现了乡村空间善治，促进了场域内参与主体的关系调和与深度联结，营造了和谐的乡土社会关系，提升了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推动农户精神富足逐步实现。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乡村旅游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产业路径，在驱动乡村转型发展和共同富裕上扮演重要角色。研究基于社区能力理论，建构了村企合作—社区能力成长—乡村共同富裕的逻辑分析框架，立足山东省中郝峪村典型案例，探索了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案例地乡村旅游发展引入新型经营组织嵌入，开展乡村内外资源编排行动，加速城乡资源互动融合与协同配置，推动了乡土资源资本化进程，破解了乡村旅游地资源整合利用低效困境，提升了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塑造出农文旅深度融合业态，促进了旅游产业兴旺发展。
（2）案例地村企合作实现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从内源力量向内外力量协同转化，旅游公司负责顶层设计，运用市场手段经营管理业态发展，制定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经营思路，农户成为村企合作运营的关键力量，入股与分红的对等统一激发了参与热情，高频互动实现交互赋能与社区能力提升。参与主体建立起互惠共生的捆绑关系，亲缘、业缘、地缘合一保障产业有序运营，重构乡村社会关系，推动村子、企业、农户等多主体互利共赢与价值共创。
（3）案例地村企合作实现农户、企业等参与主体利益交织，催生复杂行动者网络，加速城乡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在网络中双向流动，形成复合型治理架构和双元治理模式，公司管理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力，村企共治局面形成，促进流动场域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效能提升，增进了乡村旅游社区认同，实现乡村空间善治。
（4）案例地村企合作演化为乡村共同富裕的主导力量。公司效益与乡村共同富裕融为一体，多主体利益耦合构建稳固的行动者网络，旅游公司不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村民养老等反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村与企协同合作壮大地方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刺激外出人才回流。“企业+村集体+农户”的运营模式创新保障了农户主体地位，公平分配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推进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进程，实现兴业、强村、富民的一体化发展。

4.2 讨论

案例地的村企合作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更是探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地方创新实践。研究首先聚焦旅游型乡村村企合作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以社区能力理论为视角，剖析村企合作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为资本下乡建构和谐村企关系、消解乡村旅游地利益矛盾冲突提供有效路径，丰富了社区能力理论内涵。其次，随着资本介入乡村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利弊之争[49]，村企关系建构成为学界呼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重点关注旅游型乡村在资源资本化、组织建设、行动网络建构方面的独特路径，深化了村企合作关系研究，也回应了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这一热点研究关切[50]。再次，与既往研究不同，本研究探索的是旅游型乡村的村企合作，该类型乡村与农业化和工业化乡村有所不同，由于旅游产业具有较强产业关联性和多主体参与性，该类型乡村可实现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带动乡村绿色转型发展。因此，该研究既是对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丰富与拓展，又是对村企合作类型的个案延伸，揭示的路径不仅为资本主导型乡村旅游地发展提供实践启示，更可为乡村共同富裕探索和绿色转型发展总结有益经验。最后，案例地村企合作具有特殊性，公司员工多为回流的本乡本土青年人才，具有组织动员农户和嵌入乡土社会的先天优势。一般而言，乡村旅游地传统与现代、外部与内部、游客与居民等要素的互动极易引发村庄秩序失衡，而该案例地村企合作多主体、多要素互动能有序开展离不开这一重要原因，更突出本研究的价值性。
该研究具有以下启示：（1）乡村旅游地村企合作涉及公司、村民、基层党组织等多主体，关系网络复杂，需在共商基础上理顺各方利益诉求，因地制宜创新经营管理模式，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构建多主体共生系统，实现多主体价值共创。（2）旅游型乡村资源资本化进程具有先天优势，生态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等都可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加速与城市资源互动，建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系统，可适当引入外部资本，发挥外部企业资源优势，实现内部资源价值创造，推动资源资本化进程，提升乡村自我发展动能，从传统内生发展转型内外联动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3）乡土社会在城乡互动下发生巨变，甚至出现乡村共同体逐渐式微现象[51]，但乡村共同体再造仍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要从多路径再造乡村共同体。具体来说，可通过乡村公共文化复兴、社区全面参与、公平利益分配等形式推进。如案例地旅游发展将居民利益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文化长廊、乡村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建设唤醒居民文化记忆，增进了社区认同，促成了乡村再组织化。（4）村企合作中的治理问题需高度关注，因涉及内、外部多元参与主体，呈现复杂利益关联，要正确处理内外力量关系，创新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形成乡村空间善治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保障产业有序运营，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联农带农富农作用。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 管理世界, 2021, 37(8): 117-129.

[LIU P L, QIAN T, HUANG X H, et al. The connotation, realization path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8): 117-129.]

[2]
郁建兴, 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 政治学研究, 2021, (3): 13-25, 159-160.

[YU J X, REN J.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olicy agenda.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3): 13-25, 159-160.]

[3]
陈劼绮, 陆林. 乡村旅游创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地理学报, 2024, 79(4): 1027-1044.

DOI

[CHEN J Q, LU L.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rural tourism innov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4): 1027-1044.]

DOI

[4]
黄震方, 陆林, 苏勤, 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09-1421.

DOI

[HUANG Z F, LU L, SU Q, et 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09-1421.]

[5]
王心蕊, 孙九霞. 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研究: 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旅游学刊, 2021, 36(4): 58-69.

[WANG X R, SUN J X.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labor return migration: Discussions on the determinants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4): 58-69.]

[6]
张海洲, 陈劼绮, 陆林. 旅游重塑城乡连接性: 湖州案例. 旅游学刊, 2025, 40(2): 12-14.

[ZHANG H Z, CHEN J Q, LU L. Tourism reconfigures urban-rural connectivity: A case study of Huzhou. Tourism Tribune, 2025, 40(2): 12-14.]

[7]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18-334.

DOI

[SUN J X, ZHANG L Y, LUO Y 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18-334.]

[8]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DOI

[YANG F D, DOU Y D, YI Y,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sis: Taking Banli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57-374.]

[9]
唐承财, 秦珊, 戴湘毅, 等. 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中国乡村振兴研究评述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437-1452.

DOI

[TANG C C, QIN S, DAI X Y, et al.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8): 1437-1452.]

[10]
王金伟, 王启翔, 冯凌. 旅游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地理学报, 2024, 79(4): 1045-1067.

DOI

[WANG J W, WANG Q X, FENG L.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4): 1045-1067.]

DOI

[11]
吴茂英, 张镁琦, 王龙杰, 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 旅游学刊, 2024, 39(3): 18-33.

[WU M Y, ZHANG M Q, WANG L J, et al.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operational governance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ourism Tribune, 2024, 39(3): 18-33.]

[12]
张圆刚, 郝亚梦, 郭英之, 等.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空间正义: 内涵属性与研究框架. 经济地理, 2022, 42(11): 195-203.

DOI

[ZHANG Y G, HAO Y M, GUO Y Z, et al. Rural tourism spatial justi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framework.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11): 195-203.]

[13]
李涛. “人—地—业”协同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与目的地空间作用研究. 地理研究, 2022, 41(12): 3259-3272.

DOI

[LI T. Spatial effect on destination structure of rural tourism investment: A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land-industry synerg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12): 3259-3272.]

[14]
王晓飞, 岳晓文旭, 周立. 村企统合: 经营村庄的新模式: 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42(10): 20-31.

[WANG X F, YUE X, ZHOU L. Integration of village and enterprise: A new model of villag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L village, Huzhou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 42(10): 20-31.]

[15]
苏明明, 董航宇, 王梦晗, 等.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587-1596.

DOI

[SU M M, DONG H Y, WANG M H, et al. Generation path of village governance community led by villag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using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Yudong Tourism Company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8): 1587-1596.]

DOI

[16]
袁紫怡, 戈大专, 孙攀, 等.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 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23, 42(6): 1680-1696.

DOI

[YUAN Z Y, GE D Z, SUN P, et al.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Houwei village in Nan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6): 1680-1696.]

[17]
张戬, 赵振斌, 刘阳, 等. 景村融合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冲突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 以肇兴侗寨为例. 经济地理, 2022, 42(11): 216-224.

DOI

[ZHANG J, ZHAO Z B, LIU Y, et al.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flicts in tourism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scape-village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 Village in zhaox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11): 216-224.]

DOI

[18]
蔡晓梅, 刘美新, 林家惠, 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动态表征与形成机制: 以广东惠州上良村为例. 旅游学刊, 2021, 36(5): 55-68.

[CAI X M, LIU M X, LIN J H, et al. Dynamic represent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hangliang Village, Huizhou, Guangdong.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55-68.]

[19]
周振, 陈锐, 钟真, 等. 村企混合经营: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基于浙江省奉化区滕头村的个案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24, 45(6): 28-44.

[ZHOU Z, CHEN R, ZHONG Z, et al. Exploring the new way of mixed operation betwe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to develop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 45(6): 28-44.]

[20]
曲海燕, 张斌, 王真. 村企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与风险防范. 改革, 2023, (6): 95-104.

[QU H Y, ZHANG B, WANG Z. Typical models and risk aversion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illages and enterpris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form, 2023, (6): 95-104.]

[21]
周立. “城乡中国”时代的资本下乡. 人民论坛, 2018, (28): 70-72.

[ZHOU L. Capital goes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ra of "rural-urban China". People's Tribune, 2018, (28): 70-72.]

[22]
卢飞, 赵闰. 村企协同与双向增能: 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26-36.

[LU F, ZHAO R. Village-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empowerment: A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23(4): 26-36.]

[23]
李元元, 曹聪敏. “借力式发展”: 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互动的均衡样态及其实现机制: 基于鲁西南L村的案例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3): 122-133.

[LI Y Y, CAO C M. "Leveraging development": The balanced pattern of village-enterprise intera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its realiz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L village in Southwest Shandong province.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52(3): 122-133.]

[24]
唐惠敏, 范和生. 共同富裕背景下村企合作混合型治理模式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4): 101-111.

[TANG H M, FAN H S. A study of the mixed governance model of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hared prosperity.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39(4): 101-111.]

[25]
张广海, 刘二恋, 董跃蕾.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87-402.

DOI

[ZHANG G H, LIU E L, DONG Y L.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87-402.]

[26]
黄细嘉, 赵晓迪. 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 旅游学刊, 2018, 33(7): 5-6.

[HUANG X J, ZHAO X D. Factors of tourism oriente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Tribune, 2018, 33(7): 5-6.]

[27]
樊立惠, 苏铮, 吴军, 等. 旅游型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核心力量叠加过程及多维效应: 以沂蒙山区竹泉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24, 43(11): 3007-3026.

DOI

[FAN L H, SU Z, WU J, et al. Core forces' superposition process and multi-dimensional effect of tourism-led rural space commodification: A case study of Zhuquan village in Yimeng mountain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11): 3007-3026.]

[28]
徐林强, 童逸璇. 各类资本投资乡村旅游的浙江实践. 旅游学刊, 2018, 33(7): 7-8.

[XU L Q, TONG Y X. The practice of various kinds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rural tourism in Zhejiang. Tourism Tribune, 2018, 33(7): 7-8.]

[29]
罗庆, 陈思旖, 王艺霏, 等.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 1783-1794.

DOI

[LUO Q, CHEN S Y, WANG Y F,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revitalization path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Luanchu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0): 1783-1794.]

DOI

[30]
黄云凌, 武艳华, 徐延辉. 社区能力及其测量: 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问题, 2013, (3): 20-27.

[HUANG Y L, WU Y H, XU Y H. Urban community capacity and its measurement: Taking Shenzhen City for example. Urban Problems, 2013, (3): 20-27.]

[31]
郭强, 尹寿兵.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 以宏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21, 36(6): 183-192.

[GUO Q, YIN S B. Research on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unity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183-192.]

[32]
钱宁. 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的视角. 思想战线, 2007, 33(1): 20-26.

[QIAN N. A study of the new poverty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inking, 2007, 33(1): 20-26.]

[33]
CHASKIN R J.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1, 36(3): 291-323.

[34]
BECKLEY T. Multiple capacities, multiple outcomes: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capacity.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4, 3(3): 56-75.

[35]
吴秋菊, 林辉煌. 重复博弈、社区能力与农田水利合作. 中国农村观察, 2017, (6): 86-99.

[WU Q J, LIN H H. Repeated games, community capacity and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oper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2017, (6): 86-99.]

[36]
HAWE P, NOORT M, KING L, et al. Multiplying Health Gains: The critical role of capacity-building within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Health Policy, 1997, 39(1): 29-42.

DOI PMID

[37]
田志龙, 程鹏璠, 杨文, 等. 企业社区参与过程中的合法性形成与演化: 百步亭与万科案例. 管理世界, 2014, 30(12): 134-151, 188.

[TIAN Z L, CHENG P F, YANG W, et al.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legitima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operate community: The case studies on baibuting and wanke. Management World, 2014, 30(12): 134-151, 188.]

[38]
戈大专, 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地理学报, 2020, 75(6): 1272-1286.

DOI

[GE D Z, LONG H L.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272-1286.]

DOI

[39]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Blackwell Science Ltd, 2014.

[40]
柳武妹, 杨巧英, 康娜. 二手数据用于多方法研究的建议: 以消费者行为研究为例.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11): 121-137.

[LIU W M, YANG Q Y, KANG N.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econdary data to a multi-method research: Taking the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as an example.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2, 44(11): 121-137.]

[41]
王凤彬, 张雪. 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 管理世界, 2022, 38(6): 191-213.

[WANG F B, ZHANG X.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with 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 Process study paradigm, process theor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Sino-western dialogu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6): 191-213.]

[42]
廖祖君, 郭晓鸣.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的逻辑与方向: 一个产业链整合的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2): 13-21.

[LIAO Z J, GUO X M. The logic and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 (2): 13-21.]

[43]
王进文. 带回农民“主体性”: 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转向. 现代经济探讨, 2021, (7): 123-132.

[WANG J W. Bringing back farmers' subjectivity: The path chan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21, (7): 123-132.]

[44]
孙婧雯, 马远军, 王振波, 等. 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 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20, 39(3): 696-708.

DOI

[SUN J W, MA Y J, WANG Z B, et al. New rural social relations framework and promo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trave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jie village in Jinhua, Zhejia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3): 696-708.]

[45]
罗敏. 党建引领、社区能力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 2022.

[LUO M.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capacity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22.]

[46]
刘守英, 熊雪锋.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 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39(9): 10-23.

[LIU S Y, XIONG X F.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 and order in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A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39(9): 10-23.]

[47]
郭凌. 重构与互动: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35(3): 16-22.

[GUO L. Rural governanc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35(3): 16-22.]

[48]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DOI

[LU L, REN Y S, ZHU D C,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49]
杨雪锋. 资本下乡: 为农增利还是与农争利: 基于浙江嵊州S村调查. 公共行政评论, 2017, 10(2): 67-84, 194.

[YANG X F. Does investing industrial capital in a rural area ha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 on peasants' interests: A survey of S village in She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7, 10(2): 67-84, 194.]

[50]
黄泰, 卫嫚, 席建超. 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的实证分析. 经济地理, 2024, 44(6): 213-223.

DOI

[HUANG T, WEI M, XI J C.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6): 213-223.]

DOI

[51]
吴业苗. 乡村共同体: 国家权力主导下再建. 人文杂志, 2020, (8): 105-113.

[WU Y M. Rural communitie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e power.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0, (8):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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