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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12: 2783 - 279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203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Mangement

Study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New Era: Take Qingha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ZHENG Guo-qiang , 1, 2 ,
  • LI Run-jie , 3 ,
  • LUO Jing 2 ,
  • LI Cun-xiu 2 ,
  • LI Meng-yao 2 ,
  • ZHU Hai-ling 2 ,
  • GUO Lan-chun 2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 2. Qinghai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enter Co., Ltd., Xining 810001, China
  •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lateau Ecology and Agriculture,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05

  Revised date: 2024-09-27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6

Fold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over the past 70 year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practice has formed four typic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ls, include ''Single ecological problem+Targeted engineering treatment'', ''Special ecological problem+Special ecological project'', ''Regional ecological planning+Multi-level speci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ystem management methods system'',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lanning system+Ecological management unit+Regional key project''. Based on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four strategic path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 research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and devel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xplore a new mode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stablish a top-dow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engthen detaile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project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pay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land''. This will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scientific, systematic, collaborative, precise and long-term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striving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n the plateau.

Key words：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age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problem; policy path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Guo-qiang , LI Run-jie , LUO Jing , LI Cun-xiu , LI Meng-yao , ZHU Hai-ling , GUO Lan-chun . Study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New Era: Take Qinghai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12) : 2783 -2797 . DOI: 10.31497/zrzyxb.20241203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单元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1⇓⇓-4]，该区域的生态建设过程集中体现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进程和特征。从生态安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看，青海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2016年8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视察青海时强调“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5]，“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6]，“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明高地”。青海历来高度重视生态建设，通过持续实施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建设工程[7]，区域性生态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步增强[6]。三江源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8]，三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9,10]，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7.8%[11]，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湿地面积稳居全国第一[12]，水土保持率达到76.87%。但受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复杂性的影响，其稳定性尚未恢复到最佳状态，生态系统质量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12]，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仍处于重大生态工程的密集实施期。
本文系统分析了青海生态保护修复各阶段的特征，总结了70余年生态建设历程给予的经验启示，剖析了新形势下生态工程推进实施存在的问题，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提出了新时期高水平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策略路径，以期为未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一定参考。

1 生态保护修复阶段性特征分析

依据青海省在不同时期生态建设的方向和生态工程实施的类型，将生态建设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阶段、启动实施阶段、系统推进阶段和巩固提升阶段，各阶段的生态保护修复理念、生态保护修复措施设计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

1.1 萌芽起步阶段（1949—1977年）

该阶段从国家到省级层面对区域性的沙化、草地退化、鼠害等生态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59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林学院与青海工作队组成治沙队，在格尔木托拉海建设5000余hm2防治沙漠实验示范区；1964年，为解决牧业区草地退化、鼠害等突出生态问题，在河卡地区试用飞机进行草原灭鼠。随着经济、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也有所增加，导致区域性水土流失频发，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13⇓-15]。通过水土保持实践，总结形成了“自上而下，由小到大，分片治理”的湟源县小高陵治山治水模式，有效保护了水土资源，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成为以生态治理促进生产生活的典范。该阶段仅是针对水土流失、沙化、鼠害等突出生态问题采取单一治理措施，具有试验性和摸索性，探索形成了“单一生态问题+靶向措施治理”的生态治理模式。

1.2 启动实施阶段（1978—2004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受到较严重的破坏，导致自然灾害频发[16]。国家重新认识了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出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印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相关系列文件[17,18]，确定了在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问题突出区域实施生态工程的总思路[19]。这一时期，青海出台了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环境保护条例[20,21]等，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专项生态工程（表1）。三北防护林工程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工程[22]，青海通过积极参与，工程区荒漠化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进入21世纪，为了实现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减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把生态建设放在工作之首[23]。通过这一时期国家重大专项生态工程的实施，青海区域性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得到了快速提升，生态退化状况、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全面改善。该阶段针对荒漠化沙化、天然林退化等生态问题进行了专项安排，生态治理手段由零星试验性阶段转向由专项重点生态工程解决，生态工程带来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生质变，形成了“专项生态问题+专项重点生态工程”的生态建设模式。
表1 2004年以前青海省实施的重点专项生态工程

Table 1 Key special ecological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Qinghai province before 2004

工程名称 实施时间 实施范围 工程内容 工程功能
三北防护林工程 1978年以来 涉及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地两个地貌单元，包括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所属的29个县 以恢复植被为核心，根据工程区内不同治理功能的需要，形成一个草牧场防护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以及经济速生林的防护林体系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保障农业
天然林保护工程 1998年以来 黄河及其支流，长江、澜沧江外流河的河谷两岸和柴达木地区7个市州的39个县 禁止工程区内天然林资源的采伐，对因滥砍滥伐而形成的荒山进行
造林		 水土保持
退耕还林（草）工程 2002年以来 东部黄土丘陵地区、西部柴达木盆地和共和盆地风沙区、环青海湖地区和青南三江源地区的44个县 通过补贴，将不适宜耕作的耕地进行植树种草，包括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补贴包括退耕造成的粮食损失和造林综合费用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保障农业
退牧还草工程 2002—2021年 三江源地区的玉树州、果洛州12个县，海南州、黄南州的
4个县		 禁牧休牧、合理布局草原围栏、补播、配套建设舍饲棚圈和人工饲草地等，根据不同草原类型和不同建设内容对牧民给予不同标准的补贴 草原保护
恢复
荒漠化治理工程 20世纪50年代 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环青海湖地区和长江、黄河源头区 设立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实施规模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西宁市南北山绿化工程 1989年以来 西宁市南北两山以及大通县、湟中区、湟源县的主要通道两侧及县城周边地区 宜林荒山进行造林绿化和以山地森林景观为主题的景区、公园建设 改善人
居环境

1.3 系统推进阶段（2005—2020年）

2005年，国家启动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建设工程[24,25]，是青藏高原生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开创了大尺度系统推进生态建设的新模式，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人系统治理的典范，工程实施实现了对“中华水塔”的抢救式保护，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分区分类、自然恢复的理念初步形成，标志着生态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陆续出台了以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为重点的生态空间保护政策，明确了保护方向和保护任务[26]，生态建设重点逐步转向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19]。2008年，青海在全国率先确立“生态立省”战略，提出“要金山银山，更要碧水青山”的理念，成为早期践行“两山”理论的地区之一。2010年，主体功能区规划印发实施[26]，以全国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推进生态保护的制度得以确立[19]。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7]，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青海省生态建设也进入到系统推进阶段，在全国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启动了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流域等区域性、综合性的生态治理工程[28]（表2），推动生态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
表2 2005年以来青海省实施的重大综合性、区域性生态工程

Table 2 Major comprehensive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Qinghai province since 2005

实施区域 支撑规划 实施时间/年 建设内容 工程功能
三江源
地区		 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2005—2013 实施退牧还草、森林草原防火、鼠害防治、水土保持、保护区管理设施与能力建设、草地保护配套工程、科技支撑与生态监测工程等12项工程 区域生态
保护建设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 2014—2020 实施禁牧封育和草畜平衡管理、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生态公益林补偿、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等
24项工程
青海湖
流域		 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 2009—2018 实施人工增雨、沼泽湿地保护、农村能源建设、水土保持等12项工程 区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祁连山
地区		 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 2014—2020 实施林地、草地、湿地保护和建设，科技支撑等26项工程 区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青海省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 2017—2019 实施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提高、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监管能力强化等4类52项工程 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
柴达木
地区		 柴达木地区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规划 2018—2025 实施荒漠植被保护、草地保护与治理、封山育林与林地保护、水资源保护、沙化土地治理、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支撑等8类21项重点项目 区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东部干
旱山区		 青海省东部干旱山区国家生态屏障建设规划 2016—2020 实施林地、草地资源保护建设、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生态保护支撑等8类
25项工程		 区域生态
保护建设
与启动实施阶段相比，系统推进阶段的重大生态工程以区域综合治理为主，资金投入、工程规模都大大提高，工程布局的系统性、全面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生态治理理念逐渐系统化，开始全方位、多角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生态系统得到持续改善、稳定性逐步增强[29⇓⇓⇓⇓-34]。该阶段的治理措施不仅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存在的区域性生态问题，还兼顾考虑了原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从生态治理措施、支撑配套措施两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布局，体现出治理措施设计上的复合性。具体来看，为减少放牧对草地的破坏程度，统筹安排了人工饲草基地、牲畜棚圈、贮草棚等支撑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为减轻砍伐林地等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统筹安排了农村能源建设措施，并同步规划了生态监测、科研推广、宣传教育等生态保护支撑措施，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措施的“三同时”系统推进，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人地和谐目标提供了典型经验。特别是为系统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建立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成立省州县三级生态保护和建设管理协调机构，组建农牧、林业、财务监审、技术咨询、生态监测、宣传、档案7个工作组，负责指导和组织工程实施，印发项目管理、专项资金管理、招标投标管理、监理管理、验收管理、档案管理、公示制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8个办法。探索实践形成了“区域性生态规划+区域性专项管理机构+专项管理办法体系”协同推进的生态保护和建设模式，为推进区域性大尺度生态保护建设提供了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4 巩固提升阶段（2021年至今）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为新时期青藏高原生态建设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随着《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双重”规划）[35,36]的印发实施，生态建设进入到了以“双重”规划“1+N”体系为统领的新时期，青海提出了构建“两屏三区多廊”生态安全格局的部署安排。陆续出台保护中华水塔行动纲要、青海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总体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关于全面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顶层设计，形成了以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为主体，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试点项目、林业草原生态修复专项及水土保持专项工程等为补充的生态保护修复推进格局（表3）。该阶段的综合治理措施注重区域或流域统筹，注重从中长期（15年）设定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将生态保护修复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生态治理单元，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将各类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系统布局到细分的若干个重点项目进行梯次推进，更加注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整体性解决区域的生态退化问题，构建了“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体系+生态治理单元+区域性重点项目”的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图1）。
表3 2021年以来青海省规划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

Table 3 Major ecological project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in Qinghai province since 2021

实施区域 支撑规划 实施时间/年 建设内容 工程功能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青海境内部分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包括通天河流域、澜沧江流域、隆务河流域、阿尼玛卿山脉水源涵养等7个区域重点项目；
祁连山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包括青海湖流域、黑河河源区等4个区域重点项目		 生态保
护修复
黄河重点生态区青海境内部分 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 河湟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项目 生态保
护修复
长江重点生态区青海境内部分 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 大渡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重点项目 生态保
护修复
青海省湟水流域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湟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25 划定河源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单元、支流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单元、干流区生态廊道与人居环境提升综合治理单元3个生态修复单元，实施3大类15个子项目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青海省
全域		 青海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 划定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等8个生态保护修复分区14个重点修复区域，规划10大重点工程、38个重点项目 国土空间系统生态修复
青海省
全域		 青海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包括稳固江河源区生态功能、增强水资源刚性约束和管控、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支撑“双碳”目标实现等主要任务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
总纲
图1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各阶段生态治理模式演进变化

Fig. 1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2 生态保护修复存在问题分析

2.1 科技支撑体系保障能力亟待提高

青藏高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生态保护修复支撑体系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方面，现阶段大部分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多是在分析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态修复措施，对于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系统修复的主要机理和核心技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忽视了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难以取得效益的最优化[37]，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仍然存在着理论指导科学性不足、实践方案可用性不强等现实问题[13,14]，以流域为单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模式处于探索阶段。另一方面，适应青藏高原高寒气候的乡土草种选育、繁殖、推广体系进程缓慢，长期以来采用的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 Griseb.）、短芒披碱草[Elymus breviaristatus (Keng) Keng f.]、中华羊茅（Festuca sinensis Keng ex E. B. Alexeev）、冷地早熟禾（Poa crymophila Keng）等草种搭配，存在退化周期，不利于区域原生植被的重建[38]，局部退化草地综合治理区域，有二次退化的趋势[39,40]，对于已出现二次退化区域安排布局新一轮生态工程的可行性尚不明确；草原鼠害仅能控制在中短期层面，其与草地退化之间的关系机理未得到系统性研究阐释，“筑巢引兽”等近自然方式对鼠害种群长期持续的控制对策与技术未得到科学评估和有效推广。

2.2 高寒生态系统敏感脆弱修复难度大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修复本底条件较差，生态修复周期长、难度大、投入多，在“暖湿化”背景下，雪线不断上升[41]，加剧了冻土面积萎缩、地质灾害频发连发等生态安全风险[42]，对生态修复措施的系统性布设提出了新要求。人口增长、放牧超载、生产建设等加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和局部生态系统退化风险，青藏高原本土生物多样性面临风险[43]，森林灌丛、草地和沼泽等的平均斑块面积分别减少 36.6%、40.1%和67.0%[42]；草地退化引发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44]等多重生态危害交织并存，如玛沁、达日、玛多、曲麻莱、泽库、兴海等典型区域的轻中度退化草甸向“黑土滩”型重度退化草甸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45]，黑土滩的分布已超越3700~4500 m区域，扩展到3000~5000 m海拔范围，有向黑土山蔓延的趋势[46]。

2.3 多渠道统筹协调联动共治能力不足

一方面，受现有条块化管理体制导致的部门目标导向、技术规范差异，以及公众参与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等原因[47]，在生态工程申报、实施、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分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统筹等问题，导致一些生态项目多头申报，存在“谁先下达、谁得地块”的现象，人为割裂生态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修复[47]，难以形成生态保护修复合力。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模式，近几年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受限于造林种草地块由林草部门统一管控的影响，只能采取“政策性封禁+侵蚀沟道”的治理模式，大大降低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效果；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曲麻莱、治多、杂多等县域生态建设主管部门均划转至国家公园，县级在县域范围内统筹安排生态项目时存在公园内外衔接协调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各渠道生态工程投资标准不一，部分专项资金投资补助标准低和确需地方配套的要求与青藏高原各级财力薄弱、运距远、造价高的现实情况不相匹配，影响生态工程实施和预期效果实现。如黑土坡综治治理费用按实际投入需要850元/亩（1亩≈667 m2），而国家退化草地综合治理补助标准仅为350元/亩；对于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费用，按照实际投入测算需要1500~2000元/亩，而国家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补助标准最高为950元/亩。

2.4 生态修复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水平低

一方面，生态保护修复前期工作开展的基础权威数据支撑不足。受高原道路可达性差、仪器设备修建维护成本高、专业人员和管护经费匮乏等综合因素影响，除部分关键区域外，尚未实现“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全覆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气象等部门间生态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对监测数据实时调取分析的技术手段不足、渠道不畅通；生态监测布置区域与生态工程实施区域未实现一一对应，对生态工程的动态跟踪监测和前后实施效果评价不足，对布置生态治理措施的适应性和科学性无法进行精准的评估，不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调整方案。生态问题诊断缺乏科学有效准确的空间数据支撑，自然生态系统基础数据更新不及时甚至相互矛盾，国土三调数据与林地、草地、荒漠（沙化）、水土流失等行业清查数据的融合共享滞后，生态工程规模测算无法实现精准识别，与实际存在一定的差别，影响项目的有效落地实施。高原复杂的地理环境对遥感监测和无人机地面观测的时效性提出了要求，需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植被物候特征开展，如遥感生态监测应选择7月中旬至8月底，无人机地面观测数据的获取时间与对应的遥感数据时间相差不得超过3天。另一方面，生态保护修复过程未实现“一张图”管理。已实施项目相关数据以县级为单位存放分散、查找困难，已上图入库的项目受限于专业技术水平存在上图信息不准确问题，特别是项目实施边界、实施主体、项目成效、后期维护等基本信息未做到台账式精准管理，不利于对实施主体的有效考核和奖惩机制的有效建立。同时，受恶劣生存环境、施工条件影响，无法引进具备较高资质水平的大型生态治理公司开展专业化、科学化的施工作业，大部分生态治理企业为“作坊式”运营模式，生态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不足[48]，各生态治理公司在施工工艺选择、材料人员选配、后期管护维保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加之一线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监管指导能力不足，缺乏对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的高标准精细化管理，降低了生态工程的实施效果。

2.5 人地耦合系统尚未有效建立

根据主体功能区战略，青藏高原80%以上面积被划定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发展空间受限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下，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重点生态功能区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吸引牧民转产的生态产业支撑不足，对自然资源依赖和影响程度不减，人地关系矛盾愈加紧张。特别是以畜牧生产为主的传统产业模式对草地的依赖程度仍然不减，草地退化问题尚未完全遏制的情况下加剧了对剩余优良草地的放牧压力，若发生超载过牧的现象又会带来新的草地退化问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态保护效果，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协调不畅。如在实施退化草地治理项目时，当年及后三年需配套实施禁牧措施，严重影响牧民放牧生产活动，协调牧民群众开展退化草地的难度增大。

3 新时期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迈入法制化。新时期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要不断提升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认识水平，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针对高寒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加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划定以流域为单元的生态修复单元，创新探索近自然的生态修复治理新模式，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强化多领域、多部门资源的整合统筹，集中攻关生态修复核心技术问题，提升生态修复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突破以生态工程为核心的保护修复模式，实现永续长效保护，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化、系统化、协同化、精准化、长效化，构建“上下协同、流域统筹、科学精准、系统长效”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图2）。
图2 新时期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

Fig. 2 Strategic path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New Era

3.1 加强科技问题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修复全流程，加大关键生态位上大科学装置的系统性布置建设，做到多尺度观测、多方法印证，加强历史时期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较佳状态重建研究，为区域所要达到的生态保护修复目标提供参照体系。强化与第二次青藏科考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等专题任务的对接，充分利用好系列成果，系统全面掌握各类生态系统本底状况和变化机理及趋势。青藏高原草地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寒草地生物群区，是高寒生物资源的重要基因库，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承载体和对象。要更加注重对青藏高原草地的适应性管理，提升其韧性和可持续性[49]，按照不同区域草地类型和功能的差异性，强化不同区域原生植被建群种草种选育，集成具有可持续性的退化草地植被恢复技术和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建立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预测体系，强化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演变的影响评估，完善生态风险报告和预警机制，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持续加大湿地、林地、荒漠等重要生态系统综合保护修复技术的科技攻关，强化青藏高原水循环机理和“四水转化”研究，加大水资源承载力分析，提高以水为定的生态修复规模测定，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系统集成一整套适用于青藏高原大尺度生态保护修复的技术模式。

3.2 创新理念探索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

针对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修复本底条件较差、生态系统转化过程复杂和“暖湿化”效应叠加影响等问题，要不断创新生态保护修复理念，依据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演进状态，按照协调布局、系统治理、人地和谐的步骤科学开展生态修复，确定各阶段核心治理目标[50]。要强化以流域为单元的生态修复规划和治理模式研究[51]，流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单元[52]，具有完整的生态过程[53]，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最佳实施单元。厘清流域复合生态系统中林地、草地、河流、湖泊、农田、湿地、人、动物等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识别关键自然资源要素[54]。研究设立青藏高原水源涵养中心区，凸显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55]，以跨区协同推进减少局部治理导致的工程碎片化问题。在三江源、祁连山等青藏高原典型区域选取50 km2以下的典型流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示范区建设，划定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单元，为新时期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修复提供科学的实践数据支撑，并集成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模式，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结合“再野化”具体行动方略[56]，积极探索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再野化的路径，划定再野化对照保护区，探索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

3.3 建立“自上而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

聚焦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目标，突破以行业职能为重点的生态修复主导模式，树立大生态协同修复共建思维。建立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设立统筹管理机构，做到“三个统筹”，强化对发改、林草、自然资源、水利、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等部门生态保护职能的统筹，形成生态保护修复和支撑体系一体化规划、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施工、一体化验收、一体化评估的实施体系；按照“渠道不变、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的原则，加强对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水利发展资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等的统筹，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进一步优化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机制，树立公园内外生态保护“一盘棋”思想，强化国家公园内外生态工程的统筹实施，构建共治共管格局。加强与省区域、国内外联盟间的联动协作，协同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

3.4 强化生态工程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

基于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搭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信息管理平台，有效融合生态本底数据，支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与工程统一管理，加强对生态修复工程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估，识别影响区域安全、需要优先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区域[37]，增强实时动态分析的能力，实现空间生态问题的精准诊断和治理措施系统布设。加快推进实施项目上图入库，准确掌握项目建设地点、范围，对生态工程实施效果开展跟踪式监测和后评价，准确掌握各类生态系统的治理效果、措施适应性和存在问题，为优化生态保护修复策略提供支撑，实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从规划、立项、审批、实施、验收、评价等各个环节的数据收集、监测预警、绩效评价的全过程“闭环式”管理。强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本底数据库标准、典型措施设计投资标准、施工标准、监测评价标准和验收监测标准等一套标准体系，实现项目标准化运行和管理。培育生态工程施工龙头企业，打造集研发、施工、管护、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生态工程综合服务体，创新支持农牧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生态工程建管模式。依托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加大对生态工程的动态评估管理，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优化调整。

3.5 注重建立人地和谐的长效机制

目前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修复仍处于以国家重点工程支持为主的推动时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尚未有效打通，要研发面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机理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型[50]，有效协调减缓人类活动和农牧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7,58]，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项目的一体化协同布设。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国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占比较高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强化流域整体统筹，推动建立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与入海口、源头与下游的全流域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健全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制度。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确定生态产品权责归属，加快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价值核算与实现平台搭建，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鼓励青藏高原特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构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价值高效转化，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反哺生态保护”的长效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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