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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9 >Issue 4: 768 - 78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402

Research on China's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nd identification of obstacle factors between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ake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 TAN Jia-xin ,
  • WANG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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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8

  Revised date: 2023-11-24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1

Fold

Abstract

Taking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 as the logical main line, we try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improved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odel, Gini coefficient and Tapio decoupling index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five central cities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the period of 2002-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show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the growth rat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imbalance in the region. Among them, Zhangjiajie city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ngren city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2)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present coupling and mutual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realizing the type transition from basic to moderate coordination, with spatial differences narrowing first and then expanding,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coordination state is stronger in 2018-2019, but it is difficult to leap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he trend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each city and state is consistent, showing that "Huaihua city>Zhangjiajie city>Enshi prefecture>Xiangxi prefecture>Tongren city". (3) There is a positive facilit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with expansive negative decoupling and weak decoupling as the main type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a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Key words：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tourism urba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uling Mountain Area

Cite this article

TAN Jia-xin , WANG Kai .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nd identification of obstacle factors between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ake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 39(4) : 768 -787 . DOI: 10.31497/zrzyxb.20240402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空心化”、乡村价值弱化、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凸显[1]。“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标志着必须要构建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任务，这是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和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旅游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多元道路中的重要模式，以旅游资源开发驱动城镇化建设，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2]。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拓展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和外延。在城乡融合目标导向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通道逐步健全，城乡发展的时空演替新动力和新趋势涌现。为此，亟需从破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逻辑出发，探究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这对于新时代实现区域协同融通和完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刘易斯[3]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为纠正城市偏向问题，弗里德曼[4]强调改善城乡关系应以城镇化为出发点，以摆脱贫困为核心，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以上研究为探讨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奠定了基础。目前，相关研究侧重于分析旅游业、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调关系、时空分异及影响效应等[5⇓-7]。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发生变化[8]，乡村旅游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9,10]。唐健雄等[7]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方面探讨了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彭华等[11]认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虽然发展旅游业能够加快城镇化进程并降低城市贫困率[12]，但旅游扶贫并不能通过城镇化的方式减少农村贫困[13]。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于加快推进和美乡村本体建设，而不是以乡村城镇化作为唯一发展模式，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之间的关系[14]。
上述研究为理解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提供了基础支撑，证明旅游发展能够助推乡村振兴，从而实现乡村资源价值和居民身份认知转换[15,16]。但是，大多数研究仅从乡村就地城镇化的视角展开，没有聚焦和美乡村本体发展与振兴。实际上，旅游城镇化与和美乡村建设应当是相互渗透、关联、促进的关系，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探讨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尤为必要。然而，当前鲜有研究对二者实践背后的耦合协调机理进行梳理。同时，已有研究对于脱贫地区关注度较少。脱贫地区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难点所在，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此类地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旅游产业作为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通过吸纳就业、增加创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式推动城镇化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对于脱贫地区而言，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更值得进行专门探索。
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响应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战略要求，本文通过阐述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的内涵要义，剖析二者的耦合协调机理，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与脱钩指数，分析2002—2021年连片脱贫地区武陵山区5个中心城市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特征及空间差异，识别制约二者协调关系的关键障碍因素，为推动同类特殊地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协同融通提供理论支撑及参考，助力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1 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协调发展机理

1.1 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HBR）是满足农民物质消费需求和精神生活追求，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17,18]。“和”是乡村文化内核及精神风貌，体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美”侧重于建设完善的乡村基本服务体系，保留乡愁乡味乡韵。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截至2021年，全国已建设5万多个美丽宜居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美丽乡村的空间格局、内生发展及实现路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社会空间重构等方面展开了系列研究[19⇓-21]。一方面，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了都市居民消费空间重构[22]。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决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外部性特征，生计资源要素是美丽乡村发展内部性的关键要素[23]。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赋予了乡村发展新内涵。
通过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化历程（图1），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概念的提出，是面向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新部署，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创新和路径探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更加注重打造乡村社会和谐氛围、弘扬传统文化和加强人文关怀，是解决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生产落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城乡发展悬殊等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为重塑城乡关系提供战略保障。
图1 中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化及关系演进脉络

Fig. 1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relationship evolution in China

1.2 旅游城镇化的理论内涵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在后工业时代，旅游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Mullins[24]提出旅游城镇化概念，认为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TU）是具有特殊享乐的销售与消费的新模式。培育发展城镇化动能需要依靠服务业，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龙头产业，是典型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对城镇化具有积极引导作用[25]。麻学锋等[26]认为旅游城镇化是在旅游业驱动下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集聚，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城镇空间扩张、人居环境改善等。一方面，由于旅游业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27]，能够吸纳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链延伸范围广，可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城镇化的内在机制。此外，旅游城镇化还涉及旅游商服用地增加和城镇空间功能重组[28]，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交错复杂。

1.3 理论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是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和人文的城市。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引导下，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在政策要求和体制机制完善方面存在一致性，表现为通过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是两个开放、非平衡的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适配构成耦合共生关系。本文以“要素➝结构➝功能”为逻辑主线，系统梳理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机理（图2）。
图2 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耦合机理

Fig. 2 Coupling mechanism of HBR and TU

从内涵本质上看，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复杂巨系统是由空间、社会和经济结构组合，形成具有功能协调机制的空间网络结构，即城乡融合系统[29]。城乡融合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交互作用，受资源禀赋、政策偏向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系统发展呈现非同步性特征，致使发展相对滞后和空间分布呈现差异。旅游城镇化以城镇为中心，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以交通为支撑廊道，对各要素进行统筹协调实现空间组织重构，从而加快村与村、城与城和城与村之间的要素流动。具体来看，通过集聚与扩散效应实现城乡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要素相匹配，驱动城乡融合系统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融合演化。旅游城镇是促进人文生态资源价值转换的空间载体，通过吸引外地游客、外来投资和人才技术，辐射带动乡村地区，推动城乡互惠共生。然而，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过度追求旅游发展红利和不合理的城乡景区规划，导致土地和资本向乡村地区无序扩张，生态资源使用过度，旅游景区商业化气息浓厚[30]。建设和美乡村能够解决旅游城镇化带来的用地紧缺问题和缓解城镇旅游拥挤现象，为城乡融合发展开拓新空间[31]。
立足于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社会结构，从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文化认同等展开分析。首先，根据刘易斯[3]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将过剩劳动力投入到有限农村土地会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建设和美乡村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转移剩余劳动力成为必然选择。旅游城镇化相比一般城镇化模式在就业方面具有强带动效应，能够容纳吸收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闲置土地资源通过非农化和城镇化得到有效利用[32]。其次，由于人口在农村和城市的双向流动，打破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但也增加了社会治理压力。乡贤精英、市场主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逐渐参与到城乡共建共治过程中，助力加快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最后，和美乡村建设注重乡村文物保护利用和乡土文化遗产传承[33]，通过挖掘传统村落文化内涵和转化生态空间价值，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对和美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34]，也能以文化要素作为传播介质吸引外来游客，实现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交流，促进社会融合发展。
着眼于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在双向促进的经济体制层面，通过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延续农业价值链，提高乡村旅游吸引力和扩大行业发展空间，衍生以城镇人口郊区化迁徙的“逆城镇化”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35]。旅游城镇化为建设和美乡村带来投资和就业机会，通过加大非农产业发展力度，减轻农村对农业的过度依赖，提高乡村经济稳定性。旅游城镇化所产生的产业融合效应，可以通过延伸旅游产业链，推动乡村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整合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产业兴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生态化转型需要以旅游特色城镇建设为途径，通过合理的生态规划和设计、环境评估和监测，强化乡村生态环境保护[36]。综合来看，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协同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武陵山区是极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连片脱贫地区和经济协作区，是连接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枢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明确指出，以黔江、恩施、张家界、吉首、怀化、铜仁6个中心城市为区域核心引领，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考虑到黔江区不是地级市，在人口经济方面与其他市州存在较大差异，最终选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怀化市和铜仁市5个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2021年拥有3A级及以上景区170个，2002—2021年，武陵山区旅游收入由46.29亿元增至2537亿元，旅游人次由7200万人次增至28000万人次。作为脱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武陵山区以发展旅游业助力实现全面脱贫，城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30]，在建设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解决集中连片脱贫地区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2.2 指标体系构建

和美乡村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37]。（1）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和美乡村的前提基础[38]，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加以衡量。（2）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要求从城乡融合的动态变化格局中审视乡村发展情况[39]，农村产业融合表现为在农业产业化基础上，实现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拓展，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衡量区域协调能力。（3）教育能力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40]，以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4）文化繁荣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是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乡村文化站数量来衡量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文化消费可以通过知识资本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41]，以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反映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情况；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空间载体，对乡村地区形象塑造与价值传播至关重要，以传统村落数量表征传统文化保护情况。（5）乡村生态化是构建宜居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以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高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卫生观念普及程度、乡村绿化建设情况表征。（6）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基本向度，以组织制度创新、组织专业化、整治能力加以衡量。（7）改善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提高医疗、住房、道路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以增进居民福祉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以道路建设情况、居民消费能力、公共服务水平、信息交流能力、居住条件加以衡量。最终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HBR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和美乡村
建设水平		 产业发展A1 乡村生产能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kg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机械化水平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协调能力A2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人才培养A3 教育能力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知识水平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文化振兴A4 文化设施支撑情况 乡村文化站数量/个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情况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传统文化保护情况 传统村落数量/个
生态环境A5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卫生观念普及程度 卫生厕所普及率/%
乡村绿化建设情况 农村绿化率/%
组织建设A6 组织制度创新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组织专业化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整治能力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生活水平A7 道路建设情况 村庄道路硬化率/%
居民消费能力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公共服务水平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人
信息交流能力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占比/%
居住条件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m2
对于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前文的概念分析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42,43]，综合考量数据的可靠性及可获得性，从旅游发展、人口就业、空间利用、社会福利和生态建设5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表2）。（1）为强调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贡献，选取旅游人次占总人口比例、旅游收入占GDP比例、A级景区数量、星级饭店、旅行社数量、旅客周转量占总周转量比例、第三产业占GDP比例等作为衡量旅游发展的指标。（2）旅游城镇化涉及人口流动和就业非农化，以人口数量结构和就业吸纳情况加以表征。（3）旅游城镇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投入要素承载流入人口，故以城镇空间扩张情况与旅游空间密度表征。（4）从教育能力、医疗保障水平、养老保障水平、旅游固定资产投入、居民消费能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反映社会福利水平。（5）公园绿地是城镇居民的基本民生福祉，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公园建设所依托的重要载体，其外围地区也是旅游服务的主要聚集地，以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个数表征生态建设情况。
表2 旅游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of TU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旅游城镇化水平 旅游发展B1 旅游市场规模 旅游人次占总人口比例/%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旅游资源禀赋 A级景区数量/个
旅游供给配置情况 星级饭店数量/个
旅行社数量/个
旅游交通需求 旅客周转量占总周转量比例/%
产业融合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
人口就业B2 人口数量结构 城镇人口比例/%
就业吸纳情况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空间利用B3 城镇空间扩张情况 建成区面积/行政区总面积
旅游空间密度 旅游人次与行政区域面积比值/(人次/km2)
社会福利B4 教育能力 高校师生比
医疗保障水平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
养老保障水平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
旅游固定资产投入 (旅游收入/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居民消费能力 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公共图书馆、艺术馆和文化馆数量/个
生态建设B5 城镇绿地建设情况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km2
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自然保护区个数/个

2.3 研究方法

2.3.1 熵权法

熵权法是根据指标变异程度来判断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避免主观因素带来数据结果偏差，使用熵权法测算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与旅游城镇化水平，计算步骤见文献 [44]。

2.3.2 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反映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和平衡状态，但传统的耦合度模型被验证存在效度和信度不够的缺陷[45]。因此，本文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评估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状态[45]，修正后的模型能够使得耦合度尽可能分布于0~1之间，提升分区度和准确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假定maxUi为U2：
C = 1 - ( U 2 - U 1 ) 2 × U 1 U 2 = [ 1 - ( U 2 - U 1 ) ] × U 1 U 2
T = α 1 U 1 + α 2 U 2
D = C × T
式中：C为耦合度；U1和U2分别为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T为综合协调指数；α1和α2为待定系数，α1+α2=1，是用来判断系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认为HBR与TU同等重要，故设定α1和α2为0.5；D为耦合协调度，D值越大，说明两者关系越协调，反之则说明协调水平越低。参考尹君锋等[5]相关研究，将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严重失调（0≤D<0.2）、轻度失调（0.2≤D<0.4）、基本协调（0.4≤D<0.6）、中度协调（0.6≤D<0.8）、优质协调（0.8≤D≤1）。

2.3.3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主要用于反映HBR与TU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基尼系数在0~1之间，系数越大说明耦合协调度的区域不平衡性越大，系数越小说明区域耦合协调度趋于空间均匀分布。计算公式如下[46]：
G = ∑ i n ∑ j n D i - D j n n - 1 / 2 D -
式中：G表示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Di、Dj表示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度；n为市州数量（个）； D -为耦合协调度平均值。

2.3.4 Tapio脱钩模型

Tapio脱钩模型是以增长率大小来衡量变量间相对发展情况[47]。利用Tapio模型，进一步从解耦路径探究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交互胁迫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P = Δ H B R Δ T U
式中：P为脱钩指数； Δ H B R和 Δ T U分别为HBR和TU的增长率。以0、0.8、1.2为临界值将指数划分为8类[48]（表3）。
表3 脱钩类型划分标准

Table 3 Decoupling status definition criteria

脱钩类型 脱钩状态 ΔHBR ΔTU 脱钩指数 含义 发展状态
负脱钩 扩张性负脱钩 + + P≥1.2 HBR提高，TU提高，且HBR速度大于TU提高速度 最理想
强负脱钩 + - P<0 HBR提高，TU降低 不理想
弱负脱钩 - - 0≤P<0.8 HBR降低，TU降低，HBR降低速度小于TU降低速度 不理想
脱钩 强脱钩 - + P<0 HBR降低，TU提高 不理想
衰退性脱钩 - - P≥1.2 HBR降低，TU降低，且HBR降低速度大于TU降低速度 不理想
弱脱钩 + + 0≤P<0.8 HBR提高，TU提高，且HBR提高速度小于TU提高速度 较理想
连接 扩张性连接 + + 0.8≤P<1.2 HBR提高，TU提高，二者变化速度几乎一致 最理想
衰退性连接 - - 0.8≤P<1.2 HBR降低，TU降低，二者变化速度几乎一致 不理想

2.3.5 障碍度模型

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各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和大小排序，明确阻碍武陵山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子以及各障碍因子对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49]：
Q j = ( 1 - μ i j ) × w j ∑ j = 1 m ( 1 - μ i j ) × w j × 100 %
F i = ∑ Q j
式中： Q j为第j项指标的障碍度； μ i j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指标值； w j为第j项指标权重；m为指标数量（个）； F i表示各维度的障碍度。

2.4 数据来源

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和各市州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A级景区名录来源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s://www.mct.gov.cn/tourism/#/list?drid=4）；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公布的2012—2019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五批）。最后，采取插值法补齐少量缺失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HBR与TU测度结果

如图3所示，2002—2021年，武陵山区HBR均值从0.156增至0.732，呈波动增长态势。2002年，各市州HBR大小排序是：铜仁市（0.176）>怀化市（0.173）>恩施州（0.169）>湘西州（0.132）>张家界市（0.130）；2021年，各市州HBR大小排序变为：铜仁市（0.854）>湘西州（0.814）>张家界市（0.682）>恩施州（0.657）>怀化市（0.654）。相较2002年，2021年铜仁市和湘西州的增长倍数分别达到5.6倍和3.2倍，这说明铜仁市和湘西州和美乡村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铜仁市以“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为发展理念，大力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湘西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夯实文明创建基础；恩施州、怀化市与张家界市HBR低于武陵山区均值。
图3 2002—2021年武陵山区HBR测算结果

Fig. 3 Results of HBR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from 2002 to 2021

如图4所示，2002—2021年武陵山区TU均值由0.190增至0.513，各市州旅游城镇化增速相对缓慢。2002年武陵山区TU极差值为0.178，2021年极差值缩小至0.166，表明区域TU空间差距存在缩小趋势。由于5个市州分属于三个不同省份，政策实施效果呈现差别，加上缺乏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造成区域旅游城镇化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分市州来看，2002年各市州TU的排序是：张家界市（0.282）>恩施州（0.246）>怀化市（0.215）>湘西州（0.105）>铜仁市（0.103）；2021年各市州TU的排序变为：张家界市（0.550）>怀化市（0.477）>湘西州（0.467）>铜仁市（0.445）>恩施州（0.433）。究其原因，2004年张家界市入选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5年开通了直达韩国釜山的国际包机航线，国内外知名度不断提高。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张家界市积极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在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城镇人居环境质量。而铜仁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市州，TU整体均值在区域内处于末位，今后可依托梵净山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旅游反哺生态资源保护，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图4 2002—2021年武陵山区TU测算结果

Fig. 4 Results of TU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from 2002 to 2021

3.2 HBR与TU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3.2.1 区域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1年武陵山区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401、0.500、0.573、0.660和0.678，呈现提升态势（图5）。2002—2021年武陵山区耦合协调类型从基本协调发展到中度协调，涨幅达到98.310%，表明区域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同效应趋于有序发展状态。根据耦合协调度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图5 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Fig. 5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HBR and TU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1）基本协调阶段（2002—2014年）：HBR与TU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伴随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提高，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增加[50]，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加之国家对旅游业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颁布一系列政策加快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具体来看，2002—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700元增至28844元，人均旅游花费由441.8元上升至839.7元。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旅游业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高度重视。2012年《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另外，2010年农业部开始评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大众参与城乡建设的积极性。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旅游业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提高HBR与TU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促进了二者耦合协调性的提升。
（2）中度协调阶段（2015—2021年）：此阶段，中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需求成为刚性需求[51]。2015年《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中西部地区旅游支线机场建设，并从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投资计划、促进旅游消费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方面做出部署。2018年《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不匹配、现代服务业与工业、传统农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从全域旅游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尽管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度并没有呈现大幅度下降，这表明武陵山区HBR与TU的协调关系逐渐趋于稳定的发展态势。当前，需要加快推动武陵山区旅游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旅游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实现HBR与TU的耦合协调类型向优质协调类型转换。

3.2.2 各市州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从图5可以看出，2002—2021年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510~0.610之间，总体呈良性发展态势，但均未实现向优质协调等级跃迁，且怀化市（0.613）>张家界市（0.606）>恩施州（0.556）>湘西州（0.521）>铜仁市（0.511）。其中，铜仁市耦合协调度在2008—2018年间排名最末，但后期发展势头迅猛，于2019年超越恩施州和湘西州，却在2020年和2021年再次位列末位，说明铜仁市耦合协调度变化极不稳定。张家界市和怀化市一直保持交替领先的发展特征，应推动生态环境优势与旅游服务资源有效融合，建立结对帮扶协作机制，实现区域HBR与TU协同融通。

3.2.3 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从图6可以看出，2002—2019年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达到1.745%。具体来看，2004年基尼系数上升至最高点（0.054）；2005—2019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特征，其中2018年和2019年协调度空间差异变化幅度不大。但在2020—2021年，基尼系数上升至0.037，表明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空间差异在扩大。虽然武陵山区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旅游业虽然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当旅游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会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2]，反而扩大了城乡差距，对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产生阻碍作用。从变化幅度来看，2002—2003年基尼系数上升幅度较大（58.332%），各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在扩大。早期在政府专项资金投入的扶持下，各市州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增速较快，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部分市州面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导致产业发展低位循环。但2004—2008年与2010—2014年空间差异在持续缩小，2015—2021年呈现较小幅度的波动变化，这也验证了武陵山区的益贫性增长主要发生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和中期[53]。
图6 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

Fig. 6 Overal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HBR and TU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3.3 HBR与TU交互关系解耦路径分析

进一步揭示HBR与TU的相对发展关系，采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2002—2021年武陵山区HBR与TU的脱钩指数，发现存在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扩张性连接和强脱钩4种脱钩类型（图7）。各市州HBR与TU均表现为正向作用，但增长速度呈现差异。空间上，2002—2007年，除怀化市以外，其他4个市州均为扩张性负脱钩，HBR变化速度大于TU变化速度。2007—2012年，张家界市仍然为扩张性负脱钩；湘西州和铜仁市由扩张性负脱钩转变为扩张性连接，达到理想的耦合状态；恩施州和怀化市实现类型互换，恩施州HBR变化速度小于TU变化速度，而怀化市则相反。2012—2017年，张家界市的脱钩类型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说明张家界市HBR与TU的协调关系相对稳定；怀化市达到理想的协调发展状态，HBR和TU均提高且增长速度一致；湘西州、恩施州和铜仁市恢复为2002—2007年的发展状态。2017—2021年，恩施州和怀化市为弱脱钩类型，而张家界市则转变为强脱钩类型，其余2个市州类型不变。由于城乡发展偏向性战略实施，恩施州和怀化市更加关注旅游城镇化建设，扎实推进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积极改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而张家界市不断加大和美乡村建设力度，积极探索“共享农田”新模式，重点打造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促进乡村居民增收，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图7 武陵山区HBR与TU脱钩关系的空间格局

Fig. 7 Spatial pattern of decoupling of HBR and TU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3.4 障碍因子识别

3.4.1 区域障碍因子分析

根据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关系的障碍因素，得到结果如图8所示。在HBR层面，障碍度贡献率大小依次排序为：文化振兴A4（5.360%）>生活水平A7（4.549%）>协调能力A2（4.409%）>生态环境A5（4.090%）>产业发展A1（4.021%）>组织建设A6（3.986%）>人才培养A3（3.856%）。分时间段来看，2002—2012年武陵山区第一障碍因子为文化振兴（A4），2017年和2021年分别为协调能力（A2）和生活水平（A6）。这说明早期武陵山区忽视了文化环境对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HBR与TU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迫切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尽管第一障碍因子地位在2021年发生变化，但在研究期间文化振兴对HBR与TU协调关系的障碍度仍然最大。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实现群体精神层面的富足，作为经济“硬支撑”，也是打响乡村品牌知名度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图8 武陵山区HBR与TU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度

Fig. 8 The proportion of obstacles in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HBR and TU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在TU层面，按照障碍因子贡献率大小依次排序：社会福利B4（9.341%）>旅游发展B1（8.805%）>人口就业B2（6.212%）>生态建设B5（5.904%）>空间利用B3（4.152%），各因子对HBR与TU耦合协调的阻碍作用在增强。2002年，武陵山区第一障碍因子为旅游发展（B1），2007—2021年，第一障碍因子变为社会福利（B4）。一方面，武陵山区作为偏远山区，地形复杂且交通不便，旅游业起步较慢，旅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早期区域旅游功能主要是用于政务接待，旅游基础设施营建资本不足，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较弱，导致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不适配。为提高景区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政府负担，旅游景区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模式，吸引了大批外来资本入驻，激活闲置旅游资源开发。然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导致游客过度集中、资源利用率过高，这使得旅游城镇化陷入生态陷阱[54]，对HBR与TU的协调关系产生较大扰动。

3.4.2 各市州障碍因子分析

各市州HBR与TU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如表4所示。2002—2021年5个市州的障碍度经历较小波动起伏，总体贡献率均呈现增加趋势。在HBR层面，2002—2021年张家界市第一障碍因子未发生变化，为文化振兴（A4）。湘西州第一障碍因子由A4转变为A6，表明湘西州需健全村委会基本制度，加强组织管理。而恩施州、怀化市、铜仁市的第一障碍因子则由文化振兴（A4）变化为生活质量（A7），表明以上三个地区需要注意提高乡村宜居质量和村庄建设品质。在TU层面，2002—2021年，张家界市和恩施州第一障碍因子出现频数较多的为社会福利（B4）。铜仁市第一障碍因子出现频数最多的是旅游发展（B1），说明铜仁市需加强旅游产业化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引进新技术创新旅游发展。2002—2021年，怀化市和湘西州的第一障碍因子变化趋势一致，B1和B4出现的频次最高，表明旅游发展与社会福利是怀化市及湘西州HBR和TU协调关系的主要障碍因子。城乡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和供给存在较大差距，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加快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
表4 武陵山区各市州HBR与TU耦合协调主要障碍因子

Table 4 The major obstacle factors to the coupling degree of HBR and TU in each cit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年份 障碍因子 恩施州 张家界市 怀化市 湘西州 铜仁市
HBR TU HBR TU HBR TU HBR TU HBR TU
2002 障碍1 A4 B4 A4 B4 A4 B1 A4 B1 A4 B1
障碍2 A3 B1 A1 B1 A3 B4 A3 B2 A3 B4
障碍3 A6 B3 A3 B5 A1 B2 A1 B4 A5 B2
2007 障碍1 A4 B4 A4 B4 A3 B4 A4 B4 A4 B1
障碍2 A3 B1 A1 B1 A4 B1 A1 B1 A6 B4
障碍3 A6 B3 A5 B5 A5 B2 A5 B3 A5 B3
2012 障碍1 A4 B4 A4 B4 A4 B4 A4 B4 A4 B1
障碍2 A2 B1 A5 B1 A2 B1 A1 B3 A2 B4
障碍3 A3 B3 A6 B5 A1 B3 A2 B1 A3 B3
2017 障碍1 A2 B4 A4 B4 A2 B4 A4 B4 A2 B4
障碍2 A4 B3 A2 B1 A4 B1 A2 B1 A4 B1
障碍3 A1 B1 A1 B3 A7 B3 A7 B3 A1 B3
2021 障碍1 A7 B4 A4 B1 A7 B1 A6 B1 A7 B4
障碍2 A4 B1 A7 B4 A5 B3 A4 B4 A4 B1
障碍3 A3 B3 A2 B5 A6 B4 A7 B5 A5 B5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2002—2021年武陵山区5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建构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Tapio脱钩指数，分析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二者协调关系的障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1）武陵山区HBR与TU保持波动上升的状态，TU增速低于HBR，但HBR的波动幅度大于TU。各市州HBR空间差异在扩大，TU空间差异在减小。就2021年各市州的HBR和TU而言，铜仁市和张家界市分别位居第一。铜仁市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增长幅度较大。而张家界市加快推动景城一体、产城融合与旅城融通，旅游城镇化水平稳步增长。未来需充分发挥铜仁市和张家界市分别在乡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方面的优势，夯实缩小地区差距的基础，形成区域联动效应。
（2）武陵山区整体HBR与TU已达到耦合互馈状态，实现了从基本协调到中度协调的类型转换，后期变化幅度较大，但尚未跃迁至优质协调阶段。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一致，2004—2008年与2010—2014年空间差异持续缩小，这也验证了武陵山区的益贫性增长主要发生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和中期[53]。其中，湘西州、恩施州和张家界市在研究初期经历了短暂的轻度失调阶段。此外，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发展关系，脱钩类型主要为扩张性负脱钩和弱脱钩。
（3）社会福利和文化振兴是影响HBR与TU协调关系的主要障碍因素。首先，武陵山区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城镇化的负面效应会加大城乡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和供给差距，对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协调关系产生较大扰动。其次，武陵山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但是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且落后，居民文化消费层次较低，导致乡村文化建设水平相对较弱，影响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协调水平的提高。

4.2 讨论

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石，二者之间存在耦合共生关系。旅游城镇化为建设和美乡村提供有力保障，而建设和美乡村是旅游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本文深化了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概念认知，剖析了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机理，提出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耦合发展实质是通过“要素流动➝结构优化➝功能互补”过程，重构新型城乡关系，助推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等综合目标的实现，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按照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的内涵要义，基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多元需求结构、优化人居环境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综合性转型路径将是未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向。
通过构建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相比之下，旅游城镇化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和美乡村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说至关重要，关于和美乡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建立更加科学、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另外，考虑到武陵山区相关县域数据的统计缺失，本文选取的研究尺度是市域层面，未来可进一步展开田野调查，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的方式获取精细尺度的县域或村域层面的数据，从城乡融合视角比较和美乡村建设与旅游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收敛性特征，深入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空间差异及其驱动因素，为地方政府探索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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