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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9 >Issue 5: 1022 - 103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503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 GU Guan-hai , 1 ,
  • WU Bin , 1 ,
  • ZHANG Wen-zhu 1 ,
  • LU Ru-cheng 1 ,
  • WANG Pei-qiong 2 ,
  • LIAO Wen-hui 1 ,
  • FENG Xiao-l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China
  • 2. School of Accountancy,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1

  Revised date: 2023-11-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5-11

Fold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exacerbated land-use conflicts. Border areas are fac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in geostrategic environment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n aim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gional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hat the laws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gradients can be scientifically identified. Using 45 border areas in China as exampl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by applying models such as territorial spatial dynamics, land-use transfer matrix and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1980 to 2020, the production, living and open spac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expanded while the ecological space shrank. The structure of "one belt, three zones and multiple points" revealed the dramatic pattern. Given that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the border areas is dominated by the terrestrial ecological space composed of mountains, rivers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space, the border zone holds tremendous value and potential 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service capacity. (2) The conflicts of territorial space in the border areas mainly occurred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hen the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paces. The conversion type of territorial space was mainly the interconversion of production space, open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Consequently, the conflicts would lead to th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3) The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different territorial spatial changes have varying effects, with economic dynamics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eing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evolu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Therefore,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rom the border area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leverage their geographic advantages,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zoning and regulatory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ial optimization; driving mechanisms; Chinese border areas

Cite this article

GU Guan-hai , WU Bin , ZHANG Wen-zhu , LU Ru-cheng , WANG Pei-qiong , LIAO Wen-hui , FENG Xiao-ling .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Chinese border area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5) : 1022 -1038 . DOI: 10.31497/zrzyxb.20240503

在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正式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和重要节点[1]。作为国家的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利用与区域发展已经成为土地科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等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2⇓⇓-5]。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作为人地关系发展的基本载体，映射了沿边地区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的共同作用结果[6,7]。同时，也承载着边境口岸、边（跨）境经济合作区和沿边改革试验区等具有跨境合作功能的地域空间，具备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开放空间功能[8]。由此，构建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开放—生态”型的国土空间，将是实现沿边地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战略的关键载体[9,10]。然而，边境地区所处的地缘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水平等存在迥异，致使此类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挑战。因此，科学掌握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的演化过程是推动不同发展梯度水平下地区均衡发展的关键，如何高效利用国土空间和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学术界与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时代命题[11⇓-1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加强边疆建设，以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鉴于此，揭示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演变规律，探讨国土空间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对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边境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具有时代意义和参考作用。
梳理与分析已有研究发现，国土空间的研究主要包括国土空间演化规律、驱动机制、空间优化和生态效应等方面。国土空间演变研究是在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分析基础上，考虑国土空间的城镇、农业和生态功能，深入探讨了生产、生活和生态价值水平的分布，将其归属到地域空间类型中，进一步分析其时间和空间的结构特征[14⇓-16]。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国土空间往往会受到政策法规、人文、经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且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化呈现显著差异性。在探究影响机制时，学者通常借助RS和GIS技术，结合数学模型，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分析区域国土空间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10,17⇓-19]。在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方面，多数研究采用土地利用数据和DEM数据等分析国土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数量结构和空间格局，聚焦国土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国土空间协调优化措施[20⇓-22]。总体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范围通常集中在国家、省级、市级、流域或城市群等层面，对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涉及国土安全和对外开放的陆地边境地区的关注相对有限。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以“生产—生活—生态”或“城镇—农业—生态”为切入点，较少将研究区域的特定功能特征融入研究视角。
20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边境地区在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较少，处于相对封闭阶段[23]。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中国开放转型和周边复杂的地缘环境的影响加深，边境地区成为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区域和国际竞相渗透的敏感区域。因此，将沿边地区的开放功能融入国土空间体系中，对全面描绘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实现全方位沿边开放，构建和谐周边环境以及稳定地缘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鉴于此，以中国边境地区的45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为例，应用国土空间动态度、国土空间转移矩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识别分类—时空演变—影响机制—空间优化”的地理空间视角，深入探究1980—2020年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演变的区域差异，分析各区域发展挑战与差异化发展战略，旨在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丰富多尺度、多元特征的国土空间理论体系，以补充边境地区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变化方面的研究。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中国边境地区为研究区域，覆盖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省（自治区），45个地级市（区/自治州/盟）（图1）。该地区与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的陆地边界长达22000 km。边境地区的地形整体呈“西高东低，北缓南陡”的特点（图1a）。根据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邻国差异，将中国边境地区划分为5个区域[3,5]（图1b），即东北边境包括东北三省的边境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有利，城市发展和产业基础较强;北部边境包括内蒙古和甘肃的边境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西北边境包括新疆境内的边境地区，是连接中国和欧洲大陆的重要纽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边境包括西藏境内沿边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西南边境包括云南、广西的边陲地区，气候相对宜人，是中国向东南亚拓展并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枢纽。
图1 研究区域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图b中序号1~45分别表示：1. 丹东市，2. 通化市，3. 白山市，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5. 牡丹江市，6. 鸡西市，7. 佳木斯市，8. 双鸭山市，9. 鹤岗市，10. 伊春市，11. 黑河市，12. 大兴安岭地区，13. 呼伦贝尔市，14. 兴安盟，15. 锡林郭勒盟，16. 乌兰察布市，17. 包头市，18. 巴彦淖尔市，19. 阿拉善盟，20. 酒泉市，21. 哈密市，22. 昌吉回族自治州，23. 阿勒泰地区，24. 塔城地区，25.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6.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7. 阿克苏地区，2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9. 喀什地区，30. 和田地区，31. 阿里地区，32. 日喀则市，33. 山南市，34. 林芝市，35.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36. 保山市，37.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8. 临沧市，39. 普洱市，4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41.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4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43. 百色市，44. 崇左市，45. 防城港市。

Fig. 1 Study area diagram

1.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由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获取受时间限制，本文选取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边境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各地级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脆弱性指数数据来自系统和平中心网站（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http://www.systemicpeace.org/）。

1.3 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分类体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边境地区出台了一系列先行先试政策，包括边境口岸建设、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边民互市点等开放平台的建设。这些举措使得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逐步完善[8]。本文以功能主导性和可操作实用性为原则，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6,10]以及边境口岸、边（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点建设等，构建了中国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分类体系（表1）。
表1 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分类体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生产空间 农业生产空间 水田、旱地
工矿生产空间 工矿用地及其附属交通用地
生活空间 城镇生活空间 城镇用地
农村生活空间 农村居民点
开放空间 对外开放型空间 边境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边民互市点等开放平台及其20 km缓冲区
生态空间 绿地生态空间 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其他林地、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水域生态空间 河渠、湖泊、坑塘、滩涂、滩地
潜在生态空间 裸土地、裸岩石砾地、沙地、盐碱地、其他未利用地

1.4 研究方法

1.4.1 国土空间演变过程分析方法

（1）国土空间动态度
国土空间动态度是指某一时期内各类型国土空间面积的变化率，体现了某种国土空间的增减幅度[24]，计算公式如下：
D = A i - A i i A i i × 1 T × 100 %
式中：D为某一类型国土空间动态度指数（%）;Ai和Aii分别为该类型国土空间发生转移后的面积和未发生转移时的面积（km2）;T为研究的时间间隔。
（2）国土空间转移矩阵
国土空间结构转型通过转移矩阵模型来实现[18]，其计算公式为：
S i j = S 11 S 12 ⋯ S 1 n S 21 S 22 ⋯ S 2 n ⋯ ⋯ ⋯ ⋯ S n 1 S n 2 ⋯ S n n
式中： S i j为研究初期i类国土空间转为末期j类国土空间的总面积（km2）;n为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数量（个）。

1.4.2 国土空间驱动机制分析

（1）指标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3,5,17,25,26]，综合考虑中国边境地区的独特性，包括边境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要素、地缘经济环境等共同影响，从经济动力、社会发展、交通水平、对外开放、地缘态势和自然承载等六个维度构建中国边境国土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2）。
表2 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变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for factors affecting territorial spatial changes in border areas

维度 指标/单位 序号 指标解释
经济动力
(es)
 地均GDP/(亿元/km2) x1 表征地区生产活动的最终水平
产业结构/% x2 用地区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例表征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km2) x3 表征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
市场机会/% x4 衡量邻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以周边国家人均GDP和边境地区人均GDP表示）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km2) x5 反映地区在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景气程度
社会发展
(sd)		 地均人口数/(人/km2) x6 一定时期居住在某区域内单位土地面积人口数，即人口数/土地面积
国民总投资/亿元 x7 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之和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x8 地方政府通过税收、非税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获得的资金总额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x9 地方财政将把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满足经济建设和各种项目的需要
教育水平/% x10 以每万名中小学生中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来衡量
医疗水平/% x11 以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来衡量
交通水平
(tc)
 人均公路里程/(km/人) x12 衡量区域道路建设和发展规模的重要指标
航空建设水平 x13 为衡量航空发展水平，对机场建设情况进行打分：3C级机场得1分，4C级机场得2分，4D级机场得3分
对外开放
(ou)
 口岸建设水平 x14 衡量边境地区的口岸发展水平，其中一类口岸得2分，其余类别的口岸得1分
优惠指数 x15 衡量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根据各地享受的政策条件来赋分，每项政策1分）：如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边境经济合作区等
对外依存度/% x16 衡量边境地区进出口贸易活跃程度（进出口总额/GDP)
国际旅游外汇/亿元 x17 衡量边境地区的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
地缘态势
(gs)		 邻国安全状况 x18 用国家脆弱性指数来衡量，是系统和平中心综合国家主权特征与军队冲突次数等综合测算的指数，可用于表征边境的外部的地缘态势影响
边防派出所/个 x19 衡量边境内部安全，统计边境线上的边防派出所数量
自然承载
(nb)
 平均海拔/m x20 衡量边境地区的地形条件，每个市单位的平均海拔
地形起伏度/m x21 单位面积内最大相对高程差，反映地面相对高差，是描述地貌形态的定量指标
平均气温/℃ x22 衡量边境地区气候特征的重要指标
（2）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解释空间分异特征、探测解释因子的数理统计方法，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中因子探测器与交互作用探测器对上述影响因子展开分析，探讨中国边境地区各因子对国土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力和多因子交互作用强度[10]，其表达式为：
p = 1 - ∑ i = 1 N n i σ i 2 / n σ 2
式中：p为因子影响力;ni和n分别为层i和全区的单元数（个）; σ i 2和 σ 2分别是层i和全区的Y值方差。

2 结果分析

2.1 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时空演变特征

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变化趋势呈现生产、生活和开放空间增加、生态空间减少的特点。从国土空间利用动态度来看（表3）：（1）生产空间方面，工矿生产空间在1980—2000年较为稳定，2000年后迅速增长，研究期间国土空间类型动态变化度为568.96%，其中2000—2010年间的变化幅度为230.8%，是研究期内国土空间类型动态度的最大值，这表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四五”期间，中国边境地区的工业化和产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2）生活空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城镇生活空间增幅较大，2000—2010年城镇生活空间的面积占比从0.06%增加到0.10%，在此期间边境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较快的趋势。相应地，农村生活空间稳定增长，变化幅度小于城镇生活空间，但广阔的农村生活空间仍然是边境地区生活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3）开放空间作为边境地区国土空间的一种新型空间，在研究期间变化波动较大，尤其是在1990—2000年开放空间的动态度变化为176.30%。这是由于国家对边境地区针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边（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政策，进一步拓展了沿边的开放空间布局。2000年后开放空间的变化态势趋于稳定。（4）生态空间呈减少态势，其中绿地、水域生态空间减少，潜在生态空间波动变化。边境地区的绿地生态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人为活动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冲突。但边境地区生态空间面积总体的比例较大，生态功能相对稳定，具有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巨大潜力。
表3 1980—2020 年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面积占比及动态度变化

Table 3 Changes in the area proportions and dynamics of territorial spac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from 1980 to 2020 (%)

时间段/年 统计参数 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 开放空间 生态空间
农业生
产空间		 工矿生
产空间		 城镇生
活空间		 农村生
活空间		 对外开放型空间 绿地生
态空间		 水域生
态空间		 潜在生
态空间
1980 面积
占比		 6.30 0.02 0.05 0.33 1.11 56.84 2.43 32.92
1990 6.73 0.02 0.06 0.35 1.11 56.51 2.43 32.79
2000 7.09 0.02 0.06 0.34 3.04 54.67 2.42 32.36
2010 7.73 0.06 0.10 0.34 3.26 49.3 2.30 36.91
2020 8.02 0.14 0.12 0.38 3.43 50.13 2.32 35.46
1980—1990 空间
动态度		 0.72 6.78 14.92 6.57 0 -0.57 -0.07 -0.40
1990—2000 5.34 6.02 5.14 -0.17 176.30 -2.67 0.28 -0.71
2000—2010 230.80 9.11 62.91 -0.34 7.29 -9.79 -4.85 14.09
2010—2020 114.17 3.76 17.39 10.78 5.07 1.74 0.93 -3.86
1980—2020 568.96 28.16 131.07 17.45 211.45 -11.18 -3.76 8.47
过去40年，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格局变化整体呈稳定态势，“一带三区多点”格局趋于显著（图2）。“一带”为边境地区占比最大的生态空间。“三区”为生产空间的多个集中区域，分别是位于北部边境和东北边境地区的丹东市—黑河市—包头市连片区、西北边境地区的哈密市—塔城地区—喀什地区的连片区以及西南边境地区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崇左市的连片区组成。“多点”为生活空间、开放空间较为集中分布的区域，散布在东北边境、西北边境和西南边境等地区;生活空间集中分布在生产空间周围，而开放空间则沿边而建。
图2 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格局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from 1980 to 2020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功能区，通常位于国际交通要道上，肩负着国家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贸往来和交流的关键职责，成为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开放型空间。为了促进边境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特定于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措施，如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点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等。城镇建设与沿边开放相互促进，国家积极引导边境地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口岸经济”的转变，采用“岸城一体化”“园城一体化”等融合模式，有效促进了国土空间的多元化功能。在研究期间，边境地区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新型业态和模式，如民族或异域风情旅游，以及边民互市贸易等，以发展独特的沿边国土空间功能。这些政策旨在促进资源流动和人口聚集，改善就业和提振消费需求，推动“以边养边”的灵活贸易政策，提高城镇流动人口就业率，提升居民收入，同时增强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开放、生产和生活功能。此外，边贸集散市场的布局倾向于聚集在农村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有助于推动边民增收，并提高乡村生活的功能。虽然边境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占用了生态空间，但边境地区关注与保护生态环境力度也在提升，以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细言之：（1）生产空间的国土结构功能主要为农业生产，集中连片分布在生活空间周围，典型区域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南和西北边境的边缘区域，表明边境地区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经济，其扩张与地形、河流分布和生活聚集地紧密联系，这与农业生产对劳动和灌溉的需求等相关。（2）生活空间的格局分布主要在平原或山间的丘陵，城镇生活空间往往会有河流横穿城市，但农村生活空间分布则较为零星，呈点群分布格局。生活空间整体呈扩张趋势，且扩张形式存在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以点成群”发生在农村生活空间，“以带相连”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城镇生活空间，“以片扩面”的扩张方式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生活空间。（3）开放空间依托于边境口岸和跨境合作区等设立而形成的新型空间，主要特点是沿着边境线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北部边境和西南边境地区，整体上形成了“以点扩展、点面辐射”的开放格局。（4）自1980年以来，生态空间虽然略有减少，但仍为边疆地区的国土结构的本底。边疆四大界湖、15条主要国际河流等众多湖泊、河流和山脉等作为国家安全的缓冲区和生态敏感区，为边境地区构建了一道道生态屏障。

2.2 边境地区国土空间结构转型

从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结构变化转移矩阵（表4）来看，只有绿地生态空间和水域生态空间减少，转移面积分别为223431.20 km2和3268.17 km2，对应的增减率分别为-11.81%和-4.53%;其余国土空间面积呈增长趋势，其中工矿生产空间、对外开放型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增长率较大，分别高达600%、209.01%和140%，转移变化的面积为4035.67 km2、67514.63 km2和2321.97 km2。由于边境地区的基本国土结构以生态用地为主，生态空间占比较大。然而，随着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呈现集聚趋势，导致生产、生活和开放空间逐渐与生态空间发生融合和冲突。
表4 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变化转移矩阵

Table 4 Transition matrix of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changes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from 1980 to 2020

1980年 2020年
农业生产
空间		 工矿生产
空间		 城镇生活空间 农村生活空间 对外开放型空间 绿地生态
空间		 水域生态空间 潜在生态
空间		 总计转出
面积
农业生产空间 — 812.02 1511.43 3189.32 7965.35 19452.20 1422.41 1695.40 36048.14
工矿生产空间 36.95 — 35.79 23.71 62.66 41.62 35.74 65.47 301.94
城镇生活空间 81.02 1975.13 — 18.88 170.85 25.81 7.76 2.57 315.52
农村生活空间 1975.13 29.76 156.52 — 271.62 473.08 52.09 55.73 3013.93
对外开放型空间 0 0 0 0 — 0 0 0 0
绿地生态空间 73223.83 1926.21 706.08 1360.53 45098.56 — 18004.33 249797.32 390116.86
水域生态空间 1122.67 45.81 24.61 28.87 1233.33 11518.68 — 22213.76 36187.73
潜在生态空间 18532.22 1515.17 203.06 279.39 12712.26 135174.28 13397.23 — 181813.62
总计转入面积 94971.83 4337.61 2637.49 4900.70 67514.63 166685.66 32919.56 273830.26 647797.74
增减量 58923.69 4035.67 2321.97 1886.77 67514.63 223431.20 -3268.17 92016.64 —
增减率 27.30 600.00 140.00 15.15 209.01 -11.81 -4.53 7.72 27.30

注：增减率的单位为%，其他单位均为km2。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段各类用地转换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情况，统计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转换面积（表5），并绘制 “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在不同时期的转换图谱（图3）。自1980年以来，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结构转换类型主要以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互转为主（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类型占比47.93%，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类型占比24.63%），前期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后来逐渐扩散到各个边境地区;其次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互转（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类型占比1.81%，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类型占比2.68%），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边境地区;发生国土结构转换数量最小的在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类型占比1.32%，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类型占比0.72%），较为集中分布在西北和北部边境地区，其他地区亦有零星分布;开放空间主要由生态空间转入，生态空间—开放空间类型占比18.24%，该转换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东北边境地区。此外，在不同时期国土结构转型存在差异。1980—1990年，转换类型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互转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边境地区;1990—2000年的国土结构转换类型情况与1980—1990年保持一致;2000—2010年为四个阶段国土空间结构转型变化面积最大的一个时期，其转换类型仍为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互转为主，除了西藏边境地区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了明显的转变;2010—2020年的主要转换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与前一期变化相似，但由生态空间转为生产、生活空间的数量显著下降。
表5 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转换类型面积统计

Table 5 Area statistics of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transition types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from 1980 to 2020

转换类型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20年 合计
生产空间_开放空间 面积/km2 0 6965.38 379.73 686.61 8031.71
占比/% 0 6.97 0.35 0.81 2.53
生产空间_生活空间 面积/km2 601.49 925.02 3915.03 3048.43 8489.98
占比/% 2.39 0.92 3.63 3.61 2.68
生产空间_生态空间 面积/km2 4480.44 11457.43 33171.29 29050.07 78159.23
占比/% 17.81 11.46 30.77 34.44 24.63
生活空间_开放空间 面积/km2 0 442.52 7.04 11.60 461.16
占比/% 0 0.44 0.01 0.01 0.15
生活空间_生产空间 面积/km2 36.80 640.74 3258.18 1804.41 5740.13
占比/% 0.15 0.64 3.02 2.14 1.81
生活空间_生态空间 面积/km2 9.90 121.77 1197.57 949.83 2279.06
占比/% 0.04 0.12 1.11 1.13 0.72
生态空间_开放空间 面积/km2 0 48041.73 6125.89 3717.53 57885.15
占比/% 0 48.04 5.68 4.41 18.24
生态空间_生产空间 面积/km2 19583.68 31133.84 57877.69 43481.28 152076.49
占比/% 77.85 31.13 53.68 51.55 47.93
生态空间_生活空间 面积/km2 441.91 275.94 1880.34 1600.20 4198.38
占比/% 1.76 0.28 1.74 1.90 1.32

注：“A空间_B空间”表示由A空间转换为B空间的类型。

图3 198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结构转换图谱

Fig. 3 Transition patterns of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structur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during 1980-2020

2.3 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变化驱动力的区域差异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境地区的经济水平加快发展，边境开放力度持续加大，推动了生产、生活和开放空间扩张，也导致不同国土空间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交互探测结果综合来看（图4），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演变受到社会经济、地缘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因素作用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1）东北边境地区的生产空间的驱动类型为“经济—对外—交通”，开放空间的影响因子主要是“经济—对外”型。东北边境的区域发展、对外活动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促使生产发展功能对空间占用的需求增加，推动生产、开放空间持续扩张。生活空间则受“社会—交通”型因子的交互作用力较为显著，社会发展与交通建设的水平直接关联着人们的社会保障福祉与区域互联互通能力。生态空间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经济—交通”型，这是由于东北边境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激发国土空间矛盾冲突，使得生态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2）北部边境地区拥有满洲里、二连浩特等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口岸，在欧亚通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效带动了边境城市的发展，提升了边境开放空间功能。然而北部边境的主要地形为高原，处于草原向荒漠过渡地带，其生态环境脆弱性进一步激发了区域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北部边境有一定工业基础，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经济和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的刺激下，区域人类活动产生了集聚效应，促进了生产空间的形成，使得“社会—对外—自然”成为生产空间和开放空间的主要驱动力类型，生活空间的驱动力类型为“自然—社会”型，而影响生态空间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交通—自然”型。（3）西北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多条经济走廊的交通枢纽，同时拥有博乐、塔城和霍尔果斯等对外开放口岸，为地区与国内外的经济合作交流提供了有利机遇。西北边境抓住“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前沿发展轴的地缘优势，加大沿边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内外通达性，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地区开放开发布局，以“经济—对外—交通”共同促进生产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交通—社会”型因子使得人类活动不断集聚形成生活空间。然而，西北边境的开放空间的驱动因子是“经济—对外—地缘”型，这是由于中亚地区仍然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挑战，同时边界问题和资源利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然而，西北边境主要以荒漠为主，属于温带沙漠气候，山地和盆地为主要地形，使得生态空间的变化与自然承载型因子影响较为明显。（4）西藏边境地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都以“社会—自然—交通”型驱动力为主，开放空间以“经济—地缘”型的影响因子为主，而生态空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社会”型。西藏边境的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植被以草原为主，为中国边境地区重要但脆弱的生态安全屏障;地区人口规模较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毗邻国家相隔于喜马拉雅山山脉，对外开放能力相对较弱。然而，越境偷渡和外国蚕食等问题影响着国家安全。（5）西南边境地区的生产空间的主导驱动因子为“经济—社会—交通”型，生活空间则主要以社会发展型的因素作用较大，开放空间的主要影响因子是“经济—对外—地缘”型，而生态空间主要由“社会—自然”型因子影响作用。西南边境的地形以峡谷和丘陵为主，拥有多个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及一类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口岸等。国家政策战略支持和地方财政投入，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给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随着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西南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合作、对内对外的网络连通性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然而，西南边境仍面临着边境冲突、岛屿争端、邻国政局动荡，以及人口贩运、毒品走私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交织，给边境安全带来了持续的压力。
图4 1990—2020年中国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变化驱动力交互作用

注：es表示经济动力;sd表示社会发展;tc表示交通水平;ou表示对外开放;gs表示地缘态势;nb表示自然承载。

Fig. 4 Interaction of driving forces in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living-open-ecological" space structure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during 1990-2020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变化及其影响机制与其他地区的演变规律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沿边区域特色。边境地区由经济发展为主导逐渐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生态”的国土空间协调发展格局的转变，与其他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如黄河流域[10,19,25]、广西北部湾城市群[24]和横断山区[27]等区域。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亟需解决的科学命题[28]。已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国土空间转型的主要驱动力[3,5,13,29]，这两个层面的因子在边境地区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力。然而对边境地区而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的因素对沿边地区国土空间变化的影响作用更强。同时，沿边地区作为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与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带，也深受国际地缘环境与态势的影响，与其他地区形成显著差异。这是由于受到边疆自然地理环境、地缘经济、跨境合作与开放平台建设和兴边富民等支持边境发展的战略政策等综合作用影响[5]。首先，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边境地区处于国家疆域边缘，大部分地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如西北边境的生态脆弱区，西藏边境地处高寒地带等，诸如此类的环境因素使得边境地区建设用地开发成本、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增大，不利于区域发展。其次，从边境区位来看，中国边境地区不仅作为国家的门窗，也是支撑着国土安全、国防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边疆地区的土地利用与国土开发具有敏感性与特殊性。再次从区域发展来看，边疆地区普遍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非边境地区。在国家战略政策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兴边富民行动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优惠政策给沿边城市提供了发展平台优势，给边疆开放开发、跨境合作与开放平台建设创造发展机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演进与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的发展历程及已有研究[4,23,30,31]，根据经济发展与政策战略大致可以将边境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图5）：改革契机发展阶段（1980—1998年）—加速发展阶段（1999—2011年）—全新格局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相对应地，中国边境带国土空间演变也先后经历矛盾激发—加速演变—冲突减缓阶段。（1）改革契机发展阶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再次成为重要议题。边境地区的跨境贸易、双边的口岸交易活动等逐渐恢复，同时相继出台《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等多个政策制度，使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逐步规范化。随着贸易规模与水平的提升，国家设立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推动对外经济的持续发展。此时，边境地区的生产空间和开放空间，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契机刺激下迅速扩张，生活空间也缓慢增加，而生态空间受到挤压，国土空间利用矛盾冲突激发。（2）加速发展阶段，1999年国家启动“兴边富民行动计划”，沿边地区步入快速发展的历程;之后更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战略的支持，进一步推动边境地区城镇化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促进地区产业聚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开放空间和生产空间获得扩张活力。这一阶段是国土空间加速变化阶段，工矿生产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和对外开放型空间快速扩张，绿地、水域生态空间大幅下降，国土空间利用矛盾加速演化。（3）全新格局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提高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随后，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政策沟通优化对外开放的地缘政治环境，以互联互通建设改善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区位条件，以贸易联通推动边境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此间，生态空间缓慢减少，生产生活空间有序扩张，对外开放型空间增长趋向稳定，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演变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格局。
图5 中国边境地区发展阶段与国土空间结构转型过程

Fig. 5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border areas

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边境国土空间结构承载着国防安全、对外开放、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多种地域功能。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功能区，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兴边富民计划”、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来促进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然而，边境地区发展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表现在边疆地区的产业基础薄弱及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乏力，其次是在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背景下人口高频流失，还有体现在沿边地区所承担的生态功能（70%以上的边境县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区域建设开发之间的冲突。鉴于此，结合不同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结构转型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东北边境地区应抓住东北振兴战略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发展新兴绿色产业，积极培育边境地区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与人口的集聚。北部边境地区应持续深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建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立足保障生态安全，进一步打造特色畜牧业。西北和西南边境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继续推动经济走廊和节点城市的枢纽功能建设，加强与国内外经济活动的交流，进一步增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强化城镇资源集聚。西藏边境地区的资源条件较为缺乏，应加强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防止边疆人口流失。

3.2 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呈“一带三区多点”格局分布。人类活动、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加速了边境国土空间的转型变化，促使国土空间的景观格局和生态效应发生变化，促进了不同功能之间的板块融合。过去40年，边境地区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开放空间呈增长趋势，而生态空间呈减少的态势，但减少的速度有所下降。
边境地区的发展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向生产、生活和生态共同发展过渡的趋势，国土空间冲突减缓。1980—2020年，除绿地生态空间与水域生态空间的面积减少，其他国土结构呈现增长趋势。从土地类型转入转出的情况来看，转换类型主要以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互相转换为主，其次是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相互转换，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但后期生态空间减少的速度和规模逐渐下降。
影响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变化的因素在两两交互作用后会出现更强的驱动力，产生了“1+1>2”的效果。研究期间，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结构在数量和空间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收支、对外市场机会、交通建设水平、政策优惠指数和地缘安全等社会人文因素，以及海拔、坡度等自然环境要素对边境“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显著。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王思语, 昌忠泽, 韩子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结构测度、演变及空间格局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23, (2): 23-34.

[ WANG S Y, CHANG Z Z, HAN Z Y.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evol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trade struc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 up. Soft Science in China 2023, (2): 23-34.]

[2]
SONG T, CHENG Y, LIU W D, et al.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7, 27(12): 1463-1480.

DOI

[3]
宋周莺, 祝巧玲.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地理学报, 2020, 75(8): 1603-1616.

DOI

[ SONG Z Y, ZHU Q L.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border area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 1603-1616.]

DOI

[4]
肖池伟, 李鹏, 封志明. 地缘政治经济背景下中老—中越边境地区橡胶林时空扩展特征研究.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2, 24(8): 1512-1524.

DOI

[ XIAO C W, LI P, FENG Z M.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rubber expansion in the borderlands of Sino-Lao and Sino-Vietnam in the geo-polilinomical context.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2, 24(8): 1512-1524.]

[5]
顾观海, 吴彬, 张文主, 等. 中国陆地边境带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7): 94-105.

[ GU G H, WU B, ZHANG W Z,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China's border area.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7): 94-105.]

[6]
刘继来, 刘彦随, 李裕瑞.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地理学报, 2017, 72(7): 1290-1304.

DOI

[ LIU J L, LIU Y S, LI Y R.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7): 1290-1304.]

DOI

[7]
刘彦随, 陈聪, 李玉恒. 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 1-6.

[ LIU Y S, CHEN C, LI Y H. The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under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33(6): 1-6.]

[8]
郭垠宏, 宋涛, 孙曼. 安全、发展与开放关联下的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演化及时段划分. 地理研究, 2023, 42(10): 2574-2591.

[ GUO Y H, SONG T, SUN M. The territorial function evolution and time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border in the context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nexu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10): 2574-2591.]

[9]
李广东, 方创琳. 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 地理学报, 2016, 71(1): 49-65.

DOI

[ LI G D, FANG C L. Quantitative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urban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 49-65.]

DOI

[10]
逯承鹏, 纪薇, 刘志良, 等. 黄河流域甘肃段县域“三生”功能空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地理科学, 2022, 42(4): 579-588.

DOI

[ LU C P, JI W, LIU Z L,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al spac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county level in Gansu,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4): 579-588.]

[11]
HERSPERGER A M, LANGHAMER D, DALANG T. Inventorying human-made objects: A step towards better understanding land use for multifunctional planning in a periurban Swiss landscap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105(3): 307-314.

[12]
SCOLOZZI R, MORRI E, SANTOLINI R. Delphi-based change assessment i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to support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n Italian landscapes.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2, 21: 134-144.

[13]
SONG Y, XUE D, DAI L, et al. Land cover change and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response of different geomorphic units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Journal of Arid Land, 2020, 12(1): 29-43.

DOI

[14]
崔家兴, 顾江, 孙建伟, 等. 湖北省三生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8): 67-73.

[ CUI J X, GU J, SUN J W, et al.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Land Science, 2018, 32(8): 67-73.]

[15]
鞠洪润, 张生瑞, 闫逸晨. 198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用地空间格局类型演变及其驱动力多维探测. 地理学报, 2022, 77(5): 1086-1101.

DOI

[ JU H R, ZHANG S R, YAN Y C.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urban expans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1980-202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5): 1086-1101.]

DOI

[16]
林树高, 陆汝成, 刘少坤,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广西边境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及多功能演变. 农业工程学报, 2021, 37(5): 265-274.

[ LIN S G, LU R C, LIU S K, et al. Land use pattern and 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in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ased on "production-living-ecosystem" space.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1, 37(5): 265-274.]

[17]
焦庚英, 杨效忠, 黄志强, 等. 县域“三生空间”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及可能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西婺源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5): 1252-1267.

DOI

[ JIAO G Y, YANG X Z, HUANG Z Q, et 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mpact factors for the changing pattern and func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Wuyuan coun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5): 1252-1267.]

[18]
孔冬艳, 陈会广, 吴孔森. 中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5): 1116-1135.

DOI

[ KONG D Y, CHEN H G, WU K S.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5): 1116-1135.]

[19]
曲衍波, 王世磊, 朱伟亚, 等. 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演变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21, 37(6): 252-263.

[ QU Y B, WANG S L, ZHU W Y, et al.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 of territorial space evolu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1, 37(6): 252-263.]

[20]
孙婧雯, 刘彦随, 戈大专, 等.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地理学报, 2022, 77(8): 1971-1986.

DOI

[ SUN J W, LIU Y S, GE D Z, et al. Coordinated mechanism betwee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plain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8): 1971-1986.]

DOI

[21]
周昱辰, 尹丹, 黄庆旭, 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参与式制图的“三生”空间优化建议: 以白洋淀流域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8): 1988-2003.

DOI

[ ZHOU Y C, YIN D, HUANG Q X, et al. Spatial optimization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participatory mapping: A case study in Baiyangdian watershed.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8): 1988-2003.]

[22]
邹利林, 章丽君, 刘彦随. 生态文明背景下国土空间功能研究: 过去、现在与未来.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7): 1312-1324.

DOI

[ ZOU L L, ZHANG L J, LIU Y S. Territorial space function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7): 1312-1324.]

DOI

[23]
孙久文, 蒋治.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70年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地理, 2019, 39(11): 1-8.

[ SUN J W, JIANG Z.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opening-up in border areas for 70 years.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1): 1-8.]

[24]
凌子燕, 李延顺, 蒋卫国, 等. 山江海交错带城市群国土三生空间动态变化特征: 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例. 经济地理, 2022, 42(2): 18-24.

DOI

[ LING Z Y, LI Y S, JIANG W G, et al. Dynamic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terlaced with mountains, rivers and sea: A case study of the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Guangxi.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18-24.]

[25]
宋永永, 薛东前, 夏四友, 等. 近40a黄河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与形成机理. 地理研究, 2021, 40(5): 1445-1463.

DOI

[ SONG Y Y, XUE D Q, XIA S Y, et 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1980 to 2018,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5): 1445-1463.]

DOI

[26]
林树高, 诸培新, 陆汝成, 等. 贸易—经济—人口系统对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区域差异的影响: 以中越边境带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6): 1550-1569.

DOI

[ LIN S G, ZHU P X, LU R C,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rade-economy-population system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erritorial space pattern evolution in border areas: Take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Zone as a cas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6): 1550-1569.]

[27]
时振钦, 邓伟, 张少尧. 近25年横断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研究. 地理研究, 2018, 37(3): 607-621.

DOI

[ SHI Z Q, DENG W, ZHANG S Y. Spatial pattern and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territory space in Hengduan Mountains Region in recent 25 year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3): 607-621.]

DOI

[28]
匡文慧. 新时代国土空间格局变化和美丽愿景规划实施的若干问题探讨. 资源科学, 2019, 41(1): 23-32.

DOI

[ KUANG W H. Issues regarding on spatial pattern change of national land space and its overall implementation on beautiful vision in New Era.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1): 23-32.]

[29]
ZHOU D, XU J, LIN Z. Conflict or coordination? Assessing land use multi-functionalization us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analysi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577: 136-147.

[30]
庄芮, 宋荟柯, 张晓静. 我国沿边开放战略思考: 历史逻辑与推进方向. 国际贸易, 2021, (7): 45-52, 75.

[ ZHUANG R, SONG H K, ZHANG X J. 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e of United States financialsanction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Intertrade, 2021, (7): 45-52, 75.]

[31]
孙久文, 周玉龙, 和瑞芳. 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 现状、问题和对策.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 (2): 28-38.

[ SUN J W, ZHOU Y L, HE R 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measures.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17, (2):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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