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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4: 1084 - 110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413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Path Optimization

Fitting relationships and policy insights into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China

  • XIE Chao-wu , 1, 2 ,
  • ZHU Hai 1 ,
  • ZHANG Kun 1
Expand
  • 1. College of Tourism,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Fujian, 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Safety & Security Resear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Quanzhou 362021, Fuji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9

  Revised date: 2024-10-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8

Fold

Abstract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two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environment", and explor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by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fitness, Moran's I index and hot spot analysis, and examines the grouping path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fsQC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es show a fluctuating growth, and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respectively, both show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e in the south and decrease in the north". (2) China's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with high-adaptation and high-match typ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ast China, and low-adaptation and low-match types mostly found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3)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is characterised by 'multiple concurrency', with circularity and openness being one of the main core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multiple stages, and coordinatio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role in different stages. China should use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grated layout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s a means of governance, and benchmarking, collaborative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s a policy guide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Key word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itnes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grouping paths

Cite this article

XIE Chao-wu , ZHU Hai , ZHANG Kun . Fitting relationships and policy insights into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4) : 1084 -1106 . DOI: 10.31497/zrzyxb.20250413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并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中国文旅融合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历了文旅简单相加的基础融合阶段、文旅互相促进的改良融合阶段，并正进入文旅和合共生的高质量融合新阶段。在新阶段伊始，梳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维度与过程、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对于顺利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进程和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伴随文旅融合发展阶段的变化，学者们重点关注了“何为融合、如何融合、融的如何”三个问题。在探讨“何为融合”的问题上，学者们基于产业融合理论[1]、文化场景理论[2]、共生理论[3]等对文旅融合的概念展开了充分探索。可有所遗憾的是，学界至今还未对文旅融合的概念形成统一的界定[4]。但学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文化和旅游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即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5]。基于此，学者们开始探讨“如何融合”的问题，逐步分析文旅融合的内在机理与演化逻辑。如傅才武[6]认为文旅融合既非文化和旅游的简单连接，又非两大产业的全体合并，而是旅游者主体与文化旅游的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建构；王秀伟[3]则提出文化和旅游在产品、业态、要素、市场、价值五个维度的深度融合将促成文旅融合系统由交互走向共生的演化逻辑。同时，在学科之间交叉互动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将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引入到研究中来，如鲁洋静[7]就基于文化基因解码，对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展开分析。而后，随着文旅融合在实践层面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将研究目光聚焦在“融得如何”的问题上，多数学者们从宏观视角对国家[8]、区域[9]、省域[10]、市域[11]、县域[12]等不同尺度单元的文旅融合程度展开测度，其中耦合协调模型是多数学者所青睐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围绕旅游体验质量[13]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旅融合发展进行了探索。
综上，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本领域有以下成长空间：第一，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维度与过程亟待探索。现有研究基于诸多理论对文旅融合发展的维度与过程展开了充分探讨[3,6]，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已步入新阶段，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也已成为新目标。虽有部分学者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14]和评价[15]进行了初探，但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维度与过程亟待深入探索。第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缺乏实证。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一个涉及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的系统工程，但现有研究在评价过程中仅考虑了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1,10,15]，而忽视了两大产业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背后深层的综合适配关系，不利于全面反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由此，为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本文首先基于系统论，梳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维度与过程，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展开测度。而后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最后，通过fsQCA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以期为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本质与规律的理论的总称。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关联性、层次性、复杂性、整体性等特征，并演绎出结构功能相关律、涨落有序律以及优化演化律等定律[16]。系统论所具备的特征与定律对从整体视角指导实践与理解事物演进规律具有重要意义[17]。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关联性，基于系统论视角有助于理解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规律。
从系统论视角出发，产业融合是指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两个及以上开放产业系统内不同构成要素之间展开竞争与协作，共同演进以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过程[18]。在实践中，文旅融合一般侧重于产业范畴，学界关于文旅融合的概念亦多由产业融合的概念衍生而来[4]。由此，结合系统论的观点与产业融合的概念，本文认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并非是将文化产业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进行简单相加，而是在特定环境的作用下，文化产业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内部要素通过耦合协调与互动配合，推动结构形式的彼此适应与相互匹配，形成具有全新功能的高质量融合发展系统（图1）。
图1 文旅高质量融合过程机制

Fig. 1 Process mechanisms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其中，要素是产业系统的基础维度[19]，文化和旅游产业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作用，在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会促进彼此之间的协调互补与耦合关联，并在系统内部产生一种融合演化机制，推动系统有序发展。结构是产业系统的状态维度[20]，文化和旅游产业系统基于各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稳定有序的结构，并在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共同构建出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结构形式。功能是产业系统的作用维度[21]，文化和旅游产业系统内部各要素在一定结构形式的作用下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并在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功能效用。环境是产业系统的条件维度[22]，文化和旅游产业系统的要素联结、结构组合、功能实现均在环境的范围内进行，并因其开放性特征而必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对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结果产生改变。

1.2 新发展理念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实践是由发展理念来指引的，而发展理念也将直接决定着发展成效[2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指引着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过程，并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最终成果[24]。因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中国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必将受到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与驱动。
（1）创新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赋予持续动力。创新发展理念强调立足传统、突破传统，依托现实、推动变革，是产业融合的关键变量[25]。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创新成果接连涌现，推动着文旅资源不断整合优化、文旅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文旅业态不断迭代升级，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赋予了延续动力[26]。
（2）协调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树立平衡之律。协调发展理念旨在提升产业融合的系统性与平衡性，强调以整体观、系统观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7]。在协调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优化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成为地区统筹协调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促进实现全局、全域、全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条件[26]。
（3）绿色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次生环境问题[28]。作为可持续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化解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旅高质量融合持续性发展的坚实保障[29]。
（4）开放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创造延伸空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方向[30]。在开放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扩大循环开放力度不仅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破除发展要素跨界流动的地域阻隔，也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延展空间[31]。
（5）共享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明确价值追求。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普惠性，坚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27]。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旅游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提升共享繁荣程度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最终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32]。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过程共分为指标构建、指标赋权、加权求和三部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遵循指标选取的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从发展要素、发展结构、发展功能、发展环境四个维度遴选相应指标，建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ing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文化产业 权重 旅游产业 权重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发展要素 文化产业主要机构数/个 0.0468 旅游产业主要机构数/个 0.0551 ＋
文化产业主要机构从业人员数/万人 0.0482 旅游产业主要机构从业人员数/万人 0.0673 ＋
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0.0546 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0.0612 ＋
文化产业相关有效专利数/个 0.0869 旅游产业相关有效专利数/个 0.1094 ＋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个 0.1030 旅游产业上市公司数/个 0.1071 ＋
“文化”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数/篇 0.0860 “旅游”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数/篇 0.0697 ＋
发展结构 文化产业区位熵 0.0720 旅游产业区位熵 0.0608 ＋
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0.0236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0.0321 －
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0.0752 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0.1097 ＋
发展功能 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元 0.0816 人均旅游消费/元 0.0565 ＋
文化收入/亿元 0.0898 旅游收入/亿元 0.0560 ＋
“文化”百度搜索指数 0.0358 “旅游”百度搜索指数 0.0658 ＋
文化资源保护程度/个 0.0395 人均旅游碳排放/kg 0.0256 ＋/－
发展环境 文化产业相关政策数/个 0.0402 旅游产业相关政策数/个 0.0532 ＋
文化产业相关地方标准数/个 0.1169 旅游产业相关地方标准数/个 0.0708 ＋

注：文化产业主要机构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旅游产业主要机构包括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

（1）发展要素：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体现产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活力。共选取6项指标评价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要素的水平。其中，主要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反映产业的实体规模和现存人力资源状况，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载体[8]。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产业的资本规模，体现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33]。有效专利反映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革新[34]。上市公司反映产业的主体规模，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单元[35]。硕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产业的高级人才储备状况，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潜力。
（2）发展结构：结构是产业发展的状态，体现产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共选取3项指标评价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结构的水平。区位熵反映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集群联系[36]。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反映产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与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均衡稳定[37]。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反映产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演进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升级[38]。
（3）发展功能：功能是产业发展的作用，体现产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共选取4项指标评价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功能的水平。产业收入和人均消费反映产业的经济效应，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益[29]。百度搜索指数[9]、资源保护[10]、人均碳排放[39]反映产业的社会效应，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益。
（4）发展环境：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条件，体现产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共选取2项指标评价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的水平。产业政策反映政府的宏观干预与引导，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扶持[40]。地方标准反映产业的规范化程度，体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制度[41]。
其次，本文通过变异系数法确定表1中各项指标的权重。为消除不同指标间量纲的差异性影响，在赋权之前率先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即使用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与对应指标权重相乘并累加得到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值。其中，变异系数法的具体公式及计算过程如下[42]：
V m = σ m ∑ m = 1 n x m ¯ ,   W m = V m ∑ m = 1 n V m
式中：V m为第m个指标的变异系数；σ m为第m个指标的标准差；x m ¯为第m个指标的平均值；W m为通过变异系数法得到的各指标权重；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个）。

2.2 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

适配性包括适应性和匹配性，强调不同主体的协调一致，反映了系统之间的适应过程与匹配特征。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本质上是文化和旅游产业系统之间通过耦合协调与互动配合实现彼此适应与相互匹配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现有研究[43⇓-45]所建构的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行评价。其中，适应性意指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46]。耦合协调度能够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表征系统之间的适应性[1]，故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适应程度。匹配性意指系统之间的配合关系[47]。数列的匹配度模型能够定量刻画系统之间的对称关系，表征系统之间的匹配性[48]，故采用匹配度模型测量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匹配程度。另外，适配程度由适应程度与匹配程度通过加权求和得到，具体公式及计算过程如下[43]：
（1）适应度评价模型
C = 1 - Y - X 2 X Y = 1 - Y - X X Y
T = α X + β Y ,     α + β = 1
D = C T
式中：C为耦合度；X和Y分别为两个系统值，假定max(X, Y) 为Y；T为协调指数；α和β分别为两个系统的权重，本文认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同等重要，故均取值0.5；D为耦合协调度（适应度），D越接近1，适应性越高。
（2）匹配度评价模型
M j = 1 - X j - Y j P - 1 ,   ( j = 1 ,   2 ,   3 ,   · · · ,   P )
式中：M j为j年匹配度；X j、Y j为X值序列和Y值序列从小到大的排序；P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个）。当X j=Y j，即M j=1时，两个系统完全匹配，M j越接近1，匹配性越高。
（3）适配度评价模型
A j = a D j + b M j
式中：A j为j年适配度；a和b分别为适应度和匹配度所占权重。现有研究多认为适应性的重要程度要高于匹配性[35]，本文据此设定a=0.6，b=0.4。另外，借鉴相关研究[43,44]的研究方法，将适配度划分为五个等级：0≤ A<0.4为极不适配，0.4≤ A<0.6为较不适配，0.6≤ A<0.7为基本适配，0.7≤ A<0.8为中度适配，0.8≤ A≤1为高度适配。

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全局和局部的视角，分别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中的Moran's I指数和热点分析（Getis-Ord Gi*）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其中，Moran's I指数可以表征要素整体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在本文中用于衡量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空间上的集聚或离散程度，并通过计算Z值和P值对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进行评估[49]。热点分析能够反映要素局部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本文当中用于测量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在空间上的密集程度，并识别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热点区域和冷点区域。以上两种方法的具体计算公式及步骤可参见相关文献[50]，在此不再赘述。

2.4 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原理，能有效识别复杂风险因子影响的“联合效应”和“互动效应”，并对已有事件的影响因子进行溯因推理，且可适用于小样本研究[51,52]。中国幅员辽阔，省域特征迥然有别，新发展理念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选择采用fsQCA方法来分析新发展理念下，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
在组态条件的指标选取方面，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结合既有研究[53⇓⇓⇓⇓⇓-59]，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遴选相应指标，建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指标体系（表2），并同样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加权求和的方式进行指标赋权与结果测算，具体操作步骤与前文一致。
表2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ing of the grouping path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属性
科技创新 创新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0.1748 +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年末人口数 0.2392 +
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授权总数 0.1526 +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0.3376 +
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0.0958 +
统筹协调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0.2592 +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0.3125 +
城乡结构 城镇化率 0.1946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125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1212 -
生态文明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支出比例 0.1720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标台 0.1906 +
环境治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1864 +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GDP 0.2643 +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GDP 0.1866 +
循环开放 对外联系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GDP 0.2736 +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GDP 0.1919 +
商业贸易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0.2475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GDP 0.1148 +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量比例 0.1723 +
共享繁荣 基础保障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例 0.1759 +
人均财政支出/元 0.3685 +
民生福祉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0.1789 +
恩格尔系数 0.1562 -
税负率 0.1204 -

注：民生性财政支出包括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 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文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暂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本文所涉及到的地方行业标准数量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std.samr.gov.cn）检索获得；产业相关有效专利数量通过innojoy全球专利检索平台（https://www.innojoy.com）检索获得；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通过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检索获得；产业相关政策数量通过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https://flk.npc.gov.cn）检索获得；百度搜索指数通过百度指数官网（https://index.baidu.com）检索获得；上市公司数量通过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https://data.csmar.com）检索获得，并参考梁茹等[35]的研究进行产业划分；其余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以保证统计数据的科学性与连续性。

3 结果分析

3.1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析

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指标赋权和加权求和得到2013—202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图2）。总体而言，2013—2022年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大致呈现出“南增北降”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 2013—2022年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

Fig. 2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from 2013 to 2022

具体而言，2013—202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由2013年的0.2327增至2022年的0.2582。就区域而言，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尤以西南地区的增幅最大，从2013年的0.1784增至2022年的0.2396，增幅约34.35%。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下降态势，东北地区的降幅最大，从2013年的0.1641降至2022年的0.1297，降幅约20.97%。就省域而言，2013—2022年，浙江、江苏、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长期居于前列。重庆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增幅最大，从2013年的0.1441增至2022年的0.2415，增幅约67.56%；宁夏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降幅最大，从2013年的0.1447降至2022年的0.0451，降幅约68.81%。
2013—2022年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先增后降的态势，于2019年达到峰值0.3384，而后降至2022年的0.3133。就区域而言，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西南地区的增幅同样最大，从2013年的0.2924增至2022年的0.3658，增幅约25.09%。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总体呈下降态势，东北地区的降幅依旧最大，从2013年的0.2441降至2022年的0.21377，降幅约12.44%。就省域而言，2013—2022年，江苏和广东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长期居于前列。广西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增幅最大，从2013年的0.2827增至2022年的0.4223，增幅约49.40%；辽宁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降幅最大，从2013年的0.3429降至2022年的0.2309，降幅约32.65%。

3.2 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和匹配度分析

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通过适应度评价模型和匹配度评价模型得到2013—202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和匹配度。为了解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和匹配度的时空演化，本文将度数均值作为基准线，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划入低适应—高匹配、高适应—高匹配、低适应—低匹配、高适应—低匹配四种类型（图3）。总体而言，2013—2022年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由2013年的0.4592增至2022年的0.4661；匹配度呈波动下降的态势，由2013年的0.8690降至2022年的0.8391。这表明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存在协调关系增强、对称关系减弱的变化趋势。
图3 2013—2022年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和匹配度

Fig. 3 Adaptation and matching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from 2013 to 2022

由图3可知，就类型而言，2013—2022年，低适应—高匹配的类型占比有所增长，由2013年的23.33%增至2022年的30.00%，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为主，表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相近，但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较弱，不利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占比小幅下降，由2013年的33.33%降至2022年的30.00%，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华东地区为主，表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具有较强的协调关系和对称关系，有助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占比波动下降，由2013年的36.67%降至2022年的23.33%，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为主，表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对称关系较弱，阻碍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高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占比波动增长，由2013年的6.67%降至2022年的16.67%，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华中地区为主，表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相互协调，但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较弱，不利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3.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分析

3.3.1 适配度分析

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适应度和匹配度，通过适配度评价模型得到2013—202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为揭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性，本文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分别划分为较不适配、基本适配、中度适配、高度适配四种类型（图4）。总体而言，2013—2022年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大致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处于适配类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较多，表明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但仍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图4 2013—2022年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4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fitnes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由图4可知，就类型而言，2013—2022年，较不适配的类型占比先增后降，由2013年的43.33%增至2016年的56.67%，而后降至2022年的46.67%；基本适配的类型占比先降后增，由2013年的33.33%降至2016年的20.00%，后又增至2022年的33.33%；中度适配的类型占比有所下降，由2013年的20.00%降至2022年的13.33%；高度适配的类型占比小幅增长，由2013年的3.33%增至2022年的6.67%。这表明2013—2022年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研究中期，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迅猛，导致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而在研究期末，旅游产业发展势头逐步放缓，但文化产业依旧保持稳定增长，促使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得以提升。
就区域而言，华东地区的整体适配度最高，十年平均适配度为0.7176，除江西和福建在部分年份处于较不适配的类型外，其余省（直辖市）长期处于适配状态，表明该地区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华中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整体适配度较高，十年平均适配度分别为0.6320和0.6235，所囊括适配度的类型丰富，其中北京的适配度较高，多处于高度适配的类型，而内蒙古、山西、河南的适配度较低，多处于较不适配的类型，表明两个地区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的整体适配度较低，十年平均适配度普遍小于0.6，但其中广东和四川的适配度相对较高，前者多处于中度适配和高度适配的类型，后者则在研究后期由基本适配的类型转变为中度适配的类型，表明四个地区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

3.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基于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2013—2022年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Moran's I指数及显著性水平检测值Z得分和P值（表3），而后利用热点分析识别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产生集聚效应的具体位置，并按照自然断点法将分析结果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冷点区、次冷点区、次热点区、热点区四种类型（图5）。
表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Moran's I指数

Table 3 Moran's I index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参数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2022年
Moran's I指数 0.139491 0.181825 0.157622 0.121336
Z得分 2.278053 2.830624 2.519274 2.046708
P值 0.022723 0.004646 0.01176 0.040687
图5 2013—2022年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热点演化

Fig. 5 Hot spot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2013 to 2022

由表3可知，2013—2022年，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Moran's I指数值均为正值，且均通过P值小于0.05与Z得分大于1.96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整体呈现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分布态势。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Moran's I指数呈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虽仍处于集聚态势，但其高值区域与低值区域的集聚效应正在由强转弱。
由图5可知，2013—2022年，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热点演化形成了稳定、集中的空间格局，热点和冷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明显。就区域而言，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其中，热点区的类型占比波动增长，由2013年的23.33%增至2022年的26.67%；次热点区的类型占比有所下降，由2013年的36.67%降至2022年的26.67%。冷点区和次冷点区更多分布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其中，冷点区的类型占比先增后降，于2019年达到峰值33.33%，随后降至2022年的23.33%；次冷点区的类型占比先降后增，于2016年降至谷值13.33%，而后增至2022年的23.33%。

3.3.3 组态路径分析

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表现形式[60]，亦是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指引[61]。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视角，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建构指标体系，并利用fsQCA分析方法探索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同时，考虑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将中国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2018年作为时间节点，分别对2013年、2018年、2022年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引致路径及其演变规律进行识别与解析。
（1）校准与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前，需要对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本文在综合考虑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具体数值的基础上，借鉴谢智敏等[62]的研究方法，选择采用客观分位数值来确定校准锚点的位置，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25%、50%和75%分位数作为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点，并基于此对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表4）。后续研究步骤均基于校准后的数据进行。
表4 变量校准锚点

Table 4 Calibration anchors for variables

年份 条件和结果变量 模糊集校准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201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0.539 0.608 0.673
科技创新 0.131 0.165 0.225
统筹协调 0.198 0.270 0.330
生态文明 0.241 0.344 0.414
循环开放 0.157 0.218 0.316
共享繁荣 0.402 0.475 0.530
2018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0.546 0.605 0.677
科技创新 0.142 0.183 0.268
统筹协调 0.244 0.319 0.462
生态文明 0.254 0.332 0.439
循环开放 0.172 0.247 0.375
共享繁荣 0.419 0.448 0.499
2022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0.536 0.615 0.678
科技创新 0.121 0.196 0.303
统筹协调 0.284 0.323 0.384
生态文明 0.342 0.401 0.465
循环开放 0.175 0.275 0.394
共享繁荣 0.411 0.449 0.507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先进行必要条件分析。通常认为，当某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则可认为该前因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51]。通过fsQCA 3.0软件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不存在产生结果的单一必要条件，即单个前因条件并不能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结果进行充分解释（表5）。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结果的组态路径。
表5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前因条件 2013年 2018年 2022年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科技创新 0.727503 0.735898 0.760056 0.763231 0.817327 0.816778
~科技创新 0.342839 0.375695 0.300277 0.276854 0.281397 0.277483
统筹协调 0.703422 0.734613 0.659431 0.667814 0.660175 0.660618
~统筹协调 0.388466 0.411686 0.440430 0.402957 0.421088 0.414683
生态文明 0.519645 0.538765 0.606796 0.613648 0.617864 0.605263
~生态文明 0.564005 0.602165 0.501387 0.459310 0.488919 0.491892
循环开放 0.791508 0.857830 0.801664 0.805575 0.697784 0.74802
~循环开放 0.313688 0.320596 0.320388 0.295208 0.404298 0.373681
共享繁荣 0.445501 0.471496 0.509015 0.488032 0.466085 0.455082
~共享繁荣 0.628644 0.657389 0.568655 0.548128 0.629281 0.635254

注：“~”表示逻辑“非”，下同。

（2）组态分析
基于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分析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结果的组态路径。在具体操作时，将1作为案例频数阈值，并将0.8和0.7分别设置为原始一致性阈值和PRI一致性阈值，分析输出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三种类型解。而后，根据通常做法，利用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系对比，识别每个解的核心条件：既在中间解也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解的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52]。当核心条件相同时，构成二阶等价组态。最终，共识别出9个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表6）。其中，2013年、2018年、2019年的总体一致性分别为0.8925、0.8965、0.8930，均符合标准；总体覆盖度分别为0.7053、0.6845、0.6891，表明其分别解释了约70.53%、68.45%、68.91%的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引致原因。
表6 实现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

Table 6 The grouping paths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年份 构型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2013 S1a：科技创新*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循环开放 0.339037 0.224968 0.902192
S1b：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311787 0.147655 0.902752
S2：~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208492 0.096958 0.875000
S3：科技创新*~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085551 0.056400 0.906040
2018 S4a：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循环开放 0.431345 0.056241 0.982622
S4b：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246186 0.037448 0.969945
S5：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200416 0.088072 0.857567
S6：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339043 0.126907 0.882650
2022 S7a：科技创新*循环开放*~共享繁荣 0.390866 0.0308933 0.976510
S7b：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循环开放 0.418402 0.0402955 0.912152
S8：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循环开放 0.560107 0.0886501 0.882540
S9：科技创新*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共享繁荣 0.247817 0.0322363 0.968504

注：“*”表示逻辑“和”；粗体字表示“核心条件”，其余为“边缘条件”。

2013年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有四条：组态S1a指出，高统筹协调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高科技创新和高生态文明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天津、江苏、山东；组态S1b指出，高统筹协调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非高生态文明和非高共享繁荣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湖北、上海、广东。组态S1a和组态S1b具有一定相似性，两者均显示高统筹协调和高循环开放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代表省（直辖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带或交通枢纽地区，能够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以及便捷的对外联系渠道。组态S2指出，非高科技创新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非高统筹协调和非高共享繁荣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份是四川。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省份，四川拥有着较多高水平的科研院校，但有趣的是，其较弱的科技创新能力反而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更有利。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四川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多以原生态为主题，重点打造了九寨沟、川西高原等自然观光型景区，较少的现代化氛围反而能够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组态S3指出，高循环开放和高共享繁荣为核心条件，高科技创新、非高统筹协调和非高生态文明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份是辽宁。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亦承载着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底蕴。通过积极增进民生福祉以有效缓解区域人口外流的挑战，并扩大内需以促进旅游消费，将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与消费需求保障。
2018年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有四条：组态S4a指出，高生态文明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高科技创新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北京、江苏、山东；组态S4b指出，高生态文明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高统筹协调和非高共享繁荣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份是浙江、福建。组态S4a和S4b的核心条件一致，两者均显示高生态文明和高循环开放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代表省（直辖市）多属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早且程度深，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提升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组态S5指出，高科技创新、高循环开放、非高统筹协调和非高共享繁荣为核心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份是陕西。作为西北地区的核心省份，陕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文旅资源丰富，但多分布于乡村地区，加速城镇化进程反而阻碍了文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同时，2018年陕西的第三产业占比位列全国末位，仅有约42.76%，第二产业占比更大，提升税负率反而能为文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组态S6指出，高循环开放和高共享繁荣为核心条件、高科技创新和高统筹协调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组态S6与组态S3具有一定相似性，循环开放和共享繁荣发挥核心作用，科技创新和统筹协调则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后者中生态文明成为了无关紧要的条件。
2022年引致高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有四条：组态S7a指出，高科技创新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非高共享繁荣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广东、天津、四川；组态S7b指出，高科技创新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高生态文明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浙江、江西、重庆。组态S7a和S7b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即科技创新和循环开放的存在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两者的边缘条件有所不同。这表明，在新质生产力和双循环战略的驱动下，即使其他条件可能并不完备，这些省（直辖市）依旧能够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组态S8指出，高科技创新、高统筹协调和高循环开放为核心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直辖市）是上海、江苏、辽宁。组态S9指出，高科技创新和高统筹协调为核心条件、高生态文明和非高共享繁荣为边缘条件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代表省份是湖北、安徽。组态S8与组态S9具有一定相似性，但相较而言，后者的条件中缺少了高循环开放作为核心条件。实际上，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联系频率均有所减弱，文旅开发与人员流动受限，尤其对于内陆省份而言。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转而通过调整财政支出比例、强化环境治理等方式推动文旅开发与改善文旅环境。
进一步对比不同时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构型可以发现：2013年，循环开放和统筹协调成为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出境旅游消费第一大国，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国际化程度提升、国内需求扩大、城乡加速融合、产业结构优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进程持续加速。2018年，循环开放和生态文明成为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这一时期，《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推动全域旅游成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提质增效的新动能，“旅游+”则成为文旅开发的新形式，进一步加深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对内、对外联系。同时，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面对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所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加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2022年，科技创新和循环开放成为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这一时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空间交互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科技创新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推动着文化和旅游产业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升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系统论视角，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后通过fsQCA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2013—2022年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别呈现出波动增长和先增后降的态势，均展现出“南增北降”的时空分异特征。其中，西南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的增幅最大，东北地区的降幅最大。浙江、江苏、北京、广东等省（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长期居于前列。
（2）2013—2022年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大致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热点和冷点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处于适配类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较多，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则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
（3）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任何单一发展理念均不能绝对有效地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并且其组态路径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中，循环开放是多个阶段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之一，而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则分别是2013年、2018年和2022年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另一主要核心条件之一。

4.2 讨论

首先，本文基于适配性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高水平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同样处于高水平。以北京和湖南为例，由图2可知，研究期内，北京文化和旅游产业指数普遍高于湖南，但两项指数之间的差值范围却相差甚远。2019年和2022年湖南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之间的差值分别为0.0953和0.0769，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分别为0.6930和0.7297；北京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之间的差值则分别为0.0161和0.2152，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分别为0.8028和0.6435。这表明，北京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致使其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适配关系减弱，而湖南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势，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于北京文化和旅游产业适配度在研究末期迅速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受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旅游开发与旅游活动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进而导致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发展不相匹配。因此，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不仅需要注重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自身发展，更要关注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与互动配合。
其次，通过梳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本文发现中国东部各省（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普遍要高于中、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种空间异质性规律与现有研究相一致[8,63]。同时，这也表明东部各省（直辖市）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相对处于领先地位，主导着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及其融合发展的总体水平。另外，结合时间序列的演进，发现四川、湖南等中、西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末期得到显著提升。这意味着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域，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
最后，本文借助组态分析发现，单一发展理念并不能成为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需要组合并行、有所侧重。其中，循环开放在多个阶段的不同路径中均为核心条件，表明其在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最为显著。同时，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分别在不同阶段的多个路径中为核心条件，表明其在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中将发挥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要特别重视循环开放的驱动作用，并根据现实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发展路径。

4.3 政策启示

（1）协同制定产业政策，实现对标式发展。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文化和旅游产业政策时应采取协同制定的方式，注重平衡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政策倾斜度，对弱势一方给予较高的产业扶持力度，并维持优势一方的产业支持力度，缩小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需进一步增强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适应性和匹配性，建立适配发展评价机制，适时动态调整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实现互为参照的对标式发展方式，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2）统筹区域发展布局，实现协作式发展。作为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压舱石，东部各省（直辖市）需持续优化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协调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适配关系，并对接中、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对口支援政策。同时，中央政府应将四川、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确立为中、西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域，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与自主权，并鼓励其辐射带动周边落后地区，实现“强根基、树核心、补短板”的协作式发展方式，促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3）综合运用发展理念，实现组合式发展。各地方政府一方面需加强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空间交互，强化对内、对外联系；另一方面应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先进科学技术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过程中的转化与应用。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应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适时调整统筹协调能力、生态文明建设、共享繁荣力度，形成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组态路径，实现路径多样的组合式发展方式，助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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