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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2: 478 - 492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212

Regular Articles

Remodeling and mechanism study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drive of rural tourism

  • ZHENG Xin-yue , 1 ,
  • ZHU Pei-xin , 2 ,
  • SUN Q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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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 2. China Resources &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cadem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01

  Revised date: 2024-07-02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3

Fold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254 villages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Probit and OLS models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explores the reshaping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under different tourism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tourism can moderat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scale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2) Within the "people-land-industry" framework, rural tourism can reduce farmland abandonment by de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to tourism operators and small farmers, and dri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rural industries. (3) The impact and reshaping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y rural tourism exhibit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Firstly,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t various stages significantly reduces farmland abandonment, but the impact strengthens as the development stage advances. Secondl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oth tourism operators and small farmers invest in farmland to expand production; in the mid-stage, due to the absence of dominant entities, farmland transfer in villages reaches a stalemate; in the later stage, under unified village planning, farmland transfer to operators accelerates, further reducing abandoned farmland. (4) Villages with natural landscapes and special industries as primary tourist attractions experience less farmland abandonment, as their larger and more diverse land use demands result in more farmland being transferred to rural tourism operators; rural tourism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ttraction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Policy implication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nated mechanisms among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formulate dynamic farmland transfer policies, and optimize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ailoring to the need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optimize talent training and labor transfer mechanism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thereby reducing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farmland abandonment; "people-land-industry" framework; tourism development stage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Xin-yue , ZHU Pei-xin , SUN Qi . Remodeling and mechanism study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under the drive of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2) : 478 -492 . DOI: 10.31497/zrzyxb.20250212

耕地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着重要战略作用[1]。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耕地撂荒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全国农业区域中，约有60%地区的耕地撂荒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包括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等重要粮食主产区[2]。为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减少撂荒耕地，中国自2019年以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等政策积极治理撂荒耕地。同时学界对耕地撂荒的研究也逐渐火热，学者们从资源禀赋[3]、个体差异[4]等方面解析耕地撂荒原因，从农村制度[5,6]、土地流转[7]、非农就业[8⇓-10]等方面探究耕地撂荒机制。但现有研究并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耕地撂荒现象，原因在于耕地撂荒的本质是劳动力缺失与比较收益低下导致的耕地供大于求[7]，对于耕地撂荒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供给侧角度进行研究，但从需求侧角度通过提高农村内生动力解决耕地撂荒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对农村来说，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也包含农村产业融合与转型升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已成为中国现阶段提高农村内生动力、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11,12]，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乡村旅游[13]。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全国乡村重点产业指导目录（2021年版）》中明确将乡村休闲旅游业纳入乡村重点产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当前农村发展的朝阳产业，乡村旅游是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实现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将产生新的土地利用需求[14]，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会引发农村土地的重新配置。乡村旅游依赖于多样化的土地资源供给，通过耕地流转、规模经营等方式盘活撂荒耕地，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同样乡村旅游也促进农村耕地从单一农业生产功能向旅游服务、休闲体验和观光农业等复合功能转变，耕地附加价值提高[15]。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背景下和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的趋势下，乡村旅游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16]。所以深入探究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十分必要。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研究理论的扩展。通过研究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意图从需求侧角度探究解决耕地撂荒的途径，扩展了理论深度，从提高农村内生动力出发为缓解或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二是研究内容的丰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异质性，本文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与乡村旅游吸引力类型出发对乡村旅游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提高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精准性，可为当前中国土地利用遭遇的瓶颈提供可行性方案，也可为培育和发展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耕地撂荒是基于农户家庭分工的理性抉择，根据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原则，当耕地要素投入与产出价格变动导致其利润降至零甚至为负时，耕地便会面临边际化甚至撂荒的风险[1,17]。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农村产业发展新业态，对于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其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一方面乡村旅游提高了经济收益。乡村旅游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实现形式。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农村由原本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综合性生产模式。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资本的涌入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逐渐走向规模化与专业化，耕地需求扩大[18]，利用效率提高，同时投入组合的优化使耕地的综合产出价值提升，耕地的边际产出也随之增加。此外，乡村旅游进一步发挥了农村土地的多功能性，强化了耕地的财产价值，从而影响农户耕地撂荒决策。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优化了生产成本。乡村旅游引领的现代化旅游服务体系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具有更高效的产业分工与协调发展机制，在降低管理、经营及销售成本的同时，其管理经营技术的溢出效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使农户的经营能力提高，有效避免耕地撂荒现象[12]。此外，传统偏远地区或土地质量较差的耕地往往面临较高的撂荒风险，乡村旅游丰富的土地需求弱化了耕地区位与质量带来的撂荒风险，进而重塑耕地价值，减少耕地撂荒决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乡村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减少耕地撂荒。

1.2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机制作用

农村发展中，人口、土地、产业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将带动其他要素向特定方向发生转变，进而引导乡村全域的持续转型[19]。在乡村旅游背景下，借鉴李婷婷等[20]和Wang等[21]的研究思路，基于“人—地—业”体系，构建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机制作用框架，如图1所示。劳动力流失是耕地撂荒的重要因素，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从而影响耕地撂荒决策[9]。乡村旅游释放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户经济收益提高，同时基础设施与村庄环境的完善与优化增强了农户的自我认同感，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与外出务工人员回流。从根源上解决了在人地关系演变下农村人地分离所带来的耕地撂荒[20]。同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本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大概率会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减少耕地撂荒。
图1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

Fig. 1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on abandoned farmland

乡村旅游建设与发展伴随着丰富的土地需求，耕地流转是减少耕地撂荒的关键手段[10,22]。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使农村耕地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产业融合需要直接转入大量耕地以统筹规模化发展，且耕地多功能的利用方式也削弱了耕地的资源属性，有效提高了耕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进而增加生产效益，减少因缺乏经济激励与资源禀赋而被撂荒的耕地。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示范带动作用与配套产业的溢出作用使农村劳动力希望通过转入耕地进行特色化与规模化生产，从而间接减少耕地撂荒。
乡村旅游通过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减少撂荒耕地。乡村旅游突破了农村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服务业在内的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产业结构的复配与升级催生了大量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以完善其经营，同时乡村旅游的统筹规划对优化本地产业体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盘活撂荒耕地，提高耕地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在“人—地—业”体系下，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减少耕地撂荒。
H3：在“人—地—业”体系下，乡村旅游发展通过耕地流转减少耕地撂荒。
H4：在“人—地—业”体系下，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带动一、二、三产业发展减少耕地撂荒。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变量类型，本文分别采用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分析乡村旅游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为：
A C L i = α 0 + α 1 R T i + α 2 X i + μ i
A L S i = β 0 + β 1 R T i + β 2 X i + ε i
式中： A C L i表示村庄是否存在耕地撂荒行为； A L S i表示村庄耕地撂荒规模；自变量 R T i表示乡村旅游情况； X i表示可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μ i 、 ε i为误差项； α 0与 β 0为常数项； α 1、 α 2、 β 1、 β 2为变量系数。
为使研究内容更加充实，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在问卷调查范围内选取了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作为案例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加以佐证。德胜村位于张家口坝上高原地区，全村总面积20205亩（1亩≈667 m2），其中耕地面积5508亩。在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下盘活耕地500余亩，旅游年收入1500万元，实现农文旅融合全面发展。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3年7-8月课题组对河北省开展的村庄抽样调查。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区域类型、距离远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搭配的原则，选取张家口市6县30余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区位条件不同的10个村，共收集村问卷304份。剔除空缺及无效值后，有效问卷254份，有效率为83.55%。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毗邻北京市，处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西北高、东南低，阴山山脉横贯中部，根据地形可将全市划分为坝上、坝下两大部分，坝上高原区草原、冰雪旅游资源丰富，2022年曾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雪上项目承办地。坝下低中山盆地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景观旅游与特色种植业发展迅速。2019年京张高铁全线运营后，张家口市正式纳入“环京一小时旅游圈”，借助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依托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张家口市进入乡村旅游发展快车道。调研样本中，有乡村旅游的村庄50个，占样本总量的19.69%，有耕地撂荒的村庄共176个，占样本总量的69.29%。

2.3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问题为乡村旅游如何影响耕地撂荒，遂依据理论分析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23]，选取耕地撂荒情况与耕地撂荒规模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选取村庄是否发展乡村旅游为核心解释变量。乡村旅游在不同发展的阶段，不同的旅游吸引力所发展的乡村旅游对土地的利用具有明显差异，遂借鉴周晓芳等[16]和戴柳燕等[24]的研究，从乡村旅游发展阶段与乡村旅游吸引力两方面深入探究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与不同类型乡村吸引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其中乡村旅游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家乐，它是中国当前乡村旅游经济的主导业态，为游客提供基础休闲体验。第二阶段为民宿，其重要性在于增加住宿功能，促进乡村旅游从观光向深度过夜体验转变。第三阶段为度假休闲乡村综合体，如度假村，提供完整旅游产业链和服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第四阶段为乡村旅居，提供全方位的旅居体验，如特色小镇。乡村旅游资源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根据其特色将乡村旅游吸引力划分为：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特色产业。
控制变量：考虑到乡村旅游与耕地撂荒间关系受多重因素影响，基于村庄层面的数据，选取相关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 村庄是否存在耕地撂荒情况（1=是，0=否） 0.693 0.461
耕地撂荒规模 村庄耕地撂荒面积/亩 3.963 4.224
核心解释变量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村庄是否有乡村旅游（1=是，0=否） 0.197 0.398
乡村旅游吸引力情况 主要吸引力为，0=无乡村旅游；1=自然景观；2=历史文化；3=特色产业 0.382 0.851
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最高阶段旅游形式为，0=无乡村旅游；1=农家乐；2=民宿；3=度假村；4=特色小镇 0.429 0.991
控制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个 3.197 7.512
村庄地貌 村庄地形是否为平原（1=是，0=否） 0.528 0.499
村庄距最近城镇距离 村庄到最近城镇的路程距离/km 6.165 4.811
村庄互联网普及率 村庄现在通互联网、宽带的农户比例 0.563 0.115
同时在回归之前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考察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VIF均小于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结果分析

3.1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如表2所示，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在1%的水平下负向影响耕地撂荒情况与耕地撂荒规模，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减少农村耕地撂荒，验证了假设H1。乡村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减少耕地撂荒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能够显著提高耕地的经济价值和利用率。耕地的多功能利用不仅增加了耕地的经济产出，还促进了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此外，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增加也使农民更有意愿和资金对耕地进行改良与维护，从而减少撂荒现象。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庄地貌与村庄互联网普及率均会影响农户耕地撂荒决策。
表2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abandoned farmland

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Probit） 耕地撂荒规模（OLS）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2.827*** -3.768***
（0.875） （1.182）
乡村旅游吸引力情况 0.418 -0.215
（0.405） （0.537）
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0.159 0.375
（0.299） （0.40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0.303*** -0.388***
（0.044） （0.042）
村庄地貌 0.268 1.408***
（0.326） （0.437）
村庄距最近城镇距离 -0.022 -0.054
（0.026） （0.037）
村庄互联网普及率 -3.033** 1.635
（1.281） （1.577）
样本量/个 254 254
R2 0.686 0.562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结合案例来看，2017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实地考察与张北县人民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德胜村充分发挥其自然优势与资源禀赋，以特色种植产业为基础，发展乡村旅游。在特色小集镇式的统一规划与开发，共盘活撂荒耕地500余亩、闲置宅基地11处，用于观光旅游景观带、现代化农业基地建设。通过合理规划和资源整合，乡村旅游不仅提升了耕地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村耕地撂荒问题，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2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在回归中，反向因果、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均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村干部婚姻状况与村干部年龄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内生性。已婚的村干部由于受家庭因素限制，决策较为保守，同时由于精力更多投入家庭，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年轻的村干部更具创新精神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能引入新的发展思路和技术，推动乡村产业的现代化和高效发展[25]。由于耕地撂荒是农户家庭基于其合理分工所做出的理性决策，村干部作为农户家庭外部的客观主体，对农户的耕地撂荒决策影响有限。因此，工具变量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假设，符合工具变量选取要求。
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耕地撂荒规模方程中，Durbin (score) 检验与Wu-Hausman检验P值均大于0.05，表明乡村旅游发展与耕地撂荒规模之间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以上OLS估计结果可靠。在耕地撂荒情况方程中，Durbin (score) 检验与Wu-Hausman检验P值分别为0.027和0.030，均小于0.05，需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相关性检验来看，村干部婚姻状况、村干部年龄对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32.8799，大于10，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由于回归中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内生变量个数（2>1），应使用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结果表明Sargan (score) 检验与Basmann检验P值均大于0.05，即工具变量可通过排他性检验。综上，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除内生性问题外，本文将回归模型更换为极大似然法，同时选取处理效应模型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据表4所示，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可靠。
表3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 耕地撂荒规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1.154*** -6.266**
（0.263） （2.551）
村干部婚姻状况 -0.138*** -0.138***
（0.028） （0.028）
村干部年龄 -0.006*** -0.006***
（0.002） （0.0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Durbin (score) P值 0.027 0.266
Wu-Hausman P值 0.030 0.274
F值 32.8799
Sargan (score) P值 0.2642
Basmann P值 0.2716
观测值/个 254 254
R2 0.603 0.554
表4 稳健性检验：更换计量模型、处理效应模型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place the measurement model and treatment effect model

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 耕地撂荒规模
LIML 处理效应模型 LIML 处理效应模型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1.170*** -0.601*** -8.011** -4.203***
（0.266） （0.105） （3.230） （1.17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个 254 254 254 254
R2 0.601 0.580 0.539 0.580

3.3 基于“人—地—业”体系的机制作用分析

在“人—地—业”体系下，本文采用江艇[26]对机制作用的分析方法，分别以劳动力外出打工比例、耕地流向与村庄一、二、三产业产值为机制变量，探讨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机制作用。
如表5所示，乡村旅游可以通过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来减少耕地撂荒。农村劳动力短缺是耕地撂荒的重要因素之一，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本地就业的比较收益提升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同时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耕地价值的提升使农户大概率会提高耕地的利用程度，减少耕地撂荒，验证了假设H2。实际来看，德胜村在乡村旅游与配套产业综合发展下，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良好创业前景，2022年旅游从业人数2800余人，其中本村旅游从业人员达390余人，配套产业辐射带动超千人，返乡创业80余人，人均增收1.2万元。比较收益的提高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村庄外出打工比例由2017年之前的50%以上，下降至2022年的不到2%。
表5 劳动力转移、耕地流转的机制作用

Table 5 The mechanism of labor transfer and farmland transfer

变量 劳动力外出
打工比例
（1）		 流转向乡村
旅游主体
（2）		 流转向
小农户
（3）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0.583*** 0.114*** 0.063*
（0.080） （0.030） （0.0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个 254 254 254
R2 0.609 0.588 0.382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耕地的流向问题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证明了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如表5所示，乡村旅游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耕地流向旅游经营主体和流向小农户，验证了假设H3。乡村旅游开发对多种类型土地资源有着直接需求，耕地流向旅游经营主体实现了乡村旅游及其配套产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提高了村庄耕地利用效率。同时乡村旅游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周边农户倾向于转入耕地以提高经营性收入，进一步减少了耕地撂荒。但耕地资源流向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的概率要远大于流向小农户，可能的解释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加剧了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的资产差距，使经营主体能够更有效地集中资源。现实中，德胜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和休闲旅游观光为主导，直接流转土地2600余亩，统筹规划光伏观光带和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据统计，2022年全村共有532户参与耕地流转，流转面积3000余亩，其中大部分由旅游经营主体统一管理和利用，大大提升了耕地利用效率，进一步减少了撂荒耕地。
根据表6所示，乡村旅游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一种形式，有效带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内生动力，提高各产业对耕地的需求，从而减少耕地撂荒，验证了假设H4。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农业产业的繁荣，还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数字化建设。农村电商和数字技术在销售、宣传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与其配套产业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加了耕地需求。
表6 产业带动的机制作用

Table 6 Mechanism function of industry driving

变量 第一产业产值
（4）		 第二产业产值
（5）		 第三产业产值
（6）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0.583*** 0.187*** 1.777***
（0.080） （0.050） （0.25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个 254 254 254
R2 0.609 0.447 0.516
正如以上分析，德胜村凭借乡村旅游的发展，全面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升级，年旅游收益超过1500万元，全村总收入超3700万元。首先，德胜村以特色种植养殖业为基础，结合蒙元饮食文化，采用“公司+合作社+村民”的协同合作模式，打造传统美食文创体验区，建立了德胜源餐饮中心，从而延伸了美食产业链，扩大耕地需求。其次，德胜村将观光农业与“光伏概念”相结合，流转土地2600余亩，创建了主题式光伏观光带，并建设了创意农业示范基地，包括标准化养殖示范区、高寒地区冷凉农作物试验区、产业链延伸集成区、科技创新引领区，积极推进观光农业发展。最后，德胜村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对现有建筑进行适当的“乡土复原”，植入“红色基因”，建立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以此深化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2021年，德胜品牌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德胜民宿美食文创体验和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融入德胜人本文化元素，以旅游业为驱动力，实现农文旅的深度整合，多重产业的开发与融合产生了大量的耕地需求，德胜村撂荒耕地进一步减少。

3.4 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异质性分析

3.4.1 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重塑

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产业表现形式上具有明显差异，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是必要的。如表7所示，乡村旅游发展的四个阶段均负向显著影响耕地撂荒，这与调研实际情况较为相似。同时随着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的提升，其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呈递增趋势，即第一阶段影响最小，第四阶段影响最大。进一步地，本部分结合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耕地流向的偏好（表8），试解释不同阶段乡村旅游的耕地撂荒现象与耕地配置重塑。
表7 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Table 7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abandoned farmland in different stages

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 耕地撂荒规模
第一阶段（农家乐） -0.752 -1.234*
（0.621） （0.633）
第二阶段（民宿） -1.320* -2.433**
（0.738） （1.083）
第三阶段（度假村） -0.872** -2.330***
（0.411） （0.711）
第四阶段（特色小镇） -0.229*** -0.747***
（0.013） （0.0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个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R2 0.644 0.656 0.642 0.638 0.548 0.557 0.554 0.545
表8 不同阶段乡村旅游的耕地流转偏好

Table 8 Farmland transfer preference of rural tourism in different stages

变量 流转向乡村旅游主体 流转向农户
第一阶段（农家乐） 0.068*** 0.050**
（0.020） （0.023）
第二阶段（民宿） -0.320 -0.031
（0.024） （0.026）
第三阶段（度假村） 0.068*** -0.077
（0.025） （0.028）
第四阶段（特色小镇） 0.094*** -0.044
（0.030） （0.0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个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R2 0.582 0.566 0.575 0.580 0.377 0.369 0.365 0.370
初期阶段：认识转变与资金注入。初期阶段虽然旅游规模较小，但由于某项资源禀赋突出，部分具有前瞻性的农户已开始转变经营方式，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但由于经济实力有限，最初表现形式以农家乐、休闲农业等为主。此阶段由于在发展初期，农村耕地流转价格依旧保持着较为原始的水平，农村耕地供需关系也依旧处在供大于求的阶段，不管是乡村旅游主体还是周边农户，都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耕地。所以在初期阶段，乡村旅游处于“野蛮生长”时期，旅游主体和农户虽然有较强的耕地流转行为，但由于经济实力与经营管理能力的限制并不能较好地利用，所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有限。
发展阶段：多元化经济与就业机会。随着乡村旅游进入发展阶段，旅游业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更多的耕地被用于发展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直接吸引游客，提高了耕地的利用价值和经济收益。此时，由于并没有实力较强的本地主体或外部资本入场，乡村旅游的经济收益直观增加使经营主体与农户均倾向于保持现有耕地并期望转入耕地，呈现僵持状态，使耕地流转行为在此阶段并不多见。同时非农经济的增加与村庄环境的改善使农户更倾向于本地就业，耕地价值的增加与耕地资源的稀缺使撂荒耕地的利用程度进一步提升。
成熟阶段：品牌效应与持续投资。此时乡村旅游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形成了集群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游客。持续地投资和改进旅游基础设施，如住宿、交通和娱乐设施，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地区的吸引力，同时确保了耕地被有效利用，无论是直接参与旅游业还是作为观光农业的一部分，撂荒耕地进一步减少。成熟的旅游发展使旅游主体做大做强，在以度假村为代表形式的成熟阶段，旅游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资产差距断崖式扩大，强有力的经营主体出现使耕地资源加速向其集中。同时由于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经营主体多样的发展方式与利用途径使撂荒耕地进一步减少。
突破阶段：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旅居。发达的旅游经济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新的管理思想使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和实践。在此阶段，整个村庄由开发商设计开发，旨在形成乡村旅居的完整模式，以进一步增加收益。特色小镇的运营由开发商主导，现代化的开发模式确保了土地用途的明确规划和统筹安排，使耕地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同时通过统一规划和利用，村庄能够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增加旅游收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分配，推动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3.4.2 不同乡村旅游吸引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重塑

如表9所示，以自然景观和特色产业为主要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相比侧重历史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更能有效减少耕地撂荒。同时，不同吸引力的乡村旅游在耕地流转偏好上也各具特点（表10）。
表9 不同乡村吸引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Table 9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ural attractiveness on abandoned farmland

变量 耕地撂荒情况 耕地撂荒规模
自然景观 -1.993*** -1.766**
（0.603） （0.746）
历史文化 -1.223 -0.598
（0.758） （0.921）
特色产业 -0.255* -0.516*
（0.145） （0.3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个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R2 0.687 0.651 0.643 0.549 0.539 0.538
表10 不同吸引力的乡村旅游对耕地的流转偏好

Table 10 Preferences of rural tourism with different attractions for farmland transfer

变量 流转向乡村旅游主体 流转向农户
自然景观 0.061*** 0.040*
（0.021） （0.021）
历史文化 -0.069*** -0.022
（0.026） （0.026）
特色产业 0.151*** 0.018
（0.145） （0.02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个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R2 0.452 0.449 0.509 0.378 0.371 0.371
具体而言，以自然景观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旅游能够显著减少耕地撂荒，其原因在于自然景观的独特性与旅游活动对土地资源利用的特殊需求。自然景观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较高的观赏和体验价值，这使得依托自然景观的乡村旅游能够吸引大量游客，直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并显著促进相应配套产业的发展。同时，自然景观型乡村旅游通常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户为了维持和提升自然景观的吸引力，会更加注重耕地的管理和保护，从而减少撂荒。因此，此种模式对减少耕地撂荒的影响最为显著。尽管乡村旅游主体会转入大量的耕地用于景点开发，但农户也有机会利用耕地发展休闲农业、餐饮、娱乐等活动，以改善游客体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同样，以特色产业为吸引力的乡村旅游能够显著减少耕地撂荒，这主要源于其对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综合效益提升。特色产业型乡村旅游通过开发地域独特的农业资源，如有机种植、特色果蔬和药用植物等，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对耕地产生了较大需求，从而减少了耕地撂荒。此外，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主体通常具有较强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其特色农业生产技术与普通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户在同样的农业生产中比较效益较低，因此其更愿意将耕地流转至乡村旅游主体，以提高经济收益。
然而，以历史文化为吸引力的村庄对耕地撂荒并无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其发展重点在于保护和展示历史遗址、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建设配套旅游服务设施，而非依赖农业生产，对耕地的利用率较低。此外，保护历史村落的原貌限制了对土地的开发，使得耕地继续保持农业用途或处于撂荒状态。由于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类旅游模式与农业生产的关联较弱，因此耕地转向旅游经营主体的情况较少。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河北省254个村庄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OLS模型等方法检验了乡村旅游发展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机制作用。结论如下：
（1）乡村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减少耕地撂荒。
（2）从机制作用来看，在“人—地—业”体系下，乡村旅游可以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吸引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促进耕地向旅游经营主体流转与小农户流转，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与强度；带动一、二、三产业发展，扩大产业规模效应来减少耕地撂荒。
（3）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重塑在乡村旅游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异质性，一是不同阶段的乡村旅游发展均会显著减少耕地撂荒，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逐渐加强。二是，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均会转入耕地资源，以期扩大生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期，由于没有强势主体诞生，村庄耕地流转成僵持趋势；在乡村旅游发展后期，在村庄的统一规划下，耕地加速向经营主体流转，进一步减少撂荒耕地。
（4）以自然景观、特色产业为主要旅游吸引力的村庄耕地撂荒较少，由于其规模化与多样化的用地需求较大，耕地更多地流向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以历史文化为吸引力的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无显著作用。
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构建农文旅协同发展机制。应推动乡村旅游与农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创新农业旅游产品，提升农业附加值。通过投资培训项目，提升农民在旅游服务、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同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扩大产业规模效应，从根本上减少耕地撂荒。
（2）制定动态耕地流转政策，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针对乡村旅游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应制定动态的耕地流转政策。在初期阶段，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鼓励小农户与旅游经营主体的良性竞争。在中期阶段，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促进信息透明化，避免流转僵持。在后期阶段，通过土地整治和规划，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支持规模化经营，减少耕地撂荒。
（3）针对乡村旅游发展需求，优化人才培养和劳动力转移机制。建立乡村旅游人才培训体系，提供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培训，以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到乡村旅游企业就业或创业，促进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此外，政府还应支持乡村旅游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格人才。
（4）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应根据村庄的自然资源、特色产业和文化历史特点，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以自然景观和特色产业为主的村庄，应加强环境保护和品牌建设，提升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历史文化村庄，应挖掘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增强旅游吸引力。

4.2 讨论

在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双重背景下，学界对如何减少耕地撂荒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经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大多研究聚焦于土地供给侧角度，如要素流动[8]、政策制度[5,6]、资源禀赋[3]等，从需求侧角度对如何解决耕地撂荒的研究相对缺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提高农村内生动力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成为有效途径，卢华等[27]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减少耕地撂荒；Wang等[21]的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发展可以有效减少耕地撂荒。乡村旅游是中国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首要举措，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农村土地重新配置的作用相较于其他产业更为凸显[12]。
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乡村旅游发展在减少耕地撂荒中的影响与机制，拓展了相关研究深度。在研究中较为有趣的是，不同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均减少耕地撂荒，即使是仅在发展农家乐的初级阶段，这与经验常识有所差异。可能的解释如下，即使在发展初期，乡村旅游也依旧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农家乐所需的环境氛围也要求周围耕地的管理和维护，例如种植花卉或蔬菜以提升景观质量，间接推动了耕地的合理利用。同时在大型经营主体出现之前，农家乐的存在仍能促使农户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与示范效应。看到邻居通过农家乐获益，其他农户也会尝试维护和利用自家的耕地来发展类似的业务，从而整体上减少耕地撂荒的情况。此外，回流的农村劳动力是否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也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不一定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28,29]，遂其耕地依旧可能撂荒。但在乡村旅游发展下，这一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首先，乡村旅游不仅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也是产业融合的显著体现。以德胜村为例，乡村旅游的发展显著带动了特色种植和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兴起。这种带动效应不仅增加了耕地的利用需求，而且即便部分返乡劳动力选择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也不会造成耕地的大规模撂荒。其次，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大型经营主体的涌现和村庄整体规划的优化。研究表明，在乡村旅游进入发展的中后期，大型经营实体的参与带来了资源的快速集中与有效配置。例如，德胜村在2020年成立了企业党总支，实施了“项目整体统筹、单元一体化”的开发策略，这不仅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也降低了耕地被闲置的风险。最后，需要认识到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体，其对农业生产的决策将受到耕地附加价值的影响。随着乡村旅游的推进，农户所持耕地的潜在经济价值提升，这将促使他们减少撂荒行为，更倾向于参与到更高附加值的农业活动或其他相关产业中。
当然本文也存在值得改进之处：一是由于数据的缺乏，故仅采用截面数据分析，并未从时间维度考虑乡村旅游与耕地撂荒之间关系的演变。二是由于问卷调研并不是全域普查，遂并未将乡村旅游与耕地撂荒在空间上进行结合，这导致研究成果可能无法完全体现地区间的异质性，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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