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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way for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 ZHENG Qian-qian , 1 ,
  • TANG Cheng-cai , 2, 3 ,
  • HAN Ying 4, 5 ,
  • ZHANG 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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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 3. 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Tourism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5.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9

  Revised date: 2024-10-02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6

Abstract

Promoting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mploy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path dependence theory, using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veal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w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has gone through a developmental stage, evolving from "initially exploring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system". Th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continue to play a key rol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elites diminishes and the role of tourism enterprises strengthe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illagers and actors deepens,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long with ecological industries, gradually unleash stronger effects. (2) The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 The attributes of non-human actors are the found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by key actors is the c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in stimulati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is the key, and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ests among heterogeneous actors is the driving force. (3)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long a certain path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orming a realization pathway for "generation-creation-locking-unlocking". The emergence of issues and policy opportunities trigger pathway generation; recruitment and mobilization drive pathway creation; difficult-to-reconcile disagreements lead to pathway locking;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acilitates path unlocking.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by master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pathway evolution,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problems, actively mobilizing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creativity and digital thinking.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Qian-qian , TANG Cheng-cai , HAN Ying , ZHANG Ying .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way for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A case stud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12) : 2924 -2945 . DOI: 10.31497/zrzyxb.20241212

国家公园作为应用最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管理体制,是协调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窗口,肩负着建设自然地保护体系和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双重任务[1,2]。国家公园社区是指受国家公园发展建设所涉及或影响的社区,包括内部社区、入口社区以及周边相关社区,与国家公园构成紧密关联的动态发展关系,是利益相关者的核心主体[3]。国家公园作为典型的人地耦合系统,应注重社区在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中的关联性,将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摆在突出位置[4]。然而,中国的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的乡村地区,社区生计主要依赖自然资源[5]。生计多样化和非农化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福祉、增强其对气候变化和人兽冲突的适应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家公园社区替代生计的主要选择[6]。但生态旅游等替代生计也可能会带来环境退化、野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经济损失、收益分配不公平等负面影响,阻碍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7]。因此,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如何推动实现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1]
学术界对于国家公园社区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国家公园社区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成本—收益[8,9]、空间限制性[10,11]、社会文化因素[12,13]、区域协调发展[14]、社区权力、政府信任和生计能力[15,16]等。第二,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生态旅游作为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增加社区就业、提高社区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传承与发展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17],另一方面也会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富饶的贫困”、吸引物权的争夺、富商不富民、社区两极分化等问题[18,19]。第三,社区冲突与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常常导致冲突增加[20],协调的方式涵盖社区旅游业发展[21]、分区管理[22]、自然环境教育、社区参与和赋权等方式[23]。第四,社区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共同管理模式[24,25]与合作管理模式[26],还有学者提出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五个方面优化社区治理体系[27]。当前研究主要聚焦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28],认为国家公园与社区存在互惠共生的应然关系[29],指出理想的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模式是和谐社区建设[3]。虽有学者关注到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性[1],指出社区参与可能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8],但是当前研究主要停留在问题描述层面,聚焦社区共同富裕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的相关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探究生态保护约束下如何推动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关键议题[1]。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清晰呈现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机制[30],路径依赖理论能够有效展示路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31],二者结合有利于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
因此,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过程,揭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从共同富裕视角拓展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从行动者网络和路径依赖理论视角深化了共同富裕影响和路径研究,以期为其他类似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文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构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图1)。首先,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都达到富裕状态的全面富裕[32],具有发展性、共享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特征[33,34]。新时期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囊括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组织治理五个维度[35,36]。第一,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37]。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体现着以村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要满足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提升村民的就业创业能力,使其增收致富,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38]。第二,精神文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人文基础[32]。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需要加强乡村精神文化建设,培育村民主体自觉性,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其幸福感、获得感、文化认同感,促进乡风文明发展[38,39]。第三,社会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40]。优化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休闲文化体育、通讯道路设施、农业生产设施、公共基本教育等在内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改善村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41]。第四,生态环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生态底色[42]。破除传统的乡村生态治理模式限制,优化生态绿化、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等,有助于提升生态环境宜居度、增进生态福祉[43]。第五,组织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44]。提高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和能力,调动村民广泛参与,建立健全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45,46]
图1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其次,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由Callon[47]、Latour[48]、Law[49]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采用建构主义方法,通过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异质网络来描述社会和自然世界。转译是该理论的关键,它将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相关行动者转化为网络,主要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五个环节[47,48]。问题呈现是指将具有共同问题的行动者聚集起来,以确定一个联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即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利益赋予是指通过解释各种联系以稳定和强化行动者的身份,并将盟友锁定在网络中;征召是关键行动者赋予其他行动者可接受的任务,组织形成一个征召的网络;动员是关键行动者鼓励引导其他行动者参与该项活动;异议是指由于不同行动者可能会对某些问题产生不同意见,导致行动者网络不够稳定,需排除异议达成利益共识,最终构建行动者网络[47]。转译之后,所有行动者在一个异质网络中相互连接,该网络代表了社会和自然在某一时刻的状况[50,51]
再次,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 Theory)最早由David[52]提出,是指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在发展中因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在某一路径上逐步强化。路径依赖过程可分为路径生成、路径创造、路径锁定和路径解锁四个阶段[53]。第一阶段是路径生成,它建立在历史偶然的基础上,即从大量可能的机会中选择出来的决定或事件,具有非目的性和一定的随机性[53,54]。第二阶段是路径创造,是指关键决定或事件引发的自我强化过程,包括协调效应、互补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效应、网络构建五种自我强化机制[55-57],主导路径开始出现[53]。第三阶段是路径锁定,即按原有路径发展,异质性不断减弱,组织结构和惯常组织程序逐渐僵化,从而出现停滞[53]。第四阶段是路径解锁,即单一路径容易积聚负效应,逐渐暴露出路径发展过程中的深层问题,在路径锁定效应难以继续释放经济活力时,需要创新突破来寻求路径解锁[58]
最后,从理论的适用性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理解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网络结构来解释行动,能够发现异质性事物之间的关系、体现系统的发展过程,适宜探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过程,并从行动者互相联系中分析其影响因素[59,60]。路径依赖理论侧重于剖析行动者如何通过互相关联推动路径演化,路径的生成、创造、锁定和解锁实际上也是不同行动者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的结果[61]。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有效识别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内在机制研究奠定基础,并通过揭示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为路径演化提供分析思路。因此,在行动者参与的发展过程、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具有较强契合性,二者统筹结合可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提供清晰的分析思路和恰当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概念内涵,以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组织治理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过程,并基于此识别影响因素,进一步剖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最后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本文选取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神农架国家公园是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位于湖北省西北部。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神农架进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阶段。试点区总面积1170 km2,占神农架林区总面积的35.97%,涉及大九湖镇、下谷乡、木鱼镇、红坪镇和宋洛乡5个乡镇25个村行政管辖区域,包含社区居民8492户21072人。木鱼镇是神农架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和重要的旅游集散地,下辖3个社区和8个行政村。
神农架国家公园构建了持续和谐的社区发展模式,通过扶持生态产业、帮扶社区基础设施和庭院美化建设、吸纳村民参与保护与管理、引导村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等方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14981元增长到2023年的26115元,城乡收入倍差从2016年的2.81倍缩小为2023年的2.58倍,带动社区迈向共同富裕。具体而言,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与稳步发展两个阶段(图2)。(1)初步探索阶段(2016—2021年):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依托管理体制的改革,该地积极探索国家公园模式,城乡收入倍差从2016年的2.81倍缩小至2021年的2.71倍,推动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组织治理水平初步提升,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社区共同富裕步入初步探索阶段。(2)稳步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2021年,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神农架国家公园围绕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发展等出台高质量发展规划,积极应对当前发展问题,全面响应国家和湖北省政策号召。依托高质量发展,该地城乡收入倍差从2021年的2.71倍缩小为2023年的2.58倍,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组织治理水平快速提升,区域差异显著缩小,社区共同富裕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图2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发展历程

Fig. 2 History of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与非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课题组于2023年4月14日至20日前往神农架国家公园的核心区木鱼镇进行实地调研。首先,对木鱼镇及下辖村的村容村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进行实地考察,并以照片或日记的形式记录。其次,针对该镇的11个行政村,每个村庄选择2位受访者(主要为村民、村委会成员)进行访谈,共收到有效访谈录音22份。最后,选择当地文旅企业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共收到有效访谈录音3份。第二阶段,课题组于2023年10月1日至10日前往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大九湖镇、下谷乡、红坪镇和宋洛乡进行实地调研。首先,对乡镇及下辖村的村容村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进行考察与记录。其次,针对这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3个行政村,共计12个样本村。课题组在样本村选择村民、乡村能人、村民委员会主任、驻村干部等关键人物开展半结构和口述历史访谈,获取有效访谈录音22份。最后,选择当地文旅企业工作人员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共收到有效录音5份。以上每份访谈时间为30~60分钟,两次田野访谈共获录音52份,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与组织治理五个方面展开(表1)。本文还利用来自政府官方网站、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相关网络文本数据以及文献资料对上述访谈信息进行验证与补充。
表1 访谈对象及主要内容

Table 1 Interview subjects and main content

访谈对象 编号 访谈主要内容
村委会成员10人(含驻村干部1人) CWH 01~CWH 10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前,本村发展面临怎样的问题?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于本村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有哪些?村委会如何与国家公园管理局、企业等主体展开合作?村委会在本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精神文化、生态环境与组织治理等方面做出哪些努力?遇到哪些问题与困境?采取什么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获得怎么样的成效?
村民34人(含乡村能人4人) CM 01~CM 34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前,您的主要生计方式是什么,您当时面临怎样的问题?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您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您的收入、消费、就业等发生怎样的变化?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发生怎样的变化?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化认同感、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如何?您认为当地的环境宜居度如何?您对村委会的管理与服务满意吗,为什么?您与当地企业、其他村民等主体展开怎样的竞争与合作?
文旅企业工作人员6人 WLQY 01~WLQY 06 公司进入本地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本公司吸纳了多少本地村民就业,占公司人员的比例是多少?公司推出哪些产品,对于当地发展有什么影响?公司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各级政府等主体有哪些合作关系?公司在发展过程面临过怎样的困境?
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2人 GLJ 01~GLJ 02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各主体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项目申请中做了哪些努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管理局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精神文化、生态环境与组织治理等方面做出哪些努力?遇到哪些问题与困境?采取什么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获得怎么样的成效?国家公园管理局如何与各级政府、村委会、村民与企业等主体展开合作?

3 结果分析

3.1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过程

3.1.1 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

(1)行动者构成与问题呈现。在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阶段,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村民、乡村能人等;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旅游产品、基础设施等。人类行动者方面,林区政府希望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突出矛盾实现绿色转型;镇政府和村委会希望完善基础设施、增强村集体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增收致富;村民收入水平低;游客可选择的旅游产品少,旅游体验差。非人类行动者方面,自然保护地地域分割和部门分治问题突出;自然资源归属不清与权责不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旅游产品等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解决以上问题并实现各行动者目标的最终指向,可归结为“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这一强制通行点(图3)。利益赋予使行动者通过强制通行点联结为网络整体,进一步强化了行动者的角色。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乡村能人是关键行动者。
图3 初步探索阶段的主要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 3 Main actors and OPP in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phase

(2)征召与动员。① 行政征召与动员。在林区政府的努力下,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神农架进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阶段,增强了自然保护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国家公园按照“管理局—管理处—管护中心”三级模式进行资源保护管理。《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神农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等制度和规划,以及“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对神农架国家公园模式探索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② 资源环境征召与动员。林区政府成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分区管理,建立信息管理中心、视频监控和景区流量控制系统,开展生态修复、改善与搬迁等工作;在大九湖村的生态搬迁工作中,管理局基于安置办法、补偿标准、补贴机制动员村民搬迁,并在坪阡村建立旅游小镇,对村民进行集中安置;搬迁至此的村民继续经营餐饮住宿,收入大幅提升,在熟人社会的影响下,其亲戚朋友也纷纷搬迁,并在此地展开相关经济活动。村民还被动员为生态管护员。神农架自然环境教育平台和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与国内外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交流合作,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③ 市场征召与动员。在优良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国家公园品牌影响力下,游客接待量迅猛增长,村民参与旅游业积极性不断高涨。为扩大旅游规模效益,各级政府推出补贴政策进一步鼓励村民参与,经常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学习。“政府每年会组织开农家乐的村民外出考察,去外面学习一下别人做得好的地方,也会安排有经验的民宿经营者来给我们培训”(CM 04)。不少乡村能人成立旅行社和车队公司,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受旅游市场征召,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17年与大九湖的旅游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临时的“特许经营协议”。此外,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与社区建立“农户+基地+合作社”发展模式、建立兽灾和农业保险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方式,鼓励发展中药、茶叶、蜂蜜等生态产品,推动生态产业初步发展。④ 社会征召与动员。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同多个国内外地质公园缔结为姊妹公园,以及各类媒体的大量报道等社会活动,均极大提升了国家公园知名度。
通过以上征召和动员,“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者网络得以构建完成(图4)。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组织治理水平初步提升,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图4 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者网络

Fig. 4 Actor network for initially exploring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3)异议。人类行动者方面,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使旅游迅速发展,但《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的出台,使国家公园迎来史上最严立法保护时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各级政府希望缩小村落差距;村委会带领村民致富能力和治理水平受到质疑;村民收入仍处于低水平,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足,文化生活贫乏;民宿业主等乡村能人面临产品升级困境;游客对旅游体验需求越来越高。非人类行动者方面,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未充分有效转化;生态产业体系尚未构建;旅游产品开发层次较低,缺乏品牌意识;智慧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专业人才匮乏、科技创新不足。由于行动者之间的异议难以调和,原有行动者网络稳定性降低,趋于解体与重构。

3.1.2 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

(1)行动者重组及问题呈现
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契机下,神农架国家公园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生态产业体系构建,并全面提升生态与生活空间,社区共同富裕迈入稳步发展阶段。因此,“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强制通行点(图5)。在该阶段,关键行动者转变为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旅游企业。
图5 稳步发展阶段的主要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 5 Main actors and OPP in the steady development phase

(2)新的征召和动员
① 行政征召与动员。林区政府强化村镇干部队伍,国家公园管理局坚持三级联动的组织体系,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引进文旅融合项目和专业人才,并根据各村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村落风貌等特色,制定不同旅游规划,推动乡村协调发展。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构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镇政府和村委会鼓励村民以入股、合作、劳务等形式参与生态产业,加强对村民的创业补贴,动员村民参与公益性建设项目,完善各类社会保障。行政征召的系列措施为该地生态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政策制度保障与人才支持。
② 资源环境征召与动员。在资源环境征召下,国家公园管理局进一步建设完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据管理平台、巡护网络管理体系、金丝猴保护等专项生态工程,以及相关科研平台,加强生态保护关键技术和资源创新利用研究;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通过科普馆、科普队伍、科普讲座等方式加强生态教育;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神农架供电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低碳发展。村民还积极实施垃圾分类,提升环保意识。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研究、智慧化管理水平,以及对村民和游客等主体的生态教育等方式,优化生态空间的资源要素供给,提升生态空间稳定性和持续性,降低生态风险和生态脆弱性,促进生态空间品质提升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③ 市场征召与动员。市场参与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该地创新转化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构建以旅游业、特色农业、养殖业、民族手工业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例如,国家公园管理局全面落实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深度融合旅游和体育,打造自行车、越野赛、滑雪等户外品牌;旅游企业深度融合旅游和文化,推出《盐道往事》《秘境神农架》等文旅项目;乡村能人融合民俗文化、茶文化等,开发研学旅游、生态茶园等文旅产品;林区政府与私营企业展开科研合作,促进自然生态资源的创新转化;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加强中药文化宣传,创建神农中药品牌,打造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及邮储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社会和资金保障。通过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创新转化、品牌打造,以及完善制度机制、基础设施和金融支持等方式,优化了国家公园的生产经营环境和功能协调性,提升了生产空间的产业发展效率和系统韧性。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的高品质优化进一步提升了生活空间中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宜居度。林区工会把“神农书屋”融入乡镇村落,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生活空间中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④ 社会征召与动员。国家公园与国内外各类媒体合作,举办“世界湿地日”“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日”“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等活动,不断提升其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国家公园品牌意识日趋深入人心。
通过上述征召与动员,“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者网络得以构建完成(图6)。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组织治理水平快速提升,区域差异显著缩小。
图6 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者网络

Fig. 6 Actor network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system

国家公园在“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阶段中的关键行动者为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和乡村能人,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村民仍被排除在利益联盟与行动者网络之外,村民与异质行动者间的关联程度较低,网络的稳定性较差。在“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阶段中的关键行动者为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旅游企业,村民在生态产业、组织治理、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参与程度增强,有效激发了国家公园发展的内生动力,网络稳定性显著增强。由此可见,国家公园在“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转变为“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林区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能人的作用减弱,旅游企业的作用渐趋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林区工会、共管委员会等人类行动者陆续进入网络,自然生态资源、国家政策与基础设施等非人类行动者持续发挥关键基础作用,文旅资源与生态产业则在第二阶段释放更强的溢出效应。

3.2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影响机制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7)。首先,非人类行动者的自身属性是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基础力,为关键行动者识别问题、村民参与和异质行动者互动奠定基础。其次,关键行动者对问题的识别是核心力,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村民作为关键行动者征召动员的主要对象,其对问题的识别有助于提升村民参与程度。再次,村民参与激发其内生动力是关键力,在关键行动者的征召动员下村民参与程度不断提升,但却一定程度强化了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矛盾冲突。最后,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是驱动力,通过驱动问题转变引发关键行动者对问题识别的变化,利益博弈导致的冲突升级也会削弱村民的参与程度。
图7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影响机制

Fig. 7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3.2.1 非人类行动者的自身属性是基础

行动者网络形成和重构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生态产业、国家政策、基础设施等非人类行动者奠定了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基础。第一,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珍稀动植物、木材草药、清洁水源、清新空气等自然生态资源为神农架国家公园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等生态产业提供自然条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也从环境宜居度、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等方面保障当地的生态环境水平。第二,神农文化、野人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中药文化、刺绣文化等文化资源为神农架国家公园文化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文化条件,有助于延伸生态产业链,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使村民产生文化认同感,提升精神文化水平。第三,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产业主要包括神农架滑雪旅游、生态旅游、生态研学、康养旅游等旅游产业,茶叶、中药材种植、蜜蜂养殖等特色农业,以及“堂纺叠绣”“挑绣”等民族手工业,这些生态产业有助于推动实现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价值,从而增加村民就业机会、提升村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第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为神农架国家公园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当地村民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供给、生活保障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和返乡,促进当地组织治理水平。第五,道路交通、供水、供电、供暖等基础设施和餐厅、酒店、游客中心等旅游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提升了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3.2.2 关键行动者对问题的识别是核心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经历了不同阶段,关键行动者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异议的变化是强制通行点改变和利益联盟重塑的关键所在。在第一阶段,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乡村能人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识别当地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面临的问题,将“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确定为共同目标,使得社区共同富裕水平初步提升,发展差异逐渐缩小。第一,该地积极推动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改革,编制《神农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积极与各村村委会合作治理乡村,从组织管理能力和组织服务能力方面提升了组织治理水平。第二,各行动者通过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对国家公园分区管理、开展生态修复、生态移民等工作,优化了生态环境宜居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度、绿化覆盖率和空气质量等,提升生态环境水平。第三,基于自然生态资源和国家公园品牌的建设,旅游业、特色农业等生态产业初步发展,并开始探索特许经营模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第四,“文化和遗产日”等活动的举办,有助于文化保护与传承,一定程度提升精神文化水平。第五,在旅游发展影响与国家政策支持下,该地的基础设施、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得到优化,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然而,随着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发展,行动者之间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和利益冲突,林区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旅游企业作为关键行动者,重新识别问题,将“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确定为共同目标,使得社区共同富裕水平快速提升、发展差异显著缩小。围绕这一共同目标,各行动者进行新的行政、资源环境和市场征召与动员。第一,强化基层组织队伍,完善三级组织体系与社区共管机制,有助于优化基础组织队伍、强化基层组织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使组织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第二,国家公园通过生态专项工程、智慧化管理、生态教育、低碳建设、举办高质量发展大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其生态环境水平。第三,创新转化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构建以旅游业、特色农业、养殖业、民族手工业等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完善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高质量发展、支持村民参与生态产业等政策,并积极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显著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第四,文旅融合产品的打造、手工艺品的创新、文化活动的开展等强化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文化认同感,显著提升当地精神文化水平。第五,旅游业发展、相关政策出台以及组织治理水平的提升,使得基础设施、医疗、养老、商业等各类保障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显著提升当地社会发展水平。

3.2.3 村民参与激发其内生动力是关键

作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村民是关键行动者征召动员的主要对象。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过程是村民参与度不断提升的过程,村民参与度越高,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度越高。在第一阶段,神农架国家公园发展属于村民自主经营模式,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农家乐、民宿、中药材和茶业,旅游业、特色农业等生态产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受限于土地面积、地理位置以及村民年龄、专业知识和认知水平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村民仍被排除在利益联盟与行动者网络之外,村民与异质行动者间的关联程度较低。在第二阶段,神农架国家公园逐步构建以旅游业、特色农业、民族手工业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之政策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参与生态产业,使得村民对于生态产业的参与度逐渐提升。此外,社区共管机制的建立,以及村民发展文旅融合产品、实行垃圾分类、环保意识增强、积极向上申请完善基础设施等,进一步提升其在组织治理、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参与度。因此,村民在生态产业、组织治理、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参与,激发了国家公园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推动实现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

3.2.4 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是驱动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关键行动者基于强制通行点,通过征召、动员、异议等网络转译与其他异质行动者形成利益联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异质行动者通过利益博弈并调整各自的利益目标,形成新的利益联盟,驱动行动者网络重构。在第一阶段,村民、村委会、国家公园管理局、旅游企业、各级政府、游客等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复杂,矛盾日益突出。例如,村民收入增长需求与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的矛盾,村民获得感低与村委会治理水平低的矛盾,村民之间资源争夺的矛盾,游客对高品质文旅产品的需求与村民在精神文化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之间的矛盾。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使关键行动者聚焦“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通过排除村民、国家公园管理局、村委会、企业、游客等利益诉求异议形成新的利益联盟,驱动行动者网络重构,并从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组织治理五个方面全面推动实现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

3.3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包括路径生成、路径创造、路径锁定与路径解锁(图8)。
图8 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Fig. 8 Realization pathway for commun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al parks

3.3.1 问题出现与政策契机诱发路径生成

问题出现与政策契机诱发路径生成,具有历史偶然性。问题出现是路径生成的主要诱发因素。当地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村民收入水平低、自然保护地部门分治、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日益突出打破了该地发展系统的平衡。关键行动者统筹利益诉求,将其提炼为一个共同问题,指出联合力量解决的重要性。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政策契机下,关键行动者将共同目标确定为“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各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与动员,发展国家公园模式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因此,问题出现与政策契机是“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路径的重要诱发因素。

3.3.2 征召与动员共同推动路径创造

路径创造是关键决定或事件引发的自我强化过程,网络构建是其中一种自我强化机制。问题出现和政策契机诱发路径生成后,行动者围绕共同目标通过征召与动员使有关主体嵌入行动者网络,共同推动路径创造。第一,行政征召与动员使神农架进入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试点阶段,加之政策等支持,为该路径创造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资源环境征召与动员使当地生态环境和资源管理得到有效改善,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加入这种发展模式中,如村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和主动生态搬迁等行为。第三,在市场征召与动员过程中,自然生态资源与国家公园品牌影响力刺激了市场需求,加之乡村能人的动员和带领,使村民参与旅游业、特色农业等生态产业的积极性高涨,并初步探索特许经营模式。第四,社会征召与动员提升了国家公园知名度,越来越多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得到强化并选择参与国家公园发展模式。因此,通过征召与动员,利益主体的类型和数量不断丰富与扩大,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嵌入构建了联系紧密的行动者网络,共同推动“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创造。

3.3.3 异议难调被迫陷入路径锁定

受内外部负向因素影响,路径发展容易出现增长乏力、多维结构要素依赖性和互联性不足等问题,使路径发展出现停滞而陷入负向锁定。具体而言,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的路径锁定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锁定。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初期主要聚焦于解决自然保护地地域分割、部门分治及生态环境问题。虽已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尚未探索出有效发展模式,其原因主要在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资源未得到创新转化、生态产业体系尚未构建、旅游产品开发层次低、科技创新不足等因素,国家公园经济发展仍处于低水平阶段。第二,落后的生态治理方式锁定。在国家公园进入最严格保护时代,传统生态治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保护与发展的需求,亟需加强技术创新、智慧化管理与全民参与。第三,不完善的社会保障锁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基础设施等亟需进一步完善,从而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第四,贫乏的精神文化锁定。由于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转化,文化活动和产品较少,使文化传承面临困境、生态产业价值链延伸不足,最终导致村民精神文化呈现贫乏状态。第五,失效的基层治理锁定。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慢等因素,基层组织的管理与服务能力受到村民的质疑,村民与基层组织的矛盾日益突出,基层组织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3.3.4 创新发展全面促进路径解锁

伴随着行动者间的异议,锁定状态使得原有路径难以为继,亟需通过创新发展全面促进路径解锁。关键行动者把握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契机,将强制通行点转变为“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随后通过新的征召与动员进行创新发展,使行动者网络得以重构和强化。第一,以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为目标,通过积极创新转化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文化和旅游、加强品牌建设与产品升级、完善创业补贴政策、加强金融保障等方式,解锁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锁定。第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研究与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加强生态教育与宣传等方式,解锁落后的生态治理方式锁定。第三,通过完善村民的医疗、养老等各类保障,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解锁不完善的社会保障锁定。第四,通过发展各类文旅产品、构建“旅游+书屋”模式、丰富文化下乡活动等方式,解锁贫乏的精神文化锁定。第五,通过强化基层组织队伍建设、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引进专业人才等方式,解锁失效的基层治理锁定。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治理等方面的全面创新,推动神农架国家公园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新的发展路径释放更强的积极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具体实施路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掌握路径基本演化规律。各主体需认知与掌握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基本演化规律,即路径生成、路径创造、路径锁定与路径解锁,把握不同阶段的发展程度,有效预测下一阶段的出现,从而制定相关预案。其次,科学有效识别问题。关键者需在有效识别问题的基础上统筹协调不同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制定共同的发展目标。关键行动者还应提高政治敏感度,积极把握政策契机,有效关联自身微观目标与国家宏观形势,不仅为自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而且能够拓展微观目标的综合价值。再次,积极动员村民全过程参与。鼓励村民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生态产业、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建立共管委员会、加强生态教育,提升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与自我管理建设意识。最后,培养创新精神和数字思维。引入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数字技术,对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创新资源转化方式。例如,实现不同发展阶段的场景再现,将资源转化为游客看得见、听得懂的体验内容,形成身临其境的数字化体验产品。此外,通过引入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提升国家公园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和组织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经历了由“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向“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转变,林区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能人作用减弱,旅游企业作用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渐趋加深,文旅资源与生态产业逐渐释放更强的溢出效应。第二,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非人类行动者的自身属性是基础、关键行动者对问题的识别是核心、村民参与激发其内生动力是关键、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是驱动。第三,内外因素影响下,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发展在某一路径上逐步强化,形成“生成—创造—锁定—解锁”的实现路径。其中,问题出现与政策契机诱发路径生成,征召与动员推动路径创造,异议难调被迫陷入路径锁定,创新发展全面促进路径解锁。最后,本文提出国家公园社区需通过掌握路径基本演化规律、科学有效识别问题、积极动员村民全过程参与、培养创新精神和数字思维等具体实施路径来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4.2 讨论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贡献。第一,从共同富裕视角拓展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以往关于国家公园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感知和态度[8,15]、社区参与生态旅游[17]、社区冲突与协调[20,23]、社区管理模式[24,27]等,尤其关注生态产业作为社区替代性生计方式的重要作用,然而生态产业也会加剧社区两极分化、使得利益分配不均[18],但对此却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进而实现社区共同富裕的研究甚少。本研究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切入,探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拓展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相关研究。第二,从行动者网络视角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以往研究表明了人力资本[62]、产业[63]、数字技术[64]、金融[65]、绿色经济增长[66]、企业参与[67]、基本公共服务[68]、乡村治理体系[69]、资源[70]等因素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但是尚未关注利益主体间博弈对于共同富裕的作用。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者网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机制,不仅突出了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而且强调异质行动者间利益博弈在共同富裕中的驱动作用,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第三,从路径依赖视角深化了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以往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大多采用直接归纳法等,理论基础薄弱[42,71]。本文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将路径演化分为路径生成、路径创造、路径锁定和路径解锁四个阶段,清晰地展示了行动者互动对于路径的推动演化过程,从而有效提炼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有效增强路径依赖理论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力,进而深化了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此外,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其他类似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发展过程。本文虽然选取了比较典型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作为案例地,但未来仍需对该案例地进行历时性的长期跟踪观察,深化其在更多发展阶段的过程和机制研究。第二,不同国家公园在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水平、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其发展过程、影响因素和演化路径也存在较多差异,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的个案为例进行分析,普适性略显不足。未来可以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公园进行对比研究,并通过大样本假设检验提高普适性,全面揭示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探索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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