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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4 , Vol. 39 >Issue 5: 1068 - 108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506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

  • WEI Xu-hong ,
  • ZHAO Xue-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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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8

  Revised date: 2024-02-04

  Online published: 2024-05-11

Fold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shifting from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can help optimize subsequent support policies, achiev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Pingya Tibetan Township,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 After evaluation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have shown an upward trend after relocation. The material support provid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at different quantiles, and financial subsidie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at 0.25 and 0.50 quantiles.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on the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showed an inverted "U" shape change. Additionally, as the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improved,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also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However, the household dependency ratio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Finally, targete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relocated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who have undergon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well-being; farmers; assistance measures;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

Cite this article

WEI Xu-hong , ZHAO Xue-yan .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5) : 1068 -1083 . DOI: 10.31497/zrzyxb.20240506

移民作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是人类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明确将移民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其作为核心发展目标之一。《世界移民报告2022》显示，世界各地移民总量约2.81亿，其中，中国移民人数超过1000万人，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中国政府也实施了水库移民、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等多项移民工程，其中，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短距离移民，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中“五个一批”措施之一[1]。“十三五”期间，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乔迁新居，有效解决了全国近1/5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2,3]。截至2022年6月，搬迁群众的就业规模达到459.4万人，218万户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基本实现至少1人就业[4]。然而，易地扶贫搬迁会导致生产生活空间的结构转换、生产生活资源的重新分配、移民文化习俗的转化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等[5]，这些变化使得搬迁群众面临着生计适应、社会融入以及身心发展等一系列新挑战[6]，同时也会影响搬迁农户的福祉。因此，当前亟需厘清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以便更好地优化后续扶持措施，进而促进搬迁农户在“搬得出”基础上，实现“稳得住”“能融入”“能致富”。
福祉是个体对于目前生活质量及满意程度的全面表达[7]，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8]。国内外学者对福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祉概念框架构建[9⇓-11]、福祉水平评价[12⇓-14]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5,16]等方面，形成了人类发展指数[17]、MA福祉框架[18]、可行能力理论[19]、人类需求理论[20]等评估框架。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生活条件的政策措施，也是增进农户福祉的主要推手[21]。研究发现，搬迁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的总收入，还会对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搬迁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膳食质量也逐渐得到改善[22,23]。同时，易地扶贫搬迁还会打破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社会融入遭受阻碍[2,24]。宁静等[5]还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改善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得农户能够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进一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研究也发现，搬迁后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改善能够提升搬迁户的生活满意度，而在搬迁过程中农户对政策信息获取较少、其就业向非农化突变会拉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4]。另外，搬迁后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交往、经济状况和居住环境更有利于农户幸福感的提升以及与迁入地情感纽带的建立[25⇓-27]。
总体来看，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多从农户的收入或生活满意度等单一维度出发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的影响。实际上，福祉包括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前者侧重于个体对自身生活水平的主观认知和情感表达[28]，后者则侧重于在考虑生活条件、经济水平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情况下衡量个体或社会的福利水平[29]，单一维度的考察难以全面综合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研究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3,5,22,23]，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搬迁户与非搬迁户之间差异的比较，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鲜有研究去探究易地扶贫搬迁对搬迁前后农户福祉变化的影响;在研究区选择上，当前研究较少去关注整乡搬迁区农户的福祉变化。因此，有必要将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结合起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整乡搬迁区农户福祉变化的影响，以便更好地了解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综合效果。
山区是能源、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也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谋生的人群集中区，全球约有12%的人口居住在山区，其中超过40%的人口分布在发展中国家[30]。中国是一个山地大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2/3，人口约占全国的56%[30]，受自然地理属性的限制，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31]。地处西秦岭的陇南山区不仅是典型的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也是甘肃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还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典型区域[32]。鉴于此，本文基于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构建农户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评估搬迁前后农户福祉变化的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综合福祉变化的影响，旨在为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旨在从根本上消除“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本底脆弱性问题[32]，并且主要通过就业支持、资金支持、物质支持三种支持性政策干预来改善搬迁家庭的客观福祉及主观福祉[33]（图1）。其中，就业支持是对“人力”的支持，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导致相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提升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34]。通常，易地扶贫搬迁会提供公益岗位、帮扶车间就业岗位、劳务技能培训等措施来解决搬迁户的就业机会匮乏问题，并保证家庭的稳定增收。其中，劳务技能培训不仅有助于农户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此提高劳动力质量[35]，还可促进家庭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保证在人力资本提升的同时，也能增加收入;提供公益岗位和帮扶车间就业岗位不仅能提高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也有助于丰富农户的社会关系，拓宽社会网络[36]，提高其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图1 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资金支持是对“财力”的支持，是保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的助推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主体，农户最直接的搬迁动机是增加经济收入和提升家庭福祉[22]。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提供资金补贴、贴息贷款等，来补贴搬迁户在生活用品及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其中，资金补贴不仅能够激发农户提高受教育水平的动力和能力，也能提高农户在饮食、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支出[37]，从而有效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贴息贷款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的借贷能力并保障农户的经济安全，也能提升农户抵御生计冲击的能力。物质支持是对“物力”的支持，是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重构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在搬迁前，由于多数群众所处区域位置偏远、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常面临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无疑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限制[38]。搬迁之后，农户集中居住在川坝河谷区，铁路、高速公路穿乡而过，交通便捷度大幅提升，污水管网、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设施齐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善[3]，使得农户前往学校、医院和集贸市场的通达度提高、便利性增强，有效降低了时间成本、增强了生活便捷性。另外，除了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之外，易地扶贫搬迁也向农户提供了树苗、地膜、化肥、肉兔等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这不仅节省了农户在农业方面的开支，而且促进了种养产业的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陇南山区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地、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为了摆脱自然环境对其发展的限制，提升山区群众的福祉，该区实施了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搬迁项目，并被列为《甘肃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的重点区域。在“十三五”期间，该区搬迁规模达到7.18万人，其中贫困户5.49万人。坪垭藏族乡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山大沟深、交通闭塞、气候高寒阴湿、年平均降水量520 mm、土地资源匮乏，是贫困山区的典型代表。全乡共辖9村18社，大多数村社散落分布于九沟八梁之上，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贫困程度深，2014年贫困率为43.7%，人均纯收入仅为2550元，就地扶贫开发成本高，脱贫难度极大。鉴于此，2018年坪垭藏族乡开始实施整乡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对全乡除铧咀村外的鹿连村、赵杨坪村、旧墩村、坪牙村、崇山子村、俄儿村、风和村、腰道村8个村1236户5731人实施搬迁，集中安置至白龙江沿线的川坝河谷区。该乡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全国少有”的整乡大规模搬迁项目，也是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最具代表性的缩影。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源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首先，在陇南市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longnan.gov.cn）以及陇南乡村大数据（https://m.lnsbigdata.cn）等平台了解坪垭藏族乡的收入水平、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2020年6月15-20日，在坪牙村、鹿连村分别随机选取10户农户进行预调查，初步了解搬迁前后农户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并根据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完善。2020年7月采取随机抽样法开展正式调查，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样40~60户受访户，采用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观察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每户调查时间约为30~45分钟。由于坪垭藏族乡是陇南藏族乡之一，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一定障碍，访谈难度较大，为顺利开展调研工作，特聘请了当地8名在校大学生担任语言翻译员。最终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1份，问卷有效率为92.75%。

2.3 研究方法

2.3.1 福祉评估方法

（1）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福祉是一个多维、综合的概念，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面发展的需求[8]。它既涉及财富、教育、健康、安全、设施等物质社会属性，也体现个人对于目前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和情感[39]。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福祉内涵及相关研究[40,41]，本文从收入与基本物质需求、安全、社会关系、健康、文化适应5个维度刻画搬迁农户的客观福祉（表1）。其中，收入增加是农户最期望的生计结果，对改善福祉有重要作用[22];基本物质需求是农户维持生计的物质保障[9];经济安全是家庭抵御金融风险的中坚力量[42]，饮水安全是农户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人身安全是保障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36];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纽带，也是实现集体利益的桥梁[6,33];医疗支出占比能反映家庭成员的总体健康状况，而饮食质量则反映了农户的饮食健康状况[23,40];此外，农户在搬迁后不仅需要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还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故用到达最近寺院的时间、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参加文艺活动的次数来测度坪垭藏族乡搬迁农户对新环境的文化适应程度[32]。同时，为了更好地评价搬迁农户自身对生活水平的主观认知，本文从就业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教育医疗水平满意度、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4个方面刻画其主观福祉（表1）。
表1 搬迁农户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Well-be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located farmers

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含义与赋值 搬迁前 搬迁后 权重 指标方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客 观 福 祉 收入与基本物质需求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庭总人口/(元/人) 7745.45 4003.51 8789.19 4531.09 0.43 +
耐用消费品 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折算价值总额/元 27328.03 35570.92 40092.72 42016.59 0.24 +
房屋状况 总分=住房面积×房屋材质，房屋材质：钢混/砖混=4，砖瓦/砖木房=3，土木房=2，彩钢房=1 74.42 59.27 276.23 260.62 0.33 +
安全 经济安全 获得信贷机会：非常容易=5，比较容易=4，一般=3，比较困难=2，非常困难=1 2.40 0.62 2.99 0.81 0.37 +
饮水安全 家庭饮用水主要来源：自来水=5，窖水=4，井水=3，山泉水=2，河水=1 3.97 1.26 4.98 0.22 0.59 +
人身安全 村里发生偷盗的情况：非常多=1，比较多=2，比较少=3，非常少=4，没有=5 2.54 0.87 3.45 0.88 0.04 +
社会
关系		 社会信任 对亲戚朋友、陌生人、政府人员的信任度：非常信任=5，比较信任=4，一般信任=3，不太信任=2，完全不信任=1 3.70 0.65 3.96 0.81 0.46 +
社会网络 与亲戚朋友、村民、政府人员关系：非常好=5，比较好=4，一般=3，比较差=2，非常差=1 3.45 0.58 3.59 0.67 0.54 +
健康 医疗支出
占比		 家庭中医疗费用支出占全年家庭总消费的比例/% 0.12 0.16 0.11 0.17 0.55 -
饮食质量 食用（肉/蛋/奶、蔬菜、水果）的频率：每天=5，每周3~4次=4，每周1~2次=3，每月1~3次=2，几乎不吃=1 3.91 0.84 4.14 0.74 0.45 +
文化
适应		 到达最近寺院的时间 <10 min=5，10~20 min=4，20~40 min=
3，40~80 min=2，≥80 min=1		 3.94 0.55 2.08 0.66 0.37 +
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 非常多=5，比较多=4，比较少=3，非常少=2，没有=1 3.68 0.97 2.36 1.04 0.31 +
参加文艺活动的次数 非常多=5，比较多=4，比较少=3，非常少=2，没有=1 3.06 0.92 3.01 1.00 0.32 +
主 观 福 祉 就业
满意度		 就业机会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非常不满意=1 2.84 0.75 3.24 0.72 1.00 +
居住
环境
满意度		 住房条件 2.43 0.79 3.50 0.87 0.37 +
道路交通
条件		 1.98 0.72 3.98 0.70 0.27 +
环境卫生
条件		 2.12 0.84 3.92 0.83 0.36 +
教育医疗水平满意度 教育水平 2.77 0.89 3.41 1.00 0.57 +
医疗水平 2.66 0.80 3.67 0.85 0.43 +
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 休闲娱乐
设施		 2.76 0.66 3.49 0.83 1.00 +
（2）福祉评价方法
首先，由于观测指标量纲不一致，直接运算会导致数据间的差异过大，因此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使用熵值法确定具体各指标权重（表1），它能克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和臆断性问题，同时能有效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的问题。接着，依据各具体指标权重以及标准化值分别计算各维度福祉指数，具体公式详见参考文献 [40]。最后，因为各维度福祉均为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主、客观福祉二者相互补充[7]，所以采用等权重法分别计算客观福祉指数（ O W i）和主观福祉指数（ S W i）以及综合福祉指数（ W i），计算公式如下：
O W i = 1 / 5   ( I i + S i + R i + H i + A i )
S W i = 1 / 4   ( E i + L i + D i + T i )
W i = 1 / 2   ( O W i + S W i )
∆ W i = ∆ W i t - ∆ W i t 0
式中： O W i为第 i位农户客观福祉指数; S W i为第 i位农户主观福祉指数; I i、 S i、 R i、 H i、 A i为第 i位农户的收入与基本物质需求、安全、社会关系、健康、文化适应指数; E i、 L i、 D i、 T i为第 i位农户的就业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教育医疗水平满意度、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指数; W i为第 i位农户的综合福祉指数; ∆ W i为第 i位农户综合福祉指数的变化; ∆ W i t为搬迁后第 i位农户综合福祉指数; ∆ W i t 0为搬迁前第 i位农户综合福祉指数。

2.3.2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分析模型

（1）变量选择
为了探究易地扶贫搬迁“人力”“财力”“物力”三种力量的注入对农户福祉的作用效果，将搬迁农户的综合福祉指数变幅作为被解释变量（表2），并且基于分析框架选取了就业支持、资金补贴、物质资助为解释变量。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家庭抚养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户内生动力为控制变量。其中，家庭抚养比是农户家庭特征的重要反映[43]，较高的家庭抚养比意味着家庭中可用于创收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少，家庭面临更大的生计压力，福祉的提升越容易受到阻碍[44];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家庭人口素质的重要体现，不仅决定着农户的学习能力和科技知识应用水平[5]，也会促使搬迁家庭生计多样化;农户内生动力是农户自身发展的重要力量[45]，通常具有较高内生动力的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自我发展意愿，并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这将激励农户提高收入和福祉。
表2 变量选择及定义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变量 指标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综合福祉指数变幅 农户搬迁前后综合福祉指数变化差值 0.14 0.11
解释变量 就业支持 是否获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扶贫车间、公益岗位）或培训：1=是，0=否 0.25 0.46
资金补贴 政府给农户发放的各类货币补偿 125301.89 24959.82
物质资助 政府提供的各类物质资助（非货币补偿） 357.64 241.52
控制变量 家庭抚养比 非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 0.52 0.54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1.89 0.51
农户内生动力 认为未来5年生活的变化情况：一定会变差=1，可能会变差=2，不变=3，可能会变好=4，一定会变好=5 3.97 1.02
（2）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模型是用于分析一组回归变量X与被解释变量Y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该模型不需要具备很强的分布假设，通过对残差绝对值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目标函数，可以减少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并且相对于传统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揭示自变量对于因变量不同分位数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46]。因此，本文选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来探究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变化的影响。其模型如下所示：
Q u a n t θ ( ∆ W i / X i ) = β θ X i
式中： X i包括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Q u a n t θ ( ∆ W i | X i )表示在给定X的情况下 ∆ W i与分位点 θ（0<θ<1）对应的条件分位数; β θ表示分位数为 θ时的回归系数，通过不断进行有放回抽样并通过最小化离差法（LAD）而实现[47]，计算公式如下：
β θ = a r g m i n ∑ i ,   ∆ W i ≥ X i β θ ∆ W i - X i β + ∑ i ,   ∆ W i < X i β ( 1 - θ ) ∆ W i - X i β

3 结果分析

3.1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的福祉变化

易地扶贫搬迁促使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搬迁农户的客观福祉指数由搬迁前的0.489增至0.557，增幅为13.91%（表3）。其中，搬迁后农户的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安全、社会关系、健康指数均增加，增幅分别为37.91%、36.66%、29.37%、5.26%。可见搬迁后农户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指数增幅最大，而健康指数增幅最小。然而文化适应指数有所降低，降幅为34.94%。从洛伦兹曲线来看，搬迁后比搬迁前曲线向右下角的凸出程度更小，表明搬迁后农户客观福祉差异趋于缩小（图2）。从小提琴图也可以看出（图3），搬迁前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指数、安全指数、社会关系指数、健康指数中位数均偏离箱体中间位置，呈偏态分布，而搬迁后其中位数均接近箱体中间位置，上下限距箱体距离基本一致，呈正态分布，且集中程度较高，进一步说明搬迁后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搬迁农户的客观福祉组间差异逐渐缩小。
表3 搬迁前后农户客观福祉指数变化

Table 3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index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类型 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 安全 社会关系 健康 文化适应 客观福祉
搬迁前 0.401 0.581 0.521 0.380 0.561 0.489
搬迁后 0.553 0.794 0.674 0.400 0.365 0.557
图2 搬迁前后农户客观福祉的洛伦兹曲线

Fig. 2 Lorenz curve of o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图3 搬迁前后农户客观福祉指数变化情况

Fig. 3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index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易地扶贫搬迁也促使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搬迁农户的主观福祉指数由搬迁前的0.407增至0.627，增幅为54.05%（表4）。其中，就业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教育医疗水平满意度、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指数均增加，增幅分别为22.22%、133.56%、46.64%、41.14%，可见搬迁后居住环境满意度提升最显著。从洛伦兹曲线来看，搬迁后比搬迁前曲线向右下角的凸出程度更小，表明搬迁后农户的主观福祉差异也趋于缩小（图4）。小提琴图显示（图5），主观福祉的各维度在搬迁前后的中位数均偏离箱体中心位置，均呈偏态分布，然而，搬迁后各维度满意度的均值线均显著上移，且由中低值集聚逐渐转为高值集聚分布。其中，居住环境满意度变化最大，搬迁后上下限距离箱体中心基本一致，集中程度较高，说明搬迁后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搬迁农户主观福祉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表4 搬迁前后农户主观福祉指数变化

Table 4 Changes i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ex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类型 就业满意度 居住环境满意度 教育医疗水平满意度 休闲娱乐设施满意度 主观福祉
搬迁前 0.459 0.298 0.431 0.440 0.407
搬迁后 0.561 0.696 0.632 0.621 0.627
图4 搬迁前后农户主观福祉的洛伦兹曲线

Fig. 4 Lorenz curv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图5 搬迁前后农户主观福祉指数变化情况

Fig. 5 Changes i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ex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3.2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变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陇南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变化的影响。在进行分位数回归之前，对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发现其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1.3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参考牛文浩等[48]的研究，选取了0.25、0.50、0.75三个分位点，分别代表综合福祉改善低、中、高三个群组。结果如表5所示，在不同的分位点处，各变量对综合福祉改善的影响存在差异。在0.25分位点处，物质资助和资金补贴是综合福祉改善的积极因素;在0.50分位点处，“人”“财”“物”的支持均对综合福祉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0.75分位点处，综合福祉改善受物质资助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为资金补贴和就业支持。
表5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Table 5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变量 Q25 Q50 Q75
就业支持 0.018
（0.017）		 0.029**
（0.014）		 0.019
（0.015）
资金补贴 0.148***
（0.054）		 0.088**
（0.035）		 0.075
（0.047）
物质资助 0.224***
（0.045）		 0.234***
（0.034）		 0.287***
（0.033）
家庭抚养比 -0.170**
（0.078）		 -0.086
（0.055）		 -0.122***
（0.041）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0.009
（0.049）		 0.032
（0.048）		 0.006
（0.049）
农户内生动力 0.000
（0.026）		 0.013
（0.025）		 0.043*
（0.023）
常数项 -0.038
（0.035）		 0.007
（0.030）		 0.026
（0.027）
Prob>F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也显示，就业支持在不同的分位点处对综合福祉改善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且在0.50分位点处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回归系数呈倒“U”型的变化（图6），表明就业支持对综合福祉改善中等的农户促进作用更大，且在0.5分位点处就业支持每提升1个单位，综合福祉改善中等的农户福祉变幅增加0.029个单位;资金补贴也同样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改善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且在0.25、0.50分位点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资金补贴每提升1个单位，综合福祉改善程度低等、中等的农户福祉变幅分别增加0.148个、0.088个单位;物质资助的回归系数在各分位点处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物质资助无论对综合福祉提升低等和中等的农户，还是对综合福祉提升高等的农户，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物质资助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其每提升1个单位，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农户福祉变幅分别增加0.224个、0.234个、0.287个单位。
图6 农户福祉变化分位数回归的变量系数曲线

注：① 图中黑色直线表示OLS回归估计值，灰色折线表示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灰色区域为分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区间。② 横轴表示农户综合福祉水平变化程度的不同分位点。

Fig. 6 Variable coefficient curve for quantile regression of changes i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同时，回归结果也显示，家庭抚养比在0.25分位点和0.75分位点处对综合福祉的改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随着综合福祉的提升，农户内生动力对其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且在0.75分位点处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内生动力也逐渐成为影响农户福祉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山区农户福祉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优化后续扶持政策，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共同富裕。本文以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为案例区，基于农户调研资料，在评估搬迁前后农户福祉变化的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综合福祉变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易地扶贫搬迁后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农户的主观与客观福祉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搬迁后农户之间的福祉差距趋于缩小。从不同维度来看，搬迁后坪垭藏族乡农户的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水平及居住环境满意度显著提高，但文化适应程度有所降低。
（2）就业支持、资金补贴和物质资助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物质资助对坪垭藏族乡农户福祉的改善作用最强，其次是资金补贴和就业支持。
（3）内生动力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综合福祉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综合福祉的提升，农户内生动力的作用趋于增强。然而，家庭抚养比对综合福祉的改善具有抑制作用。

4.2 讨论

4.2.1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客观福祉变化

研究发现，坪垭藏族乡搬迁后农户收入与物质基本需求指数增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搬迁户的生计策略，促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图7）。调查结果显示，65.49%的受访户搬迁后收入水平增加，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农户占67.49%。研究还发现，搬迁后农户健康水平增强但增幅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收入增加，加之购买肉蛋奶、蔬菜、水果更为便捷，使得农户的饮食结构得到了有效改善，尤其食用水果的频率显著增加，搬迁前仅有30.73%的农户每天会食用水果，而搬迁后该比例上升到了42.86%，故使得农户的健康水平有所提升。但调查中也发现，受访户中至少有1人长期患病的家庭占到45.01%，甚至有些家庭患病人数更是高达3人以上，家人患病产生高额的医疗支出，使得家庭储蓄减少，从而限制农户福祉的提升。
图7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祉的影响过程

注：图中实线箭头表示促进作用，虚线箭头表示抑制作用。

Fig. 7 The impact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Zhu等[27]的研究指出，易地扶贫搬迁会导致农户之间社会网络的瓦解，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反。究其原因，坪垭藏族乡搬迁属于整乡搬迁项目，搬迁后集中安置使得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原有社会网络并没有发生较大损耗，在社区重构过程中，搬迁户有机会结交新的朋友、邻居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网络的拓展和多样化。调查中也发现，超过40%的受访户搬迁后对亲戚朋友和同村人的信任度有所提高。但是，本文发现搬迁后受访农户的文化适应水平降低，主要原因在于搬迁后“少搬老不搬”现象的出现以及劳动力外流、路途增加等，导致农户参加祭祀“山神”和跳“傩面舞”等活动的次数显著下降，农户参与积极性也显著降低。

4.2.2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主观福祉变化

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主观福祉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跟Liu等[3]研究结果一致。具体来看，搬迁后农户对就业的满意度显著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易地搬迁就业帮扶通过设置帮扶车间就业岗位、公益性岗位等，以及开展电工、钢筋工、厨师等技能培训，拓宽了农户就业机会、提升了非农就业能力，促使了搬迁农户的生计空间重构和生计方式的非农化转变（图7）。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搬迁家庭享受了就业帮扶，其中，40.35%的搬迁农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劳务技能培训和公益岗位工作，此外，有31.58%和24.56%的搬迁农户分别参加了合作社和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研究也发现，搬迁后农户居住环境满意度提升，对其主观福祉的提升贡献率最高。搬迁之前，该乡90%的家庭散落在九沟八梁之上，生产生活处于靠天吃饭、牛耕、人背、畜驮的状态，导致他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较低。搬迁之后，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多为砖混结构住房，且配备了水冲式厕所及独立的厨房，居住环境整洁有序，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满意度。此外，搬迁后不仅在安置区建立了中心医院和小学、幼儿园，还建立了“一站式村民服务大厅”，农户看病、办事的便利度显著提高，也促进了农户的满意度提高。访谈中，部分农户反映搬迁后休闲娱乐设施的改善，不仅丰富了农户的文化娱乐生活，还增进了邻里间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使得社区凝聚力增强。

4.2.3 易地扶贫搬迁不同扶持方式对农户福祉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心在于通过“输血”与“造血”的途径对脱贫农户给予人、财、物三要素的帮扶，从而提升农户的福祉水平。不同的扶持方式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存在差异，就业支持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改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且对综合福祉改善中等的农户作用显著。究其原因，综合福祉改善较低的农户，因其生计适应能力往往较低，获取、处理、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和社会关系的能力更弱，故就业支持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6];综合福祉改善中等的农户，通过参与帮扶车间就业岗位、公益岗位、非农技能培训等，使其社会网络不断拓展，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断提升，从而提升了农户幸福感。然而，对于综合福祉改善高的农户，因其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能自主寻求多元化的就业途径，对就业扶持政策的依赖性低，故就业支持对其福祉的改善作用也相对较低。资金补贴对综合福祉改善产生正向的影响，且对福祉改善低的农户影响程度更强。原因在于，福祉改善较低的农户，因其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对经济支持的依赖性较强[44]，搬迁过程中给予的资金补贴可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促进其生计转型，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物质资助对综合福祉改善低、中、高的农户均产生正向的显著作用，究其原因，物质资助为农户搬迁后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其中，提供的家具、燃气灶等物品可满足农户的基本物质需求;提供花椒苗、核桃苗、地膜、化肥等，则为农户开展生产活动提供了支撑。然而，研究还发现，就业支持虽然促进了搬迁农户福祉的改善，但其作用最小。这是因为，尽管以扶贫车间为主的非农就业安置稳定了大部分脱贫农户的家庭收入，但不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市场条件，如帮扶车间存在的停产、经营不稳定、带动就业效益差以及技能培训转化为实践活动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搬迁农户面临的经济风险不断增加，并迫使部分已放弃农业的搬迁户往返于新区和原住地“重操旧业”。
研究也发现，随着综合福祉的提升，农户的内生动力对福祉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访谈中发现政府给予搬迁户的培训补贴以及生活补贴，会激发农户积极改善自家的生活质量，并且49.86%的搬迁户表示对未来5年自家生活改善很有信心。然而，家庭抚养比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有抑制作用，这跟时鹏等[43]的研究发现一致，原因在于，搬迁后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需要抽出更多时间照料学龄儿童和老人，并且搬迁后在教育、医疗、照护方面支出也增加，从而使其福祉改善受限。

4.3 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实现脱贫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确保脱贫群众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目前坪垭藏族乡帮扶车间存在停产、经营不稳定、带动就业效益差以及技能培训转化为实践活动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为提升农户福祉提供支撑。当前亟需当地政府建立与帮扶车间合作的采购渠道，为其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并且加强与企业对接，开展市场调研，为帮扶车间提供市场信息和指导，帮助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同时，应促进帮扶车间与劳动力技能培训紧密结合，将帮扶车间变成“扶技车间”，在保证劳动力就地就业的同时，不断提升搬迁农户自身发展的能力。（2）鉴于物质资助是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发展的最大保障，当前应继续发展当地花椒、核桃等特色产业，建立产业示范园，探索“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经营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并通过资金的帮扶，打造“互联网＋”和直播应用平台，拓展销售渠道，扩大花椒、核桃、油橄榄等特色农产品外销市场，从而促进农户增收致富。（3）农户内生动力是提升农户福祉的关键因素。应针对不同农户分类施策，对于自身发展能力较弱的农户，继续依据农户自身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并通过“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增强他们主动寻找发展机会，探索长效发展路径的能力，从而促进农户的自我发展，持续增进其福祉的提升；对于自身发展较强的农户，应积极地鼓励其寻求多元化的就业途径，并且充分发挥出能人带动作用。（4）患慢性病人数较多、医疗支出费用较高已成为影响易地搬迁农户福祉提升的主要障碍，因此，应尽快配齐配强医疗专业人才，提高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的诊治能力。同时，强力推进基层信息化和远程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为搬迁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便民服务。（5）针对搬迁群众文化适应程度下降的问题，应基于坪垭藏族乡地方文化特色，大力支持和鼓励搬迁群众发展手工艺品制作、传统工艺品保护与创新、文化旅游等产业，这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外流的现象，也可以有效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现实问题。此外，还应鼓励当地群众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促使农户不断适应新环境。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ZHANG L, XIE L Y, ZHENG X Y. Across a few prohibitive miles: The impact of the anti-poverty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0: 102945, Doi: org/10.1016/j.jdeveco.2022.102945.

[2]
张晨, 马彪, 仇焕广.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来自中国8省(区)16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4): 153-169.

[ ZHANG C, MA B, QIU H G. Resettlement types,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relocate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in 16 counties of 8 provinces in China.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4): 153-169.]

[3]
LIU M Y, FENG X L, ZHAO Y F,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9: 35-44, Doi: org/10.1016/j.jrurstud.2023.02.009.

[4]
时鹏, 任洪浩,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主观幸福感模糊评价: 基于1250个搬迁农户的实证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1(5): 113-127.

[ SHI P, REN H H, YU J. Fuzzy evalu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1250 rural households.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5): 113-127.]

[5]
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 20-28.

[ NING J, YIN H D, WANG S G, et al. Doe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reduce poverty vulnerability: PSM-DID analysis based on the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rom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11): 20-28.]

[6]
周丽, 黎红梅, 李培.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67-175.

[ ZHOU L, LI H M, LI P.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for resettled farm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ettled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1): 167-175.]

[7]
黄甘霖, 姜亚琼, 刘志锋, 等. 人类福祉研究进展: 基于可持续科学视角. 生态学报, 2016, 36(23): 7519-7527.

[ HUANG G L, JIANG Y Q, LIU Z F, et al. Advances in human well-being research: A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erspective. Acta Ecological Sinica, 2016, 36(23): 7519-7527.]

[8]
李昂, 杨琰瑛, 师荣光, 等. 居民福祉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进展.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2, 39(5): 948-957.

[ LI A, YANG Y Y, SHI R 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well-be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system servic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9(5): 948-957.]

[9]
KIBRIA A S M G, COSTANZA R, GASPARATOS A, et al. A composite human wellbeing index for ecosystem-dependent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in the Sundarbans, Bangladesh. Ecosystem Services, 2022, 53: 101389, Doi: org/10.1016/j.ecoser.2021.101389.

[10]
李惠梅, 张安录. 生态环境保护与福祉. 生态学报, 2013, 33(3): 825-833.

[ LI H M, ZHANG A 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well-being.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3): 825-833.]

[11]
檀学文, 吴国宝. 福祉测量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 “加速城镇化背景下福祉测量及其政策应用”国际论坛综述.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9): 87-96.

[ TAN X W, WU G B. New progres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l-being measurement: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ell-being measurement and its policy appl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4, (9): 87-96.]

[12]
陈刚, 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 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2, (8): 55-67.

[ CHEN G, LI S. How can the government make people happy: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quality on residents' happin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2, (8): 55-67.]

[13]
周绍杰, 王洪川, 苏杨.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管理世界, 2015, (6): 8-21.

[ ZHOU S J, WANG H C, SU Y. How Chinese people ca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 Based on a survey of China's livelihood index.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5, (6): 8-21.]

[14]
DE P K, THAMARAPANI D. Impacts of negative shocks on wellbeing and aspirations: Evidence from an earthquake. World Development, 2022, 154: 105876, Doi: org/10.1016/j.worlddev.2022.105876.

[15]
刘迪, 陈海, 张行,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 地理研究, 2022, 41(5): 1298-1310.

DOI

[ LIU D, CHEN H, ZHANG H, et al. The impact of ecosystem services on human well-being and its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5): 1298-1310.]

DOI

[16]
聂鑫, 汪晗, 张安录. 城镇化逬程中失地农民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4): 86-93.

[ NIE X, WANG H, ZHANG A L.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less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2013, (4): 86-93.]

[17]
王圣云, 罗玉婷, 韩亚杰, 等.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8): 1150-1158.

DOI

[ WANG S Y, LUO Y T, HAN Y J,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human well-be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8): 1150-1158.]

DOI

[18]
赵士洞, 张永民.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成就、贡献和展望. 地球科学进展, 2006, 21(9): 895-902.

DOI

[ ZHAO S D, ZHANG Y M.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The achievements, contribu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 2006, 21(9): 895-902.]

[19]
田建国, 庄贵阳, 朱庄瑞. 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12): 9-18.

[ TIAN J G, ZHUANG G Y, ZHU Z R.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of human well-being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29(12): 9-18.]

[20]
刘迪, 陈海, 张杰,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评估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 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23, 43(3): 530-540.

DOI

[ LIU D, CHEN H, ZHANG J, et al. Village's objective well-being assessment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i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3): 530-540.]

[21]
夏艳玲.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9, 40(9): 7-13.

[ XIA Y L. Study on migrant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settlement: A case study of Bama Yao Autonomous county in Guangxi.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0(9): 7-13.]

[22]
LENG G X, FENG X L, QIU H G. Incom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on rural farmer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1, 20(4): 891-904.

[23]
QIU H G, LENG G X, FENG X L, et al. Effect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on diet quality among low-income household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0, 13(2): 397-417.

[24]
KURA Y, JOFFRE O, LAPLANTE B, et al. Coping with resettlement: A livelihood adaptation analysis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Land Use Policy, 2017, 60: 139-149, Doi: org/10.1016/j.landusepol.2016.10.017.

[25]
TANG J J, XU Y, MA W L, et al. D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nxi,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1, 118: 102455, Doi: org/10.1016/j.habitatint.2021.102455.

[26]
XU G L, LIU Y, HUANG X J, et al. How does resettlement policy affect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resettled farmers? Land Use Policy, 2021, 107: 105476, Doi: org/10.1016/j.landusepol.2021.105476.

[27]
ZHU D M, JIA Z Y, ZHOU Z X.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Evidence from diffe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nt commun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 75: 103355, Doi: org/10.1016/j.scs.2021.103355.

[28]
CASINI L, BONCINELLI F, GERINI F, et al. Evaluating rural viability an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marginal areas in Tuscan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2: 64-75, Doi: org/10.1016/j.jrurstud.2021.01.002.

[29]
FERDMAN A. Well-being and mobility: A new perspectiv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1, 146: 44-55, Doi: org/10.1016/j.tra.2021.02.003.

[30]
冯应斌, 龙花楼.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5): 866-879.

DOI

[ FENG Y B, LONG H 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5): 866-879.]

DOI

[31]
冉红美, 唐治诚. 中国山区生态环境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水土保持研究, 2004, 11(2): 180-182.

[ RAN H M, TANG Z C. Problems of eco-environment in Chinese mountain areas and solutions.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4, 11(2): 180-182.]

[32]
王伟军, 赵雪雁, 李花.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 以陇南山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22, 42(5): 165-174.

DOI

[ WANG W J, ZHAO X Y, LI H.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spac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of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5): 165-174.]

[33]
王君涵, 李文, 冷淦潇, 等.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 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0): 143-153.

[ WANG J H, LI W, LENG G X,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of poor households: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waves of microdata from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0): 143-153.]

[34]
SU Y Q, LIU Z Q.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97-109, Doi: org/10.1016/j.chieco.2015.12.007.

[35]
莫荣, 岳威. 增加下岗职工就业机会研究. 管理世界, 2001, (2): 88-94.

[ MO R, YUE W. Research on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laid-off work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1, (2): 88-94.]

[36]
孙彦, 赵雪雁.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以陇南山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23, 42(7): 1874-1891.

DOI

[ SUN Y, ZHAO X Y.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interventions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Longnan Mountainous Area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7): 1874-1891.]

[37]
LIU M C, RAO D D, YANG L, et al. Subsidy, training or material supply? The impact path of eco-compensation method on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287: 112339, Doi: org/10.1016/j.jenvman.2021.112339.

[38]
刘明月, 冯晓龙, 张崇尚, 等. 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5): 61-79.

[ LIU M Y, FENG X L, ZHANG C S, et a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5): 61-79.]

[39]
李鑫远, 雷敏, 郗家祺, 等. 生态移民福祉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陕西省蓝田县农村抽样调研.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27-1141.

DOI

[ LI X Y, LEI M, XI J Q, et al.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under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sampling survey of rural areas in Lanti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6): 1127-1141.]

DOI

[40]
黄志刚, 黎洁. 乡村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福祉的影响: 基于PSM模型的检验. 资源科学, 2021, 43(1): 171-184.

DOI

[ HUANG Z G, LI J. Influence of land acquisition for rural tourism on the well-being of landless farme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SM model.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 171-184.]

DOI

[41]
MOURATIDIS K, YIANNAKOU A. What makes cities livable? Determinants of neighborhood satisfaction and neighborhood happiness in different contexts. Land Use Policy, 2022, 112: 105855, Doi: org/10.1016/j.landusepol.2021.105855.

[42]
DAW T M, REID N J, COULTHARD S, et al. Life satisfaction in coastal Kenya and Mozambique reflects culture, gendered relationships and security of basic needs: Implication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Ecosystem Services, 2023, 62: 101532. Doi: org/10.1016/j.ecoser.2023.101532.

[43]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4): 101-120.

[ SHI P,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off-farm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model.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 (4): 101-120.]

[44]
王蓉, 赵雪雁, 刘江华, 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 以甘南高原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2020, 31(2): 554-562.

[ WANG R, ZHAO X Y, LIU J H, et al. Depend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s 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A case study of Gannan Plateau,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20, 31(2): 554-562.]

[45]
邰秀军, 王艳鸿. 易地搬迁移民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5): 627-634.

[ TAI X J, WANG Y H. A study concerning about relocated migrants' self-developm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path.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 21(5): 627-634.]

[46]
张新林, 仇方道, 朱传耿. 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8): 1867-1880.

DOI

[ ZHANG X L, QIU F D, ZHU C G.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8): 1867-1880.]

[47]
何军.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中国农村经济, 2011, (6): 15-25.

[ HE J.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1, (6): 15-25.]

[48]
牛文浩, 申淑虹, 罗岚, 等. 地形差异视角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分解: 以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数据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262-1282.

DOI

[ NIU W H, SHEN S H, LUO L, et al. The impacts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ain difference: A case study of 1879 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262-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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