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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9 >Issue 8: 1867 - 188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808

Organic Renewal and Vit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rapidly urbanized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 WEI Cheng , 1, 2 ,
  • LIU Fu-qiang 1, 2 ,
  • YANG Cheng 1, 2 ,
  • CHENG Yu-xiao 1, 2 ,
  • SHEN Jing , 3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and Urban Science, Guangzhou 51064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5

  Revised date: 2024-06-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8-16

Fold

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larifying its rigid constraints and activation drivers for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his paper takes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pported by long-term tracking investigations and return visits.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act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rapi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argete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preservation constraints and activation utilization, revealing the major challenge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PR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lienation and damage of material elements such as the overall pattern and settlement space, as well as facing constraints such as numerous historical issues and high input costs. (2) Rapid urbanization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R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functions,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nd consumption potential have promoted new progress i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cluding "remediation" based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self-rescue" assisted by multiple subjects, "salvation"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rescue" seizing policy opportunities. The paper also combines land spatial planning,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o forecas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PRD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apidly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e this article

WEI Cheng , LIU Fu-qiang , YANG Cheng , CHENG Yu-xiao , SHEN Jing . 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rapidly urbanized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8) : 1867 -1886 . DOI: 10.31497/zrzyxb.20240808

传统村落是中国为更专项化保护山河间丰富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所提出的重要概念[1]，指的是“形成时间较早，留存有较丰富传统资源，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作为文化传承的“基因库”和典型空间载体，传统村落不仅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特征[3,4]，其蕴含的独特格局、肌理与风貌，在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承载城乡业态、完善文化设施配套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5⇓-7]。然而传统村落也具有建成年代久远、构成要素不可再生等特点[8]，城镇化、工业化、乡村建设等因素都对其存续产生了强烈冲击[9]。特别以快速城镇化地区为代表，城乡要素最频繁的流动、消费市场最显著的需求在为传统村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乡土环境“去生态化”、景观风貌异化、民俗传承断裂等困境，相对于偏远或欠发达地区，快速城镇化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问题往往更为错综复杂且刻不容缓。
由于经济发展先行，工业化及城镇化对乡土聚落的影响研究较早便得到国外学者重视，相关研究以英国新拉纳克（New Lanark）、韩国河回与良洞村、马来西亚加影（Kajiang）等知名古村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城镇化冲击下乡土聚落的遗产活化模式、基础设施更新和非遗文化传承等问题[10⇓-12]，形成了注重整体保护聚落及其周边环境，强调活化利用应平衡遗产保护、业态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鲜明趋向[13,14]。随着新时期遗产保护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相继推出，国内研究亦逐步走向深化。在宏观层面，学界普遍呼吁应基于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加强乡土文化遗产的资源识别、空间管控和传承体系构建[15,16]，强调应从区域与关联性视角编制保护规划，避免城镇化冲击下传统聚落的异质化问题[17⇓-19]。在微观层面，学者以多个受城镇化影响较强的传统村落为例，指出该类村落不能套用一般化的保护思路，应结合城市功能植入、社区关系重塑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20⇓-22]。研究方法层面则提倡引入“景观孤岛化”“景观破碎化”等定量方法[23,24]，结合人工智能识别等新技术[25]，更精确测度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在宏观保护指引与微观案例分析两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但少有研究将快速城镇化作用下传统村落特殊的保护利用困境与机遇纳入一体化研究框架，关于快速城镇化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要挑战、相应工作进展和发展趋势亦有待系统梳理和进一步总结深化。
珠江三角洲是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典型代表，由于保护理念和相应工作滞后，其传统村落已呈现出乡土景观日益破碎、聚落空间新旧杂糅、管控赤字格外凸显等不同于普通地区的发展困境[26]，其保护利用实践具有极高的典型性和警示意义。本文基于团队扎根于珠三角传统村落的长时段跟踪调研与回访，在全面关注各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和代表性一般古村落保护利用情况的基础上，尝试提炼针对性研究框架并直观反映其主要挑战、进展趋势及未来前景，以期为快速城镇化地区传统村落的科学保护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框架构建

1.1 研究区概况

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囊括广州、深圳、佛山等9个地级市。五岭到南海间多变的自然地形，三江汇流下蜿蜒曲折的河涌水系以及长期迁徙移民、发展海洋贸易带来的文化交融，催生出地区内广府、客家、疍家、华侨等多种文化，孕育出选址格局、景观风貌、建筑形制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异的丰富聚落[27]。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经济发展迅猛，快速蔓延的城镇建设用地不断侵蚀着传统村落及其赖以生息的生态环境，现代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入侵，也使聚落空间和人居环境越来越脱离乡土特质。整体而言，珠三角广大乡土聚落普遍走向了空巢化、异质化乃至“孤岛化”的尴尬境地[28]，为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珠三角当前共有9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52个广东省级传统村落（去除国家级对象），以及126个初步入选各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等名录，在历史底蕴、空间与遗产留存情况，特别是保护利用实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般古村落（图1）。
图1 珠三角传统村落分布

注：本图基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本图界线不作为权属争议的依据，资料截止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

Fig. 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反思过往城镇化进程，珠三角各市在国家政策基础上积极开展针对性保护利用工作，具体可划分为“点状”保护、“名村”保护、“全面”保护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聚焦村落中伟人故居、宗祠祖庙等价值最突出的遗产单体，通过列入文保单位等形式进行强制性保护。第二阶段则以“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为标志，以中山市翠亨村、东莞市南社村、广州市大岭村等空间肌理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为对象，旨在打造聚落保护的整体示范。以2012年“传统村落”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进入第三阶段的深刻转型，其一是相对历史文化名村，更多数量的村落被大范围纳入保护名录。其二是形成更全面的保护体系，强调关注与聚落高度关联的农业文化、水利灌溉、非物质文化等遗产[29]。其三是发展理念的深化，提倡结合社会需求变化，不断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新及活化发展[30]。在政府、村委村民、企业、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一批传统村落逐渐成为都市边缘区休闲旅游、文创产业、特色民宿等业态的承载体[31]。

1.2 研究框架构建

城镇化也被称作城市化、都市化，指的是乡村或自然区域向城镇不断转换的过程，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32]。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中国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地区，率先依托政策机遇和地缘优势开展了城镇化探索，从传统的岭南水乡到当前的珠三角都市圈，在此过程中衍生的人口迁徙、产业转移、土地使用转换、制度变迁等因素，对地区内乡土聚落及城乡文化遗存造成了空前影响[33]。一方面表征为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工业厂房、村民自建房、住宅小区、基础设施的无序蔓延强烈改变了传统村落的整体格局与原始肌理。拆旧建新、占地建新、违规用地等相伴而生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则为保护利用工作设下了高投入成本为代表的层层阻碍。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放缓，纵观北美或欧洲等发达国家经验，乡土文化遗产在城镇化后期普遍将由前期的“牺牲”向“反哺”转变[34]，快速城镇化地区人口的持续聚集、城市功能的不断延展、消费市场的广阔需求以及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亦为传统村落释放重要发展机遇[35]。在上述因素驱动下，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村委村民、各类企业以及高校团队、慈善基金会等民间团体积极投入到相关工作中，探索保护利用的多种适宜模式，积极发挥传统村落在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满足高品质城市生活需要方面的重要价值。
因此，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快速城镇化地区不能套用一般化的传统村落研究思路，其研究框架的构建应辩证看待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冲击以及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保护利用挑战方面，既要关注村落格局、聚落空间等物质空间的受损，亦要关注历史遗留问题、高昂保护利用成本等软性层面的制约。保护利用进展方面，则应高度结合当前城乡关系与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系统梳理不同主体在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既要重视政府的基础性工作，亦要关注民间团体、社会企业在政府工作基础上，积极化解相应挑战所形成的针对性保护利用路径。此外，还需高度关注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战略扶持下的特殊保护利用示范（图2）。
图2 研究框架构建

Fig. 2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2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挑战

2.1 聚落格局遭受严重侵蚀与“去生态化”冲击

近五十年间，珠三角广大乡村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地方政府广泛征收近郊区的集体土地作为城镇拓展空间，大量毗邻城市中心的乡土聚落被逐渐同化为建成区一部分，甚至完全湮灭于城市空间中[36]。以佛山市禅城区黎涌村长时段的空间演化为实例（图3），1978年以来，城镇持续辐射下的物业建设、住房建设、道路建设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一步步吞噬了黎涌村依存的水系、农田、林地等生态要素。从适应自然环境的农耕聚落演化为内嵌于建成区的城中村，黎涌村所代表的城中型传统村落当前仅空留宗祠、书院、名人故居等少量被针对性保护的“孤岛状”历史文化遗产，其传统的空间肌理、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已被城镇侵蚀殆尽。
图3 黎涌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演变

Fig. 3 Overall evolution of Lichong village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相对于被城镇不断包裹、蚕食、同化的城中型传统村落，区位相对偏远的城边型传统村落则在如火如荼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中呈现村厂无序交织的混杂格局，由于村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乡镇企业的需要，村落外围大量的桑基鱼塘、果林稻田被不断转换为建设用地[37]。以佛山市顺德区昌教村为代表，其乡村发展的历史便是大面积桑基鱼塘不断被转换为工业厂房、农民公寓、学校等建设用地的过程（图4）。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生产、生活空间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村落南部快速干线的建成，昌教村整体性极强的原始格局更是被大规模扩展的建设用地严重破坏。可见，尽管变化程度不尽相同，但珠三角传统村落与其依存环境间的割裂和“去生态化”已呈普遍趋势，聚落格局的严重受损给保护利用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图4 昌教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演变

Fig. 4 Overall evolution of Changjiao village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2.2 聚落空间普遍存在的“异质化”与“空废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制度改革、外向型工业化、租房需求刺激、村民改善居住条件等因素的长期驱动下，珠三角各村落兴起了拆旧建新、占地建新浪潮（图5）。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滞后、监管条件宽松的时代背景下，村民的建设行为有着较强随意性，大部分新房采用层数较高的现代房屋样式，与形态规整、装饰素雅的传统民居产生了强烈冲突[38]。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是其中典型案例，为延续传统的岭南水乡肌理，政府长期对小洲村内各类建筑进行整体管控，不仅严格监管核心古建，还对新建建筑的材质、色彩、构件、高度都有着明确要求[39]。2012年，以小洲村万亩果园征转国有为转折点，村民在获得可观经济补偿的同时开启了空前的拆建、抢建、违建运动，密密麻麻的五、六层新房由此拔地而起，大量外来租户的涌入亦改变了古朴的邻里关系，小洲村传统的风貌肌理与文化氛围迅速丧失于这场自发更新的改造中，导致保护利用工作只能在有限留存的乡土空间内修修补补。
图5 珠三角传统村落大范围建设浪潮的形成机制分析

Fig. 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wave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相对于拆建、改建原有民居，珠三角亦有大量传统村落选择整体向外搬迁，导致聚落核心区逐步走向萧条与空废化。如广州市从化区钱岗村，村民为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向村落四周开展了大范围的新村建设运动，尽管聚落格局相对保留完整，但大部分传统建筑因缺少日常维护已呈现严重损毁。基于小洲村和钱岗村的案例对比可见，珠三角传统村落走向了日益破碎化或是日益空废化的“二元化”尴尬境地（图6）。在城镇化浪潮下，如何兼顾村民的生活需要及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要求，是各传统村落推进保护利用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思考题。
图6 小洲村与钱岗村聚落空间的鲜明对比

Fig. 6 Contrast between the settlement spaces of Xiaozhou village and Qiangang village

2.3 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保护利用工作推进

自上而下的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不仅深刻影响珠三角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也催生出各村落以“廉价土地——吸引资本——收取租金”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40]。在“依地生财”惯性的作用下，各村对于土地收入及空间增值有着极强敏锐性，频繁通过违规途径推动村落发展。2012年前后，伴随传统村落评选工作的开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管控的突然约束与过往数十年宽松随意的用地习惯形成了强烈矛盾，产生大量围绕土地使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保护利用工作设下了层层阻碍（图7）。
图7 珠三角传统村落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因分析

Fig. 7 The causes of historical land issues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首先是经村民数十年购买、继承、赠与等行为的累积，“一户多宅”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传统村落中，由于违反《土地管理法》严格强调的“一户一宅”“原址建新”等要求，大量地处聚落核心区的传统民居因报建问题而难以开展活化利用。其次是“挂起用地”现象严重，在过往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导向下，城镇总体规划对地方建设行为约束力有限，地方政府常通过超前使用用地指标等形式以促进发展，形成了各村蔚然成风的“挂起用地”。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上述用地仍被划分为农用地、林地，大量违规建成的厂房、公共建筑既因土地性质问题而难以有效再活化，又因涉及村民利益而难以拆除，逐渐沦为村落发展的消极空间。最后是公有建筑与私有民居的产权边界矛盾，村落中丰富的传统民居是村民世世代代的生活居所，其建成远早于当代乡村产权制度的建立，因而存在权属为私人所有，历史价值却呈公共属性的冲突[41]。政府在宗祠、书房、庙宇等公共产权建筑的保护利用上通常有着较强的能动性，对于私人权属的保护对象则只能进行有限的粉饰和修补，保存状况的显著差异亦制约了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

2.4 高投入成本掣肘保护利用工作展开

由于珠三角地区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需多方资源的共同支持，投入机制未完善导致的过高成本是掣肘相应工作的重要原因。其一是过高的资金成本。在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冲击下，各传统村落普遍在风貌营造、文化培育和基础设施配套方面欠账较多，打造各类生活场景、消费场景通常意味着从零开始，高昂的投资成本为企业参与设下了“高门槛”。其二是过高的时间成本。企业以逐利为目的，期望在参与过程中通过餐饮、民宿、商贸等配套项目实现收益。但由于建设用地指标稀缺且用地调整需通过“两规”、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控制线等诸多考核，企业在短期内普遍只能投资于古建筑修缮、人居环境整治等非盈利项目，漫长的投资周期、难以预见的回报使得大量资本望而却步。其三是过高的沟通协调成本。珠三角各村落普遍存在庞大的宗族利益共同体，在面对林地、田地、宅基地等征收问题时，宗族群体大多秉持“寸土不让”思想以谋求更高利益，导致繁琐的沟通协调过程，严重拖后了大量保护利用工作进程。
以广州市从化区钟楼村为代表案例，为推动村落内丰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钟楼村村委于2017年和广州青旅文旅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旅”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规定租赁期为35年且前5年为项目开发期。但经历近7年时间，由于双方商定的50亩（1亩≈667 m2）建设用地未能如期获批，“青旅”公司迟迟未启动相关工作。村民指责“青旅”公司根本目的在于获取50亩建设用地，古村开发实为噱头。公司负责人则表示古村活化见效缓慢，盲目推进工作存在极高风险。珠三角当前有大量传统村落存在与钟楼村类似难题，由于开发基础、用地调整和利益协调等因素，往往引起“开发商—政府—村民”的长期拉扯，使得项目开发主体几度易主，保护利用却迟迟未见成效的情况屡见不鲜。

3 近年来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要进展

3.1 补救：基于政府投入持续修复村落人居环境

面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冲击，基于国家下拨扶持资金、上级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村委上报集体项目等办法，针对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展开持续性“补救”，是珠三角传统村落普遍且兜底性的保护利用模式。该模式的首要特点在于纵向层面的高度统筹，以广州、佛山、中山为代表，各市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设有对应章节规定传统村落的保护类型、要点和措施，强调将各村落纳入整体保护格局并以专项资金支持具体工作开展。在此基础上，各市成立相应工作专班，一方面推动全市传统村落资源的摸底调查与保护规划编制，另一方面则牵头发展和改革局、农林水务局、环境保护局等部门，从横向层面监督指引各村落推进相关工作（图8）。佛山市南海区赤山村的空间变化可较好反映“补救”模式的实施过程，其保护利用工作始于2013年，至今有两批较大规模资金投入。第一批资金来源于2013年佛山市文物局拨付的200万元文保单位专用资金，主要用于维护天復李公祠、南鸣李公祠等历史建筑。第二批资金则来源于2019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所得的300万元国家扶持资金以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政府共同奖补的450万元资金。上述资金在完善历史建筑修缮和功能植入的基础上，高效应用于历史要素留存最集中的风水塘沿线，通过建筑外立面整治、风水塘景观提升、街巷修缮整治等工程，在高度杂糅的聚落空间尽可能地重塑具有典型古村风貌的核心界面（图9）。
图8 珠三角传统村落“补救”模式实施过程解析

Fig. 8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remedi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图9 赤山村保护利用前后对比图及现状照片

Fig. 9 A contrast of Chishan village before and after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值得一提的是，“补救”模式亦在实践过程中持续得到完善。一方面，各级政府积极听取社会有识之士、专业人士意见，不断匡正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短视。如深圳市罗湖区湖贝古村，面对开发商“大刀阔斧”的拆除方案，广大专家学者自发组织了“湖贝120”公共计划，由吴良镛、何镜堂、崔凯等六位院士带动政府、社会、学界关于聚落留存问题的广泛讨论。最终，由政府推动开发商将保护范围拓展至基本涵盖古村格局的10000 m2 [42]，成功在高密度建成区尽可能地留下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意见》等条例，持续颁发农房外立面装饰整治、农房屋顶“平改坡”改造等更精细化指引，不断减缓城镇化带来的风貌冲突。此外，各级政府还持续探索传统村落的调查建档工作与数字化展示方式，尝试以虚拟场景建模、数字化博物馆、网络和人机交互等人工智能新技术还原城镇化浪潮下已消散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

3.2 自救：借力多元主体激活村落空间与资源

随着相关工作推进，依托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和资金拨付只能在短期内改善村落环境，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足逐渐显示，部分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传统村落尝试借助艺术家联盟、高校团队、慈善基金会等不同主体，通过文化研学、社区营造等形式开展古村“自救”。第一类典型模式为政府、村委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主动招纳各类主体介入相关工作。如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立足过往村居建设基础，为进一步扭转古村人口持续流失、文化氛围陷于凋零的困境，创新以艺术家驻村的形式开展古村保护利用。一方面由政府和村委于2020年共同出资租下古村内18间已完成修缮的家祠、故居、书房为艺术家提供工作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租金水电减免、专项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来自全国的艺术家入驻。塘尾村在三年间引入了16名艺术家并开办8个主题工作室（图10），艺术家化身“新村民”，不仅初步牵头改造了村落内四处主题节点，还通过每周六下午定期举办陶艺体验、书法培训、国学讲堂等公益课程和不定期举办文化节等形式回馈村民。一系列举措有效激活了长期空置的传统建筑，重新聚拢了塘尾村的人气与文化影响力，为潜在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先行基础。
图10 塘尾村艺术家入驻情况及现状照片

Fig. 10 Artist residency status and current photos of Tangwei village

第二类典型模式则为民间团体自发地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如广东工业大学及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自发推动的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保护利用实践，其模式主要由高校团队负责项目的整体策划、由基金会负责筹措所需资金，二者携手打造“研学+乡建”的特色发展模式。自2015年开展工作以来，二者不仅修缮了风水塘沿线的大量街巷空间，将空废化的祠堂家塾、古民居、废弃工厂活化为图书馆、乡村学堂、青田艺术区等研学项目，还完成了常态化的活动策划，开展逢周末、双月、寒暑假的村民集会、文化讲座、高校课程下乡等主题活动，打造出一条涵盖古村观景、艺术作品展览、民俗文化体验的主题游线（图11）。据统计，2023年青田村策划有大型乡村研学活动19场，吸引超5000人参加，同时挂牌落户与多个高校紧密合作的20个研学基地，初步实现村落资源的有效激活。在大量情系乡土的民间团体助力下，珠三角地区当前还涌现了开平市塘口镇仓东村、佛山市南海区松塘村、中山市东区街道三溪村等越来越多的“研学型”传统村落。整体而言，该模式以社会主体为推动力，尝试通过主题活动及“微乡建”的形式激活资源，是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有益延展，为珠三角传统村落提供了文化培育为导向的保护利用路径。
图11 青田村保护利用前后对比图及现状照片

Fig. 11 A contrast of Qingtian village before and after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3.3 垂救：依托企业资源催化村落活化发展

受珠三角广阔的消费市场驱动，部分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传统村落较早便自发地开展了商业化探索。如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村、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等知名的景区型传统村落，早在2010年前后便以“镇政府/村委+村民”的合作形式组建专业化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及时在城镇化浪潮下实现古村资源的有效转化，打造出活化发展的先行示例[43⇓-45]。随着理念与实践的不断深化，当前越来越多村落意识到应抓紧活化愈发稀缺的乡土遗产，不少村委会积极统筹传统建筑等资源的使用权，为社会企业的引入铺平道路。代表案例如佛山市禅城区村头村，为发挥毗邻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村委会于2016年便有意识将保存最理想的118间乡土建筑的使用权以10元/m2租金、租期30年的形式统筹至村委会。再于2018年，将相应建筑的使用权以13元/m2租金转租至佛山市洛神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其全权负责传统建筑修缮、招揽商家入驻及后续利益分成。得益于村委会的前期工作，该公司在五年时间内不仅高效率完成了46栋建筑的整治修缮、将村落西侧两块闲置农用地活化为露营综合体，还以25元/m2租金的形式引入了19户商家，打造出涵盖私厨餐饮、商业办公、企业展馆等22个商业项目（图12）。在社会企业支持下，村头村丰富资源的商业价值得以层层转化，不仅为村民、村集体带来了稳定收入，还承接了中心城区紧缺的文化体验、绿色休闲、轻餐饮等需求。
图12 村头村保护利用前后对比图及现状照片

Fig. 12 A contrast of Cuntou village before and after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除了呈散点状分布的众多传统村落外，珠三角目前还留存有资源集中、规模庞大的水乡聚落群、客家围屋建筑群、华侨建筑群，这类大体量资源的保护利用往往需大量资源撬动，因而需借力国企、平台型企业，以其优势项目“垂救”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进程。“华侨城·古劳水乡旅游区”是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作为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典型岭南水乡，鹤山市古劳水乡传统村落群尽管区位优越且保留有连片桑基鱼塘、“围墩”特色聚落空间、“三夹滕龙”民俗等众多资源[46]，但庞大的聚落规模也带来了巨额的资金投入和漫长的开发周期，长期制约保护利用开展。自2018年9月华侨城集团竞聘得到毗邻聚落群的约10 km2建设用地以来，依托龙头企业的雄厚资源，古劳水乡发生了巨大改变。具体而言，华侨城紧密围绕片区资源特征，提出了“自由流淌的水乡生活”及“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的主题理念。前者体现出营建理念的创新，旅游景区以水乡风貌为基底，新建基础设施、业态项目处处体现对传统风貌的借鉴，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整体形象（图13）。后者表现为古村与景区协同的创新发展模式，华侨城总投资约50亿元，先行整合水乡周边的“古劳水乡·纯水岸”地产项目及古劳水乡旅游区项目，打造出涵盖农业公园、滨水商业街、主题酒店等十大场景的4A级景区，再以地产及景区项目带动古劳水乡基础设施、业态项目的不断完善。受益于平台基础和不断提升的游客数量，古劳水乡近两年持续孵化11个乡村民宿项目和多个农家乐项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势头。除华侨城外，珠三角近年亦陆续出现如碧桂园集团介入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谷里”客家围屋活化建设，珠江实业及雅居乐联合体介入广州市荔湾区聚龙村活化更新等案例，其模式多为双方签订数十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由平台型企业将其商业项目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相结合，以商业项目协同推动村落资源的长期维护及业态延展。
图13 古劳水乡景区与聚落群间区位关系

Fig. 13 Lo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Gulaoshuixiang Scenic Area and the settlement group

3.4 抢救：紧抓政策机遇撬动长期停滞村落

面对珠三角传统村落历史遗留问题多、项目落地约束多、资金投入周期长且回报晚等难题，近年来地方政府亦紧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热潮等机遇，针对性“抢救”陷于发展困局的传统村落，打造出数个成效显著的保护利用示范。在以乡村振兴战略带动村落发展方面，典型案例为政府及唯品会慈善基金会携手推动的广州市花都区塱头村（图14）。塱头村模式特点其一在于建设效率极高，得益于上级政府将相关工作列入花都区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与市级年度“攻城拔寨”项目，自2021年9月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各部门高效配合用地调整、建设审批等工作，仅花费一年半时间便建成开放春阳台艺文中心（以下简称“春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重点项目。其二在于资源投入规模极大，由花都区政府投入9500万元，唯品会慈善基金会以纯公益方式投入超2亿元，向塱头村捐赠包括春阳台大型文旅综合体、“和春住”高度民宿、“塱那头”露营地以及引入泡泡玛特、茅台冰淇淋、茶理宜世等时兴品牌的市集商铺街。由于上述高品质项目的迅速落成，塱头村孵化出200个面向村民的就业岗位，周末客流量亦由2021年的日均200人提升至2023年的日均7000人。其三还在于政策支持下的纯公益导向，项目所得收益全部用于反哺塱头村建设及实业发展。目前已依托项目收入策划了系列夜市与艺术展，与专业团队签订从规划设计到咨询服务的全流程工作协议，后续将以“公益基金运作—专业团队指引—村落居民主导”模式持续带动古村保护与活化，形成依托有利政策凝聚社会资金，以先行示范项目抢救传统村落发展并持续带动村民共同参与的典型案例。
图14 塱头村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分布图及现状照片

Fig. 14 Distribution of key projec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Langtou village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除乡村振兴战略外，珠三角各地方政府近年来亦立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热潮，积极开辟建成区传统村落的活化路径。以具有悠久历史的广州市荔湾区泮塘古村为例，受村落周边城市公园扩建等工程影响，泮塘古村曾在2010年前后一度被确立大范围拆除的更新方案。自2016年广州首次提出城市“微改造”理念并选取泮塘古村为更新示范项目以来，在政府资源的重点倾斜下，其发展历程产生了巨大改变[47]。其一是从“大拆大建”到“精细化微改造”的转变，由荔湾区住建局联合街道办、村民、设计团队等，打造“泮塘五约共同缔造委员会”，通过委员会驻村开展长时段的历史资料追溯和村民需求访谈，梳理出“1933年泮塘五约历史复原地图”，设计团队基于历史地图分三期精细化修复传统民居、河涌水系、古桥水埠等历史要素，尽可能地还原了泮塘古村传统的水乡风貌。其二是从“消亡古村”到“高品质文化空间”的转变，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完成，荔湾区文商旅发展中心于2019年全盘接替古村活化更新，通过收取市场价格三分之一租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三个月租金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针对性吸引艺术家、工匠与新兴文化产业入驻，当前已引入多个大师工作室，同步打造茶艺、香道、古物鉴赏以及live house（音乐展演空间）、精品书店、绿色疗愈空间等文化体验与休闲业态（图15），成功将濒临消亡的古村转换为中心城区示范性的文化体验目的地。
图15 泮塘古村保护利用成效及现状照片

Fig. 15 Preservation results and current photos of Pantang ancient village

4 新时期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前景与展望

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时期，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对快速城镇化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影响深远，具体体现在传统村落的整体性管控加强、传统村落的闲置空间资源整合与市场运维、乡村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挖掘等方面，将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4.1 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以加强传统村落的修复与管控

国土空间规划以山、水、林、田、镇、村等全域全要素为规划对象，相对于过往土地利用规划、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等专项规划，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对新时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出更具全局性与落地性的管控引导[48]。首先表现为将聚落周边生态环境、文化廊道、乡村文化景观等遗产要素纳入管控体系，有助于珠三角传统村落确立更全面和精细化的遗产认知名录，加强保护过往工作常忽视的关联性遗产。其次，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生态空间的划定为支撑，基于生态环境修复与生态廊道再造，推动各村落在人居环境整治基础上进一步落实连续性文化景观的修复、遗产廊道链接，持续减少传统村落的破碎化与异质化问题。另外，得益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指引各级部门在编制保护规划过程中协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的有效传导[49]，后续应建立分地区、分阶段、分类型的项目建设标准与正负面清单，约束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在推动传统村落活化发展的同时保证原真性和文化价值的有效保护。

4.2 顺应新型城镇化以驱动传统村落进一步活化利用

囿于过往粗放式的城镇化过程，珠三角各市在文化休闲、绿色空间及文化设施供给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庞大的城市人群对于高品质公共服务与文化休闲体验方面的需求将长期推动城乡文化遗产的转型发展和活化利用[50]。在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珠三角城乡要素流动的“拉力”以及传统村落低效用地激活的“推力”共同作用，必将驱动各村落积极打造文创工作室、生态企业总部、特色民宿、文化休闲体验基地等高品质消费场景以持续吸引大都市潜在的消费人群，珠三角传统村落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呈现更多元化的活态化利用载体与体验场景。为推动上述活化利用趋势的有效落实，珠三角部分地级市当前已逐步探索通过村集体名义统租传统村落闲置空间，积极流转以吸引社会资本介入到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涌现了诸如东莞西溪村、惠州碧桂园“秋长谷里”等示范先例。以村委集体名义保全兜底传统建筑使用权，可大幅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和风险，今后可为珠三角广大传统村落所借鉴。

4.3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保障保护利用项目实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其在整合相关专项资金与各项资源的能级不断跃升。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的规划建设以及“百千万工程”（“百县千镇万村”城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为乡土文化的抢救挖掘与活化带来了重要契机，也为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政府各类专项资金、专项债等资源的大规模投入，不仅为传统村落生态、产业、文化等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也以“点状供地”为代表的特殊政策助推更多活化项目的落地。针对珠三角传统村落项目落地约束多且各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参差不齐的特点，后续一方面可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有利政策，适度放宽保护利用项目审批，探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针对性绿色通道。另一方面可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和专项资金向历史文化底蕴最突出、空间和文化遗产保存最理想的传统村落先行倾斜，结合碧道、古驿道等文化脉络，打造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村、示范带、示范区，以典型示范展现保护利用成效，带动地域内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进程。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聚焦快速城镇化对传统村落造成的保护约束与活化利用影响，系统分析了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挑战、实践进展与前景趋势，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快速城镇化为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带来诸多挑战。一方面，受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保护利用工作起步晚的客观局限，珠三角大多数传统村落的整体格局、聚落空间已受到严重侵蚀，呈现出聚落环境“去生态化”、空间肌理“破碎化”、建筑功能退化与“空废化”等特征。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催生的“一户多宅”“挂起用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面临高昂成本，实践推进尤为困难。
（2）快速城镇化也为传统村落的活化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城镇功能延展、人口集聚与文旅消费潜力大大扭转了珠三角传统村落的发展态势，不少村落已展开富有成效的保护利用探索。其中，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补救”模式，通过整合各类专项资金，指引传统村落统一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风貌修复、重点建筑功能植入等工作，发挥了政府兜底性的基础作用；以多元主体助力的“自救”模式，体现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文化自觉”，如艺术家联盟、高校团队、慈善基金会等团体，通过工作坊、研学活动、社区营造等形式激活村落资源，是保护利用实践的有益补充；社会企业介入下的“垂救”模式，反映社会资本在消费市场驱动下广泛投入到活化利用工作。在模式上多通过打造高品质的商业办公、文旅休闲、民宿餐饮等消费场景，不断转换村落资源的商业价值，是珠三角传统村落活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紧抓政策机遇的“抢救”模式，主要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以政策及资金的倾斜为推动力，旨在重点扶持陷于发展困境的传统村落，打造保护利用的典型示范。
（3）新时期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深化及完善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三区三线”的刚性空间管控，对于珠三角传统村落及周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可有效链接各种政策资源与资金，有助于构建城乡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的机制，从而在空间增值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打破制约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高成本瓶颈。

5.2 讨论

本文聚焦珠三角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状况，以辩证视角理解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多重影响，构建了快速城镇化作用下传统村落的保护约束与活化利用研究框架，丰富和深化了特定地域传统村落的保护理论。由于珠三角地区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整体性保护利用指引且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途径尚不明朗，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还处于个案为主的起步阶段，各村落的保护利用成效和经验还有待长期观察。另外，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资源不断投入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必然衍生更为复杂的乡村空间演变、乡村产业转型、乡村社会重构等现象，本文仅从局部个案对此进行描述及趋势前瞻，后续还需更针对性地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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