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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2: 382 - 40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207

Regular Article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pattern and enlightenment of county scale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 BAO Hai-jun ,
  • ZHONG Wen-yu ,
  • CHEN Sheng-jie ,
  • CHEN Jin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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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22

  Revised date: 2024-06-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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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county scale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and the study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county scale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each region. In order to analyze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county scale, with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global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carry out dynamic measure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and analyz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ounties, and refine the driving patter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is on the rise in s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obvious disequilibrium line and "dual core" structure.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is driven by natur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population factors and policies, and the driving effects of each factor have spati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forming 16 driving pattern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the region, improve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formulate a differentiated path suitable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in regional complementa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riving pattern; differentiated optimization path;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Zhejiang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BAO Hai-jun , ZHONG Wen-yu , CHEN Sheng-jie , CHEN Jing-ning .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pattern and enlightenment of county scale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 40(2) : 382 -401 . DOI: 10.31497/zrzyxb.202502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为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浙江省于2021年7月、2022年6月和2023年5月开展第一、二、三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其中多数试点以县域为单位。之所以将县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单位，究其原因：一是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县域承担着连接较大尺度的城市与较小尺度的乡镇、农村的作用，蕴含着城乡二元体制的缩影。在县域与城市间，县域代表农村；在县域与农村间，县域代表着城市[1]，故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结合点[2]。其二，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均有所不同，以县域为单位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助于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路径，有效避免各类政策“水土不服”的问题。围绕研究主题，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如何在理解共同富裕一般涵义与县域特殊性的基础上科学测度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其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具备何种演化特征?各县域共同富裕驱动机制与模式是否存在差异?如何通过县域差异化发展助推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顺利落地?
近年来，学界高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评价研究。学者们从富裕程度[3,4]、发展成果共享[5⇓-7]、可持续性[8]、弱势群体保障[6]、文化发展[9]、民生福祉[10]、数字赋能[11]等维度出发，运用熵值法[12]、主成分分析法[9]等开展共同富裕水平评价，利用变异系数法[3]、基尼系数[13,14]等研究区域间共同富裕发展差异性，并使用核密度估计[15]、莫兰指数[16]等剖析其空间格局。二是驱动因素研究。学者们使用回归分析[17,18]、空间计量模型[19]等解析政策[19]、经济[18]、乡村发展要素转型[20]、社会福利[21]等因素对共同富裕发展的驱动作用。已有共同富裕评价与驱动因素研究在探索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全国[11,22]、省域[6,19]以及市域[17]等较大尺度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但鲜有研究聚焦县域等中小尺度，且对共同富裕驱动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分析不足。三是共同富裕机制与路径研究。当前学者们提出的共同富裕发展路径多为适用于较大尺度的战略部署，如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23,24]、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4]等措施提升区域整体富裕水平；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25,2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7]、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8]等缩小群体差距；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27]等缩小区域差距。然而，如何在分析各地区资源禀赋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识别共同富裕模式并因地制宜细化发展路径尚待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区域特征—驱动模式—差异化引导”为逻辑主线，构建囊括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浙江省各县（市、区）共同富裕水平、分析其演化特征，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共同富裕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提炼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驱动模式、探索差异化路径，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1.1.1 共同富裕的内涵辨析

自“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与拓展。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经历了由单纯注重物质的单维富裕拓展到物质和精神并重的二维共富论，再到囊括政治[29]、经济[30]、社会[8]、生态[9]、文化[31]等多个维度的多维共富论[3]。“共同富裕”可分解为“共同”和“富裕”两方面。早期学界对共同富裕的解读多从“富裕”这一视角出发，对“富裕”的认知由单一的物质富裕深化为囊括“物质—精神”的双重富裕。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这一方面要求通过物质生产实现家家户户“仓廪实、衣食足”，筑牢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政治建设[29]、文化建设[31]、社会建设[8]等实现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提升精神文化水平[32]。“共同”是在实现物质、精神富裕的基础上产生的财富等资源分配问题，是保持社会经济和谐、良性运转的前提，也是共同富裕理念的核心。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也是一种稳定、高效运转的社会形态，不能一蹴而就，也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2020年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实践，而在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后，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等隐性贫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挑战[33]。在此背景下，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破解难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富裕”和“共同”的基础上，共同富裕还有一层隐性内涵，即可持续性。
基于此，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通过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物质和精神财富，最终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其中，发展性是共同富裕的显性表达，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1.1.2 县域共同富裕的特殊性

“县域”是“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与载体，“共同富裕”是“县域”发展的战略目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城市病”与“乡村病”在城乡地域系统内交织出现。此外，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地域系统在经济发展、景观风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拉大，阻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这一现实矛盾，中国相继提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等战略，并将县域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一方面是由于从地域空间来看，县域同时包含着城市和乡村两个差别巨大的复杂系统，其一边连接城市文明，一边连接农业社会，基于此承载着落实县级以上政策指标和统筹县级以下基层治理的功能，是中国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另一方面，从人口流动来看，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其就业地存在落户困难、生活成本高等现实桎梏，在户籍所在县城定居成为农业转移人口更为理性的选择，异地城镇化逐步向就地城镇化转变。因此，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成为破解“城市—农村”二维困境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县域地域系统的功能特性决定着其共同富裕发展存在的特殊性（图1）。首先，在发展性层面上，县域经济能否兴旺，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坚实的产业支撑[34]。各县域应通过因地制宜的特色化产业发展提升发展性水平；与此同时，破解精神贫困问题、提升精神文化水平也是县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其次，在共享性维度上，实现以县域为载体的就地城镇化意味着县城将吸纳大量人口，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在可持续性维度上，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地方财政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在分税制背景下，县域及以下基层行政单元的职能被削弱，使得本就突出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问题更为严峻。这要求县域行政单位提升治理能力，以应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中的种种利益冲突问题。
图1 县域共同富裕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unty scale common prosperity

1.1.3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辨析，形成囊括“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共同富裕评价框架，并结合县域共同富裕的特殊性，对指标体系加以完善（表1）。首先，发展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共同富裕的最终愿景是让人民共创共享物质和精神财富[2,35]，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全面提升。立足于“以人为本”理念，本文认为县域共同富裕必须在实现物质富裕的基础上着力破解精神贫困问题，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生活水平三方面出发评价县域发展性水平。其次，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承载着作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重要载体的功能；此外，中国县级行政区内涵复杂，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等行政单位，这些均被纳入“县域”这一层级的行政单位在区位条件、产业经济结构与规模、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故区域与城乡差距的测度在县域这一尺度上具有特殊意义，而完善基础公共设施与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区域、城乡和群体间差距的重要路径。因此，从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衡量县域共享性水平。最后，可持续性是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共享的可持续性[36]。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而实现共享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县域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这要求县域具备一定的创新、开放和财政收入水平。因此，本文以“发展—共享”双重可持续理念为基础，从污染排放、环境保护、创新驱动、开放程度和财政收入等五个方面评价县域可持续性水平。
表1 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unty scale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发展性 物质富裕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
人均GDP增长量/(元/人) +
精神富足 教育事业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件/人) +
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
城镇化率/% +
共享性 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 县域产出差异/% 适度指标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文化教育 普通小学师生比/% +
普通中学师生比/% +
医疗健康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
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人/千人) +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
公共服务 人均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张/人) +
基础设施 道路密度/(km/km2) +
可持续性 污染排放 单位GDP废水排放量/(t/万元) -
单位GDP废气排放量/(kg/万元) -
环境保护 PM2.5平均浓度/(μg/m3) -
创新驱动 创新产出水平/(件/人) +
开放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 +
利用外资强度/% +
财政收入 财政自给度/% +

注：指标性质栏的“+”和“-”分别表示该项指标为正向和负向指标。

1.2 研究方法

首先，构建“县域—时间—指标”时序立体数据，在指标权重确定中引入全局熵值法，有助于动态分析各年份各县（市、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参见文献[37]。
其次，由于各县（市、区）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且在浙江省“一县一策”“一县一业”的背景下，识别共同富裕发展的驱动因素时不可忽略空间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GWR）是当前驱动因素空间异质性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模型，但其使用截面数据，易出现异常数据波动和参数过度的现象[38]。在传统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虑空间维度的基础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时间维度，为处理“时间—空间”非平稳性提供基础。本文引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GTWR）探索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以使估计结果更有效，公式如下[39]：
Y i = β 0 ( u i ,   v i ,   t i ) + ∑ k = 1 p β k ( u i ,   v i ,   t i ) X i k + ε i
式中：Yi为被解释变量，即共同富裕水平；X为解释变量；i为各县（市、区）；k为解释变量序号；p为解释变量总个数（个）；u、v分别为各县（市、区）经、纬度；t为年份；(ui, vi, ti) 表示第i个县（市、区）的时空坐标；β0(ui, vi, ti) 为回归常数；βk(ui, vi ti) 为第i个县（市、区）的回归系数；εi为模型残差。

1.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浙江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下辖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及33个县，共90个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探索区域、城乡和群体均衡发展的先行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催生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新战略，“山海协作”工程创造了一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新路径。浙江省内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比均为全国最低省份之一，但当前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尚存在一些不足，因此仍具有一定的提升潜力。2021年，浙江试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一步探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地形数据。其中，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02—2022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浙江统计年鉴》及各县（市、区）地方统计年鉴与公报，少数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地形数据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Default.aspx）获取的DEM数据计算所得。由于2001—2021年间浙江省行政区划经历了数次调整，为统一研究单元，确保各单元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同时与国家及浙江省统计年鉴口径保持一致，本文以2021年的行政区划为标准，对2000—2020年浙江省部分县域单元进行合并或调整，并将各地级市下辖的县（市、区）作为独立研究单元，最终确定11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3个县，共64个研究单元。

2 结果分析

2.1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

2.1.1 时序演化特征

基于上文构建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方法，计算得到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值时序演变。如图2所示，2001—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各年份的增长速率有所不同，2001—2011年是缓慢增长期，年均增长速率为0.77%；2011—2021年为加速增长期，年均增长速率增至1.45%。从共同富裕各维度水平来看，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水平时序变化与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呈现相似趋势，即波动上升，且同样呈现2001—2011年增长缓慢，2011—2021年增长加速的阶段性特征。然而，可持续性水平增长速率远低于发展性和共享性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发展性水平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经济投入，共享性水平提升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故发展性、共享性建设成果分别体现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比之下，创新、开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产生的效益是囊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效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故横向对比来看，可持续性水平增速低于发展性和共享性水平。
图2 共同富裕水平时序演进

Fig. 2 The sequential evolu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2.1.2 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2001—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评价结果表明，无论从哪个年份、何种维度来看，从杭州市辖区最西端的临安区到象山县连线以北的地区均具有较高水平，而其南侧共同富裕水平明显滞后。将临安区到象山县两地相连，构成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非均衡线——临象线，自西向东依次经过临安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宁海县和象山县。临象线南北两侧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发展性水平及共享性水平均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图3），具体表现为北侧各维度水平高于南侧。其中，两侧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的差距在2001—2011年间不断拉大，2011年以后趋于稳定，但北侧仍显著高于南侧。发展性水平的差距较共同富裕综合水平更为显著，且研究期内这种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发展性水平相比，临象线两侧共享性及可持续性水平差距相对较小，其中共享性水平差距呈波动缩小的趋势，而两侧可持续性水平2001—2019年较为均衡，2020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分异，这一差异到了2021年更为加剧。
图3 临象线两侧共同富裕水平对比

Fig. 3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n both sides of Lin'an-Xiangshan line

其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有两个核心，分别是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构成了浙江共同富裕发展的“双核”结构。对比“双核”与其他县（市、区）共同富裕水平均值（图4），发现自2001年起，其他县（市、区）共同富裕水平均值与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相比已有一定的差距，“双核”结构初步显现；此时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和其他县（市、区）的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均值分别为0.25、0.29和0.19。2001—2021年间，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共同富裕综合水平与其他县（市、区）均值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研究期末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和其他县（市、区）的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均值分别增至0.67、0.61和0.41，“双核”结构进一步凸显。除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外，“双核”在发展性和共享性水平两个维度上较其他县（市、区）都具备绝对性优势。就可持续性水平而言，2001—2010年，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的可持续性水平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然而从2011年开始，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的可持续性水平与其他县（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全方位、多维度的共同富裕发展“双核”结构进一步形成。
图4 “双核”与其他县（市、区）共同富裕水平对比

Fig. 4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between the "dual core" and other county-level units

2.2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驱动模式

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本底有所差异，进而形成差异化的共同富裕发展基础。本文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各县域对各类因素响应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提炼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驱动的模式，有助于理解不同地区共同富裕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各类模式下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差异化路径，以提升共同富裕建设中各类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2.1 驱动因素选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及政策环境耦合作用的结果。参考相关研究[17,40]，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四个维度选取10项指标（表2），对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及其时空分异性进行诊断，选取依据如下：
表2 变量和指标说明

Table 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indicators

维度 变量 指标
自然环境 地表崎岖度 坡度/(°)
高程/m
经济环境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亿元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信息连通度 人均电信业务收入/(元/人)
人口环境 人口总量 人口密度/(人/km2)
劳动力资源禀赋 18~60岁人口比例/%
政策环境 政府行为 单位GDP地方财政支出/%
（1）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塑造着区域发展的本底条件，而在自然环境的各构成要素中，地形直接决定资源的可利用性并间接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共同富裕发展的潜在影响最为显著。选用坡度和高程两项指标表征地表崎岖度，并以此作为衡量各县（市、区）自然环境的依据。
（2）经济环境。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有助于改善地区整体收入水平，实现发展性水平的提升，同时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可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的财政收入，促进共享性水平提升。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为个体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从而使更多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因此，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而经济环境的好坏是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能够提供储蓄、融资等服务，通过调整资金配置、提供融资渠道等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转，最终推动共同富裕进程，选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表征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指经济体内各项产业的相对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推动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降低经济波动的风险，选取三次产业产值占比衡量区域产业结构。信息连通度是信息在区域内部及其与外部流动和传递的程度，自由有序的信息连通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及效率，减少信息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体系稳健发展。然而，信息高速发展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潜在危机，如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因此，区域信息连通能力和质量会通过推动或制约经济发展而影响共同富裕进程，具体指标选取上，利用人均电信业务收入表征区域信息连通度。
（3）人口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41]，同时，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人口总量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后备劳动力资源潜力，且间接影响地区经济活力；而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发展。因此本文从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两方面衡量区域人口环境，并分别用人口密度和18~60岁人口比例两项指标加以表征。
（4）政策环境。政策体系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决定了资源配置与市场运作方式，政策环境对共同富裕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助于激发经济市场活力，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升发展性水平。其次，政策环境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制度，决定全社会就业状况、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进而驱动共享性水平提升。最后，政府的创新投资和政策支持是社会创新的重要动力，推动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影响共同富裕发展的可持续性。参考相关研究[42]，选用单位GDP地方财政支出表征政策环境。
为了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GTWR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参考吴孔森等[43]的做法，在构建GTWR模型前，先使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将因变量与自变量初步拟合，建立最优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R2和调整后的R2均为0.79，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表3）。同时，有7个解释变量通过了模型共线性诊断（VIF<5），分别是高程、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人口密度、18~60岁人口比例和单位GDP地方财政支出。
表3 逐步回归模型运算结果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值 p值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VIF
地表崎岖度 0.00 0.00 -0.27 -13.44 0.00 2.49
金融发展水平 0.00 0.00 0.22 14.99 0.00 1.32
产业结构 0.00 0.00 0.07 3.65 0.00 2.40
信息连通度 0.00 0.00 0.40 23.58 0.00 1.84
人口总量 0.00 0.00 -0.06 -3.65 0.00 1.92
劳动力资源禀赋 -0.01 0.00 -0.43 -29.40 0.00 1.33
政府行为 0.00 0.00 0.27 13.07 0.00 2.73
以浙江省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综合水平为因变量，将上述7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分别用于表征地表崎岖度、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信息连通度、人口总量、劳动力资源禀赋和政府行为。使用Huang等[44]开发的时空地理加权回归ArcGIS插件进行模型拟合。参考王海军等[45]的做法，将时空距离参数比设置为1，带宽选用自动优化设置，借助赤池信息准则（AICc）与调整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对GTWR模型与OLS模型进行综合研判[46]。运算结果显示，GTWR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6，比OLS模型提高0.17，同时AICc比OLS模型降低2071.33，表明构建GTWR模型更为合理、有效。

2.2.2 驱动因素结果分析

（1）驱动因素时序演变分析
箱线图涵盖中位数、数据分布范围、分布形态等信息，本文利用箱线图描述各因子GTWR回归系数均值分布，以解析各因子对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影响的时间非平稳性（图5）。① 地表崎岖度对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现负向影响，但不同时期其影响效果存在差异。2001—2007年，中位数分布相对较为稳定；2007—2010年，中位数逐年下降，地表崎岖度对浙江省共同富裕水平的负向影响愈发显著；2010—2021年，中位数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一时期地表崎岖度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逐渐削弱。② 研究期内金融发展水平回归系数箱体呈现扁平化趋势，表明数据集中度越来越高，金融发展水平对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的影响逐渐趋同。尽管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上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影响，但其正向影响作用在2008—2013年间明显减弱，2013年之后趋于稳定。③ 2002—2006年，产业结构GTWR回归系数中位数明显偏离箱线图中上下四分位数的中心位置，偏向下四分位数，且中位数小于零，表明2002—2006年间，受产业结构负向影响的县（市、区）数量居多。2007年，这一趋势开始扭转，产业结构的正向影响区数量增多。④ 信息连通度对浙江省共同富裕整体上呈正向影响，且研究期内其正向影响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研究期内信息连通度GTWR回归系数箱体长度有所增加，各县（市、区）信息连通度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差异增大。与邻近年份相比，2012年GTWR回归系数上下截断点及箱体长度明显较短，表明2012年信息连通度对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较为一致。⑤ 与信息连通度相似，人口总量对浙江省共同富裕整体呈现正向影响，且研究期内其正向影响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2001—2021年，人口总量GTWR回归系数中位数与下截断点的距离均小于中位数与上截断点距离，说明人口总量对较多县（市、区）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负向影响或较弱的正向影响，但部分县（市、区）人口密度对共同富裕水平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⑥ 劳动力资源禀赋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影响经历了显著变化，2001—2006年，其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较为稳定，2006—2011年，劳动力资源禀赋GTWR回归系数中位数明显下降，且2009年以后，GTWR回归系数中位数均为负数，即2009年以后劳动力资源禀赋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整体上呈现负面影响。⑦ 研究期内政府行为GTWR回归系数中位数均为正，表明政府行为对共同富裕整体呈现正向影响，但其中位数在2007—2012年间有明显波动。从箱体形态来看，2001—2010年，政府行为GTWR回归系数箱体变长，政府行为对各县（市、区）共同富裕影响的差异增大；2011—2021年箱体长度及上下截断点距离均明显缩短，政府行为对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趋同。
图5 驱动因素GTWR回归系数时序演变

Fig. 5 Temporal evolution of GTWR mode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driving factors

（2）驱动因素空间分异分析
绘制2001—2021年各项因子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图，以揭示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图6），结果如下：
图6 GTWR模型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注：实际系数为图中图例系数×10-4。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GTWR model

2001—2021年，地表崎岖度对浙江共同富裕发展的负向影响范围逐渐缩小，正向影响范围逐步扩张，主要向浙江南部的山区26县转移。浙江南部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原本受到地形的限制，但2011年以来，地表崎岖度对于山区26县共同富裕的影响逐渐由限制作用转变为驱动作用。这得益于近年来《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帮助山区26县逐渐破除地形阻碍，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式提升。
金融发展水平对浙江共同富裕发展整体呈正向影响，其中对浙江南部地区的影响较北部地区更为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浙江南部地区市场较小，难以吸引外来投资和创业活动；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扶持可以带动本地个体投资和创业，并为本地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提升地区经济活跃度。另一方面，受制于地形，浙江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山区26县自身财政能力较弱，金融机构可帮助这些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为共同富裕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因此，金融发展水平对浙江南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2001—2021年，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均有正有负。总的来看，正向影响区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主要由浙江东部向西部地区扩散，负向影响区逐渐向浙江南部地区集聚，不同年份不同区域的影响机制不尽相同。2001年，产业结构的负向影响区主要集中在浙江西南部地区，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效率较低，导致经济资源浪费和社会效率下降，成为共同富裕发展的阻碍。2006年，产业结构的负向影响范围扩散到浙江北部地区。浙江北部是省内经济发展先行区，也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区，第三产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产生负面效应可能是由于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影响市场稳定性，加之这一时期浙江省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负担其就业地高昂的房价，加剧社会分层现象，削弱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给共同富裕造成负面影响。
信息连通度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基本上呈正向影响。但部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与信息连通度呈负相关，如2001年和2011年，信息连通度对开化县、常山县等县（市、区）共同富裕发展呈负向影响；2021年，信息连通度对浙江东北部的嘉善县、嘉兴市辖区等县（市、区）呈负向影响。此外，信息化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推动着浙北地区共同富裕进程，然而2001—2021年，信息连通度对浙北地区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正逐步减弱，尤其是2016年以后，浙江北部出现了信息连通度负向影响区。这可能是由于浙北地区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削弱区域创新发展动力。
研究期内人口总量的负向影响区逐渐由浙江北部向浙江西部地区转移。人口理应成为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2001—2006年，人口总量对浙江北部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呈负向影响。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大量涌向浙江北部地区，而此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水平未能实现同步提升，短时期的人口快速转移导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成为浙北地区共同富裕发展的障碍因素。2021年，人口密度对杭州市辖区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近年来杭州市常住人口不断攀升，不仅给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建设造成困难，也给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制约共同富裕发展。
2001—2006年，除个别县（市、区）外，劳动力资源禀赋对浙江共同富裕发展整体上呈正向影响，而到了2011年，这一趋势发生颠覆性的转变，至此，劳动力资源禀赋对浙江全域共同富裕发展均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中“重规模”“重资产”导向，为了扶持“大项目”，地方政府愿意提供包括廉价土地、税收优惠等在内的各种补贴，刺激企业加大资本投入，从而相对压缩人力需求，导致工业资本投入的过度扭曲现象，阻碍共同富裕进程[47]。
2001—2011年，政府行为的正向影响持续扩大。地方财政支出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各年份均存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对共同富裕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2001—2006年，政府行为负向影响区包括浙江东南部地区，这可能是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过度依赖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导致难以有充足的财政支出用以支撑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福利提升，进而制约共同富裕进程。2016年，政府行为的负向影响区向浙西北地区转移，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度集中于某些高端产业上，忽视了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项建设，进而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

2.2.3 模式提炼

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塑造着县域地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本底存在差异，各县域人口、空间、产业、组织等结构有所不同，形成多样化的功能，基于此对各驱动因子产生差异化响应（图7）。在辨析各县域共同富裕驱动因素差异的基础上识别其存在的共性，提炼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驱动模式，并根据各类模式的特征因地制宜优化经济、社会和政策环境，以反馈作用于系统要素输入。在“输入—输出—反馈”的循环互动中优化县域资源配置，形成各县域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具体来说，本文基于GTWR模型估计结果，根据近五年来各因子对各县（市、区）共同富裕的正负影响效应，将浙江省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归纳为16种模式（表4）。
图7 共同富裕驱动模式分化机制

Fig. 7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 driving patterns

表4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驱动模式及差异化路径

Table 4 County scale common prosperity driving pattern and differentiated optimization paths

模式 地表
崎岖度		 金融
发展水平		 产业
结构		 信息
连通度		 人口
总量		 劳动力
资源
禀赋		 政府
行为		 典型县（市、区） 驱动机制 差异化路径
1 ● ▲ ● ● ▲ ● ▲ 嘉兴
市辖区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创新金融产品，鼓励发展普惠金融；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普及数字教育，提升数字包
容性
2 ● ▲ ● ▲ ● ● ● 杭州
市辖区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
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
制约—政策环境制约		 调整人口结构，加强人口流动管理；
加强劳动人口数字化技能培训；
提升政务决策的社会参与度
3 ● ▲ ● ▲ ● ● ▲ 临海市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
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
制约—政策环境驱动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韧性
4 ● ▲ ● ▲ ▲ ● ● 新昌县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制约 提升社会事务的公众参与程度；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5 ● ▲ ● ▲ ▲ ● ▲ 象山县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建立地方财政管理长效机制
6 ● ▲ ▲ ● ▲ ● ▲ 慈溪市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效率；
健全数字化相关法规和标准，保障信息安全；
提升人口教育水平及劳动技能
7 ● ▲ ▲ ▲ ● ● ● 建德市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驱动—人口环境制约—政策环境制约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韧性；
优化区域就业结构，并提高劳动人口素质
8 ● ▲ ▲ ▲ ● ● ▲ 武义县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境驱动—人口环境制约—政策环境驱动 探索适宜其自然地理特征的特色产业，鼓励产业生态化、特色化发展；
加强劳动人口技能培训，提升劳动人口素质
9 ● ▲ ▲ ▲ ▲ ● ▲ 余姚市 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环
境驱动—人口环境双重
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效率
10 ▲ ● ● ▲ ▲ ● ● 平阳县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制约 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参与社会责任投资，并提升金融产品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及产业结构；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1 ▲ ▲ ● ▲ ● ● ● 衢州
市辖区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
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
制约—政策环境制约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乡韧性；
加强劳动人口技能培训，提升劳动人口素质
12 ▲ ▲ ● ▲ ● ● ▲ 常山县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
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
制约—政策环境驱动		 探索发展特色产业，鼓励产业生态化、特色化发展；
建立财政预警和防范机制
13 ▲ ▲ ● ▲ ▲ ● ● 温州
市辖区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制约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及产业结构；
提升社会事务的公众参与程度
14 ▲ ▲ ● ▲ ▲ ● ▲ 长兴县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境双重作用—人口环境双重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建立健全数字化的治理体系；
建立财政预警和防范机制
15 ▲ ▲ ▲ ▲ ● ● ● 龙游县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境驱动—人口环境制约—政策环境制约 鼓励产业生态化、特色化发展
16 ▲ ▲ ▲ ▲ ▲ ● ▲ 缙云县 自然环境驱动—经济环
境驱动—人口环境双重
作用—政策环境驱动		 优化薪酬体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注：▲代表因子对该类型区共同富裕呈现正向影响，●代表因子对该类型区域共同富裕呈现负向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构建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特征、模式，并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期内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1—2011年增长缓慢，2011—2021年增长加速。同时，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轴线和两个先行带动点，该轴线即共同富裕发展的非均衡线——临象线，自西向东依次经过临安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宁海县和象山县。两个先行带动点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双核”，分别为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2）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受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多维驱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因子对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3）基于各县（市、区）对各因子的差异化响应，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呈现16种驱动模式。

3.2 讨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1）共同富裕发展具有区域非均衡性的空间特征，应优化共同富裕发展格局，构筑支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轴线，逐渐缩小共同富裕发展差距。（2）金融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正向作用趋于稳定，需寻求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新的增长点，并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创新养老金融、乡村金融、绿色金融等多种金融方式，以更好地赋能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水平提升。（3）基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信息连通度等因素在特定时期对特定地区产生负向影响的研究结论，应警惕在产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弊端。最后，自然、经济、人口、政策等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在制定共同富裕推进策略时，必须考虑相关策略的“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性。
总体而言，本文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具备何种演化特征、各县域共同富裕驱动机制与模式的时空异质性以及如何制定共同富裕差异化路径等问题，为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方面，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未能把对县域共同富裕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产业韧性、治理能力等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另一方面，本文初步探讨了共同富裕的驱动模式，但尚未对各类模式下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在未来研究中，将进一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典型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展开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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