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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5 , Vol. 40 >Issue 4: 954 - 96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406

Tourism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mechanism of art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forg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s: Based on the case of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

  • LI Yan-hao , 1 ,
  • LIU Li-jing 1 ,
  • SUN Jiao-jiao , 2
Expand
  • 1. College of Art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29

  Revised date: 2024-12-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8

Fold

Abstract

The Opin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Plan to Promote Ethnic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ourism points out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promote the forg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ethnic art has become an urgent theoretical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on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artistic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forg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 as a case study and explores how tourism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t resources can realize this go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ta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rstly, ethnic art tourism is based on performance and aesthetic space, with interactive rituals as the process, to generate a state of communitas, strengthened by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romote the forg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ethnic art resources, generating a spiritual field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using shared ritual symbols as the basis, shared artistic discourse as the link, shared sensory experience as the channel, and shared embodied behavior as carriers, to achieve interactive co-cre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among participants. Thirdly,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include aesthetic experiences, value experiences, and flow experiences based on embodied participation; the collec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is based on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including experiences of equality, connection, and belonging. Fourthly,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mutually enhance each other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sts and guests, working together with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romote communitas in the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tas (spontaneous, normative and ideological), we can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from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Key words： art tourism resources; national culture; communita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eichuan

Cite this article

LI Yan-hao , LIU Li-jing , SUN Jiao-jiao . The mechanism of art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forg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s: Based on the case of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4) : 954 -967 . DOI: 10.31497/zrzyxb.202504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指出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报道来源网址为 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2206/t20220627_934135.htm）。随着议程的推进，相关政策安排已由顶层宏观指引落实到微观实践[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3]。”在此过程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需要，是科学研究的时代使命[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对于自身作为共同体存在意义的自觉认同和行为倾向[5]。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多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载体和媒介，是促进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渠道。以往研究不仅提出基于少数民族艺术题材的共同体美学能促进交融，实现共同体叙事的认同[6]；也指出绘画、音乐、动画、仪式艺术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传播作用[7]。旅游作为一种综合以上多重体验的活动，其中民族旅游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8]，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路[9]。在具体实现中，需以在地情境为基础，以具身场域为载体，通过参与者对艺术的主体感知觉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
因此，基于艺术资源的旅游开发成为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渠道。艺术资源在旅游中的开发不仅能够促进地方生产，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11]，更能基于旅游者的参与促进意识形态内化。例如研究指出，基于民族艺旅活动的互动能促进游客产生具身情感[12]，实现国家、族群、个人之间的联结[13]，促进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14]。在上述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中，仪式活动和歌舞艺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参与形式能够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图景[12]，实现深度的交融与认可。但是，从在场的旅游体验到持久性共同体意识培育，其过程的具体机制如何?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解答，也缺乏实证层面的探寻。针对以上需求，本文以北川羌族自治县的艺术旅游实践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索。

1 理论框架基础

“共睦态”（communitas）概念源自人类学，阐释群体成员之间通过某种共同仪式性活动实现的强烈的亲密感[15]，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欢腾的聚集”（effervescent assemblies）[16]。在该体验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间产生一种以融合、平等为特征[17]的强烈社会链接。在共睦态体验中，人们跳出日常结构化的角色[18]，在释放情绪的同时建构共同情感和共同体意识[19]。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共睦态体验通常以互动仪式链为基础，参与者通过亲身在场，与群体中其他成员互动参与同一事件，经历共同行动，体验共同情感，最终促进群体团结[20,21]。
近年来，“共睦态”在旅游研究和实践中成为具有高度解释力的理论。共睦态具有的非日常性、短暂性、情绪性、体验性，与旅游体验产生高度交叉[22]，同时旅游休闲具有的参与性、仪式性特征[23]，也使其成为建构共睦态体验的重要渠道[18]。旅游活动体验能让人们暂时从结构化的规范中解脱出来，在共同的身心解放活动中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起深度联系[24]，在非日常的环境中产生集体成员之间的共睦态体验。因此，共睦态常被用来分析旅游过程中的群体互动，被广泛应用于嘉年华、狂欢节、音乐节等各种具有高度情感聚集特征的旅游情境[21]。实际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共睦态一词不仅指上文阐述的短暂而强烈的集体共同体验，也包含另一种含义，即一种具有持久性的共同体，这类共同体不仅是空间位置或共同利益的联合，更是基于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由平等个体组成的在精神上具有认同、归属和社群感[25]的共同体[16]，其规模可以小至家庭，大至民族国家[26]。因此亦有研究者将其解释为“真正的共同体”（genuine community）。共睦态与共同体两个概念紧密连接——虽然高浓度的共睦”体验是短暂的，但其能够传递价值观、规范[16]，并产生持久的文化影响[27]，是促进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渠道。
人类学研究者也指出从具有短暂性特征（transience）的共睦态体验到持久性共同体意识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则需要组织性和系统化的过程设计[22]。人类学研究者提出了三种相互关联的共同体维度，包括自发性的（也被称为存在性的，即spontaneous 或existential）、规范性的（normative）和意识形态性的（ideological）。自发性共睦态强调共睦态的随机性与情境性；规范性共睦态的产生需要组织资源和设计规范的支撑；意识形态的共睦态强调共同的精神体验存在于群体的深层意识之中[24,28]。在共睦态不同维度的特征及其链接之中，蕴含着从旅游活动的在场体验到对参与者长久意识形态培育的路径。
要实现共睦态体验的不同阶段，艺术活动以其超越性（transcendent quality）成为一种重要动能[26]。在民族旅游中，主客共享的艺术参与活动是共睦态的典型载体，以往研究也在理念层面指出基于民族艺术的仪式性集合能够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特定心理状态[29]。但是，如何基于短暂的共睦态体验推进生成具有持久性的共同体意识，如何通过情境性的民族艺术旅游活动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仍需探索，此促进机制既是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也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实践问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案例地

北川羌族自治县隶属四川省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全县总人口22.9万人，汉族总人口占比约61%；羌族、回族、藏族、土家族、布依族等33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9%，其中羌族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约95%①。北川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推进民族团结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北川石椅村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北川大力发展旅游业以促进乡村振兴。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北川石椅村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
北川具有丰富的艺术旅游资源，以歌曲和舞蹈最为典型，其“萨朗”舞被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也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凭借丰厚的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北川入选首批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北川石椅村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秋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近年来，北川羌族自治县编制了《北川全国禹羌文化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战略实施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北川羌族自治县“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规划》《2023年文旅产业链长制工作计划》《2023年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八大行动实施方案》《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励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规划方案推进文化旅游发展。2023年全县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5.8亿元，同比增长约26% ②。
在此背景下，调研小组长期驻扎北川，对北川民族文化及其发展历程积累了较为长期的田野资料。同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的一系列民族融合活动为调研对象，调研小组于2024年国庆期间前往北川羌族自治县，调研三个案例点，包括：（1）石椅羌寨游客入寨仪式活动；（2）禹王桥畔，“快乐乡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爱国歌曲大家唱》主题演出”；（3）禹王广场，“喜迎国庆”系列表演与庆祝活动。

2.2 数据采集

基于研究目的，调研时间为2024年10月1日至7日国庆假期期间，数据采集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案例地的田野资料，包括田野笔记、现场照片、航拍视频，二是案例地的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涵盖三个案例地的游客、当地居民、景区工作人员、歌舞艺术表演人员，以及景区管理经营者（表1），访谈方式包括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视频访谈等，时间从15分钟到115分钟不等。最终，调研共采集田野照片561张，录像视频与航拍视频23段共计455分钟；访谈录音转换文字后共生成35223字文本。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身份 民族
H01 39 男 北川文旅局工作人员 汉族
H02 46 男 北川文旅领域管理人员1 汉族
H03 52 男 北川文旅领域管理人员2 汉族
H04 46 男 北川文旅领域管理人员3 汉族
H06 34 男 艺术团工作人员 羌族
H07 26 女 舞蹈表演者 汉族
H08 44 男 舞蹈编导 羌族
H09 33 男 歌曲演唱者 彝族
H10 58 女 景区工作人员1 汉族
H11 30 女 景区工作人员2 汉族
H12 42 男 景区管理人员 羌族
H13 61 女 篝火晚会餐饮摊贩 汉族转羌族
H14 28 女 快乐乡音观众（居民）1 羌族
H15 67 男 快乐乡音观众（居民）2 汉族
H16 45 女 篝火晚会圈舞参与者（居民）1 汉族转羌族
H17 29 女 篝火晚会圈舞参与者（居民）2 羌族
G01 47 女 石椅羌寨游客1 汉族
G02 22 男 石椅羌寨游客2 汉族
G03 42 男 石椅羌寨游客3 汉族
G04 32 女 石椅羌寨游客4 汉族
G05 58 男 快乐乡音观众（游客）1 汉族
G06 48 女 快乐乡音观众（游客）2 汉族
G07 65 男 篝火晚会圈舞参与者（游客）1 汉族
G08 42 女 篝火晚会圈舞参与者（游客）2 汉族

3 结果分析

3.1 共享仪式符号：基于旅游仪式过程的主客互动

旅游仪式过程通过使用具有特定审美价值的仪式符号实现主客互动。石椅羌寨的游客入寨仪式是石椅村标志性旅游产品。首先，身着羌族服装的当地人等候在入寨前的台阶上，为游客在手腕上系上细红绳（图1）。这一仪式符号源于羌族传统要素羌红——一条红色的宽长布条，需双手献于宾客，挂于其脖颈并垂至半身，表达尊敬与祝福。在旅游互动仪式中，长羌红被简化为绑在手腕上的小红布条。其次，在入寨的门口设台摆酒，邀请游客共饮羌族咂酒（图2）。这一习俗源于羌民善饮，尤喜自酿的咂酒，在重大祭祀庆典和迎宾待客时，咂酒是必备之物[30]。在旅游互动中的酒几乎不含酒精，“喝酒”具有的符号意义成为主导，例如“没有度数，就是体验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礼貌”（G02-34-35）。可以看出，入寨仪式以羌族当地人的引导为主要线索，以两种典型的符号语言进行，即“简化”的羌红和“淡化”的咂酒。对于东道主来说，简化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实现了拓展，不仅是原本宗族交流的元素，也成为经济交往的工具；对于游客来说，符号的功能不仅是在场体验的载体，也启发他们了解和探索当地文化，例如，在互动仪式中，最常出现的对话即为“这个在你们那/在以前代表什么”。仪式活动的符号与共睦状态相互促进，共睦态能够促进符号产生新的功能[16]，符号性活动也推动共睦态体验的加深[26]。随着仪式过程中的参与性逐渐增强，参与者与符号的链接深度也不断加深，由第一步的“被”系绳到入门前“自”捧酒而饮，具身程度深化，“游客接酒并喝下”成为对当地文化认可的一种表达。整体的入寨仪式，旅游活动以在场符号体验为基础，共同的仪式行动创造了“在一起”的强烈感受[26]，建构了相识—互动—认可融合的过程。
图1 入寨仪式中简化的羌红：初步参与互动

Fig. 1 Simplified Qiang Hong in the village entry ceremony: Preliminar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图2 入寨仪式中淡化的咂酒：参与主动性的增强

Fig. 2 Diluted Zajiu in the village entry ceremony: Enhancement of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3.2 共享艺术话语：基于歌舞艺术的感官互动体验

以上述共享符号为工具，游客基于仪式过程体验了主客互动建构的初步共睦状态。在此之外，基于感官的互动体验则将共睦状态实现了升级——其典型载体为北川“乡村音乐大舞台——快乐乡音”。这一艺术活动是当地政府为丰富居民生活所营建的日常表演，每周于北川巴拿恰禹王桥畔开展。除日常表演外，根据特定的节日，该舞台设置特定主题活动，例如2024年“七一”建党节期间，“乡村音乐大舞台——快乐乡音”设置“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乡村音乐大舞台——快乐乡音”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已经具有一定的辐射力，例如“大家都知道禹王桥那边有一个舞台，快乐乡音，而且很嗨啊”（H17-222-223）。
国庆节期间，以此舞台为空间，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快乐乡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爱国歌曲大家唱》主题演出”，当地居民和游客共同参与观赏。演唱的歌曲包含汉语歌曲、羌族歌曲、彝族歌曲等多民族曲目（图3、图4）。艺术共睦态体验研究指出，共唱歌曲是创造共睦态体验的重要手段[26]。快乐乡音的歌舞不仅是羌族文化的展示，也是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当地文旅局管理人员也指出，“现在一些表演的羌族舞蹈就是在对其他民族的艺术传统进行借鉴的基础之上，加入本民族的艺术题材、艺术特征、艺术技法后创造出来的新时代的艺术作品（H01-125-127）…不仅是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汉族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艺术与文化（H01-127-128）。”
图3 “快乐乡音”羌族歌曲演唱

Fig. 3 Qiang ethnic songs performance in "Joyful Hometown Melodies"

图4 “快乐乡音”多民族合唱

Fig. 4 Multi-ethnic chorus in "Joyful Hometown Melodies"

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音乐语言上，也体现在表演主体服饰语言中。演员来自羌族、彝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服装也融合多民族日常风格，甚至同一演员的服装同时融合羌族和汉族（图4）。对于观看者来说，虽然并不懂得所有的歌词，但是依托歌曲、舞蹈以及服装色彩等艺术载体，观者共通的体验可以超越文字的字面内容，实现情感层面的直接共融。例如“听不懂没啥，还是爱听，那个节奏很上口，听两遍就忍不住跟着哼了”（G04-96-97）。在此情况下，歌舞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共享的话语，不同言说者对歌曲表演中汇聚成的爱国情感达成共识性表达[31]，促进感官体验到国家认同感的链接。

3.3 共享具身行为：基于民族艺术参与的身心共睦态

上述仪式活动、表演活动作为艺术互动的载体，仍旧以东道主为主要的表演者和主导者。在此基础上，参与性活动则进一步强化游客的主体性，推进共睦体验深入化。国庆期间，北川羌族自治县在县中心的标志性空间禹王广场举办“喜迎国庆”系列表演与庆祝活动，以篝火晚会、国庆签名活动，以及坝坝宴为主体。北川是大禹故里，以大禹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和羌族文化融合而成的禹羌文化成为禹王广场的文化基调，为多民族东道主和游客的共享感知奠定了历史记忆基础（图5）。作为晚间庆祝活动的开始，广场上设置表演和可以边进餐边观看表演的坝坝宴（图6）。表演由北川羌族歌舞团进行，坝坝宴基于羌族传统文化开发而成，拓展旅游者感官参与体验。“近年来，北川羌族自治县开展北川美食普查，收集整理101道美食，制定‘羌滋百味’美食菜单，编制美食图集和美食地图，研发羌族特色菜品，制作特色餐具，推出研发成果”（H1-33-34）。在国庆期间向东道主和游客推出的坝坝宴将饮食文化落地实践，成为推广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以往研究者指出，旅游食物体验包含多重要素，包括餐食本身、环境、同伴和场合[32]。在此案例中，羌族坝坝宴在空间氛围、共享同伴以及节庆场合等多个要素实现聚合统一，通过在共享的表演空间内利用多维要素创造目的地美食故事。至此，仪式互动、歌舞表演、饮食文化参与，多项活动在听觉、视觉、味觉多感官维度实现了具身的集体性体验。
图5 国庆主题民族舞蹈

Fig. 5 Ethnic dance of national day theme

图6 迎国庆晚会坝坝宴

Fig. 6 Banquet in the national day evening

在上述体验基础上，联动主客多感觉、多互动模式的篝火晚会将参与者的身体动觉与触觉再次提升，将其身份由被动参与者进一步提升为主动行为者。篝火晚会是“喜迎国庆”系列表演与庆祝活动的高潮，东道主与游客伴着音乐围着火塘共同牵手转圈起舞（图7）。这一活动源自羌族的萨朗舞。“萨朗”羌语意为“唱起来、跳起来”，其形式上的突出特征在于连臂踏歌绕圈而舞，是羌族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历史上，古羌人狩猎之余，围圈而舞，既表达血缘认同，也实现情感交流[30]。同时，对火的使用也来自羌族的原始崇拜[30]。传统上，萨朗舞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严格遵循特定的舞姿、体态、韵律、舞蹈结构、构图、动作和阵型规则。如今，羌族文化的多个形式内部融合，并将其形式简化，受众和使用场景进行拓展。在旅游互动的篝火舞蹈中，舞蹈动作转变为更简单的重复性动作以便于游客的参与——这种简化并未违背羌族萨朗舞蹈的精神，正如《羌族卷》中指出的，萨朗舞本身具有自娱性，动作并不在于复杂花哨，而重在强调在简单的重复中增强族群凝聚力[30]。从共睦态理论来看，人们在共舞过程中突破日常行为规制[33]，基于身体动作的放开、真诚的情感释放，互动行为的沉浸，促进集体感知不断强化。
图7 主客共跳篝火舞

Fig. 7 Hosts and guests dance together around the bonfire

与此同时，篝火晚会设置了“北川羌族自治县祝福祖国留言墙”（图8）。签名墙以红色为表达爱国精神的色彩符号，以“75”为庆祝事件符号，邀请参与者签名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在红色的广场空间上，参与者共同聚集，在歌声和舞声营造的欢庆氛围中签下自己的姓名。姓名，这一代表个体存在的符号在此刻融入国家符号，通过具身的签名行为，参与者不仅将自我与其他参与者紧密聚合在一起，更将自身存在与国家共同体主动连接，促进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例如“虽然旁边的名字我不认识，但我心里就一个词——同胞”（G05-66-67）；“看着密密麻麻的名字，真是把‘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具象化了”（G04-89-90）。从理论上看，共享符号在促进共睦态体验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元素。签名活动通过鼓励参与者将“自我符号”（姓名）与“民族符号”（带有国家形象标志和集体意义的签名墙）融合在一起，实现集体与个体的具象化链接，践行了对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图8 祝福祖国签名墙

Fig. 8 Blessings to the motherland signature wall

3.4 基于共睦态的共同体意识模型建构

通过上述参与度不断提升、符号融合不断加深的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产生的积极旅游情感对于国家认同具有积极影响[34]。基于民族艺术形式与内容的旅游产品及其体验开发，塑造了整体的互动艺术链条过程。从传统的民族村寨到基于特有情境的共睦体验，北川羌族的民族艺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基于该实践，本文提炼以下理论模型（图9）。
图9 共睦态视角下艺旅体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的促进模型

Fig. 9 Model of art tourism experience on promoting the forg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s

首先，情境是互动仪式的起点[20]，互动仪式将人的意识情感通过情境的具体化不断延续传递，构成互动仪式链[35]。以艺术资源为起点，北川文旅融合活动在互动表演空间基础上建构基于艺术元素的审美精神场域，完成互动仪式链过程。
其次，在此过程中，以共享仪式符号（羌红、咂酒、红色基调、参与者姓名等）为基础，参与者通过体验艺术符号在形式层面获取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感知，为共睦态的实现奠定客观基础。以共享艺术话语（多民族歌曲、舞蹈、服装等）为链接，参与者通过共享的历史记忆和知识背景在艺术体验中获得相互之间情感的链接，为共睦态的实现建构情感脉络。以共享感官体验（视觉、听觉、味觉）为渠道，参与者通过共观歌舞、共享美食、共听乐曲为共睦态的实现建构互动网络。以共享具身行为为载体，多民族参与者共同在身体接触和共舞中实现个体与集体身心体验的共创，推动着共睦态的实现。
第三，在个体身心体验中，包括东道主和游客在内的多民族参与者基于具身参与，实现审美体验、价值体验和心流体验，实现个体的幸福感。其中，审美体验包括对音乐、舞蹈、服装以及整体氛围的审美；价值体验体现为个人感知到自身存在对更大集体具有的价值，例如“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跳舞，现在我每次带着游客跳完，他们还问我羌族舞蹈的这呀那呀，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有意义”（H06-156-157）；心流体验反映在参与者在共舞的高潮中忘记日常烦恼，全身心地沉浸于当下的集体欢腾之中，例如“眼前就剩这团火了，生意啊，压力啊，那会儿完全不会去想，这种感觉！”（H13-34-35）；这些个体体验构成个体在集体共舞中的幸福感，例如“很久没有这么嗨了…还有安全感，还可以放飞自我”（G01-102-103）；在集体身心体验中，不同个体之间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调，实现平等体验、链接体验和归属体验。其中平等体现为在此集体中，参与者远离了日常生活中财富、权力、地位的差异，以平等的姿态共享空间与活动；链接体验包含形式链接和精神链接，形式上，围桌就餐时较近的身体距离、围火而舞时挽起的手臂都在物理空间上创造了个体之间的链接，精神上，集体活动的兴奋感强化了参与者与其他集体成员的链接；归属体验体现为参与者意识到正是因为集体的存在，自我才能获得情感的高度体验。在以上体验的建构中，参与者实现集体的认同感，例如“……就是刚才跳舞的羌族小妹，带着我跳，其他来玩的人也一起踢腿，转圈，那种围着圈大家心连心的感觉挺好”（G07-56-58）。
第四，个体与集体体验之间形成互相增强的关系，促进共睦状态的产生，例如，“伴着那个火在中间，我俩跳着，就是纯高兴，很累，但是劲用不完一样”（G08-86-87）。尤为重要的是，在场的共睦态与个体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联合发挥作用，经由自发、规范和意识形态三种类型的递进与叠加，促进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个人幸福感体现为，在这种共睦状态上，人们更集中地回想和体验自身状况的幸福，例如在篝火晚会附近营业的餐饮摊主表达的，“就是现在政策好，还在给我们表演这些舞蹈啊，晚会演出，觉得我们国家的强大，觉得非常幸福”（H13-54-56）。集体认同感则是经由当场的共睦状态体会到精神层面的共存状态，例如“我不觉得自己是游客，我觉得我们就是一起的”（G03-66-67）。同时，自发、规范和意识形态三种共睦态类型和阶段逐渐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自发性共睦态来说，主客互动时人们会根据情境感染自发唱跳，主动将自我融合入具有共睦性质的情境和文化价值之中；就规范性共睦态来说，在旅游艺术体验设计中，无论是仪式的互动过程，还是歌舞庆典的流程、签名活动的规则、坝坝宴的就餐过程等，都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步骤，参与者按照群体共守的规范实现自我沉浸与群体链接；就意识形态性共睦态来说，主客怀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调是自发性和规范性共睦态能够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基调包括共有的历史记忆，对个体幸福的感知和对集体的认同等。在实践过程中，此三种共睦态类型和阶段互相交汇，并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一下，我真为中国人骄傲”（G06-93-94）；“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的，我刚刚还教他（指小朋友），（唱）56个民族是一家……”（G01-68-70）。最终，通过被访者多次提到的对未来的期许，也揭示出共同体信念意识不仅体现为对历史和现实的确认，也意味着对共同体发展理想、未来道路的集体认同[22]。

4 结论与讨论

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案例地，提出基于民族艺术的高质量旅游体验能够超越经济性，生成基于情感的共睦态体验，探索了如何利用好共睦态这一短暂性体验，推动铸牢具有长期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来说，民族艺术旅游资源开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以民族艺术表演和审美空间为基础，通过共享仪式符号、艺术话语、感官体验、具身行为、个体和集体身心体验互动仪式过程，实现个体和集体身心体验；在场共睦态经由个人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的强化，通过自发性、规范性和意识形态性三种类型叠加递进，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对少数民族艺术资源进行旅游产业开发，以特定的空间建构为基础，生成审美体验的精神场域，是主客互动仪式过程的基础。互动仪式过程以共享仪式符号为基础，以共享艺术话语为链接，以共享感官体验为渠道，以共享具身行为为载体，实现参与者个体与集体身心体验的互动共创。
第三，个体身心体验包含基于具身参与的审美体验、价值体验和心流体验，促进主客个体的幸福感的生产；集体身心体验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调，包含平等体验、链接体验和归属体验，促进主客实现集体认同感。
第四，在场的个体与集体身心体验在主客互动中相互增强，集中推动主客互动中的共睦态，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个体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联合发挥作用，自发、规范、意识形态共睦态三重维度能够叠加、递进，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理论层面，以往研究指出“旅游体验—旅游情感—文化认同”的路径[36]。在此路径的延伸上，为完善共同体意识理论，本文引入共睦态理论，阐释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从共睦态的理论角度，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游客，本文将体验主体扩展至主客双方，将参与者身份拓展至多民族文化背景，并对共睦态体验的最终结果，即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进行了探索剖析，拓展了共睦态理论的理论链条。从共同体意识生成角度，以往研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充分考虑主体感知觉、心智加工与环境之间的聚合力效应，做到“眼到、口到、心到”[10]。本文以北川为例，从系统机制角度阐述了艺术资源的多感官体验的过程机制，并指出其中涉及的各阶段及其特征，为未来相关理论研究提供理论链条参考。
在实践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理论探讨，也需要探寻具体实践路径[37]。当下，旅游活动促进的多民族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必然要求[38]。将艺术资源与日常生活[39]和旅游互动紧密融合符合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需求[40]，不仅能释放各地区的发展潜力[41]，更能促进文旅融合深入发展，建构国家认同[42]。对政府部门而言，要鼓励旅游企业参与到开发中来[43]，对当地传统艺术资源的合理开发，并在开发过程将生动的爱国主义情感融合进旅游产业设计，才能更好地利用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观培育。对于民族艺术活动的旅游产业开发者来说，建构共睦态互动，是组织方的重要使命[18]，不仅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也是旅游产业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明确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文化保护传承[44]是培育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在利用和参与民族艺术活动时，要把古老的艺术资源进行活化，与当代人的生活连接起来，找到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45]。总体而言，政府、产业和东道主居民多方联合，利用好民间艺术资源，在旅游活动中实现“艺通族心”，能够构筑一条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路径。针对这一实践目标，未来研究也需要根据不同艺术资源类型、不同艺术体验特征、不同人群特征（例如儿童、青少年）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探索，也可基于新时代的新媒体、自媒体等数字化载体探索如何更广泛地实现艺术资源对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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