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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5: 1141 - 115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501

Ob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exploration of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 TIAN Cheng-shi ,
  • QI Lin
Expand
  • School of Stat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Liaoni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5

  Revised date: 2025-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6

Fold

Abstract

Biodiversity is the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earth, 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can provi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connection among biodiversity,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biodiversity.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actions, this paper rationally divides the formation stages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 in order to clarify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accounting essenc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official tex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analyses the update an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ccounting logic, accounting scope, core accounts and accounting methods. In the light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its reference value are explor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cope definition, region selection, account design and indicator construction. Finally, combining the resul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ideas for promoting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accounting system and expanding the practical paths to promote accounting, this study helps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in China.

Key words： biodiversity; ecosystem;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TIAN Cheng-shi , QI Lin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exploration of biodiversity accounting[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5) : 1141 -1156 . DOI: 10.31497/zrzyxb.20250501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维护地球安全和保护人类福祉的重要环节，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决策主流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人类活动引起的一系列环境和气候变化造成了物种消亡加速等生态系统恶性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加快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和人类共同福祉尤为关注的问题[1]。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认真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以下简称“《保护计划》”）[2]，完善更新生态环境监管与保护的政策法规，不断提升保护成效与治理能力。
随着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工作成为全球共识，生物多样性核算逐步成为全球环境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SEEA）中的重要专题。生物多样性核算由生物多样性评估发展而来，随着生态系统核算国际统计标准的发布被正式提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价值。最初，国内外学者通常选取代表性指标，采用综合评价方法评估生物多样性[3,4]，但传统评估框架中存在哲学与科学问题、责任问题、核算技术以及核算实践问题4个难点[5]。2007年，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TEEB）研究被提出并迅速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6,7]。此后，伴随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2012-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SEEA-EEA）和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EEA-Ecosystem Accounting，SEEA-EA）两项国际统计标准的发布，生物多样性核算正式成为具有国际统计标准的研究课题。
生物多样性核算不仅为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这一环境管理目标提供信息，还能支持开展确保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和分析相关政策效应的讨论。生物多样性核算是SEEA-EA的重点主题账户，其核算结果不仅与SEEA-EA相互助益，还能与SEEA中心框架（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Central Framework，SEEA-CF）、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等成熟核算体系相联系，有助于明晰生物多样性信息在政策制定中的意义，促进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决策主流的讨论。
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的规范研究开展较早，相关研究一方面聚焦于不同范围与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具体核算[8]，另一方面重点讨论生物多样性核算的责任主体[9]、研究价值[10]与理论完善[11]等。已有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论证了生物多样性核算能够更好地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规划的主流框架[12]，并持续研究提高生物多样性行动效率的实践方案[13]。但总的来说，生物多样性核算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需要更加丰富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以完善核算体系。国内学者充分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发展趋势[14,15]与实现路径[16,17]，但尚未对生物多样性核算展开系统研究。目前，国内实践研究主要停留在生物多样性评估阶段，包括生态系统发展状态[18]和服务价值[19]评估，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评估[20]等，缺乏依据国际标准对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核心内容进行试算与研讨。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核算的研究进展与国际标准[21⇓⇓-24]，并未清晰划分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阶段，全面阐述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具体标准与可借鉴的经验不足。综合而言，国内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为薄弱，制约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工作的推进，不利于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相融合的视角系统考量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本文遵循从理论研讨到实践归纳的研究逻辑，以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倡议和计划的演进与实施为依据，梳理和划分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分析生物多样性核算国际统计标准在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与核算方法四个层面的演进内容，总结代表性国家在范围界定、区域选择、账户设计和指标构建四个维度的实践经验，最后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成果与挑战，探索中国推进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具体实施方案。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厘清了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历程与国际核算框架的演进内容，加深了对核算目标、核算内涵与核算标准的综合认知；其二，归纳了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国际实践成果，凝练了切实可行的前沿实践经验；其三，明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成果与挑战，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提供了具体发展思路。

1 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历程

生物多样性核算源起于生态系统评估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环境监测项目，并随着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讨论被纳入SEEA参与核算。本文以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倡议和计划为依据，将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阶段、发展阶段与规范阶段，以明确生物多样性核算在国际统计框架中的定位与发展，阐明核算的目标与意义。

1.1 探索阶段：基于全球环境监测举措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2001—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开展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项目，以评估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面临的威胁为目标，是全球生态系统多层次综合评估的首次实践。MA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多样性核算项目，但它首次全面评估了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是生物多样性核算的良好开端。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并对各国提出了制定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的要求。2004年，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针对这一目标初次提出了生物多样性评价的8个具体指标。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欧盟、英国等）开始建立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2005年，为尽可能建立国家、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统一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欧洲环境局发起整合欧洲 2010年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合作项目。
研究发现，建立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综合考虑代表性、可行性、数据获取尺度与难度等多种因素，故很难构建全球范围适用的指标评价体系，但此阶段的探索为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2 发展阶段：基于国际框架明确SEEA与生物多样性核算的联系

2007年，8+5波茨坦环境部长会议首次提出TEEB理论，这一理论将环境、生态与经济系统联系起来，为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提供了新思路，为SEEA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核算框架奠定理论基础。2010年，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附有20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该计划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政策框架。
为了进一步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12年主导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为决策者提供不同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评估服务。与此同时，2012年通过的SEEA-CF提供了生态系统核算的首个国际标准，生态系统核算体系开始形成。
分析表明，发展阶段的国际行动开始挖掘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联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从SEEA框架中受益。这一阶段SEEA-CF的讨论重点仍停留在生态系统核算层面，并未给出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统计标准，但SEEA作为自然资本核算的公认国际统计标准，其核算逻辑与核算结果为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1.3 规范阶段：基于SEEA确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核算国际标准

2014年，SEEA-EEA[25]手册的发布为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实验性尝试与试算实践提供首个国际统计标准，生物多样性核算进入规范阶段。与已成体系的卫星账户相同，生物多样性核算同样遵循SNA基本原理，并将核算内容与规则灵活拓展到生物多样性领域[26]。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特别强调通过实施SEEA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主流，而后自然资本议定书[27]的发布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具体核算方法。
2021年3月联合国[28]发布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EEA-EA）手册，为生物多样性核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正式国际统计标准。SEEA-EA将生物多样性核算正式列为生态系统核算的重点拓展专题，将物种核算、栖息地和空间尺度核算、遗传多样性核算统一纳入生物多样性核算内容，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正式形成。
本文认为，联合国关于SEEA生物多样性核算独立体系的开发目前尚未完成，生物多样性核算仍属于SEEA-EA的拓展专题内容，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仍需完善。在规范发展阶段，生物多样性核算主要面临测量方法不够完善、遗传多样性核算难度大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来分析国际推荐测量方法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中的适用情况，促进特色化核算方案的制定。此外，还可以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统计经验对遗传多样性展开创新思考，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贡献中国经验。

2 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标准演进

目前，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包括SEEA-EEA与SEEA-EA，本文从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与核算方法层面归结生物多样性核算国际标准的演进内容，以期为中国的核算实践与政策制定夯实理论基础。

2.1 核算逻辑的完善

从SEEA-EEA到SEEA-EA，生物多样性核算由生态系统资产核算的一个方面发展为生态系统核算的独立拓展专题，核算内容逐渐丰满。SEEA-EEA首先提供生态系统核算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将生物多样性描述为“所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之间的可变性，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的生态复合体；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29]，并认可科学界将其概念化为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SEEA-EEA的核算逻辑是将生物多样性作为衡量生态系统状况和范围的指标，列为生态系统资产实物量核算的一部分。
SEEA-EA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并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30]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第57号决议，认定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基因）多样性。同时，SEEA-EA全面总结生物多样性核算与生态系统核算的联系，论证生物多样性核算在理解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之间联系方面具有统计意义，将生物多样性核算从生态系统资产核算中独立出来，作为生态系统核算的应用与拓展内容纳入专题讨论。
本文认为，SEEA-EA不再局限于SEEA-EEA的核算逻辑，旨在提供一套与经济社会分析相连通的体系，促进将生物多样性数据的使用纳入主流规划和决策。同时，SEEA-EA充分挖掘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统计潜力，为SEEA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的独立发展奠定基础。

2.2 核算范畴的界定

关于生物多样性核算范畴的讨论，从4个状况评估指标发展为三大重点核算部分，核算内容更成体系。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商定了用于评估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情况的临时指标清单，其中与生物多样性状况相关的指标共有4个。SEEA-EEA将这4项指标作为核算重点内容：（1）生态系统范围趋势指标，用以描述各类生态系统的规模变化；（2）物种丰度与分布趋势指标，通过对比选定物种的平均丰度与参考条件反映生态系统的平均质量；（3）受威胁物种状况趋势指标，显示受威胁物种平均丰度的变化；（4）遗传多样性变化指标，反映基因层面的变动 ① 。
综合实践探索与试编经验，SEEA-EA将不同范围下的物种核算、栖息地和空间尺度的核算及遗传多样性核算三项内容统一纳入生物多样性核算范畴。首先，物种核算的核心目标是评估物种多样性，展现选定物种与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间的结构性联系。其次，栖息地和空间尺度的核算可以利用时空数据解决物种核算过程中缺乏个体种群数据的问题，为物种栖息地信息的推导提供数据支持。同时，通过使用生态系统范围账户、状况账户和生态系统类型图等信息，栖息地和空间尺度的核算能够统计和报告生态系统自身作为生态实体的状况与变化。最后，遗传多样性核算包含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的遗传结构变化，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与SEEA-EEA相比，SEEA-EA不再单独依靠有限的指标来统计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其核算内容层层递进、逻辑严谨，涵盖了描述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初步描绘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系统框架，明确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核心范畴。

2.3 核心账户的设计

物种核算是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核心环节，SEEA-EEA最先尝试编制物种丰度等特定账户来衡量物种多样性状况，而后SEEA-EA对物种账户的功能进行拓展，总结出物种核算的重点对象，并提供能够普遍适用的物种账户一般结构。SEEA-EEA重点介绍物种丰度账户的内容结构和核算原则。考虑到物种核算的重点倾向于研究区域的代表性物种，SEEA-EEA在附录中补充介绍了受威胁物种账户的编制方法与账户结构，建议依据《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以下简称“《红色名录》”）[31]确定核算对象类别与风险等级标准。
而后，SEEA-EA对SEEA-EEA进行拓展，明确总结出物种账户的核算内容与核算对象，并完善受威胁物种账户的表式设计。SEEA-EA首先阐明物种账户用于衡量一个核算期内物种灭绝风险的状态变化、物种存量（如存在度、丰度）和物种分布三项内容。物种核算对象可总结出4种具有优先级的类别：（1）受到广泛关注的物种，比如受威胁物种；（2）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重要作用的物种，比如可捕捞的鱼类和可采伐的木材；（3）具有社会或文化意义的物种，如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袋鼠（Macropodidae）等标志性动物和不同信仰下的“神圣植物”；（4）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价值的物种，如蜜蜂（Apis）等传粉物种。由于物种账户核算对象的选择受到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SEEA-EA提供表1所示的物种账户一般结构，确保各国能够灵活编制物种账户。
表1 生物多样性核算—物种核算的账户结构

Table 1 Account structure of biodiversity accounting-species accounting

物种或种群1 物种或种群2 物种或种群3 物种或种群4 物种或种群5 …
计量单位
期初存量
期内增加
非管理增加
管理增加
期内减少
非管理减少
管理减少
期内变动
期末存量
研究发现，从SEEA-EEA发布至今，许多国家已经根据国际标准的核算思路试编了物种账户，验证了账户编制的可行性，也尝试对核算内容进行合理调整，具体情况在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实践经验部分详细介绍。

2.4 核算方法的完善

物种核算需要获取和汇总广泛的数据信息，常用测算方法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SEEA-EEA提出生物多样性核算的两种测量方法——直接观察法和推断方法。直接观察法需要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对人力和物力需求较高，对大面积地区来说调查成本高昂，因此通常使用推断方法来估计生物多样性。SEEA-EEA提出利用基于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和其他压力信息的建模技术估计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思路，并且建议使用综合指数描述生物多样性状况。
SEEA-EA对两种测量方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核算思路与实施方案。在直接观察法上，SEEA-EA讨论了大样本调查（如国家调查）、商业性物种种群评估、保护地和自然保护区普查等具体方法及适用情形。在需要采用推断方法的情况下，SEEA-EA总结出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物种栖息地面积和空间结构数据推断生物多样性信息[32]。该方法能够克服由空间异质性、生态资产空间关系与相互作用导致的核算指标无法进行简单加总或平均的问题。针对衡量涉及多个生态系统的复杂多物种多样性标准时需要解决的空间尺度选择难题，联合国配套发布的生态系统核算背景文件[33]介绍了具体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SEEA-EA及配套文件提供了较SEEA-EEA更为全面详细的分析过程与核算方法，为可能存在的核算难题提出总体思路与实践指导，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方法论，增强统计核算结果的可靠性。
目前，实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最新国际统计标准是SEEA-EA，表2总结了SEEA-EA在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核算对象选择与核算方法方面的重点更新内容。该标准通过独立的核算专题将生物多样性涵盖的全部内容纳入核算领域，并为核心账户的编制实践提供了具体标准与参考范式，显著增强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的科学性、实践性与可比性，有助于推动国际核算实践的广泛开展。目前，中国已经开展生物多样性核算并积累了可观的统计数据，但尚未发布核心账户的编制成果。国际标准的更新演进表明编制核心账户是推进核算的具体要求，中国可以参照国际标准的重点细化内容试点开展核算工作并优先编制物种账户，促进中国核算成果与国际标准接轨。
表2 SEE-EEA与SEEA-EA中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核心内容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re elements of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in SEE-EEA and SEEA-EA

SEEA-EEA SEEA-EA 主要更新内容
核算逻辑 生态系统资产实物量核算的部分内容 生态系统核算的拓展专题核算 形成独立的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
核算范畴 生态系统范围趋势指标
物种丰度与分布趋势指标
受威胁物种状况趋势指标
遗传多样性变化指标		 物种核算
栖息地和空间尺度的核算
遗传多样性核算		 完善生物多样性核算思路与内容
核心账户 物种丰度账户
受威胁物种账户		 可灵活编制的物种账户 提供可操作性更强的一般物种账户
物种核算重点对象 代表性物种
有研究价值的物种		 受到广泛关注的物种
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重要作用的物种
具有社会或文化意义的物种
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价值的物种		 总结4种具有优先级的物种核算类别
核算方法 直接观察法
推断方法及建模思路
综合指数法		 直接观察法
推断方法及实施方案		 提供推断方法应用难点的具体解决方案

3 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实践经验

联合国[34]《2023年全球环境经济核算评估和辅助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90个国家编制环境经济核算账户，其中35个国家实施SEEA-EA，但统计和公布生物多样性核算内容的国家不足十分之一（7个）。在参考SEEA-EEA和SEEA-EA等国际标准开展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的国家中，荷兰[35]和澳大利亚[36]是最早进行账户编制的国家之一；巴西[37]、南非[38]和印度[39]是与中国共同参与2017年“自然资本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估价”（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NCAVES）项目的试点国家。本文综合上述国家的实践经验，从范围界定、区域选择、账户设计和指标构建四个维度出发，在归纳国际实践方法类型的基础上凝练不同方法的优缺点，以期为中国核算实践提供经验。

3.1 核算范围界定的国家经验

由于基因层面的生物多样性账户尚在开发中，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主要包括物种层面和生态系统层面。目前各国均已开展物种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核算，部分国家尝试探索生态系统层面的核算。

3.1.1 物种层面的核算经验

在物种层面上，各个国家的核算内容通常根据SEEA-EA的4个核算标准确定，并依照国际标准或本国物种研究报告进行适当调整。常见的物种核算范围界定模式主要分为参照国际标准、依据国家或地区的内部标准，以及综合国际标准与本国经验这三种。在实践中，印度基于国际标准，使用《红色名录》的统计数据计算本国物种丰富度与《红色名录》物种分布；南非基于内部标准，通过咨询国家科学机构的物种专家决定生物多样性核算重点关注的物种。荷兰、澳大利亚和巴西采用第三种模式：荷兰使用官方《红色名录》和模拟《红色名录》开发受威胁物种账户；澳大利亚综合《红色名录》、英联邦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和昆士兰自然保护法修订统一的受威胁种群分类，综合确定适合进行物种核算的种群；巴西依据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和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国家植物保护中心分别发布的《国家濒危动植物物种官方名录》确定受威胁物种账户的编制范围。
各国实践表明，物种核算范围的界定应当优先采用综合国际标准与本国经验的模式，在核算数据与方法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参照国际标准、依据国家或地区的内部标准这两种方法进行积极尝试。综合国际标准与本国经验的模式能够兼顾国际与国内的物种核算需求，是当前应用范围最广、实践价值最高的模式。单独依据国家或地区内部标准的模式在核算内容的全面性与国际可比性方面有所欠缺，但能够最大程度评估受关注物种的变动情况，可以为当地物种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单独依据国际标准的模式不能完全贴合研究实际，容易忽视代表性物种的变动特征，比如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大壁虎（Gekko gekko）等物种，它们在《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无危，但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二级保护动物，也应纳入中国的物种核算范围。不过这一方法的可操作性较强且能够支持国际比较，在核算条件有限时可以采用该模式进行初步尝试。

3.1.2 生态系统层面的核算经验

在生态系统层面上，由于对数据要求较高，目前仅有核算经验丰富的荷兰通过改进土地覆盖和生态系统单元（Land Cover and Ecosystem Unit，LCEU）地图得到生态系统类型图和生态系统账户，为其他国家生态系统核算的开展提供了思路。
荷兰经验表明，生态系统的核算范围可以基于SEEA-EA的生态系统范围账户来界定，各国可以借助生态系统范围账户等统计信息，探索编制生态系统层面的账户。目前，多数开展生态系统核算的国家已经积累了用于描述生态系统范围的数据信息，例如通过遥感技术获得的地表覆盖图等，这些资料也能支持生态系统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核算探索。

3.2 核算区域选择的国家经验

现阶段，荷兰、巴西、南非和印度均构建了全国性受威胁物种统计体系，且逐年更新国家统计数据。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它提供的服务为人类带来诸多福利，评估大堡礁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因此，澳大利亚选择大堡礁地区作为研究区域，编制区域内受威胁的鸟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物种账户，并逐一分析受威胁种群面临的主要压力。
国际经验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核算工作可以从代表性区域开始，逐步完成全国范围的核算。在核算经验与统计资料充足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尽可能地开展国家范围的核算以反映生物多样性全貌，增强将生物多样性核算纳入国家决策的可行性。但是在生物多样性核算探索阶段，全国范围的核算工作通常难以直接完成，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数据获取难度和核算区域的研究价值，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区域优先开展次国家范围的核算，并且通过代表性区域的实践成果来总结区域核算经验，进而助力国家账户的编制。

3.3 不同账户表式设计的国家经验

在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中，各国在SEEA-EEA和SEEA-EA的指导下进行了核心账户的编制实践 ② ，主要包括物种层面的受威胁物种账户和生态系统层面的生态系统账户。

3.3.1 受威胁物种账户的表式设计经验

在受威胁物种账户表式设计方面，账户的每一行代表各风险级别物种的一项数量指标，每一列记录一种风险级别的物种数量在核算区内的期初与期末存量与各种原因引起的数量变化。各国通常根据《红色名录》的物种划分等级编制受威胁物种账户，并根据实际统计数据对账户记录的风险类别进行调整。《红色名录》以物种受威胁程度为依据，从高到低划分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7个等级，还包括数据缺乏和未予评估两个部分。各国受威胁物种账户记录的风险类别如表3，荷兰、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受威胁物种账户均涵盖大部分物种等级，但荷兰未记录野外灭绝和无危两个等级以及数据缺乏部分，澳大利亚未记录野外灭绝和极危两个等级以及数据缺乏部分，巴西没有记录未予评估的部分。此外，澳大利亚和巴西还按照生物群落、环境类型等要素分类讨论。
表3 各国受威胁物种账户记录的风险类别总结

Table 3 Summary of risk categories recorded in national threatened species accounts

风险类别 灭绝 野外灭绝 极危 濒危 易危 近危 无危 数据缺乏 未予评估
荷兰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巴西 √ √ √ √ √ √ √ √
受威胁物种账户的每一列都记录着核算期间内物种数量的变化情况，各国核算账户中引起物种变动的因素不断细化，澳大利亚和巴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表式设计。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账户设计不仅记录期初存量、期末存量、总增加（减少）量，还从来自更低威胁类别、来自更高威胁类别、新物种的发现、灭绝物种的重新发现、重新分类、更新评估、名单中新增内容七个方面详细记录物种的增加；从转为更低威胁类别、转为更高威胁类别、重新分类、局部灭绝、更新评估5个方面记录物种的减少。相比之下，前期荷兰的账户设计未考虑新物种的发现与名单中新增内容引起的物种变动。
综合各国经验，本文认为受威胁物种账户的编制经验主要有两点：第一，参照《红色名录》的物种划分等级，尽可能评估全部物种等级；第二，考虑新物种的发现与名单中新增内容等因素的影响，详细记录物种的变动情况。本文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受威胁物种账户一般结构，如表4所示，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通用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编制适用的受威胁物种账户。
表4 受威胁物种账户的一般结构

Table 4 General structure of threatened species accounts

《红色名录》类别 总数
灭绝 野外灭绝 极危 濒危 易危 近危 无危 数据缺乏 未予评估
期初存量
期内增加
来自更低威胁类别
来自更高威胁类别
新物种的发现
灭绝物种的重新发现
重新分类
更新评估
名单中新增内容
总增加量
期内减少
转为更低威胁类别
转为更高威胁类别
重新分类
局部灭绝
更新评估
总减少量
期末存量

3.3.2 生态系统账户的表式设计经验

在生态系统账户表式设计方面，荷兰最先基于LCEU地图开发了生态系统账户，如表5所示。
表5 2006—2013年荷兰生态系统账户结构

Table 5 Structure of ecosystem accounts in the Netherlands, 2006-2013

干燥自然 淡水 海洋
森林 草地 石楠地 湿地 沙丘 盐沼地 海滩 流沙
期初存量
期内增加
来自干燥自然
来自淡水
来自海洋
来自农田
来自城市
来自其他
增加总比例
期内减少
转为干燥自然
转为淡水
转为海洋
转为农田
转为城市
转为其他
减少总比例
期内净变化
净变化率
期末存量
农田 城市 其他
农田 田间边界 建成区 公共建筑 公共绿地 未开发地 未知地
期初存量
期内增加
来自干燥自然
来自淡水
来自海洋
来自农田
来自城市
来自其他
增加总比例
期内减少
转为干燥自然
转为淡水
转为海洋
转为农田
转为城市
转为其他
减少总比例
期内净变化
净变化率
期末存量

注：资料来源于荷兰统计局（https://www.cbs.nl/en-gb）。

该账户的每一行代表各个生态系统类型的一项数量指标，每一列记录一种生态系统类型在核算区内的存量与流量。依据荷兰国情，账户将生态系统类型划分为干燥自然、淡水、海洋、农田、城市和其他六大类型，并对每个类型加以细分，完整统计核算期内生态系统类型的期初、期末存量，以及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间转化导致的变动情况。
参考荷兰的表式设计思路，本文认为，各国在编制生态系统账户时，应当基于自身生态系统范围的具体分布来进行表式设计，而后借助统计数据的积累，逐步刻画生态系统层面生物多样性的完整变化。

3.4 生物多样性指标构建的国家经验

为从时序角度分析生物多样性变化，部分国家基于统计学理论构建评价指标/指数，分别描述物种层面与生态系统层面的多样性变化趋势。在物种层面，荷兰和巴西均将《红色名录》指数纳入物种账户，荷兰还编制地球生命力指数账户来反映国内361种生物的平均变化趋势。在表征生态系统多样性时，荷兰通过测度基于国家政策目标的自然和景观指数反映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平均物种丰度指标表达生态系统质量变化情况。此外，生物多样性空间指标能够反映区域尺度景观与土地利用情况与区域生物多样性的联系，荷兰由此绘制蝴蝶物种分布和丰富度年度地图来介绍蝴蝶物种多样性空间格局趋势的分析结果。
综合而言，从生物多样性指标构建与时序分析实践中能够总结两个重要经验：（1）生物多样性核算最终需要形成一个包含多项账户数据与评价指标的综合体系，从多维角度系统描述生物多样性的状态；（2）进行趋势分析时，应尽可能扩展数据的时间范围以确保统计分析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本文认为，国际实践在核算范围与核算区域的选择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受威胁物种账户编制范例，但在生态系统账户编制和指标构建方面仍有待开发。中国核算工作不能照搬他国做法，应当结合国情制定实践方案。具体而言，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和良好数据基础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区率先编制物种账户，尝试编制生态系统账户，辅以时间维度的科学统计指标，综合制定实践方案，构建中国特色核算体系。

4 生物多样性核算的中国探索

4.1 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前期实践

（1）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提供国内政策保障。中国政府长期重视生态环境监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编制印发了《“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法规。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40]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为生物多样性核算提供有力的政策引领。
（2）积极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事务，提供国际项目支持。为实现全球生态保护共同目标，中国一直切实履行CBD等环境条约的义务，积极参与IUCN、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等国际环保组织的事务。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责任，在国际项目中积累核算经验：2013年，中国首次牵头组织了超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与多个亚洲国家一同成立了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信息网络；2017年，中国参与NCAVES项目，广西与贵州试点完成了自然资源资产账户、生态系统范围、状况与服务账户的编制，为生态系统账户的编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3）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发布国内统计结果，提供可能的数据基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工作已为生物多样性核算提供了多领域的数据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China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Sino BON）提供的研究数据。201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成立了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并进一步拓展为Sino BON[41]。Sino BON目前已在全国建立749个监测样区，积累了大量重点生态区和指示性物种的直接观测数据并产出丰富的科研成果。
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与《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提供的物种信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编制工作于2008年启动，在2018年完成了高等植物卷、脊椎动物卷和大型真菌卷的全部编制工作，并于2023年正式发布更新版本；《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基于物种2000中国节点每年更新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编制。
三是各级部门发布的年度基础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发布各地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编汇了不同地区重点关注的生物多样性统计数据，例如《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方面概述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北京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报告北京市生态系统与物种类型的统计内容；《山东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介绍山东海洋生物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调查结果。

4.2 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面临的挑战

（1）理论基础相对薄弱，难以指导核算实践的开展。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理论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生物多样性核算的范畴界定不够清晰，容易将其与生态系统核算的其他内容混淆，忽略生物多样性核算独特的研究价值；二是在核算区域、核算范畴和核算对象的选择上，没有形成明确的研究次序，各主体的核算工作缺乏系统性；三是尚未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生物多样性账户编制范式，还未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账户体系，无法保证不同尺度核算工作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比性。
（2）核算工作中数据获取、加工和处理的能力有待提升，核算相关统计方法有待完善。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丰的12个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核算内容与所需数据范围宽泛，不仅基础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对后续分析的统计要求也较高。一方面，栖息地与空间尺度的数据获取方法仍不够成熟，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优先保护区域的统计模型仍在发展[20]；另一方面，汇总和加工已获取监测基础数据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有待发展，通过可获取的数据进行物种推断的统计分析方法有待完善。

4.3 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思路

（1）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优先开展物种核算并编制物种账户。国际研究表明，在遵循SEEA-EEA/SEEA-EA核算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优先开展物种核算。中国可从两个方面推进物种核算：一是结合IUCN全球评估等级与《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中国特有属/种等中国物种评估方案，综合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物种账户核算类别与风险评估等级；二是发挥Sino BON等平台的数据搜集能力，监测获取充足的基础数据，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到需要的数据信息。
（2）依据自下而上的核算逻辑，试点开展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生物多样性核算是复杂精细的系统工作，很难直接完成全国性的统计任务，可以分区域、分阶段逐步开展。试点核算能够评估核算体系的可操作性，检验账户设计的适用性，同时为全国核算提供参考。中国适合试点开展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地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研究价值显著且基础数据充足的地区，如云南，适合开展物种核算；二是统计资料相对完整且核算经验丰富的地区，如广西和贵州，适合开展物种核算和生态系统核算。
（3）结合先进监测技术与科学统计方法，强化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提升生物多样性核算水平。一方面，可以通过先进监测技术代替人工观测来搜集大规模、长时间、全覆盖的高分辨率栖息地与空间尺度数据，然后将监测数据与统计推断方法结合，获得更加丰富的物种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构建《红色名录》指数、自然和景观指数和代表性物种年度地图等统计指标，从物种、生态系统和空间格局等方面完善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体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近年来，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在核算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仍较为薄弱，制约了生物多样性核算工作的推进。本文基于国际前沿理论与联合国官方文本，梳理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发展历程、标准演进与国家实践经验，归结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成果、挑战与发展思路，以期为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相融合的视角系统考量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提供支持。研究结论如下：
（1）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核算标准逐步明晰。由探索到规范，生物多样性核算由单独的环境指标体系发展成为SEEA的重要专题，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从SEEA-EEA演进至SEEA-EA，相关核算逻辑、核算范畴、核心账户设计与核算方法等得到全面更新。
（2）国际生物多样性核算实践经验丰富，具有借鉴价值。国际核算实践以生物多样性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为指导，提供了受威胁物种账户的编制范例，证实了核算工作可从代表性区域开始，优先采用综合国际标准与本国经验的模式，同时构建了多样化的统计指标，为描述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提供了思路。
（3）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前期积累成果可观，但仍有待完善与推进。中国制定完善了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积极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事务，并通过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重点物种名录编制和生态环境调查等途径积累了大量数据信息，但仍存在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与统计方法有待完善等问题。现阶段，中国可以在创新优化监测与统计方法的同时，试点开展物种核算。

5.2 讨论

生物多样性核算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决策的关键手段，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生物多样性核算仍处于发展初期，尽管本文系统明晰了核算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国内外经验，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理论价值方面，对生物多样性核算与SEEA、SNA等核算体系间联系的挖掘有待深入，仍需进一步探讨生物多样性核算在环境经济层面的具体价值，明确核算意义与目标。其次，在实践经验方面，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仍不充分，如何结合有效的案例分析，凝练生物多样性统计推断方法的发展与优缺点，总结具体的应用经验值得探究。再次，对于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核算的探索方面，预计如何依据区域特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核算方案是未来的重点和热点，例如沿海省份可以结合海洋调查成果进行海洋生物多样性核算研究，植被资源丰富的地区应根据植被调查报告开展生态系统核算研究。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应密切跟踪联合国正在开发的SEEA生物多样性核算独立体系的最新进展，构建中国生物多样性核算理论体系，细化研究核算所需的统计方法，并结合定量方法展开多层面的实践尝试，通过实践探索积累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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