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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6: 1434 - 1449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611

Study on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s of grain productivity capacity

  • GAO Jia , 1, 2, 3 ,
  • ZHAO Rong-rong 1 ,
  • WANG Pan-pan 4
Expand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 2. Liaoning Land Use and Protection Research Base, Shenyang 110169,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Lan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Liaoni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Shenyang 110169, China
  • 4.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8

  Revised date: 2023-12-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6-11

Fold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has undergon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anges, from a single 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 to a multifunction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culture. Under this contex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to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the multi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ultifunction zoning were analyzed by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sensitivity model, and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 i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5 to 2020, the average value of multifunctional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the average value of produc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indexes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ecological function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d. (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re were five multifunctional divisions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in 2020.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mong different functional divisions, and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various fun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is different. (3) From 2005 to 2020,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function to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presented an upward trend, while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social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to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exhibited a downward trend, and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of sensitive areas showed certain fluctuati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multifunctional optimal allo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improve the grain productivity.

Key words： multifun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zoning; sensitivity

Cite this article

GAO Jia , ZHAO Rong-rong , WANG Pan-pan . Study on the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s of grain productivity capaci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6) : 1434 -1449 . DOI: 10.31497/zrzyxb.20240611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基础资源，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1]。随着人们对耕地功能认知与粮食需求的结构性转变，耕地功能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2,3]，逐渐由单一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4,5]、生态保护功能[6]、景观文化功能[7]等多功能转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持续推进，对耕地实现复合功能利用和多重价值提出了新的要求[1,8]。粮食生产与耕地多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粮食产量变化对耕地多功能变化产生直接影响[9]；另一方面，耕地多功能的变化也间接反映区域粮食生产能力[10]。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要素，其生产功能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11]。然而，若只专注耕地的粮食生产功能，忽视其他功能，会增加耕地系统的脆弱性，导致农田生态系统失衡，威胁社会稳定[12,13]。因此，耕地多功能作为耕地的重要属性，探究其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依存关系尤为重要。
耕地多功能起源于农业领域[3]，随着理论的扩展，逐渐延伸至土地利用与管理领域[14]。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耕地多功能的概念与内涵[15]，对各项功能进行界定与分类[16]，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投影法[17]、多因素加权求和[18]、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19]等方法对耕地多功能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耦合协调分析[20]、空间自相关分析[21]、偏相关分析[22]等研究方法揭示耕地多功能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提出分区管控措施[23]。研究尺度涵盖国家[24]、省域[25]、市域[26]、县域[27]等多个层次。已有学者将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8]、耕地数量变化[29]等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但较少关注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问题。
本文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为研究区，从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三方面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体系，根据耕地各功能等级进行耕地多功能分区，探索各分区粮食生产能力，使用敏感度模型分析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基于敏感度计算结果进行敏感度分区，以期进一步深化理解耕地多功能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响应规律，为合理利用耕地，平衡耕地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护功能之间的关系，实现耕地多功能权衡协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辽宁省是东北粮食主产区之一，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全省辖14个地级市，总面积14.8万km2，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日照丰富，四季分明。2022年，辽宁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561.5千hm2，粮食产量2484.5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62%；农业产值为2258.3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80%。辽宁省是农业大省，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条件[30]，土壤肥沃，富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功能完善。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辽宁省难以避免地面临着优质耕地流失、质量退化、生态安全风险加剧等突出问题，对粮食生产稳定性造成一定威胁[1,30]。作为农业大省，辽宁省更应关注耕地多功能利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响应关系，实现提升耕地多功能价值和粮食产量稳定的双重发展目标。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2006—2021年《辽宁省统计年鉴》，辽宁省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地理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1.3 研究方法

1.3.1 耕地多功能及粮食生产能力评价

（1）耕地多功能评价
耕地多功能指在对耕地利用和开发的过程中，提供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各种能力[28,31]。本文参考现有研究成果[1,2,4,11,16,20,21,30,32⇓⇓⇓⇓⇓-38]，从生产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极值标准化与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客观权重（表1）。
表1 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Multifun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耕地功能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属性 权重
生产功能 耕地垦殖率/%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 0.1162
耕地地均农业产值/(万元/hm2) 农业产值/耕地面积 + 0.1038
耕地国民经济贡献率/% 农业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 0.2158
社会功能 粮食自给率/% 粮食产量/(常住人口×400 kg) + 0.0249
农业机械化水平/(kW/万人)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从业人口 - 0.0514
收入公平指数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 0.1000
农村劳动力承载能力/(万元/hm2) 农村从业人口/耕地面积 + 0.0444
生态功能 耕地化肥负荷/(t/hm2)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 0.0691
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 ∑ b iln b i， b i为各品种作物播种面积与
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 0.2013
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 水田面积/耕地面积 + 0.1162
① 生产功能。生产功能是耕地基本的功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16]。粮食产量是反映耕地生产功能的直接指标，但本文将分析耕地多功能及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为避免指标重复，选取耕地垦殖率、耕地地均农业产值和耕地国民经济贡献度共三个指标表征耕地生产功能。耕地垦殖率能够反映耕地利用现状及结构[1]，耕地地均农业产值能够反映耕地生产功能的直接效益[33]，农业产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反映区域耕地生产功能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11]。
② 社会功能。耕地的社会功能指耕地能够为农民提供经济收入、就业机会、生活保障、维护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功能[38]，选取粮食自给率、农业机械化水平、收入公平指数和农村劳动力承载能力共四个指标表征耕地社会功能。粮食自给率能反映耕地保障当地粮食供给、维护区域粮食安全的程度[2]，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反映耕地对劳动力的吸纳和替代程度[30]，收入公平指数能够反映耕地对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维护作用[20]，农村劳动力承载能力能够反映耕地平衡农村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能力[4]。
③ 生态功能。生态功能指耕地能够维持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调节水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功能[21]，选取耕地化肥负荷、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和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共三个指标表征耕地生态功能。耕地化肥负荷能够反映耕地对化肥施用造成土壤破坏的承受度[36]，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能够反映农田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的数量和丰富程度[37]，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能够反映耕地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2]。
耕地多功能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F i = ∑ j = 1 n W i j X i j
式中：i表示年份；j表示各项指标； F i表示耕地多功能指数； W i j为指标权重； X i 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n为评价指标个数（个）。
（2）粮食生产能力评价
粮食生产能力指在自然、经济及科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定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所能实现的相对稳定的粮食产出能力[38]。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单一指标[39]或复合指标体系[40]测度粮食生产能力。复合指标体系通常能够从产量、产值、经济效益等方面全面反映粮食生产能力，但各类指标基本是围绕粮食产量指标进行变形，指标重复性难以有效克服，不具有使用单一的粮食产量指标反映粮食生产能力的直观性[41]。因此，本文以粮食总产量，即各年度辽宁省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薯类产量总和表征辽宁省粮食生产能力。

1.3.2 耕地多功能分区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区耕地多功能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2]，使用自然间断法将辽宁省各地级市2020年耕地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及生态功能指数划分为高、中、低三级，对各功能等级进行排列组合，共形成7种组合关系（表2）。
表2 耕地多功能分区标准

Table 2 Zoning standard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功能等级 功能分区
生产功能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
高 高 高 综合优势区
中 中 中 综合均衡区
低 低 低 综合劣势区
高 中/低 中/低 单一功能优势区
中/低 高 中/低
中/低 中/低 高
高 高 中/低 双重功能优势区
中/低 高 高
高 中/低 高
低 中 中 单一功能劣势区
中 低 中
中 中 低
中 低 低 双重功能劣势区
低 中 低
低 低 中

1.3.3 敏感度模型

为分析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借鉴现有研究成果[30]，将耕地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定义为研究期内耕地功能变化率与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率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S = ( F t + 1 - F t ) / F t ( L t + 1 - L t ) / L t
式中： S为各地级市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 F t和 F t + 1分别为某一时间段内各地级市基期和末期的耕地功能指数； L t和 L t + 1分别为各地级市某一时间段内基期和末期的粮食生产能力。参考现有研究[42]，将敏感度划分为四个等级（表3）。
表3 敏感度等级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sensitivity grade

S值 敏感度等级
S ≤0 无敏感性
0< S ≤5 低敏感性
5< S ≤10 中敏感性
S >10 高敏感性

2 结果分析

2.1 耕地多功能及分区

辽宁省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耕地多功能指数计算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指数平均值呈增加趋势，由2005年的0.294增加至2020年的0.372，增加了26.53%。从地级市尺度看，研究期内耕地多功能指数增加最多的是丹东市，最少的是阜新市；铁岭市、盘锦市的耕地多功能指数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这与该地区土地资源优势、农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密不可分。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耕地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及生态功能指数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表4 辽宁省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耕地多功能指数

Table 4 Multifunctional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城市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城市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沈阳市 0.238 0.304 0.262 0.297 阜新市 0.360 0.418 0.248 0.360
大连市 0.208 0.324 0.238 0.307 辽阳市 0.259 0.319 0.354 0.440
鞍山市 0.211 0.266 0.249 0.285 盘锦市 0.447 0.480 0.477 0.469
抚顺市 0.218 0.299 0.322 0.281 铁岭市 0.432 0.396 0.445 0.440
本溪市 0.169 0.295 0.310 0.266 朝阳市 0.394 0.385 0.418 0.424
丹东市 0.299 0.351 0.318 0.498 葫芦岛市 0.221 0.275 0.230 0.295
锦州市 0.327 0.304 0.304 0.374 平均 0.294 0.347 0.328 0.372
营口市 0.333 0.443 0.423 0.465
图1 辽宁省各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耕地多功能指数

Fig. 1 Multifunctional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由图1可知，2005—2020年，辽宁省耕地生产功能指数平均值由0.241增加至0.345，增加了43.15%，说明研究期内辽宁省耕地产出能力显著提高。从地级市尺度来看，除盘锦市耕地生产功能小幅度减少外，其余城市均呈现增加趋势。研究期内耕地生产功能指数增长最多的是大连市，大连市2020年耕地生产功能指数约为2000年的3倍。大连市处于辽东半岛南端，是全国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延长农业产业链等方式使得农业产值不断提升，耕地生产功能指数显著增加。
2005—2020年，辽宁省耕地社会功能指数平均值由0.411增加至0.494，增加了20.19%，说明耕地在满足粮食生产需求的同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地级市尺度来看，除大连市和盘锦市的耕地社会功能小幅度下降外，其余城市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本溪市、营口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增加幅度较大，均超过30%。各地级市中，朝阳市耕地社会功能指数增加最多，受传统农业观念影响，朝阳市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耕地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较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功能。
2005—2020年，辽宁省生态功能指数平均值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由2005年的0.380减少至2020年的0.368，减少了3.16%。耕地生态功能指数降低说明工业污染及化肥农药的不合理施用对辽宁省耕地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影响，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耕地类型生态优势度降低。从地级市尺度看，各地级市耕地生态功能指数变化趋势不同，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丹东市、营口市、辽阳市和盘锦市呈现增加趋势，其余城市均呈现下降趋势。
按照自然间断法将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耕地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图2a~图2c），根据各功能等级分布情况及耕地多功能分区标准（表2），得到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分区结果（图2d）。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共识别出5个功能分区，包括1个综合优势区，4个单一功能优势区，3个双重功能优势区，4个单一功能劣势区和2个双重功能劣势区，说明辽宁省各地级市之间的耕地多功能等级存在显著差异。
图2 2020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等级空间格局及功能分区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Spatial pattern and functional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al grade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2020

2.2 各分区粮食生产能力变化

辽宁省各耕地多功能分区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粮食生产能力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功能分区平均粮食生产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双重功能劣势区>双重功能优势区>单一功能优势区>综合优势区>单一功能劣势区。
图3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分区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粮食生产能力变化

Fig. 3 Changes i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ultifunctional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in Liaoning provice in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双重功能劣势区平均粮食生产能力最高，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期内粮食产量平均值最大的沈阳市在该分区内。2005—2020年，沈阳市粮食平均产量为361.03万t，远高于全省平均粮食产量水平。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业投入较多，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保障了沈阳市粮食产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单一功能劣势区平均粮食生产能力最低，主要原因在于该分区内的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和本溪市粮食产量均较低。如本溪市，2005—2020年间，其粮食平均产量仅为27.72万t，显著拉低了该分区的粮食生产能力。
由此可知，不同功能分区粮食生产能力呈现出显著差异，说明粮食生产能力与耕地各功能之间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

2.3 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及分区

2.3.1 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

辽宁省各地级市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辽宁省各地级市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存在一定的波动。
表5 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

Table 5 Sensi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城市 耕地多功能敏感度 生产功能敏感度 社会功能敏感度 生态功能敏感度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沈阳市 -5.43 -1.38 0.80 -0.27 3.23 0.24 -5.84 -2.08 0.20 -5.73 -4.12 3.02
大连市 5.49 0.71 1.09 6.64 -1.14 0.96 4.92 1.16 0.53 5.60 1.53 3.20
鞍山市 -1.82 -0.20 3.80 -2.00 2.40 -2.54 -1.66 -0.68 6.52 -1.68 -1.18 9.59
抚顺市 1.97 0.47 -0.57 2.44 6.43 -1.04 2.54 -0.50 -0.30 0.76 -1.85 0.13
本溪市 -14.27 0.09 -72.51 -24.02 1.05 -155.52 -7.98 0.00 -22.02 -9.09 -0.55 -37.52
丹东市 -2.89 -0.20 6.71 2.81 1.32 12.93 -3.40 -0.07 -0.11 -5.06 -1.12 9.50
锦州市 1.29 -0.01 1.10 5.30 1.76 1.08 -4.46 0.12 0.69 -2.32 -4.12 1.91
营口市 221.50 -1.93 1.17 38.07 19.23 0.81 305.85 -2.99 -0.06 218.04 -16.21 5.21
阜新市 0.69 1.05 0.61 0.33 0.79 0.69 1.95 1.01 0.25 -0.11 1.76 0.95
辽阳市 -1.40 0.28 3.55 1.37 2.49 8.05 -1.39 0.16 -0.07 -2.94 -0.76 4.05
盘锦市 1.22 -0.08 -0.31 -1.19 3.47 -3.67 1.48 -1.24 -1.21 2.99 -2.46 2.70
铁岭市 -0.67 0.57 0.10 -2.52 2.10 -0.16 1.12 0.11 0.67 2.92 -2.08 -1.53
朝阳市 -0.57 -1.01 0.03 -4.63 -5.72 -0.29 12.92 1.17 0.21 -4.18 6.50 1.88
葫芦岛市 2.59 0.65 -8.36 1.39 -0.84 -15.21 5.03 0.53 -1.67 -0.14 2.32 -8.74
平均值 5.90 -1.92 0.82 -2.25 12.07 0.90 10.75 -4.39 0.21 7.21 -14.51 2.14

注：I代表2005—2010年，II代表2010—2015年，III代表2015—2020年。

由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敏感度的计算结果可知，从2005—2015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敏感度降低，敏感度等级由中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0—2015年辽宁省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减少，大量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耕地面积下降，农业技术进步在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的同时，也使耕地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致使耕地多功能指数下降，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降低，最终表现为不敏感。从地级市角度来看，沈阳市、鞍山市、本溪市、丹东市、阜新市和辽阳市的敏感度增加，其余城市敏感度均降低，其中营口市由高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营口市2005—2010年耕地多功能变化率较大，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率较小，致使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较高，2010—2015年营口市耕地多功能变化率呈现负值，而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率较为稳定，致使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呈负值。从2010—2020年，研究区耕地多功能敏感度增加，敏感度等级由无敏感性转变为低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5—2020年辽宁省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了耕地利用效率，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新品种的培育、化肥农药的合理利用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粮食产量提升，耕地多功能指数显著增加，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表现敏感。从地级市角度来看，抚顺市、本溪市、阜新市、盘锦市、铁岭市和葫芦岛市的敏感度降低，其余城市均增加。丹东市敏感度的值虽变化不大，但敏感度等级由无敏感性转变为中敏感性，其2015—2020年耕地多功能指数增加率明显高于粮食生产能力增加率，导致敏感度等级跨度较大。
由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敏感度的计算结果可知，从2005—2015年，生产功能敏感度大幅度增加，敏感度等级由无敏感性转变为高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0—2015年辽宁省耕地利用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粮食产量增加，农业收益大幅度提升。从地级市角度来看，大连市、丹东市、锦州市、营口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的敏感度降低，其中大连市由中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0—2015年，大连市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减少，建设用地增加使粮食种植面积减小，粮食产量呈现负增长，导致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不敏感。从2010—2020年，生产功能敏感度又大幅度降低，敏感度等级由高敏感性表现为低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5—2020年间国家开始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化农业等，农业技术投入大幅增加，削弱了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从地级市角度来看，大连市、丹东市、辽阳市和朝阳市的敏感度增加，其中丹东市由低敏感性转变为高敏感性，其耕地生产功能和粮食生产能力均正向增加。
由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敏感度的计算结果可知，从2005—2015年，社会功能敏感度大幅度减少，敏感度等级由高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0—2015年辽宁省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促使农民购买更多的农业机械设备，农民生产成本上升，农民收入受到影响，耕地社会功能大幅降低，同时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得粮食生产能力稳中有增，导致耕地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不敏感。从地级市角度来看，沈阳市、鞍山市、本溪市、丹东市、锦州市和辽阳市的敏感度增加，其余城市敏感度均降低，其中营口市由高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虽然2010—2015年营口市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收入公平指数下降，致使耕地社会功能降低，而粮食产量变化较为稳定，导致耕地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不敏感。从2010—2020年，社会功能敏感度增加，敏感度等级由无敏感性转变为低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5—2020年辽宁省机械化水平有所提升，农业生产成本相对来说降低，收入公平指数提升，社会功能增加并对粮食生产能力保持敏感。从地级市角度来看，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锦州市、营口市、盘锦市和朝阳市的敏感度增加，各城市敏感度变化不大，敏感度等级基本保持不变。
由生态功能对粮食生产敏感度的计算结果可知，从2005—2015年，生态功能敏感度大幅度减少，敏感度等级由中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0—2015年辽宁省工业发展及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导致耕地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水田面积减少致使耕地生态优势度降低，耕地生态功能呈现负增长，而粮食生产能力在本时期小幅度增加，造成敏感度呈现负值。从地级市角度来看，大连市、抚顺市、锦州市、营口市、盘锦市和铁岭市的敏感度降低，其中营口市由高敏感性转变为无敏感性，其原因在于，营口市2010—2015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降低，耕地生态功能负增长，农田化肥施用量增加促使粮食产量增加，造成敏感度大幅度减弱。从2010—2020年，生态功能敏感度增加，敏感度等级由无敏感性转变为低敏感性，其原因在于，2015—2020年，国家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及耕地“非粮化”等相关政策文件，促使生态功能增加，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有一定敏感性。从地级市角度来看，本溪市、阜新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的敏感度降低，其余城市的敏感度均增加，鞍山市和丹东市敏感度变化较大，两市均由无敏感性转变为中敏感性，说明两市耕地生态系统有所改善，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敏感。

2.3.2 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分区

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分区如图4所示，将低敏感性地级市统称为低敏感区，中敏感性地级市统称为中敏感区，高敏感性地级市统称为高敏感区，无敏感性地级市统称为无敏感区。
图4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分区

Fig. 4 Sensitivity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to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 Liaoning provice

从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来看，2005—2010年，敏感区的数量为7个，其中营口市为高敏感区，大连市为中敏感区，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南部地区。2010—2015年，敏感区数量不变，均为低敏感区，敏感区分布较为分散。2015—2020年，敏感区数量增加至10个，其中丹东市为中敏感区，其余均为低敏感区，敏感区几乎遍布全省。2005—2020年阜新市和大连市的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一直保持敏感性，说明两市耕地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始终保持同向变化的特征。总体而言，研究期内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敏感区数量在2015—2020年呈现一定波动，敏感区多呈现出耕地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向增长的特征。近年来，辽宁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确保粮食安全，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深入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扩宽农民收入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致使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指数增加，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保持敏感。
从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来看，2005—2010年，敏感区的数量为8个，其中营口市为高敏感区，锦州市和大连市为中敏感区，敏感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2010—2015年，敏感区数量增加至11个，低敏感区所占比例较大，敏感区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显著，集中分布在辽宁省中部和东部地区。2015—2020年，敏感区数量减少至7个，其中丹东市为高敏感区，辽阳市为中敏感区，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辽宁北部和南部地区。由此可知，辽宁省研究期内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敏感区数量变化不大，敏感区多呈现出生产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向增长的特征。作为粮食主产区之一，辽宁省粮食播种面积大，地势平坦，农田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深化农村土地体制改革，近年来辽宁省不断推动土地流转工作，截至2019年，辽宁省已经流转土地1817万亩（1亩≈667 m2），占农户承包面积的35.66%( 数据来源于辽宁日报 http://epaper.lnd.com.cn/lnrbepaper/pc/layout/201902/26/node_01.html.)，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土地的综合效益，农业产值不断增加，粮食产量不断提升，使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表现敏感。
从耕地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来看，2005—2010年，敏感区的数量为8个，其中朝阳市和营口市为高敏感区，葫芦岛为低敏感区，敏感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2010—2015年，敏感区的数量减少至7个，均为低敏感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地区。2015—2020年，敏感区数量保持不变，其中鞍山市为中敏感区，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辽宁省北部地区。由此可知，研究期内辽宁省耕地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区数量变化不大，敏感区多呈现社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向增长的特征。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辽宁省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升，耕地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大部分农民选择进城务工，非农收入水平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效增加了粮食生产能力，使耕地社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表现敏感。
从耕地生态功能对于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来看，2005—2010年，敏感区的数量为5个，其中营口市为高敏感区、大连市为中敏感区，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2010—2015年，敏感区的数量减少至4个，其中朝阳市为中敏感区，敏感区集中于辽宁省西部地区。2015—2020年，敏感区数量增加至11个，其中丹东市、营口市和鞍山市为中敏感区，其余均为低敏感区，敏感区几乎遍布全省。由此可知，研究期内辽宁省耕地生态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区数量变化较大，2005—2015年敏感区大多表现为耕地社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步下降的特征，其原因在于，该时期内为促进经济增长、满足粮食需求，耕地利用强度不断加大，而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导致耕地生产能力降低，耕地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2015—2020年敏感区均表现为耕地社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向增加的特征，该时期内国家出台了大量深入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政策，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力度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升，使耕地生态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表现更加敏感。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辽宁省为研究区，开展了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评价，分析了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分区粮食生产能力变化，基于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对敏感度进行分区，主要结论如下：
（1）2005—2020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指数平均值呈现增加趋势，耕地生产功能指数、耕地社会功能指数平均值呈现增加趋势，耕地生态功能指数平均值呈现减少趋势。根据多功能分区标准，2020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分区共识别出5个功能分区，各地级市之间的耕地功能等级存在显著差异。
（2）辽宁省各功能分区平均粮食生产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双重功能劣势区、双重功能优势区、单一功能优势区、综合优势区、单一功能劣势区。不同功能分区粮食生产能力呈现出显著差异，说明粮食生产能力与耕地各功能之间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
（3）2005—2020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存在敏感性，敏感区的数量存在一定波动，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来看，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敏感度降低，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升高，耕地社会功能和耕地生态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降低。大部分敏感区呈现出耕地各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同向增加的变化趋势。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优化耕地生产功能、强化耕地社会功能、提升耕地生态功能。盘锦市的生产功能指数呈现下降趋势，抚顺市、本溪市和鞍山市位于单一功能劣势区，生产功能较弱，对此类城市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充分发挥耕地的潜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大连市和盘锦市的社会功能指数下降，对此类城市应加强农业政策支持，通过发展农村产业、培育农村新业态等方式提高耕地的社会经济效益，保障农民生计和社会福利。抚顺市、本溪市、锦州市、阜新市、铁岭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的生态功能指数下降，对此类城市可以充分发挥盘锦市和辽阳市等生态优势区的带动作用，修建灌溉设施，减少水土流失，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2）发展农业多元化，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双重功能劣势区和双重功能优势区中的城市来说，其粮食生产能力较强，应增加涉农投资和财政支持，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增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增长。对于单一功能劣势区和综合优势区中的城市来说，其粮食生产能力较弱，应探索发展多元化农业产业，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加强不同区域合作，加强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加强耕地多功能管理，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辽宁省大部分城市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表现为低敏感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全面考虑耕地的多功能性，并综合施策，根据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实现粮食生产能力的平稳增长和耕地可持续利用。同时，应继续关注敏感区的耕地多功能变化，兼顾耕地多功能发展和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统筹耕地多功能利用与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实现耕地多功能权衡协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3.2 讨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不仅承担粮食生产的功能，还承担着生态保护、社会保障、景观和休闲等其他功能，耕地多功能属性使农业生产多样化、综合化[5,21]。本文从地级市尺度探究了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为促进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利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供了科学参考。现有研究多关注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及分区管制、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9,15⇓-17,23,28,43,44]，而本文则基于耕地多功能与粮食生产的内在关系，从敏感度视角探索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并深入分析耕地各项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敏感度分区的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对现有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但是耕地多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功能之间，与农业生产经营、耕地利用之间，均有着复杂的互馈关系，并且耕地多功能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对此本文均未考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钱凤魁, 迟艳茹, 徐欢, 等. 2006—2020年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演变分析.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0): 31-41.

[QIAN F K, CHI Y R, XU H, et al. Study on evolution of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from 2006 to 2020: A case of Shenyang city.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10): 31-41.]

[2]
梁鑫源, 李阳兵. 三峡库区“耕—果”转换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启示: 以草堂溪流域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2): 385-399.

DOI

[LIANG X Y, LI Y B.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farmland-fruit forest convers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 case study on Caotangxi watershed.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2): 385-399.]

[3]
范业婷, 金晓斌, 项晓敏, 等. 苏南地区耕地多功能评价与空间特征分析. 资源科学, 2018, 40(5): 980-992.

DOI

[FAN Y T, JIN X B, XIANG X M, et al. Evaluation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rable land multifun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5): 980-992.]

DOI

[4]
胡伟艳, 朱庆莹, 张安录, 等. 总量与结构视角耕地多功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5): 62-70.

[HU W Y, ZHU Q Y, ZHANG A L, et al. Impacts of multifunctional farmland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t county-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y and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Hubei province. China Land Science, 2018, 32(5): 62-70.]

[5]
宋戈, 张红梅, 高佳, 等.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1): 60-66.

[SONG G, ZHANG H M, GAO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ubstitution degree of farml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n farmland circulat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1): 60-66.]

[6]
唐建, 沈田华, 彭珏.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法的耕地生态价值评价: 以重庆市为例. 资源科学, 2013, 35(1): 207-215.

[TANG J, SNEN T H, PENG J.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ecological value based on double boundary dicho to‐mous CVM method: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1): 207-215.]

[7]
郭莎莎, 胡守庚, 瞿诗进. 长江中游地区多尺度耕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 27(7): 1637-1646.

[GUO S S, HU S G, QU S J. Multi-scale analysis of farmland landscape dynamic patter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8, 27(7): 1637-1646.]

[8]
赵华甫. 耕地多功能复合价值的实现: 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土地, 2017, (5): 22-24.

[ZHAO H F. Realiz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compound value of cultivated land: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ina Land, 2017, (5): 22-24.]

[9]
王成, 彭清, 唐宁, 等. 2005—2015年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其协同与权衡研究: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为例. 地理科学, 2018, 38(4): 590-599.

DOI

[WANG C, PENG Q, TANG N,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the synergy and trade-off relationship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in 2005-2015: A case of Shapingba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4): 590-599.]

[10]
李欣宇, 方斌, 李怡, 等. 中国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时空耦合演化及分区调控. 地理学报, 2022, 77(11): 2721-2737.

DOI

[LI X Y, FANG B, LI Y, et al.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evolution and zoning regulation of grain-to-arable value ratio and cropping structur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a Sinica, 2022, 77(11): 2721-2737.]

[11]
安悦, 谭雪兰, 李印齐, 等. 洞庭湖地区耕地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科学, 2022, 42(7): 1272-1282.

DOI

[AN Y, TAN X L, LI Y Q,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in the Dongting Lake Aer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7): 1272-1282.]

[12]
隋虹均, 宋戈, 高佳. 东北黑土区典型地域耕地生态退化时空分异: 以富锦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9): 2277-2291.

DOI

[SUI H J, SONG G, GAO J.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typical black soil regions of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Fujin c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9): 2277-2291.]

[13]
高鸣, 魏佳朔. 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发展定位与战略构想.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11): 16-34.

[GAO M, WEI J 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conc. China Rural Economy, 2021, (11): 16-34.]

[14]
刘玉, 刘彦随.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10): 164-169.<br

[LIU Y, LIU Y S.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the study of rural region multifunction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22(10): 164-169.]

[15]
姜广辉, 张凤荣, 孔祥斌, 等. 耕地多功能的层次性及其多功能保护. 中国土地科学, 2011, 25(8): 42-47.

[JIANG G H, ZHANG F R, KONG X B, et al. 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the protection of multi-fun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China Land Science, 2011, 25(8): 42-47.]

[16]
牛善栋, 方斌, 崔翠,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路径分析: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8): 1908-1925.

DOI

[NIU S D, FANG B, CUI C, et al.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path of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Huaihai Economic Zon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8): 1908-1925.]

[17]
张利国, 王占岐, 柴季, 等. 湖北省耕地多功能地区差异及综合分区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5): 125-130.

[ZHANG L G, WANG Z Q, CHAI J, et al. Multifunc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rehensive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in Hubei province.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5): 125-130.]

[18]
陈星宇, 王枫, 李灿. 珠三角地区耕地多功能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1): 130-136.

[CHEN X Y, WANG F, LI C.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rable land multi-functions in Pearl River Delta.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7, 36(1): 130-136.]

[19]
马才学, 金莹, 柯新利, 等. 基于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的湖北省耕地多功能强度与协调度典型模式探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4): 51-58.

[MA C X, JIN Y, KE X L, et al. Study on the typical modes of farmland multi-functional intensity and coordination in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Entire-array-polygon indicator method. China Land Science, 2018, 32(4): 51-58.]

[20]
王雨枫. 耕地多功能利用转型特征与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群视角.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 96-105.

[WANG Y F.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ulti-functional utilization of farm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3): 96-105.]

[21]
朱庆莹, 胡伟艳, 赵志尚. 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格局的动态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经济地理, 2018, 38(7): 143-153.

[ZHU Q Y, HU W Y, ZHAO Z S. Dynamic analysis on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Evidence from Hubei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7): 143-153.]

[22]
董鹏宇, 赵华甫. 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 28(2): 368-375.

[DONG P Y, ZHAO H F. Study on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A case of Qingpu district, Shanghai.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9, 28(2): 368-375.]

[23]
熊昌盛, 张永蕾, 王雅娟, 等. 中国耕地多功能评价及分区管控.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10): 104-114.

[XIONG C S, ZHANG Y L, WANG Y J, et al. Multi-function evaluation and zoning control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10): 104-114.]

[24]
张玥, 代亚强, 陈媛媛, 等. 中国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农业工程学报, 2023, 39(7): 244-255.

[ZHANG Y, DAI Y Q, CHEN Y Y,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3, 39(7): 244-255.]

[25]
侯蕊, 李红波. 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变化及耦合协调特征分析: 基于“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前后的对比.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1): 69-78.

[HOU R, LI H B. Spatial-temporal chang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functions in Wuhan cit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experimental zone establishment.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1): 69-78.]

[26]
秦明星, 康庆, 郭青霞, 等. 山西省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动态变化研究:基于综合分析法.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3): 142-147, 153.

[QIN M X, KANG Q, GUO Q X, et al. Study on level and dynamic change of multi-functional of land use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3, 42(3): 142-147, 153.]

[27]
张宇佳, 蔡海生, 张学玲, 等. 鄱阳湖平原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水土保持通报, 2023, 43(3): 245-253.

[ZHANG Y J, CAI H S, ZHANG X L, et al. Multi-function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Poyang Lake Plain.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3, 43(3): 245-253.]

[28]
张丝雨, 胡伟艳, 赵可, 等. 耕地多功能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世界农业, 2022, (11): 83-97.

[ZHANG S Y, HU W Y, ZHAO K, et 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productivity. World Agriculture, 2022, (11): 83-97.]

[29]
许多艺, 濮励杰, 黄思华, 等. 江苏省耕地多功能时空动态分析及对耕地数量变化响应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3): 575-587.

[XU D Y, PU L J, HUANG S H,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ts response to cultivated land chang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3): 575-587.]

[30]
谷国政, 宋戈.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演变及其价值响应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2): 103-116.

[GU G Z, SONG G.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 and its value response in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12): 103-116.]

[31]
FAN Y, JIN X, GAN L, et al. Explor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dynamic-mechanism-clustering" of multiple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pplied Geography, 2023, 159: 103061, Doi: 10.1016/j.apgeog.2023.103061.

[32]
汪容基, 赵小敏, 赵丽红, 等. 基于MCR-InVEST模型的城郊耕地多功能评价及功能分区. 农业工程学报, 2022, 38(20): 209-219.

[WANG R J, ZHAO X M, ZHAO L H, et al. Multi-function evaluation and functional zoning of suburban cultivated land using MCR-InVEST model.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2, 38(20): 209-219.]

[33]
卫新东, 林良国, 罗平平, 等. 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22, 38(4): 260-269.

[WEI X D, LIN L G, LUO P P, et al.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multi-functional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2, 38(4): 260-269.]

[34]
高星, 宋昭颖, 李晨曦, 等. 城乡梯度下的耕地多功能价值空间分异特征. 农业工程学报, 2021, 37(16): 251-259.

[GAO X, SONG Z Y, LI C X,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al value under urban-rural gradient.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1, 37(16): 251-259.]

[35]
杨雪, 谈明洪. 近年来北京市耕地多功能演变及其关联性.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5): 733-743.

DOI

[YANG X, TAN M H.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s of arable land functions in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4, 29(5): 733-743.]

DOI

[36]
施园园, 赵华甫, 郧文聚, 等. 北京市耕地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其社会经济协调模式解释. 资源科学, 2015, 37(2): 247-257.

[SHI Y Y, ZHAO H F, YUN W J, et al. Analysis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arable land multifunction and socio-economic coordination model in Beijing.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2): 247-257.]

[37]
罗成, 蔡银莺. 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时空演变. 经济地理, 2016, 36(3):153-161.

[LUO C, CAI Y Y.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function evolu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ing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3): 153-161.]

[38]
刘慕华, 肖国安. 土地生态视角下中国粮食综合生产可持续能力研究. 科学决策, 2019, (10): 22-53.

[LIU M H, XIAO G A. China's overall grain production sustainability: In perspective of land ecosystem.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2019, (10): 22-53.]

[39]
刘正佳, 钟会民, 李裕瑞, 等. 近20年中国粮食生产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粮食供需格局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6): 1413-1425.

DOI

[LIU Z J, ZHONG H M, LI Y R, et al. Change in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s on spatial supply and demand distributions in recent two decad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6): 1413-1425.]

[40]
刘传明, 范观宇, 王呈祥, 等.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1): 38-44.

[LIU C M, FAN G Y, WANG C X,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Huaihe Eco-economic Belt.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2, 41(1): 38-44.]

[41]
卢新海, 柯楠, 匡兵. 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8): 53-62.

[LU X H, KE N, KUANG B.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China Land Science, 2020, 34(8): 53-62.]

[42]
王佳月, 辛良杰. 基于GlobeLand 30数据的中国耕地与粮食生产的时空变化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17, 33(22): 1-8.

[WANG J Y, XIN L J.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GlobeLand 30.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7, 33(22): 1-8.]

[43]
任君, 周伟, 郭婧, 等. 青藏高寒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探析: 以青海省海东市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4): 90-100.

[REN J, ZHOU W, GUO J, et al. Analysis on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land use in Qinghai-Tibet Alpine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Haidong city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4): 90-100.]

[44]
刘超, 许月卿, 卢新海. 生态脆弱贫困区土地利用多功能权衡/协同格局演变与优化分区: 以张家口市为例. 经济地理, 2021, 41(1): 181-190.

[LIU C, XU Y Q, LU X H.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regionalization of trade-off and synergy of land use functions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nd pover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kou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1): 18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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