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ur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cognitive evaluation

  • CAI Li-bin ,
  • CHENG Xia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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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0, Shan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1

  Revised date: 2023-12-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6-11

Abstract

A cultural heritage city is a dynamic manifestation of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seamlessly intertwining with the urban life and undergoing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tourism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catalyst for foster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t serves as a potent avenue to address the socio-economic progress of cities. While the influx of tourists into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injects newfound dynamism into urban growth, it simultaneously presents intricate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of heritage sites. By adopting a lens that focuses on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behavior of visitor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multifaceted dimensions of tourists' perceived value with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affectiv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the study scrutinizes how this perceived value resonates with cultural attachment and prompts responsible heritage behavior. Emplo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earch additionally probes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tourist involvement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elucidate several crucial insights: Firstly, the perceived value held by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encompasses seven distinct structural dimensions, namely, urban landscape value, urban humanistic value, urban functional service value, emotional value, social value, cultural cognitive value, and aesthetic value. Secondly, the perceived value wielded by tourists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a heightened sense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hirdly, the pivotal rol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emerges as a vital intermediary, forging a link between tourists' perceived value and their ensuing responsible behavior towards heritage. Lastly,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role of tourist involvement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hat shape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value on cultural attachment. In summary, this study unveils the intricate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the influence of visitors' perceived value on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I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managing visitors with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These insights are poised t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fostering an environmen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urban progress.

Cite this article

CAI Li-bin , CHENG Xiao-ying .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ur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cognitive evalu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6) : 1278 -1298 . DOI: 10.31497/zrzyxb.20240603

1982年,国务院26号文件正式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1982年至今,中国已有14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甚至有一些城市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平遥、丽江、泉州等。城市、城市遗产和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是《世界遗产名录》中最具代表性的遗产类型,占名录中遗产的近25%[2]。世界遗产城市不仅拥有特色鲜明的城市景观,更因为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而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同样是基于对中国几千年城市文化遗产的珍视而建立。世界遗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是体现人类文明精华的时空领域,对此进行活态化保护已成为共识。为更精准地明确研究范畴,本文将以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地定义为“文化遗产城市”,并将此作为研究情境。
在后工业社会,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文化遗产城市,旅游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大量游客涌入文化遗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却也为遗产管理带来了挑战。由此,游客的可持续旅游行为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当前有关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责任行为[3]、亲环境行为[4]、环境友好行为[5]等,这些概念都侧重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有学者指出当前研究缺乏对其他可持续旅游行为的关注,因此本文关注有利于社会文化可持续的遗产责任行为。当前关于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6]等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模型对遗产责任行为做出解释,忽略了情感对于遗产责任行为的驱动效应。但已有研究表明,情感是驱动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7]。情感认知评价理论关注情感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为理解游客如何驱动遗产责任行为提供理想的理论视角。因此,基于情感认知评价理论,引入感知价值作为认知评价变量、文化依恋作为情感变量,遗产责任行为作为行为变量,探究文化遗产城市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此外,个体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及情感与涉入度息息相关,故引入游客涉入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阐释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拓展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
基于此,本文致力于从情感认知评价理论视角出发,探究游客感知价值、文化依恋与遗产责任行为的关系机制。具体剖析两个问题:(1)游客在文化遗产城市中的感知价值构成?(2)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将综合定性与定量研究达成目标,研究一,通过定性研究探索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果维度与测量题项,并生成量表;研究二,基于“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理论框架,构建及检验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管理者在游客管理方面做出针对性决策,最终促进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遗产责任行为相关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可持续旅游一直是旅游研究中增长非常快的领域之一。可持续旅游这一学术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8]。不同学者对可持续旅游行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Agyeiwaah等[9]提出可持续旅游行为是对三重底线可持续有贡献的负责任的旅游行为。Chandran等[10]认为可持续旅游行为是旅游者的这样一些活动:加强文化交流、提升社会完整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在个人进行环境游憩和学习时对环境造成最小的破坏。可以看出,可持续旅游行为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行为[10-13]。20世纪60—70年代,环境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介入可持续旅游行为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责任行为、负责任环境行为、亲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环境关心行为、生态行为等系列概念,这些概念都侧重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被称为环境可持续旅游行为。然而,可持续旅游行为不仅是有利于环境的行为,还包括有利于社会文化的行为。当前研究在环境可持续旅游行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却缺乏对于其他可持续旅游行为的关注。对于遗产旅游情境下的可持续旅游行为来说,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遗产地的环境责任行为与遗产责任行为。凌欢等[6]提出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对象为自然环境,而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对象是包含文化遗产在内的遗产资源,并且遗产资源相对于环境而言更加直接影响并构成游客旅游体验。因此,对于遗产旅游来说,以遗产资源为对象的遗产责任行为相较于环境责任行为更具体、更准确。
当前有关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较为有限,但已初步形成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体系。在概念层面,张朝枝[14]对遗产责任概念进行了动态辨析,黎耀奇等[15]对遗产责任的量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旅游社区层面,Gursoy等[16]基于认同理论与价值取向理论构建了地方认同、地方满意、个人规范对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明确了社区居民遗产资源保护的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樊建锋等[17]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索了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资源对遗产旅游地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巨英英等[18]基于个体内部驱动和社会嵌入双视角探究了平遥古城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在旅游者层面,凌欢等[6]将遗产责任行为界定为对遗产资源保护负责的行为,并通过整合计划行为理论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对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及实证检验。李渊等对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研究进行了详细且富有见解的述评,并提出探究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对遗产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是协调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的重要途径[19]
从上述遗产责任行为的综述可知,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模型对遗产责任行为做出解释,忽略了情感对于遗产责任行为的驱动效应。环境心理学将认知驱动与情感驱动作为个体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来源,并且认为情感是引发个体尊重自然必不可少的因素。遗产责任行为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行为,那么认知评价与情感是否能够对指涉遗产资源的遗产责任行为做出解释呢?基于此,本文希望从认知评价与情感方面探索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以填补这一空白。

1.2 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相关研究

文化遗产游客的感知价值研究最早源自国外,Lee等[20]研究了游客对韩国非军事区遗产地的感知价值,将其划分为情感价值、功能价值和整体价值三个维度,并检验了感知价值与游客满意度、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Ling等[21]以开平碉楼为例,探究了中国世界遗产的感知价值和体验对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的影响,在这一研究中感知价值被划分为功能价值、货币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品牌价值五个维度。可以发现,这类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的维度划分主要源自顾客感知价值的维度划分,如功能价值、货币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等。在国内研究中,田彩云等[22]以北京圆明园为例,对文化遗产地游客的感知价值、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行了验证,并且提出文化遗产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游客的感知价值如果直接使用以往的顾客感知价值维度进行测量难以体现游客的其他体验价值,因此,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结合文化遗产旅游特征,将感知价值划分为服务功能价值、愉悦休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社会实现价值,通过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四个维度,分别为文化审美价值、愉悦休闲价值、社会实现价值和服务功能价值。此外,亦有学者通过质性研究对文化遗产游客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探索。程圩[23]在中西方文化遗产旅游者感知价值差异研究中以“手段—目的链理论”为指导使用阶梯访谈法探索了感知价值的构成维度,将文化遗产游客的感知价值维度划分为属性层与结果层,属性层包括质量价值、效率价值、服务价值和成本价值,结果层包括社会价值与享乐价值,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一构成进行了验证。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对于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的维度研究包含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已初步形成了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量表。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立足于遗产城市,而当前并未有专门针对文化遗产城市游客的感知价值构成研究,故综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感知价值的构成进行探索。具体来说,本文将在当前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研究基础上,主要基于Woodruff[24]的顾客价值层级认知理论模型,通过软式阶梯访谈对感知价值维度进行探索与补充,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初测量表,并通过问卷数据对量表进行修正与检验,为后续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研究奠定基础。

1.3 情感认知评价理论

情感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Emotions,CATE),最早由Arnold[25]提出,经由Lazarus[26]扩展,主要描述了个体在遇到环境刺激时经历的心理过程,较为公认的构建路径是“认知评价—主体情感—主体行为”。Arnold[25]则认为理解情感在大脑中的产生机制需认清知觉到情感及行为的运作机制,因此,将认知因素融入“环境—生理—情感”的分析路径,为情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Lazarus[26]对Arnold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认知评价的不同层面并对“环境刺激—情感”关系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情感认知评价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影响从外部客观刺激引向认知评价。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为刺激物必须通过主体的认知评价才能引起一定的情感。其中,认知评价是一个确定刺激物与主体关系的过程,主要涉及价值判断。情感评价理论是从客观情境与主观自我的交互角度出发阐释了不同情感发生的机理。
在旅游研究中,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主要运用于游客情感的前因变量、情感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Hosany[27]将情感认知评价作为理论框架验证了游客情感反应的前因变量,发现目标一致性和内部自我兼容是积极情感的主要决定因素。Ma等[28]以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在主题公园情境下对旅游者愉悦情感的前因变量进行了检验。Breitsoh等[29]分析了非道德事件导致游客负面情感的原因及引致的行为反应。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旅游研究中。田野等[30]从情感评价理论出发验证了游客对自然环境与宗教氛围的认知、敬畏情感体验与游客满意度、忠诚度的关系。涂红伟等[31]从游客目的地情感出发,基于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了目的地形象、积极情感、游客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牛璟祺等[32]将情感认知评价理论运用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领域,探究了游客具身感知评价、敬畏感与预期自觉情感对个体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从上述可知,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中的“认知评价—主体情感—主体行为”建构路径得到了大量验证,故本文以此作为解释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的基本理论模型。以游客感知价值为认知评价变量,文化依恋为主体情感变量,游客遗产责任行为意向为主体行为变量,以明晰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

2 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与量表生成

2.1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1 研究设计

通过文献综述可知,游客感知价值的构成随着不同的旅游情境发生变化,当前游客感知价值研究主要基于景区这一尺度展开,如杭州西湖、大运河、北京圆明园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名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城市”这一概念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将遗产旅游作为推动城市二次发展的动力。而当前针对城市尺度下的游客遗产旅游感知价值研究还较为缺乏,故本文尝试通过质性研究获取游客在世界遗产城市旅游中的感知价值维度。因此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程序,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设计:(1)使用定性研究探索世界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维度及具体内容,为量表设计奠定基础。具体来说,要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情境选择合适的案例地,并对有过案例地旅游经历的游客进行半结构访谈,在访谈中根据手段—目的链模型的要求,使用软式阶梯访谈法,一步一步探索游客对世界遗产城市属性、结果与目的感知,所得结果为后续的维度确定、测量题目奠定基础。(2)根据世界遗产城市旅游的特性,参考前人对于游客感知价值维度的研究,并结合上一步的访谈结果,形成初测量表。(3)通过专家意见征询,邀请专家对初测量表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量表进行修改。(4)对此量表进行样本测试并进行统计分析,删除信度与效度不高的题项,对量表进行修正,形成最终量表,并为后续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2.1.2 资料收集

采用目的性抽样进行资料收集。这一抽样方法主张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在质性研究中,样本不追求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在于通过发展概念与理论并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当进一步增加访谈资料也无法提炼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时,表明理论达到饱和,抽样终止。
Gutman[33]针对手段—目的理论提出了其适用的软式阶梯访谈法。这一方法要求让被访者不受限制地回答。首先,被访者回答从产品上所认识到的属性,并深入询问被访者该属性有什么重要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挖掘消费者心中的属性、结果及价值。结合软式阶梯访谈法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研究资料,本文制定访谈大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及居住地;(2)询问受访者在泉州的旅游经历,以确保访谈文本来自有过世界遗产城市旅游经历的个体;(3)让受访者自由谈论自己在世界遗产城市的旅游经历,包括所看所闻所感等,进一步提问目的地的哪些因素令其印象深刻,以获取游客所感知的“属性”。其次,针对每个属性因素,继续追问这种属性因素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感受与收获,以获取“结果”。最后,针对受访者提出的感受,继续追问这种感受为何重要,将受访者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以获取“目的”。
访谈文本通过目的性抽样,招募拥有泉州旅游经历的旅游者,以滚雪球的方式,最终共访谈了28位受访者。其中,12位受访者通过线下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16位受访者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了网络视频或文字访谈,每人访谈时间达20~30分钟,累计文本2万余字。最终,第26至28位受访者文本均未出现新的概念与范畴,表明理论达到饱和状态。

2.2 资料分析与结果

开放式编码是指通过对数据进行回顾找出反复出现的词语、主体或概念,将文本内容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34]。具体来说,对资料进行分析之前,先通读资料,直到感觉已经对资料了如指掌,完全沉浸到了与资料的互动之中。随后,识别资料中涉及游客感知属性、结果与个人价值观的内容,并对其进行逐句编码,在这一过程中尽量使用回答者的本土概念,再将内容与性质相近的初始概念进一步归类成范畴,直至编码过程中未出现新范畴,说明理论基本趋于饱和。以目的地属性、游客感知价值、旅游者价值寻求等相关研究为参考,归纳得出28个概念,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结果总结表

Table 1 Summary of interview results

层次 范畴 概念
属性层 城市景观价值 历史遗迹、独特的城市景观、保存完好的街巷景观
城市人文价值 当地人的宗教日常、文化活动体验(观看木偶戏、南音等)、温柔的闽南话、当地人的慢生活、当地人友好热情
城市服务功能价值 多样化的美食、交通便捷、住宿体验好、服务人员热情认真负责
结果层 情感价值 参加文化活动感到有趣、感到轻松、感到愉快、感到幸福
社交价值 与他人交流旅游经历、与木偶手艺人交流互动、与朋友一起游玩、在旅途中结交新朋友、在寺院与僧人交流
文化认知价值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爱拼敢赢的侨乡精神、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宋元海丝历史文化
审美价值 历史建筑具有美感、街巷景观使人感觉有意境、建筑装饰(如飞檐、雕刻、彩绘等)具有艺术性
基于手段—目的理论对于三个层级的说明,并参考当前游客感知价值、旅游动机、旅游者价值寻求等相关研究,将各个范畴分别归入属性、结果各层级中。其中,“属性”主要描述了游客所感知的目的地的物理属性或特征;“结果”描述了游客在文化遗产旅游中对某一属性的感受或感知效用;“目的”则描述了旅游者渴望在旅游中实现的信念。分析访谈时发现较少有资料体现第三层级的内容,这可能因为价值观是一种内隐的知识和信念,消费者一般对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意识。并且,本文的游客感知价值关注的是游客在世界遗产城市旅游时感知到的价值,并不强调目的地对游客深层次动机的满足。因此本文主要整合了游客属性层的价值感知与结果层的价值感知内容,最终得出了3个属性层的价值感知,4个结果层的价值感知,如表1所示。在后续世界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量表的开发中,属性层与结果层的范畴可以作为世界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维度构成的参考,各范畴的概念及具体资料均可作为各维度下具体测量题项的参考。

2.3 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量表生成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顾客感知价值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中尽可能多地提炼出符合本文游客感知价值范畴的测项,最终分析整理得出初始量表,量表包括7个维度,30个题项。为了保证题项的内容效度与表面效度,采用专家校验评估法来净化初始测项。邀请了3名专家对初始量表进行评估,根据专家反馈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首先,将一些书面化的文字通俗化,如“我喜欢与非遗传承人交流和互动”改为“我喜欢与当地木偶手艺人交流和互动”;其次,将包含多重含义的题目划分为单一含义题项,如“在泉州旅行时,我感到非常放松愉快”分别改为“在泉州旅行时,我感到非常放松”“在泉州旅行时,我感到非常愉快”;最后,对部分抽象词汇进行具象提示以增加可读性,如“我认为这个城市的建筑装饰具有艺术性”改为“我认为这个城市的建筑装饰(如飞檐、雕刻、彩绘等)具有艺术性”。
在正式调研之前,对问卷进行了预调查与初步检验。2023年4月上旬,委托在泉州生活的朋友在当地游客流量较大的区域(如西街、开元寺等)进行问卷发放。本次预调查共发放问卷105份,有效问卷96份。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的初步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并且,在预调查中,对游客进行了简单访谈,游客均表示可以明白问卷题目所表达的含义,这进一步检验了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与表面效度。
通过以上措施,研究一生成了一个包含30个题项的游客感知价值正式调研量表(表2),提高了量表质量。随后开展研究二进一步检验量表信效度,并重点检验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多重影响。
表2 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测量题项

Table 2 Questionnaire for measuring the perceived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to tourists

维度 测量题项 来源
城市景观价值 在游览过程中,我觉得这个城市的历史遗迹非常吸引人;
我认为这个城市具有独特且令人难忘的城市景观;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街巷景观保存得非常完好,展示了当地的历史风貌;
我认为这个城市的红砖建筑景观十分具有吸引力
访谈
城市人文价值 在游览中,我注意到了当地人的宗教日常活动;
我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活动,如观看木偶戏、南音等;
我觉得闽南话是这个城市独特的人文魅力之一;
我观察到当地人的慢生活;
我觉得当地人非常友好和热情
访谈
城市服务功能价值 我在城市中品尝到了各种美食;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交通非常便捷;
我在这个城市的住宿体验非常愉快;
我得到了很好的旅游接待服务;
我觉得服务人员非常认真负责
张宏梅等[35],结合访谈
情感价值 我参加当地文化活动时感到非常有趣;
在泉州旅行时,我感到非常放松;
在泉州旅行时,我感到非常愉快;
在这个城市旅行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满足
参考Holbrook等[36]、Sweeney等[37],结合
访谈
社交价值 在游玩过程中,我乐于与他人分享我的旅游经历;
我喜欢与当地木偶手艺人交流和互动;
在这个城市,我与朋友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我在这个城市的旅行中结交了新朋友;
在寺院等场所,我乐于与僧人和其他游客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Sheth等[38]、Sweeney等[37]、马凌等[39],结合访谈
文化认知价值 我在泉州了解并体验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我在泉州了解到了丰富的宋元海丝历史文化;
我感受到了泉州爱拼敢赢的侨乡精神;
我在泉州感受到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参考Sheth等[38]、马凌等[39],结合访谈
审美价值 这个城市的历史建筑为我的旅行增添了审美体验;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街巷景观充满了意境;
我认为这个城市的建筑装饰(如飞檐、雕刻、彩绘等)具有艺术性
Chhabra[40],结合访谈

3 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

3.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3.1.1 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探索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这一理论主要描述了个体在遇到环境刺激时经历的心理过程,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影响从外部客观刺激引向认知评价,认为刺激物必须通过主体的认知评价才能引起一定的情感,进而引发行为意向[41]。情感认知评价理论较为公认的构建路径是“认知评价—主体情感—主体行为”,这一建构路径在消费行为学、旅游学等得到了众多研究证实。其中,认知评价是指主体对外部环境刺激与主体关系做出的价值评估和判断,主体情感是指主体在对刺激环境进行认知评价中产生的情感,主体行为是指情感促使人们在情境评估后采取综合的、目标导向的行动。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源于心理学,后来被引入消费者行为领域,被用来解释消费者情感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而后也相继被引入旅游研究中,被用来解释游客情感与游客行为反应间的关系[30]。本文将情感认知评价理论嵌入文化遗产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研究中,构建游客感知价值(认知评价变量)、文化依恋(主体情感变量)与游客遗产责任行为意向(主体行为变量)的关系模型(图1),以明晰文化遗产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
图1 理论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ling diagram

3.1.2 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42],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会基于资源交换来建立关系。根据该理论的互惠原则,个人倾向于做出特定行为,作为对另一方为他们创造的价值的回应。这意味着,为了持续获得关系利益,个体需要回馈已经获得的利益和价值。在遗产旅游背景下,社会交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游客对遗产负责的行为正是在旅游期间享受世界遗产城市创造和提供的价值后,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积极行为。具体来说,在世界遗产城市,游客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化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当游客感受到较高的价值时,他们可能会产生回馈遗产旅游目的地的动机。这种动机可能表现为遗产责任行为,如遵守遗产保护规定、尊重当地文化和提供经济支持等。并且,已有研究表明游客感知价值是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43-45],遗产责任行为与环境责任行为同属于游客负责任行为、可持续旅游行为范畴,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1.3 感知价值与文化依恋

文化依恋是个体与文化、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情感联结,情感联结表现为个体对文化的信赖感和归属感[46]。众多领域学者都认为情感受到认知过程的影响[47],依据认知评价理论,外界环境的刺激既是评价对象,也是促使情感形成的必要信息源,而认知评价的后阶段可以增强或抑制情感唤醒。首先,感知价值是游客对旅游体验的重要认知评价,游客在参观世界遗产城市时,通过游览当地城市景观、感受城市人文环境、学习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可以获得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文化认知价值,这些感知价值有助于游客对当地文化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使他们形成对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依恋。其次,游客在游览世界遗产城市时,可能会体验到一定程度的情感价值,如愉悦、放松和兴奋等。当游客在旅行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时,他们更容易对所游览的文化环境产生认同感和情感联系,从而形成文化依恋。再次,游客在欣赏世界遗产城市的美学特征时,可能会感受到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使游客更加欣赏和尊重当地文化,进而形成对这一文化的依恋。此外,在旅行中,游客可能通过参加活动、分享旅行经历和互相帮助等方式,获得社交价值。当游客在旅行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时,他们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对当地文化产生认同感和情感联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1.4 文化依恋与遗产责任行为

文化依恋的理论基础为依恋理论,依恋对于个体人格发展、心理健康等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有关文化依恋对个体产生积极心理功能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梁丽等[48]指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文化依恋的心理功能与现实意义。陈欣等[49]在探究红色旅游者体验价值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将文化依恋作为中介变量,结果表明,文化依恋对游客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场所依恋与游客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研究中得到了大量证实。例如,Ramkissoon等[50]发现,游客对目的地的依恋可以影响他们的旅游行为,包括满意度、忠诚度和推荐意愿。Lee等[51]的研究表明,游客对自然遗产的认同感和情感依恋与他们的保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认为文化依恋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文化依恋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1.5 文化依恋的中介作用

认知评价理论作为理解和解释情感体验的主流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关注解释情感的产生、情感的驱动及诱发行为响应过程的心理学和营销学研究之中[31]。该理论认为,外部刺激与情感反应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认知评价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个体对外部和内部环境的评价,进而引发情感反应,并激发相应的行为[52]。这一理论有助于揭示行为反应的认知和情感驱动因素[53]。在遗产旅游中,游客对遗产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认知评价,从而形成游客感知价值。这些认知评价随后转化为文化依恋情感,使游客与遗产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受到文化依恋的驱动,游客采取保护和尊重遗产的责任行为,实现了“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的逻辑链。本文推测旅游者在遗产旅游中的感知价值作为一种认知评价,会唤起游客的文化依恋,从而引发游客的遗产责任行为。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依恋情感在外部刺激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54-56]。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文化依恋在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3.1.6 游客涉入的调节作用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情感由情感和心境构成,情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干扰,因而波动较大,而心境主要受个体心理需要和主观意志的控制,持续时间较长也比较稳定[57]。游客涉入是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同其内在心理需要和价值观之间关联度的感知。根据涉入理论,心理需求会影响个体认知对其情感的影响效果,故将游客涉入视为游客对旅游活动的一种意向心境,将其作为游客感知价值影响文化依恋过程中的调节变量。代梦阳[58]对旅游消费者努力的研究表明,游客涉入正向调节游客真实性感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黄杰等[59]的研究发现游客恢复性感知对满意度的影响随着游客涉入的提升而提升。涉入度高的游客往往更投入文化遗产旅游,因而在与旅游环境的互动中往往能获得更深刻的感知价值,从而更容易引发文化依恋。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游客涉入正向调节游客感知价值与文化依恋之间的关系。

3.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2.1 变量测量

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使用研究一生成的量表进行测量,其他变量均参考已有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遗产责任行为的测量参考了凌欢、程励等[6]、Gursoy等[16]和黎耀奇等[15]的研究,包含8个测量题项。文化依恋的测量参考了梁丽等[48]构建的本土文化依恋量表,包含4个测量题项。游客涉入的测量参考了Zaichkowsky[60]的涉入量表,包含 3个题项。变量测量使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此外,根据Campos等[61]的研究测量了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3.2.2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第二次数据收集于2023年6月20日至6月24日在泉州进行。分别于泉州中山街、府文庙、洛阳桥发放问卷,最终发放问卷476份,并基于问卷筛选标准删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2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92%。问卷筛选标准具体包括:(1)删除填写不完全的问卷;(2)删除答案选项持续性一致的问卷。
此次调研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量表;第二部分为游客遗产责任行为、文化依恋、游客涉入的测量题目;第三部分为受访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量表采用李克特5分制量表。再次对收集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47.19%,女性占比52.80%,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年龄方面,21~30岁游客占比最高,为36.45%;文化程度方面,本科/大专人数最多(41.59%),其次是高中/中专(24.53%);月收入方面,3001~6000元收入占比最高(30.14%)。
表3 问卷描述性统计情况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变量 类型 频数/个 百分比/%
性别 202 47.19
226 52.80
年龄/岁 ≤20 34 7.94
21~30 156 36.45
31~40 102 23.83
41~50 69 16.12
51~60 44 10.28
>60 23 5.37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63 14.72
高中/中专 105 24.53
本科/大专 178 41.59
硕士及以上 82 19.16
月收入/元 ≤3000 97 22.66
3001~6000 129 30.14
6001~10000 103 24.07
>10000 99 23.13

3.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3.1 信效度检验

(1)内部一致性检验
首先,使用SPSS 25.0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一般而言,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则表明问卷信度符合要求。本文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取值均大于0.7,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
表4 内部一致性分析

Table 4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维度/变量 题目 Cronbach's α系数
城市景观价值 JG1~JG3 0.825
城市人文价值 RW1~RW4 0.806
城市服务功能价值 GN1~GN3 0.782
情感价值 QG1~QG3 0.801
社交价值 SJ1~SJ4 0.826
文化认知价值 WH1~WH4 0.813
审美价值 SM1~SM3 0.786
遗产责任行为 ZR1~ZR8 0.874
文化依恋 YL1~YL4 0.837
游客涉入 SR1~SR3 0.860
(2)验证性因子分析
使用AMOS 24.0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所有题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0.6,且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每个题目都与其对应的因子高度相关。组合信度被用来评估因子的内部一致性,通常情况下,组合信度大于0.7时,表明样本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在研究中,所有因子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7的阈值,范围在0.785~0.916之间,表明每个因子的题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是指一个因子的题目是否能共同测量一个概念。平均方差抽取(AVE)是一个常用的收敛效度指标,AVE值越高,表明收敛效度越好。在本研究中,所有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AVE)均高于0.5的阈值,范围在0.534~0.66之间,表明每个因子的题目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表5 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5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维度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因素负荷量 题目信度 组成信度 收敛效度
Unstd. S.E. t-value P Std. SMC CR AVE
城市景观价值 JG1 1.000 0.803 0.645 0.831 0.621
JG2 1.022 0.074 13.779 *** 0.798 0.637
JG3 0.959 0.071 13.543 *** 0.762 0.581
城市人文价值 RW1 1.000 0.706 0.498 0.821 0.534
RW3 1.017 0.083 12.216 *** 0.766 0.587
RW4 0.899 0.078 11.524 *** 0.705 0.497
RW5 1.044 0.087 12.006 *** 0.745 0.555
城市功能服务价值 GN2 1.000 0.761 0.579 0.785 0.549
GN3 1.003 0.090 11.145 *** 0.765 0.585
GN4 0.891 0.081 10.966 *** 0.696 0.484
情感价值 QG2 1.000 0.773 0.598 0.823 0.608
QG3 1.091 0.082 13.251 *** 0.824 0.679
QG4 0.940 0.073 12.895 *** 0.739 0.546
社交价值 SJ2 1.140 0.090 12.608 *** 0.774 0.599 0.835 0.559
SJ4 1.109 0.090 12.265 *** 0.745 0.555
SJ5 1.088 0.087 12.530 *** 0.767 0.588
SJ1 1.000 0.703 0.494
文化认知价值 WH1 1.000 0.748 0.560 0.839 0.566
WH2 1.008 0.078 12.961 *** 0.741 0.549
WH3 1.036 0.077 13.535 *** 0.783 0.613
WH4 0.937 0.073 12.883 *** 0.736 0.542
审美价值 SM1 1.000 0.751 0.564 0.81 0.587
SM2 0.974 0.08 12.173 *** 0.732 0.536
SM3 1.014 0.082 12.374 *** 0.813 0.661
文化依恋 YL1 1.000 0.759 0.576 0.852 0.590
YL2 1.012 0.073 13.892 *** 0.770 0.593
YL3 1.047 0.075 14.024 *** 0.779 0.607
YL4 1.053 0.076 13.785 *** 0.764 0.584
遗产责任行为 ZR1 1.000 0.781 0.610 0.916 0.578
ZR2 1.045 0.065 16.200 *** 0.789 0.623
ZR3 0.983 0.068 14.516 *** 0.721 0.520
ZR4 1.062 0.069 15.343 *** 0.755 0.570
ZR5 1.005 0.066 15.140 *** 0.747 0.558
ZR6 1.058 0.067 15.757 *** 0.771 0.594
ZR7 1.016 0.064 15.796 *** 0.773 0.598
ZR8 1.040 0.069 15.031 *** 0.742 0.551
游客涉入 SR1 1.000 0.858 0.736 0.853 0.660
SR2 0.907 0.059 15.459 *** 0.792 0.627
SR3 0.985 0.064 15.382 *** 0.786 0.618

注:***表示P<0.001,下同。

(3)变量相关性分析
对问卷中的核心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与AVE值的平方根进行比较,完成了区分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如表6所示,各变量具有中度相关,并且不同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它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问卷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6 平均值、标准差、相关性和区分效度

Table 6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lation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Mean S.D. 1 2 3 4 VIF
1. 感知价值 4.177 0.741 0.821 1.450
2. 文化依恋 4.008 0.864 0.450** 0.768 1.350
3. 遗产责任行为 4.136 0.801 0.591** 0.580** 0.760 1.898
4. 游客涉入 4.139 0.894 0.489** 0.428** 0.553** 0.812 1.415

注: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AVE的平方根展示于表格斜对角处;**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以下方法控制与检验共同方法偏差:(1)在泉州不同文化遗产点随机对游客进行问卷发放与收集,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2)问卷回收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问卷的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整个问卷的KMO值为0.973,且第一个主成分解释的方差为45.854%,未超过50%的阈值。(3)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所有VIF值均小于3(表6)。因此,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2 研究假设检验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采用AMOS 24.0的极大似然估计程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指标显示:χ2/df =1.241; CFI =0.984; IFI=0.984; NFI=0.921; GFI=0.904; AGFI=0.890; TLI=0.982; RMSEA=0.026,表明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
(1)主效应
主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96,P<0.001),因此,假设H1得到支持。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27,P<0.001),文化依恋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9,P<0.001),因此假设H2、H3得到支持。
表7 假设检验

Table 7 Hypothesis testing

假设 回归路径 Estimate S.E. C.R. P 结果
H1 遗产责任行为 游客感知价值 0.396 0.054 7.394 *** 支持
H2 文化依恋 游客感知价值 0.527 0.062 8.492 *** 支持
H3 遗产责任行为 文化依恋 0.439 0.056 7.835 *** 支持
(2)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使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使用AMOS 24.0中的Bootstrap抽样程序,抽样数设为2000次,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设置为95%,结果如表8所示:文化依恋在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分别为0.231与0.396,Bias-corrected 95% CI与Percentile 95% CI均不包含0,表明文化依恋在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得到支持。
表8 文化依恋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8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ultural attachment

检验内容 点估计
point estimation
product of coef. Bias-corrected 95% CI Percentile 95% CI
S.E. Z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间接效应 0.231 0.053 4.358 0.146 0.356 0.143 0.351
直接效应 0.396 0.073 5.425 0.255 0.539 0.256 0.541
总效应 0.627 0.075 8.360 0.491 0.781 0.492 0.782
(3)调节效应
使用温忠麟等[62]建议的阶层回归分析法检验游客涉入的调节作用。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放入阶层回归模型自变量的第一层,自变量(感知价值、游客涉入)放入阶层回归模型的第二层,将感知价值与游客涉入的交互项放入第三层,得到模型Model 1、Model 2、Model 3。结果如表9所示,游客感知价值与游客涉入的定向乘积项系数显著且为正(β=0.501,P<0.001),R2变化量为0.036,表明游客涉入在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影响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得到支持。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游客涉入的调节作用,以该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分组标准,分别对高游客涉入和低游客涉入水平下游客感知价值与文化依恋的关系进行描绘,结果如图2所示。高游客涉入的斜率高于低游客涉入的斜率,表明对于游客涉入度较高的游客,游客感知价值对其文化依恋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表9 游客涉入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9 A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ourist involvement

变量 文化依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控制变量
性别 -0.038 0.007 0.009
年龄 0.060 0.059 0.057
学历 -0.028 -0.023 -0.021
月收入 -0.047 -0.023 -0.024
自变量
感知价值 0.825** 1.129**
游客涉入 0.095 0.261
感知价值×游客涉入 0.501***
R2 0.010 0.828*** 0.862***
ΔR2 0.010 0.840*** 0.036***
F 0.880 70.971*** 61.551***
图2 游客涉入的调节效应

Fig. 2 Moderating effects of tourist involvement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包含7个结构维度,分别是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城市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文化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游客感知价值是一个动态结构,在不同情境下,旅游者的感知价值构成存在一定差异[63]。在文化遗产旅游情境中,以往研究主要以景区为尺度对游客感知价值的维度进行了探究,如程圩[23]在中西方文化遗产旅游者感知价值差异研究中,以西安大雁塔、秦俑馆为例,将文化遗产地游客的感知价值划分为质量价值、效率价值、服务价值、成本价值、社会价值与享乐价值。已有研究对文化遗产地的游客感知价值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文化遗产地”这一相对模糊化的概念,使得现有研究忽略了文化遗产地游客感知价值的内部差异。文化遗产城市是一种容纳着地方日常生活、依然处在生长、变化中的活态文化遗产,如果直接使用以往的游客感知价值维度进行测量则难以体现这一特殊旅游形式中的游客其他体验价值。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通过质性方法提炼出的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及要素,不仅涉及以往文化遗产地游客感知价值的基本构成维度,还包括一些新的维度,体现了文化遗产城市情境中的独特体验价值。例如,“城市人文价值”这一维度体现了城市中活态的日常生活与历史留存的文化遗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当地人的宗教日常”既是一种生动的生活场景,亦是宗教建筑遗址的活态呈现,二者的交织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城市人文价值。
(2)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能够有效激发游客遗产责任行为。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的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明确了游客感知价值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张婷等[43]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构建了游客感知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作用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游客感知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孙佼佼等[64]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游客感知价值是四类影响路径逻辑中的关键因素。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不仅包括有利于环境可持续的行为,也包括有利于社会文化可持续的行为。因此,关注有利于社会文化可持续的遗产责任行为,并验证了游客感知价值与遗产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结论是游客感知价值对其他可持续旅游行为作用的重要补充。
(3)文化依恋是连接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关键中介因素。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即游客在文化遗产城市旅游过程中的感知价值会通过文化依恋间接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达成了“游客感知价值—文化依恋—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路径关系,这一结论也进一步支持了认知评价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具体而言,感知价值作为游客对旅游体验的重要认知评价,游客在文化遗产城市旅游过程中,通过游览当地城市景观、感受城市人文环境、学习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可以获得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文化认知价值等,这些感知价值有助于游客对当地文化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使他们形成文化依恋,这种情感联系和认同感使游客对文化遗产抱有更高的责任感,进而激发他们产生积极行为。因此,研究结论拓展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厘清了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
(4)游客涉入是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游客涉入正向调节了游客感知价值到文化依恋的关系,即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影响随着游客涉入的提高而增强。据情感事件理论和涉入理论,心理需求会影响个体认知对其情感的影响效果。高涉入度的游客在游览文化遗产城市前,会更主动寻找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资料,在游玩过程中对探索当地历史和文化具有更强烈的兴趣,因此容易获得更高的感知价值,并表现出更高的文化依恋水平。

4.2 理论贡献

(1)本文提炼了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及测量要素,拓展了游客感知价值的研究尺度。在遗产旅游情境中,当前游客感知价值研究主要基于景区这一尺度展开,如杭州西湖、大运河、北京圆明园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名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城市”这一概念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将遗产旅游作为推动城市二次发展的动力。然而当前针对城市尺度下的游客遗产旅游感知价值研究还较为缺乏,以泉州为例对城市尺度下的游客感知价值进行探究,是对现有游客感知价值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此外,本文开发的感知价值量表为理解文化遗产城市游客的独特体验价值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一测量体系可为后续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结构维度的参考。
(2)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遗产旅游背景下的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研究。已有的游客遗产责任行为机制研究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模型对遗产责任行为做出解释,忽略了情感对于遗产责任行为的驱动效应。然而,文化遗产城市是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精神的文化空间,游客身处其中可能与地方文化建立情感纽带[65]。因此,以认知评价理论为框架,探究了文化依恋这一情感因素在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形成了“感知价值—文化依恋—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拓展了游客遗产责任行为的情感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丰富了学界有关游客负责任行为与可持续旅游行为的研究。
(3)验证了游客涉入的调节作用,厘清了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当前已有学者探究了游客涉入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较少有学者对其调节作用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涉入理论,认为心理需求会影响个体认知对其情感的影响效果,因此引入游客涉入这一概念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了游客涉入在感知价值过程中对游客情感的内在作用,对于深入认识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这一发现提示游客涉入是影响游客感知价值与文化依恋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应加以重视。同时,对游客涉入在游客文化依恋情感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也进一步拓展深化了认知评价理论的研究。

4.3 实践启示

本文通过明确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和机制,为文化遗产城市如何进行游客管理提供了如下启示。
(1)文化遗产城市要重视游客的感知价值,以推动游客采取对遗产负责任的行为。具体而言,本文明确了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这启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价值维度层面提升游客感知价值。首先,提升城市景观和人文价值是关键。投资于城市景观和人文资源的保护与提升是必要的,这样游客才能更好地感知城市的独特之处。通过保护和改善历史建筑、文化景观与城市环境,文化遗产城市能够提高游客对其感知价值,从而激发游客对遗产的责任感。其次,加强城市服务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优质的城市服务是提升游客感知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交通、安全和便利设施等方面的城市服务,文化遗产城市可以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促使他们更加愿意保护和尊重遗产。情感价值和社交价值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游客对文化遗产城市的情感价值和社交价值的感知,将影响他们对遗产的责任感和行为。因此,鼓励游客参与当地社区和文化活动,促进与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感知价值和责任感。最后,文化认知和审美价值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提供关于文化遗产的教育和解释性信息,帮助游客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独特之处。同时,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环境和体验,例如艺术展览、文化活动和节庆等,将增强游客的文化认知和感知价值。
游客管理在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至关重要。通过提升城市景观和人文价值、加强城市服务功能、强调情感价值和社交价值,以及强调文化认知和审美价值,文化遗产城市可以实现游客的满意和保护遗产的责任行为。这将有助于管理者在游客管理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决策,促进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文化遗产城市应加强对游客的情感管理,特别是应积极采取行动推动游客产生与地方文化的积极情感联结,即文化依恋。具体而言,首先,通过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展示当地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传统,来激发游客对文化的情感依恋。其次,通过提供关于文化遗产的详细解释、历史背景、意义和故事,游客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文化遗产。再次,为了培养游客的文化依恋,管理者可以创造互动和参与的机会。这可以包括组织文化活动、工作坊、展览和表演等,让游客参与其中,亲身体验文化。此外,管理者还可以鼓励游客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例如通过社区项目、文化交流活动和合作项目等,增强游客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和依恋。最后,可以通过强调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价值,以增强游客的文化依恋。这可以通过强调当地文化的传统、历史和特色,以及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来实现。通过教育和宣传,让游客意识到他们所参观的文化遗产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采取以上举措刺激游客产生文化依恋将进一步推动游客产生有利于文化遗产城市发展的角色外行为,从而推动城市文化与旅游的均衡发展。
(3)文化遗产城市应注重提高游客涉入程度,进一步推动游客感知价值向文化依恋水平的转化。研究结论还表明,游客涉入是游客感知价值与文化依恋之间的“催化剂”,涉入度高的游客将表现出更高的文化依恋。首先,可以利用技术提升游客参与度,如利用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提供身临其境、互动式的体验,让游客能够虚拟探索和了解文化遗产地。其次,开发用户友好的数字平台和移动应用,提供全面的信息、互动地图和教育资源。这些工具可以提升游客参与度,并提供实时的沟通渠道以获取反馈和解答疑问,增进游客的情感价值感知。此外,文化遗产城市还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体验,根据游客的兴趣和偏好量身定制。定制化的行程安排和互动展示可以为游客提供独特而引人入胜的文化体验,以增加他们的参与度和情感连接。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可能会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问卷是一种通过自我报告方式获取数据的方法,这种数据获取方式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且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影响;其次,仅选取了相对静态的某一时间点进行横向研究,因此无法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更充分地验证,未来可以考虑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城市展开历时性研究与对比性研究,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再次,通过质性研究发现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内部存在层次性,即属性层与结果层,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在此方面,故在实证研究中没有进一步量化验证感知价值内部的层次关系。此外,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包括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城市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文化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不同维度,而本文未考虑不同价值对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差异。最后,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其他路径,未来可以引入其他理论框架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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