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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7: 1682 - 169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711

Regular Articles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evalu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 DENG Mao-ying , 1 ,
  • WEI Xiao-li 2 ,
  • ZHANG Guo-jun , 3, 4
Expand
  • 1. Guangzhou Municipal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Guangzhou 510030,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 4.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7

  Revised date: 2024-02-29

  Online published: 2024-07-10

Fold

Abstract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0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levels present a growth pattern. (2)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generally shows a decreasing pattern from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o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3)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ominated by HH, LL and HL types. (4)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coordinated evolution shows a trend of migration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5)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s are divided into "urbanization first", "green development first" and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which "urbanization first" is the most dominant and important typ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ch will continue to help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evolu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Cite this article

DENG Mao-ying , WEI Xiao-li , ZHANG Guo-jun .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evalu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7) : 1682 -1697 . DOI: 10.31497/zrzyxb.202407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镇化在规模和速度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2022年的65.22%。然而，城镇化作为地球表层最剧烈的人类活动[1]，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其规模受到生态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2]。尤其是在当前双碳目标的约束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福利等多维度的和谐共生，新型城镇化的绿色低碳转型显得尤为重要。2022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需要锚定“30·60”目标，以助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界聚焦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涵界定。随着对城镇化研究的学科交叉融合，其内涵的界定日渐丰富[3]。经济学、社会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等领域分别从经济高效[4]、社会和谐发展[5,6]及资源节约[7]、科学规划与空间治理[8]等方面探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绿色发展强调通过绿色治理方式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增长，积累绿色财富与绿色福利，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9⇓-11]。（2）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已有研究从经济、人口、社会等多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12⇓-14]；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通常包括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等维度[15]。测度方法主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与熵值法等[16,17]。（3）两者关系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18]、“压力—状态—响应（PSR）”分析框架[19]、脱钩理论[20]等。也有学者以“人—地”关系为视角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与作用规律[21,22]，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23]，提出了动态耦合模型[24]、“耦合魔方”[25]等概念，为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倒“U”型[26]、“S”型[27]、半“U”型[28]、“N”型[29]等关系。除此之外，学界针对城镇化与绿色经济效率[30]、生态韧性[31]、生态效率[12]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也开展了相关研究。
纵观已有研究，其研究内容多聚焦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生态效率、绿色发展的测度与相互关系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早期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伴随城镇化的推进，其对生态环境产生正向作用愈发显著。新型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注重经济、人口、社会、空间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绿色发展较生态环境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的共生性与协调性。那么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否遵循传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发展基本规律?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的相互作用机制如何?其两者空间演进特征及其类型又有哪些?基于此，本文在剖析两者协调演进关系的内在机制基础上，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域（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2005—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两者协调演进关系的时空特征及类型进行分析，以期针对协调演进不同类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相应策略，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依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2）从空间视角剖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的变化特征及演化规律；（3）总结了两者协调演进关系的类型，并根据不同类型提出针对性策略。

1 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关系综述和理论框架

新型城镇化具有可持续性特征[6]，绿色发展被认为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32]，两者共同承载着党和国家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33]，均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32,34]，同时也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图1）。
图1 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关系理论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新型城镇化为绿色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1）经济城镇化。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总量的显著增长，经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促进城镇对环保投资力度的增强[15]；而加大环境治理投资有利于促使政府不断强化与完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建设，能有效促进绿色治理能力提高。另一方面，迈进新时代，经济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加快推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高速增长向兼顾资源与环境的绿色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向，引导资金从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流出配置到清洁环保型产业中[33]，降低污染排放的同时增强了生态保护能力，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实现绿色增长的提质增效，进而促进绿色财富的积累与绿色福利的提升。（2）人口城镇化。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大量集聚，不仅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且伴随就业人口素质的提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绿色增长。另一方面，伴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口集聚对城镇生态环境承载力提出新的诉求，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向升级，有利于提高产业生态环境水平[35]，增强城镇绿色发展水平。（3）空间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的发展为绿色增长、绿色财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有利于城镇生产空间不断优化，在空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36]，促进企业绿色发展，为积累绿色财富、增加绿色福利提供基础与支持[15]。（4）社会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而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发展更加绿色[37]，促进绿色增长，进而提升绿色财富与积累绿色福利。且科技创新有助于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38]，推动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更加智能化，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发展有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1）绿色增长。绿色增长强调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减少资源与能源的消耗，推动经济发展向“低投入、高产出”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而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39,40]，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以绿色资产促进技术进步，以绿色消费满足居民多元需求[41]，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提升社会城镇化水平。（2）绿色福利。提升绿色福利能有效增强人们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意识，推动资源节约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正向效应[42]。同时，提升绿色福利能促进新的绿色增长点的培育与绿色产业的发展，培养绿色产业所需人才[43]，有利于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3）绿色财富。绿色财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积累绿色财富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类福祉与社会福利的公平性与共享性[44]，推动社会城镇化发展。同时，绿色财富的不断积累，有助于人居环境的改善[45]，提高空间城镇化水平。（4）绿色治理。绿色治理能力的提升，能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46]，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同时，绿色治理促使政府增加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驱动力[47]。“智慧大脑”“智慧城市”等新技术的应用为促进人地系统协调运行提供了新方法[48]，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暂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数据来源于2006—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运用插值法补全。

2.2 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地和谐与生态环保[34,49]，绿色发展注重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共生性[32]，两者均具有多维度、综合性与动态演化特征，因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与多维性。本文参考相关研究[12,13,15,31,50⇓⇓⇓-54]，基于数据可获取性，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新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空间优化和生活质量提升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23]，因此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维度加以衡量。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为城市带来大量的财富积累，进而为其他维度的城镇化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1,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12,31]、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值[52]表征经济城镇化水平。人口城镇化强调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城镇人口占比[12,52]、第二产业[12]、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12]与人口密度[12,31]衡量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城镇化强调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空间。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例[13]、人均建成区面积[13]、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2]、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51]与地均GDP[51]反映空间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注重推动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促进社会公平与成果共享。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城市千人医院床位数[13]、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例[13]与每万人互联网接入用户数[51]体现社会城镇化水平。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共生性[32]，并考虑当前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等绿色补偿措施对绿色发展的贡献[53]，因此，本文构建由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绿色治理四个维度构成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绿色增长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消耗的脱钩，能够促进绿色财富积累与绿色福利提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条件。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5]、单位GDP能耗[15]、单位GDP电耗[54]、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5]体现绿色增长水平。绿色福利包括人类生活的安全性、适宜性与可持续性福利，不仅涉及当代人，也关系到后代人的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目标。参考已有研究，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53]、人均生活用水量[15]与人均用电量[15]表征绿色福利水平。绿色财富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绿色福利的载体和绿色增长的基础。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人均水资源量[1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5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54]、人均森林面积[15]四个指标衡量绿色财富水平。绿色治理是实现绿色增长、创造绿色福利、保护绿色财富的措施与保障。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53,54]、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53]、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53]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3]体现绿色治理水平。
表1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目标层 维度层 权重 基础指标层/单位
新型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0.413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正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正向）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正向）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值/%（正向）
人口城镇化 0.0842 城镇人口占比/%（正向）
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占比/%（正向）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正向）
人口密度/(人/km2)（正向）
空间城镇化 0.2502 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例/%（正向）
人均建成区面积/km2（正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正向）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正向）
地均GDP/(万元/km2)（正向）
社会城镇化 0.252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正向）
城市千人医院床位数/张（正向）
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正向）
每万人互联网接入用户数/户（正向）
绿色发展 绿色增长 0.3380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正向）
单位GDP能耗/(t/万元)（负向）
单位GDP电耗/(kW·h/元)（负向）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元/人)（正向）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元/人)（正向）
绿色福利 0.1933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正向）
人均生活用水量/m3（负向）
人均用电量/kW·h（负向）
绿色财富 0.2589 人均水资源量/m3（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正向）
人均森林面积/hm2（正向）
绿色治理 0.2098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万元（正向）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亿元（正向）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正向）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值反映了指标值间无序化程度，赋予的权重阐释了该指标对整体系统影响的相关程度，权重越大，该指标对整体影响程度越大。此方法对研究区域系统层间协调能力的评估具有客观性，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相关文献[55]。

2.3.2 耦合协调模型

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F(X) 与绿色发展F(Y) 的关联与协调程度。计算步骤如下[33]：
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C = 2 F X × F Y F X + F Y 2
式中：C为耦合度，计算结果越高体现两者关联越和谐一致，0≤C≤1。
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水平计算公式为：
T = α F X + β F Y
式中：T为综合评价水平，可以直观体现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综合发展程度； α和 β为待定系数。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3]，将 α和 β分别赋值为0.5。
采用协调度来减少由于耦合度算法出现的概率误差，协调度能更好地体现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关联，更为精确评估两者协调发展程度[55]。计算公式如下：
D = C × T
式中：D为协调度，0≤D≤1，按计算结果可将其划分为10个协调等级（表2）。
表2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2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level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1 0.0000~0.0999 极度失调 6 0.5000~0.5999 勉强协调
2 0.1000~0.1999 严重失调 7 0.6000~0.6999 初级协调
3 0.2000~0.2999 中度失调 8 0.7000~0.7999 中级协调
4 0.3000~0.3999 轻度失调 9 0.8000~0.8999 良好协调
5 0.4000~0.4999 濒临失调 10 0.9000~1.0000 优质协调

2.3.3 重心—标准差椭圆

重心—标准差椭圆是常用的空间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之一，具有揭示空间分布及研究对象的多方位特征等优点。本文借助重心、方位角、面积等基本参数，分析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的主要空间位置与动态发展趋势。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 [56]。

2.3.4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空间分析的基本方法，用以度量不同变量在地理位置上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包括全局Moran's I与局部Moran's I。本文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对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局部Moran's I指数侧重描述不同空间单元与其邻域的空间关联类型。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 [55]。

3 结果分析

3.1 协调演进时序特征

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其发展水平分别由2005年的0.1029与0.1105上升为2020年的0.4699与0.2756。从发展速度看，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幅度大于绿色发展水平，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快于绿色发展。从两者协调程度及演化过程看，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3），由2005年的0.3266增长到2020年的0.5999，且协调类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2005—2007年）轻度失调，协调度由2005年的0.3266提升到2007年的0.3833。第二阶段（2008—2012年）濒临失调，协调度由2008年的0.4224上升到2012年的0.4912。这一阶段，除受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2009年间协调度略有下降之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平稳的上升趋势。第三阶段（2013—2020年）勉强协调，协调度由2013年的0.5096上升到2020年的0.5999。2013年12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六大重点任务，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受到高度重视，这一阶段两者协调度持续稳步提升。
表3 2005—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 协调度与协调类型

Table 3 Degree and typ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5-2020

年份 新型城镇化水平 绿色发展水平 协调度 协调类型
2005 0.1029 0.1105 0.3266 轻度失调
2006 0.1340 0.1195 0.3557 轻度失调
2007 0.1595 0.1353 0.3833 轻度失调
2008 0.1936 0.1644 0.4224 濒临失调
2009 0.1898 0.1612 0.4182 濒临失调
2010 0.2177 0.1840 0.4474 濒临失调
2011 0.2455 0.1912 0.4654 濒临失调
2012 0.2767 0.2105 0.4912 濒临失调
2013 0.2950 0.2286 0.5096 勉强协调
2014 0.3167 0.2410 0.5256 勉强协调
2015 0.3349 0.2330 0.5285 勉强协调
2016 0.3554 0.2441 0.5427 勉强协调
2017 0.3819 0.2481 0.5548 勉强协调
2018 0.4047 0.2558 0.5672 勉强协调
2019 0.4300 0.2655 0.5813 勉强协调
2020 0.4699 0.2756 0.5999 勉强协调

3.2 协调演进空间特征

3.2.1 协调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部、中部向西部、东北递减格局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部与中部较高、西部与东北较低的格局（图2）。“十一五”时期，协调等级全面提高，由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濒临失调为主，尤其是中部与东北地区协调等级提高明显，普遍达到了濒临失调水平。“十二五”时期，研究区域内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达到濒临失调及以上等级，其中，东部、中部的协调水平仍保持较高水平。“十三五”时期，除甘肃仍属于濒临失调等级外，研究区域内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协调等级基本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东部及中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兼顾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协调水平较高，东北与西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调水平仍相对滞后。
图2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等级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Coordination rank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3.2.2 协调演进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研究期内，除个别年份外，全局Moran's I指数基本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总体上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呈现逐步增强态势（表4）。
表4 2005—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Moran's I及Z值

Table 4 Moran's I and Z values for coordin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5-2020

年份 I z p值 年份 I z p值
2005 0.427 3.792 0.000 2013 0.217 2.022 0.022
2006 0.310 2.831 0.002 2014 0.201 1.896 0.029
2007 0.305 2.780 0.003 2015 0.251 2.303 0.011
2008 0.268 2.631 0.004 2016 0.299 2.695 0.004
2009 0.278 2.543 0.006 2017 0.256 2.347 0.009
2010 0.191 1.824 0.034 2018 0.254 2.330 0.010
2011 0.275 2.503 0.006 2019 0.230 2.132 0.017
2012 0.222 2.062 0.020 2020 0.224 2.081 0.019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度集聚类型以HH型、LL型、HL型为主，其中HH型位于中国东部、LL型位于西南部、HL型位于西北部，HH型由河北向长三角地区转移，LL型由四川、云南向青海扩展后收缩至云南，HL型主要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后出现向南转移的趋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受到国家重视，新型城镇化水平相比周边地区较高，且人均自然资源充裕，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相比之下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水平显著高于周边地区，呈现HL型特征（图3）。
图3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度LISA图

Fig. 3 LISA chart o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3.2.3 协调重心演变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偏移态势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的空间动态过程，对两者协调度进行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表明，其协调演进基本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偏移的空间格局（图4）。标准差椭圆基本覆盖了中国东部、中部与部分西部地区，椭圆方位角基本稳定在37.5°左右。椭圆重心均位于河南省，同时呈现向西南迁移的趋势。椭圆面积略有扩大，由2005年的376.92万km2拓展到2020年的387.29万km2，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协调演进程度不断提升。
图4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重心与标准差椭圆

Fig. 4 Coordinated center of gravity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3.3 协调演进类型

为了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演进类型，参考相关文献[55]，将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的位序进行比较，以此划分其演进类型。将新型城镇化位序比绿色发展靠前2位以上的界定为“城镇化先行”；将绿色发展位序比新型城镇化靠前2位以上的界定为“绿色发展先行”；若两者位序的差值小于等于2，视为“同步发展”（图5）。
图5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类型

Fig. 5 Typ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演进类型以“城镇化先行”为主，且多分布在东部、中部地区；“绿色发展先行”多集中在西北、东北地区；“同步发展”类型分布零散。“十一五”时期，“绿色发展先行”与“城镇化先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略有增加，“同步发展”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由11个减少为6个。从类型分布的空间演变看，“绿色发展先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仍集中于西部与西南部，“同步发展”省（自治区、直辖市）零散分布于东部与中部，“城镇化先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布则具有分散趋势。“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先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明显增加，占比接近一半；“同步发展”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略有增加，“绿色发展先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则出现减少。这一时期类型分布的空间特征呈现“城镇化先行”向南扩展，“绿色发展先行”向北收缩，“同步发展”则呈点状分布特征。“十三五”期间，各发展类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未发生改变，但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异。“绿色发展先行”向南扩散，“城镇化先行”在空间上表现出类似“S”型的条状分布特征，涵盖了西部、东部与中部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步发展”则依旧呈点状分布特征。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者协调演进的程度与空间特征。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16,33,46]，本文验证了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水平呈逐步提升的结论。同时还发现：其一，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协调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现由东部、中部向西部、东北递减格局，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以HH型、LL型、HL型为主。其二，协调重心演变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偏移态势。其三，协调演进类型以“城镇化先行”为主，主要集聚在东部、中部地区；“绿色发展先行”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地区，“同步发展”类型呈点状分布。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如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1）对于“绿色发展先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方面，应注重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增强生态价值实现途径，积极培育绿色主导产业，强化生态品牌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提升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水平。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科技创新，依托大数据、物联网、5G等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公共服务，提升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进而增强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促进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水平。
（2）对于“城镇化先行”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先，应积极推广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战略融入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注重通过绿色税收、绿色金融导向作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其次，加快产业生态化发展。积极推进淘汰资源消耗巨大的落后产能，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绿色增长水平提升。再次，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为绿色治理提供新技术与新手段，增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能力。最后，应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的绿色消费意识，推广使用绿色产品和服务，尽可能选择绿色、环保的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积累绿色财富与绿色福利，最终促进绿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演进。
（3）对于“同步发展”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方面，对于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水平较高的区域，应保持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加强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交流，增强对邻近地区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对于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水平不高的区域，则需要根据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各维度水平状况，寻求制约发展的因素，通过科学规划加强引导。同时有序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广数字技术，培育新经济、新业态等新经济增长点，促进提升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协调演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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