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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5: 1275 - 129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509

Regular Articles

Impacts of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iy on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major distribution areas of collective forests in China

  • LIAO Wen-mei , 1 ,
  • JIANG Li-wen 1 ,
  • ZHENG Xi-xian 1 ,
  • XU Cai-yao 2 ,
  • KONG Fan-bin , 3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for the Three Rural Issues,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 2. Rural Revitalization Academy of Zhejiang Province/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 3. Institute of Digital Forestry and Green Development/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5

  Revised date: 2025-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6

Fold

Abstract

The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y represents a crucial initiativ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advanc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is study utilizes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22, covering major distribution areas of collective forests, and employs a staggered DID model to analyze the policy's effects on enhancing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raises rural residents' income from a long time while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business income in the short term. (2) The main mechanism is to enhance the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through investment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non-farm transfer employ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orestry industry structure. (3)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on enhancing carbon sink capac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and underdeveloped industries. In contrast,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is more evident in the regions with poor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weak industrial b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y, increase forestry ecological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upport, expand new forms of forestry industry, and open up channels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forestry ecological products, thus achieving the integrated goals of high-level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y; forest carbon sink; farmers' income growth; staggered DID model

Cite this article

LIAO Wen-mei , JIANG Li-wen , ZHENG Xi-xian , XU Cai-yao , KONG Fan-bin . Impacts of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iy on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major distribution areas of collective forests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5) : 1275 -1293 . DOI: 10.31497/zrzyxb.20250509

森林是陆地最稳定和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在减缓温室效应、调节碳平衡和维持农民生计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森林碳汇占陆地碳汇的76%~98%，天然林比人工林具有更高的固碳能力，中国天然林占森林面积的64%和森林蓄积量的83%以上，贡献了森林植被总碳储量的80%以上。高水平保护天然林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历史上，中国存在天然林资源数量少且质量低、保护制度不健全等严峻问题，一度成为威胁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为此，国家不断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继2014年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开展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政策（以下简称“天然林停伐政策”）后，2016年开始在江西和云南等6省（自治区）的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开展天然林停伐政策试点，2017年将全国集体林和个人所有天然商品林全列入停伐范围。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集体林地面积1.7亿hm2，质量相当低下，占全国森林面积61.34%的集体林其蓄积量仅相当于国有林蓄积量的68.51%。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拥有全国52.17%的天然林资源，天然林停伐政策执行强度之大，势必对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随着国家强制性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人类对天然林资源索取行为得以遏制，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系统价值增益效果明显[2]，实现了森林质和量的“双提升”。截至2022年，中国森林面积达2.31亿hm2，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已达91.86亿t ① ，比2013年分别提高了0.56亿hm2和7.59亿t，碳汇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天然林停伐政策会导致部分在林区生活的农民脱离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被动接受与其有关的林业生计资料缩水或贬值，面临着生计途径减少、社会心理不适等现实问题[3]。在一定时期内，倘若农民自身适应能力较差及外部支持条件未能及时匹配，这部分农民很可能会因为保护森林资源而损失更多的经济收入[4]。为加快停伐区农民生计的快速转型，国家加大对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资金补贴支持、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农民就业转移的培训力度。从收入影响来看，中国集体林地是1.5亿林地承包农户和5亿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增收致富的渠道，停伐政策的实施深刻影响着集体林主要分布区的农村居民生计，所要面对的情况比国有林区停伐后妥善安排富余职工的做法更为复杂。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背景下，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天然林停伐政策在保护森林资源、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同时能否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这是关系天然林保护政策能否可持续推行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检验天然林停伐政策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价值贡献的重要内容，其意义重大。
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以来，众多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实施的影响效果，并从生态环境、林区产业和农民生计等方面展开探索：一是天然林停伐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天然林在自然条件下加快更新迭代，为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生态恢复效果逐年递增，最终获得较高水平的资源增量和生态增效[5,6]。二是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林区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天然林停伐政策对以生产木材为主的林业产业造成冲击[7]，导致木材采伐和销售的主营收入地位丧失。与此同时，木材产量大幅度调减倒逼林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将有限的木材资源进行深加工或延长产业链，提高林业产品附加值[8]，还会迫使其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的调整，加大对非木质资源的开发力度，形成森林康养、森林旅游、绿色能源等产业，推动林区单一产业向三产融合转变。三是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林区农民生计的影响。天然林停伐政策对国有林区的职工家庭生计和居民福祉有着明显负向影响。与国有林区不同的是，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天然林停伐政策影响对象是林地承包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引起农民生计资本水平的下降[3]，农民愿意接受天然林管护的补偿金额为1200~1800元/hm2[9]。随着天然林停伐政策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推进，偏低的森林生态补偿标准难以弥补停止采伐林木以及禁止林地商业性经营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农民被动地适应政策变化，逐步调整家庭的生计策略，采取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来抵挡停伐政策的冲击，努力降低生计脆弱性[4]，但是还难以完全减缓天然林停伐政策带来的生计转型压力。
综上，关于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为本文提供了学史逻辑与理论参考。但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天然林停伐政策在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和农民生计等单一维度的评价，未能立足“双碳”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需求，评价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所产生的碳汇效应和收入效应及其关系特征。鉴于此，本文采用交叠DID模型，基于2005—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评价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天然林停伐政策所产生的森林碳汇效应和农村居民收入效应，明确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完善基于碳汇和收入效应的天然林停伐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

森林碳汇能力与森林面积、蓄积以及树种息息相关[10]，林木每生长1 m3，平均吸收1.83 t二氧化碳。集体林主要分布区的森林覆盖率普遍较高，宜林地越来越少，通过新造林等途径实现森林碳汇能力提升的空间有限，需要从森林经营的角度挖掘森林碳汇增益潜力，如采取提高森林质量、减少森林采伐损毁和防范病虫害火灾等措施。遵循以上森林碳汇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天然林停伐政策通过限制人类的采伐行为和加强森林管护等措施，以达到持续维持森林面积规模和有效提高森林蓄积量的目的[11]。一方面，停伐政策直接缩减了林木砍伐量，森林蓄积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停伐政策有利于丰富森林树种结构或生物群落，提升天然林自身抵御自然灾害或病虫害的能力[5]，增加了森林的有效面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天然林停伐政策有助于提升森林碳汇能力。
天然林停伐政策是政府强制性推行的一项生态保护政策，旨在缓解人类对天然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在短期内农民将与传统生产生计方式断裂[12]，减少了林地的木材采伐量，林地价值和木材收入随之减少，导致农村居民经营收入下降。但从长期看，天然林停伐政策致使“生存小农”环境受到挑战和影响，倒逼农民向“理性小农”转型，逐步调整生计策略和拓宽生计路径，提升其收入，主要表现如下：一方面，林区农民能够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探索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的新增收途径，如种植林下中药材、菌类等经济作物、开办农家乐等形式参与森林康养旅游的经营[13]。在引入新型经营主体大规模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的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林地资产收益、参股分红或提供劳力等形式，增加自身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14]。另一方面，国家对天然林停伐区实行各类补助补贴政策，如林下经济补贴、抚育补助、生态补偿等，为农民带来稳定的转移性收入。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天然林停伐政策在短期内会减少农村居民经营收入。
H2b：天然林停伐政策在长期上有助于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1.2 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间接影响

天然林停伐政策可以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间接影响森林碳汇能力的提升。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推动了中国林业发展定位由林业经营为主转变为生态保护为主，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成为林业生态投资的重点[15]，该投资方向主要包括营造林抚育与森林质量提升、公益林和天然林保护等重点林业工程，主要用于林木种苗、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管护等领域，成为森林抚育管理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动力，也是影响森林自然生长的重要驱动力[16]。相应地，为促进天然林林木生长、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功能，国家逐步增加了天然林资源保护的投资，加大了天然林营林和抚育的投资力度，以鼓励各地积极补植造林和森林抚育。集体林主要分布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投资总额从2017年的626.37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935.13万元，增长了49.29%，有利于推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蓄积量和有效森林面积的快速增加，进而提升集体林主要分布区的森林碳汇能力[17]。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促进森林碳汇能力提升。
天然林停伐政策是一项持续的生态保护政策，其对农民增收的长期效应主要有三条间接影响路径：一是通过促进非农转移就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天然林停伐政策限制林区农民继续利用天然林资源，农民被动选择非农转移就业来缓解停伐政策的负面冲击[18]。同时，政府加强林区农民就业技术培训，有效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就业技能的掌握，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机会。二是通过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在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第三产业，促进林业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当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农民增收[14]。三是通过地方财政支持发展林下产业以促进农民增收。政府通过地方财政支持的资金补贴方式支持农民发展林下经济和经济林产业[19]，如林下中药材补贴、油茶造林补贴等，以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致富的“双赢”目标，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a：天然林停伐政策通过非农转移就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H4b：天然林停伐政策通过林业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H4c：天然林停伐政策通过地方财政支持林下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1.3 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国土辽阔，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资源禀赋具有区域异质性。森林资源禀赋越丰裕的区域其土壤、光照、降水、温度等自然条件均适宜林木生长，森林质量更高，固碳能力越强[20]。随着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推进，在森林资源丰裕区（以下简称“资源丰裕区”），其森林资源管护力度和自然更新能力不断增强，碳汇能力增长更加明显。反之，在森林资源贫瘠区（以下简称“资源贫瘠区”），森林碳汇能力增长不明显。同时，在资源丰裕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对木材采伐依赖路径更强，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这些区域的农民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生计转型，短时间内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而在资源贫瘠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生计更趋向于多样化，能够在停伐之后快速实现生计转型促进收入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5：在资源丰裕区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可以获得更高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和更低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
林业产业总产值是衡量林业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6]。林业产业优势区域（以下简称“产业优势区”）拥有较高的森林资源开发能力或林产加工水平[21]，意味着该区域人工林比例较高，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对其影响较小，短时间内森林碳汇增长效果并不显著。林业产业弱势区域（以下简称“产业弱势区”）由于处于偏远山区或林区基础道路不便导致森林资源产业化受到限制，天然林比例较高，停伐后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更为明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相同，这是由于林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赖于林业产业发展[14]。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之后，产业优势区的农民在短时期内其生计途径和收入迅速减少。通常情况下，产业弱势区的农民对林业产业依赖较低且生计转型较快，农村居民收入下降不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6：在产业弱势区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可以获得更高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本文理论分析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the natural forest logging ban policy on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天然林停伐政策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年份不同，属于处理时间不统一的干预情形。在因果效应的识别策略上，本文借鉴交叠倍差法（Staggered DID）的思想，将天然林停伐政策变量处理为第某年某省份是否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的二值变量（实施为1，未实施为0）。当政策时点不一致时，交叠DID模型在估计过程中将其拆分成多个2×2的经典DID情形，最终加权得到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22]。在交叠DID规范中，后期实施该政策的区域可以作为早期实施该政策的区域（处理组）的对照组，这种设置能够剥离其他令人混淆的政策[7]。鉴于此，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C i t = α 0 + α 1 D i t + α 2 X i t + γ t + λ i + ε i t
式中：被解释变量 C i t为省份i第t年的天然林停伐政策碳汇效应和收入效应相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 i t为省份i第t年是否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的虚拟变量； X i t为影响天然林停伐政策碳汇效应或收入效应变化，而又不能被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所吸收的控制变量集； α 0为常数项； α 1、 α 2为回归系数； γ t为时间固定效应； λ i为省份固定效应； ε i t为随机扰动项。
（2）机制检验模型
为检验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以及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非农转移就业、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地方财政支持在其中的传导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23]：
J i t = v 0 + v 1 D i t + v 2 X i t + γ t + λ i + ε i t
C i t = β 0 + β 1 D i t + v 3 J i t + β 2 X i t + γ t + μ i + ε i t
式中： J i t为机制变量，若系数 v 1显著说明天然林停伐政策对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非农转移就业、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地方财政支持的作用成立； v 0、 β 0为常数项； v 1~ v 3、 β 1、 β 2为待估计系数。 β 1、 v 3同时显著说明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在天然林停伐政策影响森林碳汇能力以及非农转移就业、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地方财政支持在天然林停伐政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之中存在机制传导效应。 v 3代表机制传导效应为正或负。为避免机制传导在识别因果关系上可能存在的缺陷[24]，在机制检验部分仅检验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机制变量的影响，不再进行式（3）的检验，而是从理论上论证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利用Sobel检验验证结果。

2.1.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重点关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天然林停伐政策的碳汇效应和收入效应。碳汇效应为森林碳汇能力，通过计算森林碳汇总量并求取人均森林碳汇量（t）来衡量。森林碳汇总量普遍利用森林蓄积量扩展法来核算，该方法比较充分地考虑了林下生物量的影响，适用于大范围的森林碳汇测算[16]。收入效应包括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别利用农村居民经营收入（万元）和农村居民收入（万元）[25]来衡量，其中农村居民收入的代理指标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万元）。
（2）核心解释变量
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开始于2016年，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时间点不相同，核心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即在具体年份是否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政策等于1，未实施等于0。
（3）机制变量及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为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非农转移就业、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地方财政支持。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用人均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额（元）衡量，非农转移就业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衡量，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用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与林业产业总产值比值（%）表征。地方财政支持用人均地方财政林业支出（元）表征，即林业产业贡献率（林业产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人均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元）的乘积。
控制变量。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受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25,26]，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一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分别采用GDP增长率（%）和每平方千米人口数（人）表示。城镇化水平由熵权法测算得出，具体指标包括用于衡量经济城镇化方面的人均GDP（万元）、用于衡量人口城镇化方面的城镇人口占比（%）和用于衡量空间城镇化方面的城市建成区面积（km2）[27]。二是林业发展因素，林业产业发展水平用人均林业产业总产值（元）来衡量，森林覆盖率（%）为森林资源禀赋的表征指标，森林灾害程度用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与森林面积比值（%）来衡量。三是政策和市场因素。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取衡量市场化的对外开放程度、农业发展水平和林业产业政策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控制变量，分别采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出口贸易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以及林下经济发展政策 ② 表征。四是自然因素。森林碳汇能力会受到气温和降水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气温和降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量（mm）。森林资源禀赋和林业产业发展水平为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变量。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2.2.1 研究区概况与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2005—2022年集体林主要分布区为研究样本。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指林地资源为集体林占优势地位的林区，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为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广东、江苏和上海14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区域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战场，集体林和天然林面积占比较大，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样本区域的集体林占比均超过50%，除广东、安徽、江苏和上海以外的天然林占比均超过5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分别占全国的50.67%和47.86%，平均森林覆盖率达44.87%，年均固碳能力达到94.58亿t。交叠DID模型在实证检验中要求对照组均为未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7]。在本文中，天然林停伐政策在2016年于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开始实施，实施区域包括江西、福建、广西、湖南、湖北和云南6省（自治区），均作为处理组，其他省（直辖市）为对照组。2017年，天然林停伐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显然不存在未实施政策的对照组。因此，选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天然林面积占比来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上海和江苏的天然林占比小于5%（表1），受天然林停伐政策干扰很小，作为2017年及以后的对照组纳入实证模型进行分析。
表1 样本区域的集体林和天然林占比

Table 1 Percentage of set-aside and natural forests in the sample area (%)

区域 集体林占比 天然林占比 区域 集体林占比 天然林占比 区域 集体林占比 天然林占比
浙江 95.08 73.80 湖北 93.40 73.19 广东 88.97 34.96
福建 93.58 52.49 广西 91.84 51.31 安徽 89.88 49.85
云南 79.82 75.90 贵州 96.97 59.09 江苏 76.95 4.82
江西 88.43 64.37 四川 51.54 72.70 上海 66.99 —
湖南 94.46 52.35 重庆 93.54 72.98

注：集体林占比、天然林占比是指集体林占林地面积的比例、天然林占林地面积的比例，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报告》。

2.2.2 数据来源

本文森林碳汇能力测算采用中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为体现森林碳汇能力的逐年变化，清查期内的年度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16]。GDP增长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及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等数据来源于2005—2022年的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等数据来源于2005—202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林业产业总产值、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和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额等数据来自2005—2022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气温和降水数据来源于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气象站点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数据。同时，运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近年份的数据线性插值（默认两点之间是固定斜率的线性关系）补齐个别区域少量的缺失数据。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以2005年为基期，将所有价值量做不变价值处理。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人均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额、人均林业产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等做对数处理。

2.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集体林主要分布区2005—2022年森林碳汇能力 ③ 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期内，处理组森林碳汇能力高于对照组，处理组森林碳汇能力保持增长趋势，从2005年的65.34 t/hm2增长到2022年的80.95 t/hm2，年均增长1.27%。研究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收入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年均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处理组农村居民收入从2005年的0.32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2.08万元，均低于对照组的收入水平，但年均增长率为11.33%，较对照组高0.82个百分点，在2016年、2017年与对照组交汇后一直高于对照组并呈现发散趋势，即2022年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3%和4.45%，相差2.28个百分点。
图2 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时间趋势

Fig. 2 Temporal trends in forest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从表2可以看出，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的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比政策实施前平均高5.746 t和0.738万元，而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的农村居民经营收入比停伐前低0.021万元。为进一步解析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异质性特征，分别用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林业产业总产值衡量森林资源禀赋和林业产业发展水平。以森林覆盖率的平均值43.88%为临界点划分为资源丰裕区和资源贫瘠区，资源丰裕区拥有较高的森林碳汇能力和较低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比资源贫瘠区高7.244 t和低0.026万元。以人均林业产业总产值的平均值223.198元为临界点划分为产业弱势区与产业优势区两类，产业优势区的森林碳汇能力比产业弱势区高11.277 t，而农村居民收入却低0.017万元。
表2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资源贫瘠区 资源丰裕区 产业弱势区 产业优势区
(1) 被解释变量
森林碳汇能力 t 10.992 11.431 9.214 14.960 7.140 14.384 6.875 18.152
农村居民经营收入 万元 0.521 0.463 0.438 0.417 0.505 0.534 0.459 0.556
农村居民收入 万元 1.656 0.726 0.937 1.675 1.163 1.137 1.171 1.154
(2) 核心解释变量
天然林停伐政策 — 0.310 0.463 — — 0.195 0.410 0.200 0.500
(3) 稳健性检验变量
集体林权改革 — 0.837 0.370 0.764 1.000 0.737 0.925 0.750 0.989
天然林保护工程 — 0.317 0.466 0.333 0.282 0.508 0.149 0.388 0.196
碳汇增量 亿t 0.155 0.236 0.119 0.235 0.124 0.183 0.110 0.234
收入增长率 % 4.364 1.670 4.512 4.033 4.305 4.416 4.294 4.485
(4) 机制变量
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 元 73.618 69.705 55.510 114.014 61.660 84.149 58.641 99.666
非农转移就业 % 67.445 16.210 65.237 72.372 67.332 67.545 69.598 63.701
林业产业结构优化 % 17.399 12.210 12.912 27.408 18.576 16.362 17.642 16.976
地方财政支持 元 8.146 11.223 4.849 15.503 4.069 11.737 3.381 16.433
(5)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 9.718 3.531 11.152 6.520 10.129 9.357 10.197 8.886
人口密度 人 7.830 0.388 7.767 7.969 7.777 7.878 7.748 7.972
城镇化水平 — 0.285 0.176 0.259 0.345 0.293 0.278 0.320 0.225
林业产业发展水平 元 223.198 196.275 167.752 346.887 125.781 308.934 119.646 403.290
森林资源禀赋 % 43.877 16.838 39.614 53.387 28.712 57.232 37.578 54.833
森林灾害程度 % 5.503 4.036 5.655 5.164 7.550 3.698 6.145 4.386
对外开放程度 % 36.020 38.331 41.890 22.926 36.870 35.272 45.316 19.853
农业发展水平 % 10.190 5.235 11.196 9.586 10.081 11.241 9.737 12.368
林业产业政策 — 0.567 0.496 0.374 1.000 0.542 0.590 0.481 0.717
气温 ℃ 16.325 3.149 16.191 16.623 14.507 17.926 15.688 17.432
降水 mm 4.120 0.839 4.044 4.288 3.557 4.615 3.925 4.457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先运用Hausman检验确定基准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并根据式（1），检验天然林停伐政策对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碳汇能力、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为得到更为准确的实证结果，在表3模型 ①、模型 ② 和模型 ③ 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

变量 ① 森林碳汇能力 ② 农村居民经营收入 ③ 农村居民收入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天然林停伐政策 1.377*** 0.377 -0.166** 0.070 0.033* 0.019
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 0.032 0.032 -0.006 0.006
地方财政支持 1.755*** 0.577
经济发展水平 0.128** 0.057 0.031** 0.014 0.009*** 0.003
人口密度 -0.079 0.404
城镇化水平 -3.028** 1.327 0.233 0.183
林业产业发展水平 1.732*** 0.445 -0.540*** 0.018 0.155*** 0.024
森林资源禀赋 0.015 0.028 -0.858 0.669 0.279* 0.151
森林灾害程度 -0.102*** 0.029
对外开放程度 -1.531*** 0.249 0.151*** 0.043
农业发展水平 2.458 2.033 0.420 0.408
林业产业政策 0.447 0.504 0.003 0.023
气温 -2.644 4.658
降水 -0.262 0.177
常数项 -2.406 14.053 3.452*** 1.215 -1.150*** 0.16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 252 154 252
R2 0.995 0.766 0.99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模型 ① 和模型 ③ 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天然林停伐政策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系数分别为1.377和0.033。该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长期的生态保护政策能促进农民增收[25]，H1和H2b得到验证。由图2b可知，处理组在研究期内的农村居民收入尽管低于对照组，但其年均增长率高于对照组，如处理组的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在2017年及之后总体达到8.50%以上，高于对照组上海8.00%和江苏8.35%的水平。在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在持续保护天然林资源、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均发挥较好的作用，如江西资溪县的灵芝产业、铜鼓县的黄精产业和蜜蜂养殖产业等。资溪县灵芝经营主体承包4000 hm2天然公益林，打造林下灵芝种植基地和森林研学基地等，并带动农民通过务工就业、林地分红等形式参与，促进了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双提升。
此外，本文利用2010—2020年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居民经营收入数据，以验证天然林停伐政策的短期效应。模型 ② 结果显示，天然林停伐政策在5%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影响系数为-0.166，说明天然林停伐政策在短期内会降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H2a得到验证。强制性的天然林停伐政策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天然林资源的使用，使得农村居民依赖销售木材所获得的经营收入下降。

3.2 有效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在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森林碳汇能力、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前6年以上的处理组观测值较少，容易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参考现有研究[28]，将这部分观测值合并检验，并将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基准年，检验政策实施前后碳汇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动态变化，图3为事件分析法回归系数可视化图。图3a显示，政策实施前森林碳汇能力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后的回归系数呈现上升趋势，并在第4年开始显著，说明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图3b显示，政策实施前后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回归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并在政策实施第3年开始显著。图3c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回归系数特点与图4a的森林碳汇能力相同，并在政策实施的第5年开始显著，说明农民生计转型存在较长的适应期，随着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增收效应才开始显现。综上，结果表明交叠DID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天然林停伐政策显著提升了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并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经营收入。
图3 平行趋势检验

Fig. 3 Parallel trend test

图4 安慰剂检验

Fig. 4 Placebo test

3.2.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其他难以观测因素对天然林停伐政策效应的干扰，还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借鉴徐章星等[29]的方法，以判断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是否会受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处理组，重复500次该随机过程并进行500次回归，将基准回归的真实系数估计值与每一次重复回归所得的虚拟系数估计值进行比较，得到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如图4所示。当真实政策效果和虚拟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时，可以剔除其他随机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右侧竖虚线代表真实系数估计值，回归系数呈正态分布且多位于零线两侧，全部回归结果与真实系数估计值（1.377、-0.166和0.033）相距较远，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是成立的，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及检验

交叠DID的双向固定效应（TWFE）估计量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需要先对TWFE估计量可能存在的偏误进行诊断，再利用“异质性—稳健”估计量重新进行检验。参考Goodman-Bacon[30]的研究，将TWFE估计量拆解成3类2×2DID估计组合：“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尚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较早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其估计量的大小等于3类2×2DID组合估计量的加权平均。Bacon分解结果表明，“较早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的权重为9.00%，权重较小，表明异质性问题不明显，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为了消除TWFE估计量存在的偏误，本文使用Callaway等[31]提出的CSDID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模型 ① 和模型 ② 所示，使用CSDID估计后，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别为1.331和0.03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CSDID估计 排除天然林保护工程 排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替换被解释变量
① 森林
碳汇能力		 ② 农村
居民收入		 ③ 森林
碳汇能力		 ④ 农村
居民收入		 ⑤ 森林
碳汇能力		 ⑥ 农村
居民收入		 ⑦ 碳汇
年增长量		 ⑧ 农村居民
收入年增长率
平均处理效应 1.331***
(0.327)		 0.036***
(0.010)
天然林停伐政策 1.381***
(0.374)		 0.032*
(0.019)		 1.262***
(0.370)		 0.032*
(0.019)		 0.043*
(0.024)		 0.062*
(0.036)
天然林保护工程 控制 控制
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330
(14.098)		 -1.141***
(0.164)		 -1.220
(13.727)		 -1.141***
(0.161)		 0.658
(0.915)		 2.635***
(0.265)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993 0.995 0.993 0.995 0.776 0.997

3.3.2 考虑其他相关政策的干扰

DID的理论框架是在建立“准自然实验”基础上，但不可排除在研究期内会受到其他政策的影响。在样本研究期内，可能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的政策主要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是排除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干扰。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于1998年开始试点，2000年在云南、四川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启动。参考徐章星等[29]的做法，将2000年作为时间节点，以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实施天保工程的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5省（直辖市）作为处理组，其余9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对照组，设置天然林保护工程虚拟变量，放入式（1）中进行回归，以排除该政策对结果的干扰，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 ③ 和模型 ④ 所示。二是排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干扰。国家于2003年开始试点推行，并在2008年全面推行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排除该政策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构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虚拟变量放入式（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 ⑤ 和模型 ⑥ 所示，无论排除天然林保护工程还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结论是稳健的。

3.3.3 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森林碳汇年增长量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模型 ⑦ 和模型 ⑧ 所示。可以看出，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年增长量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调整样本。为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采用缩尾处理方法，设置在1%~99%之外的所有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缩尾处理后，天然林停伐政策的碳汇效应和收入效应仍然显著，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比较可靠。

3.4 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2005—2022年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非农转移就业、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地方财政支持数据，探究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具体影响路径（表5）。结果表明，天然林停伐政策对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天然林停伐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的增加，森林质量进一步提升，进而影响森林碳汇能力提升，研究假说H3得以验证。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5 Mechanism test results

变量 ① 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 ② 非农转移就业 ③ 林业产业结构优化 ④ 地方财政支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天然林停伐政策 0.732*** 0.198 0.029*** 0.010 0.066*** 0.017 -0.145** 0.0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0.709*** 7.267 0.263*** 0.066 -0.001 0.101 -0.289 0.475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739 0.974 0.880 0.985
Sobel检验 (Z值) 1.987** 1.676* 2.426** -1.886*
天然林停伐政策对非农转移就业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天然林停伐政策促进了非农转移就业，林区农民增收渠道拓宽，收入进一步提高，研究假说H4a得以验证。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天然林停伐政策促进了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升林区农村居民总收入，研究假说H4b得以验证。地方财政支持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该结果与原研究假说H4c不一致，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地方财政支持的林下产业发展补贴资金对小农户具有规模门槛挤出效应，导致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受阻；二是可能存在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之间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部分小农户在林下产业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三是从地方财政支持资金的变化波动趋势来看，地方财政支持对林下产业资金支持的可持续性不强，导致效果欠佳[32]。但由于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其地方财政支持的负效应总体上不影响农户收入正向结果。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利用Sobel模型再次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成立。

3.5 异质性检验

3.5.1 森林资源禀赋异质性

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资源丰富且结构复杂多样，森林资源禀赋会导致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从表6可以看出，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在资源丰裕区具有更显著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果，在资源贫瘠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果更佳，研究假说H5得到验证。资源丰裕区农民生计途径的缩减使得增收效应不明显，主要是因为森林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还需要一个过程。
表6 森林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heterogeneity of forest resource endowments

变量 ① 森林碳汇效应 ② 农村居民收入效应
资源贫瘠区 资源丰裕区 资源贫瘠区 资源丰裕区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天然林停伐政策 0.176 0.433 0.973* 0.465 0.014* 0.006 0.031 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8.725 45.816 -10.998 7.838 -1.404*** 0.205 -1.781*** 0.213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741 0.824 0.999 0.988
观测值/个 118 134 118 134

3.5.2 林业产业发展水平异质性

从林业产业发展水平分析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处于远离交通要道的产业弱势区，天然林停伐政策带来森林碳汇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正向显著效应，研究假说H6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在研究期内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产业弱势区的天然林资源人为干扰较少，逐步进入休养生息的良性发展阶段，森林碳汇能力的年增长率为2.599%，高于产业优势区1.129个百分点。同样，产业弱势区农户对林业产业依赖程度较小，生计方式呈现多样化，与产业优势区农民所表现的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内卷现象相比，产业弱势区在天然林停伐政策实施后农民更容易调整生计策略，实现较快转型，从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表7 林业产业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heterogeneity i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industry

变量 ① 森林碳汇效应 ② 农村居民收入效应
产业弱势区 产业优势区 产业弱势区 产业优势区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天然林停伐政策 1.241*** 0.239 -0.254 0.452 0.041* 0.021 0.008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3.438** 9.250 98.233* 51.724 -1.503*** 0.202 -1.027*** 0.07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996 0.994 0.987 0.999
观测值/个 160 92 160 92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运用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测算了集体林主要分布区近18年各省域单元森林碳汇能力，并基于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交叠DID模型考察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双重影响，探究其主要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天然林停伐政策在长期内能明显促进集体林主要分布区的森林碳汇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在考虑其他相关政策的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后检验结果仍然稳健。但在短期内，天然林停伐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第二，天然林停伐政策不仅能够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提升森林碳汇能力，还能够通过促进非农转移就业和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抵消了地方财政支持对林下产业增收效果不理想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第三，天然林停伐政策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资源丰裕区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效应显著优于资源贫瘠区，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在不同区域呈现相反的结果。产业弱势区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果更强。

4.2 启示

（1）鉴于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集体林主要分布区森林碳汇能力，并通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作用于森林碳汇能力，建议要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天然林停伐政策，提高森林资源管护和多功能森林经营力度，加强中幼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优化森林树种结构以提升森林林分质量，重视生态红线、预防森林病虫害火灾以保障有效森林面积等。同时，建议各地继续加大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和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实现多元化主体生态投入机制。
（2）鉴于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在长期内能够提升集体林主要分布区农村居民收入，并通过促进非农转移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作用于农民增收，建议做好农民就业岗前培训工作以及县域特色产业园的打造，为林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积极探索森林旅游、森林康养和林下经济等新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鼓励将天然林林下空间流转，吸引工商资本投资于林下产业，引导农民以劳务和林地分红形式参与林下经营。鉴于政策通过地方财政支持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建议降低面向小农户经营的政策支持门槛，完善有利于小农户公平参与的产业发展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鉴于政策在短期内对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具有负向影响，应加快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村居民生计转型。
（3）鉴于实施天然林停伐政策的森林碳汇能力提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具有资源禀赋异质性，建议在资源丰裕区要加快建立健全森林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农民参与碳汇交易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有机会分享碳汇价值实现的成果。资源贫瘠区要扩大造林面积、优化森林树种结构、制定土壤提升方案，进一步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鉴于天然林停伐政策对森林碳汇能力提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存在林业产业发展水平异质性，建议产业弱势区加大农民生计转型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林区基础道路建设，打通林产品价值转化的通道，为农民增收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建议产业优势区要转换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创新林地经营方式，统筹推进林木生物质利用、林下经济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和自然教育等林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形成森林资源保护、碳汇能力提升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互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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