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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10: 2383 - 239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008

Original articl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theory evolution

  • ZHANG Hai-zhou
Expand
  •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5

  Revised date: 2024-05-11

  Online published: 2024-10-16

Fold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 contex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ciously trac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nt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a conceptual model is built for guiding the study. The crit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considers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repeated questioning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complex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ories making and brea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theoretically evolves through three typical stages, namely, "mutual rejection in theory", "consensus and governance in practice", and "neoliberal risks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evolution process is centered on the ultimate goal of effective conservation, incorporating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dynamics stems from the repeated gaps and adjustment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fortress-style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formed an exclusion dichotomy. The emergence and widespre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has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as an integrative practice, formed a consensual co-management relationship with conservation. Three types of governance programs emerged from the research around the pluralistic goals of consensus: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community based eco-tourism, and adaptive co-management. Recent neoliberalism has promoted eco-social risks from the conservation-tourism nexus. Tourism, based on critical political ecology of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acted as a justice practice role for conservation to promote tangi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nge. The study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inspiring domestic scholar to go beyond the simplified thinking of the conservation-tourism nexus in natural sciences. It help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 practice of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from the social complex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to develop localized knowledge from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heories.

Key words： area-based conservation; protected areas; tourism;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historical analysis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Hai-zhou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theory evolu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10) : 2383 -2398 . DOI: 10.31497/zrzyxb.20241008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转型之际，自然保护地成为了中国社会制度改革的重要地理单元。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是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3]。旅游作为这一单元内最显著的人地活动之一，在新的政策框架下受到了重新审视。一方面，旅游以其“绿色产业”属性，为传统采掘业转型提供了方向[4,5]。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中出现的“违建”和“污染”等生态破坏现象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关注[6]。这种实践中的矛盾，使得旅游之于自然保护地的合法性成为了集体争议的焦点[7,8]。自然区域保护（Area-based Conservation）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人类活动，自19世纪50年代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设开始，一直与旅游保持着复杂而密切的关联[9,10]。在英文文献中，二者关系在模糊理论和动态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被重构与深化[11]。基于保护与发展的历史思潮，保护与旅游在广泛意义上具有怎样的理论关系特征，以及关系是如何在实践中被解构与重构，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中国学者已经对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工作[12,13]，主要聚焦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层面和旅游的活动层面[14]。已有研究或是将自然保护地背景化，聚焦“保护地内的旅游活动”，或是将旅游过程“黑箱化”，关注旅游影响环境（保护）的结果。与之不同，英文文献较常用的保护地旅游（Protected Areas Tourism，PAs Tourism），指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保护地定义的I~VI类别保护地理范围内发生的小规模利基旅游形式，以保护自然资源为重点，并为可持续旅游的三大支柱（即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组成部分）做出积极贡献。保护地旅游关注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性内涵，强调从社会空间过程关注如何通过对于旅游行为或旅游发展方式的管制来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15⇓-17]。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国内学者如吴必虎等[7]、章锦河等[5]、张朝枝等[8]、钟林生等[2,12]、蔡晓梅等[3,15]、徐菲菲等[16]、李燕琴[13]开始从目的地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关注自然保护地与旅游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但目前尚未对自然保护地与旅游的理论关系展开系统性的理论构建。
自然保护地不仅是我们所理解的物理空间，也是塑造世界的物质和话语工具，承载着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话语、实践和制度重塑使命[17]。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与旅游的关系长期经历着共同的挑战与多元的冲突，是一场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可持续性的自然实验[11]。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论坛、再到2020年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大会，历史性的大会共识表明，以自然区域保护为核心的人类保护与发展理论，在不断地被重构。与之相应，保护与旅游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也在演进和深化[18]。Walton[19]警言，对于现代旅游发展的研究，若不汲取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我们将难以洞悉其真正的脉络与内涵。同样，研究自然保护的社会学家也郑重提醒，若我们忽视观点背后的深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自然社会细节，将可能导致保护与发展被二元化和简单化，进而产生潜在的社会风险[20,21]。基于此，本文立足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相关的英文文献成果，深入剖析国际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研究的复杂历史动态，对不断涌现的理论概念和实践模式进行批判审视与关联分析。期望能够勾勒出保护与旅游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互动演进逻辑，刻画出二者关系的纵贯性知识图景，旨在推动本土研究根植自然保护的思想渊源，深刻把握保护与旅游的理论关系，为有效解决自然保护地旅游实践发展问题提供系统和多元的知识进路[22,23]。

1 研究过程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学科背景分散，话题多元并且动态变化。基于保护地制度的历史发展性[18,24]、自然保护的社会建构[11,25]、保护地旅游商品化[26,27]、可持续新自由主义实践[25,28]以及保护地旅游的社会复杂性[29]等已有研究结论，本文首先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角度构建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研究框架指导文献分析（图1）。框架强调三点：首先，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是一个嵌入了自然区域保护子系统和旅游发展子系统的开放复杂动态系统。文献梳理将以自然区域保护、生态旅游等已有的相关研究综述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归纳出各子系统情境、理论、实践等方面的历史变化逻辑。其次，系统不同部分的转变都会导致保护与旅游的关系重构。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联系关系表征背后的历史情境进行深入解读。最后，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理论指导了规划和管理实践，也在实践发展的差距中不断完善和演进，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理论发展过程。因此，纳入历史情境的理论分析需要不断对比时间截面的理论与实践动态，确保对关系复杂性的把握。
图1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的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保护地（PAs）是英文文献中使用最为普遍的自然保护概念，也是自然区域保护在实践中最典型的地理空间表征[30]。这一概念由IUCN在1994年提出，是基于区域保护的地理空间的元概念。IUCN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从Ia严格保护区（Strict Nature Reserve）到VI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区（Protected Area with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的名称分类系统。其中，除了Ia和Ib，其余保护地类型在定义中都明确纳入了旅游服务功能[31]。从保护与旅游关系的视角出发，学者将保护地与旅游相结合，形成了保护地旅游概念。此外，生态旅游（Ecotourism）的定义是以保护环境、对环境负责为前提，在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访问履行，涉及解说和教育研究与欣赏自然，通过低负面影响促进保护，并为土著居民提供有益的社会经济参与，增进地方社区福祉[32]。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意指充分考虑到其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并同时满足游客、行业、环境和东道主社区需求的旅游[33]。两个概念也与保护地密切相关，并体现了通过旅游促进保护的关系性内涵。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保护地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相关文献，同时辅以自然区域保护、保护地、基于自然的旅游（Nature based Tourism）、保护生态学（Conservation Ecology）、社会—生态治理（Social-ecological Governance）、保护与旅游的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等多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剖析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特征与其历史演进。结果发现，保护与旅游的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出“理论互斥”“共识共治”和“新自由主义风险”的理论认知。三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重叠与共存。但根据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的变化，某种类型的关系认知可能会成为相应时空中的关系主导。研究对比三种关系框架中的保护与旅游实践内容，对重要的实践项目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理论演进的核心逻辑。进一步将分析结果与现有的保护和旅游相关英文综述类文献与专著[11,24,25,29,34⇓-36]进行了反复比对，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绘制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知识演进图谱（图2）。下文将按照阶段演进逻辑，从“情境”“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图2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知识演进图谱

Fig. 2 Genealogies of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2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演化

2.1 互斥：旅游作为自然区域保护的物理干扰

理论互斥阶段以黄石公园的出现为起点。此时自然保护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划定空间控制边界，防止外来侵扰。保护模式是采取“围栏加罚款”的堡垒式策略在受保护物种和人类活动之间形成隔离。旅游，作为典型的人类发展活动，被直接视为对保护地的物理性干扰，与保护目标形成了内在的互斥关系。这一时期，评估旅游对环境的直接影响成为了学者涉及两者关系的经典研究内容[37]。例如研究旅游中的小径游憩和露营地等活动对于植被、土壤、大气、水、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要素产生的具体影响[38,39]。但这类研究将活动与景观的尺度混为一谈，单纯依赖实验室科学结果论证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缺乏说服力。实践中没有旅游活动的保护地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骤减和社区冲突频发使得相关研究结论不攻自破[20]。互斥关系中的保护地任何旅游的开发项目都应被禁止[40]。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被相关学者批判为是肤浅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是人类活动导致了保护地的建立，也是人类的持续活动建构了保护生态和文化价值的管理制度[10]。一些学者呼吁不能忽视自现代旅游概念诞生以来，旅游从未离开过保护地，其与保护地在实践中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实[11]。在1962年首届世界公园大会为保护区代表性系统制定了定义和标准之后，第二届大会就开始重点讨论了旅游业对保护地的影响以及公园的规划与管理问题。
在保护与旅游相互排斥的关系认知和自然保护地旅游长期存在的现实实践中，如何降低旅游活动干扰强度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学者认为游客管理能够控制干扰的强度，需要通过周密的规划、精心设计和有效的缓解措施将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41]。在这一议题下出现诸如分区和旅游承载力等规划管理的系列研究。然而，仅从供给角度来设定游客承载量，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适量”标准。同时，基于学科标准的分区技术和专家驱动的规划模式难以为保护地旅游管理提供足够的决策支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Stankey等[42]、McCool等[43]提出了可接受的变化极限（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框架，这一框架转变了讨论的焦点，从强调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关注管理的预期成果。LAC通过可接受或理想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条件作为目标，进而确定最佳的管理行动和方法。但生物物理条件关注的是旅游和相关开发活动对自然条件的改变程度，而社会条件则关注的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人数、频率和类型。确定这些条件的适当性及其管理方式需要充分论证和合理化，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本质是各种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协商的结果[10]。与此同时，这种规划方式在保护自然方面的有效性是极为有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保护一方面将当地居民排除在外，损害了他们的传统生计，另一方面保护存在面积广阔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矛盾加剧了社会冲突，阻滞了理论化保护的现实路径和目标实现[44]。研究者开始打破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关系，将地方发展纳入自然保护范畴，寻求保护与发展以及旅游之间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就发布了《生态旅游：非洲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可行替代方案》，为这一领域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

2.2 共治：旅游作为自然区域保护的社会工具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针对自然保护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已经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例如1987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基于增长极限的理论框架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必须在尊重环境限制的同时，促进世界经济增长。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不仅强调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还指出必须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目标的重要性。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与生物圈计划，进一步将保护地的当地人及其活动纳入到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目标之中。2003年，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指出自然区域保护需要采取新的方法和新的方式，实现与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合作。随后IUCN对保护地概念体系进行了修正，新增了“第V类保护区”概念，即受保护景观和海景，特指专注于维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保护地[31]。此举标志着保护理念开始在理论上接纳人类活动，追求空间融合，推动了保护与旅游关系迈向了新的阶段。
保护地的设立目标从单纯的生态多样性保护，扩展到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ICDPs）应运而生[44]。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的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的观念，明确了人类与非人类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物质利益的交换来获得使用权，强调实施以社区为基础、采用参与式方法的保护计划，并重视提升居民的相关能力[45]。项目推广促使保护地社区社会经济福祉和生态利用政策目标与旅游形成了一种共识性关系。尤其是生态旅游，被广泛认为是环境友好的发展活动，也是展现生态系统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为此，IUCN保护地委员会专门成立了TAPAS旅游和保护区专家组，致力于推动保护区可持续旅游发展。
共识关系的形成让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仅仅界定保护区域和边界已经无法满足保护需求。为了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目标和环境社会复杂性，保护过程的实践路径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革新[24]。Ostrom等[46,47]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进行了深入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理论知识，包括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制度分析框架。这些理论为共识关系中的制度实践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以及政策环境对保护地的运作都会产生深远影响[48]。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引入了更加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增加了目标协同的实现难度[49,50]。作为建立和实施制度的过程或实体[46,51]，治理成为了保护与旅游关系研究的重要转向。如何通过治理使旅游成为推动保护地共识目标实现的社会工具，成为这一阶段研究者重点解决的核心问题[10,52⇓-54]。
治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涉及组织的运营、控制和引导，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55]。高效的治理体系，能够通过透明、高效且负责任的决策和管理流程，促进保护和旅游领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协同[56]。治理视角下的保护与旅游并非一种静态的、由单一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关系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行动者的角色、所使用的工具和权力，以及他们参与的决策层级[57,58]。治理转向促使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完善制度设计，以改善保护与旅游之间的现实实践关系。通过将治理的类型和质量与保护状况、损害和威胁的空间分析，以及其他有效的景观保护措施相结合，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治理模式，聚焦三个核心治理议题（图3）：整合性可持续的旅游规划（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Community based Eco-tourism，CBET）和适应性共同管理（Adaptive Co-management）。
图3 共治关系框架下的保护与旅游的治理实践过程

Fig. 3 Processes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for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management relationship

2.2.1 整合性可持续旅游规划

规划，本质上是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明智选择，并制定相应的策略和行动以实现既定目标[10,35]。一个完善的规划过程能够预见并调节系统的变化，旨在最小化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大化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回报，推动发展并增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多重效益。Hall[59]在Inskeep[60]的综合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倡导旅游规划应整合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价值，采用整体且渐进的方法。该理念被视为保护与旅游共治关系形成的重要前提，要求规划者不仅关注生态原则，也要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物理系统有深刻的理解，并采纳可持续规划的方法。早在全球可持续性思想兴起之前，旅游规划学者Murphy[61]就呼吁在旅游规划和政策中采用生态方法，提出融入社区参与的综合规划理念。Dutton等[62]在此基础上，将合作性、反复性、综合性和战略性原则融入可持续旅游规划。更进一步，Lew等[63]在反思可持续研究时强调，保护与旅游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持续存在，实施可持续旅游发展需结合具体尺度和情境来采取相应措施，在社区层面要求当地能够对资源进行掌控，同时需要耐心、勤奋和长期的发展承诺。

2.2.2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

制度的生态危机源于地方社区积极参与环境决策与利益分享的权利被异化[64]。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融合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BNRM）[65]和社区参与规划理论 [后期发展成为基于社区的旅游（Community-based Tourism，CBT）理论[66]]，是一种强调当地社区对其发展与管理拥有控制权和参与权，且大部分收益留在社区内的旅游业实践理论[64,67]。理论基本假设是社区要持续管理其自然资源，必须从资源使用中获得直接且超过管理成本的收益。因此让地方行动者参与保护与旅游的议程与决策是实现保护地旅游系统和谐和共振的必要条件。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是地方参与保护与旅游治理的典范，其好处包括提供决策基础的地方知识、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合法性、促进合作与伙伴关系、增加利益相关者支持、建立信任与信誉、促进公平与善治、避免和解决冲突、建设能力以及赋予社区和边缘群体权力[68⇓-70]。

2.2.3 适应性共同管理

尽管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考虑到了竞争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合作问题，但实践结果显示以社区为基础的单中心治理模式无法满足保护区系统的复杂需求[71⇓-73]。在保护地旅游中，无论是保护地生物物理状况还是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状况都具有不同节奏强度的动态性特征。时间截面上的治理知识状态不完整与公共资源性质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变化构成了目前保护的长期差距。因此旅游目的地需要为变化增强抵抗干扰的适应能力，做好进行有力治理的准备[74]。更具适应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适应性共同管理模式开始被提倡[75]。适应性共同管理源于自然资源管理的适应性治理思想[76]，强调系统的广泛多样性是公共资源有效管理的前提。研究发现尽管对适应性治理有共识，但保护区管理方法仍不够灵活[77]。研究者整合了自适应管理的学习功能和协同管理的链接功能，形成了适应性共同管理理念。这是一个基于协作和学习灵活的治理系统[78]，强调将治理的适应性和协作性相结合，允许试错学习，强化治理目标，从而灵活应对未来社会和生态变化[79]，并通过渐进式学习在动态世界中不断演进出更有效的保护与旅游的管理路径[80,81]。近期Nyaupan等[73]关注到治理固有的等级属性，提出将多中心治理系统理论融入适应性共同管理过程，建立了多中心—适应性共同管理模型，强调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治理需要超越简单的单中心或多中心模式，采用多层次嵌套的多中心适应性共同管理模式，并更多地关注决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反馈机制。

2.3 变革：旅游作为自然区域保护的正义实践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共识关系在全球广泛的实践和目标调整中得以强化。 2014年，联合国大会确认了可持续旅游业对消除贫困、社区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并将其视为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工具。此观念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旅游在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及海洋资源利用等目标中被寄予厚望[82]。但现实中却始终存在保护与旅游理论承诺和实际执行严重不符的状况。研究者反思将生态旅游简单粗暴地视为自然保护的“万能药”是过于天真的[83,84]。例如，Job等[85]对世界遗产自然保护地的分析显示，管理往往不充分，只有少数保护地具有全面规划。Moscardo[86]则发现地方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很少被重视。丰富多样的实践治理方案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实践过程成为新的研究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在目标与执行的差距中，保护与旅游正在“意外”地形成O'Connor[87]所指出的自然资本矛盾。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开始在实践关联的市场化和资本化过程中形成风险化关系。
保护与旅游的市场化风险源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宏观背景。这是政治家基于对战后福利国家的反思所推动的一种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放松管制、市场化、私有化和商品化的治理特点[88]。在此背景下，自然区域保护呈现出经济需要、自然资本估值和投资回报短期最大化的典型特征。旅游创业成为保护地最普遍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态旅游以“漂绿策略”和“灵活积累”的独特优势成为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保护实践[89]。但短期增长导致了自然资源稀缺与垄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了保护地的生态与经济风险[87]，出现了新的自然与社会正义问题[89,90]。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开始转向了政治生态学批判和基于正义的改革实践等新的议题。

2.3.1 自然旅游的政治生态学批判

政治生态学方法为深入理解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早期的研究关注第三世界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商业性造林和生态旅游的绿色资本主义问题，认为这是国家推动的“生态友好”资本积累[91]。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生态学转向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指出自然区域保护往往导致产权和主体的置换，以及地方社区被取代、公地被封闭与资源再分配的现象[92,93]。保护地旅游发展的政治本质在于全球化对荒野的迷恋，内含关于保护的功能和目的的深刻辩论。保护地旅游并非纯粹的保护或可持续性问题，而是多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旅游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互动和冲突共同影响着保护的结果[94]。
尽管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概念在理论上被用作推动变革的工具，以消解对旅游破坏生态环境的担忧，但在实践中，这些概念的不精确性导致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26,95]。管理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往往忽视生态旅游的初衷，将其转变为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大众旅游形态[96]。生态旅游未能成为解决地方保护和发展挑战的有效手段，反而加剧了生态、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97,98]。引发了关于旅游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用有限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讨论[27,99]。政治生态学推动了保护与旅游的共识关系再次回归到了生态保护的手段与目标批判性审视。
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立场对于保护与旅游相关概念的多种解释混淆了已经充满挑战的环境管理问题。在全球政治经济精英的视野中，经济增长被视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护与旅游的话语导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不发达国家限制了替代性话语的出现，生态旅游和保护地旅游沦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而忽视了其对东道主社区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100,101]，甚至成为了进一步剥削社区的幌子[102]。因此，政治生态学研究呼吁基于不同的行动者立场，对旅游发展中的保护话语展开批判分析，重新审视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之于保护的实践影响与实质意义。

2.3.2 旅游正义的实践改革

与政治生态学的批判相呼应，一些学者也开始寻求通过正义的实践改革来解决当前保护与旅游的生态风险化关系。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实用主义、道德主义和同情逻辑无声地掩盖了自然保护与旅游中的旅游者主义[103]。保护与旅游的共识关系只考虑推动经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合作，导致了非人类的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地位，也让当前不平等的自然利用和利益格局合法化，但其并没有保护所有生命未来的决定[104]。因此，需要超越将旅游单纯视作经济活动的做法，基于地方生态社会转型实践，识别并规避商品化保护带来的社会生态风险，重新思考与定位可持续框架下保护与旅游的地方关系结构。
Rastegar[103]提出基于平权伦理（Affirmative Ethics）的后人文主义，运用个体、关系和政治伦理方法，抵制普遍商品化，恢复政治化伦理制度。后人文主义挑战现代旅游业的人文主义本体论和伦理假设，抵制市场化对保护与旅游的收编。这关乎保护与旅游的正义机制，基于生成性、跨形式的存在模式，共同对抗新自由主义[115]。正义实践不仅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个人成长与发展，还改变其人生观和国家权利意识。在自然保护与旅游普遍自由主义风险化的前提下，正义旅游或可成为独特替代模式，不仅改变当代旅游业的不公与损害，也为建立更公正的全球自然区域保护的秩序指明道路[106,107]。研究者呼吁在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中融入正义，实践中亦需体现正义，通过以政治责任、团结、倡导为特征的社会变革实践，推动保护地迈向更公正和可持续的旅游未来[108,109]。

3 结论与讨论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由时间动态性、区域差异性以及社会建构性所引致的模糊与争议的境地之中[110]。一方面，保护地作为自然保护政策工具不再局限于人与自然不相容的“堡垒式”的绝对空间管控概念[111]，基于人与自然综合景观的尺度形成了自然—社会混合体模式的空间治理方案[112]。并且超越传统方法的自然科学维度，充分整合人类社会的维度来找到复杂情况的解决方案，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们的共识[113]。另一方面，旅游业在“黄石模式”国家公园与世界遗产的西方中心话语之下，基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出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的系列概念[114,115]。这些概念在语义上彼此交叉重叠，看似协同但在功能与目标上充满了歧义，甚至竞争与互斥[98,116]。因此对于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反思既充满学术挑战性，又具有研究必要性。
本文试图基于建设性的批判眼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视角以及对保护问题复杂性的理解，尝试从英文文献中把握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历史演化逻辑。构建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利用知识演进图谱展示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历史动态。研究发现，在理论上，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理论互斥—共识共治—新自由主义风险”三个典型的阶段特征。演进过程围绕有效保护的终极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具体展开。演进的动力源于反复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与调试。早期堡垒式保护阶段，旅游被认知为物理干扰，与保护形成了理论上的互斥关系。这一阶段依赖“科学主义”评估测量环境影响的研究存在着有效保护的局限性。21世纪可持续思潮的广泛兴起推动了保护与发展的整合，旅游开始作为社会性保护工具，与保护形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共治关系，出现了可持续综合旅游规划、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以及适应性共同管理三种治理实践理论。近期新自由主义推动了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生态社会风险化，在对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基础上，旅游开始作为保护的正义实践角色进一步推动切实的可持续发展变革。
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保护地旅游研究以科学主义的保护理论框架为主导。尽管旅游学者在教科书中已经介绍了保护与旅游可能出现的几种理论关系类型，但是在研究中更多地将这些关系理解为保护与旅游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空间特征，轻忽了关系本身所内含的能动性和演化逻辑。更为关键的是，研究者通过规划理论来指导实践，一方面推动了保护与旅游的现实关系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文中所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但目前已有研究中鲜见对实践关系变迁展开历时性分析，也缺乏从差距中创新治理路径的研究方案。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协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保护与旅游关系的动态性、建构性与复杂性。这不仅能够帮助打破本土保护与旅游研究的二元思维束缚，也为学者系统性地把握相关的概念理论关系，深化对于保护与旅游关系复杂性的理解提供了知识地图。
近期中央印发的系列文件中明确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方面的差距和不足，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中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117]，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等方面的关系[118]。本文所提倡的基于关系的研究转向对于旅游地理学者参与自然保护地的“调研研究”，开展相关规划编制，实质性发挥政策影响力，具有直接的方法论价值。与此同时，从知识发展层面，本文认为基于自然资源产权模式、旅游业经营的主导模式以及社会发展与保障模式的显著东西方差异，对于本土的保护与旅游关系过程的实证研究势必会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新的知识与见解。这也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旅游研究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的研究进路。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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