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China's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Ecological potential advantages, effecti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co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mechanism:A case study of the summer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bao community, Tongzi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 XIONG De-bin , 1, 2 ,
  • LIU J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 2. Marxist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Center,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5-29

  Revised date: 2023-11-09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1

Abstract

How to transform ecological resources into a source of wealth is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and also a crucial approach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single case study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endowment structur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takes the Shanbao community of Tongzi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typical research case. It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summer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bao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ause-and-effect mechanism by which ecological resource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endowment structure advantage & rural talented person demonstration" constitutes the intrinsic foundation for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tourism industry. Seco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rately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infrastructure deficiencies, which lowers the development costs of the industry and attracts external production elements. Third,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iscovering operation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it reintegr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duction elements to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effecti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 effective markets" drives the continuous and cumul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tourism industry, achiev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in the proces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in rural area, but also offer a theoretical logic that can be applied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for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Cite this article

XIONG De-bin , LIU Jing . Ecological potential advantages, effecti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co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mechanism:A case study of the summer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bao community, Tongzi county, Guizhou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4) : 788 -803 . DOI: 10.31497/zrzyxb.202404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农村则是中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如何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成为问题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健全经营开发机制等多方面对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探讨,指明了生态资源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生态产品实现价值转化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已经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生态资源是指包括提供生态产品或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及各自然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等[1]。生态资源价值则是生态经济学范畴的理论,可归纳为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类。对于生态资源价值的研究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生态资源价值测度。不少学者运用模型对森林等区域的生态资源价值测度进行了深入研究[2-4]。二是生态资源价值补偿机制。政府通过税收、补贴等强制性手段实现生态补偿和资源保护[5]。非政府组织则通过市场交易缓解矛盾,避免政府失灵[6]。三是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市场机制与金融路径。在资源开发中引入PPP模式,建立“政府+企业+公众”的生态产品供给模式[7],大力引导绿色金融资本注入生态产品供给[8],降低产品融资成本,可解决政府财政负担大、项目效益低等问题,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生态旅游作为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路径也引起学者关注,主要聚焦于经济、资源、社会文化、社区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五个方面:一是关注生态旅游及其推动发展。生态旅游发展可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9],其强调在不消耗当地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提高农户经济福利[10],除了可以增加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降低生计脆弱性风险外,还可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11]。二是生态旅游对生态的影响。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对土壤、水环境等都有着极大影响[12],只有当自然资源被评估为被保护对象时,才会受到严格保护,达到经济和非经济的平衡,进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13]。为尽可能避免干扰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等负面影响[14],将文化遗产、美学价值、教育功能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15],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促进经济价值实现。三是生态多功能下的旅游发展。基于各地生态旅游空间发展差异,构建未来发展规划[16]。以有为政府促进生态资源禀赋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17],并在产业规模化发展过程中,开发旅游功能,增加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新路径[18]。也可通过整合文旅资源,增进区域间协作和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来全面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9]
现有研究对中国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较少从历史逻辑中关注生态资源比较优势、市场机制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累积因果机制。本文以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纬,以基层治理促进生态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经,构建案例分析框架,以贵州桐梓县九坝镇山堡社区避暑旅游产业(①文中所涉避暑旅游产业特指具备天然优势气候资源地区依托其气候资源开发出相应避暑旅游产品从而发展形成的生态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获取数据,剖析该村“如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避暑旅游产业,并因地、因时、因势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化解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矛盾,推进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保护双赢目标;同时进一步揭示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三者之间互为内生的发展机制,以期为基层治理助力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可借鉴的理论逻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探究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路径和驱动因素。合适的研究方法对于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单案例研究特别适合对同一案例纵向不同时间点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既可保证研究深度,又能展示细节,还可以通过聚焦案例一段较长历史发展时期来捕捉过程的律动[20]。因此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聚焦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山堡社区避暑旅游产业发展的历程。

1.1 案例区概况

山堡社区位于桐梓县九坝镇西北部,共有835户3463人,平均海拔1350 m,夏季平均气温18 ˚C,森林覆盖率达85%,素有“清凉美坝、养身天堂”的美称,曾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省旅游重点村、新时代中国最美乡村等荣誉称号。2006年,基于毗邻重庆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条件,桐梓县确立了“经济工业大县、绿色产业之乡、特色旅游胜地、重庆卫星城市”的发展定位,大力实施旅游战略,山堡社区也由此正式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经过17年的发展,山堡社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避暑旅游产业,成功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社区人均年收入从2000多元增至34000多元,并于2020年实现从“贫困村”到“社区”的飞跃,是依托生态旅游资源讲好乡村发展振兴故事的典型案例,具体区位如图1所示。
图1 山堡社区地理区位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hanbao community

1.2 案例研究框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21],而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政策、激活组织[22],基层治理则为乡村振兴中资源整合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要素禀赋结构理论,从基层治理角度出发,对如何推动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初步构建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禀赋结构和产业兴旺基本框架图,如图2所示。
图2 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禀赋结构与产业兴旺基本框架

Fig. 2 The basic framework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技术创新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所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党全面领导下多级政府治理主体和自治组织一体的基层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基层治理首创精神,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为抓手,盘活内外部生产要素,有效识别、解决产业发展难题,实现基层有效治理。乡村要实现产业兴旺,除了要激活组织、政策,还要激活市场和要素,核心就在于遵循市场逻辑发展产业并进行不断升级:一是内生于禀赋条件发展的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乡村立足区域禀赋结构选择要发展的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二是顾客基于自身需求和价格可接受性决定需求量,并通过市场扩大需求群体。三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交易,乡村产业得到发展,顾客需要得到满足。四是治理组织与市场共同推动禀赋结构升级,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奠定的良好社会秩序以及不断升级的禀赋条件,为市场机制的发挥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力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反之,产业的发展兴旺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1.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文档资料收集、网络文本分析和体验式观察四种方式收集案例数据,其中以半结构化访谈数据为主,其他方法收集的数据为辅。并将多渠道、多主体、多方法收集的案例数据进行相互交叉验证,从而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1.3.1 半结构化访谈

围绕山堡社区旅游产业发展,根据涉及的不同主体,将访谈对象分为三组:治理组织、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分两阶段进行多轮访谈。2021年夏季进行的第一阶段访谈主要围绕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情况进行,由于第一阶段访谈时处避暑旺季且处于提质增效探索初期,不能全面展现山堡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全貌,因此课题组于2022年冬季再次前往山堡社区,围绕当地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的系列举措和成果展开第二阶段访谈,对第一阶段的访谈内容和资料进行补充完善。访谈共计39人次,访谈总时长达1245 min。具体信息见表1
表1 案例乡村访谈信息及编码

Table 1 Interview information and coding of the case village

数据来源 访谈对象 编码 访谈内容 访谈人数/人 访谈人次/人次 访谈时长/min
治理组织 桐梓县主要领导 A1 山堡村的发展瓶颈及未来工作重点方向;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两委工作、政府支持情况;农家乐发展的历史情况 1 1 57
九坝镇政府旅游与文化负责人 A2 1 1 72
村支部工作人员 A3 4 6 231
服务提供者 农户农家乐
经营人员
B1 选择经营农家乐原因、经营情况、政府帮扶情况、存在的困难 7 8 214
入驻企业
项目负责人
B2 项目基本情况、投资原因、发展中的困难、对当地的贡献、发展规划 9 4 198
服务需求者 游客 C1 选择山堡社区避暑原因、避暑信息来源、当地变化、满意度、不足之处 23 19 473

1.3.2 体验式观察及二手资料

除了半结构化访谈,本文还采用了其他方法收集案例数据。首先是体验式观察,调研团队两次入住当地农家乐,以获取一手现场资料和顾客体验。其次是二手资料,包括村委会提供的内部资料和通过政府官网等公开渠道获得的新闻报道等外部资料。具体信息见表2
表2 材料信息及编码

Table 2 Material information and coding

数据来源 资料收集结果 编码 类别 数量/份
内部资料 县委巡察山堡社区汇报材料、山堡社区党总支部工作总结、山堡社区居民公约(总则)等 D1 文档 5
外部资料 桐梓县政府官方网站、多彩贵州网等发布的资讯 E1 新闻报道 34
CNKI知网文章 E2 文章
贴吧、微博游客分享 E3 网站记录
体验式观察 农家乐入住式体验、娱乐设施体验 F1 照片记录 61

1.4 数据分析

本文数据较为特殊,由案例乡村避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构成,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尽可能贴近原始数据,在保证真实准确性的同时达到理论提炼的目的,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所搜集数据进行分析,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聚焦于微观实体,从下而上[23],通过构念、维度提炼及其连结进行理论化[20]。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先从收集的原始数据出发,对产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编码和比较,逐步构建出与所观察到现象相匹配的类属[24],形成了“有效识别发展难题”等10个一阶概念;然后,提炼升华一阶概念,构建出“治理主体协调”等5个二阶构念;随后再融合二阶构念,整合提炼出“有效治理”“有效市场”2个聚合构念;最后将一阶概念、二阶构念、聚合构念进行整合,聚焦在乡村“产业兴旺”的主题下,形成本文的数据结构。具体信息见表3
表3 一阶概念、二阶构念和聚合构念组成的数据结构

Table 3 A data structure composed of first-order concepts, second-order constructions and aggregate constructions

一阶概念 二阶构念 聚合构念 主题
有效识别发展难题 治理主体协调 有效治理 产业兴旺
协同处理发展难题
创新旅游创意 治理客体融合
“党建引领+组织创新” 治理方式创新
建立统一规范
供给端成本 成本机制 有效市场
需求端成本
供需匹配
夯实信任基础 信任机制
游客间“差序传播”

2 结果分析

为完整展现案例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制,本文根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基层治理主体采取的不同发展措施进行分类,将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图3),从山堡社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初状态出发,依次对三个发展阶段进行分析,从治理组织体系和产品市场具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发挥作用及其产生的效果三方面进行解析,探究乡村“生态潜在优势”“基层有效治理”“生态旅游产业兴旺”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探索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和内生动力机制。
图3 山堡社区避暑旅游产业发展历程

Fig. 3 Development of summer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bao community

2.1 “0”—“1”萌芽发展期

2005年的山堡社区还是桐梓县西北部的一个贫困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问题突出。重庆采药人发展避暑旅游的提议成为山堡社区转折的开始。基于当地与重庆差异化的气候条件和毗邻的地理区位,山堡社区充分发挥基层一线乡村能人作用,以上级政府资金支持当地发展生态避暑旅游,降低了市场机制发挥过程中的认知成本和资金门槛,从而撬动当地生产要素,有效发挥旅游产业发展比较优势,推动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向旅游产业转化。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0”—“1”萌芽发展期的核心编码及证据展示

Table 4 Core coding and evidence demonstration of "0"-"1" embryonic development period

二阶构念 一阶概念 相关证据
治理主体协调 有效识别发展难题 “我当时还是头次听说‘农家乐’,都不知道什么是农家乐,在采药人的建议下,我向村里汇报了这个提议,开始了农家乐的初探索。”A3
“‘乡村旅游’对村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也是一件愁心的事,谁都没有经营过,想做又不敢做。”E1
协同处理发展难题 “最开始由政府出资给农户装饰房屋,形成8家农家乐。”A3
“当时我们几个党员就带头把家里闲置的房间整理出来,维修周围环境,购置生活用品,试着经营乡村旅馆。”E1
成本机制 供给端
成本
“平常所需的家常小菜都是自己种的,因为自己家的土地比较充裕,而且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城里人,一直都是吃买的菜,来吃一些农家菜会让他们感觉更加安心、踏实。”B1
需求端
成本
“这里离重庆比较近,开车只需两个小时,比较方便,去六盘水就比较远,老年人由于身体各方面原因,还是会选择比较近的地方。”C1
供需匹配 “2006年夏天,重庆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高温,桐梓凉爽的气候让逃离火炉的重庆人找到了避暑‘天堂’,点爆了桐梓的乡村旅游。”E1

2.1.1 治理主体协调

山堡社区村民原始积累弱,缺乏农家乐启动资金,且对当地生态资源潜在价值认知不足,缺乏农家乐开办动力,成为制约当地发展避暑旅游的首要问题。此阶段,山堡社区主要依靠乡村能人有效识别发展难题、协同上级政府解决问题来共同推动避暑旅游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乡村能人作用。以村支书为代表的乡村能人,凭借对当地资源禀赋条件的清晰认知,敏锐抓住市场需求,及时向上级报告信息,并在后续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通过自身影响力和政治权威,身先示范[25],缩小村民认知差距,差序发动农户筹建农家乐。二是上级政府提供装修补贴解决村民资金问题。村级组织发现并上报产业发展资金缺乏、动力不足等难题,县和镇两级治理组织提供农户装修资金补贴并辅以村级组织推广宣传,农户再根据其能力差序加入农家乐发展中,形成最初的8家农家乐,随后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其中,避暑旅游产业初步成型。

2.1.2 成本机制

在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实现市场供需匹配。从供给端看,山堡社区气候凉爽、旅游资源丰富,具备发展避暑旅游的天然禀赋条件。同时,农户家庭生产结构降低农家乐经营成本。2005年山堡社区仍为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在村村民以务农为生,游客饮食所需的蔬菜、水果等均可就地取材,从而降低食材采购成本;部分村民外出务工,装修闲置房屋用以发展农家乐,在提高资产使用率的同时降低农家乐投入成本。天然的避暑旅游资源加上当地农户家庭生产结构所带来的经营成本的降低,使得农户能以一个较低的市场价格向需求者提供避暑服务。
从需求端看,重庆夏季天气炎热,市民避暑需求旺盛,桐梓毗邻重庆的地理位置和凉爽的气候条件,为重庆游客选择山堡社区避暑创造先天优势:一是游客交通成本低。乘坐高铁1 h即可到达桐梓县城,且县城距山堡社区仅有24 km。二是游客消费和适应成本低。相邻地理位置条件下两地生活习性接近,游客来此避暑适应成本较低,且当地物价较低。三是节省游客电力成本。来桐梓避暑可节省重庆居民空调降温的电费支出。
山堡社区遵循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降低了农家乐的供给端成本,毗邻的地理区位降低了重庆游客来此避暑的需求端成本,在价格信号的有效释放下,对接产品供给与需求,实现了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2.2 “1”—“N”井喷式发展期

这一阶段,山堡社区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以满足当地村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基于上一阶段的成功试验,山堡社区由此提出大规模发展乡村避暑旅游的产业规划,以组织创新为抓手,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其中,同时协同多元治理主体,对外积极招商引资、吸引村民返乡创业,对内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创新旅游创意,解决基础设施落后、游客纠纷等问题。市场则通过有效配置资源调动各生产要素集聚山堡,并通过成本和信任机制的有效发挥扩大市场半径,促进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避暑旅游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具体内容如表5所示。
表5 “1”—“N”井喷式发展期的核心编码及证据展示

Table 5 Core coding and evidence demonstration of "1"-"N" blowout development period

二阶构念 一阶概念 相关证据
治理
主体协调
有效识别
发展难题
“吃得差就算了还拉肚子,厕所还不够用,当地没有正规的医院,有个小诊所,但一般人都不敢进去,一地用完的棉花签,苍蝇蚊子随处乱飞,条件相当之差。”E3
“一方面旅游投入不足,特别是旅游景区基础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服务跟不上游客的需要。”E2
协同处理
发展难题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九坝镇及山堡社区投入资金,改善交通、供水、供电及网络等基础设施,在乡村旅游点配建了旅游综合服务功能室、乡村公厕、停车场等。”E1
“政府累计对山堡村的乡村旅游投入超过了2个亿,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专项财政。”A2
治理
客体融合
创新
旅游创意
“从来没有见到过1000多人一起跳坝坝舞,也没有见过100多人一起舞9条龙,更没有参与过1000多人一起吃长桌宴,在这里,我和小伙伴们都非常开心。”E1
“我在这里学会了舞龙,还加入了他们的健身舞龙队微信群,群里面大家还经常聊天,让人觉得非常亲近,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C1
治理
方式创新
“党建引领+
组织创新”
“我们成立了乡村旅游业主协会,针对游客之间的矛盾纠纷,我们还成立了乡村旅游候鸟临时党支部委员部,游客以重庆人居多,所以党员中大多是重庆人,这样协调起来非常方便。其他还有乡村旅游客主联合调解委员会、乡村旅游候鸟协会。”A3
成本机制
供给端成本 “一家人赶紧拿出积蓄,加上镇、村干部帮助协调的贷款,把老房子装修出来经营乡村旅馆,县、镇、社区每年都给我们提供烹饪、安全等技能培训,解决路水电讯等基础设施。”E1
“公司刚来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都没有公路,随着公司的入驻,不断扩大产业,以及避暑产业的逐渐壮大,政府对当地引起了极度重视,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B2
需求端成本 “这已经是我来山堡村避暑的第4个年头了,每年来都不一样,从最初连车都开不进来,到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开到旅馆家门口,方便得很。”E1
信任机制 夯实信任基础 “主要是看中老板的为人处世,待客之道;另外就是居住环境,习惯在这里居住。”C1
游客间
“差序传播”
“每年的租客基本都是回头客,在我家住的最久的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熟客不断地介绍他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来。”B1
“我们是重庆那边的朋友推荐的,想着来试一试,没想到空气这么好。”C1

2.2.1 治理主体协调

在推进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山堡社区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纠纷激增等问题愈发凸显。针对这些问题,一是山堡社区协同各级治理主体,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②贵州省制定的乡村道路体系和农村硬件设施完善行动计划。)行动优化当地环境,并逐步完善“水、电、医、讯、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二是村委会与自治组织协调配合化解群众纠纷。村委会、当地村民、游客共同参与组建“义务巡逻队”“旅游候鸟协会”等自治组织,实现村民、游客、旅馆经营业主自我管理与服务,化解群众纠纷,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产业进一步发展。

2.2.2 治理客体融合

治理客体融合是指山堡社区创新旅游创意,通过多举措增加治理客体的联系交流,使其融合相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堡社区积极号召举办联谊汇演,有村级大型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和农家乐内家庭版联欢活动,通过鼓励游客、村民积极参加来拉近彼此间的关系。二是举办长桌宴,通过饭桌拉近游客间的关系。三是山堡社区通过设立棋牌室、举办山地越野跑比赛等方法,以兴趣为导向促进游客的和谐相处。四是通过游客农事体验活动,在增强游客体验感的同时,加深双方了解。

2.2.3 治理方式创新

此阶段,治理方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山堡社区为更好地治理游客骤增引发的各类纠纷和环境污染问题,积极探索组织创新,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引领下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一是试点组建游客党支部,提高游客组织化程度,并充分发挥游客中党员带头示范作用,开拓游客自主管理新领域。二是成立自治协会。基于当地“以老带新”方式所形成的独特游客结构,山堡社区将“熟人社会”中的道德约束与当下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进行联合与创新[26],以游客和村民作为参与人员成立客主联合调节委员会、乡村旅游候鸟协会等组织,通过“授权”的方式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活力[27],实现游客自治、客主联治。三是依托法院巡回审判点,深入基层协调处理“客客矛盾”“客主矛盾”,推进法治走深走实。“三治”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以此培育文明乡风,增强游客、村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2.2.4 成本机制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旅游资源的不断挖掘,山堡社区原有禀赋条件得以改造升级,从而进一步降低供、需两方成本,实现供需对接。从供给端来看,一是山堡社区逐步完善的设施建设和为村民提供的技能培训,降低村民获客和创业成本。二是外部公司驻村发展降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成本。一方面,政策优惠和当地原有产业基础降低外部公司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外部公司自我开发中修建的娱乐设施、对外宣传等,对当地农家乐经营产生正向外部效应,使得这部分产品供给者的获客成本降低。从需求端来看,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缩短了游客来山堡社区旅游的货币和时间成本;基于信任的“差序传播”推广,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游客试错成本。旅游综合成本的降低以及旅游体验感的提升,扩大了市场半径,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2.2.5 信任机制

供求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产业市场规模壮大的主要障碍之一。具体而言,山堡社区如何让游客选择山堡社区、如何扩大游客群体就是其做大避暑旅游产业规模面临的核心问题。除了扩大对外宣传和影响力,信任在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山堡社区抓住破题关键,以信任机制的有效发挥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夯实信任基础。山堡社区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开展文娱活动等满足游客物质和精神需要。舒心安全的游客服务和体验为与游客创建良好信任关系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游客信用背书,“差序传播”扩大影响力。基于良好的服务和体验,旅游后的游客成为免费宣传员,不断带动亲戚、朋友来此避暑。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差序传播”方式,当地游客积少成多,旅游产业规模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2.3 提质增效发展期

山堡社区避暑产业的发展壮大,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物质生活条件,旅游人数也在2018年前后达到阶段性顶峰,但随之也暴露出原有避暑旅游产品单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由此,山堡社区在“村、镇、县”三级治理主体的支持配合下,积极实施“旅游+”战略。一方面基于当地禀赋条件,继续完善、挖掘硬件旅游资源,发展生态康养、方竹等产业多元化旅游产品供给;另一方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积淀红色文化底蕴,升级软件旅游资源。“软硬”兼施,对原有产业提质升级,实现当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提质增效发展期的核心编码及证据展示

Table 6 Core coding and evidence presen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quality enhancement

二阶构念 一阶概念 相关证据
治理主体协调 有效识别发展难题 “我社区目前的支撑产业是乡村旅游,社区有485家乡村旅馆,30000张床位,营业时长为2~3个月,仅仅停留在暑假短期经营,均为简单的短期食住行型旅馆,与我国当前康养产业发展趋势相比,产业发展严重滞后。”D1
协同处理发展难题 “围绕‘竹旅一体化’,开发逛竹海、品农家菜、买竹工艺品等旅游路线,‘竹温泉康养’、竹文化节等各类文旅衍生配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E2
“乡村振兴指导员向县里争取到17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鼓励居民们林下种植竹荪、球盖菇菌300亩(1亩≈667 m2)。”E1
治理方式创新 建立统一规范 “纳入平台运营的乡村旅馆客获得企业合作银行20万元以内的纯信用贷款,入住游客享受免费游A级景区等优惠。”E1
“实地观察当地乡村旅馆,每家旅馆厅堂中都挂上了食品卫生安全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证件,并张贴了网络化包保人员联络卡,上面附有该片区负责人信息。”F1
成本机制 供给端成本 “采收竹荪的时候,正是山堡社区乡村旅游人气最旺的时候,通过当地餐馆和前来避暑旅游游客的购买,新鲜的竹荪所剩无几,剩下的烘干后销往其他地方,完全不愁销路。”E1
需求端成本 “景区规划建设有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夜郎古镇、运动基地、生态科普乐园、研学游基地、康养基地、景观住宅等多产品业态,可以全方位满足自驾游、亲子研学、康体养生、商务会议、企业拓展等客群度假休闲生活需求。”B2
供需匹配 “来都来了,有时间还是会去试一下体验一下的,到时候带上家里的老人一起来,正好去看看他们修的那个康养中心。”C1

2.3.1 治理主体协调

为促进乡村避暑旅游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山堡社区在乡村振兴指导员等乡村能人的帮助下,有效识别产业单一、旅游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并在治理组织体系的支持配合下以“旅游+”战略促进多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一是村级治理主体细分游客市场,围绕“康养”合理布局,依托入驻企业特色度假项目和当地农家乐,满足不同消费人群需求。二是镇政府统一对农家乐业主、方竹种植户等进行培训,提升村民专业能力,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三是在县级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下,以旅游积极推动方竹、林下经济等弱势产业发展。四是县政府牵头、村级治理主体协同推进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实行垃圾分类等优化环境卫生,促进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五是建立农家书屋,提升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丰富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六是“村、镇、县”三级治理主体共同协作,以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桐梓段)为契机,以红军驻地旧址作为文化载体,加强对红色革命文化和文物的挖掘、保护和利用,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文化内核。

2.3.2 治理方式创新

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产业规范化发展,桐梓县率先在全省探索县级乡村旅馆评星定级体系建设,并协同镇、村级治理主体制定了多项具体工作制度,实现对产业高效治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围绕安全、设施、质量、服务、环境等问题制定了《九五工作细则》(③包括评星定级、从业准入、规范管理、助推脱贫、组织保障、人员保障、基础保障、纠纷调处、文明共创九个方面的内容。),实现乡村旅馆的统一管理。构建了全覆盖、网格化的志愿者管理和服务细则《一五一十工作方法》(④包括志愿者队伍服务和管理的五项制度,一套服务流程,以及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十项活动。),在调动志愿者积极性的同时保障服务质量。二是信息化管理。依托“乐游桐梓”信息化平台,由龙头企业协调信贷、统筹管理,合作社调解矛盾、监管运营,乡村旅馆业主维护运营,构建三方利益共同体,实现乡村旅馆智能化统一管理。

2.3.3 成本机制

在提质增效期,除了规范化原有避暑旅游、发展生态康养旅游外,山堡社区大力发展方竹和林下经济产业,在成本价格机制推动下,实现多产业融合高效发展。从供给端看,一是产业的统一规范,可降低市场新进入者综合供给成本,提高可操作性。二是基于原有避暑旅游发展生态康养旅游,降低固定设施投入的同时降低资产闲置率。三是基于当地禀赋条件和前期低产林改造工作发展方竹产业,村民可以以较低成本收获大量自然生长方竹。四是发展林下经济,降低菌菇种植投入的同时,增加林地有机质促进方竹生长,节约方竹种植成本。五是“农旅”融合发展,促进方竹等农产品销售,降低销售成本。同样,林下经济等产业的发展也为游客提供更多体验项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从需求端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这对市场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山堡社区细分消费者市场,逐渐形成了生态康养、避暑旅游等多种旅游形态,以多样化的产品供给满足游客“量”的消费需求,并通过建立统一规范、增添文化内涵等方式提升游客旅游附加值,满足游客对“质”的要求。游客在一个地方即可满足其多种需求,一定程度上节省游客货币、时间和试错成本。
综上,山堡社区基于当地地理区位和生态气候资源发展避暑旅游,并在治理组织体系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下实现避暑旅游产业化发展。遵循“识别问题—解决矛盾—产业发展”的动态治理思想,本文构建出避暑旅游产业从初步成型到发展壮大再到产业提质增效的产业兴旺实现路径。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案例研究形成的避暑旅游产业发展兴旺实现路径

Fig. 4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ummer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case study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采用新结构经济学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结合桐梓山堡社区依托气候环境发展生态避暑型旅游产业的典型案例,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兴旺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图4),并总结了基层治理助推生态资源优势区域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经验模式(图5),得到如下结论:
图5 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Fig. 5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region with advantageous ecological resources

(1)“禀赋结构优势+乡村能人示范”构成乡村生态旅游产业萌芽发展的内在基础。立足乡村优质生态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发展与之契合的生态旅游类型,再以乡村能人和上级政府激励撬动乡村生态、土地等存量资源,完成旅游产品初步开发,推动乡村生态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优势,从而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将生态资源变为农民经济收入。
(2)基层治理对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的精准识别与解决是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吸引外部资金与人力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所缺资源进入、实现旅游产品供给与需求对接的关键。市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存在高昂成本,要使外部资源在市场引导下向乡村进行配置,则必须通过基层治理组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要素转移成本,从而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基层治理有助于发现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运行矛盾,并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等方式激发多元主体活力,有效联结各市场主体共创乡村资源价值,实现内外部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由此强化乡村内部与外部联系,化解内、外部要素矛盾与冲突,降低产业发展的制度型成本,推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4)在基层治理与市场协同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乡村原有禀赋条件得以动态升级。由此,升级的禀赋条件进一步降低旅游产业后续发展成本,市场机制则在基层治理力量配合下进一步发挥作用,促进生态旅游产品二次开发,实现旅游产业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升级,驱动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累积持续发展。

3.2 讨论

当前,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主体、监管治理方式与机制构建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28]。本文以山堡社区生态避暑型旅游产业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立足其内部因素的核心作用,关注外部因素变化的发展条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探讨了生态资源比较优势、市场机制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累积因果机制,丰富了乡村探索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内容与视角。
研究结论也对基层治理主体推动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一是要充分发挥不同治理层级主体的治理功能,由村级骨干识别乡村一手信息并开展具体工作、镇级发挥纽带辅助作用、县级提供战略指引及政策支持,形成互补型治理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二是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除了要积极引入外部资源外,还要充分识别每一阶段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聚集资源共同发力解决发展制约问题。三是要创新组织制度,以成立组织的方式充分调动各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以奖惩约束制度实现各组织的有序运转。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从而形成事物发展的共性与特性。尽管本文通过研究典型案例,对乡村依托生态旅游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具体过程和历史逻辑进行了探讨,但单案例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多元的区域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面临不同的发展制约问题,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也并非只有乡村旅游这一路径,还可以通过政府强制性手段、生态补偿等方式进行实现。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结论的有效性和推广性,未来可通过多案例研究对多地区不同发展模式进一步划分和总结。
[1]
张文明, 张孝德. 生态资源资本化: 一个框架性阐述. 改革, 2019, (1): 122-131.

[ZHANG W M, ZHANG X D. The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Reform, 2019, (1): 122-131.]

[2]
BORZYKOWSKI N, BARANZINI A, MARADAN D. Scope effects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Does the assumed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WTP matter?.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8, 144: 319-329.

DOI

[3]
PAPPA D, KALIAMPAKOS D. Assess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a ski resort in Tzoumerka: Willingness to pay in order to promote or to prevent its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22, 19(8): 2420-2434.

DOI

[4]
杜丽永, 蔡志坚, 杨加猛, 等. 运用Spike模型分析CVM中零响应对价值评估的影响: 以南京市居民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3, 28(6): 1007-1018.

DOI

[DU L Y, CAI Z J, YANG J M, et al. Using Spike model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zero response on welfare measurement: Evidence from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Nanjing sec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3, 28(6): 1007-1018.]

[5]
陈少强, 覃凤琴. 财政生态补偿: 一个理论逻辑.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2, (11): 17-25.

[CHEN S Q, QIN F Q. Fisc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 theoretical log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22, (11): 17-25.]

[6]
詹琉璐, 杨建州. 生态产品价值及实现路径的经济学思考. 经济问题, 2022, (7): 19-26.

[ZHAN L L, YANG J Z. An economics analysis on the valu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eco-products.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2, (7): 19-26.]

[7]
曾贤刚.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 45(6): 89-93.

[ZENG X G.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 45(6): 89-93.]

[8]
蒋金荷, 马露露, 张建红.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选择.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 (7): 24-27, 119.

[JIANG J H, MA L L, ZHANG J H. Choice of the path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my country.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21, (7): 24-27, 119.]

[9]
赵丽华. “两山理论”背景下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时代价值与策略选择. 青海民族研究, 2022, 33(4): 123-128.

[ZHAO L H. The value of time and strategic op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Qinghai 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22, 33(4): 123-128.]

[10]
CHANG H H, MISHRA A K, LEE T H. A supply-side analysis of agritourism: Evidence from farm-level agriculture census data in Taiwan.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9, 63(3): 521-548.

DOI

[11]
丁慧敏, 马奔, 雷硕, 等. 可持续生计理论下的社区生态旅游参与分析: 以秦岭地区为例. 林业经济, 2019, 41(5): 89-95.

[DING H M, MA B, LEI S, et al. Analysis on community ecotourism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ase study of Qinling Area. Forestry Economics, 2019, 41(5): 89-95.]

[12]
朱春雨, 曹建生. 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中英文), 2022, 30(10): 1698-1708.

[ZHU C Y, CAO J S.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ecotourism.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22, 30(10): 1698-1708.]

[13]
毋茜, 廖民生. 基于社区生态旅游的文献综述. 生态经济, 2022, 38(1): 116-122.

[WU X, LIAO M 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Ecological Economy, 2022, 38(1): 116-122.]

[14]
李博炎, 李爽, 朱彦鹏. 生态旅游在我国国家公园中的定位及效益研究. 生态经济, 2021, 37(1): 111-115.

[LI B Y, LI S, ZHU Y P. Research on ecotourism positioning and effect in Chinese national park system. Ecological Economy, 2021, 37(1): 111-115.]

[15]
赵雨晴, 游巍斌, 林雪儿, 等. 游客和居民视角下武夷山市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比较研究. 生态学报, 2022, 42(10): 4011-4022.

[ZHAO Y Q, YOU W B, LIN X E, et al. Percep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Wuyisha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cta Ecological Sinica, 2022, 42(10): 4011-4022.]

[16]
魏燕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北京乡村民宿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生态经济, 2020, 36(9): 135-141.

[WEI Y N.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homestay in Beij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cological Economy, 2020, 36(9): 135-141.]

[17]
熊德斌, 欧阳洪姝, 李佳欢.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与特色农业发展机制: 赣南脐橙产业升级历史变迁考察.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8(5): 79-92.

[XIONG D B, OUYANG H S, LI J H. Government facilitation, market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southern Jiangxi navel oranges.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38(5): 79-92.]

[18]
熊德斌, 张萌. 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贵州茶产业历史变迁考察. 林业经济, 2020, 42(1): 51-58.

[XIONG D B, ZHANG M. Study on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ea industry in Guizhou province. Forestry Economics, 2020, 42(1): 51-58.]

[19]
程瑞芳, 徐灿灿. 长城文化旅游带空间结构布局及发展策略研究. 经济与管理, 2022, 36(1): 58-64.

[CHENG R F, XU C C. A study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layou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belt of the Great Wal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22, 36(1): 58-64.]

[20]
王凤彬, 张雪. 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 管理世界, 2022, 38(6): 191-213.

[WANG F B, ZHANG X.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with 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 Process study paradigm, process theor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Sino-Western dialogu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6): 191-213.]

[21]
曾灿, 刘沛林, 左裕林, 等.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 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8): 2018-2032.

DOI

[ZENG C, LIU P L, ZUO Y L, et al.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double repair": Taking Shajing village in Qidong county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8): 2018-2032.]

DOI

[22]
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4): 2-12.

[HUANG Z H. O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4): 2-12.]

[23]
LANGLEY A. Strategies for theorizing from process dat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4): 691-710.

DOI

[24]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4): 58-63, 73.

[CHEN X M.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grounded theory.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1999, (4): 58-63, 73.]

[25]
马利邦, 李梓妍, 王录仓, 等.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地理学报, 2022, 77(8): 1987-2005.

DOI

[MA L B, LI Z Y, WANG L C, et 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political eli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rural area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8): 1987-2005.]

DOI

[26]
王艺璇.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 农民的理解与期盼.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9(4): 89-105.

[WANG Y X. How to make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 Farmers' perspectives and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39(4): 89-105.]

[27]
雷琼. 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内涵、困境与制度创新: 基于乡村治理视角.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7(4): 44-55.

[LEI Q. The connotation,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22, 37(4): 44-55.]

[28]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18-334.

DOI

[SUN J X, ZHANG L Y, LUO Y 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ath.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18-33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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